就算张薇之流被开除/被取消学历，取代这些鸟人的依然不是我，我也希望这些人栽。我希望这些人栽是因为这些人德不配位，而不是我一定要取而代之。对于思想肮脏的人而言，爬得越高所造成的破坏就越大。

高薪、监管严格、公开透明缺一不可。

“瓷器村饭店”的故事是流传于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虚构故事，其虽说的是饭店的事，但其实是在影射中国大陆医疗界自毛泽东时代至今的发展史。这一虚构故事作者不详，发表时间不晚于2013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原文看看。

在这篇文章中，将中国大陆看病贵、看病难、医疗腐败归咎于医疗产业化、政府投入不足、医护人员正常的工资过低。我承认，基础医疗不能产业化、医疗不能以赚钱为中心、医疗必须福利化、政府必须在基础医疗上做足够的投入、政府给公立医院断粮指望公立医院创收绝对行不通、医护人员的正常工资必须要付出和收获对等。

不过现在的中国大陆要是真有一个政治领袖让中国大陆明天就全民免费医疗并给公立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加薪，就真的一定能让医疗廉洁吗，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基层医护人员真的就能享受到实惠吗？“瓷器村饭店”的故事是将中国大陆医疗福利化、廉洁化的希望寄托在了对医护人员高薪养廉，但仅有高薪但建立不起来完善的反腐败制度和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高薪真的能养出廉吗，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高薪有没有可能养出更黑、更狠、更不讲究的腐败分子？

在中国大陆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并给医护人员加薪后，若不能控制住医疗腐败，有没有可能出现医护人员拿着高薪且在没有创收压力的情况下依然腐败？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全民免费医疗将不可持续，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一些基层医护人员也享受不到什么真正的实惠。

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医院领导将政府拨款贪了，让政府不堪重负，或者让公立医院在事实上成为空壳，或者让医护人员名义上正常的工资不低但存在严重的欠薪（现实生活中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大陆部分事业单位存在这种情况），进而让全民免费医疗不可持续。

又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医护人员要向患者收高额的红包才能给患者好好看病，而且收的红包和当下收费医疗制下的高额医药费差不多高（算相对价格）。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政府对医疗投入很高，但老百姓的负担依然降不下来，老百姓也不会因此对政府也不会又什么好感。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人又要呼唤收费医疗了？收费医疗起码医药费还进了医院大账，国家对医疗的经费投入还能少些。

又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药物、医药器械采购存在严重的腐败，使得存在采购价格虚高，或存在因腐败而采购劣药、假药、不能保证安全性的新药、伪劣医疗器械等采购乱象，这是对患者的严重不负责任。

假如全民免费医疗，但医疗界人士还是一天想着怎么腐败，还能做好本职工作吗？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腐败上了，还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吗？

清朝入关后，清朝皇帝看到明末官员底薪而腐败，心想：“明朝官员工资太低，能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腐败吗？我可得给官员开高薪，看官员还腐部不腐败？”，遂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使得清朝官民差距极大（即使官员不腐败也是如此），老百姓争先恐后的要当官。如此高薪养廉不仅没养出廉，反倒在清朝中后期养出了比明朝贪官更黑、更狠的贪官。

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任总理期间看到中国大陆腐败抬头，即实行所谓“高薪养廉”政策，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加薪，令中国大陆政、事、企职工待遇差拉得极大（之前政、事、企职工待遇差并不是很大）。朱镕基高薪养廉同样没有养出廉，而是养出了更黑、更狠的腐败分子。老百姓不感谢朱镕基，历史对朱镕基的争议极大。朱镕基本人也仅仅任了一届总理便灰溜溜的卸任，而没有连任（一定程度上是被腐败分子赶下了台）。

苏联就是高福利国家，苏联存续期间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福利分房、单位实行终身雇佣制，后来西方的高福利社会很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学习苏联好榜样”。但苏联存续期间从始至终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其高福利也没有养出廉。因其腐败严重，到后期老百姓对苏联也没有什么认同感，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很大一定程度上是败在了腐败手里。

