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ony #170976 用 telegram bot, 可以的。

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募集足够的经费，同时要有一定的制度来管理、发放这些经费。那么我们可以学习郭文贵，通过ICO发币募资，再通过以太坊区块链投票来决定这些钱怎么花，从而避免贪污腐败。

2047基金会 or 2047DAO？方向我认为是对的，不过初期怎么解决流动性问题？

在募资初期，中国人对这些事务的关心程度肯定没有西方人高，那我们可以借助基督教在西方的人脉，向西方的信教人士求援，号召西方社会为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福音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具体？

P.S. 江湖应该和水区合并，首页都不可见，江湖容易把首页搞得乌烟瘴气。

歧视文科意味着他们不关心人本身，理科关注物质世界，而文科关注人的心灵。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多么重要啊！

@NoStepOnSnek #170674 是的，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由创作的环境。

在世界范围内，人文精神可能也面临着退潮，这个时代更趋向于技术主义。但是如某位站友所说，「人文是一箇民族或一種文化值得存續的原因。」另外：

无论小说还是诗歌，我都相信文学。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

“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自从科学方法论统治人文社科领域后，致命的自负者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社会”“国家”“阶级”，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 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内容简介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哈耶克最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集中论述出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 法区别开来。——约翰•格雷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杨小凯

哈耶克思想中的许多东西——不论是批判性还是建设性的，都对我们目前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徐友渔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一书中描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世界和社会意识，在法国，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希望经由社会科学精英对这些规律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这种对理性的滥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之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899—1992) 二十世纪著名古典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和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通往奴役之路》（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科学的反革命》（195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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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非常开心能看到读书笔记。关于借鉴他国经验，IYP最近有两篇不错的文章：

• 如何成为革命者

本文为纪念白俄罗斯公民反抗斗争一周年。这些反抗者面对着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更为残酷和危险的本土维稳和跨国镇压，但他们从未畏惧。他们所展现的对抗争政治的理解、反抗智慧和战术技巧，值得更多国家的公民借鉴学习。

• 从独裁到民主，反抗的火焰 -- 48年

【按】近年来，在评价当下的中国学生时，我们听到了一些悲观的说法。虽然我们自己在此也并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调查结论或合作经验，但那些充满贬义词的描述依旧令人深思。

时代背景确实不同了，当下的年轻人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经历，但我们依旧愿意假设知识面和认知锻炼将是有益的。智利的学生反抗运动证明了这点。

请记得，当争论无法促进问题的解决、甚至阻碍行动的时候，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希望本文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抗者带来有意义的思考。

@thphd 能不能给发表读书笔记的朋友设计个「读书人」勋章？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1-09-21-sophie-huang-and-jian-bing-wang-are-missing/

报道 Lucretia, 小鱼，小鸭，小心

编辑 小冲，正民

图片 奶牛

墙内可传播版本：ENS版，图床版(欢迎转发)

佳节之际，NGOCN祝各位读者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之际，不要忘了那些未能回家的人。

据熟悉情况的友人称，独立记者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于9月19日下午失联，目前未知身在何处。王建兵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主要原因或是他在家里和朋友的聚会。

两人的一位共同朋友小李接受NGOCN采访称，黄雪琴原计划20日晚从香港飞往法兰克福，转机前往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攻读发展学硕士，王建兵本来将陪同她从广州出发乘机。然而，19日下午起，两人便与其他朋友失去联系。

小李表示，两人目前可能被广州市海珠区警方控制，同时两人的物品近日被警方翻查、带走。黄雪琴和王建兵失联当天，小李的另一位朋友被派出所传唤，询问王建兵在家中与朋友聚会的情况。

王建兵曾担任西部阳光基金会农村教育项目主管，随后来到广州，致力于青少年成长和残障社群赋能，关注职业病工人权益倡导。他的朋友们说，王建兵蓄着山羊胡，和善、热情，很会照顾人，大家常常称他为“煎饼”。

海子是王建兵的多年好友，两人在2012年一个公益活动认识。他说，煎饼关注教育，源于自己从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走出来的经历，关注教育不平等。后来，煎饼来到广州，仍关注边缘、能见度低的社群，例如残障人士、职业病群体等。

海子说，煎饼不会忘记他帮助过的每一位朋友。之前他想去职防院看望帮助过的尘肺病朋友，但因为疫情，病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很难进去，他担心这会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会想办法看怎么能帮到他们。

“他是很真诚的公益人，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做什么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相关的事情，绝对不会。”海子说。

黄雪琴在2018年报道“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事件，拉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序幕。2019年10月，她因记录香港反修例运动，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后变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个月后获释。

海子也是黄雪琴的朋友。他称，自己在9月18日曾联络过黄雪琴，谈论去英国留学的事情，之后再无消息。

“她经历了很多困难，但一直都没有放弃，”海子说，”她本来打算在2019年去香港大学读法律硕士，因为警方拘留她，只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今年拿到了奖学金打算去英国读书，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心疼。”

“这么有社会关怀、这么勇敢发声的女性记者，她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这些。”海子说。

清风与黄雪琴通过一个线上夏令营相识，黄雪琴是讲师，指导清风写作。培训结束后，两人仍保持联络，但上周开始，黄雪琴的回复逐渐变少。19日，清风再次联系她：“你还好吗？”消息显示已读未回。

多位参加过黄雪琴讲座或培训的受访者说，黄雪琴温暖、真诚、“像一个姐姐”，总是尽力安慰年轻人的彷徨与困惑，给予鼓励和建议。清风说，黄雪琴就是“正义的化身”。“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勇气，去做这些极少数人敢去做的事情。她回答说，她喜欢这份工作。”

黄雪琴在去年恢复自由后，打算今年去英国继续攻读学位，但在踏上国际航班的前一天被警方带走。9月20日晚11点，当NGOCN编辑此篇稿件时，黄雪琴计划搭乘的LH797航班刚刚起飞。

（为保护受访者安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内容简介

法国启蒙运动及狄德罗思想研究专家安德鲁·S.柯伦教授耗时四年，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完整呈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生平及思想，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卢梭的友情纠葛，与伏尔泰不同寻常的书信交流，以及他对艺术、戏剧、道德、政治和宗教等一反传统的见解。狄德罗秉持的无神论思想，以及他对真理快乐而坚定的追寻，让他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思考艺术的拥护者中颇有魅力的一位。

作者简介

安德鲁·S.柯伦（Andrew S. Curran），卫斯理大学人文学科威廉·阿姆斯特朗教授（William Armstrong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法国启蒙运动及狄德罗思想研究专家和非虚构作家。著有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和The Anatomy of Blackness: Science and Slavery in an Age of Enlightenment。他还是纽约医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医学史的研究员，曾获法国学术界棕榈叶骑士勋章（Chevalier dans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个人网站：www.andrewscurr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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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的前提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要盡力的完成自我，同時也要尊重別人，要為追求人生的基本價值付出努力，要尊重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心中一種對現實跟自我的責任感。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根本問題就是，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你面對這個問題時，你會有一種比較強大責任感，不可以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的。就是說，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之下，你想說的話、你想做的事情，要能夠盡量去說到做到。

