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2020年4月1日，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班克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请求调查中国三名记者失联的事件，其中包括李泽华、陈秋实与方斌

Chinese Journalists Keep Disappearing. This Congressman Wants Answers

https://dailycaller.com/2020/04/01/china-missing-journalists-fang-bin-chen-quishi-li-zehua/

@妹 额，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想多了。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这样吧先说公事。从这个帖子来说，我管理的逻辑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过之前比较懒，没怎么管骂架的事；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容易导致矛盾扩大，所以看到有人身攻击就伸手管一下。这和观点立场无关，也和你之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无关。管理是business，不是私事。虽然我不敢说100%能把公私分开，但是对事不对人、目标指向，一直是我给自己设立的标准。从公事的方面来说，你说的某些问题我基于对论坛管理目标的理解和对具体情况的判断，有自己的想法和考量。至于称呼“楼主”，我经常这样干的，和个人亲疏好恶无关，不用多想。

好了公事说完说私事。就像你说的，我们对对方有基本的了解。这事儿我虽然觉得有点头疼，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观点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很正常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聊天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和而不同”。之所以是朋友，是因为信任对方的基本为人，希望对方好，所以愿意在有条件的时候互相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因为双方是对方的镜像反射。对于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我们必然各有想法，可以互相交流，不过没必要强迫对方改变。我并没有不尊重或贬低你的意见，但是我也希望说明一点，尊重并不等于认同，而是不强迫他人做不愿做的事；正如同自由不等于随心所欲，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奴隶理解不了人跟人之间的平等，因为他们的思维里面只有统治关系：不是我统治你，就是我被你统治。

很有意思，谢谢分享。

自己顶一个

@爱狗却养猫 #18 你来一下特殊的沟通渠道。

@Nakula #9 赞同。

这类言论和他们反对的对象动不动代表十三亿人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是及其缺乏同情心的表现。

所谓的“能跑赶紧跑”，“不要启蒙”，“不要批判”不过是一种犬儒心态，这种人也配叫义人吗？

还是回到鲁迅的“铁屋子”吧：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万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惊起了較為清醒的几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几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坏這鐵屋的希望。”

据称，居住在广东的 #女权活动家 #郑楚然（大兔）于本月14日被警察带走询问，直接起因是推特之近期发布，据闻其被要求停止在推特上“为解救丈夫 #危志立 而跑步打卡”，并被威胁将刑事拘留；期间被没收两部手机、采血、采虹膜与采指纹。其推特首页显示 #大兔跑一万公里迎小危自由 的打卡，停留在第268天

https://twitter.com/allisongrabbit

看到

真善美就是史學三境界

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我相信在人文和科学领域都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个人希望所在。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Nakula #9 额，我不了解他其他文章，只说这个视频的话，其实他讲的内容没有什么错的。所谓13亿很明显是一个指代，指代一个数字可观的大群体，这些人可能是几百万到几亿之间。具体多少就要看各种因素集合了。

@libgen #10 你既然對他徹底否定，這段高論建議你發到他youtube這期節目下。我發這個帖子的目的也不是很難理解，別故意趁機帶節奏。

@natasha #22 我知道你是好意，因為認真所以才指出錯誤觀點的，不是你想的那個批啦。我提到你主要是想說，自己能聽進別人的難聽話。rbc以前說我還要難聽呢，我也是能聽進去的。你自己也要小心，你太感性了，實際上按我朋友的說法，你的專業大致範圍和所處時區也已經暴露了。你也要小心防賊。我跟愛貓沒什麼矛盾，她也了解我，這裡某些人想趁機挑事是沒有機會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717022424/https://mp.weixin.qq.com/s/c39IQDNeQ_OGa3m-z9iJeg

奴隶从不反思痛苦根源，只会去恨另一个奴隶

1. 是奴隶，不是弱者

2020年7月7日，因为房子被拆，司机将车开进水库造成21人无辜死亡。

2020年6月4日，学校保安攻击学校幼童，造成40多人受伤。

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人说这是弱者蓄意报复社会。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司机和保安不应该用弱者定义，而应该用奴隶定义。

我们要搞清楚弱者和奴隶的区别。

弱者，他只是物质上的弱者，其它方面正常。

奴隶，他是精神上的奴隶，一切都不正常。

弱者，独自承受苦难，不将痛苦转嫁给第三方。

奴隶，只要有机会，就会向比他更弱的人拔刀。

弱者，退无可退时会反抗强者。

奴隶，对奴隶主只会卑躬屈膝。

弱者，会在苦难中反思痛苦的根源。

奴隶，永远只会把苦难归绺于其他奴隶。

这些悲剧的根源，是奴隶思维，而非弱者思维。

2. 奴隶虽不在，奴性却永恒

时代已经没有奴隶这个称呼了，但奴性一直在。

很多人后脑勺上没有辫子，但精神上的辫子拖得比满清还长。

这个世界没有皇帝了，很多人一直渴望三叩九跪拜君王。

什么是奴性，我们以鲁迅笔下的阿Q为例。

他是一个长期遭受压迫的小人物，内心非常自卑。

但他一有机会就想去奴役别人，体验一把当奴隶主的感觉。

所以阿Q无故殴打小D、调戏尼姑、猥亵吴妈，这是奴隶对弱者的态度。

但他又特别害怕赵太老爷，从骨子里面就是敬畏，这是对奴隶主的态度。

奴性有四个基本特征：

1、最初是外在强加的，但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

2、被动的，而非自找的；

3、对自身没有益处，但意识不到；

4、无原则接受，没有底线。

奴性是基于生存欲望的理性服从。

它是暴力恐吓、利益诱惑和思想禁锢的产物。

所以，奴性极强的人，很少有人性。

3. 对同类极其凶残

奴隶看起来温顺，并不代表着善良。

奴性极重的人，对同类一定极其凶残。

因为他从奴隶主那里失去的自尊，需要从同类中得到补偿。

我们以水牛为例，它从基因里惧怕狮子，有些水牛看到狮子就吓瘫得不敢动弹。

其实论战斗力，一只水牛甚至可以击败一只母狮，至少也要三只或以上的母狮协作才有可能击杀成年水牛，而且还要冒着受伤的风险。

所以，水牛并不是弱者，只是在精神上阳萎，这就是奴性。

不过，水牛一旦面对同类时，战斗力就非常强，助跑起步，头破血流，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那股气势，狮子如果看到一定非常害怕。

这个时候的勇气，不知从何而来。

除了水牛，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视频：非洲大草原上，一只公斑马叼住一只小斑马扔到了河里，死死地咬住了小斑马的一条腿，反复数次想将小斑马溺死。

在狮子面前极其胆怯的公斑马，对小斑马却能痛下杀手，非常像那个学校杀孩子的保安。

4. 奴性之人的攻击逻辑

理清以上一些概念，才能明白奴隶的攻击策略。

奴隶的攻击并非是非理性的，其实他们精于计算。

这些骨子里渗着奴性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博弈论。

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并不指一个人会做一个守法的君子，而是指一旦选好自己的目标，哪怕这个目标不高尚，他也会在理性的作用下最优化自己的策略。

这个理性，其实是达成某个目标的工具理性。

所以，这样奴性的人，仍然要考虑采取何种犯罪策略，去实现发泄怨愤的利益最大化。

作为一个奴性罪犯，他认为应该如何选择攻击策略呢？

如图，罪犯（奴隶）有三个攻击对象：

一个是奴隶主：也就是一直以来统治他的人。

一个是强奴隶：比他更强壮，偶尔会欺负他的奴隶。

一个是弱者：比他弱可以被他控制的人（例如小弱）。

三个博弈策略：

1.攻击奴隶主：

假设他在某一瞬间拥有了勇气，直接攻击奴隶主，奴隶主眼见不敌跑掉了，双方博弈收益为（-10,0）；

一般来说，奴隶主身边有保卫者，奴隶主大概率会反抗并最终缉拿奴隶，奴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还会被抓去当奴隶，最终收益为（50，-50）。

