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记得艾未未曾经骂过刘晓波，这让我对艾的人品产生怀疑。

即陈弘毅之后，香港第二位高官被老师斥责。

Larry Daimond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和民主研究学者。

https://matters.news/@az/%E6%A5%B5%E6%AC%8A%E4%B9%8B%E4%B8%8B-%E6%88%91%E5%80%91%E7%9A%84%E6%81%90%E6%87%BC-%E6%8A%B5%E6%8A%97%E8%88%87%E6%84%9B-bafyreidfs3uu6nrxfn2eupambmtaludnej2ujm6cttjusw7j5ftvocyk4i

一、极权并非他者

6月30日深夜11点，跟很多人一样，我在电脑上一行一行读完了港版《国安法》全文。一边读，一边在脑中翻译那些强硬又模糊的词句——仿佛回到以前当记者做中国报导的日子，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之余，心中的荒谬与荒凉，难以言表。

15年前，我刚到香港，做记者写中国报导。最常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要去细究，那些在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做地震死难学生名单调查的人、做环保呼吁的人、帮弱势者打官司做律师的人、写文章写诗出书的人、组织家庭教会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被带走？在被带走和被审判之间，为何人间蒸发了那么多天，甚至会以年计？他们遭遇了什么，触犯了什么法律，什么罪名？那些罪名，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如何度过这些朝夕折磨的漫长时日？怎样抗辩？谁给他们辩护？还能在这样的司法框架内辩护吗？那些参与拘捕他们的人，又是谁？这些也有父母妻小的捕猎者，是怎样工作，什么心态？

面对被黑暗吞没的活生生的人，我有数不清的问题。

我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以至于不成问题：「中国」而已——两个字就说完了。

很记得以前在办公室，香港同事听着故事，眼里是同情，头却转去另一边：哎，中国就是这样的啦。是也没错。健康的人没有兴趣去探究疾病的机制，光亮里的人不必花时间凝视深渊。 「中国」是一切的理由，躲得远远，就好了。就像父母从小教我们的，离坏人远一点，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变坏。

身处其中，你当然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恶是一整套的机制，无声运行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每个人的动作只要在这机制中适应一点点，或者扭曲一点点，卷入所有人的深渊就形成了。摆脱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高到远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离开，与这机制互动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体习惯上。而这时，从外看来，无论内里多少抵抗与挣扎，所有人已逐渐固化成同一个恶的符号。

难题在于，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身处其中」，什么时候可以「置身事外」。

在民主国家的人，可能觉得极权很遥远。但疫情之后、走向冷战的世界，民主国家的诸多应对决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潜藏其中。若把政治的场域缩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会，家庭、学校、职场、教会等各类大小组织中，暴政运作的因子，更是无处不在。

极权并非他者，它内生于我们之中。电影《浪潮》用一个1967年发生在美国加州中学的真实社会实验告诉我们：一旦外部环境嬗变，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离极权只有五天。」这句本是描述电影情节的话，在7月的香港，变成了现实。

国安法从颁布、生效、确认执法细则、任命执行负责人，再到驻港国安公署作为第四个中央直属机构在港落地，不过9天。中间的环节，密不透风，在政治上，直接穿透香港特区「自治」的边界；在法治上，与香港的基本法框架直接冲突，更威胁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在执行上，实质上架空港府，放权警察，令香港往「警察城市」再进一步。

极权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是一群名叫「极权」的坏人跨过边境，长驱直入，而是你身边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机构、熟悉的行为与生活，突然变了样子。

香港大学会从旧照片上自动抹去一个被判入监的年轻校友；公立图书馆会自觉开出黑名单、下架敏感人士的书；选举投票都会被官员或警察任意指控为违反国安法；媒体老板迅速换掉了对北京不够友好的内容主管；书展的举办方威胁书商们自我审查；在官方黑名单上数一数二号的人物，会在公开文章里直接指控旧相识的朋友是中共打手；社交网络上，改名隐身已成风潮，人们自动猜测「敏感词」并做替换；移民生意大排长龙⋯⋯

极权之所以能如癌症一样扩散，因为它成功策反的，是我们身体上健康的细胞。社会如人体，如果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不能各司其职，守住健康底线，那便是全面溃败。

也因此，当极权压顶，我们要对抗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他者，而是内生于我们自己的恐惧、猜疑、松懈、人云亦云。大国博弈，小城揽炒，利弊谋算，都代替不了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要度过的时间。在这时间里，不被极权改变，是我们能给它最大的回击。

Akira中的末日景象

二、拿回语言

恐惧袭来，首先退潮的，是语言。

2019年，我见过一次这样的大退潮，发生在无数同情香港的中国背景的朋友圈。他可能只是在脸书发一张和平游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说了一句含义不明的香港加油，甚至只是给黄之锋的IG点了赞，一旦被截图（多半还是被熟人），就进入公开举报、微博起底、公安登门、家人被胁......的黑洞。这个人，好像也就消失在了这样的黑洞里。社交帐户关闭、改名、清理及区分朋友、只看不说话、不再谈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在网络世界里，语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不过一年后，香港朋友们也开始这样做了。原本认识的名字变得陌生，原本塞满同温层河道的行动信息在脸书上很难再看见了，人们在清理过去的发文记录，连随便骂骂人的废文帖也想删掉。因为「国安法」的阴影，从传闻到落地，四十多天，从通过到公开，又过了十多小时。这样一条威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全局性法案，直到发布之前，都没人知道具体的法条是什么。起初，单单是关于「有多恐怖」的猜想，就已经让许多话到嘴边的声音，被咽了下去。等法条公开后，「原来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还要恐怖」的普遍观感，让此前犹疑的恐惧落了地，那些咽下去的话，再也不打算讲出来了。

政治的陷落，是从语言的陷落开始的。

当你无法诚实、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础就消失了。当表达退回私人领域，交流、争辩的基础会流失，思想、判断的品质也会萎靡。更进一步，若每个人都从公共隐身，组织与连结无处可依，共同体也会趋于溃散。

最要紧地，放弃了语言的你，还可能不自觉地，成为极权体制的一部分。

极权要求人们在谎言中生活。你也许不愿说谎，但接受了「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正是这些谎言中的正常生活，巩固、充实、构成了这制度，以至于它们就是制度本身。

这便是哈维尔提出，每个人坚持「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才是对抗极权的最重要支点的道理。他说：「那个自然而然就会将人非人化，将人变得没有面貌、没有个性的权力结构，是那个自动机制的特殊产物，它已成为体制的根本。正是这套自动机制的强制要求，选择那些缺乏个人意志的人来跻身权力结构⋯⋯令只有空谈的人才能掌握权力，以保证制度的自动机制可以继续运转。」（《无权者的权力》，罗永生译版）

当我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已经成为了「非人化」机制的一部分。要抵抗这种机制，首先就是抵抗这种机制在我们自己身上运作的可能，反制恐惧，拿回自己的语言。

语言只在方寸之间，却是最小单位的自由。

不论是从气势汹汹的暴力机器手中拿回，还是从同辈中人排队坐监的歉疚感中找回，又或者是，从千篇一律的文宣口号中讲出一句自己的话，都非常不容易。

在香港，每个人都还记得，自由言谈的感觉。延续这感觉，在讲每一句话时，记得问自己，国安法之前会怎么讲，为什么变了，能否不变？如果必须要变，那就问一问：在激情口号之外，你真的想要讲什么？试着把那个换自己的语言，重新讲出来。

