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自媒体里面，名气比较大的只有王剑还能一看，可惜最近在大选作弊上面也是大失水准。

不那么有名的媒体里面，老雷和乐乐法利都不错，用欧美人的视角看国际政治和中共。另外狗哥也还行，不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年轻的关系，在内容深度上面还不够。

明镜请的一部分嘉宾也不错，比如说夏明，星哥。但他们的问题是节目都是直播，动辄两三个小时，看起来比较累。

指责大选作弊，从而攻击美国民主制度

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要求重新点票或者法律裁决，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对美国制度的攻击，认为整个制度已经无药可救，这就是典型的大外宣话术。

范例：某钓鱼网站用户

哈哈，美国。一个二百年历史的民主大国。到了今天民主程序如同儿戏。原来维系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公平、正直和透明，其实是黑暗、阴险和虚伪

90后在有生之年应该有机会看到美国垮台。重点不是川普没选上，重点是这次美国大选的种种乱像。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选举，居然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国家应该靠什么来维系。

因为蔡英文祝贺拜登当选，分化挑拨中港台

典型的表现有：蔡英文居然祝贺拜登，中共梧桐指日可待，台湾活该

范例：鉴于蔡英文这种傻逼表现，鉴于这类岛民的忘恩负义，从今天开始：反台独！拥护解放军占领台湾，实行三光一奸政策！

还支持个鸡巴毛的台湾！以前的支持，就当是喂猪了！最终川普连任，我也会通过共和党高层，要求放弃台美安全协定！台湾人值得享受中共的奴役！香港民众千万不要移民台湾了！直接移民欧美国家。

川普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机会翻盘了。不管他打不打法律战，也不管他接下来的这两个月任期打算怎么渡过，他已经在政治上正式被判了死刑。

让他真正再也无法翻身的原因是，美国传统盟友在媒体宣布拜登获胜以后纷纷发去贺电。这一方面承认了拜登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警告还在负隅顽抗的川普阵营：无论你们打算怎么闹，我们都不会再和你们打交道。

接下来川普阵营的土崩瓦解也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些之前还在利用他的共和党大佬们，当然也不会为了他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我其实还真是有点感叹，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威力：无论是多么权倾一时的人物，哪怕是美国总统，一旦失去民众支持，哪怕只是以微弱劣势落败，也一样必须交权下台。现在留给川普的选择题就是，他是要体面宣布败选交权，还是要在民众的唾骂声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顽抗到底，最终被扔出白宫了。

然而，对于民主党，这次大选更应该当作败选来对待，因为议会的选举非常不理想，总统选票也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看到之前的选票统计，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总统投了拜登但是议会投了共和党议员。有些川粉认为这是做假票，但我觉得这恰好证实了选票的真实性：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只是想让川普下台，但他们并不想支持一个民主党议员代表他们。这无疑给民主党敲响了警钟：无论如何，接下去的四年必须尽力去照顾到这些中间选民，同时关注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被全球化影响到的社会底层们。如果民主党拿不出方案，那么四年一过，甚至只要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好不容易拿到的政权又会得而复失。

@天下无贼 #111703 同意你的看法，另外GA刚刚翻蓝，川普应该是没戏了。共和党大佬们现在应该正在纷纷找后路。

拜登赔率1:1.5，川普1:2.9

基本和预测的差不多，川普当选概率只有30%的样子。

https://www.electionbettingodds.com/

我观察了快一个月，基本上是拜登65：川普35，不清楚你55：45这个概率有没有出处？

另外你说的这个做对冲并不能视作常态。在常理下，绝大多数下注人还是会买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这应该很好理解。不过我上面帖的这个网站是不允许美国人下注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全世界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愛牛奶盒的人 #110789 我选择瑶瑶

确实是这样的。美国普通人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国问题，也不在乎总统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关心的是疫情和经济，这个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民调里面就是这样的，外国议题大概最多只有5%的人关心，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要分给俄罗斯干涉大选。

@goodidea #110802 西方语境里的民主社会主义，跟中共语境下的中特社完全是两个东西，故意把这两者混淆的，一定是政治宣传，切莫当真。

@FreedomEagle #110729 你要说实际行动，好，自己回头去看看今年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川普怎么称赞习近平有力控制了疫情，以及对中共隐瞒疫情却事先通报美方只字不提，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原则了。随便换谁，彭斯也好，彭佩奥也好，都不可能说得出这种话。别的我不多说，就这一条足够让他形象破产。

@goodidea #110805 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陷阱：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做过某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上需要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先认定某人有罪，再让嫌疑人自证清白。

@潮朔 #110612 PPF全称是啥？

貌似还是没有修复....

原文：How a fake persona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Hunter Biden conspiracy deluge

简要来说，在纽约邮报报道拜登儿子的所谓邮件门之前，还有一起丑闻是他和中国的关系。有一个64页的文件揭露了拜登儿子所谓的和中国油气公司合作，以及之间的利益输送。这个虚假的丑闻在大纪元、苹果日报、郭文贵路德旗下的中英文媒体上大量传播，包括极右翼的QAnon，和某大型墙外中文论坛也使用了这一说法。

Balding claimed that the document was commissioned by Apple Daily, a Hong Kong-based tabloid that is frequently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spokesperson for Apple Daily confirmed it had worked with Balding on the document.

In addition to posting the document to his blog, Balding also promoted it in far-right media, appearing on Bannon's podcast and on "China Unscripted," a podcast produced by The Epoch Times, a pro-Trump media outlet oppos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witter, the document was pushed by influencers in the QAnon community, as well as by Dinggang Wang, an anti-Chinese government YouTube personality who works for Guo Wengui, a billionaire who fled China amid accusations of bribery and other crimes. Republican Newt Gingrich, the former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weeted the document to his 2.3 million followers.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文档作者Martin Aspen的身份纯属虚构，其照片是由电脑合成的，他的公开简历也完全是子虚乌有。另一位最初公开此文件的作者Christopher Balding，承认他与苹果日报合作撰写了文档，苹果日报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大纪元等轮媒，被发现使用合成照片在社交网站注册假帐号，并发布虚假信息：

Computer-generated faces have become a staple of large-scale dis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the run-up to the election. In December, Facebook took down a network of fake accounts using computer-created faces tied to The Epoch Times. Facebook removed over 600 accounts tied to the operation, which pushed pro-Trump messages and even served as moderators of some Facebook groups. Stephen Gregory, publisher of the U.S. editions of The Epoch Times, has denied any connection to the accounts.

在丑闻爆出以后，苹果日报公开声明没有参与此事，事发前也未得到NBC的采访要求。之后，苹果老板黎智英在推特上道歉并表明了事情经过：他手下的一个私人助理Mark Simon，从他的私人公司向Christopher Balding转账了一万美元作为项目支持，但整个过程当中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并不知情。Mark Simon随后发表声明承认过失，并辞职。以下是黎智英的声明：

I'm sorry that Apple Daily was implicated by the NBC article. But Apple Daily has nothing to with it, I'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My assistant Mark Simon now informed us that he worked with the project, although had not commissioned it. (1/3)

Mark used my private company's money to reimburse for the research he requested. It's only US$10,000 so he didn't have to have my approval. (2/3)

I was shocked when our reporter asked me for response to the NBC article. I know it is hard for anyone to believe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it and my integrity is damaged. (3/3)

我的一些看法：

1. 事情发展到现在，拜登儿子的所谓丑闻，无论是硬盘门还是这个通中门，应该完全都是子虚乌有的，可信度极低。

2. 亲川普的极右翼媒体和组织，参与了捏造材料的过程，并借用媒体管道传播阴谋论，企图干预美国大选。

3. 这起事件大纪元、郭文贵都有所参与，但此事到底是由哪方主导，双方是互相合作还是仅仅由于政治立场相同而互相利用，目前尚不清楚。但肯定的是，无论是大纪元和郭文贵旗下的媒体，都不可信。

4. 报道同时揭露出，大纪元采用注册假帐号的方式进行水军攻击操纵舆论，从我个人今年以来对舆论环境的观察，比较认可这个判断。目前推特和某大型墙外中文论坛上面不正常的一边倒右翼舆论，背后一定有相关水军操纵。

5. 我相信黎智英并没有参与捏造材料，但是苹果日报，包括一些台湾媒体和YT上的自媒体，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亲川普，并且缺乏媒体原则，在此事件当中受到利用，无形中充当了帮凶。这也进一步损害了这些媒体的声誉和可信度，至少我今后不会以这些媒体的观点和报道作为参考。

6. 有评论说这是中共在背后搞鬼企图干预美国大选，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是川普团队和这些极右翼媒体互相勾结的结果。如果川普输掉大选，后续一定会有对此的进一步调查。

知乎上倒是一大堆反川的回答排在前面，interesting

所以我觉得这次大选中共没什么特别偏好，主要的策略是制造冲突。

EU4吧？看到这个过期时间就知道了。

直接说是什么MOD我好去围观一下

膜乎其实就是很不错的例子啊，虽然里面的段子看多了也会觉得没有营养。

川普真正的目的是得到政权，而不是什么政治理想这种东西。如果反共有助于他继续执政，那他就一定会干。

当然其他的政客也是为了得到政权，不过至少传统政客还会稍微坚持一下自己的理念，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去找中间道路。川普就是完全没有理念，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利益最大化他就会马上去做，不会去找什么中间道路。所以他在反共上可以瞬间就表现得很强硬，但是如果没有武汉病毒这件事，他一定还是会继续称赞习近平。

我记得博尔顿书里说，川普的思维就是一个个小岛，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连贯性，这个评价真的非常精准。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非常保守/精英主义的：

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互相尊重对方观点”的能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拥有求同存异，理性讨论问题的能力，即使这种容忍对方观点的表现是所谓“装出来的”。两个大学教授争论问题，通常情况下都比两个路人要文明得多。

早期知乎之所以观点多元，因为当时还只是小圈子，在里面的基本都是社会前1%的人。一旦开放注册，把前1%扩充到前20%，马上就泥沙俱下。

看到秦晖在清华上课的一段，提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感觉比较有意思：

官逼民反在性质上就是冲着朝廷的。尽管官逼民反未见得都是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而因此就有人说，如果他们不主张打到首都，就说明他们觉悟不够，就是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落后的。但是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实际上贪官与皇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距离，应该说并不遥远。

一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贪官是怎么形成的呢？贪官不是土司，不是领主，不是世世代代在这个地方的，贪官不就是皇上派来的吗？我们以前传统的说法，这些人就叫朝廷命官，他们就代表朝廷的。因此反贪官其实就是反朝廷。至于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和所谓的觉悟并没有什么关系，往往是这个民变没有闹大，那么你就没有能力去反皇帝。如果你有能力了，那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