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llectuals-practice-yu-yingshih-forum-summary

2021/9/13

講者／錢永祥、周保松、蘇曉康、張潔平；整理／編輯部

著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今年8月1日在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他是台灣的中研院院士，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前身新亞書院的第一屆校友，其後返回母校任職中大副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而他後來在美國普林斯頓任教，不但在六四事件後，協助成立了「中國學社」，接待照顧流亡海外中國異議者，他更對台、港發生的重要民主運動持續發聲。

余英時對中國思想、文學有著豐厚的知識建構。聯經出版在2021年9月4日、9月5日主辦「余英時紀念論壇──敬思想史的傳薪者」線上活動，邀集海內外學者、出版人共同討論余英時先生的思想、為人及對後世的啟發與影響。《報導者》參與協辦此活動，我們將其中一場「知識人的實踐」內容摘錄後整理，了解余英時終其一身對自由主義的定義、想法，以及他如何看待「知識人」的角色。

「知識人的實踐」主講者有3位，分別是：《思想》雜誌總編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八九一代流亡知識分子、《河殤》總撰稿人、居住在美國的作家蘇曉康。主持人是《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以下演講內容，由《報導者》自逐字稿摘錄、整理、編輯。

**《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熟悉余先生的人都會熟悉「知識人」這三個字。「知識人」這三個字其實是余先生的發明，他大概在2002年，首先在他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的序言裡提到，他開始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說法。後來2004年，他在《聯經出版》的《重尋胡適歷程》中，一邊寫作一邊發信叮嚀《聯經》的編輯，特別交代把所有文章中、書中提到的「知識分子」四個字，都改成「知識人」。他也特別說：「我愈來愈不喜歡把人看成某一種『分子』，所以我再也不用這個詞了，請注意。」在這一次叮嚀之後，我們大家其實就可以看到，2004年之後余先生確實不再用知識分子這個詞了。

他在往後的訪談中其實多次講過這個問題，他說，為什麼要用「知識分子」？「分子」其實是一個滿自上而下、被定義的、被分類的、沒有「人的靈魂」的一個詞，他覺得以前用是一種隨俗，但醒過來之後，發現知識分子這個用法來自「右派分子」、「壞分子」，其實是不是一個中性的詞，而是源於某種語言暴力。他認為，語言會限制我們的思想，所以用暴力的語言，其實就是鼓動暴力，我們應該要讓「人」這個字、讓「知識人」的人性重新回來，「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們要恢復「人」的尊嚴。

所以他堅持用「知識人」這件事，是從其實並不小的一個堅持開始。「知識人」的前提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要盡力的完成自我，同時也要尊重別人，要為追求人生的基本價值付出努力，要尊重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心中一種對現實跟自我的責任感──這就意味著余先生的思想不可能僅僅限縮於書齋之中。我相信這也是非常多的人懷念他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影響力遠遠不只限縮在學術界、思想界，其實應該說是散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之中。

很多人、很多學者都不理解，余先生為什麼到去世之前，他還掛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FA）特約評論員的頭銜，而且他一直以來對中國、香港、台灣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包括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更早的美麗島大審；到香港的佔中、香港的反送中、中國的八九──全部都是秉筆直書，而且不會像其他的知識學者一樣，說「我不瞭解狀況、我要先看一看、現在不方便做出評判」等等，他很快地會給出自己的判斷，並根據這個判斷去做非常多其實不是政治行動、但比較像連結跟救護的行動。

其實在學術史上跟在現實的實踐中，他都在做這一點。在學術史上、在思想史上，他作為一個重要的傳薪者；在現實政治的世界裡，他是一代一代思想者、尤其是不被主流接納的邊緣思想者很重要的庇護人，他像大樹一樣，真的庇護了非常多人。我們今天請到了3位分別來自台灣、香港跟中國的講者，將回應他的思想，作為一個知識人的實踐面向。

以「知識人」自詡的余英時先生，是在華人學術史上、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傳薪者。（照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

Ⅰ．現代知識人對公共文化的任務

**《思想》雜誌總編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在余先生的學術著作跟現實關懷兩個方面，「知識人」都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早年的《士與中國文化》到新世紀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論天人之際》，他所探討的許多議題都是以知識人為主角，用豐富的史料說明知識人在中國文化史中的性格與角色。他如此重視知識人，關鍵的原因在於他賦予知識人有一個關鍵的任務，那就是他認為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夠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

我特別要強調余先生用的這幾個詞就是：整理、提煉和闡明的重大任務，這在中國傳統裡面一直是由所謂的「士」來承擔職責。換言之，余先生重視知識人，是因為知識人承擔文化價值系統的詮釋和發展的責任。余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他的切入點正是中國的文化價值意識，從軸心時代的形成，到它的內容在歷史間的變化等等，因此他會對知識人關心有加，有很自然的學術根源。

另一方面，**余先生關心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其實就是在關心中國人的生活日常中能不能實現人生基本價值。**人生的基本價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間實現？如何受到政治權力的阻礙與破壞？又需要藉由什麼樣的制度來落實？這些都是余先生在現實中的關懷焦點。在中國傳統中，這件工作正是由知識人、也就是傳統的「士」，還有現在的知識人所自覺地承擔的，這說明了他為什麼如此一貫地注重知識人這個概念。

但是余先生也深知，隨著現代發展，中國儒家為主的傳統價值體系逐漸解體，種種現代觀念也跟著出現，但是所謂的現代觀念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很顯然現代的觀念不可能再像傳統儒家一樣，具備足夠的完整性、體系性，而是相當零散雜亂的，甚至充滿衝突。現代的知識人如果要從事文化價值的經營與闡釋，所面對的挑戰會比傳統的士更為複雜。

何況在今天的社會，不僅很難找到一個在社會上普遍接受其權威的價值體系，針對各種價值的詮釋、發揚與傳播，也已經不是知識人所能壟斷的。相反地，社會本身的多元、文化詮釋者這個角色的多樣化競爭，再加上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余先生所想像的知識人，在現代社會中間所能做的事情難免愈來愈曖昧、愈來愈微弱；他所期望有文化價值形成基本規範、在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似乎也愈來愈不可能。

我認同余先生的看法，我相信一個社會的確需要一套能夠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價值，才能夠奠定我們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但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儒家的傳統、或者任何單一的現代觀念能夠滿足這種需要。不過，這並不是說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

《思想》雜誌總編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照片提供／周保松）

知識人和公共文化之間是什麼關係？

在我所接觸到的思想資源中，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的「公共文化」或者「公共的政治文化」，比較精準地掌握到了這之中的分別。現代社會的特色就是大家的意見、利益還有信仰非常分歧，那要如何去找到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規範呢？

羅爾斯認為，必須要發展社會的「公共文化」。他說，公共文化是一個社會的公共生活所逐漸積累凝聚下來的共識。在近代歐洲以及美國的歷史中發生過各種辯論鬥爭、衝突，包括歐洲的宗教戰爭、後來的工人運動；在美國的話，就是19世紀的內戰，20世紀的民權運動、婦女運動，這些衝突逐漸沉澱、積累了一些大家所熟知的觀念跟原則，這個社會的成員都能普遍接受。

