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笑翻江山 #6

最后回复您：我从没有“鼓吹西方文明至上论”。我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大革命，是针对您之前说“西方基督教不照样“维护君主权威“，强调“凯撒的归凯撒“，服从凯撒。”。我想表示的是，东方西方，都有维护权威和反权威的传统。

您这样（有意或无意地）误解别人，不过再次证明了我说的话，您是在对着自己想象出来的靶子打，这才是我说的“抬杠”。

您想做此贴话题终结者随您吧。我的话都已经说清楚，理解的人自然理解，同意不同意无所谓。我不会再就此贴回复了。

@爱狗却养猫 #5 你啥“西方基督教”文化，催生了君主立宪制（虽然这未必是完全源于基督教本身），对君主实权多加限制；还产生了各种大革命，以基督教中的“平等”为旗号推翻现有君主。“维护君主权威”，不等于无条件保皇。”

只允许你鼓吹西方文明至上论，我说下“宗教裁判所”把异见人士活活烧死，就成了“抬杠”。：)

再来一杠。中华传统中有“武死战，文死谏”。带个棺材去上谏，“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一种相沿已久的政治制度，即言官制度。言官制度，就是监察制度。所谓言官，是指拥有上疏言事和弹劾官员权力的官员，包括监官和谏官，谏官则是负责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谏、促其改正。皇老妈过生日要众官去拜寿，范仲淹上谏，说你个皇老妈过生日是家事，不是国事，众官没义务去拜寿。这是不是在制约皇权？

你就只看见个“叼盘“，盯着个“叼”。：)

来源：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1/11/60039/%e7%82%ba%e4%bd%95%e8%8b%b1%e5%9c%8b%e4%b8%8d%e6%97%a9%e7%b5%a6%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f%bc%9f%e8%8b%b1%e5%9c%8b%e6%aa%94%e6%a1%88%e6%8f%90%e4%be%9b%e7%9a%84%e7%ad%94%e6%a1%88

作者：毛來由

「我們（英國人）五十年前就可以給予香港民主，但若然這樣做，中國會爆發，甚至入侵香港，這是我們的憂慮。」和黃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在一次報章專訪中這樣說。一直以來，親北京的公眾人物和報章評論，甚至一般市民，都質疑英國為何百年來都不給香港民主，要到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前途確定以後，「才大搞民主」。其實，只要稍讀英帝國歷史，就知道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在絕大部份殖民地，都實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以達至獨立（如馬來西亞），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羅陀）。這裏所講的自治（Self-Government），是指除了國防外交，有時還包括內部保安繼續由英國負責外，所有事務都交由當地民選政府全權處理。

可是，為何香港會成唯一的例外呢？近日《明報》和《蘋果日報》均就著英國最新解密的檔案，做專題報導，而筆者在數年前，也因研究所需，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翻閱有關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檔案，結果發現當時的英國高層官員，一致認為若英國讓香港人普選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中國必定強烈不滿，進而使中國決定提早收回香港。在眾多檔案中，以原屬高度機密（Secret）的外交部FCO 40/327檔案中的報告和書信，最能夠反映當時中國堅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在1971年5月3日，準備出任港督的麥理浩，與英國外交部次官K.M. Wilford 對談時，說他知道早在1956或1957年左右，英方已從訪問中國的非官方人士口中，知道中方反對任何令香港走向獨立或自治的政制改革，但麥理浩仍想知道外交部有沒有原文引錄中國官員的說話，以確證中方立場。稍後，外交部內負責研究和遠東事務的部門提交了報告，當中引述在1958年1月30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時，希望Cantlie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

「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周恩來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大家或會問，假若當時英國堅持給香港民主自治，中方會如何回應呢？1960年10月29日，當時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與香港工會代表訪京團聚會時，批評當時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

「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無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廖承志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隨後，廖指出中方從不承認港九新界是英國領土，但因為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對中國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國希望收回的，是發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個如廢墟般的地方。

上述文件，相信可以解釋為何其他英國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選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舊維持總督和殖民高官獨裁（雅稱為「行政主導」），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只是在市政局設有民選議席，而有選舉權的人數，從不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2%。這情況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變。

可是眾所周知，中方不太歡迎這種改變，在1984年，當港府建議引入立法會民選議席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主任許家屯，就公開狠批英方「不按本子辦事」，所謂「本子」，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詳情可參閱許家屯流亡美國後寫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此書在1993年出版，現已絕版，但可在各大圖書館借閱）

為免字數太長趕客，筆者在此草草收筆。本人希望拙文，以及近日有關英國解密檔案的報導，可以引起香港人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和關注，支持香港研究，並要求政府訂立《檔案法》，妥善保護重要史料，否則，以後我們都沒有詳細可信的香港史可讀了。

@笑翻江山 #3

君王不行仁政，虐待百姓，那就是，“伐无道，诛暴秦”，陈胜，吴广上史书。汤武革命，也是伐无道，诛暴君革命，你怎么又视而不见呢。

额，您又误解我观点。我这篇文章不就是在说，早期儒家是赞成汤武革命的，是专门主张无条件维护君主权威的法家不赞成。中国文化中自然向来都有反对暴政的传统啊，这点毫我无异议。正因为如此，统治者才大力构建“法家化的儒家理论”，拼命宣传君主权威啊。如果中国人本来就都是顺民，搞毛啊。

我批判下老美，不为过吧，老美又不是你的、动不得的心肝宝贝。……这些有悠久历史的帝国都有血腥，残暴一面。

您真的有点喜欢抬杠。**我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或任何国家不能批判。**您要批判就批判呗，只是某些批判和此主题无关。您说“悠久历史的帝国都有血腥，残暴一面”“世上没有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我很同意啊。我反对专制，又不等于否定历史，也不等于认为文明应该“纯净”。