恰恰相反，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些社会冲突中，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就是明确意识到我是为佃户采取行动的，是针对地主的，那么这样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佃变了。像（佃变）这样的事件，他通常倒是不反皇帝的。那么他不反皇帝反谁呢？就是反地主。而且像这样的事件中，他们的阶级意识往往非常强 ，我就是代表佃户的，而不是代表什么天下，代表什么万民，不是这样的。因此这种事情应该说，和所谓的阶级觉悟没有多大的关系。

根据他的这段理论，我试着分析一下中国人各种群体性反抗事件的逻辑。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抗议者到政府门口拉横幅，上面除了诉求，往往有“求求国家政府党中央为我们作主”，“习大大你在哪里”之类的话。过去我看到这些话，就经常暗地嘲笑他们还是明君思想。但现在仔细想想，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就这么想，这样更多只是一种策略。正如秦晖所说的，他们之所以还没反党中央，只不过是因为力量不够，而不是他们就真的以为中央政府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当然，这种围攻当地政府的情况，还是得看当地一把手是不是本地人。中国过去的地方官员，都是当地势力里面通过政治博弈选出来的。这样的官员虽然未必就清正廉洁，但至少对地方有感情，不会太过乱来。到了中共时期，特别是近二十年，主要的地方一把手甚至主要官员都是异地调派过去的，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地方作乱，但这种情况比过去封建王朝时期严重得多。如果当地一把手是本地人，比如说村干部这种级别，民众会期望上级政府介入处理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到了党中央->省和市这个层级，地方主要干部肯定是异地调派，普通人当然也知道这些官员不是“自己人”。我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上海本地人告诉我，因为贪污被中央拿下的陈良宇因为多年持续在上海做官，他的民望是最好的（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善类）。而后面的几个市委书记都是中央调派，就被上海人骂得狗血喷头。所以，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就往往会进一步往上上升到中央层面。在抗议的时候人们当然也说“我们支持党支持中央”，但这种口头上的支持，其潜台词是“我们支持中央出来负责解决问题”。

我一直关注香港反送中，去年抗议的时候，一开始也没有马上打出“天灭中共”的旗号，相反居然还有不少要求中央政府惩处林郑让她下台的标语。那么我们难道就能说，香港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当然不是，人的观念和立场是会随着对手的应对而变化的。后面中央开始强力打压，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的时候，香港人立刻就改变了策略，批判一国两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政府。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国内现在流行一种宣传，即把社会不公等问题都归咎到资本家头上，而毛左和所谓的一些新左派，包括不少大学生和刚工作的人通常都认同这一套。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以一个超脱的姿态去介入处理，而不必担心引火烧身。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如果阶级意识非常强，变成了职工反对资本家，那么这样的人往往只想着把资本家打倒，而不会去想造成社会不公的本质性问题是什么。然而，一旦这些工人运动开始把矛头转向政府，就像北大马会那样，公开发表《反动势力的耻辱柱和进步青年的里程碑——广东警方对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8.24暴力清场纪要》这样的文章，那么就会马上被政府打成“和境外势力勾结”。到那个时候，无论是高喊“民主自由万岁”，“习大大救救我们”还是“毛主席你在哪里”，其实在中共眼里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乐观。的确有不少人知道皇帝不好，但没有能力去反。也有不少人还没看破皇帝的本质，但这些人一旦开始反贪官，最终也一定会认识到皇帝才是问题根源的事实。所谓“中国人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但是，打倒了旧的皇帝以后，是换上一个新皇帝还是彻底改变这个制造皇帝的制度，那就很难说了。

@爱狗却养猫 #104290 我同意你的观点。其实看苏联和中共在80年代的历史，都是经济一塌糊涂使得上层不得不开放，当时两国都到了不开放松绑就大家一起完蛋的地步。

很多人总以为中国可以像朝鲜伊朗一样搞内循环，但朝鲜伊朗古巴的体量，跟中国和俄国完全不同。伊朗还可以靠向俄罗斯出口石油输血，中国这么大的体量，除了自行松绑谁都救不了。

@kill_ccp #103751 这个只是你坐标原点定位的不同。美国评价左右的坐标原点是偏右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民医保这种事情，随便放哪个西方国家都是没什么争议的，在美国就会变成两派争斗的焦点。包括我上面举的加税问题，美国实际的税率其实不算太低，属于税收不低但相对低福利的国家，但很多人还是拒绝加福利，这明显就是经济上的右翼思想占主导导致的。

要客观评价国家和政治人物的倾向，还是要放到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

@冲杯三鹿给党喝 #103702 区别不那么大。议会制也是选党魁和党魁提倡的政策，会稍微分散两党制带来的权力集中，但是党魁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通常还是会形成两大党+一堆小党的局面。

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和民主素养，放在欧洲川普这样的人就绝不可能上台。英国同样搞民粹的Boris首相就比川普好很多。

写完了

首先，这就是标题党，是骗大家点进来的。

其次，请大家先不要拿刀出来砍我。本篇文章主要是为了分析一下拜登儿子邮件门这个足以影响大选结果的重大事件：这究竟是拜登全家腐败的证据，还是俄罗斯试图操纵大选结果的阴谋？

本来是要发到某大型反共论坛的，但显然那个地方的人们不会接受任何其它可能性，这篇文章一旦发出来我就会被当成大外宣公开枪决。2047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小众网站，估计是没什么人看的，但除了这里大概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发，那么不管大家对拜登邮件门是否感兴趣我就还是发在这里了，只是锻炼一下我自己的推理和逻辑能力，顺便抛砖引玉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接下来就开始从头说起。

首先是事件起因：10月14日，一家叫做New York Post的小报发布了一篇文章：

Smoking-gun email reveals how Hunter Biden introduced Ukrainian businessman to VP dad

简要的说，拜登的儿子Hunter，因为自己的Macbook进水将其送到一家维修店修理，但之后就一去不回没有去拿自己的电脑。这家维修店在特拉华州（拜登家所在的州），但离拜登儿子所在的加州相距数千英里。维修店老板在几个月后因为联系不上Hunter，于是把电脑交给了FBI。但他自己用一个移动硬盘复制下了电脑内所有数据，并将其交给川普律师朱利安尼（同时也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数据当中发现了大量拜登儿子的生活照片，并且同时从邮件当中发现，拜登儿子将一个乌克兰天然气商人介绍给拜登认识，并且促成两人见面。在这个报道当中，放出了一些拜登儿子的生活照，以及邮件的截图和pdf格式内容。

在这篇报道之后，NYPost还发出了一些其它报道，大致就是拜登家庭内部一些日常对话，以及拜登儿子和另一个中国能源公司也有关系。

如果这篇报道是真实的，对拜登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说过自己不知道儿子的工作内容，这意味着他曾经在乌克兰事件上撒谎，对他的信誉将是相当大的打击。

这篇报道发出以后，主流媒体除了右翼的Fox，和Bloomberg以外，并未立即跟进报道此事。之后，美联社对此有一些分析和后续，由于美联社属于相当权威和有公信力的媒体，我后续就只摘录他们对此事件跟进的部分：

接下来是美联社在10月15日的分析：

AP Explains: Trump seizes on dubious Biden-Ukraine story

这篇分析文章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先看一下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标题就用了“dubious”（可疑）这个词，文章第一段就写道：

But the story in the New York Post raise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including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an email 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y.

同时：

The actual origins of the emails are unclear. And disinformation experts say there are multiple red flags that raise doubts about their authenticity, including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laptop actually belongs to Hunter Biden, said Nina Jankowicz, a fellow at the nonpartisan Wilson Center in Washington.

第二篇报道是10月16日的：

Biden email episode illustrates risk to Trump from Giuliani

大意是，FBI已经开始调查邮件的来源，并怀疑邮件可能与俄罗斯试图在继2016年之后，再次操纵美国大选有关，朱利安尼可能牵扯其中：

The newspaper sai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obert O’Brien had warned Trump that information Giuliani brought back from Ukraine should be considered contaminated by Russia, but that Trump brushed off the warning.

这篇报道并没有直接说明邮件的真假（出于新闻职业操守），同时提到了拜登阵营的反应：

The Biden campaign and a lawyer for Hunter Biden said they had no record of such a meeting taking place. They have not address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mails.

因为拜登没有直接否认邮件的真实性，因此不少川普支持者就认为，邮件是真的。

其实看完了以上的文章，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邮件门的疑点很多，可信度不高，甚至可能有俄罗斯介入操纵的嫌疑。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为什么NYPost的原始和后续报道里面会有拜登儿子的照片，以及聊天记录？而且这些内容看起来都很真实？

接下来是我的一些分析。其实我们需要解答两个问题：

1. 邮件本身是不是真实的？
2. 这是不是一场利用假信息操纵大选的阴谋？

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解答。所有的电子邮件在发送时，都会附带有一些metadata（额外数据）。只要得到邮件的原始数据，就很容易可以验证这封邮件是否真的由拜登儿子发出，WikiLeak也是用了同样原理来证明发布政府邮件的真实性。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数据。所以同理，无法证明邮件的真实性，因为截图和pdf可以很容易伪造出来。

这里一定会有人抬杠：“没法证明真实性，但你也没法证明是假的啊？”新闻媒体，有证明自己报道真实性的义务。有公信力的媒体，可以用自己的名誉背书。但对于NYPost这一类小媒体（而且它过去曾经有一些报道上出了偏差的不良记录），那就真的只能拿出原始材料，才能让大家信服了。

但是这里有另一个疑问：拜登儿子的生活照片和对话记录，看起来非常真实，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们的确同时也拿到了真实的邮件呢？

我的回答是：同样无法证明邮件的真实性。

首先，我亲自验证了一下这几张照片的exif信息，发现以下可疑情况（钓鱼网站警报）：

拜登儿子四张自拍里面，两张日期靠前的用的是iphone X，靠后的是iphone 8。换手机的话，应该没必要越换越旧吧？拜登儿子应该也是不差钱的。

（顺便说一句，这个帖子的楼主以及几个跟帖的人，从说话的语气来看大外宣嫌疑非常大）

这里注意的是，照片的exif同样可以造假，Google一下就会发现这类工具非常多。

退一步讲，就算照片和对话记录等完全真实，同样也不能证明，邮件就一定是真实的。这就好比：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早饭吃了包子，午饭也吃了包子，所以就说明他晚饭一定会吃包子吗？这在逻辑上当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几件事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人往往会陷入认知误区，从而错误地把几件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在某些方面接近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这就是disinformation的常用策略：传播一定程度的真相，但在关键事实上进行篡改，而这个“关键事实”甚至不用和前面的那些真相在逻辑上有任何联系。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共宣传当中比比皆是：我们看一下香港反送中就知道，政府放出的都是抗议者扔汽油弹的画面，但是对面警察发射橡胶子弹并冲入人群进行殴打的画面就会被剪掉，只留下制服示威者和假扮的民众“支持警察”的画面，那么接受到这种片面真相和关键假信息的人当然就会认为：警察做得对，抗议者只是一小撮暴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