2.攻击强奴隶：

强奴隶是平时欺负过奴隶的人，但是由于没有守卫和保镖，反应能力较差，对付奴隶可能选择逃跑，而奴隶也很难追上，收益为（0,0）；

如果强奴隶选择反抗，奴隶享有先发优势，就有可能会受伤，收益为（-10，-5）。

3.攻击弱者：

保安攻击小孩，司机搞定乘客，这属于弱者，他们很难反抗，这些人能逃走是小概率事件，收益为（-60,60）；

小孩和乘客恐惧之下，也许会选择逃跑，但最终逃不掉罪犯设下的陷阱，收益为（-50,50）。

很显然，对罪犯（奴隶）来说，攻击弱者是上策，攻击强奴隶是中策，攻击奴隶主是下策。

这就是为什么保安会选择攻击小孩，司机会弄死乘客，对于一个罪犯（奴隶）来说，这就是他的最优策略。

这是正常人很难想像的。

5. 奴性之人会罪己吗？

这些奴性之人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生命，他们会反思吗？

不会，奴隶（罪犯）不会反思，只会责怪他人。

那有人会问，他自己是弱者，被人欺负了，有切肤之痛。他伤害了其他弱者，难道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吗？

在奴性之人的世界里：

1、不会有共情心；

2、不会有同理心。

他们只有敬畏，或者让他人敬畏。

他们只会相信奴隶主说的话，模仿奴隶主做的事。

在他眼里，只有模仿力，没有思考力。

奴隶主伤害了他这样的弱者，他就模仿奴隶主去伤害更弱者，这就是他的模仿性逻辑。

这也有一点像婴儿思维，婴儿首先是模仿，不是思考，所以这样的奴隶也是巨婴。

对一个具有思考力的人来说，如果奴隶主你伤害了我，那我会对抗，可以反过来同样伤害奴隶主，这是一个成人的理性思考，他具有模仿性，但同时也有思想的逆向性，这才是正常思维。

奴性之人不会反思，他认为这才是天经地义。

6. 奴性之人只恨另一奴隶

杀害小孩，伤及无辜？

奴性极重之人，是没有人性的。

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向弱者挥刀的人，会残忍到什么程度。

这些人不会讲道理，他们只信服强权逻辑。 更不知道欺凌弱者，是这世界最LOW的行为。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识别这种人，然后远离他。

那如何辨别出这种人呢？

道理非常简单，当石头与鸡蛋对立时，这种人一定站在石头一边。

当强者与弱者对抗时，他首先站在强者一边。

被奴隶主用鞭子抽打后的乖巧，已经化为他灵魂深处的自觉。

追求生存的安全，是他活着的最优策略。

如果喊爱国是安全的，他喊得震天响，如果侵略者打进来了，那他第一个上去抱大腿。

在这个貌似现代的社会，奴隶并不少。

所以，要防止类似极端事件发生真的太难。

因为，这些人从来不去反思自己的痛苦根源，只会去恨另一个奴隶？

@妹 #19

既然提到我的名字，我就说两句。

咱们谈绘画的时候，我没有“批”你啊。某个话题我恰好知道的多一点，就多分享一点。完全是出于平等和尊重的立场。要是不尊重某个人，才懒得跟他分享知识呢！：）

关于社会阴暗面，爱狗姐姐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入木三分，应该不是一直待在象牙塔里的人。我也是三教九流都接触过，尘埃里也打过滚；不提，并不表示没有见过。真不要把别人都想象得高高在上，很多人也许经历过更复杂的事情，只不过不足为外人道罢了。

能在这里论坛里隔空对话，也是缘分。爱狗姐姐是我见过的最有耐心和最有同理心的管理员，不要为了一些误会，搞到不开心。

端：在这种局面中，知识分子该何以自处？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未来？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3%80%90%e6%97%a7%e9%97%bb%e9%87%8d%e6%b8%a9%e3%80%91%e7%ab%af%e4%bc%a0%e5%aa%92%ef%bd%9c%e4%bd%99%e8%8b%b1%e6%97%b6%ef%bc%9a%e6%b2%a1%e6%9c%89%e4%b8%80%e4%b8%aa%e6%94%bf%e6%9d%83%e8%83%bd%e5%85%a8/

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

芝麻街

好多人的童年回憶了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一个假问题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被严耕望先生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都与您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民国时代史学家可谓灿若星河，与之相比，当下史学研究暗淡许多。您认为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现在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干扰。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十八世纪以下，中国的经史考据异常发达，史书上称之为“乾嘉考证”。胡适把这一阶段看作是“科学方法”在学术史上的光辉时期。不过中国的科学方法是在人文研究上发展出来的，与西方出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但就科学精神而言，二者是很相近的，都取得了可靠的知识。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又大量吸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史学的现代化已全面展开。由于当时学术思想十分自由，史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是多元化的取向，不拘一格。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多数新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但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论、辩证法）绝对宰制了史学研究，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已成为史学家必须完全接受的“真理”。所以整个毛的统治期，史学全是教条化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后，史学一度有开放的迹象，但“六四”以后又收紧了，而且意识形态并未改变，不过史学家可以避而不理罢了。

这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避免涉及历史理论，尽量在比较小范围内进行具体的研究，很像清代的考证。其中尤以文本疏解、新史料考释最受重视，因为这是政治上“安全”的工作。但是在这些考证式的研究中，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又表现出另一特色，即文章的注脚中只引经、史、子、集、笔记之类原始资料，看不到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这一点似应注意。

端：钱穆先生晚年《师友杂忆》有言: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您又是怎么看待“东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一问题的？

余：基本上，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是历史常态。中国文化一向是对外开放的，佛教传来及其重大影响便是显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证实了这一开放的性格。记得唐君毅师曾用《水浒传》中“莫遮拦”的绰号来形容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真是传神之至。

最早欣赏西方文化的是晚清的儒家学人，如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看到英国的民主体制和重人道的司法制度，往往情不自禁地叹为中国“三代”理想的实现。到了梁启超，胡适的时代，对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新文明则仰慕得更深了。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离合的大争论。其中有两派特别值得注意：一派是所谓“全盘西化”，即认为中国文化整个落后了，必须抛却，改从“西化”。另一派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特色，必须保存，不能因接受西方新事物而弃之如遗。

后一派当时反对者曾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其实并不确切。这里不能讨论这一争论。我只想指出，“全盘西化”确是一个过分激烈的口号，所以胡适很快便改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他去美国演讲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中也发展出近于“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撇开“体”、“用”之说不谈，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无可否认。

我抱这种看法，也有个人际遇的背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安徽潜山官庄镇住了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虽然正规教育断断续续，但仍给我最初的人生启蒙。而此后数十年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使我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汇流的。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端：在这种“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如果此前被寄予希望的“中产阶级”无力承担起倒逼体制变迁的重任，那么对执政党审时度势、主动转型是否能抱有期待？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毛泽东的独夫统治，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民穷财尽的大危机。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的命运，才采用了“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新政策，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重新奠定了“党”的权力基础。

端：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中国未来走向何处？在您眼中是何种前景？

余：我学历史，只能回顾过去，对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种现状进行一些反思，取得一些理解，但我没有预言的本领。何况这一问题太大，必须写专书或长篇论文才能交代，只能说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的现状是将极权主义的专制发展到了最高的限度，但这一极权统治已从毛时代的苏联斯大林型转变为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型。由于这一转变，马列的意识形态已完全破产；更由于“党资本主义”使贫富越来越两极化，中共不敢再谈什么“阶级斗争”了，因此只有靠煽动民族主义激情来笼络人心。这正是希特勒走的险路。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在这一现状下，要谈中国将走向何处，简直无从说起。在眼见的未来，现状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至少三两年内还看不到。有大量的钱为运作的资源，更有无穷的暴力（如国安、警察、军队等）作后盾，“党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时还无法动摇。中共在“六四”屠杀以后的一两年间确有政治危机，但邓小平仍能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同时海外华人（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西方等地）受中共特别优待条件吸引，纷纷借机来大陆投资，终于挽救了大陆的经济生机。危机一过，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使中共进行政治改变了。

