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
近些年來，「政治正確」一詞常常見於國內媒體，但從網上言論看，國內民眾普遍不怎麼把它當回事，很多人甚至公開表示對其厭煩和不屑一顧。從這個小小的切片入手，我們或許正可窺見中國社會的某種特殊心態及其轉變。
一個詞語，各自表述
「政治正確」通常意味着不成文的行為規範，它原本是英文political correct的對譯，但即便在英語中，它的出現也很遲。現代意義上，「政治正確」首次出現於托尼·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 1939-1995）出版於1970年的文集《黑人婦女》，此人是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紀錄片製片人和社會活動家，其雙重身份（少數族裔、女性）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本身也相當「政治正確」。
確定無疑的是，「政治正確」的出現和流行並不是孤立的，它與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民權運動息息相關——從1955年黑人女性羅莎·帕克斯以拒絕讓座抗議種族隔離，到1963年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再到後來的反殖民反越戰、1969年的羅伊訴韋德案墮胎權利之爭。這一系列的事件，一言以蔽之，是原先被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WASP）壓抑的邊緣群體開始發聲，爭取自身權利，進而抗議社會中或隱或顯的歧視。
於是，很多帶有歧視、侮辱和冒犯色彩的稱呼、詞語都逐漸被系統性地清除或改用，如「黑鬼」（negro）必須改用「黑人」（black）或「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在荷里活電影中，黑人等少數族裔的形象也漸漸正面化了——雖然也有像塞繆爾·傑克遜在《王牌特工：特工學院》（2014）里飾演大反派，但那個角色也是個億萬富翁。
最能典型折射出這一變化的，是美國智力障礙專業組織隨着時代變遷，不得不五易其名：1876年成立時它名為「美國弱智與低能兒福利院醫療官員協會」，直言不諱地使用了「弱智與低能兒」（Idiotic and Feebleminded Persons）一語；1906年它更名為「美國低能兒研究協會」；1933年，由於「低能」一詞已隱含侮辱性意味，它再次改名為「美國智力缺陷協會」；久而久之，「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也常被用於歧視謾罵，於是到1987年，它第四次更名，改稱「美國智力障礙協會」。「智障」曾是用以描述智力殘疾的詞中最為中性、溫和的說法，但後來也被廣泛用於辱罵，2006年協會只得再更名為「美國智力與發育性殘疾協會」。
當然，「政治正確」並不只是一堆委婉語，也意味着政治實踐中積極推動平權、支持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但正如《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一書中所說的，為平權而採取的「扶持措施計劃常常無法滿足任何人。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視，而婦女和少數民族則仍然表示沒有給予他們什麼機會」。
最有爭議的，是以配額的方式推動平權，理由是為了賦予邊緣、弱勢的群體更多機會，應加以特別扶持。近期奧斯卡獎頒佈新規，今後要申請最佳影片必須要符合若干條件，如其中要有三成以上的配角演員是邊緣群體：有色人種、女性、LGBT、聾啞殘疾人（包含這四種中的其中兩種）；又或主角就是少數族裔。這難免引發不小的爭議，因為這些要求雖然非常「正確」，卻和影片的藝術性並無直接關係，而且把文藝政治化了。
按中國人的說法，「政治正確」可以說「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踐中，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不可預料的複雜問題。一如今年美國弗羅伊德事件引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這無疑是在支持黑人反抗生活中遭受的不公與歧視，但也有一些黑人站出來說，黑人確實也需要直面自身的問題，而不能都歸結為外部因素，不能因為是黑人，就把所有批評都看作是政治不正確的——這些人之所以能這麼說，也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黑人，換言之，在「政治正確」的紅線下，同樣一番話，白人不敢說，黑人卻可以說。
這裏的問題在於，一句話究竟是實事求是的批評，還是隱含着歧視，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人看來，也許感受和結果迥然不同。更進一步說，那涉及的恐怕也不是話語背後的禁忌乃至「虛偽」，而在於這是否屬於對方應受尊重的權利。由於現實中不同社會在政治構造和文化上的差異，人們所處的位置和切身感受也大異其趣，這就難免造成對「政治正確」迥然不同的各種理解。