钱白书很幼稚，简单，只知黑与白，好与坏，一根筋，把帝国统治者都归纳为坏人。

钱锺书没有在任何地方“幼稚简单地/非黑即白/一根筋”表示，帝国统治者都是坏人。他更没有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长久的帝国历史）需要彻底切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批判，但欣赏和理解也是很多的。事实上，《管锥编》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说，不同的文化中，人性和历史现象的相通，所以他经常引用英文、拉丁文等文献和国外的历史，和中国历史文化相印证。

您要批判钱锺书不是不可以，但请先证明，钱锺书什么时候说过，帝国统治者都是坏人，帝国文化都是糟粕，要铲除传统文化，切割历史，等等。 如果不能证明，您就是在对着自己想象出来的靶子打。

@爱狗却养猫 #2

读历史，不仅要读中华历史，也读外国历史。纵横比较，超越“马列”，才能看出”马列“荒谬。

全球人类经历过漫长的帝国时代，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有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华帝国，欧洲帝国。

美国就算了，新兴的，一帮欧洲帝国杂、殖民者。血腥镇压美洲原住民，把非洲黑人押送过来当牛马…。我批判下老美，不为过吧，老美又不是你的、动不得的心肝宝贝。

这些有悠久历史的帝国都有血腥，残暴一面，征服，消灭，统合无数所谓“蛮族“、蛮族文化，形成了帝国文化。

钱白书谬误在哪？钱白书很幼稚，简单，只知黑与白，好与坏，一根筋，把帝国统治者都归纳为坏人。然而，现今的各国文化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英女王，日天皇…，膜拜君王文化，还鲜活着。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

中华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能同帝国作切割吗？号称要切除，铲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立新风”的是谁？共产党。

这世上没有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承认这一点，有好处，至少不会是粗暴、粗鄙的共产马列偏执狂。

从个体的角度往后退一步，人类的社群，或者说人类的圈子，不一直都是这样的么。 从来都是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从来都是标签化区别，粗暴的对待。 圈子之间相互不理解，相互排斥，甚至相互仇视。 甚至圈子内部个体差异也难免，中国内部有地区歧视，同一个省都有区域歧视，同一个城市都有职业阶层歧视。 哪个国家没有边缘人呢？ 人类啊，就是和猴子走了两条进化路线的动物。只是动物而已。 大多数的个体也只能是选择一个群体，然后在群体规则内生存。

“其次，您难道真的相信，在没有权力制约的环境下，君王会自觉地行仁政善待天下百姓？再次，如果君王不行仁政，虐待百姓，也要无条件维护他的权威吗？”

君王不行仁政，虐待百姓，那就是，“伐无道，诛暴秦”，陈胜，吴广上史书。汤武革命，也是伐无道，诛暴君革命，你怎么又视而不见呢。

马列毛正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伟光正“，号称“伐资本主义无道，诛反动暴政”上的台，得的天下。上台了却又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大兴运动之“无道”。

“伐无道，诛暴秦”传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姐有空来隔壁私信，。

之前分享了《失踪人民共和國》。六四將近，正好再推這本《失憶人民共和國》。

一為“強迫失踪“、一為”強迫失憶“；一為身體之牢獄、一為思想之牢籠。中共國這個大監獄，囚禁良知，囚禁真善美，囚禁天賦的人權和人性中的光明。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中文版 《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廖珮杏(譯)

注：Louisa Lim（林慕蓮）曾任NPR和BBC駐中共國記者，現為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 (senior lecturer)

關於本書書評，中文英文能搜到不少，youtube上有 Louisa Lim 本人作的推介演講。

我很喜歡這位作者，所以再順帶一推她主持的播客：The Little Red Podcast

粘貼4段文章供參考：

1. 記憶的債（節選）|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2.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3.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4.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 立場新聞、蘋果日報 2019年6月4日

（注：以下為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兩處文字綜合，最後一個小標題“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是我改寫的，原為“失憶共和國國境之外 看見一絲希望”）

每年6月將至，友儕間會突然傳閱梁文道2009年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說的是記憶六四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十年過去了重讀這篇文章，更覺這是香港人僅餘的奢侈。只有在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才有條件講守護記憶。無人知道另一個十年之後，這個條件是否依然成立。

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Louisa 點頭說：「1989 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但這卻是改變中國走向的一個分水嶺。1980 年代是近代中國風氣最自由、最浪漫的時代。「天安門屠城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經濟自由化是繼續，但一切政治體系自由化已不必談。」硬要說的話，今天的中國經濟崛起，政治意識形態卻愈來愈趨向保守，一切都該由六四說起。

談論 1989 年的書近來屈指可數，Louisa 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的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三十年了，還有什麼未被言說的？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著呢？」Louisa 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 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 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什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什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 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跡，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 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三十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

然而記憶的力量未曾消減。Louisa有一年參加完維園的六四集會，買了天安門母親T恤，拍下燭光照片，到訪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家。一邊把t-shirt握在手上，一邊看著Louisa拍的照片，張先玲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同一晚同一地點點起燭光。「她本應是事情的主角，每年都拍片給支聯會播，但她的通訊被嚴重審查，從不知道維園的實況是什麼。她睜大眼睛卻說不出話來。她的確非常感動，因為多年來天安門母親以為她們是勢弧力弱地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看見燭光，她才知道原來香港有這麼多人拒絕遺忘。」

訪問前不久Louisa 從美國多間大學演講回港。有好幾場講座上王丹也是講者之一。「講座完結後很多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捉著王丹問問題，最後王丹跟他們吃飯繼續談下去。」Louisa 的書推出英文版後，她收到一些中國海外留學生的電郵，其中有位男生說他自己動手把整本書翻譯成中文，為的是讓更多朋友讀到。