根据AP报道，FBI调查这起事件是否与俄罗斯有关，以及这起事件当中出现了disinformation的常见宣传手法，我认为这起事件，有相当大可能是故意为之，试图影响大选。

总结一下，我认为整件事情，最有可能性的应当是以下这个剧本：

拜登的儿子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icloud账户被黑，他的一些照片遭到泄漏。朱利安尼得到这些数据后，伪造了邮件内容，编造了数据的来源，并交给NYPost发布，试图以此影响到拜登的支持度从而改变大选结果。

分析到这里，可能的真相就已经浮出水面了：拜登儿子的照片是真的，私人聊天记录真假难辨，但在关键的邮件上，被替换成为了假信息，从而直接对拜登造成伤害。

有些人可能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邮件也是真的呢？如果黑客已经得到了拜登儿子的账户权限，那么同时得到邮件数据，岂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当然，这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在前文中就已经分析过了，邮件的原始数据是毋庸置疑的证据。既然已经得到了邮件的原始数据，为何不直接公开？也就是说，只有公开邮件的原始数据，才能证明NYPost原始报道和对拜登指控的真实性。这对于川普阵营的指控是相当有利的事情，但没有发生，那么恰好就证明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邮件。

我看了一下推特上的风向，很多人质疑拜登儿子把电脑拿去修理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些人都找错了重点。关键疑点，一定是在没有邮件原始数据上。无论拜登儿子的照片是从硬盘上拷贝而来，还是从被黑的账户而来，这根本就不重要。哪怕这些部分再真实，只要拿不出关键证据，整起事件就一定是假的。而且很多人也没意识到，通过黑客手段获取他人信息并且公开是犯罪行为，当然朱利安尼自己就是律师，他应该还是有办法替自己脱罪的吧。

最后的最后，这起事件对拜登大选有没有影响？当然有。且不说很多人一定会被成功迷惑，开始质疑拜登的立场，导致他们投票热情下降甚至不去投票。即便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假信息，拜登儿子在照片中糟糕的形象，也一定会影响到拜登。所以无论怎么处理，川普已经先赢了一手。接下来民主党如果重蹈2016年希拉里邮件门的覆辙，那就将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选举的失败。这就好像在战争中一方率先使用核武器，另一方在饱受打击后终于无法忍受，从而开启了核战争。如果这种靠散布disinformation打击对手的策略一再成功，那么就标志着美国过往政治生态的瓦解，和民主制度堕落的开始。这种堕落不会局限在美国内部，而会随着美国这个最强大国家的堕落传遍全世界。

@thphd #103594 大纪元：研究发现川普总统手上没有任何中共病毒，或因修炼大法所致

请楼主亲自送葱，亲自发帖，亲自被踩，亲自被肃反，亲自被封号 :)

李克强瑟瑟发抖

说这么多，不如帮我预测一下我今年的桃花运如何

@爱狗却养猫 #103546 保守主义的具体分类讲座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有一些中国的保守派站在极右排外的立场上面，就以为西方的极右保守派和他们是同一路人。但西方保守派对他们的真实心态，大概就是“你也配姓赵”？甚至居然还有认为北欧的社会主义跟中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同一种东西的，这种观点不值一驳。

@kill_ccp #103553 拜登的整个政策，在西方平均的政治光谱里面算偏右的。美国所有政治人物里面能算上左派的大概也只有桑德斯。我在欧洲社会算比较右派，但即便是欧洲的右派也觉得美国没有全民医保太不人道。你觉得民主党左，是因为自己的屁股就坐在极右的位置上。

拜登昨天说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不会加税，放在欧洲这就是标准的右派竞选言论。左派绝对会说，收入10万以上已经是社会上的中高收入阶层了，为何不加税？哪怕放在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这条线也比拜登的低太多（英国似乎是年薪5万英镑以上的部分就要收重税）。

https://www.politicalcompass.org/uselection2020

For example, Bernie Sanders is popularly perceived in his own country as an off-the-wall left figure; in other western democracies he would sit squarely within the mainstream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that regularly form governments or comprise the largest opposition. Conversely, a US candidate who believes in unfettered market forces or capital punishment may be seen at home as mainstream, but ‘extreme’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Similarly, ‘Obamacare’ is seen as a liberal/left initiative in the US, while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viewed as a tepid version of the long-established universal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s that are broadly supported by conservatives as well as social democrats.

关于中国问题，秦晖早就说过，中国应当既减少税收，同时增加福利，缺一不可。只主张小政府少税收，相当于为政府推卸责任。只主张大政府增加福利，相当于为政府扩权找借口。

张千帆教授是国内的一位著名法学家，他的一些思想也是比较偏保守主义的。听了他近期的一个讲座：“保守主义”如何中国化，我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选择保守主义是死路一条。

在中国，保守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要求维护国家的文化传统，认为不应该激进地改变社会现状，提倡精英化治国。而在今天的现实当中，选择保守主义的中国人，无非就是落到以下几种结局之一：

1. 拒绝社会改革进步，宣扬精英主义的治国理念，从而变成“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就该被管”论调的支持者，成为政权的帮凶。在反贼中也会出现“应该根据纳税额来决定投票权重”这种完全没有宪政民主常识的谬论。

2. 认同英美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把维护国家传统的主体从政治制度转移到某种宗教理念上，例如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基于基督教传统”，而完全忽略了美国宗教自由的理念，也忽略了世界上有不信基督教但同样成功实行民主制度的其它国家（如日本）。这样的人一般最后往往成为西方社会的极右翼，推崇原教旨主义和偶像崇拜。

3. 反对普世价值共识，认为基于种族、文化、经济地位和出身国家的歧视性行为应当不受限制。这一类人往往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变成逆向民族主义者，比如说屠支大佐这一类。而在墙内，中国实际上是全世界歧视行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的平均意识差不多就是“你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个社会公平意识大概还处在清朝的国家，甚至还有反贼大张旗鼓地反对西方左派过度的政治正确，这就好像因为可能得脂肪肝，而不准一个快饿死的人吃肥肉，非常可笑。

以上三点是他在讲座中提到的，我用自己的话概括了一下，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我并不认同他，也是我认为为何保守主义在中国没有任何出路的原因：

1. 变成一个温和改良派。即使一个中国人好不容易躲过了前三条，成为一个认同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理念，真正意义上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主义自由派，也会因为保守主义的理念，选择不激进地进行对抗以免出现社会的剧烈震荡，期望内部实现和平过渡。中国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如果没有走到前三条路上去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观点，例如张千帆、贺卫方、秦晖等人。

对此我的评价是四个字：与虎谋皮。其实看蔡霞教授近期的观点，就知道这条路早就走不通，而且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结果。但基于他们自己的立场和坚持，他们也没法去支持一些更加激进主义的思潮，而这也是他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必然要面对的时代悲剧。当然，我尊重这些学者，他们完全认同和接受普世价值文明，是真正的自由派，和那些打着自由派旗号却行专制之实的人不一样。

目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不应当再踏上一百年前的老路。最需要的并不是否定传统文化，也不是去寻找某种信仰，更不是要等着被殖民三百年，而是接受进步主义思想的启蒙。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独立的教育制度、逻辑思辩的能力、所谓“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体制，并彻底清算几十年来民族主义和仇外教育的余毒。只有先做到以上这几点，才有资格来区分自己在政治理念上，是更倾向于支持进步主义（西方语境下的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西方语境下的右派）。那些所谓的“自由保守主义”中国人，绝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就是把具体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政治理念混为一谈，要么就是沐猴而冠，对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的认识还非常初级，骨子里还是中共教育下的产物。

这人估计离进去不远了。

@愛牛奶盒的人 #102832 瑶瑶拒绝了我 -> 瑶瑶说我是个好人

@刘慈欣 #102828 但是姨学也是有建立民族最小单位的，比如说四川=巴蜀民族，上海=上海民族，东北=满洲民族，仔细一看其实他宣扬的还是一百年前各省独立建国那一套。而且我也说了，即便他“民族发明”的这一套或许荒谬，但现实中一地的人民要独立，光靠这个绝对不可能成功，背后必然有政治、经济上的诉求支撑。所以现实的发展必然会从中找到某些平衡，所谓“无限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

@kill_ccp #102774 其实国内对中国问题研究比较深刻的学者，比如说秦晖、贺卫方以及最近的蔡霞这些人，理论水平都比较高，他们也提出过一些可行的路线。但他们的路线基本上都是非暴力革命从而削弱直至彻底消除中共的社会控制，需要体制内外合作的。估计不仅那些屠支大佐们看不上，中共也不会给这些和平演变创造机会。

@刘慈欣 #102760 @陈士杰 #102761

我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中国是否要分裂的问题，我是无所谓派。

就拿这个分裂出来的国家是否会进一步无限分裂的问题来说，现实当中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

1. 如果地区分裂是建立在民主投票基础上的，那么即便是少数不赞成分裂的人，也必须接受这个分裂的结果。同理，宣扬分裂主义的人如果在当地的投票中失败，也必须接受现实。英国脱欧之后，虽然国内反脱欧的声音还是非常之强大，甚至主流民意不支持脱欧的苏格兰还试图发起第二次独立投票，但从来没听说过苏格兰人表示不接受脱欧投票结果的，脱欧的各项进程还是如期举行。

2. 如果从一个国家的层面，进一步细分到各省、各市是否要独立，越往下细分反对独立的声音就会越强大，从而最终形成动态平衡。这是因为，地区统一可以提供安全和经济上的保证，而独立可以提供政策上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这两者的博弈就会形成国家的最终形态。

再拿苏格兰的例子来说，苏格兰之所以要求独立，首先因为退欧的决定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不符合当地大多数人的理念，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和英格兰本来就是独立的两个国家，统一以后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但是，宣扬“苏独”的这些人，在独立成功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加入欧盟，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盟的制度和市场更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在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就能说这些人是“大一统”的支持者吗？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苏格兰独立成功又重返欧盟，那么会不会有另外一小部分的苏格兰人又投票要求回到英国？当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实中这些人的比例已经被稀释到足够小，使得他们无法获取主流民意。

总结一下，就是所谓“一地独立之后，该地的一部分要求继续进一步独立”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但不可能无限循环。英国脱欧和苏格兰独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如果一地成功独立之后，原来那些不认同独立的人该怎么办？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认同独立的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同样会继续宣扬他们的统一理论，期待着在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下一场公投当中扭转结果。如果不认同独立的人占极少数（例如少于1/3），这些人能做的，恐怕就是要么移民回到原来的国家，要么就是接受现实。在有言论和迁徙自由的社会，这些人的不满和诉求都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照顾和展现，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冲击。