這中間還是會有很多爭議，例如種族跟性別的平等所涵蓋的項目究竟有哪些？又例如人類所謂的民主是不是應該從政治領域擴張到經濟領域？這些都爭議很大。但是在爭議之外仍然有一些共識：例如所有的人類都享有自由、平等，還有民主參與的權利。這些共識並非空談，而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奠定了各種社會裡面各種制度的正當性。

那麼知識人和公共文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羅爾斯並沒有特別談到知識分子，但是他反省過哲學家、或者政治哲學家在構成公共文化時的角色。羅爾斯認為，哲學家必須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公共文化的詮釋和闡明，哲學所能做到的是「收集」，試著把它們組織起來，形成一套關於社會架構的觀點。

這些雜陳的信念，包括已經不言自明的基本政治價值跟政治制度、在歷史發展中對它們所形成的詮釋傳統，以及大家所熟悉的歷史文本。羅爾斯舉例，比如美國的《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的前言，林肯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還有一些政治哲學的經典，例如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9世紀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政治哲學的工作，其實也是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些資源整理、詮釋、安排成一套自洽的觀點。

**我相信羅爾斯賦予政治哲學的工作，其實很能呼應余先生對於現代知識人角色的期待，也就是尋找一套價值系統作為規範的基礎。**羅爾斯比余先生更為明確地指出了這種系統的公共性格，但是我猜想余先生會高度認同羅爾斯關於公共價值系統的這種形而下的詮釋。這種價值體系很難去滿足人們安頓生命的形而上需求，但這不是說它沒有意義，它的功能在於經由它所奠定的社會共同規範，大家才有機會去展開自己的形而上追求，不至於遭受壓迫、歧視甚至於禁止。

台灣、香港、中國的公共文化命運

我個人曾經對台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過去40年來的民主化的過程，到底有沒有形成一套公共文化提出過分析。我個人覺得，以台灣的情況而言，已逐漸有一套關於公共規範的、公共生活規範的雛形想法，但是每次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就會碰到其他力量的破壞。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很需要慎重思考的。公共文化在香港社會的發展，目前則是在一個很艱難的情況下。

**現在的知識人已經不能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觀念的代言人；相反地，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這對所謂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家，添加了很重的一些責任。在現實環境中，公共討論最需要什麼？需要一些制度條件，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心態的條件方面，需要去培養尊重異己、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基本態度。這兩者都是當今知識人需要去努力、致力的目標。

羅爾斯特別強調文化的歷史性格，也就是說，公共文化是一個社會在經歷各種悲劇、成就的漫長過程之間，集體學習的成果。「集體學習」這個概念，也許對中國的朋友來說會覺得敏感、覺得刺耳，可是拿台灣經驗來說，台灣過去40年來民主化的過程，如果要找一個形容詞形容它的特色，我覺得它是給台灣社會一個集體學習的經驗。羅爾斯對公共文化歷史性格的強調，提醒了知識人，要去重視自己社會的發展歷程，要以沉重的心情，去面對那些曾經震撼整個社會、捲入億萬人民的悲劇，例如中國的文革或者八九，協助人們吸取教訓。

**我覺得中國發展過程中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對於歷史的記憶、詮釋，還有重新敘述，受到政治力很強的干擾。**所以，雖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過驚人的悲劇，也有過很大的成就，但是因為整個社會沒有機會藉由歷史回憶、歷史詮釋，去從事集體學習，中國的社會在今天還是很難積累跟凝聚共識，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知識人在這些方面受到的限制非常多，我覺得這個時候，特別需要海外的知識界有所擔當。

今天余先生的著作不太容易在中國公開出版，余先生思想的傳播、或他所推崇的這些價值的傳播，在中國的環境裡受到了限制；我覺得特別遺憾的，就是中國的知識界沒有機會，去好好重新回憶70年來社會發展歷程裡所提供的教訓。

照我們剛剛上面講的，（知識人）應該改成公共知識人，或者用大家更習慣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可是很不幸地，今天「公知」這個詞在中國好像變成了帶有某種嘲諷的意思。每個社會都需要這種具有公共意識、公共修養、公共關懷的知識人，這些人在每個社會裡面，不一定要在校園裡面，或者是學院裡面，也可以在新聞界、媒體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台灣、在香港，或在中國，我們都要再去更客觀地、以比較莊重的心情，去體會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在這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形成過程間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Ⅱ．一生為自由發聲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余先生1950年從大陸過來香港，我是1985年、也就是少年的時候，從中國大陸移民來香港。余先生移民來香港是為了探望他的父母，我當時移民來香港，也是為了跟我的父親團聚，來的時候我們都沒有任何的心理準備，要在香港這個地方落葉生根。這個是第一點，我跟他有同樣地、跨過羅湖橋的一個經驗。

余先生來的時候，他是住在九龍深水埗的青山道。我來的時候，跟他住在同一區，都是住在深水埗。那時候，我住在另一條街叫北河街，很近，走10分鐘就可以到，因為在同一區裡面。1950年新亞書院創辦的時候是在桂林街，北河街其實就在旁邊，所以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每天都是在桂林街附近遊蕩，在新亞書院創辦的那個地方成長，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余先生來了以後，由他的父親介紹進入新亞書院，他那時讀了《國史大綱》，希望能夠進入新亞書院跟錢穆先生念書。我自己在香港讀中學的時候，當年也是一心一意地要進新亞書院，因為我也是在中學時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歷代政治得失》，那時就覺得我一定要進新亞。

余先生從50年代來香港之後，就是一個非常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今天我主要談三個問題。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理解的，余先生所堅持的自由主義，到底它的基本的內涵是什麼？他不僅僅是很簡單的說一句反共就完了，他是有非常深刻的意涵在後面。

香港《蘋果日報》被關掉那一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我寄了一份《蘋果日報》的報紙，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給余先生，7月13日余先生很快地就給我回了一封信。信裡他說，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發展，「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他說，「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絕不能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後，余英時寫給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的親筆回信。（圖片來源／周保松 Facebook）

這是余先生在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給我、可能也是給香港人的很重要的一個分享。從這裡面，你會看到他特別強調民主跟自由，他說「民主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正途」，對他來講，民主、自由對所有的社會，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地方，是有普世性的價值，人類文明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從這點我想特別強調，余先生其實是很清楚的自由主義立場，他覺得民主跟自由，是我們在這個社會基本制度裡應該追求的。他人生走到最後的時間，他還是這樣的立場。

如何理解自由主義

在他回憶錄裡，他回憶50年代在香港的時候，他如何理解自由主義。他說：「我在1948年，基本上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余先生非常肯定五四運動，他當時已經讀了胡適先生的文章《胡適文存》，但是他說「當時僅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為那時他也受左派影響，來香港之前，他在燕京大學讀歷史系一年級，1949年的時候，他入了共青團（註），受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他來到香港，「系統地閱讀了20世紀中葉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之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爲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余先生在50年代、20幾歲的時候已經很清楚地確立，他是自由主義的立場──相信民主、自由，相信五四運動，而且他很清楚地覺得要繼承胡適先生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繼續努力下去。