在自己身上实践自由，并不是全无或者全有的选择，正来自这样，每一步都比下一步多一个支点，一点一点的练习。

三、直视深渊

硕士班的内地学生写信给我：「我才来香港不到2年，就这么亲眼见证它被摧残吗？曾经我们的课堂、还有我心目中的香港是那么美好。现在，我和朋友们都觉得，难以接受这一切。太难接受了。」

我想了很久，回覆她：我们能做的确实不多，但至少，不要因为太辛苦而扭过头去。盯着它，体会它，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共担的痛苦。

坏的时代，没有一剂良药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抵御捷径的诱惑。捷径往往是虚假的，是最远的道路，也是不归路，急着寻求简单解药，反而会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机者的陷阱。我们或许都要学着接受，恐惧无法排解，内疚难以愈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后所带来的种种情绪，不会轻易消除。就像阿伦特点评茨威格写于二战时的《昨日的世界》时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我们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一点。

与朋友开玩笑时，我说记得小时候在中国，是生活在一种已达熟成期的「不自由」极权体制里，所以我们常自嘲：我们还没长大就老了。成年后到了香港，虽然熟成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见的人都单纯，规则都透明清楚，社会总相信有公义。

万万没想到，我们会在香港，见证一个社会从自由迅速坠入不自由的境地，会见到极权从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纠缠、抵抗，就视为时代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吧。

许多人谈移民。但移民与否，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本地大可以浑浑噩噩，做个帮凶，在他乡自由之地，亦可以承担香港，持续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无论身在何处，能否坚持做个「见证人」，面对深渊时，接受深渊带来的痛苦，也不要闭起眼睛。

直视深渊，却不被它扭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练习方式。作为记者的我，练习的方式是观察：仔细地观察深渊，并观察它如何与自己互动，借着观察，分离出现实、现实给我带来的情绪，与真正的自我。由此，不要让自我被它们扭曲，但也不要躲开它们。

观察深渊的形成与运作，会摆脱自我中心的视角，会令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所遭逢的时代，自有其历史性的脉络，极权也非他者。因此，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惨，才遇见这些，甚至反过来，往往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好时光与周围世界相比，太过幸运。

1997年以来，香港从一个最去政治化的商业城市，变成全球抗争之都、一切事情都政治化的城市，驱动她的核心焦虑只有一个词：自治。面对崛起扩张的中国大陆，面对人治之下政治氛围不确定的中共政体，怎样保住「一国两制」这一脆弱框架下的自治？

2003年反对23条立法、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2019年反对逃犯送中，目标都是保护香港的自治空间，不受大陆模式渗透。 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争取民主运动，目标也是落实基本法写明的普选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从胡温时代，再到习时代，中国的内政及外交均从温和走向强硬。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超过20年高歌猛进，在各国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开始逐渐爆发。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香港，在两边都各自内卷的紧张关系中，香港自身的边界，也张力满满。

在如此氛围中，香港争民主的议程，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以失败告终，北京的回应是发布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自治的议程，则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被全面压制，北京的回应是绕过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国人大推出《国安法》，在港执行。

港版《国安法》并非突如其来，但在香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显然也非终点。只是，模糊且充满人治空间的中国式法条，对执行部门的充分放权，辅以机器般高效执行的港式官僚系统，令这法律带来的，压制自由的即时效果，比预期更加强烈。但高压之下，依然有数万人不断上街，超过六十万人以民间投票表态。 「暴政」所引发香港体制里原本「非人化」的部分，与香港公民社会中人性化的坚持之冲撞，值得细究。

过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观察恐惧的形状。

它很具体，作用在写作时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闻时对自己的联想上，作用在夜晚的梦境里。它让人很不舒服，但也时时令我好奇：原来在恐惧中的我，会做这些反应，而冷静下来，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觉察与回推中，我学着寻找，可以对抗它的支点。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惧绑架了自我的生命议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担的极限，凡是没有到这条极限的，照做不误，不用被时时出现吓唬人的消息影响。到了极限，再根据具体环境评估，是否要调整极限本身，或是调整动作。

恐惧的形状

四、不要猜疑

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前几日，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作的某专栏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网红夫妇」的说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狮子头」对他们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威胁，暗指「狮子头」是中共打手。然而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核心当事人均以绰号出现，惹人猜疑。多数人猜出「狮子头」是谁，「网红夫妇」亦有各种传闻，但没有一个核心当事人出言证实或证伪，很快，这成为一宗绘声绘影的城中迷案。几十年来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广泛的「狮子头」的友人们均窃窃私语，暗自打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能不能相信这个人？

这样的「捉鬼」场面，在历次社会运动到了冲突最激烈、方向最摇摆的时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当人人蒙起面来，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对家的卧底。带头冲击的那个人，是勇武抗争，还是对家派来抹黑栽赃？这个问号只要你想，永远都在。而只要这个问号浮起，行动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坏，弱势者团结一致的动力也会涣散。

纪录片《理大围城》，带观众重返香港理工大学那黑暗的十几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强力包围，「全部暴动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间人不断来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学生，掀起留守者之间严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们无法连结、组织、协商，心理防线也几乎彻底被击垮。

秘密政治一旦发挥作用，朋友圈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对谁说话才能放心？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若我不相信别人，那我自己还会被别人相信吗？

我们知道，猜疑的循环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议程，建立信任与连结。但不猜疑，并不是不做判断，盲目信任。情报收集、秘密调查的秘密政治是现实，罔顾现实同样是不智，严重时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过度猜疑，这中间的现实平衡该如何拿捏？

在中国做采访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

该相信什么人？

就像看新闻一样，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朋友间怎么说话才安全，不会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媒体、私下或公开都讲一样的话。不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公众都不要讲。

如何让自己被信任？

很简单，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见人心。

以上是我给自己的小小原则。宗旨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划定安全底线，其它一切，都尽量摊开在阳光下。对抗秘密的，从来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达与言说。

恐惧消灭行动，猜疑消灭组织

五、志业与爱

任何一个对生命有追求的人，都会在面临陡然失去自由的环境时，心怀强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协，不想要自我审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擦边球、琢磨能说不能说的游戏里，我不想要自己无法再讨论真正具有创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类议题，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着敌人什么时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远航。

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撑我们抵抗的动力。

然而，在个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阴影，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需要持续不断地练习，也需要持久的能量。这些辛苦背后的持久动力，很难是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么」，而必然是「要什么」。

国安法之后，香港街头的口号，从「反抗」、「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钟意香港」。尽管这是躲避审查的策略，但人们潜意识里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时候，愈要爱，因为只有爱是持久的动力。

爱不是抽象的。以香港为例，我们爱的香港，需要有更具体的想像。我们想要追求的、或者守护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想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追寻这条路上的角色？怎样把这角色与自己的志业与兴趣结合？说到底，你活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也是哈维尔说，他讨厌自己被标签为「异见者」，因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并不是被「与政权声音不一致」所定义的。说到底，政权又算老几？ 「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有生命目标，有放不下手的兴趣，有愿意为之付出实践的信念感，才会有与暴政「斗长命」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可能是医生﹑厨师、飞机师、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个人都树立，并且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才能迫使政治冲破极权的目标，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足点：个体的人。