最后分析一下现实问题。如果在一个地区层面上，赞成独立和赞成统一的人数相当（这里指差距不超过20%），那么就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此时就需要双方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比如说中央政府给予当地更多自主权来安抚分离主义者，使得当地人不想折腾，北爱尔兰就是一个做得还算成功的例子，但近几年英国退欧也使得当地脱离英国，统一爱尔兰的思潮开始抬头。

而到了香港、西藏、新疆内蒙等地区，就变成了本来不想独立，结果中央倒行逆施，反而进一步剥夺当地自治权，从而促使当地分离主义思潮开始流行。就中国整体而言，除了这些地区，目前为止其它地区要求统一的民意还是远远大于要求独立的。但是，民意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现在的主流民意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必须统一这样的洗脑宣传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来的情况会怎么走，分裂是否一定带来战争，其实没有人能够下定论。但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允许分离主义的思想传播。即便这种思想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经，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在了解到分离主义思想以后，仍然认同统一是更适合的道路，在这种基础上的统一才是最为稳定的。

@rebecca #102823 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我倒不这么看，在具体用词上面，中国人发明了很多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说法。这大概就是所谓sugar coating的本意，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提倡说话直来直去。

实际上，中国人说话远没有西方人委婉。全世界说话最委婉的大概是日本人，接下来是英国人，欧洲人，美国人等等。中国人说话的直接程度，大概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吧。

@沉默的广场 #102664 秦晖早就说过，中国语境下的左派应该去争取福利，而右派应该去争取自由，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中国社会既没有福利又没有自由。

四、右派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内右派对“白左”如此不齿，对“白左”的鄙视程度似乎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极左？除了上面所说的认知简单化和不同参照系下左右对接错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维的因素？骂政府显然有风险，和极左互怼多少也有点风险，或觉得不值，弄不好删帖、封号。骂骂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过过嘴瘾，则一点风险没有。网管看自由派内部互撕，也乐得让你们继续撕裂下去。当然，国内的事情没法说，说说美国政治也算是一种历练，问题是要把对象找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廉价发泄。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自由派的认知错误是极权体制下的“逆向洗脑”造成的。极权宣传机器每天都在传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脑言论并屏蔽对立的观点和信息，确实将多数国民变得政治判断上变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没有基本事实作为合理判断的依据，也没有任何理性论辩的逻辑和习惯。极权体制正面洗脑的结果是产生一大批头脑短路的愚民和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疯狂的领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饥荒、“文革”等无与伦比的人为灾难。即便你把连篇累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拒绝面对。绝大多数人出于恐惧、懒惰或愚昧，甘愿被极权宣传机器洗脑，放弃思考、乐得“装睡”，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面对这样一个弱智而极端的庞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厌的洗脑包围着，某些压抑愤懑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辩论的适当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简化了。他们大都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反体制，但是对宪政民主尤其是国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太多认识。事实上，他们受极权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思维模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和“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之间界线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极权体制下形成的这套极简化思维在国内是够用的，因为反极权总是不会错的，但简单移植到国外就不够用了。六十年代，法国左派很欣赏极权中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亲自在大街小巷发“红宝书”。他们的逻辑就是对苏联很失望，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在和苏联唱对台戏，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实，他们除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外，对红色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今天的中国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样性质的低级错误。欧美左右之争的是非显然不像极权—反极权那么截然分明，双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过头。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以一贯正确自居，那样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长期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极权的习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平时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辩论机会，而基本自由的缺失并不妨碍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象为一贯正确的上帝——在政教合一国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无神论国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来，你是正义的话我就成了邪恶，自然是不会留有宽容余地的，正常的观点辩论很容易上升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击。左右之间水火不容、极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圣化，把对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体。这种话语形态在自由派之间也是相当常见的，可见许多自由派也没有养成真正的宽容习惯。经常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挂在嘴上，其实只是体现了革命公知式的轻浮——既然你已经坚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他的言论自由还值得你“捍卫”吗？这种话听上去就是显得你“大人有大量”，可以“宽容”别人的胡说八道。这种“宽容”本身就是自以为是的傲慢。

如胡适所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宽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判断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并不比普通人更“正确”，因而不得对人民灌输“正确”价值观，其行为必须接受合宪性与合法性检验……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左右之间——不论你我是谁、持什么立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都得有这个自知之明：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当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我得承认，你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因而双方都要为平和辩论留出空间。也许我们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遗余力地批判极权体制，但是这种姿态对接到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左右论争就不合适了。许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适应坐标系的转换，到了西方场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待左右立场，不能为不同立场保留应有的宽容空间。

除了思维极简和过度自信之外，极权国家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喜欢夸张和走极端。任何体制都会有问题。传统礼教当然有问题，于是就有人概括为“礼教吃人”，进而全盘反传统；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否认存在着剥削和贫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动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鼓动实现社会主义。很不幸，近代的极端主义列车都被中国赶上了，一直把我们带到左翼极权。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要延续同样的习惯，因为福利国家有问题就要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维可以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经济，是要让经济竞争变成一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斗争，趁早把那些弱者从物理上淘汰掉。这样的民族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既然民族强大是目标，国家在有所不为的时候是否也可有所为呢——譬如对人种进行优生试验？正如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走向左翼极权一样，“放任自由”离极右也只有一步之遥。同样可怕的是左有问题就极右、右有问题就极左的思维习惯。它不只会让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走偏，而且会让我们在反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走向歧视、反对无神论的时候忘记政教合一的危险、从反对“多数人暴政”变成反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们反对一个方向上的过度，却用力过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未能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有效质疑和制衡极端言论，反而通过一个个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极端观点抱团取暖、提振自信。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比较政治学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一文中，将“定制信息”作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先美国选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三大电视台，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事实基本上只有一个版本。1949-8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实施“公平主义”(fairness doctrine)规则，要求广播公司执照的持有者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介绍有争议的话题。但1987年里根执政期间，FCC取消了这一政策；2011年，在《联邦法规》中删除了实施“公平主义”的行政规则。随着联邦政策的变化，美国媒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偏离了政治中立的职业规训，尤其是出现了大量政治右翼“脱口秀”。加上网络时代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实也出现了多个版本，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选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变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两种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和认知共识。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据自己愿意接受的政治认知，渐行渐远、日趋极端。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的进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现代媒体出现的早期，民主共和两党都有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些老报都曾经做过“党报”。后来随着媒体商业化，逐步脱离政治依附，变成独立报纸。现在，部分媒体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极化推波助澜。

相比美国，中国官媒当然都历来“姓党”，但是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发展一度为中国新闻自由化带来一点希望。我原来十分乐观，现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体的自由化，但是发现也不能过度乐观。博客、微博被封杀后，微信成为信息和观点传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价值观相近的同道群，同质化程度很高。不恭维地说，微信群里的各种假消息横行无忌，尤其是许多关于国外的消息很难核实，因而极容易以讹传讹。一个在右派微信群广为流传的帖子称：“川普一任的白宫工作人员比奥巴马任期少140人。如服务于美国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员就减少了39人。梅拉妮娅只用了5名工作人员，而米歇尔则用了44人。最后的结论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一个好榜样”。

由于这则信息经常被用来证明“白左”的“虚伪”和川普的“伟大”，我专门上网核实了相关说法。川普上台，总统任命的高官人数确实显著减少。但是一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责川普对该任命的官员不任命——部分可能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体制内人员不够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要太多职业官僚束缚自己的手脚，致使必要的联邦职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宫工作人员也有所减少，但其中某些是职能部门。譬如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之后，奥巴马在白宫国安委之下设立全球传染病防疫应对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总统身边没有对全球瘟疫、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向他直接汇报的专职官员。另一方面，白宫规模和预算虽然有所减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宫有领薪的工作人员418人，比奥巴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娅有工作人员11人，米歇尔有24人——确实差了一倍多，但并不像帖子说得那么夸张（还有帖子说梅拉妮娅只用了1人）。奥巴马执政的白宫平均年度花销差不多是4300万美元，相当于其2016财政年度的水平；川普执政头两年平均不到4000万美元，但2019年也达到4200万美元——是省一点，但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门人员，不一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则假消息让许多中国右派都认同帖子最后的结论：总统是“全美人的好榜样”。这样的认识和“毛左”的“伟大领袖是全国人民的好榜样”有多大差别呢？由此也可见，“右”不等于正确。事实上，极右的思维模式和极左高度相似。要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只有把属于事实的还给事实，不能只捡自己喜欢的新闻看，对自己不喜欢的事实采取“选择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会形成一个一个封闭、偏执、极端、意淫、彼此不能对话的群体。今天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竟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现象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长期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确定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后，另一则右派群里传得很欢的帖子说贺是如何的“左”，其中一条是说她在任加州检察官期间决定，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盗行为一律不追究。2014年，贺锦丽任加州司法部长的时候，加州确实公投通过了一个第47号提案（加州比较爱公投），把价值950美元一下的偷盗及其它一些非暴力犯罪从“重罪”(felony)变成“轻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并减轻一直人满为患的加州监狱的压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宝贵的资源，因而这类改革是任何法治国家都必须作出的权衡。如今实施了五六年，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长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数据说话。如果得不偿失，大不了加州选民把它废了就完了；现在第47号法案还没有废，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说得那么可怕。事实上，贺锦丽本人并没有对第47号提案公开表态。在民主国家，不论再大的官都没有能耐决定某一个法案的生死，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账算到她头上呢？只要搜一下贺锦丽的维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场，为什么要轻信这些张冠李戴的谣言呢？中国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谣言”确实常常是“遥远的预言”，但是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对于中国政府没有动机限制的言论（如贺锦丽的政治外貌），也动辄信谣传谣，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与“政治正确”

如果说中国右派误以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对手，那么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质同样的错误：误以为中国左派是他们的朋友。结果是太平洋两岸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误解相互激励：你瞧，“白左”就是极权的盟友，所以中国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义结盟嘛！

这当然是误解，“白左”不是极权主义。西方左派虽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至少二战之后即不仅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而且也抛弃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进社会主义学说，转而接受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司法独立、选举民主等宪政基本原则，而只是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正义、财富再分配等平等主义主张。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宪政民主体系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宪政民主阵营的主力——民主当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当然，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某些具体主张，但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双百方针”：只要在宪政民主的底线之内，任何主张都有发表和传播的自由；至于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由选民自己甄别。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逻辑，其“底线”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动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国宪政法院曾两次取缔政党——一次是极右的纳粹党，一次是极左的共产党，理由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党纲、组织结构和活动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这个底线之上，“白左”也好、“西马”也好，都是宪政民主阵营内的盟友。