但同時，余先生也講：「改革社會，要使民主、自由這些價值得以實踐，必須避免左右兩極化的『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這個非常重要，余先生是說，我們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怎麼去達到這個目標？可能不能用全盤地反傳統、全盤地激進的方式，希望能一夜之間透過激烈的革命達到成果。余先生一生努力要做的，就是希望能夠建設我們的公共文化，希望民主、自由的信念，能在我們的公共文化裡面生根。

余先生從年輕時開始，就以所謂「現代的知識人」自許，跟古代的「士」是不一樣的。古代的士人，是希望透過作官、透過參與朝廷，去改變這個世界。余先生一生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官，從來沒有想過要參與到現實政治裡面去，他希望的是影響公共文化，以一個獨立知識人的身分，參與到這個過程裡，所以他是「現代知識人」。我覺得他對自己的責任跟角色，是有非常清楚自覺的。

千萬不要誤會余先生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下，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一個民主社會，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怎麼可能去保守什麼現在的價值呢？對不對？他希望的是對現實做出批判，希望能夠去努力尋求文化、社會、政治上的變革。

用錢穆先生的說法，他對中國歷史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他也跟林毓生先生一樣「拒絕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這是林毓生先生很有名的、一個關於五四運動的說法。當然余先生一生都是做關於士、關於知識人、傳統士的研究，同時他自己也承繼士人的精神，我說前面這幾點，都不表示中國不應該走向政治現代化。對余先生來講，前面這幾點他都接受，但不等於中國就應該回到以前，或者停留在現在。

**余先生所相信的自由主義信念，是從50年代開始、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裡面，經過長期反思，充分參考人類的歷史經驗、尤其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深入了解人性尊嚴跟侷限之後，他認為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一套價值系統。不是我們所講的被人洗腦、或說只是他個人偏見，它是一個長期反思的結果。**我借用羅爾斯的一個說法結論，它是理性主體，經過來回反思之後，達致的一種反思均衡的結果，英文叫「reflective equilibrium（反思均衡）」，它不是意識形態來驅策，而是反覆來回的思辨得到均衡點。

回憶錄裡他說：「何況『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對於自己所思所信，也只看做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不過他強調「我經過反思以後呢，我不是相對主義，我不是主觀主義」，他說「這一價值取向使我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余先生說，有本事你就challenge我、挑戰我，如果我錯了，你用理由來說服我，我的立場不是一時的想法，而是經過長期的思考後，做出的一個判斷。

所以對余先生來講，自由主義不是絕對、不可質疑、獨斷的教條，也不是相對於階級、文化、國族可以隨時變動的信念，他不是獨斷教條，也不是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對他來講是建置於人的實踐理性，不斷反思、有合理的理由去支持、而且可以被修正的政治道德觀。**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說法，是unfinished的modernity，是一個unfinished的project，沒有完成的規劃。自由主義從洛克開始走到今天，沒人說它是完美的，但是自由主義一直還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它能一直因應我們世代的挑戰，做出反思跟調整。

余先生談自由主義的時候，大家不要輕鬆地說一句「余先生反共」就完了，絕對不是這樣，他是背後有思想的。**很多人對自由主義有不同的理解，我給自由主義非常簡單的一個定義：一個具有正當性的國家，必須充分保障每一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自由跟權利。**我相信，無論你接不接受自由主義，大家都可以接受這樣的理解。

**用英文來講，就是「basic liberty and right」（基本自由和權利），從而使每個人都有機會跟條件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自由主義的目標就是這樣。**這些基本自由包括什麼？大家很熟悉，人身自由、良心跟信仰的自由、言論跟思想的自由、新聞跟網路的自由、學術出版自由、集會跟結社的自由、擁有正當的個人財產的自由，還有最重要的，參與政治、可以選舉的自由。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標準來測試一下，今天的香港、中國大陸，是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自由主義和傳統儒家間難以化解的張力

我覺得自由社會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則。**第一，人是自主的個體（autonomy being）；同時，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自主跟平等構成了自由主義兩個最重要的腳。因此，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並尊重每個人平等的自由，所以國家不能夠做什麼呢？不能夠強迫所有人追求同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獨立於個體而存在的「上帝」──儒家說法裡是「天道」、柏拉圖說法裡是「至善」、共產黨的說法是「黨的意志」。**自由主義跟傳統儒家跟基督教，其實有難以化解的張力，不是因為這些信仰、理論必然是錯的，而是因為自由主義尊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主的權利，這些信仰必須要得到每一個個體發自內心的認可。

所以，因為要尊重我們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認可、尊重我選擇的自由，所以你不能夠強迫我相信某一個宗教、某一個黨的教條。如果沒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逼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自由主義的社會，必須容許個體有充分的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宗教認同，所以他必然是一個文化跟價值多元的社會。

從自由主義來講，任何對個人自由的壓制，都意味著個體選擇空間的減少，也就意味著個體無法在許多重要的領域做選擇。包括政治上我們沒有選舉；宗教上我們沒有宗教的自由；教育上我們一定要讀什麼的教科書；言論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們要翻牆⋯⋯經濟上，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國大陸的事情，包括娛樂。因此我們沒辦法根據自己的意願，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只要觀察一下你在生活裡面，選擇的空間被國家收窄的時候，你感受到多大的痛苦，你就知道自由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專制最惡的地方，就是傷害人的自主性跟主體性。它沒辦法讓人能夠有尊嚴地活著，也沒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讓我們能全面發展自己的心智、建立良好的社會聯繫跟社群生活。活在一個不自由的制度之下，每個人的生命質量都在遭受根本的破壞，沒有人能倖免。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活在國家之中、活在制度裡面，如果制度不改變的話，無論你是有錢人、沒錢的人，你是什麼階級的，在整個制度之下，我們每一個人的完善的個人發展，其實都會受到傷害。

2019年在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現場的周保松。（圖片來源／周保松 Facebook）

他的defining years：5年香港之緣

余先生是一個歷史學家，注重所有事情發生都有歷史脈絡，當然余先生的自由主義信念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它從哪裡來呢？香港。

余先生1950年就來香港，1952年從新亞畢業，再5年才去哈佛。那5年在香港的時間，我用一個詞叫「defining years」，「defining」就是界定的意思，余先生那5年其實是define了他的人生。他能夠獨立於他的父母、獨立於其他的權威，根據自己的反思，界定我是誰、我的人生目標、我的人生計畫、我的人生追求的是什麼。在那時，他界定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香港對余先生來講不是一個過客之地，而是構成他自我的一個重要部分。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余英時先生去了美國以後，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對香港問題的關心，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還是那麼關心香港的政治發展、還是那麼關心香港的處境，我覺得，是因為他跟香港有一種非常親密關係。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有兩個故事很有意思。第一個，就是1950年過羅湖橋。來過香港的朋友應該知道，從深圳到香港要過一條河，上面那條橋叫羅湖橋。余先生說，過羅湖橋的時候有個很特別的經驗，「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是我的感受之深，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經驗。」就是說對他來講，香港其實代表著一種自由的狀態，香港就是代表自由，羅湖橋的那一端跟這一端，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有這種感受了。