失憶共和國的洗腦機器的確很強大，看來運作得超級順暢。「但不要小看這些年輕人帶來的轉變。」Louisa 說。

(完)

不忘記，不恐懼，不冷淡，不墮落，不放棄

@福山 #3 非常认同。又儒又法，又法又儒，儒法一体。王安石，张居正…，一大批政官，都是看情况办事，要法有法，要儒有儒，啥有用就用啥，那会去定义自己是法家还是儒家。：)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 博客來OKAPI 2019.6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結上網，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的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

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還是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出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中，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三十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秘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完)

The Debt of Memory / 記憶的債

（節選自《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後記，英、中對照）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

The ‘forgetting’ that has engulfed China is not just enforced from above; the people themselves have colluded in this amnesia and embraced it. Forgetting is a survival mechanism, almost second nature. China's people have learned to avert their eyes and minds from anything unpleasant, allowing their brains to be imprinted with false memories - or allowing the real memories to be erased -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Parents shield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past for it contains knowledge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ir bright futures. There is no benefit to remembering, so why bothe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stantly alludes to the nation's 5,000 years of history while omitting its more recent acts of shame. In a country that has done more to alleviate pover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does it really matter? The answer is that it does. It matters becau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is new world power is based on lies. When those lies are taught in schools, passed unchalleng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nd truth-telling is punished, a moral vacuum gapes ever larger, the debt grows greater, and the cost paid is the dearest of all: a loss of humanity.

......

**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父母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過去，因為那些知識可能會讓他們葬送光明的未來。既然記得這些事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惹這些麻煩呢？

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宣揚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卻對當代的醜事閉口不談。在一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成功地脫貧致富的國家，這個行為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新世界大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謊言之上。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

(完)

余英时 :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儒法就像阴和阳、0和1一样，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 紐約時報 2019年6月4日

(圖：AGNES LEE)

大約兩年前，我在澳洲一所大學做關於天安門廣場歷史遺產的演講，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在問答環節中舉手。「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回顧這段歷史？」她問道。「你為什麼覺得它對現當代的中國，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有幫助？你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所說的和諧社會嗎？」

她沒有質疑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實。她質疑的是知識本身的價值。自從我寫了一篇關於北京成功將1989年殺戮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文章以來，我經常聽到中國學生辯解說，政府的行為是必要的。但這次的觀點不同。這名學生巧妙地避開了她的政府對本國人民實施的暴力，同時內化了社會穩定壓倒一切這個中共立場。演講結束時，另一名中國學生問道，關於6月4日的知識是否會對「我們的完美社會」構成危險。

對於66萬名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偶然發現這些中國歷史中隱藏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異常不安，就好像世界軸心突然錯位。有些人會對這些發現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他們更容易將其視為旨在顛覆共產黨的西方陰謀。

這些留學生屬於中國的後天安門一代，他們成長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這種教育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的國恥。歷史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工具，某些事件因展現了共產黨最好的一面而受到頌揚，另一些事件則被根除和抹去。貫穿其中的敘事是中國由抗拒外侮的力量驅使，實現現代復興。這一切都是為現任領導人的執政合法化服務。

這個民族復興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體現在當今受歡迎的英雄身上，尤其是像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這樣的商人。他出身貧寒，靠著為外國遊客提供免費導遊服務學習英語，他代表了一個從赤貧到富有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另一種版本是典型的共產主義英雄，他們的事蹟充斥著教科書。比如「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的中國八路軍士兵。即將被日本人俘虜時，他們選擇了跳崖，其中三人失去了生命。前不久，一位歷史學家對這個傳說提出質疑並遭到起訴，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他的判決，認為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歷史被明確地用於政治目的，而歷史研究可以被視為誹謗。

這種國家認可的敘事中不會提及人民解放軍向自己人民開火的行為。關於1989年的記憶之戰，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課堂、紙媒和網路上展開。學術期刊和科技公司對6月4日的相關內容進行審查。無論這是在北京的直接壓力下發生，還是商業原因之下先行的自我審查行為，這都無關緊要。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僱傭了6萬名教師的中國在線教育公司解僱了兩名美國教師，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和學生們討論天安門事件和台灣問題。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新聞媒體，它們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和更廣泛的人權報導等敏感問題上已經擁有直接的影響力。

在某種程度上，向中國年輕人灌輸功利主義歷史觀，比審查制度本身更有力。一旦人們接受了歷史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觀點，他們就不會再有學術探究的精神，甚至沒有閑來無事的好奇。

當然，仍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獨立意識擊敗了北京的意識型態教育。偶爾會有人在談話結束後悄悄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該怎樣處理這些讓他們倍感沮喪的新知。曾有一個人站在滿屋美國人面前說道：「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敘事，但很少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的強大力量相匹敵。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十分強烈，而且毫無疑問，它有能力懲罰那些公開質疑官定歷史的人。

危險在於，這些策略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歷史正在一分為二：國內的共產黨敘事，以及海外那些黑白沒那麼分明的版本 (more nuanced versions ）。這種分歧可能無法彌合。

(完）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8日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随后出席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当被问到脱贫任务时，他坦言，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年收入约人民币3万元，但还是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人民币1000元，这样的收入很难在中等城市租到房子，考量到今年碰上疫情，现阶段还是会优先保障民生。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529-%E6%9D%8E%E5%85%8B%E5%BC%BA%E6%8C%87%E4%B8%AD%E5%9B%BD6%E4%BA%BF%E4%BA%BA%E6%9C%88%E5%85%A5%E5%8F%AA%E5%8D%83%E5%85%83