一切都是假的，中共是谎言的国度，谎言终究不会长久

非常好的文章。

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是的。此外，中国在科技上其实投入很多，但是投入着重于应用技术，又缺乏吸引人的学术环境，所以我个人不看好科技创新的前景。

@natasha #31 又想了想，“E大爷” vs. “E二爷”，听着就不是一个味儿的，区别相当于“马大姐” vs. “马小姐”。

@natasha #31 good question。根据百度知道，有这么一种理论：

“在红楼梦里被称为二爷的人很多，比如贾芸被称为芸二爷，贾蔷被称为蔷二爷，可能贾府这样的人称呼还源于排行，然而还有人，比如倪二，柳湘莲又被称为冷二郎，还有鲍二等等，所以二爷这个词应该是北方的一个尊称，为什么不能称别人为大爷呢？到现在北方人提起“大爷”一般是骂人的话，比如“你大爷”。红学家邓云乡在《红楼风俗谭》中也说过这个称谓，为什么叫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为二爷，因为武大郎的原因，当时北方心理喜欢称二爷，不喜欢称大爷。另外也不喜欢被称为三爷，因为三爷往往是指佣人跟班，所以三爷也不是一个好称谓。”

同时，曹雪芹不知为何对二比较偏爱，不待见大。红楼梦里都说了，“漫言不肖皆荣（二房）出，造衅开端实在宁（长房）”；同时荣府内部，长房（贾赦邢夫人那一房）也不如二房（贾政王夫人那一房）；主角贾宝玉也是贾政的二儿子，真是二二二~

这个也不准的，因为人是变化的，所谓的反贼个个人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貧乏

凡是由獨裁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成功的國家，不但有持續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還要有持續不斷的思想資源的積累，兩者的相輔相成才會造就成型的民間反對運動。而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少有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間的思想資源遠比其他轉型各國貧乏，而且沒有持續積累。比如：蘇東各國本身就深受西歐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傳播一直沒有中斷。更由於五十年代的解凍，蘇東各國的民間知識菁英創造出大量反對極權的經典作品，為世界政治貢獻出通用名詞。一部《古拉格群島》的思想重量，勝過中國揭露極權主義罪惡的文字的總和。「古拉格」，作為共產極權的制度罪惡的代名詞，其份量決不次於作為種族滅絕的代名詞的“奧茨維辛”。還有哈威爾給捷克總統的公開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勝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表的所有宣言。

同樣，在緬甸，翁山蘇姬把兩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資源結合起來，一是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權至上，一是源於東方佛教的愛、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軟禁中寫就的《正義需要寬如來緩和》，就是兩種普世價值完美結合的經典文獻。中國的民間反對派人士至今也發不出如此高貴的聲音：「即使在被嚴格監禁的時候，我依然有辦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躍。囚禁我的小屋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我整天被關在屋內。這些鐵絲網時刻提醒著我自由的可貴。像佛經教義裡所說的，障礙往往會成為有利條件，一個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對自由的可貴反思。」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詞所說：在亞洲最近幾十年裡，翁山蘇姬已經成為反抗壓迫的重要象徵，成為顯示平民勇氣的卓越典範。

而在中國，50年代末的爭鳴時期，出現過諸多自由主義的聲音，儲安平和林昭的言論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抗「黨天下」的最強音。在文革中，出現過遇羅克以及更為深刻的顧准，出現過署名李一哲的呼喚法制的大字報，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就在殘酷的鎮壓下銷聲匿跡了。甚至，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都沒有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運動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羅克和顧准的思想資源和人格遺產才被重新發現。

進入改革時代，八九之前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主流聲音是鄧小平發動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重新詮釋馬列主義毛思想之上，實際上是為黨內改革派反對僵化凡是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宰權而呐喊。邊緣化的聲音，先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刊言論，就反專制的言論強度而言，魏京生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呼籲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闡述是代表作。但是，這些言論在當時被主流知識界所忽視，並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

接著，在文學藝術領域，是自我表現的朦朧詩、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先鋒派的小說、戲劇、電影、繪畫、搖滾樂。傷痕文學的主流是知識份子的訴苦和自我美化，幾乎不存在真正的對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朧詩和先鋒電影曾影響過一代人的審美傾向，但是，隨著這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這一群體的民間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漸變成了西方漢學家的謀生資源和官方作協的反面點綴，最後成為尋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領域，是關於人道主義、異化、主體性的大討論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論戰。為人道主義正名的討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點，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人學」來突破階級論設置的禁區，通過對現實中人的異化的揭示來批判現存制度。哲學上的主體性，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康得的主體論和東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著生產力決定論、社會本位論和群體主體性的沉重尾巴。文學上的主體性是借助於哲學主體性解釋藝術創作，是康得美學、人道主義、佛洛德、存在主義的大雜燴，人為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論是一種新的類型化代替舊的高大全。文化大論戰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間展開，前者借助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批判中共新傳統，並懷有一種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後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資源，借否定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來批判現實專制，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簡約化之嫌，還沒有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做過區分。至於直接針對現實來討論政治改革的聲音的公開化，是在「反自由化」運動流產之後才真正出現，

但是，一是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援，二是平反後的知識分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結，三是本土資源和理論準備的嚴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五是眼花繚亂的西洋景讓人無所適從，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蓋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代替深思熟慮的原創，八是沒有個體的真誠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九是無法實話實說的言論環境……這些深層的體制局限和精神殘缺的綜合作用，使這種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啟蒙弊端眾生。清算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大都局限在推卸責任和用苦難貼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鮮有深刻的負責的自我反思；而宣導自由主義的言說更陷於遊移、淺薄和曖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餘而思想不足，打擦邊球過多而直來直去太少。致力於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新儒家，無法理順傳統價值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銜接關係，「傳統內聖」根本開不出「現代之新外王」，不經意中成了官方愛國主義的文化注腳和理論藉口；致力於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籠統和淺薄，也沒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表述方式。中國文化思想界當時的現狀是：啟蒙者成長的思想環境，是被鬥爭哲學和語言暴力掃蕩一空的文化沙漠，啟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啟蒙，怎麼可能在一個急需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的大變革時代，發動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遠見的建設性為一體的啟蒙運動！當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識和善待人性的常識在菁英階層中間還遠未得以建立之時，怎麼可能把這種常識普及到大眾水準。

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民眾中填補共產信仰崩潰所留下的靈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風靡的「氣功熱」、「武俠熱」和「瓊瑤熱」，這三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恰好與文化界的尋根思潮相互激蕩。六四後，中共全力反對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高舉愛國主義和弘揚傳統文化，於是，氣功熱迅速發展為90年代大規模的民間組織中功和法輪功。同時，王朔的小說和影視的風靡，以反諷喜劇的方式娛樂著政治高壓的社會，幫助人們宣洩萬馬齊喑的壓抑，在用嘲諷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著消解一切價值和理想的傾向，助長了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態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熱風靡的大眾傳播中，前一種傾向日漸消失而後一種傾向卻深入人心。