他在回憶錄另外一個很好玩的故事是說，余先生當時在燕京大學念書，來了香港以後，本來是希望回去的，結果坐火車回去，過了深圳以後，火車壞掉了。在那個幾個小時裡面，他突然發覺了自己的心，「我不想回去，我要重新回到香港來」，這個決定當然就改變他一生的命運。你想想沒有那個決定的話，就後來沒有余先生後來的發展，今天我們就沒辦法讀到余先生那麼多精彩的作品。

回憶錄最後一段，他描述50年代的香港：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50年代這個時期，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求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這個判斷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們，包括我們很多香港人都沒有想過，50年代的時候，香港當時有這麼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影響了後來香港化的發展。我們今天思考香港的角色、香港的重要性、香港在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過程裡面扮演的角色時，我相信余先生這段話，還是同樣可以當作很重要的參考。

余先生花那麼多時間去寫公共評論的文章、花那麼多時間去聲援民主運動，在很多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選擇沉默、逃避、主動獻媚投誠的情況之下，余先生一直保持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民主的舉動做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我問一個問題，余先生這樣是理性的嗎？他是傻瓜嗎？他幹嘛要這樣子做？他在普林斯頓、在哈佛，為什麼他不能夠好好享受大學者的悠閒，好好做學問，幹嘛要做這麼多的事情？這個問題，其實值得今天每一個中國的知識人發問。

我試著給出一個可能性。余先生這樣做，當然知道會有很多不利跟麻煩，消耗很多的時間跟精力，會被同行嘲笑跟非議，甚至書被下架，得到政治權力的報復，但是他依然堅持。我覺得余先生這樣做，肯定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或者只是「不忍見耳」。我相信余先生一定是很清楚自己這樣做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這些意義跟價值，遠遠凌駕於他個人的得失。如果你問余先生這個問題，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這個只能夠這樣做，沒有其他的方法，非如此不可。」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記述50年代在香港，對於他理解自由主義的思想起到關鍵作用。（照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

Ⅲ．與六四流亡者的故事

**六四流亡者、作家蘇曉康：**差不多1990年到1994年間，普林斯頓出現了「中國學社」。余先生的自傳、回憶錄根本沒有寫到普林斯頓時期，不過，我估計他即使寫到普林斯頓時期，也不會寫中國學社這一段。中國學社裡面大概有20幾個在中國大陸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就我所知，大部分的人也沒有公開地去寫過中國學社的事情。所以，這完全變成了一段沒有見諸文字的歷史，我今天想藉機會來講一講裡面的故事。也是從中可以讓大家看見余先生的人格、風格，他如何處理人的關係、和處理跟大陸出來的學人的關係。

中國學社其實是非常偶然地出現的。50年代有一位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艾略特先生（John Elliott），一個企業家，住在普林斯頓。他在1989年夏天，聽到了天安門大屠殺的消息以後，非常震驚。北京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所有關心中國、喜歡中國的人來說，都是驚天動地的事。艾略特先生是一個喜歡中國文化的外國人，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他非常地痛苦。他把一張100萬美金的支票寄給了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寫了封信。據說，他跟校長講，希望學校用這筆錢去幫助那些在普大讀書的中國留學生。

校長接到支票以後，覺得不太好處理。因為實際上，在普大讀書的那些研究生，不管是讀碩士還是讀博士，都是有獎學金的，不需要額外的資金補助。於是校長就把這張支票交給了東亞系處理，畢竟他想東亞系是跟中國有關的，比較符合捐款人的原來的意願。余英時教授當時就在東亞系教書，那時候在東亞系的還有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Perry Link，林培瑞先生，還有幾位教授。他們接到支票以後，做了一個研究，覺得按照捐款人的意願，拿這個錢去幫助從中國大陸流亡出來的文化人，可能也很合適。

「創造歷史的人不見得會寫歷史」

1989年64事件後，許多中國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余英時協助其中多位知名學者組織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圖為學社主要成員合影。（照片提供／蘇曉康）

我是八九以後遭到中國政府的通緝，當時香港的黃雀行動把我救到香港，然後馬上把我送到法國巴黎。我是1989年的秋天，大概是8月底、9月初到巴黎。我在年底就接到余先生寄來的邀請函，邀請我去到普大去訪問。我當時也獲知，還有一些跟我一樣在法國的流亡者也接到這樣的信，後來第二年，我們就陸續都到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了以後，大概陸續來了25、26個中國大陸的流亡者。比如說，中國大陸著名的記者劉賓雁先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諮先生、中央黨校的阮銘先生；幾個學生的領袖，比如說柴玲，也曾在中國學社，但是後來離開，到普林斯頓大學讀書了。

余先生和東亞系告訴我們，大家自己選一個理事會，自己管理自己。第一次選的時候，我被選出來做這個理事會的（執行）主席。

後來由東亞系組織在中國學社開了大概3個月的課，我們當時上了很多非常好的普林斯頓大學課程。那些教授都是非常著名的學者。比如有Republic of Plato（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課程，還有古典世界的終結，還有歷史與電影，還有希臘戲劇等等。當然也講到現代，比如說英國憲章史。我認為我們到普林斯頓大學收穫最大、最有意義的，是上了一些這樣的課。當時雖然大部分人實際上英文不行，聽課還要翻譯，但是這些老師都是最著名的學者，給大家講了一圈課，我自己覺得是最受益的是這件事情。

另外中國學社也做了一些研究，希望能夠寫當代中國史。余先生跟我們專門上了一堂歷史課。他很風趣，他說「你們都是創造歷史的人，我是寫歷史的。可是呢，創造歷史的人不見得會寫歷史。」歷史要怎麼寫呢？他說，「寫歷史首先要問材料從何而來？如果做八九民運的研究、當代史的研究等等，你都第一步要去查書目，要先看看以前別人在這個問題上說過什麼？然後你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他跟我們上了一堂這樣的課，講了一些最基本的寫歷史的方法。後來學社沒有錢，也就散了。

1991年5月，余英時促成了中國學社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辦「從五四到河殤」研討會，《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在會中進行主題演講。（照片提供／蘇曉康）

溫暖的心，穿透的眼

我和太太發生車禍以後（註），確實是余先生和余太太的幫助和扶持，讓我走過了這段非常艱難的過程。我們發生車禍是在1990年7月，當時我和太太傅莉被送進在水牛城的一個醫院裡面，人基本上就是剛從昏迷當中過來。我從日記裡頭才找出來，余先生和余太太當時坐著火車，從普林斯頓趕到醫院裡來看我們。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從普林斯頓怎麼坐火車到水牛城去，因為余先生他們也不會開長途車開到那去。

他們到的那一天，我就哭著拉著余先生，說「我想回國，我想帶傅莉回國去治療。」余先生當時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你不想一想？」這句話，我當時聽不懂。但是，到了2003年我父親去世，我向中國提出想回國奔喪，中國大使館當時給我的答覆就是「我們不能給你簽證」。