我们一直在谈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拥有自由是为了什么？自由的目的，是让个人拥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们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去过，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才是去捍卫自由的最大动力。

我们抵抗恐惧、破解猜疑、开口说话、不做极权的帮凶，都并不知道是否真能改变世事。但凡此种种，最终是为了做回一个完整的人——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让生命在抵抗中，依旧有目标，能创造。

大时代，写给自己，也与朋友们共勉。 见字

本文亦发表在《天下》杂志：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9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714-mainland-liu-xiaobo/

28年前的归国决定，改变了这个文艺学博士的一生。他从广场上的温和派，变为「没有敌人」的国家敌人。最终，在被禁锢的死亡里，留下不朽的自由灵魂。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举行隆重仪式，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奖会场内挂上了刘晓波的巨型照片。 摄：Odd Andersen /AFP/Getty Images

【编按】：刘晓波逝世已三周年。对追逐自由的人来说，三年后的社会氛围并没有比三年前更好。编辑部今日重推此文，欲与读者共同回顾这枚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灵魂，其一生与国家政权博弈、交锋的故事，希望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些面对黑暗的勇气与信念。

https://matters.news/@ye_du/%E7%A5%AD%E6%99%93%E6%B3%A2-%E9%82%A3%E4%B8%AA%E6%89%93%E6%8D%9E%E5%85%89%E6%98%8E%E7%9A%84%E7%BB%93%E5%B7%B4-bafyreig4i5qtismob344alnsj2uzoytvlfmvvwaws4bkae577inq6fe2pm

时光已逝，哀思依旧。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是为记。

野渡

庚子年7月13日

注：在大陆网络发表时，因刘晓波是敏感词，所以文中称为结巴（晓波口吃，所以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刘结巴）

一

无时无刻不想为结巴写点东西，提起笔却又无话可说。世间没有天堂，在血写的现实下，语言是如此的无力，既不能让逝者的灵魂稍感安慰，亦不能让生者醒觉奋起。

然而，终归还是要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他的名字已在这片国土上成为敏感词而消失，他的肉体亦被消失，不说些什么，如何面对他生命的牺牲与祭奠。

二

与结巴的相识，缘于网络。

在互联网的早期，我创办的网站以先后开了48次成为一个网络传奇。结巴是网站的忠实网友，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体制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

在他1999年重获自由到2003年的那几年，他在帝都是很寂寞的，作为结巴，在肃杀氛围下，他一直被主流的体制知识分子圈所排斥，社交不多，所以有大量时间泡在网络上，而我所创办的《民主与自由》成为他最喜浏览的网站，他注册了一个叫“水皮虾米”（水之皮，即是波；虾米，霞闺名霞妹的谐音）的网名在上面发帖以及和网友交流。在网站屡封屡建中，我与结巴渐渐熟悉，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常想起与结巴一起共渡过的相隔千里以电脑一线相连的每个夜晚。

那时候，他喜欢写完文章后通过skype朗读一次给我或者达功听，在朗读时他感到语句有问题就停下来立刻修改，接着再继续朗读，那时候他一点也不结巴。因此我是他很多文章的第一“听者”。

那时候，我们都喜爱足球，而他一提起喜欢的巴塞罗那球队和梅西，就滔滔不绝。每个有球赛的周末，我们就开着聊天软件，边看电视直播边在电脑上聊天评头品足。

那时候，他闲适时喜欢说起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说起王朔对他的帮助，说起王小波的往事，臧否人物。

那时候，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际遇。打压时他第一时间撰写了文章《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声援；当我需要摆脱被驱赶的困境时，他出面多方筹措，使我得以安顿；当我家人住院时，他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即使在他失去自由前，他还担心着我的生计，交代其他朋友尽可能想办法给我找更多的途径。 手机短信是我们那时候注意交流工具

我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冬日。当我按响他的门铃时，他迫不及待地从楼上三步并作两步赶下来开门，然后伸出双手拥抱的场景。想起那个晚上我们在他家客厅畅聊至凌晨六点，直到我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入睡，醒来时看到他已细心给我盖上了棉被，准备好了饭菜，那一刻直到现在的温暖。

在他出事前几天，我们还在聊着入冬后的帝都太冷，他计划和霞南下广东避寒。我已经在安排着他到来时的行程。

没想到，那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行程。

他走了，我失了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一个兄长。

这种痛，是灵魂的抽搐。

三

在结巴患癌消息传来前几天，和结巴的一些朋友相聚，因为计算着他已在里面八年，离重见天日的时间已不足三年，我们还热切讨论着他出来后，面对今时今日天花板越降越低的现实，他应如何才能弥补失去的十一年时间，观察和适应上这对异议者更残酷的时代。但没想到比他失去自由更残酷的事情已降临到他头上。

八年间，无数次在梦中还见到他，而希望同样与梦一样不绝，觉着还有三年，就可以再听到他熟悉的结巴声音，听着熟悉的国骂口头禅，一如昨日，在电脑的skype上，谈论着巴萨队那水银泻地的华丽攻击，谈论着民间空间的生长。八年了，我们所喜爱的梅西仍然是球场上的国王，但风霜悄然染上的发鬓已在宣告他的时代渐渐迈向终结；八年了，期待温和推动的民间早已梦碎铁幕。岁月就这样无情地改变着世间，改变着人心。

四

这八年的时间，中国从后极权时代走向了新极权，江胡时代挣扎成长起来的自由空间被全面清场的铁拳碾碎。八年前，无数人为民间空间的增长而激动，渴望更多的自由，期盼着社会的渐进转型，结巴的“我没有敌人”代表着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但事实上，以对《零八宪章》的围剿和对结巴的判刑已然显示着这个政权的刚性和强硬，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恐怖时代的到来，但是《零八宪章》那么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却只抓捕结巴一人，及其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沉浸在喜悦的自由阵营忽视了极权狰狞的獠牙已越来越近。

以对结巴和《零八宪章》群体的围剿为标志，重新加强社会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极权主义成为政权唯一的姿态。限制了社会自我组织与发育，控制社会个体对政权的挑战，迫害人权成为常态，而结巴夫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受难者中所受最残酷的。他们夫妇的遭遇是这中国正在向黑暗沉沦的铁证。

而这一切，是在狱中信息完全被堵塞的结巴所不知道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挚爱的妻子所经受的磨难，这完全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他在狱中的遭遇大相径庭。那时的他可以和所炽热相爱着的刘霞在狱中结婚，而在新极权治下的今天，他却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郁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五

但他的灵魂是自由的。所有在结巴生命后期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温和、宽容、谦卑，与八十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坛黑马截然相反。这宽容的精神来自于生命的沉淀，来自于刘霞爱情的温润，更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的必然。