可恨的是听说居然还把五毛的价格提到七毛！

还有人以为中共的“选举、投票、表决”是真的？

像这种表决，它的赞成票、反对票及弃权票数字都是事先根据需要安排好了的。

这个人，如果不是做戏的托儿，就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香港今年可能要首度停辦維園爉光晚會

以下内容摘自推特：端点星404之声（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

2020/5/27 第39天

今天是 #陈玫 #蔡伟 被失联的39天。

它可以“消灭”身体，但互联网会有记忆，友人会有记忆，我们不会停止念想和絮叨。

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抑只是萍水相逢的陌人，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写下关于他们的记忆，用絮叨和念想来接续这场注定失败的抗争。

友人回忆：我从陈玫身上吸取到行动的力量（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5%8F%8B%E4%BA%BA%E5%9B%9E%E5%BF%86-%E6%88%91%E4%BB%8E%E9%99%88%E7%8E%AB%E8%BA%AB%E4%B8%8A%E5%90%B8%E5%8F%96%E5%88%B0%E8%A1%8C%E5%8A%A8%E7%9A%84%E5%8A%9B%E9%87%8F-bafyreicbvzjyjmg4xy6ffzbgnlp5453wtfe32sowgciryy2maazmqtnkt4）

#陈玫 话不多，爱笑，说什么都会对着你“傻傻”笑一下。他曾经在私底下说过，“我对自己的判断是辅助性角色”。他做事认真低调，从来不会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最受关注的人，但却努力践行着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友人Z

2020/5/28 第40天

今天是 #陈玫、#蔡伟 被北京公安指定监视居住第40天。各种研究和证据都表明，单独秘密关押是非常不人道的、残酷刑罚。**随着时间延长，被关押的人将会丧失对时间、空间的感知，精神变得紧张脆弱，乃至被摧毁，而达到这样毁灭人的关押时长，平均是15天。**请大家关注！违法办案的北京公安，立即释放他们！

来源：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5%8F%8B%E4%BA%BA%E5%9B%9E%E5%BF%86-%E6%88%91%E4%BB%8E%E9%99%88%E7%8E%AB%E8%BA%AB%E4%B8%8A%E5%90%B8%E5%8F%96%E5%88%B0%E8%A1%8C%E5%8A%A8%E7%9A%84%E5%8A%9B%E9%87%8F-bafyreicbvzjyjmg4xy6ffzbgnlp5453wtfe32sowgciryy2maazmqtnkt4

最近在整理邮件，看到呆呆曾经在我们几个朋友组建的共享群中分享的一段自我介绍：

“我是陈玫（陈呆呆），在广州读大学期间，经常去「**空间」聊天、吃饭，认识了H。说起来，还是很怀念那个地方和遇到的那群人和猫。

我 2016 年毕业，然后在一个基金会工作至今。作为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这里的工作环境、氛围都挺好，领导、同事大都很好相处，同事们年轻派，80 后、90 后不少。

我比较关注互联网的事情，也爱花时间折腾一些电脑技术、软件应用之类；比较喜欢信息、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曾经整理过一份 Windows 使用基本技能。我是很在意用各种方式抵抗互联网信息审查。”

心里突然有些难过，和陈玫交往不算特别多的生活片段，在眼前一一浮现。

第一次见陈玫的时候，是2016年的1月。

那时候，我刚辞职，搬去广州的一个空间住。2016年前后，全国多个城市都还有很多青年空间，大多位于高校附近，是青年人聚集讨论的地方。刚开始，我有些“初来乍到”的感觉，对周遭的环境和空间里的青年人都有些陌生。陈玫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当时读大四，他经常会来空间溜达、看书；他很喜欢猫咪，空间里有两只猫咪，他经常过来逗它们玩。在我的记忆中，陈玫话不多，爱笑，说什么都会对着你“傻傻”笑一下，对于我这个突然闯进来的人来说，能从他的言行中感受到一种“接纳”的暖意。

有时候会一起走路去菜市场买菜，路上分享一些近况。当时我知道他快要毕业了，虽然本科读的是关于动物养殖的，内容应该是产业化动物养殖，但他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动物权益相关的。当时他也处于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选择中，他个人很喜欢专研互联网技术，但他又会觉得还无法专业到从事这一领域。后来，在找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小波折。

短暂的半年之后，我就离开广州去上海念书了。跟陈玫见面的次数前后也有好几次，每次见面都比较匆忙，但我们一直在网络上都有联系。我不会忘记他的笑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喝醉酒整个脸红彤彤的，直接瘫在桶装的啤酒瓶上。

陈玫是甘于沉默的人，在多人讨论的场合，他都愿意成为静静聆听的角色，很多时候，他会在一边认真地听。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相反，他一直都在努力地思考一些议题，并用行动探寻和践行。他很早就对互联网信息质量和信息安全有一定的追求，并且乐于与周围的朋友分享，一旦有任何相关互联网的问题求助，他都会热心提供帮助。2015年陈玫帮助同学重装系统，他感受到身边很多人缺乏电脑技能，无法自如借助电脑获取信息，相反更多的时候，个人安全信息遭到恶意泄露、挪用。当时Xcodeghost事件爆出，就算是App store 上的软件也会携带恶意代码，也可能会泄露用户私人信息。他特意花了一个月的事件整理汇集了一份Windows使用基本技能的小手册，汇集了包括安全防护、安全删除、正确安装软件等具体的操作方法。

在这份手册的前言里，他这样写道：个人能力有限，难免个别地方出错或者说明不够清楚，还请见谅。这份资料共享出来就是我们共有的，但愿能有其他人一起来完善它。

这句话非常契合我对他的了解：他做事低调，不张扬，也很谦逊。他乐于分享知识和信息，并且也相信多个人的协作可以更好地完善事情。虽然我并没有直接与他讨论，但2016年之后，我陆续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知陈玫一直在尽其所能地参与公益，回应公共事件，对现有的网络媒介和信息抱以警惕与慎思。

