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河马测核酸——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夸张

疫情期间,各种匪夷所思事情的已经成了墙内的日常,直到我看到了今天的视频:给河马测核酸,一周两次!

这个视频是由一个著名的华媒观察家棵小曼(Manya Koetse)发在她的推特上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不论任何立场,看到这种事情,脑中只会蹦出一个字:“why????"

种种荒谬,似曾相识。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也好像陷入了集体智商掉线的疯狂之中。让我们回顾一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文献学者宋永毅对于大跃进的研究分析(节选),看看是不是能找得到今天的影子。


“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造假风

作者:宋永毅

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为什么1958年的荒诞剧未遭到党内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学者将原因归咎为1957年的“反右”,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消灭了社会良知。但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国际上,他主动向赫鲁晓夫“叫板”,挑起了关于“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中苏论争;在台海关系上,他发动了“炮击金门”,制造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在中共党内,这一年是党史上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在民间,1958年还有过一个与经济“大跃进”平行的“肃反大跃进”运动,在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幸免于“肃反”。由于内部档案的封锁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关这一另类“大跃进”的论述,在以往的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被长期忽略。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一、为经济“大跃进”开道:“肃反大跃进”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

中共历史上有过多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以下简称“肃反运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曾发生大规模残杀党和红军各级将领、普通士兵和工农大众的“肃反运动”,这些事件后来都被“平反”或认定为严重“扩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后仍然沿用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斗争模式来肃清(其实是制造)“敌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许多地区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需要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在“调查工作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笔”,“要与时间赛跑”,“早上班、晚下班,牺牲工作日,一天当两天”等“肃反大跃进”口号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太原市提出的办法包括: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研究问题,审阅材料,指挥工作,亲自外出调查,甚至搞“肃反”“试验田”。太原市委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不要“复查”。此外,该市还大力评选“肃反先进工作者”,“在当前肃反大跃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肃反干部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进一步推动肃反工作全面大跃进,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进行。” “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

其实,在大跃进年代里,山西和江苏两省并不是最狂热的省份,其它省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据薄一波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1958年秋,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推行了“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地分配指标到处抓“坏人”和“消极份子”,“限期完成,送去劳改”。[10]又如,1958年在云南、广东等地都有过“肃反大跃进”的衍生物,即“司法(政法)大跃进”。丁抒指出:在云南省的“政法大跃进”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4个县共逮捕了2千人,“平均12户人家就有1人被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在1958年内大搜捕了4次;“对于有反对大跃进的言行、又不够逮捕条件的人,……送公安部门办的‘学好队’,全县有183人进了‘学好队’”。而广东省汕头市推行“司法大跃进”的口号是“清除18害”。4月的一个夜里,该市突袭逮捕了数千人,塞满了公安局。一天下半夜,那些未经审判的被关押者被麻绳捆绑,3个人一串,赶上卡车,送到粤北山区的锡矿、硫磺矿做苦工。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 到了1959年1月,律师制度正式取消。此后,民众就生活在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捕,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虽然笔者未能掌握所有省份“肃反大跃进”的准确数据,但读者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当时的确席卷全中国城乡大地,深入到每个角落,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未遭受任何抵制地蔓延开来

实际上,除了“肃反运动”之外,1958年的中国还发动了一系列名目众多的其它政治运动。据一位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回忆,“1958年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月月有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又来新的运动,上课、求学,反而被踢到一边,好像读大学就是专门搞政治运动,兹列举如后:大兴农田水利运动、‘双反’运动、第二次‘反右’运动、勤工助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交心运动、拔白旗运动、吆麻雀运动、大战红五月运动、反坏运动、全民皆兵运动、‘四红’运动、大炼钢运动、大战三秋运动等,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学生公社运动,共计15项之多。”[14]西南师范学院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窥全豹,可以看出,这一连串政治运动加剧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恐惧感,使人们的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得怯懦、卑下、猥琐和沉沦

二、扫除“大跃进”的党内外障碍

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在短短数年内便实现经济上“赶超英美”,从而夺得领导国际共运的话语权,就必须扫除党内外的各方障碍,而采用的方法还是他擅长的政治运动。1958年上半年毛在党、政、军、工会及民主党派等各方面发动的政治运动,就是他为发动经济”大跃进”所做的一系列准备。

首先,毛致力于扫除党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部门内的障碍。他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然而,毛对这些“右倾分子”并不放心,于是在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得到提拔的柯、李、谭三人马上就成了“大跃进”最热衷的吹鼓手和三年大饥荒的制造者。此外,毛还设立了中共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导小组,通过这些党务部门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在经济建设上架空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

与此同时,1958年5至7月,毛泽东通过彭德怀和黄克诚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汲取苏联军内朱可夫事件的教训为名,发动了“反个人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次军内整肃先打击总参谋长粟裕,后斗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不仅把训练总监部的负责人萧克、李达和郭天民打成“反党分子”,还批判了李钟奇、吴伟、赵陵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等十多位将领。从此,毛泽东在军内也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

然后,毛又整肃了总工会系统。1958年5至8月,中共中央安排召开了全国总工会系统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提倡“工会独立性”的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宗派活动”。除了主要领导人赖若愚、 董昕遭到残酷斗争之外,经中央监委批准,陈用文、王榕、李修仁、吴平、邵井蛙、刘永生、刘健农、冯宿海、陶泊等十余名负责人均受处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还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而遭逮捕。