前期的激进与后期的宽容在他身上奇妙地合为一体，这是长河劈山开路然后融入海洋的浩瀚胸怀，而没有激烈为自由而抗争过的宽容则只不过是死水一潭。

所以，他不但是言说者，更是行动者，这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以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盛世中国”皮囊下的荒谬与可笑，他从不认为党国有一丝一毫改良的可能性，相反，他认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是民间主体性的首创者，为此他不但以笔为旗，鼓励抗争，更身体力行，创办和发展笔会，不是为了办成作家的“Party”,而是要构建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事实上在中国互联网早期的网络异议表达运动里，由他发起的各种网络签名乃至《零八宪章》的签署，这个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六

在他出事前一个月，我们俩聊起共同的一个朋友刘路在美国申避的事。

他问我如何看，我说：“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我的信念一直是：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

然后我反问他会如何选择出国的事。他说他要出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国自由了，他才会带着霞周游列国去，好好弥补这么多年对她的亏欠。

他选择了这条荆棘路，他对得起这个国，朋友，同道，道义，但是他唯一亏欠的就是霞。

他的一生，不是在里面就是走在向里面的路上，他为这个对不起他的国做的已太多太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只想以违背他信念的努力，来为他亏欠的至爱换取不再受苦的自由。

七

他为自由而战三十年，为生命自由、国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奋战，必成为自由战士弥足珍贵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绵长。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夜沉沉

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他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边缘

耐心

打捞着掉落下去的光明

@leopulod #3 对内血腥，对外猥琐。

@阿離 #2 你开玩笑么？你见过两湖江西广西的计划生育手段么？汉人的计划生育不叫猥琐，叫血腥。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7/01/2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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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

根叔及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年收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甚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著农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与驱逐了帝国主义。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参与及领导角色，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仿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史达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制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制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改革开放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制，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与国民党及外资连系的企业，但容许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实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复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良。

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后来在1950年代末苏联赫鲁晓夫政权取消援助之下，中国经济仍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1952至1978年之间，中国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高达11.3%，工业占GDP比重也从10%上升到35%。工人与农民虽然普遍贫穷，却享有着终身的就业保障，退休金，医疗与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国的年均寿命在毛时期从35岁提高到65岁，文盲更是从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时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婚姻，纳妾，重婚等等都被终结。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资本主义复辟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在极左和极右间摇摆。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制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仿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复制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制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著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著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在城市里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制。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制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当公社被瓦解，医疗及教育保障迅速的从农村消失，农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资金维护，同时失去公社制度动员农村群众，让后期的破坏变得更加严重，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工人阶级失去了终生雇用保障，退休及医疗服务，而农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变成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价格双轨制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污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名的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着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复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并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如果是司机的问题，想同归于尽，以后根本避免不了。公交车以后像飞机一样？配置两个司机？问题是就一个方向盘啊，另外一个司机发现情况不对，抢夺方向盘也来不及啊。踩刹车？如果是高速公里，时速120，紧急刹车，也会死人。

有的时候国家管控枪支，刀具是有用的，但是不能完全阻止不了报复社会的人。

比如发生多少次，开车故意往人窝里面撞的事情了，还有推土机故意撞人事件。

很多工程车的威力不比一个手榴弹小

比如大型压路机，推土机，超大货车，时速80-100公里猛冲向公交车站台，夜市，庙会，农村集会，基本可以造成伤亡人数2位数，比手榴弹效果好太多，土制手雷一次能炸死3个人就阿弥陀佛了，根本和工程车杀伤力不在一个水平。

不是凡尔登绞肉机，任何大型民用工程车辆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手榴弹，机关枪，管制刀具不好搞。

轿车，工程车还不是轻而易举搞到。

关注底层人民心理健康状态特别重要，现在人特别容易心理崩溃，可能是现实社会的影响吧。

不要觉得别人的喜怒哀乐与我无关，实际上，一个人对生活失望了，死了也要拉垫背陪葬是存在的。老百姓的疾苦对大家都一样重要，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大家千万觉得别人痛苦难受关我屁事，人是社会性动物，你能天天在山沟沟自给自足吗？

你吃的饭，喝的汤都是自己去煮的吗？

比如杭州，包括全国几乎所有的饭堂，快餐店，米饭都是免费的，紫菜蛋汤也是免费，一个大桶在那里，谁都能去打，没人看着，哪怕有人看着也没卵用，说不定负责监督的那个人想同归于尽呢？

现在我都尽量避免去那种自助打饭打汤的地方吃饭了，因为避免不了道德风险，如果免费的紫菜蛋汤有人往里面撒点无味毒药简直so easy。报复社会的就不活了，拉10个人垫背呢。哪怕是肯德基这样的也避免不了临时工心情不好故意搞鬼啊。

甚至自来水厂的员工都可能捣鬼。

办法之一就是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增强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老百姓对未来没有信心，看不到希望，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其实好多人都需要心理疏导，不光是年轻人，其实好多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他们都那么大了，贫病交加，如果感受不到社会温暖，怎么会有同理心？怎么会不拉几个垫背呢？

同时严打毒品，赌博，网贷，这个害死人啊，另外偷情也要严打，好多刑事案件也是因为被戴了绿帽子。建议婚姻期间出轨的男女双方都要刑事拘留。。。。

@electron8964 #1

同是灭族政策，满清削减蒙古男丁使用的是让男丁出家或者上战场做炮灰，汉人对新疆的灭族手段来得就要猥琐多了。

@爱狗却养猫 #2

您才是明白人。再说人家只是聚集一些朋友，说什么内容观点正确不正确并不重要，重要是联络感情。而这位博士我想问问，究竟接受了你那一套对这些昔日朋友的生活能带来什么好处？毛主席要别人接受马列，也是先分田地，不是吗？

而这位世界史博士先生难道就高明吗？他和二十年前有什么两样？还是自诩为有世界视野，和别人不一样，鄙视那些不懂的人。只不过现在多了一张文凭来作为鄙视别人的资本。说到底，他根本不关心这些昔日朋友的生活，只想去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

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造神"运动轰轰烈烈，喉舌党媒群起为个人歌功颂德，遣词用句之酸麻，大有追上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势。习近平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地产大鳄任志强随后发表评论指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党媒千龙网直指任志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现在一个诺大的政府部门也是公开指出公安姓党，那么同样的问题可以问出来： “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公安部队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赵克志以文革式的语言，阐述出了中国就是一个纯粹的警察国家，这个警察部队不是为人民而设立，不是为社会的安定而设立，而是为了中共这个党设立，为习近平为首的共匪设立， 目的就是帮助共匪控制百姓，为了共匪的绝对统治，与其说是公安部，不如说是共匪的鹰犬部。

这时候我又想起马老师说过的一句真话：

马云说：十年前我更关心全世界，结果我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五年前我很关心中国的命运，我也过得很艰难；三年前开始我只关心公司，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现在我只关心自己，越来越好。所以我说，关心好自己，把每个人吧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别像奥巴马一样关心全世界。

Zenz根据对中国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2018年，尽管该地区仅占该国人口的1.8％，但在中国所有新放置的宫内节育器中令人惊叹的80％都安装在了新疆。

本書原名為：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

2017年8月11日 二版一刷

内容简介

「為人民服務與忠於黨、為政治服務一起，把中國知識份子本來就日趨萎縮的自我，變成了毫無自我知覺的動物性存在。知識份子要傾聽整個社會的每一個聲音，觀察每一個眼神，但就是從不傾聽知識的聲音…」

