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ty became a laboratory for the emergent disciplinarian society, which Deleuze calls ‘the society of control” （John Pløger, 2008）
突襲式封區帶香港更進一步走到操控時代，如何理解這種新式「空間佈署」與城市管理?
一篇由丹麥城市研究學者 John Pløger寫的文章 《Foucault's Dispositif and the City》，當中闡述法國學者傳柯（Michel Foucault）關於「佈置」（Dispositif）的概念，探討空間、權力、知識、規訓之間的關係，以至城市規劃、建築物及空間如何有效地形成規訓社會，這有助我們了解當下透過封區鍊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城市管治術。
作者視「空間佈置」，不止作為一套如惡法般的規訓(disciplinary)，或如CCTV的設備(device)，空間更可作為文本(text)及符號(sign)，透過呈現而去闡釋及理解，那「封區」就不只是一套行政操作，北角警察的突發狂奔，也是營造空間特襲形態的姿態，如何逐步透過疫症之名，改造空間管理的「常態」與人民的關係。
文中有引用18世紀健康城市（pure (healthy) city）作為例子，歐洲城市疫情肆瘧，為了治安理由，規劃師及建築師開始利用空間作為規訓手段，如何利用佈置街燈、人口分類、房屋管制、地域分區等一系列空間操作，再配以知識論述將「非正常」病人合理化空間上的隔離、監控和管理，亦浸透於每個人日常生活之中，達至健康及安全城市，可見當時不單止疫症與城市規劃關係十分密切，規訓社會的管理模式更逐步合理化。
而城市作為佈置空間的場域，會透過一系列找城市空間進行「實驗」，以「完善」有關的空間管治技術，我們亦能從「實驗」過程中，推演出香港將引向一個怎樣的規訓社會，而非只懂評價「防疫措施」的「成效」。
今篇文章帶出空間與管治術之間的密切關係，配以現今社會處境和歷史脈絡，讓我們認知到近日突襲式封區，作為試驗性的空間隔離。利用「科學」精選的指定受限範圍，加上令特首「十分滿意」的檢測數字，嘗試逐步合理化這種封區管理手段，可見中國「小區」管理的初步引入，預視未來將有更多挑戰民權底線的空間管制暴力。
關於佈置的討論和研究，亦可參讀香港本地新作《裝置一切：技術—生命—政治》及相關評論文章「世紀．囫圇海：裝置：從政治神學到經世神學 」，有助思考今天封區的空間技術就是思考香港人的生命及生活如何被逐步塑造及管治，更深入解說到技術如何管治我們的生命政治。
參考讀本： John Pløger, “Foucault's Dispositif and the City,” Planning Theory, 7, 2008
陳錦輝編 (2020)《裝置一切：技術—生命－政治》香港：德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