他曾经在私底下说过，“我对自己的判断是辅助性角色，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做事认真低调，从来不会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最受关注的人。

生活中，陈玫是一位善良的好友。他会尽其所能接纳你，回应你。2016-2019年在上海读研期间，有部分时候处境孤独，我会把一些小想法、未来计划的事情跟陈玫分享，都能得到一些积极的回应。

2018年1月份，当时我有感于平时网络社交的碎片、临时性，非常渴望人与人之间有更深的连接，于是就找了几位好友一起写邮件交流分享近况，包括陈玫。陈玫的回应很积极，他很快开始思考邮件分享的机制，也非常乐意在邮件中分享自己关于信息获取的思考。他讨论很多关于微信社交平台信息分享的局限性，还有观察到微信生态圈习惯性打造一个“消极的/被动的”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微信如何惯坏了我们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习惯。他也很乐于学习，非常注重自主学习的养成。他会习惯性地梳理知识框架，建立知识体系，还会认真地思考自己面临地阻碍。

我觉得，我是在陈玫的身上看到部分自己，或者说，我是能从他身上吸取到一些行动的能量的：默默地做一个辅助性的角色，认真地思考，并且付诸行动。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2016年我去北京的时候，他从北京外郊的出租屋乘地铁过来接我，一见面就从包里掏出三个苹果，说是给我还有另一个同行的女生阿禾的。

而今却不知所踪。

我们亲爱的伙伴呀，等你顺利回来！

来源：https://matters.news/@Blockflote/%E8%A8%98%E9%8C%84-%E8%81%AF%E7%B5%90%E8%88%87%E5%8F%8D%E6%8A%97-%E6%88%91%E6%89%80%E7%9F%A5%E9%81%93%E7%9A%84%E7%AB%AF%E9%BB%9E%E6%98%9F-bafyreienptsstpwla22zq4n2pr5576fy5qbyy7pofl3ijjziydtaneji5e

我想我必須要寫，因為憤怒，難以抑制的憤怒。

我是一名疫情相關新聞和記錄的收集者。眾所周知，幾天之前，三名志願者在北京失聯，許多人猜測是因為他們曾參與一個為被審查的文章存檔的項目，「端點星」。

我看到這則新聞的第一反應，是驚訝和恐懼。如果線下的維權等運動尚可說是「敏感」，那麼只是在線上做些保存資料的工作，有何不能見容之處？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參與的項目——也包括存檔，雖然自認遠不及端點星「敏感」——是否也需要做些預防措施？迅速和夥伴商量後，我們決定關閉項目。因為端點星和我們的項目所具有的相似性（即使相似性不高），我不得不感到恐懼。

短暫的恐慌之後，似乎倒也沒什麼更多的麻煩，日子照樣過。然而，一兩天後我意識到，關閉項目其實就是一種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愧疚和自責開始困擾我。我想說些什麼，寫些什麼，但因懼怕而不能。反覆糾結後，還是決定要寫。

端點星的去中心化性質

先從我對端點星的認識說起。雖然從未和ta們有聯繫，且是疫情中收集輿情的需要才得知這個已經存在了幾年的網站，但當得知有人出事，我實在感到這件事離自己非常近。因為都從事存檔工作，會覺得端點星背後的志願者似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般。前不久曾聽說另一個與輿情記錄相關的項目遭到打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似乎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倒下了（我不喜歡這一比喻，但恕我找不到更好的），甚至如魯迅所說的「忍看朋輩成新鬼」（當然，我沒有魯迅那樣的資格說這種話）。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作為端點星的使用者的感受。端點星專門保存被刪除的文章，因此當我們的項目需要找某篇當時已被刪除的文章時，端點星往往是參考的首選。不僅如此，很多人可能知道端點星存檔、收集被刪文章，卻不知這一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網友協作的成果，而非某幾個人的人力所為。端點星有一個小軟件，任何網友都可以發送網址給這個小軟件，而它的功能就是存檔並記下其地址。而端點星的另一個腳本會自動從所有網友發送的文章中篩選出被刪除的，放到主頁。也就是說，端點星是一個平台，而存檔工作的完成有賴於網友基於此平台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其實是一個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眾包(crowdsourcing)運作的典範。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無數網友參與到為互聯網保存記錄這一工作中來。其實網上還有別的類似項目，這種模式受到打壓的影響是相對小的，倒下了一個端點星，可以有下一個；而且最多抓住項目運營者，無法抓住數不盡的匿名網友。

這也是為什麼我為三位志願者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作為端點星的運營者，ta們創建的不只是一個網站，更是一個平台，能讓大家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到記錄保存中來的平台。Ta們值得被記住。

對自我審查的反思

前幾天，當意識到關閉項目是一種自我審查之後，我立刻發現了其中的諷刺性：我參與過的項目，雖然不是像端點星那樣專門針對被審查的文章，但至少也有一種保存記錄、抵抗審查的功能。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有反審查性質的網站在自我審查。正因這一點，也因它所含有的怯懦，讓我感到非常羞愧。如果端點星的志願者真的是「戰友」，當ta們倒下，我們非但沒有為ta們做什麼，反而在尚無任何直接危險的情況下選擇了退縮。這樣的羞恥感不斷逼迫我想要寫些什麼，又因不敢寫而感到壓抑和憤怒。

但不敢寫的原因是什麼？不敢寫，也是自我審查。無非兩方面的擔憂：第一，因為多少會寫到我參與的項目，這會不會使項目成員處於更危險的境地？第二，對於端點星的三位志願者，是不是外界說得越多，越會使他們受到更大的壓力？