劉曉波以西方文化式的批判性，向手術刀般精細而銳利的剖析出，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樣貌與落後封閉的一面，更痛析中國知識份子過於功利化的弊病，即使三十年已過，在時間流逝的過程裡中國起了巨大的變化，但劉曉波所批判的那些面向，那些封閉功利的知識份子的樣貌，卻依然深藏在中國人的內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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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書分「文化」、「政經」、「時論」、「自省」等篇來論述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各種違法亂紀，荒誕不經的事件來批判中共政權的本質；自「六四」以來，三次入獄，作者以知識份子的良知，仍持續以敏銳的觀察從文化、政治、社會、歷史層面來批判中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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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刘晓波离开我们三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他也获得自由有些许日子了。若他生活在拥有合理的制度的土地上，他也不会坐牢。十一年前，他为了这片土地拥有合理的制度，推广新的宪章，因此被剥夺了自由，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片土地上不止一个刘晓波，还有很多人，为了反抗不义，为了自由公平，让自己身陷囹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用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们祭旗，让这片土地上的十三亿人，看着追逐正义与公平的代价是如何残忍，迫使着人们沉默不语，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不得不纵容恶，对现实妥协，对未来失望，不期待有任何的转机。国民性也是刘晓波批评的内容，他在那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可以过度强调历史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后来他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转变观点，发现这样的国民性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七十年的极权统治塑造出来的。

刘晓波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对知识分子不作为的痛心，他的很多理念，也许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观点可以商榷，也可以反对，但唯独不能成为制裁他的理由。他的境遇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言论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迫害，而是一旦为新宪法去推广去实践，极权制度立刻暴露出本性的凶残。集权体制最怕的东西，就是合法性的立宪。那意味着他们没有合法性，是非法政权。

如何正确的纪念刘晓波，我认为不该是愤怒与哀怨的诉诸民众无能，也不是凄惨悲伤的控诉与要求平反。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筹备起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组织，与非法政权的中共在国际社会分庭抗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义要建立在法理性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团结更多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共识，唤醒更多的人民，为以后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土地上，大家承担起使命与责任。

首先，是对中共不具备合法性进行法理性的澄清。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政党，控制的政府自然不具备合法性。一个侵犯着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政党，一个控制着金融、媒体、教育、司法等重要领域的政府，一群压迫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家族及其帮闲与帮凶，是必须用法律的名义来论证他们不具备法理性的统治，才能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进行解散和清算。

其次，制定新的宪法与相关法律条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党不具备法理性，主动违背宪法，控制法律，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力，而且在宪法中写入对政党的拥护，自然没有合法性。对待没有合法性的宪法，只有推倒重建。晓波先生是因为新宪章而身陷囹圄，我们该继承的遗志，则是对新宪法的制定，用法理性来赋予和捍卫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也为未来中国的变革打好法理性的基础。

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的准备。新的制度必须考量到中国的现状，以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的转型，政策制定方面必然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协与折中。我们推动社会的改变要用理性与宽容的态度，一方面避免制造多数人的暴政，另一方面拒绝新的独裁形式的诞生。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制是最不坏的政治。大陆改变政体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矛盾，我们一定要放下仇恨，依法行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团结更多的力量一起推动社会制度的转型。

刘晓波先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说自己没有敌人，并不意味着宽容。是因为残害他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这个独裁政府和极权统治的制度。他未竟的志业，是新宪法的诞生。正确的纪念他的方式，我觉得是继承他的遗志，召唤更多人来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去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让正义公平的阳光能够照耀这片土地。这该是刘晓波先生的夙愿吧，他没来得及践行理念，就为我们付出了生命。我想，苟且着的人们，唯有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刘晓波先生最好的纪念吧。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spark%ef%bc%9a%e8%af%a5%e7%ba%aa%e5%bf%b5%e4%bb%80%e4%b9%8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7/china-xinjiang-one-child-birth-control/614014/

A group of young boys stands near posters extolling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s Henan province.Didier Ruef / LUZphoto / Redux

独生子女政策，好心的听众不可避免地会问一个我曾期望的问题：“当然，强迫堕胎和绝育是不好的，”他们会说，“但独生子女政策并不是很好。从某种角度？这是否有助于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叙事。它声称，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艰难而必要的举动，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坚持认为，如果出生率没有急剧下降，“我们将无法发展经济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联社和著名的新疆学者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最近关于对中国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实施强迫绝育的报道，应该使这片挥之不去的，有害的无花果叶平息。如果独生子女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造福国民，为什么北京的人口出生率降至70年来最低水平，从而危及未来的增长，但北京为何积极抑制维吾尔族（中国公民）的生育呢？党为什么要告诉汉人生育更多的孩子，即使对维吾尔族妇女进行绝育的人数要比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人口还要多？

答案当然是，中国的节育政策向来不那么关乎生育，而更多地关乎节育。那些起草一胎化政策的人愤世嫉俗地更关心权力的保留，而不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长期拒绝终止该政策的呼吁，尽管经济学家一直警告说，这正在缩减中国的劳动力队伍，降低生产力，并为养老金短缺储备了一个未来的问题。这种选择将意味着放弃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工具（以及一个被北京自己承认每年可靠地产生至少30亿美元违规罚款的工具）。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报道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花了很多年研究和撰写一本屡获殊荣的书，研究了世界上最激进的社会实验的成本和后果，该实验始于1980年，2016年逐渐减少，当北京将一个家庭的孩子人数增加到两个时。为了了解州政府如何监管子宫，我听到了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我与被迫在怀孕七个月后堕胎的妇女交谈；官员们描述了他们如何围困和追捕像猎物一样的孕妇，以及讲述了令人心碎的遗弃和杀婴行为的母亲。这些故事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涉及该国的大多数汉族人口，这些汉族比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

现在秤已经倾斜。新疆发生的事情令人惊讶。根据Zenz的说法，该省两个县的目标是一年内分别对14％和34％的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按人均计算，这比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进行的绝育手术还要多。被拘留在拘留所中的维吾尔族妇女据称受到了改变或中止月经周期的注射。一些媒体还报道说，维吾尔族妇女被强行安装了避孕工具。 Zenz根据对中国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2018年，尽管该地区仅占该国人口的1.8％，但在中国所有新放置的宫内节育器中令人惊叹的80％都安装在了新疆。

灭绝种族是一个丑陋的词，但它应该适用于新疆发生的情况，在2009年该地区发生致命的骚乱后，新疆成为越来越多镇压政策的目标。自那时以来，北京一直在开展一场根除维吾尔文化的运动，强迫约100万维吾尔穆斯林进入 "再教育 "拘留营，夷平清真寺，对居民进行奥威尔式的监视，并将维吾尔儿童与父母分离。

优生学是另一个丑陋的词。种族灭绝和种族灭绝都围绕一种令人讨厌的想法，即应该消灭或繁殖某些人类群体。优生学是其许多仰慕者选择忽略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基础。该政策的一个普遍口号是其宣称的“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的意图。 1988年，中国西北的甘肃省禁止“复制愚蠢的笨蛋或笨蛋”。 1995年，中国通过了《国家母婴健康法》，禁止患有“严重遗传病”的人繁衍。 （这些情况包括精神残疾和癫痫发作。）