其實，無論是帶有迷信和巫術的性質的氣功熱，還是具有顛覆和虛無的雙重色彩的王朔熱，它們的迅速大眾化是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在正義感嚴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釋放的無奈之中，人們轉向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轉向縱欲享樂和對金錢的貪婪，也就水到渠成。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知識菁英沒有資格苛責王朔們和迷戀氣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眾。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和道德糜爛負主要責任，是極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有局限，王朔們所起到的顛覆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菁英來承擔。但是，當知識菁英並沒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精神食糧之時，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氣功來填補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菁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菁英本身的權貴化。把平民推向槍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卻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和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即便是關注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左翼和號稱具有堅定的平民立場的新老毛派，也決不會在現實行為中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菁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閒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王朔們李洪志們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不僅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菁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檢討知識菁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80年代末的中國，八九運動就是在這樣貧乏的思想啟蒙和殘缺的知識品格之下開始的，自由知識份子在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啟蒙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膽量和能力。參與八九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其轟轟烈烈的行動留下了豐厚的道義遺產，但是在精神遺產上，參加運動的知識菁英們卻沒有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思想痕跡。親歷過這個偉大運動的知識菁英，如果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發表的言論，凡是誠實的反思者都會覺得臉紅。知識菁英為這個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與這個運動表現出的道義激情、動員規模、和平理性相比，簡直太不相稱。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偉大之比來形容。

道義凝聚力的貧困

如果沒有民間的主動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個邪惡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已經腐爛瓦解，它也絕不會自動坍塌。改變沉默大多數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狀態，首先是菁英們要敢於打破沉默，表現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氣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產極權制度整體破產的十幾年後，中國的一黨獨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穩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民間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間菁英階層的良知和勇氣的貧困。

非常諷刺的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為這種道義貧困進行辯護的最典型的理論，居然出自自由知識份子的筆下。他們完全不顧強大專制政權製造的政治恐懼始終在場的當下現實，完全忽視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和從來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的含義有著根本的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橫向移植。但他們偏偏要從英美的消極自由或保守主義出發，把八九運動的失敗和錯誤作為法國式積極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並從消極自由中引申出 「歷史的缺席權」、 「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菁英們找到了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結果是，不但對中國的現實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蒼白如此犬儒。

歷史表明，凡是已經完成社會制度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持續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存在。民間反對運動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間菁英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反對運動必須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喚起勇氣和開啟民智的象徵人物。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間反對運動之前就具有豐厚的名譽資源，他們一旦決心與專制制度決裂，以往的名譽資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是道義勇氣的化身，是民間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間組織化的核心。蘇聯轉型的完成，最初的道義象徵是持不同政見者科羅廖夫與索爾尼辛，前者是導彈之父，後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後是戈巴契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著是葉利欽退出蘇共而轉向民間，成為自下而上推動蘇聯轉型的領袖，他在歷史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象徵。東歐諸國轉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蘇聯放棄軍事強權對東歐的介入，二是得力於民間壓力的不斷壯大。民間壓力集團的不斷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恐怖政治下的道義英雄之屹立不到。波蘭有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捷克有以哈威爾為象徵人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亞洲，韓國有為反抗軍政權而幾乎喪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長達29年的曼德拉，菲律賓有以身殉難的阿基諾，剛剛出現政治和解曙光的緬甸有寧願失去自由也決不流亡的翁山蘇姬，她在演講時曾面對包圍著她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她平靜地對士兵們說：「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人民表現出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道義英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動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氣、智慧、毅力在領袖和民眾之間形成相互激勵。

反觀大陸中國，一系列民間反抗運動和中共政權的打壓，曾給一些人提供了成為舉世矚目的民間道義英雄的契機，可惜這些人或由於道義勇氣不足或由於人格狂妄和胸懷狹窄，終難承擔民間的凝聚核心和道義象徵之重任。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汙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在當時則是國內外皆知的民間英雄。八九運動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風雲人物：享譽世界的學生領袖們、著名知識份子們和民營企業家，黨內自由派中也出現過很有份量的趙紫陽、鮑彤和許家屯及其幕僚。他們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甚至就是凱旋般的流亡，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幾乎為中國流亡者群體所獨享。在國內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國內外的特別關注。

幸運的是，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民間資源，不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個人代價更是大屠殺的鮮血，為這些風雲人物提供了太豐厚的道義資源，八九風雲人物所享有的社會名譽就是靠民眾的鮮血成就的。對於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來說，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並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將在六四後形成多麼龐大的民間陣容，又將得到多麼巨大的國內外支援，諾貝爾和平獎也極可能授予反對派菁英中的某一位，如果這樣，既能為民間鼓起反抗的勇氣，又對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權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換言之，任何一個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專制制度的監獄，都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惡象徵，也將變成一個民族道義勇氣的象徵和民間反對派的核心。

這樣的假設和期望絕非道德苛責，因為，風雲人物所承擔的道義責任應該與其所享有的社會聲望相匹配，對知名人物施以道義苛求絕非不近人情，而僅僅是社會常識而已（比如，婚外戀者比比皆是，但柯林頓就要受到社會的苛責——法律調查、國會聽證和輿論譴責）。何況，在中國，在八九運動中，知名人物付出的個人代價僅僅是牢獄之災，與老百姓已經付出的生命代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私人資源，他們沒有絲毫理由浪費和揮霍這泣血的犧牲。換言之，中國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與他們所享有的社會威望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之間，出現了極不匹配的巨大裂痕。當知名菁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名流們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之時，也就是民眾收回給予名流們社會榮譽之刻。當國內的法輪功信徒不畏強權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時，他們有權利有資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會也有權從道義上苛責遠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數的愚昧而是少數菁英的懦弱和不負責任，成就了中共政權安然度過了大屠殺後的合法性危機。緬甸民間反對派的成功和中國民間反對派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領導運動的菁英之間的天壤之別，一位翁山蘇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孤立無援的民間反抗

六四後，中共政權安度政治危機和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孤立少數反抗者和收買大多數菁英、物質上的錢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錢外交和國際社會在道義優先與利益優先之間的權衡……都在幫助欠下血債的中共獨裁維持穩定。

與此相匹配的，是中國民間反對派在道義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日益貧困，民間反對運動的愈發孤立無援和邊緣化，無法形成各階層相互聲援的廣泛動員和持久堅持，每個群體對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於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之內，各掃門前雪的自私成為目前中國的道德常態。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上書還是難屬群體的抗爭，無論是弱勢群體的示威還是法輪功信徒的殉難，所有的民間抗爭幾乎都是孤立的，因而並不能對獨裁政權構成真正的民間挑戰。最典型的個案就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法輪功信徒的護法和弱勢群體的示威。母親們反抗暴政的道義勇氣不可謂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謂不傑出，法輪功信徒的堅韌和殉難不可謂不慘烈，受損群體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菁英階層的廣泛支援的普遍冷漠中孤軍奮戰。

面對這樣的現狀，有人會辯護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只能如此。這種特殊國情論被人為地辯護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為這種可悲宿命辯護的是如下犬儒式論調：1、中共政權過於強大而民間力量過於弱小。2、現政權畢竟還在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成績。3，中國民眾的素質低，還沒有進行民主化的文化條件。4、曾經長期受窮的國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發家致富的機會，所以先要麵包而後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當中國人都吃飽了麵包，自由的降臨也就水到渠成。5、現在的跛足改革是國人所能選擇的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6、國家利益優先的外交戰略對西方國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約下的道義力量就會大大縮水，所以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共政權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非宿命（宿命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辯護，是懦弱者的無奈感和無所作為的另一種表達），而是中國民間反對派本身的貧困所致。正是這種貧困，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連續的積累，致使八九運動所積累的巨大民間道義資源迅速流失；民間力量的貧困，甚至會使本來備受合法性貧困壓力的獨裁政權，在不斷的自我修補中顯得自信而穩定。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是你退我進此消彼長，民間力量長一分，專制力量就縮一分；民間力量縮一分，專制力量就長一分。每一次民間反抗暴政的行動陷於孤立無援的貧困，也就等於全社會都在參與對道義資源的變相出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的道義資源被全社會合謀出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出賣於今猶烈。