当然，西左也有西左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可能误以为中国左派和自己是一回事，都追求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固然，中国左派也都把均富挂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视了中国“左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在2017年访问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时候，一位印度裔美国社会学者问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国内有没有“安全问题”？我在错愕之余告诉她，汪晖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的。即便要问什么“安全问题”，那要问的也是秦晖，而不是汪晖。可是，那里好像没有人知道秦晖，却有许多人知道汪晖，后者俨然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代表，还不止一次和哈贝马斯一起获奖。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够。你看，国家资助的所谓“中华外译项目”就对外推广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学者一般没有这种资源，出于各种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够，这是事实。但这种状态和西左不了解也许不屑了解中国知识界现状乃至政体本质也有关系。

其次，欧洲左派学者当中有些人不只是一般的不了解中国现实，或是为了吃中国研究这碗饭而被迫沉默或说中国的好话，而是他们对极权体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许他们混淆了民间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对中国文化的爱投射成对中国制度的爱；也许他们有某种梦想在欧洲实现不了，希望并误以为它能在“中国模式”中得到实现。2015年夏天，我在“后马大本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加研讨，做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的报告，能明显感觉到某些参会者的不悦。不悦什么呢？人都是有盲区的。德国深受纳粹之害，但好像共产祸害要小一点，至少没有发生大屠杀或大饥荒，但这就能成为对极左理想心怀憧憬的理由吗？我曾经问柏林高研院一位生长在东德的美国学者，纳粹德国和共产东德哪个为害更烈？他明确说是纳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共产极权在苏联、中国等绝大多数依附马列的国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罄竹难书的史料和触目惊心的现实放在那里，难道还不够吗？真有必要继续留恋马克思吗？这些极左当然不能代表欧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够让中国自由派对“白左”心生厌恶。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厌恶列宁，却有不少人喜欢马克思，好像在共产国家造成的灾难都是列宁式国家革命的错，马克思只是被绑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为社会正义乃至人类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乡特里尔还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铜像。我写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分析他和列宁的关系，结论是他和列宁其实是互相依存、难分难舍的；没有列宁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义）建构的极权政体，马克思这个名字会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些人一起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虽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说得很好听，但是从他的无政府主义（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乌托邦理想中，开拓不出任何自由国家学说。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派从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却未曾换骨。虽然经历了战后的适应和调整，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奉马为圭臬，只是修修补补，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这些东西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内容抽掉，马克思主义到底还剩下多少独特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批判可被认为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批判之后提不出建设性的国家理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立场正确，但是不仅在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说中并无超越之处，而且也和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决定论基调背道而驰。战后欧洲左派的困境在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似乎没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资源。事实上，既已融入宪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欧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学院派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做一个了断，至少和其极权政体主张彻底公开决裂。如果仍然和它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那么左翼就不可能和宪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为马克思的基调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样，欧洲左派自然就会和中国“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更为温和，基本主张是社会正义与平等。这些主张不仅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理念的一部分（如反歧视），而且也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实现。既然如此，美国左派和中国“右派”（自由派）本来应该是天然联盟，而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表示支持的也多为美国左派。二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制度认同，而更多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左派更注重物质平等，这是从罗斯福“新政”一直延续至今的民主党立场。往好处说，民主党比较“实在”——没有基本的物质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机会平等？如果一个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给他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意义是否就会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质生存保障，也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但往坏处说，福利主义瞧不起人，把人当成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能靠国家供养的弱者；老幼病残也许需要国家救助，普通正常人为何不能自食其力？过度福利必然养懒汉，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有害无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让整个国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虽然在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立场上“政治正确”，但由于比较看重实际利益，不敢得罪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因而往往停留于“口炮”，很少来真格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喜欢川普的原因，共和党说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讲原则。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离总统大选仅一个月时间，川普却急着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选人，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则跃跃欲试，准备极速核准保守派候选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奥巴马提名自由派候选人作为继任，却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杯葛，其理由正是离当年大选“太近了”，而实际上当时离大选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前后矛盾的行为显然是极不讲原则的，只能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和政治中立。

不论如何，具体政策分歧不应被界定为“敌我矛盾”。实际上，美国不论哪个党上台，对华政策是稳定连续的，并没有体现出两党有什么系统性差异。共和民主两党本身虽然竞选时相互攻讦，但平时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们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边和另一边势同水火？无论是与民主党为敌还是共和党为敌，走得太过都是与宪政民主为敌。欧美左派当中确有极左，但是他们不足以代表整个左翼。如果左派当中有人误解了中国或忘记了列宁式极权之痛，那么用中国事实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如果他们继续对极权政体执迷不悟，那么就不是属于宪政民主阵营里的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最后，西方左右之争本身也有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彼此不宽容的趋势。经过长期的权利斗争，西左已经形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指一个社会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容违背的政治信条，在美国特别体现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得实行种族歧视，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视的言行。只要稍微偏离“政治正确”，轻则面临口诛笔伐的巨大社会压力，重则停职审查甚至丢失职位。这固然相当大程度上是源自对美国历史上对黑人伤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从弗洛伊德事件来看，美国社会乃至政府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消失，这种“政治正确”仍有必要存在，因为它体现的是反歧视的政治自然法则。但任何一种原则或规训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可能矫枉过正，产生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所说的“公共意见的独裁”。这个度确实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张胆的种族侮辱或仇恨言论显然不应被容忍，但是如何对待涉及种族的事实，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领救济人数和单亲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对黑人不利的事实也不让说？是不是凡是遇到种族问题的发言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要承担严重后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而对于实质性解决美国种族问题并无益处。就和政府压制言论不对一样，社会压制言论也是不对的。尽管某些言论是多数人不认同的，让它们说出来还是比窝起来、藏起来好。说了不对，当面怼他就是了；不让他说，不代表他就没有那种想法，实际上反而剥夺了通过自由言论纠正某些偏见的机会。言论自由本来是宪政民主国家的第一原则，但是即便美国也难免会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滑向不宽容。

中国有些自由派反对“政治正确”，但不关心“政治正确”的来由，同样也会矫枉过正，连带把“政治正确”当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给反掉了。政治本来无所谓“正确”，不同观点见仁见智，“政治正确”未必“正确”，但是“政治正确”的信条一般起源于某个政治自然法则，譬如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正确”是来自种族平等（反歧视）。你可以不同意“纠偏行动”，反对给予黑人任何特权待遇，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对“政治正确”的时候站到了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政治可以“不正确”，但是原则不能不正确，否则我们就成野蛮人了。因此，无论在主张还是反对“政治正确”，我们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为反而反、意气用事，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应有的底线。

无论是中国右派还是美国左派，都要牢记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论自由所保护的不是我们喜欢的言论，而正是我们憎恶和鄙视的言论。这句话的逻辑依据不是伏尔泰，而是休谟：人是理性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别人不是白痴。这是为什么我不认可“白左”这样带有羞辱性的称呼，因为这表明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当作白痴。尤其是那么多的人（约半数选民）认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一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讨论受到各种屏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那么傲慢呢？这种姿态和独裁政体对人民的蔑视不是一个逻辑吗？如果你认为一个被数十万或更多的选票选上台的政客（如某个选区的众议员）错得离谱，那么离谱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你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判断。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受到质疑，但这显然不是说少数人的判断反而成了一贯正确。

六、远离极端、回归中道

总之，分裂并不可怕，“步调一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变成水火不容的决裂就成问题了。左右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极”，这一“极”就成极权了。左右都是如此，极权意义上的极左或极右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经历了左翼极权，所以自由派对极左深恶痛绝，但极右也是要搞独裁的，而且在当今中国的自由派阵营，反民主、种族主义和政教合一等极右翼言论还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惧警惕。反左过度，会把自己变成极右，绕了一圈，又变回到自己本来要反对的那个东西——极权主义。某些“自由派”误以为右就是对、左就是错，其实是自己的极权思维没有肃清的表现。经过极左洗脑之后，国民尤其容易接受极右的再洗脑，因为二者的极权思维方式高度一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黑白分明的单极化世界观，都自认为只有一个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抓住一个“真理”或“启示”，而且还总以为真理和启示就在自己手里，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是谬误甚至邪恶。

无论左右，中国自由派都要回归宪政中道。在本质上，宪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就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约定。既然是每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社会契约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观点、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信仰不同的人要对同一部社会契约达成合意，这部社会契约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宽容，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自然法，并通过某种宪政民主机制得以实施。国家必须宽容一切思想和言论，不能定于“一尊”，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的、个人的、见仁见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确答案”，因而任何正当建立的国家都不得强加任何正统思想或信仰，否则就是极权国家。无论是极左政权禁止右派言论，还是极右政权禁止左派言论，都是一丘之貉。我们不仅不能允许国家压制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更不能试图通过国家去压制别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养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场的习惯。

在今天的中美争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国，既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也不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为了支持某一个特定政治或宗教倾向的总统，而是因为我们支持美国所代表的宪政民主体制。从疫情应对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国的宪政体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表明它的一部分社会契约可能正在瓦解，甚或从未稳固形成。批评美国并不是“反美”，而是为了让它的宪政体制变得更好，就和批评中国不是“反中”一样；否则，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和极权体制一样了。美国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国教、言论与新闻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达之外几乎不设底线的信息交流和观点碰撞。美国宪法牢牢抓住这一条政治自然法，使之两个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在此岸观看彼岸的欧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注赌一把，但切勿太入戏。其实，极权国家无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才有意义，极权国家的围观者是没有什么资格评判的。在一个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别人多一点自由还是多一点福利而吵得不可开交，既得罪人，也让别人看笑话。

无论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应该是一个君子俱乐部、正派人的共同体。何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为“小人”呢？君子有底线，小人无底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底线是什么？底线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疆域内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否则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牺牲别人自由的基础上；政治独裁要剥夺别人的选票，种族主义要歧视弱势族群，政教合一要通过国家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凡此种种，都是小人之举。在中国，自由派是一个被流氓欺压的人群。我们要做一个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习气，去欺负比我们更弱的人。

在极权国家的极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别人的左右来定义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为某国是世俗极权，所以就主张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简单把国内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变成种族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敌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锚定于政治自然法，对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一切观点立场采取最大程度的宽容。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才能形成最大多数的联盟。

注释：

1, Foran, Clare, How Bernie Sanders Explains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Atlantic, 20 November 2015.

2, Jaclyn Peiser, ‘Their tactics are fascistic’: Barr slams Black Lives Matter, accuses the left of ‘tearing down the syste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0/08/10/barr-fox-antifa-blm/.