透過「政治正確」的稜鏡看中國
像很多理念一樣，「政治正確」的說法一旦進入到中國社會的語境，語義很自然就出現了變化。雖然也有人按「美國式」理念去理解它，但中國社會畢竟沒有經歷過美國那樣廣泛的民權運動，因而很難切身體會其原本的敏感性。
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作家何偉就發現，美國的那種「政治正確」在中國根本行不通。在招聘會上，「沒有禁忌語，沒有間接迂迴，沒有人說『成為團體的一部分』、『成長的機會』、期待每個人『動力十足，極富創造性』之類的話。人們怎麼想，就怎麼說出來。人們進行的評價極盡直白，根據興致或偏見行事，十分隨意」。在中國，雖然任何公司聘用人才時的地域歧視都是違法的，但卻時有發生，連美團都曾公然說過招人時不要黃泛區和東北出身者；而在美國，別說是地域、族裔、性別，就是年齡歧視，也足以被告上法庭——在國內，很多用人單位在公開招聘時說的一句話是，「35歲以上不考慮」。
不難看出，這樣的社會環境包含着兩個相反的面向：它既推崇本真、直抒胸臆，卻又可能缺乏對他人權利的尊重。一些人完全意識不到自己言行所可能隱含的歧視意味，甚至意識到了也不當回事，比如有的男性公然談論女性時，即便令後者不快也拒絕道歉，還自認是個性的體現，乃至自我辯解「男人就是這樣」。這從一個側面也能看出來：中國社會當下的委婉語不發達，最流行的反倒是那些重口味的粗鄙詞彙，諸如「屌絲」、「然並卵」，它們的傳播力正來自於這種極具殺傷力的直白表述。
也早有在華外籍人士震驚地發現，中國的網絡上，連一些社會精英在公開場合都會毫無顧忌地用侮辱性的「阿三」來稱呼印度人，而在美國，這不說讓他們聲名掃地，至少也足以讓他們惹上麻煩。
在歐美，「政治正確」更像是「基於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文明人基本修養」，意味着不成文的社會共識，規定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直接關係到利益群體的權利訴求；但在中國，人們所理解的「政治正確」實際上是另一種意思，相當於是某種「正統觀念的外部約束」，因為行為規範是由國家權力決定的，這與其說是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倒不如說是不能觸碰官方的政治紅線。王學泰在《發現另一個中國》中所指的就是這一含義，所以他才強調，在中國以往那種「百分百的政治正確」氛圍下，「人們只能說官話、套話、假話、空話」。
這樣一來，在中國人心目中，捍衛「政治正確」仿佛就成了衛道士，乃至是假道學，這些人以正統的理念自命，對其他不合己意者一概不容。確實，在歐美也有人抱有類似觀點，他們抱怨「政治正確」鼓勵了虛偽，讓人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小心不去踩「政治正確」的紅線，如小說家理查德·杜靈（Richard Dooling）就曾譏諷：「政治正確的中心弔詭在於，它要求所有事物都多元化，但就是不包括思想多元。」
在一個自治能力較弱的社會，如果最終由權力來決定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那麼政治禁忌往往就會變成權力博弈的工具。評論家翁貝托·艾柯就指出，在意大利政壇的保守派陣營中，有些人甚至將「政治正確」視為讓持異議者閉嘴的工具，有意敗壞其名聲，幾乎讓「政治正確」變成了罵人話。但在中國，這種反應卻尤為強烈，很多人對「政治正確」抱有雙重的反感：既不喜歡受約束，也不喜歡那些以政治正確自我標榜的人，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偏見，而把別人的規勸或捍衛權利一律看作是道德說教。
當中國傳統的道德秩序逐漸瓦解，人們從禮法中掙脫出來時，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無法無天」的自由，此時社會的自我規範尚未建立，如果有人抗議他任意而為，得到的很可能是憤怒的反應：「難道不能說真話了嗎？」——難道我不能表達，我就是討厭女人/黑人/同性戀嗎？在這個意義上，歐美的那種「政治正確」其實是一套具有約束力的社會共識，但中國人卻從來不是公共人，公共、私隱的分界也還沒有充分確立，加之權利意識的淡漠，很多人當然更願意率性而為，「老子想怎樣就怎樣，你別用任何道德上的東西來約束我」。
人們只有在長期的交往互動中，逐漸意識到自己的「自由」以他人的權利為邊界，那種反歧視性的「政治正確」才能被更多人所接受。儘管每個社會都難免會面臨自己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確」本身旨在對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公加以「矯正」，因而關鍵之處在於如何找到一種更有效的方式，而不是因為「政治正確」本身引發的問題，就覺得它不必要去做、也不應加以批判地反思。最終，這取決於我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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