举个近点的例子，2020年初至2023年初中国大陆曾上下一心、举国体制抗击新冠，那时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和新冠患者治疗完全由政府出钱，不用老百姓出钱。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新冠感染者的症状普遍较重，即使不死往往也如过鬼门关，因而治疗成本普遍偏高，高者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这一政策大大降低了新冠感染者的经济负担，中国大陆的抗疫形势曾一度在全球风景这边独好，避免了黑死病式的疫情，避免了明末式的恐怖瘟疫。但在此过程中却存在严重的腐败，尤其是核酸检测腐败和方舱医院腐败，这使得中国大陆的新冠三年抗疫虎头蛇尾，灰溜溜的收场。

在医药反腐中应做到反腐到位并真正促成医疗廉洁，避免出现边反边腐、越反越腐、打倒了旧腐败分子再上来一批新腐败分子、反腐的比被反的还腐。反腐应采用制度反腐并加强舆论监督，同时建立起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避免“没机会腐败的时候就骂腐败，有机会腐败的时候就腐败”，做到让人不想腐、没机会腐、不敢腐、腐败后瞒不住。反腐必须依赖制度反腐，而不能寄希望于政治高压反腐、通过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反腐，通过政治高压维持的好秩序是很容易走向破产的，将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时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时的医疗廉洁并非来自高薪养廉，而是那时对腐败管得很严、处理得很重，不过毛泽东反腐却是在依赖政治高压反腐，这使得反腐的成果很容易得而复失。新加坡所谓“高薪养廉”其实并不是什么高薪养廉，而是先实现了廉洁而后再给官员加薪，给官员加薪的目的在于吸引人才，因为新加坡企业高管待遇很高，若官员工资太低就会导致高端人才流失到企业，使得政府内充斥低水平官员。

综上所述，医疗福利化必须建立的医疗廉洁的前提下，医疗必须走廉洁的福利化路线。在存在严重的腐败的前提下进行医疗福利化乃至全民免费医疗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长远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在腐败背景下的全民免费医疗中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对于当下的医疗反腐“倒查20年”，只要能够真正反腐败并促进医疗廉洁，我举双手赞成。

假如中国大陆的教育腐败一直无解而且愈演愈烈，只会比工农兵大学更糟糕。

众所周知，四川大学作为985大学，考上这所大学的门槛是蛮高的。但在如此严格筛选之下，却让一批类似张薇之类的败类考进了四川大学，却将很多爱国者拒之门外，实乃笑话。如果四川大学学风不正的问题一直无解，那么四川大学的学历早晚会变成负价值，白送很多人也不会要。

建议四川大学改为够年龄就上，至少能保证生源质量鱼龙混杂，能够将更多的爱国者吸引过来，能够保证其学历大于等于零价值。而像现在这样腐败招生、造假招生、内卷招生，四川大学的学历是奔着负价值去了。如何将郑维罗招进梨花女子大学，并且让全世界人民都服气？答：将梨花女子大学改为够年龄就上。

并且应该取消修业年限限制，只要学生足够品格高尚、向往知识，多久学会都可以，修业年限绝不应该成为获取知识的绊脚石。有人说：“如此培养学生，成本太高”。我想回答道：“再高也比腐败低，再高也比人类文明毁灭低“。某个爱国者用20年时间读完硕士，起码说明这个人还没有崩溃自杀，起码说明人类文明依然存在。假如三战爆发，地球打成核冬天+生化危机，那么人类文明可能用不着20年就已经不存在了。假如没有英雄的反法西斯军民们及时打败了轴心国，人类文明或许早已不存在（1945年时的轴心国曾计划发动无差别、无限制的核战、生化战，仅731部队所储存的生化武器若全部释放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但最终因英雄的反法西斯军民们及时打败了轴心国使得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哪里若是滋生腐败，其所造成的窟窿无论如何也填不上。美国2001年至2021年在阿富汗扶植的亲西方民主政权即出现了严重的腐败，而小小的阿富汗由腐败所造成的窟窿居然连堂堂美利坚联合众国都填不上。假如美国能为腐败的阿富汗亲西方民主政权填上腐败的窟窿，美国还用得着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吗？