然而，1983年联合国仍然选择将其人口政策授予中国金牌。 2014年，《经济学人》将独生子女政策列为减缓全球变暖的最重要战略之一（比保护巴西的雨林更有效），尽管该杂志承认这是“骗人的事”，因为北京没有在制定政策时就考虑到了气候保护。 （它的评估也基于北京自己的预测，即一胎化的政策使生育人数减少了3亿，这一点受到著名人口统计学家王峰等人的反对，王峰说，这些预测未能说明全球人口下降趋势以色列环保主义者阿隆·塔尔（Alon Tal）在2015年写道：“很容易批评一个孩子的政策：这肯定是严厉的药物，其应用过于严格。”今天中国对这项政策的采用感到多么幸运。”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著名的学者争论说，大屠杀具有某些优点，例如可以促进制造业发展，或者尽管有种种弊端，但美国奴隶制却为深南方的经济引擎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某些地方，道德上的愤怒应该战胜唯物主义。 不必说“是的，他们侵犯了人权，而是……”，有时我们只需要说“他们侵犯了人权”。 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震惊。

一胎化的政策导致了人口严重失衡，男性，年龄太大，人数太少。 如此严重的性别和年龄失衡使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单身汉将比澳大利亚人多，中国的退休人员比西欧的人多。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已达5400亿美元。 中国的中产阶级汉族妇女现在表示，国家二胎政策及其附带的宣传给她们施加了更多压力，要求他们补充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并导致了工作场所歧视的激增。 中国农村地区妇女的匮乏导致性奴役和贩卖人口激增，不仅影响了中国妇女，还影响了来自柬埔寨，缅甸，朝鲜和巴基斯坦的妇女。

北京对这种人口下降的早期反应仍然比胡萝卜更顽强：社会羞辱，遏制离婚和堕胎，政府资助的研讨会以鼓励女性自给自足，以及更多关于罚款的讨论，这次是因为没有孩子。 甚至建议一妻多夫制。 有人担心，仍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可能被用来控制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社会影响，例如，从中国所谓的“小皇帝”单身人士队列中支撑不断下降的入伍率。 接下来是什么？ 有更多孩子的点数，单身的缺点？ 这种情况似乎是“黑镜”中的一种，但鉴于中国历史上控制复制的极端措施，这种情况不可小视。

可悲的事实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束缚对于经济繁荣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中国的显著增长和消除贫困更多的是与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有关，而不是与管制节育有关。许多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在与中国相同的时期内，成功地减缓了人口增长并实现了繁荣--而没有让他们的人民经历这样的代际创伤。甚至中国自己也证明了它可以用较少的压迫性政权来限制人口增长。在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前整整10年，中国的 "晚生、长生、少生 "运动鼓励夫妇在年龄较大时结婚。这在遏制中国人口数量飙升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那十年中，中国的家庭从平均有六个孩子变成了三个。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本可以保持这一方针，并仍然享有健康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证据很清楚：我们可以遏制人口增长，而不赞同独生子女政策或其更恶毒的表兄弟新疆种族灭绝这样的野蛮行为。

读到不少怀念刘晓波的文章，其中谈到晓波的若干往事，令人感触良深。

北京的资深民运人士何德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03年11月6日我被法院判8年徒刑，妻子贾建英在回家路上（旁听完宣判）接到刘晓波电话，请她去他家吃饭。晚饭是刘霞做的，刘晓波陪着贾建英说话。刘晓波被抓捕后，贾建英按照狱中何德普提供的尺码为刘晓波缝制了一个厚褥子。2000年初许多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家属都得到过刘晓波的支持。

在何德普的帖子后面，四川的异议人士欧阳懿等好几个人都跟贴表示，他们也得到过刘晓波极大支持。可惜现在没法子支持刘晓波。

现居美国的独立笔会会员蔡楚写文章回忆刘晓波，提到12年前的一件事。蔡楚说：“刘晓波于2005年9月19日白天接到笔会会员杨春光的妻子小蔡，从辽宁省盘锦市打来的电话，说杨春光因突发脑溢血，于凌晨三点逝世。因我主持杨春光的文集，对杨春光比较了解，晓波上网与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笔会应发布悼念杨春光先生病逝公告。没有想到，晓波当天就乘火车去盘锦市杨春光家。由于不熟悉道路，晓波 直到深夜才找到杨春光家。晓波对杨春光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后，小蔡表示经济困难，晓波立即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笔钱，送给小蔡后才匆匆离开。后来，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小蔡，她告诉我，晓波私人送了她一千元。而晓波从不提起此事，这件事显示了晓波为人的真诚和大气。”

余志坚先生，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向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的三君子之一，不久前因病去世。他的妻子鲜桂娥女士得知刘晓波去世的消息后异常悲痛，写文章悼念。鲜桂娥在文中特别写到：“我们2006年婚礼时接到他的电话，志坚用尊敬和兴奋的声音和晓波先生交谈，而我，快乐得直跳。”

刘晓波坚守国内，和国内的异议人士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很多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本来和刘晓波没什么来往，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但刘晓波对他们都亲如兄弟，除了把笔会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为狱中作家们服务，还常常拿出自己的稿费帮助他们。很多因言获罪者的家属，如杨子立的妻子、杜导斌的妻子、刘荻的外婆等，都接到过刘晓波慰问的电话或电邮。作家师涛因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被判处十年重刑。师涛此前与刘晓波并无直接交往，母亲前去探监时，师涛悄悄告诉母亲，有事找“波”。可见师涛对刘晓波是何等的信任。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信任不是靠四处宣扬作秀做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默默无闻的小事，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经由人们的口口相传才建立起来的。它最有力地揭示出刘晓波的人品。

上面提到的这些小事，如果不是刘晓波去世，当事人通常都不会写出来公诸于世。外人一般也就无从知晓。长期以来，有极少数人到处传播不符合实情乃至于蓄意编造的故事，攻击和诋毁刘晓波的人品。这些攻击和诋毁无疑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刘晓波所享有的广阔人脉和巨大信任就清楚了。就以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为例。我们知道，在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303人中，刘晓波一个人联系和征集的签名就有70多个，是征集的最多的。不少人接到刘晓波的征询，连宪章文本都没认真看就答应了。这可不是赶时髦凑热闹，因为大家都知道签署零八宪章是有政治风险的，是极其严肃的大事。他们之所以连宪章文本都没认真看就答应签名，就因为他们充分信任刘晓波。

除了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之外，刘晓波还带头发起过多次联名信呼吁书一类集体行动。刘晓波之所以能成为这些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除了他思想敏锐、笔头快之外， 那也是因为他有亲和力，人脉广，可信赖。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艺术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刘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中，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他更孚众望、更有人缘呢？这难道不雄辩地证明了刘晓波的人品？这样的人品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那些对刘晓波人品的攻击诋毁无疑是错误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p-0802201714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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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颁布的港区国安法是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严重打击

Per-Ake Westerlund、Vincent Kolo

中共新颁布的港区国安法，其效果就如同军事政变或第二次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只是这次出动的不是坦克，而是法律、秘密警察和大规模网上监控。