3, Adam Andrzejewski, Trump’s Leaner White House 2020 Payroll Saved Taxpayers $23.5 Million Since 2017, Forbes, 30 June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amandrzejewski/2020/06/30/ trump-further-honed-the-white-house-2020-payroll-and-saved-us-taxpayers-235-million-since-2017/#265937b83b9d

转载：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9bebalsph4dz3eleflcmpcwknf7brn

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

（编辑说明：近年来，中国知识界面临新的分化，这已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而在如何看待2016年当选的美国川普总统问题上 ，不仅左右派意见相左，即便是自由派内部也是纷争不断。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厘清中国大变动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光谱，作者在文中进行了一番梳理，特别指出中国自由派在左右划分与政治判断上的一些重要的错位现象。这显然是与中国思想知识界因各种信息、知识涉取上受到的限制有关，或许也与一些体验的单相性或情感投射与偏好等因素有关。总之，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很好解决的大问题。这种现象显然也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世界范围内我们也可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不同国度的思想与知识界那里或多或少地都存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知识社会学、认识论现象。就中国来讲，本网站刊登此文，希望能够引发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思考，有助于此方面某些问题的澄清，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认知上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多半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选择）。

中国自由派正在分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这种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国内大V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声名鹊起。那个年代，国内众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归，目标和思路看似是相当一致的：维权人士致力于通过个案消除公权滥用和社会不公，乙肝携带者抱团争取平等待遇，“家庭教会”如野火春风越做越大，“独立候选人”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积极参选……但没过十年，当这些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打压之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短短一二十年，中国自由派已经历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道扬镳，主要表现在激进派“打横炮”，指责改良派贩卖“虚假希望”。后来曾发生女权主义者爆料国内公知界的“潜规则”，某些公知则指责女权运动配合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最近的动向是自由派当中信奉“保守主义”的人群指责“白左”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之间的分歧从国内事务转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政治的不同立场。

部分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日渐沉闷，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关注焦点转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而美国政治的左右极化加剧了国内自由派的分裂。川普当选之后，反川派和“川粉”变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动宗教自由的人士开始颂扬“福音派的胜利”，保守主义学者则大力推荐《美国秩序的根基》并强调美国立宪的基督教基础。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地抗议风起云涌，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打砸抢行为，引起了许多华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迅速情绪升温，Black Lives Matter被贬译为“黑命贵”，支持种族平等的正常言论被斥为“白左”的“政治正确”……

自由力量的分裂当然是极权喜闻乐见的。社会的一盘散沙既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也是极权得以继续维持的条件。对于当代中国，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开始从极权中走出来不过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绝大多数时候虽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国民们并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没有实践，许多想法不过是耳边风，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并没有切身体会。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扎根的。种族主义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视者回怼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观对他人乃至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张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权压迫或被压迫者的回击时，才会认识到政教分离才能保证社会和平；只有当“独立候选人”竞选成功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才能看到选举民主和议会政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图章”……当人民没有机会自由实践并相互纠偏的时候，许多道理争辩不清，他们会停留于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战，无法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契约性承诺，共同对抗极权。极权得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欢呼。它打谁都能获得社会支持，自己则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是在威权式微、管制松弛的转型国家允许相对自由的政治实践，让人民慢慢适应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国的政治实践可遇不可求，关注国外政治发展也算退而求其次。虽然对美国政治事件的关注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提前暴露出国民在拥抱自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减少内耗，为今后转型机会到来之际少走弯路、少栽跟头做好思想准备。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实没弄清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判断，否则水只会越搅越浑。自由派在判断国内问题时，立场大都一致；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是经历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过来人”，对本国问题的实质不会有太大认知偏差。但在判断欧美的人和事，却常常打得不可开交，可见这个问题在国人判断外国政治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这也正常，因为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或全面阅读的经历，多数人对国外的了解限于网络或微信等途径传到国内的中文介绍，而这些资料及其阅读本身可能带有高度选择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现象。譬如国内许多自由派是撒切尔和里根经济学的拥趸，但是他们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后果？恐怕许多人原来就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阅读的都是对保守主义说好话的文章，对批判性的文章则视而不见或简单归为fake news。但同样这个人如果在欧美长年生活过，对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有切身体会，就未必会像他这样认同保守主义。因此，国人对国外政治的立场很多时候是以一厢情愿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断。

这种情形在国内、国际“左”“右”对接的时候尤其常见，也更为严重。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奉行极左，反“左”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国的极左和西方的所谓“白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左”、“右”本来就是复杂而混乱的标签，弄不好会张冠李戴甚至化友为敌，让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失去一半国际盟友。遗憾的是，国内一些自由派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误以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极左，造成反“左”的“扩大化”，并在指责“政治正确”的同时，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反对种族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宣传特定宗教的正确伟大……这种倾向当然是危险的——如果为了反“左”而把自己变成极右，那么“自由派”就得打引号了。在造成认知混乱的另一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误以为自己和国内的“新左”是一路，不小心也会滑入极左的圈套。

于是，中西之间的“左”、“右”对接变成了一场跨洋误会。这场误会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而且已经产生了自由派内部的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国式“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反对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基于宗教理由至少反对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张某种特定信仰成为国家正统，那它还剩下什么呢？

一、上下左右——两套坐标的错位

我们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左翼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国革命的本质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第三等级”推翻王权、第一（僧侣）和第二（贵族）等级等特权阶层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等级压迫。由于左翼目标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实现，因而在策略上倾向于激进，容易铤而走险、主张暴力革命。右翼则显得相对保守，主张维持现有体制，至多通过渐进改良修补体制的不足。

到19世纪，左翼分化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极端派别。二者的目标其实大同小异，都要求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差别、无国家、无压迫的大同社会，只不过马克思尤其是列宁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是欧洲左翼的主导思想，但是到19世纪后期，德国的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告别革命、转向改良，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政治维护广大工人的权利。同时期的美国则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义学说影响，出现了工会主义、进步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不同的左翼派别，认为只要通过财富再分配即可实现社会平等。

经过20世纪两次大战之后，苏联、东欧和中国先后建立了马列主义政权，欧美国家则进入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宪政民主+国家干预+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后现代主义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别，其主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致，都是反对某个意义的等级压迫、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世俗主义反对教会等级的当代残余，女权主义要推翻男权压迫，同性恋挑战传统婚姻法对他们的歧视，动物保护主义要维护动物不受人类虐待的权利，环保主义则强调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权……当然，这些国家也存在个别反体制左派，譬如英国的托洛茨基派继续宣扬武力夺权，美国的环保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害人身或破坏财产来实现环保诉求，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被边缘化了。

经过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调整，欧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宪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左右之争还原了法国革命早期议会政治的本来面目，变成在自由言论+选举政治下理性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各自立场的政策之争。也只有在宪政民主框架下，谈论“左”、“右”才有意义，不同立场才能通过言论自由充分表现自己，并通过选举民主将政治诉求转变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不同，但共享一部社会契约并承诺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则，其要素有（1）维护思想、信仰、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视；（2）对议会和行政首脑实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选举；（3）实行司法独立、行政中立，后者包括公务员、警察、军队。左右之争变成求同存异的和平竞争，各自利益、立场、观点不同，却共享社会契约通过宪法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和制度。

在宪政转型失败的国家，所谓的“左”、“右”则变成有异无同、水火不容，非要通过暴力斗争乃至内战决一雌雄；胜利者不仅树立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而且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政体。1917年，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极左并堕入极权，而且左翼极权比右翼更为彻底。这是因为极左（至少名义上）追求社会大同，比极右更加乌托邦，尤其是财富均等与“生产资料”国有化，而这样的理想通过和平改良无法实现，只有通过暴力建立高压政权才能强制实施；理想和现实差距越大，极权越彻底。这在我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而极权一旦建立之后，极权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识形态斗争蜕变为独裁者个人的权力斗争；不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清楚体现了这一特点。虽然极左口号天天喊，但当真的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极权政体为了现实统治需要必须进行有限妥协，官方政策和宣传都得向中间务实立场靠拢；政府不仅整治右派，而且也经常打压仍然保持极左理想的左派。这在“文革”后期乃至中国今天都是常见现象。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执政期间确实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严酷镇压，但纳粹的正式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之前，它就是简单的“德国工人党”；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为了吸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成员。虽然纳粹统治期间国有化了某些工业，但是完全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公有制当作终极目标。因此，纳粹的“社会主义”成分确实不多；事实上，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理念。对于纳粹来说，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德国人，德意志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值得赞美。希特勒等纳粹领袖本身也明确否认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开弓”，同时狠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而要在二者之间走出个人服从集体、经济服从政治的第三条路。老纳粹是保皇派，被迫逊位的威廉二世一度支持纳粹党；新一代纳粹则更致力于推翻魏玛共和，建立极权政体。

事实上，纳粹内部存在左右两个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与企业界和好，激进派戈培尔则反对犹太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强调纳粹的无产阶级底色。1929年“大萧条”之后，党内保守派势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见工业巨头，要求他们帮国家渡过难关。企业界为了防止社民党或共产党上台，也积极配合纳粹。到1933年上台，纳粹已获得钢铁、煤炭、化工、保险等支柱产业的坚定支持。希特勒要求党卫军暴力清除党内左派势力，但是党卫军领袖罗姆有自己的反资小算盘，结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为反犹而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样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认为不平等和等级制对民族更有利。他数次赞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为后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犹太苏共领袖。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国家，因而属于极右。但是如纳粹领袖公开表示，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极权国家推行德意志种族至上、民族主义并消灭犹太人。

因此，一旦“左”变成极左或“右”变成极右并成功建立极权，那么原先左右的横向立场分歧即转化为支持和反对极权的纵向制度之争。中国广义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进、保守之分，但不论什么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对极权国家。实际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与平等，为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说话，因而未必都能被归为当代西方意义的“右派”。这是因为西方定义左右的标准和中国不同，和国家无关；竞选投票之后，国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权，也可以由右派掌权。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也实行一党专制，但是因为内忧外患，政治统治的权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彻底的，社会仍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因而那个时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产革命的是极左。等到共产革命成功，极权国家稳固确立，中国的左右则是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来知识分子对政权潮水般的批评，次年统统被打成“右派”，而实际上他们和右派立场未必有什么关系。“右派”的意思是这个政权本来是左的，所以批评政权就成了“右”。当然，政权追求的许多政策本身为左，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之则自然为右，如包产到户。但在一个左翼极权国家定义左右的根本标准是对待政权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是毛泽东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倾机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体现了极权统治无所谓左右。

因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就是这么来的：国家先在那里，成了左右的参照系；反对国家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极权国家的就是“左派”。当然，中国的“左派”也是一个复杂的谱系；思维仍然停留于“文革”时代的“毛左”认为偏离毛主义的邓式改革是“极右”复辟，体制内的“左派”则多为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国家主义和一党专政，服从体制并期望从中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并不认同平均主义或公有制，除非能给个人带来好处，因而显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式自由与民主的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一文中把中国左派分为六种，其中也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左派，尝试通过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实现左翼理念，而当局很可能把他们归为“右派”；其余几种则都是极权主义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开。