由此可见，改为够年龄就上+取消修业年限限制，培养成本再高也不会比腐败更高，也不会比三战更高。

《圣经》道：”要爱你的敌人“，四川大学改为够年龄就上本身对张薇也是一种博爱，如果四川大学能够够年龄就上，张薇完全可以年龄一够就直接到四川大学读硕士，根本不用通过保研造假入学。即使因为此次丑闻曝光而被开除，也完全可以在闭门思过后堂堂正正的来四川大学重读硕士。

四川大学对于其内部的不正之风若是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改为够年龄就上也不是不能考虑。因为四川大学内部的不正之风若是一直无解，四川大学早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中。

假如中华民国不能坚持民主法制精神和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大陆人民又怎会支持中华民国，国际社会又怎会看中华民国？

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实现民主，中国走向民主后将会中美友好。如果美国没有在实质上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而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民主，中国在实现民主后中美关系也不会好，能避免中美开战就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

在民主社会确实不那么容易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滋生腐败，但并不保证能够根除腐败。在实行多党制民主的社会里也不是没有多党轮流腐败的情况（比如1991年至今的乌克兰）。要想真正实现廉洁，不仅要有民主制度，而且还要有完善的反腐败机制和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

而1991年至今的乌克兰即为有民主，但没有完善的反腐败机制和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不少乌克兰老百姓居然认同腐败），这也就使得乌克兰成为了腐败的民主社会。2001年至2021年存续期间的阿富汗民主政权也是腐败的民主，其民生状况十分糟糕，国家极度贫穷，因其极度腐败而导致国际社会的援助力度多大也填不上腐败的窟窿（哪里要是滋生了腐败，由腐败产生的窟窿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手段都填不上）。换言之，假如中国明天实现了民主，但建立不起来完善的反腐败机制和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中国社会依然会十分腐败，民生状况也不会多么好。

民主人士之间互相监督本身就有助于推动民主。假如现在有这么一个团结、强大、大一统的反共组织，能够快速推翻中共，这个组织在推翻中共并建立新政权后也很容易因缺乏制衡而走向专制。 当年的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团结、强大、大一统的革命组织，在其取得政权后即因为缺乏制衡而走向专制。假如当时能够有多个独立的组织、群体共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进步，在取得革命/改革胜利后通过民主选举组织政府，或许就能真正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进步。 在真实的历史中，共产专制时期的波兰即存在多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共同推动波兰走向民主、进步；而在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下台后波兰即实现民主，而不是新的专制政权取代旧的专制政权。

现实兑现就是中国大陆遍地躺平族。因为社会规则出了问题，奋斗和不奋斗结果是一样的，甚至奋斗还不如不奋斗，谁不躺平谁就是傻瓜。

@刺刺 #186904 假如未来博士及以下能够学历教育能够普及化，能够允许自由转学、自由转专业；或者说中国大陆的教育虽未改革，但社会已普遍不承认其所发出的学历。或许那时的很多学生及学生家长就敢于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了，进而促成教育走向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开。因为在那时即使通过和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沆瀣一气得到高学历也换不来太多实际的收益，甚至可能是负收益，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害怕失去而不敢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了。勇于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了不失去什么，和不正之风沆瀣一气换不来太多实际的收益（甚至是负收益）外加背一个跪舔的骂名，你会如何选择？

在中国大陆很多中等职业学校校风相对好，与其入学易（很多是够年龄就可以上）、转学易、转专业易、转班易、毕业易、毕业后学历含金量低就有很大的关系。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不失去什么，和不正之风沆瀣一气换不来太多实际的收益（甚至是负收益）。

还有，虽然贫富差距过小会导致全民懒惰，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换言之，哪里存在过大的贫富差距，哪里必然存在猫腻。