国安法的适用范围震惊了香港内外的法律专家和民运人士。该法律比大多数评论员所预期来的更为严厉。香港的资本家和财团高调支持这部部法律，并声称「只会针对一少数人士」，但现实证明这只是谎言。

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威权斗争以及去年的历史性群众抗议运动而言，这是一次严重挫败。但这场挫败的持续时间，恐怕不如中共政权所希望的。

国安法是在6月30日午夜前一小时公布并实施的，时间上刻意选在7月1日（香港政治中最重要的抗议日）前夕，以达到最大的震摄效果。自此，每天都会颁布新的严厉措施，扩大了新法的适用范围、提升了其严厉程度。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法例条文本身，而是由谁来执法。中国大陆的秘密警察和中共特务将首次可以公开运作，并具备极大的权力。几天内，当局就成立了许多新机构，从事监控活动并收集有关政治活动者的情报，并执行国安法，而且他，们在必要时还能绕过、凌驾香港政府。

中国国务院任命了恶名昭彰的强硬派郑雁雄为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在2011年镇压广东乌坎事件而出名。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不得不舍弃他，因为他们认为郑雁雄处理乌坎事件的强硬手段适得其反，但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被架空的香港政府

可憎的右翼港府和中共的资本主义建制当然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复仇，他们正沉浸於权力突然大增的狂喜之中–这是自在去年抗议爆发、自己沦为厌恶和嘲讽的对象以来，再一次受到民众所恐惧。但是，港府并非在主导这一反扑进程。国安法显示了港府比以前更加失去其存在意义。

对「一国两制」（即中共独裁下的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的神话，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这次举动可谓历史性的，亦也很是莽撞，并且会招致与竞争的全球资本主义政府的大规模反制，而在中国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新冷战中，香港则变成「西柏林」的角色。

香港：被视为“终局之战”的反国安法抗争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02/23509/

香港过去的角色和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量西方银行和公司进驻，而且它还是中共政权的政治盾牌。北京可以保留香港在「一国」条件下的「第二种」体制，从而维持对一些有限的民主改革的幻想。

在主权移交后的最初几年中，这还不完全是中共的虚情假意–以前的中共政权并不排除允许香港实行更大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将其用作「白老鼠」以进行之后可能在中国进行的民主试验。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已经果断放弃了这个念头。

中共政权已经意识到，即使在民主方面作些微的让步（例如放宽审查制度、建立更独立的司法制度）也将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中共倒台。从那时起，北京的目标一直是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习近平的上台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极权走向。

日益恶化的打压

国安法的颁布有意识地旨在产生巨大的爆炸效应。每天都有新的极端措施颁布，就像一头大怪兽每天都在长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政权渴望在香港施展自身权力以图震摄世界，因此对于执行法律没有详细的计划，而该法的实际执行机制仍在订定中，而以下这些是仅在过去几天中颁布的一些新措施：

7月5日，星期天：外国和台湾政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被中共代理人要求提供其会成员名单和银行帐户资料。拒绝这样做的组织的代表如果前往香港或中国大陆，不论国籍，都将被判处最高两年有期徒刑。这对包括任何国家的ISA成员在内的社会主义者构成威胁。该法律的治外法权是前所未有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法学专家唐纳·克拉克（Donald Clark）分析道 ： 「 如果你曾经说过任何可能冒犯中国或香港当局的话，请远离香港。」（引自HKFP）

7月6日，星期一：警察可以无需向法官申请搜查令，随意进行进门搜索、窃听。警察还可以禁止任何「受调查」人士离境。现在，电讯供应商和互联网公司亦须要交出用户资料。警权得到前所未有地扩大。而国安法法规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实施，也无需经过本地机关，他们和我们一样犹如旁观者。

7月7日，星期二：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将被从学校和图书馆移除。

教育局强调：「如发现内容有过时或有机会涉及（下述）四类罪行，除非是在正向教导学生国家安全的意识及个人作为国民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背景下阐释，否则一如涉及其他严重罪行或道德伦理上社会不接受的行为，理应把它们移除。 」

把中国大陆的规章制度强加到香港的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北京的长期目标。

四类罪行

该法律列出了四类罪行，最高刑罚可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被告因被送中「审判」，甚至会面临死刑）。这些罪行的定义非常模糊，因此只要中共政权想用，它就能用。任何活动和观点都可能在某天变成非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涵盖对中共独裁的一切批评。从香港民主斗争一开始，「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就一直是斗争的核心诉求。这个口号和提倡组织也可能被禁止。

「分裂国家罪」包括主张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独立或支持更多自治权。任何要求「自决」的组织都违反了国安法。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在国安法下将面临面臨无期徒刑。不论实践如何，毛泽东本人至少在口头上支持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国安法已禁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去年最受欢迎的抗议口号之一，当局指这个口号意味着「分裂国家」。 ISA从未支持该口号，因为该口号与香港的右翼本土派相联系，并指出不需与中国大陆工人联合进行运动、混乱群众意识的民族主义方向。但是，中共对该口号的禁止，反而会刺激香港工人和青年对这个口号的认同，甚至得到到部分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的回响。

台湾执政民进党告诫台湾人不要前往香港，因为如果他们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发表支持台湾独立的言论，可能会根据国安法而被捕。 54%的台湾人支持台湾完全独立–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也是习近平采取强硬的反台湾政策的直接结果，而中共在香港的镇压强化了台湾人对台独的支持。

「恐怖活动罪」包含一系列与真正的恐怖主义无关的行为。亲中共的建制派和大陆媒体过去已经广泛使用这个标签来指责去年的抗议活动。譬如去年港铁抗议，破坏公共交通的行为可能会被中共警方列为「恐怖活动」。支持抗议活动的任何行为，例如向抗议者捐助食品和饮料，或对伤者进行医疗护理，也将非法，从而覆盖不限于前线抗议者的很大一部分人。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与包括台湾的任何国际联系或接触。这很可能用在呼吁美国和其他政府对中共施加制裁和压力的某些团体和政客，但这项罪名也可以用於一切政治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任何其他拥有国际成员，并批评中共统治的组织。

在香港的记者和媒体也正准备应付新成立的、「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的国安公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如果香港外国记者会或香港本地所有记者，能够给我百分百保证，他们不会违反国安法，那我就会保证新闻自由。」这无法消除对新法的恐慌。

香港记者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7%的人认为认为立法将「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而90%的人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将受威胁。

全球因素

我们必须从中共政权（特别是解放军）最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考察习近平对香港的野蛮进攻。今年中印边界冲突是自1962年的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解放军战机多次进入台湾领空;中国海军首次同时在东海、南海和黄海这三个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中国还向日本实质控制的钓鱼台（日称尖阁诸岛）附近的有争议海域派海警船，以抗议日本政府决定重命名这些岛屿上的某些地名。

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21/24003/

习近平似乎正在四处惹事生非，包括与澳大利亚的冲突日趋激烈，过去中澳两国曾经发展出蓬勃的经济关系。为反制加拿大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现在有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并可能被判死刑。