总之，宪政民主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平等的态度，极权政体下划分左右的标准则是对待极权的态度。划分标准不同，左右的意义和阵营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中国的左派不等于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于西方的右派。我一直在提醒注意“此岸”与“彼岸”之分：我们仍然生活在极权阴影下的此岸，他们则生活在宪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此岸则首先无所谓什么左右，极权就是“正确”的标杆，凡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左派”主流附和极权，“右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国内老一辈学者如郭道晖、谢韬、高放等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属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左派，但是这里的当局会把他们纳入“右派“阵营。由此也可见，“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右派”同属一个阵营，共同反对极权国家。

二、西左是极左吗？

然而，在简单化的极权思维长期影响下，中国不少右派却混淆了西左和极左。极权之“极”不仅意味着极端，而且也意味着极简——好像什么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无问东西。中国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国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国右派理所当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一起，把自己自动归属于美国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阵营，好像只有欧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则和国内极左一样是自己的对头。近年来，国内右派对“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口诛笔伐不断升温，不少右派对“白左”的鄙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中国极左的鄙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是 “学院派”，我认识的欧美人士大都也是学院派，而欧美学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谓“白左”，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过去数十年，孔杰荣、黎安友、林培瑞这些响亮的名字一直和呼吁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批判极权体制的文字联系在一起，而他们都是“白左”，一个体现就是他们都对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人都很好，也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有时候犯糊涂，会不会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觉得中国体制也不错？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律学者中我没有遇到。孔杰荣帮助陈光诚在美国落脚，黎安友编辑出版了《天安门文件》，林培瑞亲自陪同方励之夫妇去美领馆避难……这些人都长年进不了中国，能“左”到哪里去？即便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中国事态的性质可能有那么一点误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的。至少，他们所有人都对八九事件立场鲜明，并真诚希望中国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岂能和国内的极左等同视之？

至于西方学院派对右翼政治的批评，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抱着中立旁观的姿态为好。我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5年，但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已回国20年，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生疏，更不敢轻易下判断。我的朋友中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偶尔谈起政治，说实话，我认为两边都有些道理。国内许多自由派把民主党当成共产党，让我很诧异。我们可以看一下，民主党内最左的桑德斯是什么立场。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被很多人认为要在美国搞中国式“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桑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劳工权利、车间民主、普遍单一医疗保险、大学免费、“绿色新政”——为解决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对外政策则主张裁军、更多通过外交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议、国际经济贸易更多考虑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他在一次访谈中解释了自己定义的“社会主义”：

我并不相信政府应该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拥有生产资料，但我相信为美国制造财富的中产和工作家庭值得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应该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国繁荣、投资、增长并创造就业的私有企业，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国关门大吉而跑到国外通过剥削低薪劳工增加利润的公司。(1)

简言之，桑德斯就是一个“北欧模式”的拥趸，北欧搞的就是他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比美国“左”，但显然既不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据说他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大学生中间有许多粉丝，这真的很可怕吗？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国家”、“专政”。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是否平等或穷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国家做什么、怎么做？国家是否尊重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有没有“真普选”？司法是否独立？……只要不通过国家用“专政”手段强制实行，什么主义都不可怕。

有一次，北大请挪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讲座。我对北欧模式很好奇，想问出一个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秘方”。但问来问去，最后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无奇——挪威就是一个类似德国的宪政民主国家，只不过社会福利和富人缴税更高一些，在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国内许多自由派迷信美国，以为美国什么都是世界最好——它显然不是。你去看一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较值得信赖的年度调查就知道，美国不仅人均收入并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标上也一直落后于欧洲“白左”国家，“北欧模式”则长期高居榜首。当然，你可以质疑高税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续，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些都是论证很复杂、答案不确定的问题。你显然不能把“北欧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划等号，好像哪天桑德斯上台就是美国末日似的。

总之，作为一个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外国人，你替他们着什么急呢？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非对即错的立场上，为某一边无条件站台？其实，假如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美国人，我也大概率地会加入左派阵营。这是因为美国相比欧洲偏右，往往体现为自由过多、平等不足。这次疫情扩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体现了自由过度导致的问题。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放弃一点无足轻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结果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则体现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间因为种族主义而过度执法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公平正义、批评公权滥用是一个学者的天职。这和我在中国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批评中国人权和法治倒退、主张思想与言论自由、主张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反对形形色色的歧视、呼吁保障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的财产权……在美国，这些主张往往会被归为“左”，但是在中国，它们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们有什么必要以中国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反的是本国的极权，而不是美国的左或右。在任何宪政民主国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极权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反他们当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并失去其中一半的反极权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极权阵营中的一员——极权的对立面是宪政民主，反对宪政民主中的一翼，无论左右，岂不是很容易走到宪政民主的对立面吗？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危险。弗洛伊德事件发酵出华人圈里相当普遍的种族主义情绪，即说明纳粹式极权主义病毒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华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贬译为“黑命贵”，而他们反对这场运动的理由在宪法甚至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这个立场本身没问题，但用它来反对BLM就搞笑了——事实上，它和BLM是同一个立场；之所以有人主张BLM，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生命遭到轻视，所以才强调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对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一场运动当然要重点突出，没有必要以包罗万象、一贯正确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现。很多人把BLM等同于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但任何游行集会都有可能伴随暴力，过去一年的香港街头抗争也出现过暴力，但显然不能把暴力和游行集会划等号，否则就陷入了两难：不是采取“双重标准”，就是采取极权逻辑，像大陆公安那样70年来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批准任何集会。正确的态度显然是谴责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而不是以种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也有表达自由，否则就成了极权逻辑的拥抱者。

许多华人对这场运动的态度部分源自其种族歧视意识，部分也因为他们对川普政府的无条件认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对这场运动的许多表态是不合适的。譬如川普本人屡次指责BLM是“叛国行为”(treason)，简直是总统版的“朕即国家”。司法部长巴尔则在Fox电视台节目上称，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间，以第一修正案为护身符，“绑架”运动并策动暴力，却没有展示任何确凿证据证明BLM出现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动的。(2) 他还说BLM就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目的是把川普搞下台。在民主国家，这有什么错吗？哪一次运动不是带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于巴尔说民主党“放弃传统价值”，把政治夺权当作“世俗宗教”、“是对宗教的替代”，则更是离谱。司法部长这样讲只能表明自己不称职，连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作为司法部长，他唯一该问的问题是BLM运动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没暴力就容忍，就这么简单，和什么“宗教”、“传统价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点关系。事实上，他根本不应该在Fox这样右翼倾向如此明显的平台上发表言论。也许川普可以，因为他毕竟是政治人，尽管这样做也有失风度；司法部长更应该体现政治中立，不能让政治利益压倒自己的宪法原则，而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问题所在：左右分歧本来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线是维护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世俗国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则，这一届政府却常常公开不尊重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一定要抛弃一种观念：“左”就是错，“右”就是对——在中国，这是对的，因为“右”就是反极权；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这是不对的。在宪政民主体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要认同并践行前面提到的社会契约中的政治自然法则，即属于宪政民主体制；反之，则属于威权乃至极权政体。极权国家违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这是每一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现象。我们不能用极权国家的左右去对接宪政民主的左右。宪政民主的本质正是让不同立场和诉求通过言论自由表达出来，通过选举政治占领国家权力舞台。

三、评价左右的坐标系

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场当作自己的参照系，以为反“左”就是天然正确。我注意到一种认知错觉，姑且称之为矫枉过正或“反作用力”：我们在反对什么的时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觉往相反方向滑动，还停不下来，一直滑到和它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开始反极左，譬如平均主义，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觉跑到极右阵营里去了。下面会看到，矫枉过正似乎是各国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宪政民主国家，仍然会有不少人不满现状。这本来是进步社会特征，先有不满才会有不断的进化和改良。只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不满可以自由表达，再通过选举和立法实现改良。在专制国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进情绪蔓延。对极左不满延伸为逢左必反，连带宪政国家的正常左派立场也反，而且把他们混同为极左，从而把自己变成极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极端判断意味着判断者的定力不够，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或事作为自己的标准，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则为衡量标准，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则为“定点”，这样才能有定力。

我们的“定点”就是宪政民主、社会契约、政治自然法，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标准。我们反对平均主义，但是不能变成反平等、纵容种族歧视；我们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变成只是某个教派的“自由”，或对特定教派掌握国家政权欣欣然，否则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们反对“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选、反“一人一票”……事实上，所谓“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实际上违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则的口号或做法，譬如越过政党和传统媒体，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大众选民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和“元首独裁”何其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假如作为美国人投票的话，很可能不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他从上台伊始就敌视一个新闻自由国家的新闻机构。

国内许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我也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国际和国内事务应该一分为二。中国自由派很可能会“投票”给他，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最近的美国态度急趋强硬究竟是川普团队国际战略的真实流露，还是利用疫情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来扭转选情逆势的应急之举，只有等到11月大选之后才能揭晓。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不再停留于外交辞令，而是落实到贸易制裁等“实锤”。这显然比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对话”、“法治对话”实在，但是要把川普当作中国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过高了。中国因为改良无路、革命无门，国内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极权，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国当“救世主”的心态。

问题在于，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国的救世主，除非双方存在直接而稳定的利益对抗。尤其是民主政权肯定会首先关注国内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钱到处“撒币”或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因而从来不会把别国的问题作为重点首选。川普的好处是有商人的实在，明确提出“美国优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较真诚。然而，利益也是随时可变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长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非先验决定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双方策略互动；如果双方认知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川普政府的对华策略也会相应变化。更何况如果中美关系长期恶化，那么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是长期稳定的，没有必要把我们对美国的期望寄托在某一个党派甚至某一个人身上。事实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谁对华更“狠”，谁就能赢得更多选票。当然，两个人上台之后实际对华政策如何，都只有上台一段时候之后才能确知。总之，美中关系取决于两国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民主共和两党对此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民主党绥靖、共和党强硬只是华人“川粉”的想象，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欧美国内政治，我总的态度是没有必要投入太深。毕竟，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利益关切，也不够知情，因而没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的左右、得失、对错。无论谁在台上，我一般会尊重民主政治的选择结果，除非他的言行明显触犯了“天条”——违背了政治自然法。毕竟，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尊重选举结果就是尊重多数民意。在一个言论自由、信息相对充分的社会，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多数人的选择？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国人经常只能靠一些花边新闻了解美国政治，难道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判断比多数美国人更值得信任吗？当然，选民也会犯错，但是必须有明显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做出了错误选择，而且这种错误是大面积、系统性的，足以使一个错误的人选赢得大选。选举体制本身也会发生扭曲，不一定每次都能保证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譬如因为美国的选举院制度的“胜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总体选票就不如希拉里，但是毕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选举选错了人，也没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下，坏人做坏事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过几年还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大不了把他选下台甚至提前弹劾掉。总之，我们要相信宪政民主的选举结果和自我纠错能力，不要轻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断。