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堅持在《豬的哲學》中所表達過的觀點：血腥屠殺和嚴厲鎮壓只是外在原因，而內在原因則是中國自由主義菁英的道義貧困。大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義勇氣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菁英和知識菁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流血犧牲所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大吃人血饅頭的資本，就必然萌生一種被菁英們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佔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麽，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菁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在一個政權仍然強大的獨裁社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壓力，獨裁者決不會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而還政於民，即便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際，即便連執政黨成員都對這個制度喪失信心之時，即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擁有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好的內外環境，也無法對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動。由於民間壓力的貧困，一方面，獨裁政權可以在沒有值得重視的民間挑戰的情況下輕易地守住壟斷特權不放，另一方面國際主流社會的支援在國內外都找不到民間著眼點，只能轉而主要和獨裁政權打交道。

如果說，國內的嚴酷環境，還多少能夠掩飾可悲的現狀所標示出的國人人性腐爛的深度的話；那麽，在自由的國家裡，流亡者中堅守八九道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的事實，便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國人精神墮落的可怕深淵。以流亡的著名學生領袖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們很少再能聽到其他人的道義聲音。他們也像國內的大多數菁英們一樣，用人血饅頭作資本發大財去了，並用驚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無恥。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位，如今在波士頓當上了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她居然毫無愧疚地把六四事件當作“一些該拋棄的垃圾。”她未來的目標是：掙足夠的錢，把中國買下來，然後用CEO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何等淺薄的狂妄心態，只有無恥和無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堅守在廣場的勇氣，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後，她如此放言的膽量（如果那位訪問過她的Ian Buruma所記屬實），只能讓我唾棄！

好在，在國內外，還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動繼承著八九運動的道義遺產：牢獄中的民運元老徐文立們、年輕的自由知識份子楊子立們，闖關被捕的楊建利們……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鮮血，畢竟顯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在執政黨內部出現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菁英走上叛逆之路。尤為值得珍惜的是，畢竟一個個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母親們的沉睡良知，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以其反抗暴政的無畏勇氣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頗為可觀的受難者群體。這群普通母親們的十年堅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為六四的偉大道義價值做出寶貴的見證。她們見證著記憶中的高貴人性對自由和尊嚴的激情。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麽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

當獨裁政治的恐怖無孔不入之時，當恐懼感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一種習慣之時，讓我們記住翁山蘇姬是怎樣克服自我恐懼進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作為一個沈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

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

2002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於《民主中國》

又是傻逼的姨粉言论，姨粉全是蠢货,没有例外

算了吧，我无所谓你们怎么对待4楼。此人明显在恶意骚扰想赶我走，既然这边规则允许他存在，我就自己撤吧~ 不再来这个论坛了。我不想给各位管理员带来困扰。 @爱猫却养狗 刚才抱歉了，其实我前些天就想退了，没必要折腾。

还有我经过这近一年的网络键政基本发现，我和此道是不相为谋的，对这个圈子整体不看好。以后俺可能很长时间不上网了，各位祝好

中国鲁花集团今(16日)表示，由于加拿大不愿释放孟晚舟，因此将考虑以暂停进口加国大豆为制裁，施压加拿大，要求对方尽快释放孟晚舟，不要再成为美国的魁儡。中方亦表示：失去中国大豆市场，对加拿大豆农来说，将演变为灾难性的后果。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称，不放孟晚舟？ 中国鲁花集团扬言不买加拿大大豆做报复。

自从加拿大法院于5月27日，裁定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标准，并继续审理引渡案后，中国就针对加拿大做出许多制裁，甚至对两名加拿大人判刑。今日中国鲁花集团宣称，有意停止进口加拿大的大豆，想以经济来制裁加国，迫使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据中国方面表示，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大豆种植国，加国每年皆有大量的大豆销往中国，因此中国的市场养活了许多加拿大的大豆种植商。而今天，鲁花集团宣布考虑暂停进口加拿大大豆，认为此举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中国许多公司停止进口加拿大大豆，能够给予加拿大压力，促使加国释放孟晚舟。

据该报道称，过去中国外交部就曾批评，美国与加拿大滥用双边引渡条约，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对中国公民恣意采取强制措施，为严重的政治操作。

中国对于大豆进口一事，之前就曾以新冠病毒为由向大豆商开刀，6月曾要求大豆商提供保证书，用以证明进口至中国的大豆没有被新冠病毒污染，但各国的政府都表示，没有证据来源可证实新冠肺炎会从食物传染给人类，大豆出口商则表示中国要他们保证无法想像的事情。

据联合新闻网说，中国6月也曾以拘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企图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进行人质交换，但遭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拒绝。今日中国又传出要用抵制加拿大大豆，来施压加加拿大。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6-%E4%B8%AD%E5%9B%BD%E9%B2%81%E8%8A%B1%E7%9B%B4%E6%8E%A5%E5%A8%81%E8%83%81%E5%8A%A0%E6%8B%BF%E5%A4%A7-%E4%B8%8D%E6%94%BE%E5%AD%9F%E6%99%9A%E8%88%9F%E5%B0%B1%E4%B8%8D%E4%B9%B0%E5%A4%A7%E8%B1%86?ref=tw_i

希望西方能看清楚中国企业的嘴脸，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共的傀儡

中国副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因香港问题会面，但中方与美方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见记录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采取的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等措施提出了抗议。

郑泽光说，美方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制裁中方官员，“关心的绝对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妄图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郑泽光说：“我要正告美方，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而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刊登的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周三与郑泽光会面中并非只带了耳朵没有出声。他向郑泽光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侵蚀香港基本自由权的决定的深度关切，并解释总统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细节。”

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大使解释说，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

因此，声明说，美国总统认定 “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采取的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是指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重大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此外，“香港不再应得美国法律下1997年7月1日之前赋予其的同样待遇。”声明还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任何进一步的损害。”

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使之成为了法律。此外，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

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对香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关切，尤其是对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对港人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的一个威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把它视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种情况将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之路日趋艰难而日益严峻。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表示，美中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问道，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国关系还能否继续向前发展。

王毅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

郑泽光告诉布兰斯塔德：“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还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

郑泽光敦促美国不要“在错误道路越走越远”。

布兰斯塔德则呼吁中国保持克制，不要再做任何进一步伤害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and-us-diplomats-spar-over-hong-kong-20200716/5505168.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咱问问今天对于4楼再次开大量小号恶意骚扰，管理员会怎么处置他？ 目前连折叠都没有。

这个人的ID链表早就很清晰了 ？->胡编乱侃->李五毛->笑翻江山->FC->冷嘲热讽，还有小号无数， 这个人存在了半年多了吧。

@爱狗却养猫 #12

对你没有什么恶意，而是之前这个帖子被莫名转到时政，这个帖子的辱骂者却没被处理，所以不太爽。看到你帖子说得也比较认真，就有点怪你了。 抱歉了。

@阿離 #11 感谢添加出处。既然发在论坛，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作品，也要有别人进行FC或者反驳的准备，大家的帖子都是这样。我并没有这个义务联系原作者，这和是不是管理员没有关系。

@掀翻小池塘 #46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好好和他说话，他趾高气昂，你狠狠打他一顿，他立马跪下叫爹， 这就叫奴性

@爱狗却养猫 #12 礼尚往来而已。

@爱狗却养猫 #10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墙内媒体的新闻，转发而已，真伪请这位管理员自行联系原作出处。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0713A0VKQ600

楼主注意下，那个通告是几年前江西一个村子的事，不是今年的。http://jx.ifeng.com/a/20160708/4737407_0.shtml

江洲镇让18-65的劳动力留下是确有其事，还号召了在外的劳动力回来参加防汛，但只是号召而已。

具体“防汛”是指做什么，目前不清楚。说不定其中有人就是留下收拾东西的，有的人要帮忙干活。

年轻时的刘晓波，曾是“文坛黑马”，1988年，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学生自发旁听下，获得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文学博士，并应聘为该系讲师。该论文同时收录于知网。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改变的宿命。