因此，对香港的打压不仅、甚至并非意在香港。中共宣称要平息2019年数百万人上街示威游行的群众运动，然而中共并不一定要动用好比按下「核按钮」的国安法。实际上，香港反威权运动早已陷入自身的政治矛盾，并在走下坡–缺乏明确的政治计划，以及最重要地，缺乏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来在更复杂的局势下引领斗争。

最新的严厉措施可能将在短期内产生令人震摄的效果，这对香港的运动来说无疑是个挫败。如果抗议者吸取主要教训、改变运动方向，运动可以在将来恢复。国安法的目的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散播恐怖，因为不满的声音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大。受到了与美国的贸易战和过去7~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的影响，中国现正处于新冠肺炎触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中。

习近平也希望能对党内和军内对手展现威力。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是现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决定性特征，并反映了社会危机的加剧。习近平正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争取连任第三任期，但目前看来这一期望不再那么笃定。

统治精英认为习近平强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他们是个麻烦、会分散注意力，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习近平不能轻易改变政治方向，因为这样做会严重损害他的权威。随着敌对派系磨刀霍霍，习近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他的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 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并寻求新的冲突，以此来展示他的力量，迫使社会和整个党国机器与他团结一致。

与特朗普的交易

目前，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已强烈谴责国安法，但反制措施也比较不痛不痒。他们说冲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即民主与专政的斗争），但这根本是在骗鬼，因为美国和欧盟不会反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特朗普一再表达了对习近平的赞赏。上个月在夏威夷由麦克·蓬佩奥代表美国进行密会时表示，他似乎与习近平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以挽救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传言说，作为回报，美国总统同意减轻对新疆（或加上香港）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制裁措施。

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5/25/23427/

但是，北京日益挑衅的行动将暴露出西方大国不采取行动的相对劣势。考虑到新冷战涉及到的利害关系，由于香港局势在全球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双方就香港问题的立场也更加强硬。当然，西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将主要是保卫其银行和商业利益。而中共政权也有可能误判形势，反制措施可能比预期的更为严厉。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然而这一切才刚刚揭幕。

对于香港的社会主义者和运动人士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发展。对于外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警告，它凸显了我们正进入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新时期：更尖锐和更爆炸性的转折、越来越多的冲突、新的斗争，并且迫切需要基于工人阶级力量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和民主。

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江案真相大白。老胡强烈谴责肇事者张某钢为报复社会而搭上20条无辜生命的犯罪行径，并且呼吁所有网民一道予以痛斥，不留任何为其行为进行道德开脱的空间。 人间会有种种不如意，张某钢离异，在公房拆迁的补偿问题上也没能遂了自己的愿望。他已经52岁，属于基层草根人物，社会有理由就加强对这个群体的关怀和照顾进行探讨，并且做出各种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构成对罪犯张某钢给予同情的理由，他的个人境遇与其报复社会的残忍做法之间没有任何道义关系。

用摧残无辜生命来报复社会，这种“独狼”的阴魂决不能被原谅。为他们进行任何辩解都可能鼓励其他各种严重不如意者走上类似绝路，那些潜在的报复社会者会误以为那样做在众人的眼中是有道理的，甚至是可以得到掌声的。

前几年一些报复社会者没有受到社会的足够谴责，有的甚至被标榜为“义士”，舆论场上的那股歪风导致了一些报复社会的模仿者，让更多完全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

请大家注意，中国社会这些年是不是在推动公平正义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呢？就看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是否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到了首位呢？中国各地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必须鼓励以合法合理、至少不伤害无辜者的方式加以推动解决，报复社会的“独狼式恐怖主义”决不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助攻”予以道德美化。

我们呼吁各地政府加强基层工作，对各种不如意、尤其是不幸者给予更多关怀，要在一些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拉他们一把。对潜在的报复社会犯罪苗头，要以最大努力防患于未然。要让我们的基层有更多温情，要不断创新营造基层社会温暖的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度。在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实现报复社会的案件越来越少。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习包子像毛腊肉看齐

@natasha #6

你这么说我越想知道。 我知道不同人理念不同，也许无所谓

@natasha #1 我个人的感觉，艾未未是同情刘晓波的，但是认为他和他代表的团体政治成熟度和理论水平都不够，做不了大事却被捧得太高，这里有理念分歧的原因，也有点“文人相轻”的意思。

@natasha #7 我觉得艾未未是个很……社会的人。他本身的背景经历比较“精英”，所以心态与视角和很多“草根”民运人士非常不一样。他给我的感觉很像那种北京大院的“顽主”，骨子里固执而愤世嫉俗，外表滑溜而玩世不恭，而且喜欢青白眼看人。刘晓波，恰好不属于他青眼所加之人，但也不能算是白眼吧，或许算是so so? 但是同时外界对刘评价又很高，所以我觉得他私下可能是不太服气的。

开头配乐旋律蛮好听的，适合当广告歌。

我们呼吁各地政府加强基层工作，对各种不如意、尤其是不幸者给予更多关怀，要在一些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拉他们一把。对潜在的报复社会犯罪苗头，要以最大努力防患于未然。要让我们的基层有更多温情，要不断创新营造基层社会温暖的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度。

@爱狗却养猫 #9

这么看就有点理解了。

大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艾未未吧。

@electron8964 #5

唉，都是些污言秽语，网上应该能搜到。不过真的觉得还是不要搜的好。

@natasha #1 如果把两人都理解为广义的“民运”的一部分的话（虽然估计艾未未不会认为自己是“民运”，而且很看不上这个团体），其内部的理念分歧和利益纠葛是很多的。有的时候未必有关人品，两个基本人品都没问题的人，也可以因为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同、或者对某些人的态度不同，而互相看不上眼，继而互相diss，甚至发展到人头打成狗脑袋的程度。别的不说，看隔壁就知道了，内战都几次了╮(╯▽╰)╭ （当然每次内战之后都会说是外部势力——这个问题就不多吐槽了，否则牵累帖子进树洞。）

毛泽东就是普通的农民造反啊，他个是野心家，不是搞革命的。

对百姓的道德标准就是要越来越高，越来越自律，越来越圣人。

政府么就是要越来越贪，越来越没下限，怎么做都可以。

你真是个精分患者。

@natasha #7 这里有一篇文章，我觉得算是艾未未对于刘晓波比较真诚的观点：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ai-weiwei-3

@natasha #1

有吗，我还挺想知道的

@爱狗却养猫 #4

嗯，有可能。刘晓波被抓后艾又说过一些营救刘晓波的话。

但是我觉得他应付媒体的过于有经验了，知道跟什么媒体说什么话。

还得学习杨佳，未来的民族英雄

@electron8964 #5 杨佳没错啊，只是人没砍对。

又倒垃圾了，斩死你

@岁在甲子 #2 有理说理。斩啊斩的，你就不怕被击毙。

万一你也遇上这种用摧残无辜生命来报复社会的独狼”呢？

你打他，别人凭什么不打回去啊。

spark vs mapreduce

Spark facili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th iterative algorithms, which visit their data set multiple times in a loop, and interactive/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i.e., the repeated database-style querying of data.

Spark相较于mapreduce的优势在于：一、迭代计算更快。就是多步骤的，多步的map、reduce、map、reduce……, 可以在内存中完成，不用每次都存盘/读盘。二、支持交互式查询。

都是一些空话，他没说一下自己具体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