對於制度、對於這個政權，余先生他有一種穿透力，他能一下子就看到（核心）；而我們這些從那個制度下出來的人，反而根本不懂這個政權，不懂這個制度。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的感受。

1978年余先生回了中國一趟，他以後再也沒回去過。當然我們可以從文化、從理論等角度去解釋余先生再也不踏上中國土地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國政權千方百計地要拉余英時回去，甚至把余先生的潛山老家修得富麗堂皇，完全變成一個當地景點。某個有中國官方背景的人送給我一套余英時老家的照片，好漂亮啊，我差點把這個照片拿去洗出來，給余先生送去，結果讓我太太擋住了。我太太傅莉說，你幹嘛，余先生不回國的，你跟他送照片幹什麼去。後來余太太跟我說，我們也有這些照片，但他不回去。

他為什麼不回去？我沒有讀到余先生的文字裡曾提過這件事情，可是他有一次跟我講，他1978年那次回國，獲知余家一族留在中國大陸的人、後代，當地的政府都不准他們上大學。這對余先生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他不再踏上這片土地，跟這有很大關係。

余先生有個表妹叫張先玲，張先玲的兒子王楠，就是在六四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當時王楠還是個中學生，他拿相機照相，一閃光，一顆子彈就過來。王楠被打死以後，張先玲找了多少天，找不到兒子。戒嚴部隊進來以後，把屍體弄走，在附近找個地方埋了。後來張先玲是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個中學裡頭，挖出她的兒子。這些都是具體的、私人性的，跟這個政權的關係，不開玩笑的，完了。

Ⅳ．讓同行者看到彼此的光亮

**張潔平：**我們都知道，今天我們在華語、尤其是中國大陸跟香港的環境裡面，人的自主性愈來愈低。在這個狀況下，知識人在很有限的情況下能做點什麼，讓這個惡劣的社會保留一點希望的火種？在今天這樣的現實裡面，我們應該怎麼自處，怎麼讓同行者看到彼此的光亮？

**周保松：**余先生從20幾歲開始，一直到人生的最後，一直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直在堅持、在面對這個世界。從50年代到2021年，中國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現在自由主義在中國是非常的低潮，無論是在理論上或者現實上，很多知識人或者學者愈來愈退回到書齋裡面去，或者不再願意公開地講自由主義的理念、自由主義的價值。余先生憑什麼堅持？他的底氣在哪裡？他的道德資源、知識資源從哪裡來？

余先生說得很清楚，他20幾歲時也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他來到香港以後，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學理上，讓自己能回應歷史唯物主義的那種說法。他發覺唯一個可以做的方法，就是讀書。他除了跟錢穆先生念書，還主動地去英國皇家學會、跟美國圖書館借很多當代西方不同的理論書、歷史書來看，拓寬自己的眼界。從這裡可看出，讀書可以給我們力量。

余英時先生一生的努力，給了我們寶貴的道德資源跟知識資源。那我們如何接著他的努力走下去？如果他給我們一個榜樣，我們如何從裡面得到啟發？我們應該在自己的位置上，繼續做一點的事情，千萬不要說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最後變成犬儒主義、變成每個人都認為「現實是沒辦法改變的，我們只能夠接受，我們只能夠屈服，我們什麼都不要做」，然後看著別人努力、別人犧牲。

**錢永祥：**這個問題沉重就在於，我覺得好像任何具體的建議，都是不太忍心說出口的。特別是在比方在當下的中國大陸，環境的壓力很大、各種限制很多。但如果容許我表達自己的感受的話，我會要這樣講。

余英時先生書裡面提過兩句話：宋朝時的政治文化，因為那時候君主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比較尊重、對於知識人比較尊重，所以當時的人會覺得他們要「德君行道」。到了明朝的時候，因為朝廷對於知識人壓迫非常嚴重，極盡汙辱之能事，所儒家就開始走向了「覺民行道」，不再寄望於德君來行道，而是喚醒民眾來行道。

拿到我們今天的環境，這兩件事情也許離我們很遙遠。但我覺得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根本問題就是，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你面對這個問題時，你會有一種比較強大責任感，不可以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的。就是說，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之下，你想說的話、你想做的事情，要能夠盡量去說到做到。

我知道很困難，但是人不能夠放棄。你在乎自己的話，你就不會變成一個完全虛無、完全犬儒的人。當面對一個壓力很大的環境，如果不是有很大的內在力量的話，你很容易就變成犬儒跟虛無，因為那是一個把責任從肩膀上丟掉的最好、最簡單的方法。可是我覺得那樣的人，可能最後很難跟自己做交代。我覺得只要我們在乎自己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就會開始去在乎很多其他人的事情。這時候我們不再寄望於一定要整個社會覺醒，也寄望於自己可以在周遭的小小環境、有限的條件下，發揮影響力去跟他人溝通。

這些話說起來好像挺容易的，可是我講這些話的時候，心情是很沉重的。

**蘇曉康：**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進入一個黑暗時代。多長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政權有任何改弦易張的跡象。然後我們又看不到民間有抵制的可能性。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對年輕人有兩個非常簡單的建議。

第一，大家都不要做壞人好不好？我不要求你勇敢。我不要求你起來當烈士，你不要去害人就好。第二，你有一點餘力，幫別人一下。

我以前常跟人家推薦一本蘇聯的小說叫《齊瓦哥醫生》，它寫齊瓦哥醫生這個人，不是一個反抗者，甚至是個有點軟弱的醫生。但他就堅持一條信念，我不做壞人；然後他有餘力的時候，就幫別人一下。你若能做到這兩條，我覺得你就對得起良心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差馆》这部纪录片

谢谢推荐！大陆有很多独立纪录片都很好，有机会应该整理整理。

有个记录独立电影的网站现象网，但也很久没更新了。

@thphd #170390 重出江湖赛太公。

@thphd #170389 只能等大厂把版权买走了。

@葛花A #170372 重回2G网。

但资源都没了，可见7站备份，最新资源推荐RAR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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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l #170362 是的，但为了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盗版是必要的。