客观规律从不顾及人的主观愿望，或服从，或毁灭，人类别无选择；物理法则总是以冰冷的面孔回敬人类的一腔热血；而人类自身呢？人创造出社会，同时也把一张谁也无法挣脱的网套在自己身上；人有理智，但理智所制定的无数的规范、条例、标准、定理则常常将活脱脱的生命纳入程式化的教条之中；人的物质欲望更每每使人拜倒在金钱与权势的脚下……那么，什么是人之自由？在哪里、以何种方式才能获得自由？只要有，即便一瞬，也当以千古鬻之。环顾壁垒森严的宇宙，人类常常陷于悲观绝望之中。而令我惊异的是，人类居然造就了能够超越一切的一瞬，尽管它神秘而短暂，象梦一般去来无迹。然而，许许多多天才的心灵都将这短短的瞬间视为永恒，视为人类唯一能走向自由的捷径。

这就是审美。

孔子是最讲究规范的哲人，但他把“游于艺”作为礼治天下的极致，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审美活动视为人生的峰巅境界。老庄反对任何规范，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内心冥寂、与时而动、与物而化、无所不适的逍遥游，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忘怀一切者便超越一切。古希腊人崇尚如醉如狂的酒神，荒山上的纵舞欢歌使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无忧无虑、完全沉浸的夜晚。尤其是当人类的觉醒发现自我异化之后，更把走向自由的希望寄于审美之中。康德用审美在不可逾越的现象与本体、知性与理性、科学与道德的对立之间架起了通道；席勒的一生是追求自由的一生，审美是他的最终归宿；黑格尔循规蹈矩是举世闻名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审美令人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类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审美能力的丧失，对异化的扬弃便是使人的一切活动都带有审美的性质——自由选择、自由的创造和自由的享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也都把审美作为人类冲破一切束缚、获得心灵自由的精神活动。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审美是以情感为核心的全身心的综合运动，它既是自愿的又是能动的，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肯定。在审美中，主观情趣可以超越客观法则，感性动力可以超越理性教条，精神享受可以超越功利欲求，个体生命可以超越社会压力。

一

审美的自由是主观对客观的超越。

审美活动必须以每个人的自愿为基础，个人的主观情趣是选择客观对象的标准。工人不能自己选择机床，农民难以选择土地，士兵只能拿到发下的武器，学生只能用规定的教科书……然而，当这些从事不同职业的不同的人进入审美领域之后，却能获得根据自己的主观情趣进行选择的充分自由。你修养浓厚喜欢“阳春白雪”的高雅，我目不识丁，欣赏“下里巴人”的通俗；你幽默风趣，自然爱看喜剧，我多愁善感，只为悲剧动情；你温柔善良，留连往返于纤巧细腻的江南风光，我鲁莽粗犷，一辈子与原始的大草原、戈壁滩为伴；你是堂堂男子汉，总是陶醉于长城的崇高之美，我是婷婷弱女子，常常沉浸于飞天式的阴柔之美；你已老态龙钟，我初出茅庐，每每在现代风格中追逐未来的理想；你乐观开朗，崇尚东方式的和谐，我悲观内向。酷爱怪诞的描写；……在审美中，一切都取决于审美对象的风格与审美主体的情趣有没有内在的适应性。如果有，无名小卒的作品可以成为某个人的欣赏极致。如果无，第一流名家的代表作也只好另寻主人。也就是说，不是客观对象规定主观情趣，而是主观情趣规定客观对象。我可以对巴尔扎克的小说不屑一顾，我可以对毕加索的绘画嗤之以鼻；杜甫的伟大无法要求每个读者都推崇他的诗歌，而低级的审美情趣却能使毫无深意的传奇、武打、推理、色情等作品成为畅销书。一旦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选择客观对象，人便超越了客观法则，成为自我的主宰。甚至可以说，在审美欣赏活动中，主体审美情趣就是上帝，客观的审美对象就是上帝的选民。

如果说，审美的自由选择还只是主观超越客观的低级层次的话，那么，审美的自由再创造就是主观超越客观的高级层次了，阅读一本科学著作，学习一个科学原理，读者无权用个人的主观世界去进行再创造，排除个人偏见是进行科学活动的必须前提。无论有多少人去学习几何学，三角形的内角之和只能等于一百八十度，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结论。但是在审美活动中，欣赏者有权根据个人的主观世界去解释艺术作品，正像艺术家有权按照个人的审美理想去改造客观的现实生活一样。一个艺术家决不能被动地模仿客观现实，他必须用个人的审美趣味、艺术修养和艺术才华去拥抱、改造、升华客观现实，使艺术品带有独特的主观印迹，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这印迹越鲜明越好，真正的艺术品是不可重复的。同理，一个欣赏者决不能局限于作为客观对象的艺术品，他必须调动整个心灵，通过审美的再创造达到对艺术品的超越，使欣赏活动成为欣赏者个人的活动。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经历、常识、个性、情感倾向，充分发挥想象力，去改造和再造艺术形象。当千百位欣赏者走进同一个美术馆、同一个剧场时，客观的统一空间就会被分割成无数个主观的个人空间，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决不会雷同。世界上只有一幅《蒙娜丽莎》，但是，她那迷人的微笑却能在欣赏者的再创造中染上千姿百态度色调，甜蜜的、明朗的、羞涩的、神秘的，甚至可能是忧郁的。因此，欣赏活动所形成的审美意象，已不再是客观的艺术形象了，而是欣赏者再创造出的心象。有多少不同类型的欣赏者，就有多少不同类型的林黛玉。而一旦人能够用自我去再创造客观对象时，主体的心灵就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享受。

二

审美是感性动力对理性法则的超越。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各种情欲的动力系统，但是并非一切活动都能使人的生命得到全部的发挥和满足。比如，以理智为核心的科学活动就是以对人的某些心理动力的掏为前提的，任何科学成果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古籍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人的感知经验中包含着许多错觉，必须经过理智的分割、舍弃和抽象，才能上升为科学原理。因此，在科学活动中，感知经验的原始性、整体性和具体性便统统被理智抛弃了，活生生的感知表象最后变成几条干巴巴的原理，几个抽象的符号公式。情感虽然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没有热情就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但是，客观真正的取得必须以理智对情感的某种抑制完全排除为代价。因为情感的强烈主观性常常使人歪曲客观现实，以情感态度观察世界的人，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家，在科学论著中绝少有情感的感染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理智的客观性、逻辑性和明晰性恰恰是与情感的主观性、非逻辑性的朦胧性相对立的。想象是思想的翅膀，它为科学活动带来了高瞻远瞩的预见性，爱因斯坦甚至说，要领是想象的自由创造。但是，想象在科学中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以一种启发，使科学家能够扩展思路，想象的预见性在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证明以前只能是一种假说，没有实际的客观有效性。而且，想象的随机性、跳跃性和幻觉性只是必须经过理智的过滤的。因为科学所要求的是明确的必然性、严谨的逻辑性、绝对客观的真实性，这一切都是想象所无法胜任的。人的记忆是信息储存库，失去记忆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科学家往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但是，记忆与人的理智、情感密切相关，可以划分为理解记忆、机械记忆和情绪记忆。在科学活动中，主要依赖于理解记忆和机械记忆，而对情绪记忆是原始的、感性的、易变的，被记忆的事物经常由于人的情绪而在头脑中产生变形，有时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人的无限丰富的潜意识、下意识领域也是科学思维很少光顾的，因为潜意识往往是人的原始欲望、情绪记忆、无意感知和随机想象的别名，是与人的生命本体息息相关的深沉的梦。它是盲目的、混乱的、自发的，荒谬的，对于井井有条、小心谨慎的理智来说，它是最可怕的敌人，科学必须压抑潜意识的爆发。由此可见，科学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几乎赔上整个的生命。所以，人类必须通过其它途径来弥补这种损失。值得庆幸的是，弥补这种损失的审美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其起源要远远早于科学。