@中國邊緣人 #187058 美国权力寻租的严重程度跟美国实行民主制度关系极大，但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制度，而且还因为美国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反权力寻租制度，以及美国人民普遍对权力寻租的抵制。中国未来即使真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却既不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反权力寻租制度，又不能在民间形成对权力寻租零容忍的共识，那时民主的中国依然会权力寻租盛行。

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即实现了多党制民主民主（尽管是不彻底民主），但却未能在民主化后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反权力寻租制度同时在民间也未能建立起对权力寻租零容忍的共识。在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民间普遍存在“没机会腐败的时候就骂腐败，有机会腐败的时候就腐败”，1991年之后的乌克兰政坛也普遍存在党派在野的时候就骂腐败，执政了就腐败，这个多党制民主的乌克兰就出现了多党轮流腐败。

这篇文章中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为未来民主的中国而准备的。有人可能就要问了，现在的中国还没能实现全国性民主，想那么远干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假如未来中国实现了民主，但依然漏洞百出、依然在很多关键的环节不民主、依然存在严重的权力寻租，老百姓所能享受到的民主的红利也会十分有限，甚至可能会出现专制势力趁机疯狂反扑（比如2021年刚刚被塔利班打败的阿富汗民主政权——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如果你在2002年的中国大陆提醒谁中国大陆的教育界不守规矩，在上面花钱不值；在教育界不正之风盛行的时候做过大的投入，从大的角度上讲是破坏规则，从小的角度上讲风险极大。或许那时的对方还会觉得你是在断人财路，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就业形势，当时在教育上投入过大的中国大陆人还能像当时所想的那样快速回本吗？

如果你在2012年的中国大陆提醒谁千万不要超前消费、盲目投资，不要想超前消费、盲目投资后等需要的时候还能挣来，超前消费、盲目投资后等需要的时候你就极可能挣不来了，或许对方还会认为你杞人忧天。你现在就看看那些因超前消费、盲目投资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吧。

@李太白01 #186916 我在想就算中国明天就实现民主了、明天政治就不腐败了，能不能把教育界影响好？现在教育界中的腐败份子会不会在未来民主的中国挖空心思找漏洞继续权力寻租？

在民主社会虽然不那么容易产生腐败（因为不容易产生权力过于集中），但并不保证能够根除腐败，在多党制民主的国家里也不是没有多党轮流腐败的先例。乌克兰早在1991年独立时就已经实现多党制民主，但并未根除腐败，其多党制民主即出现了多党轮流腐败。乌克兰的老百姓很多在没有机会腐败的时候就骂腐败，有机会腐败就腐败。只要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只要不能建立完善的反腐败制度，只要不能建立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在民主社会依然可能产生腐败。

此外，权力寻租不仅局限于政坛，让任何人权力过于集中都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比如在这些年的美国，虽然政治上较为民主而廉洁，但依然出现了大科技公司及主流媒体（美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是私企，美国的国营媒体市场份额很小）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操控舆论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因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的权力寻租。别忘了，美国虽然名义上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但在传媒行业和互联网行业却存在几大巨头影响力极大，其它企业在该行业内影响力极小，这就在事实上出现了主流媒体和大科技公司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