对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复被整肃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他发动了一场所谓民主党派“向党(共产党)交心”运动,又被称为民主党派的“自我改造大跃进”。1958年3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文革”红卫兵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敬爱的毛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今天,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在首都天安门前集会,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认真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改进作风,交出心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贡献出全部知识和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1958年3月16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负责人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共上层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彻底驯服,处处唯毛的马首是瞻。但这还不够,为了让经济上的“大跃进”在各地顺利展开,毛又对省级干部中持不同意见者开展了整肃和清洗。于是,1958年成了中共党内揪出省一级“反党集团”(不是指个人)最多的一年,数量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文革”。这些“反党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甄别和80年代的复查中全部获得平反,足见当年政治运动的错谬。如果浏览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三、依靠酷刑、监禁与谎言炼成的“共产主义试点”

论及“大跃进”时期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人们一定还记得毛泽东写于1958年7月1日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诗观之,似乎当时全国人民真的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而历史真相是,这些浮夸的高产指标决不是出于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民众的意愿,而是自上而下层层逼迫、个个被迫自欺欺人的结果。当然,浮夸的压力首先来自最高层,即毛泽东的野心和幻想。其次是一大批省级干部对上迎合毛的幻想,对下则运用各种血腥手段逼迫各级干部群众提出和“实现”幻想中的高指标。简言之,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其实无人不知浮夸中存在着极大的欺骗,只不过“君”坚持自欺欺人的幻想,“臣”则上行下效地胡言乱语和自我催眠

从上到下的“真话禁忌”之形成,是各省大整“反党集团”、残酷打击讲实话的中下层干部群众的直接结果。以河南省1958年制造“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为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潘被毛泽东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职),全省几个月内有10多万人挨整,“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21]这些疯狂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还导致100多人死亡。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该省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用政治运动保障经济“大跃进”的风潮中,基层的那些“卫星”和“高指标”往往是用拳头打出来的,有时还采用了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等逼人就范的手段。例如,在河北省徐水县这个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毛在1958年8月4日到该县视察时竟然说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之类昏话),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把5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一人在3个月以后就死了。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了4,643个不支持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又如,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省委书记张仲良睁着眼睛说瞎话,死死认定甘肃是“余粮省”,强制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干部群众中谁不同意他的蛮干办法,省委就组织对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批判斗争,甚至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甘肃省在连续3年的饥荒中饿死近百万人。再如,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于是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960余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2,400多农民被送去劳改。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地用拳头打出高产“卫星”等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但他并未阻止。针对公社干部打人、捆人之情,他说:“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惩罚。……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已經打了,改正了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在毛的纵容下,这种靠“抓阶级斗争”来放高产“卫星”的做法自然风行全国。

显然,“大跃进”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持不同意见者的过程。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的各种做法中可以看出,当时,说假话受鼓励,讲真话则立刻遭到严厉打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里,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就这样产生了。可以说,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大跃进”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血雨腥风的另类“大跃进”,即严重加剧了全社会政治恐惧的“肃反大跃进”,一个大量揪出“反党集团”的“政治大跃进”,一个用拳头制造高产“卫星”的“暴力大跃进”。


四、鼓励谎言与无耻的政治制度乃灾难的根源

如果进一步剖析政治运动和层层造假的关系,其实还可以看出,它们是深植于中共制度里的互为因果的痼疾。只要专制体制不变、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政治恐惧和政治投机就必然存在并受到鼓励。在这样的制度里,造假永远可以占便宜;而讲真话、做老实人却只能吃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高潮中,刘少奇也是一个狂热的吹鼓手。当“大饥荒”出现后,他回湖南宁乡县自己的老家调查,耳闻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对“大跃进”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在报告中沉痛反思了“大跃进”的错误,并愤怒谴责了全党讲假话的风气。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活,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毛泽东插话,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占了便宜、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这便是后来在“文革”中被大肆批判的刘少奇的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论。

这一说法1962年时得到了毛的表面赞同。然而,正因为刘在那次大会上对“大跃进”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老实话,使得毛泽东“龙颜不悦”,从此便对刘怀恨在心。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成了全党全国最主要的整肃对象,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不但被斗被关,而且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从反面揭示了中共制度的真实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从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只要鼓励谎言与无耻的体制存在,政治恐惧和谎言假话就不会销声匿迹。


文章节选自宋永毅的“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造假风

( 由 作者 于 5月9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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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评论

万物皆可核酸。

毛主席早就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酸战争,在中国打,在中国的动物园打。

习主席点赞。

測核酸這種事有什麼意義,只能證明在測試的當時當刻,可能測完之後五秒就被感染了。我倒更關心由此衍生出來的那些一次性用品(檢測試劑口罩大白套裝及其包裝等等)對環境的污染。

这次防疫运动确实与文革和大跃进有很多相似性,共同点是政治运动之前,言论环境的封闭和倒退;政治运动之中,自上而下的KPI体制,各级为了最小化责任,层层加码完成行政目标。

这次防疫运动中清零责任类似大跃进中的KPI:中央落实到省,省落实到市,市落实到区,党政负责人作为责任人,完不成清零指标就撤职。压力传导到社会的末梢,就会出现全楼隔离,入户消杀等等惨状。

我不认可“上面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执行的错”这种说法,这种指令式的、压迫式的系统,本身就是制度之恶。这种制度下,官吏为了完成KPI变得残忍、无情、暴戾。民众在极权的压迫下变得怯懦和沉沦。温家宝曾经说过“政治体制不改革,文革还会卷土重来”,现在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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