前情提要：【中国乌坎村事件6年纪录】抗争，往前，可是往哪一边——李哲昕的《迷航》与中国民主纪事

找到了正版资源，但谁有种子或磁力么？类似还有《理大围城》和《占领立法会》，都很难找到资源。

引以为戒。

@叶**：说来惭愧，这件事的主角Techyan当年还是我带过的。几年前听说他当上管理员了，我还挺欣慰。没想到在搞这种事情。还有超级王也是
当年维基百科还是合法网站，我搞过几次线下聚会，交流编辑心得。2013年寒假的一次聚会认识了他。
（他当时说什么要搞"美国国会式的选举"。这当然也是违背维基百科精神的。维基百科的精神，是讨论，各方充分交流信息，讨论充分后，信息对称了，确认各方立场可以妥协和不能妥协的东西，再投票，阐述投票理由。）
"为什么要编辑维基百科？"
正常人编辑维基百科，都是为了整理知识，觉得这是一件对全人类都有益的好事。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培养新人？（那时候大陆可以正常访问）
一方面因为整理和传播知识很有意义。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有很多东西是只有我们才能说清楚，才有资格有义务向世界呈现的。
（比如有位985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跟我说，说国外不重视钱学森发展的管理学理论，即"系统科学"，希望我们大陆人能能多写一写
这块科学和文化的高地，也需要我们去占领；
没有国人的编辑，维基百科谈不上全面或中立
但是这些人？他们显然不是为了这些
他们就是冲着搞社群斗争去的，要把两岸四地按照政治立场割席。他们搞站外/线下聚会是这个目的，他们招募新人也是为了多来几票，从而操纵选举。
他们这个小团体扶植自己顺眼的用户当管理员、铲除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些都是违背社群选举规则的。
他们还自称"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装模作样假装自己代表全体大陆维基人了。这不？还欺负风闻社区不混维基百科，假装自己被封就是全大陆都被封了，搞笑吧？
8人被封禁、11人被除权（后续还可以重新复权），总共19人就代表大陆维基人了？
他们公开的聊天记录，我粗略看了一下，仅这一次会议，就包括操纵选举、人身攻击他人、帮助长期破坏维基百科的用户继续干预基金会
"维基百科不是什么？"
维基百科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不是战场，不是宣传工具，不是粉圈。
我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把维基百科当成一部百科全书。没有把自己当成志愿者。只是去当官当政治领袖的。把社群搞得乌烟瘴气有意思吗？
Ps：刚才仔细看了一眼，他们还提到了我？
说我以前带过他们很感激，但是我现在在维基百科不活跃了。
我就冷笑，为啥我不活跃了？
当然如今访问不方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他妈最讨厌这种搞社群政治的！当年活跃的时候，就是你们这种人把社群搞得乌烟瘴气了，咱们编辑维基百科为了啥？为了陪你们胡闹吗？

引自【网络民议】总共19人就代表大陆维基人了？

@Olde1980 #170277 感谢提供链接。不过看中国数据，Snowflake的使用人数比meek还少啊，Snowflake的速度与meek比较如何？

P.S. 全球数据链接有误。

在墙内仅用Snowflake网桥翻墙速度如何？

@哇雷 #170188 多谢解答。

原文：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9/18/the-beguiling-promise-of-decentralised-finance

翻译：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424419659231.htm

经济学人杂志发文阐述 DeFi 革新现有金融业务的潜力，并指出相应的风险。

怀疑者有很多口实。最早使用比特币 (最原始的加密货币) 的人用它来购买毒品，而现在网络黑客们用它来索要赎金。今年，黑客在一些代码中发现了一个漏洞，数亿美元的 ETH (另一种数字货币) 被盗。事实上，许多「信徒」都试图从加密资产价值达 2.2 万亿美元的全球狂热中迅速致富。另一些人则异常忠诚。今年 6 月，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 (Nayib Bukele) 在宣布该国将采用比特币作为官方货币时在讲台上啜泣，声称比特币将拯救这个国家。

那些骗子、傻瓜和变节者固然令人讨厌。然而，其中崛起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即所谓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值得深思。通过其带来的所有承诺和风险，DeFi 有可能改变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在 DeFi 中，创新的激增类似于互联网早期阶段的发明狂潮。在这个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互联网上，这场加密货币革命甚至可能重塑数字经济的架构。

**DeFi 是颠覆金融的三大科技趋势之一。**科技「平台」公司正在争相挤入支付和银行领域；各国政府正在推出数字货币。而 DeFi 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旨在分散而非集中权利。要了解 DeFi 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区块链开始。区块链是一个由计算机组成的巨大网络，该网络维持着一个开放的、不可篡改的公共记录，并在不需要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更新。

作为 2009 年诞生的首个大型区块链网络，比特币如今却让人分心。相反，以太坊，一个创建于 2015 年的区块链网络，大多数 DeFi 应用都是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它正在达到临界规模。以太坊的开发者们将金融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目标。传统银行业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来维持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从清算所、合规到资本规则和法院。这些基础设施是昂贵的，并且经常被内部人士捕获：想想信用卡费用和银行家们的游艇。相比之下，区块链上的交易是可靠的、便宜的、透明的和快速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尽管相关的术语有点让人生畏 (费用被称为「Gas」，主要货币是 ETH，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契约被称为 NFTs)，但在 DeFi 上发生的基本活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以及通过被称为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协议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衡量这些活动的一个标准是作为抵押品的数字资产的价值：从 2018 年初的几乎为零，到现在已达到 900 亿美元；另一个标准是以太坊验证的交易价值：今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达到 2.5 万亿美元，与 Visa 的交易额大致相当，相当于纳斯达克 (Nasdaq) 交易量的六分之一。

建立一个低摩擦的金融体系的梦想仅仅是个开始。DeFi 正在向更有野心的领域扩展。MetaMask 是一个拥有超过 1000 万用户的 DeFi 钱包，用于充当用户的数字身份。为了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元宇宙」，也即一个由其用户运营的商店构成的虚拟世界，你需要将你的钱包与一个可以四处游走的卡通形象相连接。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转移到网上，数字世界将成为竞争加剧的主体。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对这些小型经济体征收巨额费用：想象一下苹果的应用商店收费，或者 Facebook 出售你的虚拟形象的隐私。相比之下，一个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去中心化网络，其中托管着应用程序，且该网络由用户共同运行，DeFi 可以提供支付和财产权。

加密货币爱好者看到了一个乌托邦世界。但要让 DeFi 像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或 PayPal 那样可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问题老生常谈。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区块链平台无法轻易地实现扩展，且区块链网络中的计算机消耗大量的电力。但以太坊是一台自我完善的机器。当以太坊网络的需求很高时，它收取的验证费用就会上升，这就鼓励开发者致力于减少使用它的强度。以太坊将会有新的版本；有朝一日其他更好的区块链也可能取代它。

然而，DeFi 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拥有其自身规范的虚拟经济如何与现实世界互动。一个担忧是缺乏外部的价值支撑。加密货币与美元没有区别，因为它们依赖于人们对其效用性有着共同的预期；然而，传统货币也得到了垄断力量的国家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的支撑。没有这些支撑，DeFi 将很容易受到恐慌的影响。此外，虚拟世界之外的合约执行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区块链合约可能表明你拥有一所房子，但只有警察才能强制执行驱逐令。

在 DeFi 领域，治理和问责制尚不完善。一个人类无法推翻的交易序列可能是危险的，尤其是考虑到编码错误难以避免；洗钱活动在以太坊和银行系统之间不受控制的服务灰色地带蓬勃发展；尽管声称是去中心化的，但一些程序员和应用程序所有者对 DeFi 系统拥有不成比例的控制；一个恶意攻击者甚至可能控制运行某个区块链网络的大多数计算机。

Alice 的 DeFi 冒险之旅

数字自由主义者更希望 DeFi 保持自治------虽不完美但纯粹。然而，正如美国金融监管者、加密货币专家 Gary Gensler 所指出的，要想成功，DeFi 必须与传统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整合。许多 DeFi 应用由去中心化组织运行，这些组织对一些问题进行投票；这些机构应受法律和条例的约束。各国央行组成的俱乐部------国际清算银行暗示，政府的数字货币可能会在 DeFi 应用中使用，以提供稳定性。