以往人们反权力过于集中往往着重于政坛（即民主化和反腐败），但在政坛以外依然可能出现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滋生权力寻租，比如学阀人为操控、私营企业垄断、外资企业垄断等。也就是说，即使政治上较为民主而廉洁，其它领域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滋生的权力寻租依然会破坏民主、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中國邊緣人 #186908 假如中共下不了决心改革糟糕的教育体制，就像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人民就有权不承认其所发出的一切学历、一切成绩。在不能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所出来的学历和成绩，很难多么客观公正。假如人民普遍能够不承认在不能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所出来的学历和成绩，对于通过卑劣手段获得学历和成绩的人，除非门子极硬或者非常有钱，能够解决得到学历后的后续出路，要不然即使通过不正常手段得到学历和成绩也换不来太多实际利益。假如你是私企老板，你敢雇佣通过卑劣手段获得高学历的人吗，你不怕这个人会来贪污你的钱吗？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教育界近二十余年来不正之风盛行，这其中的腐败、内卷时时刻刻都在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常常出现学生课业负担极重、家长极度操心、在求学过程中花的钱极多。而且还常常出现有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花了极多的钱、牵扯了极大的精力、学出了一身慢性病、导致和许多小伙伴不来往），却付出和收获严重的不对等；还有些人却能通过不正常手段走捷径获得不应获得的东西，比如：家长用非正常手段赚来的钱供孩子学习、找门子入学、特招造假等。教育工作者们中的很多人在此过程中往往做事十分不负责任、唯成绩论，或者假借不正之风疯狂谋私利。在此背景下，很多家长居然还拼命挤兑孩子，趋之若鹜的去报大量的补课班、给老师行贿。

以前的人们往往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上面不管、上面人为操控。但2021年7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后，国家为了降低学生课业负担及家长经济负担，下决心关闭了一大批补课班、让一大批相关培训机构倒闭、让一大批相关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失业，并严厉打击违规补课。在此之后，有些地方甚至还规定学生参与违规补课活动即属于不诚信考生。还有监管部门要求视频网站通过下架学前、小学、初中、高中课程，以避免有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超负荷学习、家长通过这种方式“鸡娃”，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即“恶意自学”）。可就算这样，依然有老师顶风违规补课，依然有家长顶风疯狂“鸡娃”。

以往的相关文献往往着重于谴责教育主管部门、教师中的坏分子缺德，很多家长功利，而不去研究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就像以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出了暴君后的革命，人们只是去谴责暴君残暴，或者是宣称等我当了皇帝，我一定不会如此残暴，而不是反思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弊端。开明专制至多只能维持百十来年，而运行健康的民主却能够轻松维持更长的时间。上面这点直到近现代民主革命才被人们广泛认同。对于中国大陆的教育而言，假如人们不去反思其中深层的制度、理念弊端，而只是寄希望于通过“严管”（比如让一批老师下岗、让一批教育界的职务犯罪分子被判刑，这个过程其实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了）去扭转中国教育的不正之风，我想最好的结局也不过就是有一个短暂的相对好的时期（短则几年，长则至多百十来年），而后这些不正之风又会死灰复燃。

现有的学术能力、人才选拔机制过度重视学历及成绩：

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看一个人的学术能力怎么样，往往不着重于其真实的能力、境界怎么样，而是着重于其学历之有无、学历之高低、成绩之有无、成绩之好坏、证书之有无。在中国清末引入现代学历教育之前，中国社会对一个人学术能力的评估主要来自社会的认同，即“社会认为你行你就行，皇帝说行也不行；社会认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说行也不行”（下文中亦称“社会认同制”）。孔子的“万世之师”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不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认可的结果吗。孙中山的“博士”头衔还是自封的呢，可广大人民群众都认为孙中山有博士的水平。孙中山的“博士”是什么博士，——革命博士，可是哪个学历教育机构的博士专业会设有“革命博士”这个专业？当年的宋朝皇帝还说秦桧是好官呢，可这并不影响历史为秦桧出来奸臣的结论。

到了清末，中国因为长期极度的愚腐，导致出现政治上不开明、经济上普遍贫困且贫富差距极大、科技上落后、教育上迂腐。而同时代的西方相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上更加开明、经济上更加发达、科技上更加先进、教育上水平更高，因而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好榜样”的过程。当时的西方已经实行并普及现代学历教育，中国因而在清末“学习西方好榜样”的过程中开始出现现代学历教育。但中国早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国引入现代学历教育的初期，即有学者指出以前中国学术能力评估是“社会认为你行你就行，皇帝说行也不行；社会认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说行也不行”，而到了现代学历教育的时代就弄成了“管发学历的人说你行你就行”，假如某一天管发学历的人坏了，则必然会产生一大批有学历没能力甚至有学历无德的坏分子。而这些年的中国大陆，在学术能力评估方面社会普遍只认学历、只认成绩，这就出现了学历教育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过大，因而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极端主义。哪里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哪里就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极端主义。

