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一种诡辩话术叫whataboutism,又叫“都一样学”或者“比烂学”。你说中国身上有虱子,他就说美国身上也有虱子,既然大家都一样烂,没有完美的制度,那还比较啥呢?whataboutism能迷惑相当一部分人。比烂学的核心就是故意混淆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偶然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和制度性的问题。
偶然性的问题通常是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普遍,如果出现了就会被政府处理。偶然性的问题在全世界都能找出一些,比如小偷全世界都有,一些人天生就有偷窃癖,盗窃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或者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彻底消失。但是全世界的政府没有一个鼓励偷盗(基本如此),小偷被发现就会被绳之以法。可以说盗窃就是一种偶然发生的问题。
系统性的问题则是大家都清楚这事情不好,政府也确实反对,但是发生的非常普遍和频繁,政府有些制止不力,或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系统性的问题最大的特点是普遍发生,但并不是体系化的发生。例如在美国,种族歧视是系统性的问题,很多美国人基于个人生活经验,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但是大家都知道种族歧视不对,没有人敢公开地表达歧视言论,美国的制度也在努力促进多元化。不过,人内心深处的偏见确实难以短时间根除。
制度性的问题,则是政府包庇、鼓励恶行,甚至政府自己主动去作恶。新疆发生的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就是制度性的问题。建造集中营关押公民,不是偶然发生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普遍发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主导,体系化的行为,很多泄露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集中营通常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其中若发生普遍的虐待和强奸,必然受到政府的包庇和纵容,因此新疆的大规模人权侵犯是制度性的问题。
因此谈中国的问题,通常指制度性的问题。党国的舆论机器特别爱用田忌赛马的招数,说中国制度性的问题,他们就拿别国(主要是美国)系统性的问题和偶然性的问题来比烂;说中国系统性的问题,他们就拿别国偶然性的问题来比烂。
党国的舆论机器经常用美国黑人“我不能呼吸”这句话讽刺美国。事实上,警察暴力在大多数国家都会偶然发生,美国由于民众普遍持枪,警察街头暴力比其它发达国家更频繁,但是所有事件都是警察的个人行为,至多可以说这种行为相对普遍。美国的相关事件可以公开讨论,每次讨论也会促成社会反思和机构改革,因此美国警察暴力最多是系统性的问题。
中国的警察暴力是制度性的问题。中国警察的街头暴力、刑讯逼供、和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普遍存在,并且这种行为被执政党包庇和鼓励。被重庆沙坪坝警察迫害的王靖渝父母就是一例:
不到两分钟的通话中,父亲告诉他,他和王靖渝的母亲每天早上6、7被带到派出所,晚上放回家。从星期三起,每到晚上7点,就会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到他家来;9点左右会再来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他们巡视大约一小时后离开;另外两个警察会留下来陪他们过夜。 男警察和父亲睡一张床,女警察和母亲睡隔壁房间的另一张床,天亮后再把他们押回派出所。
不夸张的说,中国的警察是共产党的家丁。警察做出了暴力行为,会受到有意的庇护,并且相关公共讨论会被禁止。中国警察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安全,也不是保护普遍的公共安全,而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利益。
公安机关的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牢牢把握公安姓党这一根本政治属性,牢牢把握对党忠诚这一永远不变的根和魂,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警方针,着力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刀把子”的作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赵克志
中国警察对公民的暴力行为,不仅受到执政党的包庇和鼓励,并且成体系化的存在,这是由于警察必须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其次才是公民的权利,因此中国的警察暴力是体制性的问题。要解决中国警察暴力问题,最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体制。
党国的舆论机器常使用比烂的招数混淆视听。前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媒体爆出本国驻阿富汗军队杀害当地平民,中国媒体火力全开地谴责澳洲人权状况,这就是中国使用比烂招数的舆论战。在中国,无论是新疆集中营还是警察暴力,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都成体系的存在,因此中国的人权问题完全是制度性的问题。澳大利亚的驻军杀害当地平民,是士兵个人的犯罪行为,属于偶然性的问题。方舟子有一篇文章,更详细的讨论了本文提到的内容,《战狼”其实是疯狗》。
舆论战的本质是信息操纵,其中一个特点是不管对错,只要不停诡辩,声音盖过对方就是胜利。whataboutism这种诡辩话术的核心就是混淆偶然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和制度性的问题,接着把定性问题搞成定量问题,最终得出“没有完美的制度”,“大家都一样”的结论。
最后放一个国内官方五毛的比烂诡辩材料:《南开大学:“我无法呼吸”: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与非洲裔美国人的生存困境》。不妨思考一下这里的诡辩话术,是如何混淆系统性的问题和制度性的问题,去给党国制度性的人权问题洗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