其實關閉項目和上面兩種懼怕，都顯示了一個事實：我無法理性、有效地計算公開寫作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因為無法計算，所以不得不作最壞打算，於是便封上了自己的嘴。這就是所謂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而無法計算風險，是因為近年來所被允許的空間越來越狹窄，邊界越發收緊，乃至模糊不可辨。事例很多，沒必要列舉。

關閉項目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意義。如前所述，我參與的項目其實並不如端點星那樣「敏感」，但正是在寒蟬效應下，我們開始喪失這種信心。自認敏感，才會關閉。而關閉又迫使我反思自我審查，最終決定不能這樣，必須透過書寫來反抗它。如此，關閉和書寫都構成我對於自身「敏感性」的確認，書寫更確認了我的「反抗」性質。諷刺的是，這種身份的成立，都是我在得知端點星的遭遇後才發生的。也就是說，審查的寒蟬效應，以及反抗這一效應的欲望，逼迫我重新解釋了自己所參與的存檔工作，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身份。不敏感的成為敏感的，不反抗的成為反抗的。這其實類似社會學的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中「次級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的產生。

我希望指出的是，從我的這種切身體會來看，對表達自由以及其他種種個人權利的過度壓制，正可能造成這樣的後果。如果站在掌權者的角度，這並不理想。人們對於政府有一句常見的批評叫做「不去解決問題，而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其實，也許連這它都做不到；相反，只會製造出更多提出問題的人。

記錄作為聯結和反抗

最後，想說一說為何猶豫很久之後終於仍決定要寫。最重要的啟發來自郭晶的封城日記，也來自端點星。郭晶在最後一天的日記中說：

「寫作是一種對話，和自己的對話，和他人的對話。這77天裡，我既是親歷者又是觀察者。我觀察和記錄自己的情緒、周圍的人和事。

這樣的雙重身份讓我對日常生活更加警覺，也促使我對人們的關係多一些思考，比如觀察社區群裡住戶們的互動，看到災難中人們的被動和無奈，也看到人們又如何主動聯結和互助。

我停止寫日記，但不會停止發聲，也依然期待和更多人建立聯結，一起成為社會改變的一部分。」

對她而言，公共寫作不僅是對生活的記錄，還是和他人「建立聯結」，從而改變社會的一種行動方式（對郭晶日記的闡釋，可參Hongwei Bao的評論）。前文曾經提到，端點星的意義在於建立了一個平台，這也可說是某種形式的「建立聯結」——互聯網上無形、鬆散，然而流動、韌性的聯結。彼此無言，然而心照不宣地為社會保存記憶，抵抗審查，無疑亦是一種集體性的反抗。這種聯結的存在，這也是我為何會將端點星視為「戰友」。然而，有學者認為，對自由的壓制，恰恰能夠摧毀這種聯結，把人逼成原子化的個體。

艾曉明也指出，日記或其他形式的個人書寫，在特定的環境下具有抗爭的意義。相關的論述已經太多，不需贅述。不論是郭晶這樣的個體敘述、公共言說，還是端點星這樣的存檔、收集，都是一種保存記憶的努力，也是能夠聯結他人、並反抗強加於個人之上的暴力的社會行動。作為疫情相關文章的收集者，我閱讀了無數的個體書寫；現在，我也記錄下近日的苦悶、憤怒和反省，公開呈現它們。我希望暴露出，當一個反審查性質的網站運營者受到抓捕，而類似的網站運營者因此而自我審查時，可能有怎樣的感受。

同時，端點星是一個保存記錄的項目，則用記錄的方式表達對這一項目和三位志願者的支持，也未必不妥吧。

请原谅我复读：

如燭光都有罪 將暗黑多幾十年。

@笑翻江山 #1

“维护君主权威”，君有权行仁政，善待天下百姓，维护下何错之有呢？西方基督教不照样“维护君主权威“，强调“凯撒的归凯撒“，服从凯撒。

即使是认为秩序需要权威，也并不等于上位者无限权利，下位者无限义务。钱锺书说早期儒家提倡君臣各有权利义务，而非如《韩非子》中所言，“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另外，您所说“君有权行仁政，善待天下百姓”，所以要维护君主权威。这里的逻辑，我是真不明白了。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君王善待百姓算是他的义务而非权力/权利吧。其次，您难道真的相信，在没有权力制约的环境下，君王会自觉地行仁政善待天下百姓？再次，如果君王不行仁政，虐待百姓，也要无条件维护他的权威吗？

最后，您所说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催生了君主立宪制（虽然这未必是完全源于基督教本身），对君主实权多加限制；还产生了各种大革命，以基督教中的“平等”为旗号推翻现有君主。“维护君主权威”，不等于无条件保皇。

钱锺书是没摆脱马列一套，把“君主”视为天生邪恶，残暴的反动阶级，维护下就成了“走狗”，“五毛“。把“马列阶级斗争屎“当成了香葱，葱花，葱白，钱白书。

我认为您没理解钱锺书这里的意思。我认为，他反对的是君专制者权力扩大化、权威绝对化，讨论的是在这种权力结构下知识分子自我修剪将不合理现象合理化的情况。您无需打一个不存在的假靶子，把钱锺书想象成您看不惯的人；也无需对葱太在意，葱蒜韭椒，各人各有所爱罢了。

来源：https://twitter.com/RSF_zh/status/1265501194560188417

无国界记者 简中 @RSF _zh #无国界记者组织 呼吁 #北京 立即释放六名因分享有关 #新冠肺炎 疫情资讯而遭到拘留的公民记者 #方斌、#张展、#陈秋实、纪录片导演 #陈家坪、以及 #新闻自由 捍卫者 #蔡玮 与 #陈玫。https://bit.ly/3gmowru

https://rsf.org/en/news/covid-19-six-chinese-defenders-press-freedom-still-detention

Covid-19: six Chines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still in detentio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urges Beijing to immediately release the six journalists, commentators, and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currently detained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Among the nine journalists and commentators arres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six of them remain detained to this day: documentary filmmaker Chen Jiaping, journalists Fang Bin, Zhang Zhan and Chen Qiushi, and press freedom defenders Cai Wei and Chen Mei.