在社会认同制下，假如你想用70多亿美元收买全地球的人去为你出昧良心的结论，平均每人只能得到1美元，请问是多么贫困、多么不值钱的人会为了1美元而去为你出昧良心的结论？假如就一个人说了算，或者就一个小圈子说了算，把这70多亿美元给这个人或者这个小圈子，就极可能让对方出什么结论都行。在现实生活中，2000年代的希腊政客曾通过在经济实力不行的情况下实行高福利制度收买全希腊人的选票，结果以自2009年开始并持续数年的主权信用危机告终。收买全希腊的人尚且如此困难，何况要收买全世界的人。

轴心国曾妄图通过武力胁迫全世界的人违心的说法西斯万岁，结果是以希特勒吞枪自尽、墨索里尼被公审枪决、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轴心国彻底失败告终。

中国的清末及民国大陆时期也存在学历教育，为什么那时中国的学历教育没有出现象后来那样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卷、极端主义？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一来那时中国学历教育的主导者很多还是当时的进步人士，这些人本身非常有境界，他们在心里对不正之风十分嗤之以鼻，这些人在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愿。二来中国当时刚刚开始实行现代学历教育，一个制度在诞生初期的时候很多是相对公平的（但往往也漏洞百出），那时的中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对现代学历教育仍然充满怀疑，仍有很多以前“社会认同制”的遗留，假如现代学历教育在引入中国之初就像后来那样不正之风盛行，那么早在一开始就会胎死腹中。三来民国大陆时期的北洋政府、国民党、军阀都想对外营造言论自由的形象（至少表面上做做样子），主观上没有意愿操控学历教育，客观上在当时这些政治势力即使通过权力、金钱去操控学历教育也换不来太多实际的收益（当时的社会不像后来那样唯学历论、唯成绩论，其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为子女解决工作或者让子女在家当少爷、大小姐，根本不用通过从操控学历教育这种多次一举的做法）。

而在这些年的中国大陆，在升学时如果你拿不出上一级学历，有可能连升学的资格都没有（普通高考要求提供高中毕业证）；在求职时，如果你的学历不够硬，无论工作能力多强在很多单位你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这就很容易导致有人为了获得学历、获得成绩而不择手段（特别是在不正之风盛行之时）。

现有的学历教育太过一环扣一环，学习时太过看重基础 这些年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学历教育机构内部，人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往往总是有人拿基础说事。诚然，在天赋、努力相当的前提下，基础好确实更有优势。但基础的好坏以何种标准评定，由谁来评定？

假如评定标准片面、奇葩、落伍，那么其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多么客观公正的。作为中国人的笔者就没有汉语八级证书，难道能就此说明笔者汉语不过关吗？即使笔者在汉语八级考试中没有考过哪个老外，甚至在汉语八级考试中考了不及格，难道就能说明笔者汉语水平不如那位老外吗？很简单，不能，因为汉语的博大精深远远超过汉语八级考试的范围，汉语八级考试的范围只是汉语中极小的一部分，仅凭一个人在汉语八级考试中的表现并不能完全说明其汉语水平高低。相反，在广泛的实际应用中、在众人的见证下所表现出的汉语水平，才能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一个人真正的汉语水平。假如一个汉语水平过关的中国人，但汉语八级考试考什么不擅长什么，擅长的东西全不考，怎么算？假如一个汉语水平不过关的外国人为了通过汉语八级考试，专门汉语八级考试考什么学什么，其在汉语八级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对汉语八级考试以外的汉语知识近乎一窍不通，怎么算？当然，对于中国人的汉语水品而言，只要社会认同其汉语水平过关即可，无需通过汉语八级考试证明其汉语水平。

