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像烏克蘭這樣的重大衝突時，記者們總會自問：「我應該待在什麼地方？基輔？莫斯科？慕尼黑？華盛頓？對這次衝突而言，我的答案是這些地方都不對。理解這場戰爭唯一的地方，在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腦袋裡。普丁是自史達林以來最強大、最不受約束的俄羅斯領導人，這場戰爭的時間選擇是他的野心、戰略和不滿的產物。 話雖這樣說，但美國並不能完全擺脫火上澆油的責任。 此話怎講？對於烏克蘭追求脫離他勢力範圍的目標，普丁既視為一個戰略損失，也視為一種個人和國家的恥辱。普丁在週一的講話中的確表示，烏克蘭沒有要求獨立的權利，而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血緣和家庭的紐帶把我們與」烏克蘭人民「聯繫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普丁對烏克蘭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發起的攻擊，給人的感覺像是地緣政治上的名譽殺人(honor killing)。 普丁基本上是在對烏克蘭人（他們中想加入歐洲聯盟的比想加入北約的多）說：「你愛上了錯誤的人。你不能跟北約或歐盟私奔。如果我必須用棍棒打死你的政府，然後把你拖回家的話，我會這樣做的。」
這是一種險惡的、發自內心的東西。儘管如此，這背後有個相關的故事。普丁對烏克蘭的依戀不只是出於神秘的民族主義。 在我看來，有兩根給這場火添柴的巨大木頭。第一根是美國考慮欠周的決定，即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其實是儘管蘇聯已解體——做出的擴大北約的決定。
第二根而且是大的一根，是普丁如何無所顧忌地利用了北約向俄羅斯周邊地區的擴張，將俄羅斯人團結到他的身邊，來掩蓋他在領導力方面的巨大失敗。普丁沒有能夠讓俄羅斯成為一個能真正吸引鄰國而是不讓鄰國恐懼、能激發俄羅斯最有才華的人留在國內而不是排隊申請西方簽證的經濟模式。 我們需要對這兩根木頭進行分析。大多數美國人都沒太注意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北約向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東歐和中歐國家的擴張，這些國家或曾是蘇聯的一部分、或屬於其勢力範圍。不難理解這些國家想加入北約的原因，因為倘若快速取代了蘇聯的俄羅斯對它們發動攻擊的話，成為該聯盟的成員讓美國有義務為它們提供保護。 讓人不可理解的是，為什麼美國會選擇在俄羅斯弱的時候，將北約迅速推進到俄羅斯眼皮底下，美國在整個冷戰時期都夢想著有朝一日俄羅斯發生一場民主革命，出現一名（無論如何斷斷續續地）試圖將其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把其帶入西方陣營的領導人。 當時只有一小群官員和政策專家（包括我本人）問了同一個問題，但我們的聲音被淹沒了。 在柯林頓政府高層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官員竟然是國防部長比爾·佩里。2016年，他在《衛報》的一次會議上回憶那個時刻時說： 「過去幾年裡的大多數問題的責任，都可由普丁採取的行動來承擔。但我不得不說，美國在最初的幾年應該承擔相當大的責任。我們採取的第一個真的把我們引上錯誤方向的行動，是北約開始擴張，把東歐國家，其中一些與俄羅斯接壤，包括進來。 「那時，我們正在與俄羅斯密切合作，他們開始對北約可能是朋友而不是敵人的想法習慣起來……但他們對北約長驅直入到他們國境邊上非常不舒服，他們曾強烈呼籲我們不要那樣做。」 1998年5月2日，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了北約擴張後，我馬上給喬治·凱南打了電話，他是美國成功遏制蘇聯政策的設計師。凱南1926年開始在國務院工作，1952年出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可以說是美國最厲害的俄羅斯問題專家。雖然當時他已經94歲，聲音有點弱，但當我問他對北約擴張的看法時，他頭腦十分敏銳。 我把凱南回答的全文分享在下： 「我認為這是一場新冷戰的開端。我認為俄羅斯將慢慢做出相當不利的反應，這將影響他們的政策。我認為這是個可悲的錯誤。這完全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沒有人在威脅其他人。這種擴張會讓我國的制憲元勛們九泉之下不得安寧。 「我們已簽署了同意保護一大批國家的協議，儘管我們既沒有資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認真的方式這樣做。（北約擴張）只不過是對外交事務沒有真正興趣的參議院的無憂之舉。讓我不安的是，整個參議院對這件事情的辯論如此膚淺無知。尤其讓我不安的是把俄羅斯說成是一個極想攻擊西歐的國家。 「人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在冷戰時期的分歧是與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而現在我們正在背棄的，正是那些發動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蘇維埃政權的人。而且，俄羅斯的民主制度與我們剛剛簽了協議要保護的那些國家的一樣先進，如果不是更先進的話。俄羅斯當然會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後（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我們一直對你們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但這真的不對。」 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 誠然，冷戰後的俄羅斯逐漸演化為自由主義制度，像「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那樣，遠非確定無疑的事情。的確，考慮到俄羅斯缺乏民主實踐，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當時的想法是，這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機會，因為即使是一個不那麼民主的俄羅斯，如果它被納入而不是被排除在新的歐洲安全秩序之外，也許不會有那麼多的興趣或動機去威脅它的鄰國。 當然，這些都不能成為普丁肢解烏克蘭的理由。在普丁2000年到2008年的第一次兩屆總統任期裡，他除了對北約的擴張偶爾抱怨外，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那時油價高漲，普丁在國內的受歡迎程度也很高，因為他當時領導的俄羅斯，在共產主義崩潰後，經過十年的痛苦重組和貧困，個人收入已在大幅增長。 但在整個過去的十年，隨著俄羅斯經濟停滯不前，普丁要麼不得不進行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但這可能會削弱他自上而下的控制，要麼加強他的腐敗裙帶資本主義盜賊統治。他選擇了後者，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俄羅斯問題專家、《葉爾辛：革命生涯》(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一書的作者萊昂·阿倫阿倫解釋道，他目前正在寫一本關於普丁的俄羅斯未來的書。阿倫說，為了掩蓋並轉移人們對他的這一選擇的注意力，普丁轉移了自己受歡迎的基礎，從「俄羅斯新取得的財富的分配者和經濟改革者，變為祖國的捍衛者」。 就在普丁出於國內政治原因，選擇當一名民族主義復仇者和（用阿倫的話說）一名永久的「戰時總統」時，他能夠用來將俄羅斯人民團結在他身後的最具感染力的威脅已等在那裡：「北約擴張這個輕而易舉的藉口。」 而且自那以後，他對這個藉口一直咬住不放，儘管他知道北約並不打算把烏克蘭包括進來。
國家和國家領導人對羞辱的反應通常是這樣兩種中的一種：侵略或反省。在經歷了西方帶來的所謂「百年國辱」之後，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作出的回應大致可用下面的話來描述：「我們要做給你們看。我們要在你們自己的遊戲中打敗你們。」 普丁在蘇聯解體和北約擴張後感覺受到西方羞辱時，他的回應是：「我要做給你們看。我要痛打烏克蘭。」 是的，事情比這複雜得多，但我想說的是：這是普丁的戰爭。對俄羅斯和鄰國來說，他是個壞領導人。但在他的演變過程中，美國和北約並非無辜的旁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