“Helping the public access information on this unprecedented health crisis is not a crime,” said Cédric Alviani, the head of RSF’s East Asia desk, who urges Beijing “to immediately stop the repression against critical voices and free all the journalists and commentators who are still in detention.”

Chen Jiaping, 50, was arrested on 5 March in Beijing for making a film about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critical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sponse to Covid-19 and is being held in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an official euphemism for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at one of China’s “black sites” where detainees are deprived from their rights and face the risk of being tortured.

Cai Wei and Chen Mei, both 27, were arrested on 19 April and are being held in RSDL for reposting censored Covid-19 news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on the open-source platform GitHub.

Zhang Zhan, 37, a former lawyer turned journalist, was arrested in Wuhan on 15 May and remains detained in Shanghai after she commented on Twitter on the authorities’ countermeasures to contain the virus.

Chen Qiushi, 34, and Fang Bin, 57, lawyer and businessman respectively, were arrested early February in Wuhan, the epicenter of the pandemic, for reporting on hospital oversaturation. Their whereabouts remain unknown.

The authorities have also punished nearly 900 internet user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on the virus, the latest of whom is a 55-year-old woman who was detained for seven day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described by the authorities as “false rumors”.

From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gone to work silencing media and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launching a global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to deflect criticism that media censorship allowed the virus to spread without public knowledge weeks before the government took action.

China ranks 177th out of 180 in the 2020 RSF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and is the biggest prison in the world for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113 detained or missing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count made by RSF.

“如燭光都有罪 將暗黑多幾十年。”

这个太催泪了。老病死，爱别离，人生难逃之苦。而有些遗忘，对本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

@Merlin #5 virtual handshake.

@霏艺Faye #2 哈哈，谁没年轻过，但不是谁都“年纪大”过。

@霏艺Faye #1 关于network.trr.bootstrapAddress好像讲错了, 官方解释是 by setting this field to the IP address of the host name used in “network.trr.uri”, you can bypass using the system native resolver for it. This avoids that initial (native) name resolve for the host name mentioned in the network.trr.uri pref. 就是直接把doh 服务器的IP 填在这里,这样就能避免doh 服务器被域名污染了.

“美国总统发帖受审查”：推特与特朗普互怼的前因与后果

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交媒体推特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贴上了“事实核查”的标签，提醒受众注意：此贴可能有误导性。

在西方，推特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微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特朗普呢，可以算得上推特“核弹级”粉丝。

双方为什么打起来了？可能有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推特：请核查事实 吵架起因归根结底一句话，推特提醒读者，请核查（特朗普帖文的）真相。

特朗普26日晚发推文称，邮寄投票可能造成“严重欺诈”、导致“大选被操纵”。

推特在此帖下方打了个蓝色惊叹号，提醒受众“请查询有关邮寄选票的事实”，并通过链接将读者引至相关新闻报道网页。

这些报道来自CNN、《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有关邮寄选票的说法“毫无根据”。

推特给特朗普帖文加注，被解读为揭露了美国总统在说谎、误导民意。

此举激怒了特朗普。他连续发帖反击，指责推特“干涉2020年11月大选”、“扼杀言论自由，我，作为美国总统，绝对不许允许这种事发生。”

本月早些时候，推特开始施行新政策，标注或提供有关新冠病毒虚假、误导信息的警告。

推特当时还说，今后可能会将事实核查的标签扩大到其它问题上。

怼总统对推特意味着什么？

简言之：这只是试试水。水多深、流多急？后面应该还有更多的“好戏可看”。

特朗普是推特的忠实粉丝，曾在这个平台上和其它政界大人物、名流明星吵嘴仗。现在和推特本身交手过招。

特朗普说了，作为美国总统，他绝对不会允许推特“扼杀言论自由”。但是，推特是“私营企业”，有权制定自己平台上的一应规章条例。

推特面临的麻烦是，在许多人看来，直到“揭露特朗普”以前，推特好像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这些规章条例适用在美国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身上。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的不少言论，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换成其他无权无势的人，可能早就被推特“拉黑”了。

但是，特朗普被很多评论人指称的“大嘴”和滔滔不绝的“雷语”，也正是他把八千余万粉丝拉到推特平台的原因之一。推特一定不愿意失去这么多的用户。

推特的初衷或许是，通过新引进的打标签体制做到一种平衡：既允许用户、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畅所欲言，也给读者提供免受虚假信息误导的保护。

这种标签贴在有关新冠病毒的帖文上被证实效果不错。但是，美国11月就要举行大选，推特恐怕难逃平台上虚假信息爆增的问题。

此次与特朗普互怼，或许只是这个社交媒体巨头第一次试水，但是，这也是对它的第一个考验。

特朗普“推特治国”谁头痛？

至于特朗普，他今后拿起手机时是否会“三思而后行”？这个问题，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自从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曾被形容为“推特治国”。他在推特上有八千万粉丝，日发推经常高达几十条：上台以来总计发帖5.2万条。