假如这一评定过程就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就一个小圈子说了算，且负责评定的人存在为一己私利及某个特定小集团的利益、崇尚极端主义、媚上、不负责任、受到政治高压、受到武力胁迫等原因人为操控评定的过程，将不合格变为合格，或者将合格变为不合格，其得出的结论会多么有说服力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阅读理解题只需沾边就给分，接近标准答案最少能拿到一半分，可这些年是背不下来标准答案即使理解得对也拿不到太高的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大学生只要大段的逃课就开除，可是发生在2015年至2017年间的湖南工学院学生会主席李宁百万诈骗案的中的犯罪分子李宁大段逃课从事诈骗活动居然不仅未被开除，居然还担任该校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直至2017年2月才被公安局抓获。以前的中国大陆的高考作文只要政治上正确、语言优美、没有太多太明显的语法错误及用词不当及错别字、主题及篇幅符合要求即可拿到高分，而这些年是写不出命题人所要求的奇葩作文就拿不到高分，其原因在于命题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推销自己的补课班及参考书，比如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书上》即存在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假如对“基础”的评定给不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案，那么谈论一个人“基础”的好坏没有意义。

即使能够对“基础”的评定给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案。假如一个人作风正派、天赋不错，但因特定的历史原因耽误了（包括但不限于：战乱、不正之风、家长不重视、贫困、选错专业、选错学校、老师水平低、老师缺乏教学方法）导致“基础”不好，难道就应该让这个人“一步耽误，步步耽误”吗？假如一个人“基础”极好、天赋极好，但其现在或者曾经做得事龌龊的可怕，难道就能够因为这个人“基础”好、天赋好就让这个人一路绿灯吗？

而在这些年的中国大陆，这一矛盾显然处理得不好。比如你在小学、初中耽误了，那么到了高中就会有障碍（无论普高还是职高）。这就难免出现有老师借机权力寻租——只要你想基础好就要给我行贿，你要是不给我行贿就不好好教你、挤兑你，让你基础不好，甚至“一步耽误，步步耽误”。难免出现有学生利用这一社会氛围去给同学使坏，让竞争对手基础不好，进而显出自己。

在中国大陆的20世纪50年代至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为解决这一矛盾，也曾使用“家庭成分论”这种方式解决这一矛盾。按照那时的有关规定，只要本人及家人曾参与反动活动（包括：汉奸、黑心商人、贪腐、邪教、极端宗教主义等），无论本人基础多么好、天赋多么好、多么处事练达，很多学校不允许报考、很多工作岗位不允许从事。因为本人有着这样的历史、有着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往往很难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很难有对国家的忠诚，在民间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但这一制度的弊端也非常严重，其将很多和反动链条关系不大的人也殃及了，还出现了很多漏网之鱼，到后期还成为了人整人的工具——只要谁想把谁整倒，就把谁弄到“黑五类”那波里。因而在文革结束后被废除。

假如未来的教育能够不像现在这样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生基础的好坏上，这样即使因为某些特定的历史原因耽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找上来。老师及教育主管部门人员也更难借机权力寻租或推行极端主义。

强化社会认同、弱化学历及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或是出路：

看到这里，可能就要有读者会问了，既然您前面将学历教育描绘得一团乌黑，那么是不是应该废除学历教育？笔者不赞同这种激进得做法，废除学历教育后不保证能够顺利建立起新的公平、工作、公开的教学、考评体系，很可能会重演民国军阀政治、动乱或文革极度疯狂的悲剧。

科举时代选拔官员是谁分数够谁行，到了清末科举走向了迂腐，起不到科举应有的作用，改革派改革科举的尝试又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科举最终于1905年废除。但中国在废除科举后却未能成功建立新的公平、工作、公开的官员选拔机制，以前科举相对健康时期的优势也未能延续。官员选拔就成为了谁能玩权谁上、谁有枪谁上，这也成为了后来民国动乱、军阀政治的诱因之一。