原始的神话、巫术和传说，在今天的科学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虚假荒唐，但是它们却体现着、凝结着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最诚挚的希望，它们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最诚挚的希望，它们是人的全部生命力所迸发出的最早的火花，至今还照耀人类的心灵，是不可企及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典范。在审美活动中，被冷酷的理智宣判了死刑或长期监禁的感知、情感、想象、情绪记忆和潜意识，重新获得了生命和自由，人的心灵像经历了一次火山喷发和一次十级地震，一切都在燃烧，一切都在运动。审美活动的情感使人的感情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情感不仅是审美活动的原始动力，而且贯穿于审美活动的全过程，凝结在审美活动的成果中。它使人的感知成为敏锐的、具有特定的目标感和穿透力的直觉，它使想象获得了充足的动力、大致的方向性和整体性，它使记忆变成取之不尽的库房，使潜意识得以毫无拘束的宣泄和抒发；审美活动的具体性和形象性使人的感知得到了全面的发挥，生动的表象从始至终伴随着艺术家的欣赏者的思维过程，它引发记忆与想象，赋予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以活生生的、新鲜的形象外观；审美活动的虚构性和再创造性为人的想象力和情绪记忆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时空，天南海北，过去、现在、未来，一任它们自由驰骋，一颗心在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中，可以包容无限的宇宙和永恒的时间，它们使情感展翅高飞，使各种表象凝结成完整的审美意象，使荒唐的幻觉和稍纵即逝的梦成为心灵的象征，使人的精神世界超越有限，进入无限；最后，审美活动使人类最隐秘、最受压抑的潜意识得到了心情宣泄的机会，通过充满诗意的升华，潜意识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内心走向现实。因此，审美的自由，不只是想象虚构的自由，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人的各种心理功能的自由运动，是人的全部生命力的自由迸发，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展开。

同时，在理智所主宰的科学活动涉足的地方，到处都是栏栅，到处都是界限，一切都被划分到互相对立的领域中。客观现实与主观经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其判别泾渭分明，人类的生活完全按照现实的空间和时间进行。这种分别虽然加深了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由于科学与理智所肯定的仅仅是客观的、物理的真实，所以，人类生命的内在真实，人类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却被无情地否定了。因此，人类就不能不在审美活动中重新寻回推动了的心灵和人与宇宙的和谐。在审美中，人类不必拘泥于几何学中用点、线、面所固定的空间位置，不必遵守数学中精确的数字和时间，不必顾及物理学所证明的真实，不必相信化学对各种物质的分子结构的分析，更不必服从哲学所规定的主观与客观，人与非人的区别。在审美中，所有的对立都溶解了，所有的界限都消失了，精确的事物变得飘忽不定、神秘莫测，无生命的物理世界成为人的生命的象征，灵活的、跳跃的、不间断的意识流和心理时空代替了僵死了、固定的现实秩序和物理时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的心灵在一瞬间的颤动就能够包容宇宙，纵贯古今。一块坚硬的冰冷的石头就是一次意志的勃发，一弯晓月就是一缕或恬静或哀怨的思绪，客观自然因审美的观照而成为主观经验的对立物，那些被理智否定了的错觉和幻觉，又因情感的放射而获得了真实的品格。来吧，荒唐的梦，你是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透出的晨曦；飞吧，自由的想象，你负载着人类走向无限的理想；泛滥吧，大海般的情感，你将裹挟着人的一切，去冲决理智所设置的堤坝。

三

审美是精神享受对功利欲求的超越。

人是在多样化的动机的推动下不断地向上追求的生物。任何动机的实现对于人来说都是一种满足，一种享受。同时，由于人又是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内在需求的社会生物，自我意识赋予了人以丰富的精神生活，社会给予了人以复杂的关系。因此，人不同于动物，当生理的、物质的、实用的需要满足后，人的生命便指向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甚至是超实用的追求。现代心理学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三大类：生理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和安全，这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动机；社会需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尊重（权力、地位和名誉等），这是人的自我扩张的动机；精神需要，包括求知、理解和审美。与对这些需要的追求及其满足相关，人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中进行着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置身于大沙漠的旅人会把一片绿荫、一洼清水视为宇宙的极致，濒于饿死的乞丐会将一片面包当作上帝，被性欲之火烤灼得不堪忍受的独身者会把一位无比丑陋的异性视为王子或公主，一个迷失于暴风雨中的过客会把破烂的茅草棚当作宫殿。而政治家的理想是权力和地位，哲学家的追求是宇宙和人生的法则，宗教徒的生命献给了上帝，科学家的满足是自然规律的发现，企业家每天都在想着产品和利润，艺术家的最高享受是探索人的心灵。以上种种需求，都会成为的生活动机，动机的实现又都是人的自我完成，但是，由于动机所处的层次不同，自我实现的质量也就不同，凡是与生理的、物质的需求相关的都是动机的低级层次，而与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需求相关的动机属于高级层次。同时，人的动机又可以分成实用的或功利的，和非实用的或超功利的。无论是低级层次上的动机，还是高级层次上的动机，都能在相互的交叉中互相浸透。对他人的需要可能是出于相互利用的动机，也可能是出于肝胆相照的情谊；对异性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性欲的满足，也可能是对美好感情的向往；求知欲中既可以有造福于人类的动机，也可以是狭隘的自私自利；权力欲中既可能潜含着疯狂膨胀的野心，也可能是为民族的振兴，人类的和平……但是，不论各种动机怎样交叉，也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在人类复杂的欲求中，除了审美需要之外，其他的欲求都难逃脱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虽然功利心推动着人去追求、去探索、去行动、去冒险，但是，人又常常被功利心所束缚，成为物质的奴隶，金钱的信徒和权力牺牲品，从而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

这就是庄子之所以坚决否定人的功利欲求，提倡不为物役的人生观的原因所在，也是席勒、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否定金钱关系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审美中，人类才能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来往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中。

人一旦进入审美的领域，所有的功利心都会退避三舍，宇宙的人眼中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巨浪、狂风、暴雨和荒凉的原始森林不再是对人的威胁和压迫，而是粗犷有力、充满野性的壮观；松树、怪石不再使人想到打家具、盖房子，而是高洁坚贞的象征；细柳、小溪、明月不再只具有实用价值，而是幽深宁静的心境；水果画的光泽所引起的不再是涎水，而是赏心悦目的快感；裸体雕塑所引起的不再是性欲，而是对匀称、和谐和和力量的赞美；那些充满鲜血、拼搏和毁灭的悲剧不再使人恐惧畏缩，而是令人产生或崇敬、或同情的心灵净化；古老的建筑不再只是办公、居住、祈祷的场所，而是人类的智慧和理想的象征；那一串串经过巧妙组合在一起的音符，不再是对生理的刺激，而是使人心神飘荡、浮想联翩。在审美中，实际上并非只有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善与恶、有用与无用的标准，而且还有超越道德评价的艺术标准——成功与不成功，美与不美。一部以伟大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决不能只因人物高尚道德价值而成为不朽的杰作，如果作品中充满了概念化、公式化的描写的抽象的道德说教，照样引不起美感，欣赏者有权根据审美标准判这类作品以死刑。相反，一部以最卑鄙的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只要在艺术成功，能够给欣赏者以充分的美感享受，照样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名作。野心勃勃的麦克白夫妇，心狠手辣的伏脱冷，五毒俱全的西门庆，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的王熙凤……这些道德上的恶棍，却是不朽的艺术典范，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这就是审美的超越。过去，我们的评价西门庆这类艺术形象，往往认为它们的意义仅仅是通过对恶、对丑的否定来肯定善、肯定美。这完全是一种功利标准。如果从审美上看，这类形象不仅是对恶与丑的否定，而且它们本身不是美，是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审美，通过扩大人与功利欲求之间的距离，使人的心灵摆脱了物质的束缚，进入了自由的天地。在这里，人类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人迹的世界，欲望消除了，抗争平息了，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安宁，神秘飘渺，忘乎天、忘乎地，忘乎人，忘乎己，宇宙与人类的本来面目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重又回到了纯洁天真的孩提时代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人如处子。