帖文方方面面，从吹嘘自己的核按钮比金正恩的大，到和习近平称兄道弟，大到美国内政外交根本国策，小到日常琐事、转发别人的视频和评论，无所不包。

有英国媒体评论人士曾这样形容，是特朗普成就了推特。原来，推特只是诸多社交媒体中的一个“小辈”，特朗普当上总统后，才赋予推特独特的使命：帮助地球上最有权势的那个人控制全球新闻议程！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推特成就了特朗普。因为，诸多媒体形式中，只有推特的“带宽”（指推文短小随意、受众注意力更有限等）最适合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推特已经成为特朗普“办公”离不开的工具。

但是，总统在推特上的雷语已经屡屡招来嘲讽，甚至引发过政治风波。估计上述情形肯定难为了白宫的新闻官，总不能没收总统的手机让他“住口”吧。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随时紧密关注，如果发现哪条推文不妥，便紧急“救火”。

其实，除了白宫新闻团队和推特，特朗普的贴也让其他不少人“头痛”。

比如在金融市场上，他有关敏感政策的推文会引发股市、利率波动，这岂不是让交易员如坐针毡？

再比如在主流新闻媒体行业，特朗普的贴也经常让人感觉两难：报也难、不报也难。报，既要查背景又要找数据，难度大，要深思熟虑，避免成为虚假信息的传声筒；但是，如果不报，要真是频频错过大新闻，饭碗怎么办？信誉呢？

https://www.bbc.com/

有感而发，词不达意，中文也写不通顺，见谅。

2010年出国留学至今已经10年了。期间因为读书和工作在美国、英国、日本都有3年以上的生活经历，平时旅行更是走过了50多个的国家。可最近越来越发现，世界虽然很大，却没有一个国家能让我安心生活，觉得有归属感。

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宽容，多元，尊重不同的意见，民主自由，以德服人的国家。2018年开始对中国失望。最近也越来越发现，中国已经决心和世界主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不认同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每次回国的感觉都像被封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bubble里。实在不习惯这样的生活。

可是作为中国人在西方生活也很难。尤其是今年疫情以来针对中国人的歧视越来越严重，甚至“Chinese”这个词本身也几乎污名化。即使在世界top 5的大学接受了教育，英文近似native，在行业顶级的公司工作，所有这些十年来的努力，走在路上还是有一种自己是社会边缘人的感觉。因为是一张亚洲面孔，他们永远不会觉得你是他们之一。

长远看中国和世界的割裂只会越来越严重吧。最可怕的是，国内外民众因为所接触到的信息完全不同，观点只会越来越不一样，各自走向极端。全球化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不管搬到哪里，都很难找到归属感。曾经的我可以看到两边的优点，尝试去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也给国内的朋友讲国外的见闻。而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极端的世界，我只能自己承受两边各自的偏见和愤怒。在国内的价值观里我就是崇洋媚外，虽然我知道我一直热爱着中国这片土地，只是无法认同当政者的价值观，这甚至无关中国是否富有是否强大。而在西方的价值观里，我是将来可能的敌人，就像二战时的日裔美国人。

我很幸运，因为工作，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可以作为定居的选择。我也很不幸，世界虽大，可哪里才能作为家呢。

以下内容摘自推特：端点星404之声（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

【不仅是数字，他们跟你我一样，是关心社会的人。那些因涉疫被拘留、被失联的人，有人给他们说过话吗？】

是的！人民代表不会为这些人说话。但作为人民的我们，请不要忘了低调做事，因公益之事而失去自由的他们。

注：5月25日，最高检检察长张军提到：

2月到4月，有3700余人因涉疫情被批捕

no way.星际文件系统都有网关服务器

如果他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被侵犯了，应该起诉twitter，而不是出个行政令用权力压制一家私营企业。

先拍拍楼主。我觉得你的心情，很可以理解。

从小到大，我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变得更宽容、多元；我爱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我也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能生活得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确，现在的趋势，冷战不可避免，中国和世界日渐割裂，中国国内整体的舆论氛围日渐极端和保守，这一切都和我的希望背道而驰。但我仍然持有希望。关于这点，张雪忠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在被问及是否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时，说：

“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真的，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现实中，体制内，体制外，一直存在。

至于国外，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遇到的每个人也不一样。即使在一个最包容的国家，排外、偏见、种族歧视也可能在很多人身上存在；这有社会背景的问题，也有那些人自己的问题。我明白，被他人莫名其妙或者不公正地排挤确实很难受；但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所谓“文化”的问题，可能只是“圈子”问题。也就是说，某些圈子特别吸引一些心眼狭隘、judgmental的人，而且这些人挤在一起，进一步加强彼此偏见罢了。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diss各种人，因为他们没有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他们感到强大特殊的方法不是提高自己，而是贬低他人。对这些人，我根本不在乎他们会不会接受我；除非business需要，可以投其所好一下，否则何苦挤进这些人当中，成为他们“之一”呢？

我觉得，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找到那些价值观相似、志同道合的人的。“西方价值观”复杂得很，有人把中国人视为敌人，也有人把中国人视为和其他任何族裔一样、有血有肉复杂的人。我认为我们个人能做的，是首先把自己和别人都看成“人”，而不是首先看成“X国人”、“X党派人”、“X宗教人”，等等。把有些不同，不要太多地归到“文化”这种宏大观念上去，而是和那个人的性格、处境、经历联系起来。在此前提上进行交往，或许会更有舒适感。

至于归属感，我觉得，地球是我们的国，人类是我们的种族，朋友是我们的港湾，心是我们的归属。

拍拍，拥抱。

有趣的问题，投反对票的是谁呢？╮(╯▽╰)╭

推特这一类左岸的大型科技企业都是有非常强的政治倾向的。老川普往往以为能够招安，而小川普则明白这是敌我斗争，需要有多年的缜密计划才能开战。

也不是托，也不是你想你那种。他兴许是觉得《国安法》太弱了，应该立刻对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