对于宪政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策，也应当采取同样态度。事实上，理性选民选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一个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欢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欢他，主要是因为喜欢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兑现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对他代表的政策满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战后，美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许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对此愤愤然，认为这就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的“社会主义”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问题，民主政治也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但是国内保守主义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认知基本上停留于哈耶克的学说，恐怕远不足以对当代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批判，因为我们的判断无非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憎恨，但人家的经济制度显然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言之，我们知道的这点道理，人家一定也早已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也都能自由发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论，为什么都没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议呢？我们反对极左政策，问题是人家的政策并非极左，而只是有点左，而且这么多年来，经过这么多届不同的政府，他们对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较精细的权衡。对此只了解一点皮毛的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隔空判断那么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会，各种利国利民的学说都有机会成为自由表达+选举政治成为国家政策。如果你一直怀才不遇，也可能是社会对你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方案本身不靠谱。既然这么多年、这么多国家都没有将哈耶克的学说作为治国之道，我只能说，他已经有过机会，但是很遗憾，他的学说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人认为是可行的经济政策。至于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至少读一个经济学博士才能知道原委。当然，他的学说对于批判和反思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战后主流经济模式仍有价值并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价值一样，但他们的拥趸必然只是小众。至于国内为何相当多的自由派将哈耶克学说奉为圭臬，可能是选择性引进和阅读范围有限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是危险的。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只读马克思（绝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读了那个“宣言”），所以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结果众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质和信息条件，我们不能这么自我设限。如果你至少从斯密到凯恩斯都通读一遍，最好能听课、做笔记、阅读关于他们的评论文章，最后仍然认为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学说最有道理，那我认可你的这个判断是负责任的。而要经过这么一圈，我说要读个经济史博士并不夸张。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广泛的阅读和比较，只是出于某种想象就确信某个学说为“真理”，那么这种“确信”很可能只是对错误的偏执。

总之，我们的坐标系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原因，用宪政民主体制下某些人（譬如总统）的立场为参照系，去衡量这个体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场。这种在“参照系错位”之下产生的评价必然是偏颇的，尤其在美国两党政治本身已发生极化的情形下。如果我们以川普的立场为参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阵营中的最右翼，那么这么看左派立场必然是极端激进的，甚至和共产极左立场差别不大。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和共产党没有差别，那么我们也会错误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们和极左本来差十万里，和西左本来也就差二十里，但是如果我们用十万里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们自己放到十万里之外的极右立场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预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须回归宪政民主的原点，而在那里，西方的左右离我们都不太远。

https://twitter.com/SenMikeLee/status/1314089207875371008

Democracy isn’t the objective; liberty, peace, and prospefity are. We want the human condition to flourish. Rank democracy can thwart that.

民主不是目标，自由、和平和繁荣才是。我们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健康发展，强调民主会阻挠目标的实现。

等等，这个论调怎么就这么耳熟呢？

这次副总统辩论，可以说比总统辩论更重要：双方都是两党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考虑到总统候选人都年事已高，这两位未来的副总统都将一定程度上掌握不小的实权。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可以看到美国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走向。

不论观点光从场面上来看，双方大概打了个平手。

从辩论技术上评价，彭斯这次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在自由辩论阶段超时发言比较严重。二是完全回避主持人问题，比如有一个问题问到川普将来万一有个不测，彭斯作为副总统打算该如何处理，彭斯完全无视问题而回到上一个问题继续缠斗。贺锦丽同样也有类似情况，特别是牵涉到对她个人攻击的时候她也会继续缠斗，总的来说比彭斯好一些。

贺锦丽的问题在于她说话不太接地气。有几个问题她绕了一大圈的前因后果才说到重点上，这和她的职业习惯可能有关系，但在旁观者看起来有种回避问题答案的感觉。部分问题她点到为止只说了一半，比如COVID议题上她对白宫自身沦陷的攻击比较温和，只说到美国疫情和死亡人数。看其他人分析可能是不想给人留下咄咄逼人的印象。

在一系列中国相关议题上，共和党显然要追究中共责任，以巩固自己基本盘。而民主党认为这是共和党推卸责任的手段。贺锦丽在这里讲错了一句话，说“民调显示习近平在盟友国家眼中比川普形象更好”，其实应该说“川普的形象甚至坏到连习近平都不如”才比较符合原意。但是事后看媒体和推特，共和党的舆论都没有抓住这句话开火。其实我觉得双方团队，包括美国舆论都没有把中国议题当成重点，更多还是关心疫情经济这些和国民生活更相关的话题。

整场辩论除了中国议题，其它方面的攻防没有太新颖的说法，互相攻击的几个点在两边前期的论述中已经体现。彭斯这边大致还是复读“拜登一上台你们都得丢工作”，以此证明自己在经济议题上处理得更好；而贺锦丽则主要抓住川普政府对疫情应对不力发动主要攻击，顺便稍带一下通俄门。所以，双方基本还是围绕着巩固自己基本盘的策略。而那些希望美国对中共更强硬甚至打一仗的声音，在美国国内其实真的只是非常边缘化的。

@刘慈欣 #101910 我看到香港网友对姨粉有一个评价，说这些人只知道cosplay打嘴炮而不是真正有行动力的人，不是本土派应该团结的对象，现在看起来这个评价还真是非常贴切。

刘仲敬本人对于美国的形势看得还是很清楚的，可惜他的那些追随者大都是没读过什么书的川粉。

最近中文圈总是流传一种观点：美国的疫情不该让川普政府背锅，美国人应该一致首先追究中共的责任，而不是让川普政府负责，所有批评川普抗疫不力的都是大外宣。

我对这种观点非常反感，因为这种观点，恰恰体现了威权主义教育所塑造的世界观。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每个月交物业费，小区请了保安进行夜间巡逻。结果某晚有一群小偷撬开了多家的房门，损失惨重。那么这个时候，正常人当然会追问：说好的夜间巡逻呢？我们的物业到底在做什么？如果物业不能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我们请这个物业有什么用？

同样的道理，在任何一个国家，民众和政府基本的契约是：民众交税，政府负责保护民众的安全。就美国而言，这个契约只在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之间，而不是美国人和中共政府之间，对于其它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民众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当然应该先问自己的政府：**你有没有负起责任，做足够的措施保护好我们？**然后才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去追究中共的责任。但问题是，如果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这就相当于在为政府的应对不力推卸责任。

退一万步说，如果这次疫情是有意为之的一次敌对行动，各国政府同样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的义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应对受到大量质疑，独立调查组对政府当时的应对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民间也有相当多批评政府在事前没有足够重视的舆论。

美国政府后来发动反恐战争，为遇难者报仇，照理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但是，同样出现了大量对反恐战争质疑的声音，甚至有像斯诺登这样，揭露出政府借反恐的名义大肆建立监控系统的吹哨者。

在某些人看来，美国人非但不怪“境外势力”却指责本国政府应对不力，甚至揭自己政府的黑幕，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给敌对势力递刀子”的事情。但这恰恰反映了基本的一种公民素质：民众天生就应当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主动为政府的失职找各种借口。

在中国社会，中共政府甩锅“境外势力”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恰恰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极度匮乏造成的。如果今天，美国民众不追究政府应对不力的责任，而都怪罪于中共这个“境外势力”，那么明天在遇到其它危机的时候，同样也可以怪罪于其它的“境外势力”。这么发展下去，美国社会和现在的中国社会，就会越来越像了。

只有被威权体制教育出来的产物，才会为尊者讳，只问利益而不分对错。为了完成自己的“灭共大业”而放弃了对政府责任的追问，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这就标志着屠龙勇士堕落成为恶龙的开始。

我应该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人。

赌盘赔率可以看作一种变相的民调数据，由于其实时性，开放性，需要真实购买且赔率可量化，可以从中看出某突发事件对选情的影响：

来源：https://www.electionbettingodds.com/

川普发推声明自己感染后到现在大概已经过去12个小时。在发推后的几个小时之内，拜登和彭斯的胜率都突然上升，说明很多人在消息爆出以后立刻在赔率还比较高的时候入手。如果看4小时数据，拜登最高的胜率我看到的大概有67%左右，现在已经回落到了61%不到的正常波动水平。

但彭斯的胜率距离前一日的几乎为零，瞬间飙升3%且没有回落趋势，说明民众认为川普染疫导致无法继续参选，彭斯接任的可能性真实存在。

总体胜率来看，拜登较前一日上升1%维持在60%以上，川普+彭斯在39%左右，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说明川普中招对选情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川普会不会因为这次中招博取到中间选民的同情？我觉得很难。看他在辩论当中的表现，他明显就是要抓住基本盘而表现出完全不在乎中间选民的姿态，而他长期以来对疫情的downplay，也差不多已经把中间选民给得罪光了。

川普染疫和陈水扁台湾大选的两颗子弹事件有本质性的不同。陈水扁当年大选的时候，双方差距很小，加上陈水扁当时形象不错，中间选民很多也都是骑墙，所以现任总统中枪可以博取不少同情分，川普目前的处境完全不同。

但是，万一最后真的出现川普病危甚至去世的黑天鹅事件，后续对两党支持率会有多大影响很不好说。因为很多人投拜登是因为对川普恨之入骨，一旦川普真的退选，选情就会变成无法预测的状态。

@天下无贼 #101129 其实问题比吹牛更严重。这种回答明显就是对权力的贪婪而不知进退，当然如果回答得冠冕堂皇一点还不至于太过分，但赤裸裸地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就是已经完全不管政治默契的地步了。

最后补充一点，因为担心川普可能会耍赖不交权，甚至煽动武装组织“保卫伟大领袖”，民主党这次竞选的目标并不是小胜，而是要尽一切可能地获得选票上的大胜。

推特上面民主党的风向基本是“虽然拜登目前领先，但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尽可能去投票，让川普输到底裤都不剩无话可说”。所以民主党支持者在民调当中稍微悲观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这个调查看来，对川普选情是很大的警报：

第一条：坚决不投川普的大概50%多，坚决投川普大概35%.拜登这边分别大概各是40%.总体上拜登对川普是5.0对3.8，说明中间选民已经完成站队，大部分到了拜登这边，而川普目前还是只有基本盘的支持。

右边那个图其实可以说明，川普支持者坚定认为拜登必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而拜登支持者相对没那么乐观。

第二条：题主翻译有误，likely to vote指的应该是实际去投票的概率，而不是更有可能投给谁。这里可以看出来两边投票率都会比较高，积极性也不相上下。关于投票态度上投拜登的人表示不那么兴奋的比川普稍高一点，说明拜登在吸引力上还是有一些缺陷。但结合前一张图和近期民调结果，如果两边投票率相近，最后拜登获胜几率还是会比较高。

总之这次大选很有可能出现和台湾差不多的局面：双方投票率都创下新高，民粹领导人的支持者为了偶像而战，而另一边的支持者为了保卫民主制度而战。

第三张图其实没啥好分析的，川普更招人恨应该是路人皆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