四

审美的自由是个体生命对社会压力的超越。

人，作为个体，生来就具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力，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同时，人，作为类，又必须结成统一社会的整体，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大自然的侵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整体的类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是个体的人与整体的类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的最棘手、最复杂的矛盾。从古到今，东西方文化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论，重视个人甚于重视社会，把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视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并以个人的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合理的社会应该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否则便是不合理，这也是西方诸国为什么能由封建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之一。因此，西方人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是贯穿全部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主题之一。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论，重视社会高于重视个人，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视而不见为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决定性前提，并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有价值的个人不是道德发展自我，而是最充分地使自我适应于社会整体的要求，否则便是无价值。因此，东方人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和和谐，这种和谐和是贯穿全部东方艺术史的中心主题之一。而最合理的答案应是东西文化的融合——既有个人的充分发展又有社会的普遍进步，使个人与社会都达到完全符合人性的和谐和境界。

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虽然经历过几种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人类已拥有了航天、电子、原子、激光等尖端科学，但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西方现、当代的思想家、艺术家迷茫于“我是谁”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再一次提出“寻找自我”的口号。东方人还因沿袭着封建时代所遗留的重负，难以发挥出个人的内在潜力。在现今的世界上，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与束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拼搏，仍以新的形式继续着。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各种领域内很难超越社会之网，但是，人类始终通过审美来达到这种超越。西方人以惊心动魄的悲剧向社会发出一次次激烈的反抗的挑战，东方人以和谐宁静的喜剧来安抚创伤累累的心灵。前者是天崩地陷的时刻，是现实中你死我活的战场，任何人都可以在绝望中仰天长啸，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拼搏，审美活动最忠实于人个性，人的感性生命和人最丰富最深邃的主观精神世界，艺术创作为许多天才提供了按照个人的独特个性去表现人的全部生命欲求的权力，艺术欣赏为一切人提供了按照个人的审美情趣去宣泄所有的内心隐秘的权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或不愿意向他人、甚至亲人透露的灵魂之光，可以在审美中自由地闪耀。沉默的审美对象是欣赏者心心相印的朋友，只要你喜欢它，它就亲近你，甚至能够与你融为一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它从不对你进行任何干扰，只是默默地打开你的心扉，扫除一切由外在因素强加于你束缚，使你被社会权力、社会舆论和自我理性掠夺到心灵最深处的一切得以获得自由的倾吐。在太阳、明月和星光下，在高山、大海和野草边，在音乐厅、展览馆和影剧院，在一部小说和一首诗歌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地诉说你的悲哀，喷泄你的愤怒，抒发你的喜悦，以及一切羞于启齿的卑下的欲望和可耻的动机，从而使你更清醒地认识社会、人生、自我、宇宙。审美，交给强者一杆叛逆的旗帜，赐予弱者一张逃亡通行证，也把一面明镜子塞到卑鄙者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人的干预下进行的。通过艺术品这一无生命的中介，有血有肉的艺术家与欣赏者的心灵对话可以超越一切。

同时，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虚构性和超功利性，既升华了艺术家的表现，使审美对象具有了能够为社会允许的迷人的外观，又净化了欣赏者的心灵，使审美主体具有了游戏者的身份，既然艺术都是虚构的，艺术家就有权进行自由的创造，那些残酷的毁灭，那些凄惨的命运，那些怪异的性格，那些飘渺的意境……通通都是假的，只是叫人一时开开心，谁会真正地相信他们？既然艺术欣赏是超功利的游戏，欣赏者就有权进行自由的选择，那些叹息和眼泪，那些兴奋和狂喜，那些共鸣和深思……不过是一时冲动，一旦回到现实中，全部烟消雾散，没有实用的目的的娱乐不会伤害任何人。人类，智慧而狡黠的人类，居然能为自己开垦出一片如此神奇的土地，在这里，虚假与真实、游戏与严肃、超功利与深入灵魂一起生长，构成一株永远翠绿的参天大树。它的尖顶，直指可望而不可企及的天边外；它的根须，深扎进脚下的大地。它使人超越一切，又使人深入一切。

美，自由的象征。审美，自由的运动。通过美与审美，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生命得到彻底解放，尽管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中还仅仅是廓大宇宙中的有限空间，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的短暂的瞬间，然而，人类的进步将把越来越多的时空交给审美，对美的追求正渐渐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去。审美的时空因电影的出现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大自然因人类的高度文明和交通的发达而获得了日益丰富的审美素质；冰上舞蹈，水上体操，花样跳伞、健美运动，在过去仅仅为增强体质的体育运动中，分化出越来越多的供人审美的项目；食品、服装、建筑、机械、运输工具、广告、包装……无数种在过去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商品，现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审美；劳动保护已经不只是为了安全生产，而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了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局限于功利需求的满足，而是寻求审美的享受；交响乐、芭蕾舞、戏剧不再只属于少数高雅人士，收录机、电视机把贝多芬、邓肯和莎士比亚送到了普普通通的千家万户。也许真有一天，人类的所有产品、所有活动都走向了审美化和艺术化，那么，人的自由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人类最早的自由创造是神话，人类最终的自由创造仍是神话，前者是人类的理想，是自由的象征，后者是人类的现实，是自由的实现。因为，生命的极致是审美，而审美的极致是神话。

摘自1986年第一期《名作欣赏》

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文章引用

汉朝时即有丁夫制度，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人奢衣服，多侈食，……丁夫不扶犁锄，……此皆无益也”。其中“役夫”与“丁”不同，《唐律疏议》卷二十云：“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夫役多用于治河等事。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征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人浚通汴河，滑、亳二州丁夫浚通五丈河，又征丁夫疏导蔡河。王安石说：“齐天下之役，其半在于河渠堤埽。”，晁说之亦言“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

@冷嘲热讽 #4 傻逼

一个小镇，平时四面就是长江，汛期撤离下…

说得中南海，京广沪，大东北…都被淹了似的。

某一人打了个屁，就说十几亿人都打了个屁，到处屁臭…，这思维也是奇特。

为何6楼和7楼总是形影不离？

从历史来看，这种事一般都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的临时措施。如果有实行，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

@巛巛巛 @山河湖海大自然 请勿人身攻击，有反对意见请理性表达。管理员回复。

用刑律和注销户籍威胁，跟古代一个模子嘛

支性难改，ε=(´ο｀*)))唉

注：以上标题为自己所设。

此文章国内各大媒体都能搜到~

评论区一片叫好，就是不知道其中除了大量的网评狗外，是不是也有大量小粉红真这样想的。

13亿人听起来很多，但和全球70亿相比，还是一小撮。坏蛋总是一小撮的。

虽然说如果俺老家要是被淹了，我会主动去抗洪。但是如果让我看到这样的布告，就得起鸡皮疙瘩了。这算什么啊？

这种事情先从相对落后封闭的内地省份出现，慢慢就会发展到中国大部分地区。

紧急通知：全镇撤离，18-65岁的劳动力必须回来抗洪 2020-07-13 22:34:53

据江西发布微博，7月12日，柴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撤离通知，目前，长江九江段水位已超出警戒线3米，且正在持续上涨，江洲镇居民将于7月13日前分批撤离，此次撤离的对象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65以上的老人；18—65岁之间，常年有病、体质虚弱、不能参加防汛的人；残疾人。18—65岁之间的劳动力，需留下参与防汛。

除了要求18—65岁之间的劳动力，需留下参与防汛外，当地还给在外务工的18-60周岁的务工人员必须无条件回来参加防汛，对迟回或不回乡者除了征用500元/天的代工费外，还将依据《防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严惩。

歌词不错，歌手真是开口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