文革前夕的中国大陆，也普遍存在老师师德不好（比如冷漠、给学生施加过大的压力、煽动内卷等）、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懂别人不懂得优势瞧不起人、算计人。因而便有不少极左尝试以轰轰烈烈且疯狂的政治运动扭转这股不正之风。但却以政治上极度疯狂、专制，经济上走向崩盘告终。

我认为，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不过度强调基础或许是中国教育未来得发展方向。

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可以取消一切划片、一切入学考试、一切对国人的户籍限制、一切学历要求，改为对国人够年龄就有份，无论其文化基础如何、学历如何，同时允许自由转学。当然，这时的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之间也不应有过大的差距。公立大学中的多半学校、多半专业（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对国人可以改为够年龄就有份，无论其文化基础如何、学历如何。公立大学中的多半学校、多半专业（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对国人可以取消修业年限，只要一个人天赋可以、思想端正、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只要能学会知识并学以致用造福人类，无论多久都应该有足够的包容，修业年限绝不能成为剥夺爱国者受教育权利的理由。

普及教育，学不会怎么办？只要能够实现教育全过程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开，就算上大学的人99.999999999%都光荣肄业，也比教育腐败横行要好。

对于私立学校，为尊重其学术自由，应允许其自行制定入学门槛。对于来华外国留学生，应该严格把关、总量适度，避免出现放“洋垃圾”进入中国以及留学生总量过大、国家对留学生投入过多因而挤占中国本土学生的教育资源。

此外，社会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估应该更多的着重于德、能、勤、绩综合考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多的着重于学历。学历的有无、高低仅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一个方面、一段经历，而不是一个人德、能、勤、绩的全部。在未来普及教育、综合考评的年代，只要德、能、勤、绩足够，无论能否拿到学历、无论学历高低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且那时取得学历的过程也不会像现在困难、扭曲。那时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敢于和教育界的不正之风叫板，教育也会比现在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也会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发展的红利。假如政府、学校不能够下决心整顿不正之风，一心朴实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有权不承认其所给出的一切学历、一切成绩。

在未来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架到港的由C929执飞的国内航班，在到港后下来半飞机博士，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均已成为普及教育，只要够年龄，没有想读博而读不上，只有想不想读博。

常见问题

有人认为应该让名校学历值钱，而不是像笔者所言普及教育让名校学历不值钱，请问笔者怎么看？

正如前文中所述，要想让名校学历值钱，让社会认同，必须建立在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假如不是建立在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则必然滋生权力寻租、极端主义，因而必然会产生一大批高分低能、或者有才无德的人。且让名校学历值钱的过程中很难建立起一套绝对公平、公正的考评标准，也很难甄别“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耽误”和“走捷径往上爬”这两种情况。笔者也曾想过通过让一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成绩的人的学历、成绩作废，以及通过诸如重考、特招、保送、补发学历、补发成绩之类的方式维护教育公平，但这种方式因很多问题难以甄别而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是否应当将所有给老师送礼定性为行贿、是否应当将所有上过补课班的学生定性为不诚信考生），同样很容易出现“让老实人吃亏，以及让小人有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

假如真如笔者所言，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成为了普及教育，大学生岂不是会面临极度的就业难？

现在大学生就已经面临极度的就业难了，还用得着担心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后会就业难吗？假如未来的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实现了普及，还会有助于促进教育自由、公平、公正、公开，有助于提高人才质量。现在的精英教育本身因让一些关键性人物权力过大而容易滋生权力寻租、极端主义，具体表现在于知识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计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假如让更多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则出现知识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计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问题的概率会大幅降低，因为那时的关键性人物手中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了、人也不那么好骗了。假如一项知识只有一个小圈子掌握，这个小圈子很容易联合起来操控该行业，谋取不正当利益；假如这项知识走向普及，则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难度会大幅提高。

现在的硕士、博士课程要普及难度实在太大，怎么办？

虽然现在的硕士、博士教育实现普及确实会阻力重重，但笔者认为硕士、博士课程中的很多内容存在在不降低深度的前提下表达的更加通俗易懂的可能性。但实现这些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而且不是在小圈子内孤芳自赏能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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