金融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平台、大政府和 DeFi 的三种新颖但有缺陷的愿景将相互竞争和融合，每一个愿景都体现了关于经济应该如何运行的技术架构和意识形态。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一样，没有人知道这场革命会在哪里结束，但它将改变货币的运作方式，同时也将改变整个数字世界。

下面是各种使用场景：

辛苦了。发帖时间错乱的帖子有不少。

@哇雷 #157313 @wyf1230180 #157322

@Wolfychan #157323 最后这条推都没有archive么？

非常好的项目。据我所知，作者应该是受端点星事件的触动而开发的，早前TA的 Twitter 个人说明里有声援端点星，近期也转载了他们出狱的消息。

Telegram Bot 是最方便的：https://t.me/wabarc_bot

另：https://te.legra.ph 没有被墙。

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冲突的两极是：人工智能和加密技术。人工智能展现出一种前景，能够最终解决经济学家所说“计算问题”（计划经济的关键）。理论上，它使集中控制整个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最喜欢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这绝不是巧合。强加密技术在另外一极，它带来的远景是一个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的世界。如果说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加密技术就是自由主义的。

http://btc.mom/7488/

翻译：Alex

未来是无序的。自从我们直立行走以来，这样的门已经裂开了五六次。这是活着最好的时代，几乎所有你自认为了解的东西都是错的。

――汤姆•斯托帕德《阿卡迪亚》（Tom Stoppard，Arcadia）

中世纪的人对意志没有信心，认为人类是容易受伤的、极其脆弱的，但他们尊重智力。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思考，即使是人，也有能力回答关于上帝和宇宙的最深奥的问题。

现代人崇拜意志，但他们对智力感到绝望。乌合之众，随机粒子的偏转，无意识偏见的影响：所有这些当代的陈词滥调，都在谈论智力的弱点，或者说也在谈论我们自己。

威廉·里斯·莫格勋爵（William Rees-Mogg）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并没有承诺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上帝和宇宙的答案。但是，他们对“大政治（megapolitics）”的研究，对历史上各种力量的剖析，以及对不久的将来的一系列预测，是非比寻常的，甚至是反文化的，因为他们运用人类的理性，去思索那些我们被教导为“机遇”或“命运”的事情。

在《主权个人》首次出版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顾过去，最容易做、也是我们周围的文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挑剔他们的错误，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那么费心去思考未来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想到：首先就是中国的崛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21世纪的中国创造了自己的信息时代，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种族同化和深刻的国家主义特征。这可能是该书出版以来最大的“大政治”现象。仅举一个关键的例子，共产中国已经粉碎了香港这个城邦（城市国家），而里斯·莫格和戴维森曾将香港描述为“一种心智模式，一种会在信息时代繁荣昌盛的管辖区模式”。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作者的一个盲点。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局委员一定是《主权个人》的热心读者。在不断重温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展望信息时代，只有这种特有的长期的警惕意识，才使得党的领导人能在本书分析的趋势中获得胜利。

这些趋势在今天依然适用：赢家通吃的经济、管辖权的竞争、大规模生产的转移，以及国家间的战争可能会过时。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是对里斯·莫格和戴维森的反驳，倒更像是对他们所描述的利害关系的剧烈提升。

事实上，未来大政治的巨大冲突才刚刚开始。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冲突的两极是：人工智能和加密技术。人工智能展现出一种前景，能够最终解决经济学家所说“计算问题”（计划经济的关键）。理论上，它使集中控制整个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最喜欢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这绝不是巧合。强加密技术在另外一极，它带来的远景是一个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的世界。如果说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加密技术就是自由主义的。

未来可能就落在这两极之间。而要知道，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会决定日后全局性的结果。在2020年，阅读《主权个人》，有助你认真思考，自己的行动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这是一次不容浪费的学习机会。

彼得·蒂尔

2020年1月6日，洛杉矶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489362/

作者：Alex

1997年春天，在托尼-布莱尔上台前不久，英国泰晤士报的前编辑、著名的欧洲怀疑论者雅各布的父亲威廉-莫格，出版了一本声称能够看到世界未来的书，叫《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在这本书的开篇，引用了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阿卡里亚》中的一句话：未来是无序的。

这本书由威廉-莫格和美国的投资大师、保守派宣传家詹姆斯-戴维森合著。书中预言，数字技术将会使世界的竞争性、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大大增强，社会将会更加分裂，政府将逐渐萎缩。

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里，只有最有才华、能够自力更生、精通技术的人，也就是主权个人，才能够茁壮成长。

这本书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或注意，直到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比特币的爆发，才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

2012年，布莱布莱尔的前得力助手坎贝尔，在他的博客上写到，"《主权个人》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书。"

2014年，贝宝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在《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中说，《主权个人》对他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书。

这本书并不只是一些空谈，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开创性的预测，比如关于加密货币、电子战、智能手机、网络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可能性等等。有一些预测非常精准，让人震惊。

比如他们设想了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形式，就是有密码加密序列组成，它是独一无二的、匿名的、可以验证的，可以在一个无国界的全球市场上进行一键交易。

后来这种货币出现了，就是大家知道的比特币，几乎跟预测的一模一样。也有人说比特币的发明人中本聪，就曾经看过这本书。所以，很可能是他从这本书里找到了灵感。

这里分享下这本书的一些要点和感想，希望对大家所有启发。

一、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逻辑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现在全世界上的200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区别也非常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或者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信仰？是爱？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从这本书当中，可以总结出一个让人不那么舒服的结论，那就是暴力，或者说暴力经济学，暨使用暴力的成本以及它带来的收获，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结构。

人类活动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劳动果实以及保护和享有劳动果实。

但是，索取或掠夺其他人的劳动果实，总是比自己创造要更加容易；一些力量更强的个体或者是团体，会更倾向于去掠夺其他者的成果。

所以，人类社会的结构，就产生于这种创造者和索取者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狩猎采集的时代，那时候没有土地和财产的概念；人们拥有的暴力工具，就是长矛斧头。那时候的暴力，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组织主要以血亲部落的形式存在。

然后到了农业时代。在前面的文章里面也说过，即使到了今天，恐怕也没有人愿意去当农民，因为农业是一种很繁重的工作。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应该是那些没有能力出去打猎采集，就是比较弱的个体，留在部落里，可能是被迫地发展出了农业技术。

随着农业的出现，出现了土地和财产，但是比较难以保护，就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组织，比如说地主、领主。由于领土不断的扩张，以及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争夺，组织就变得越来越大，到了最上面就是国王，整个社会更加的等级森严。

到了工业时代，工业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创造出了土地无法生产的东西，更强的暴力工具，如枪支跟大炮开始出现。

面对持枪的团体，私人的产业或者工厂，变得更加的脆弱。要保护领土内的这些生产资料、生产果实，巩固政权，就对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物质力量到精神力量，就产生了民族国家。

工业时代的一个顶峰，可能就是核武器。在核武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暴力规模，是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是核武器的使用。

核武器的诞生，提供了一种可以保证互相摧毁的暴力。

所以，目前来看，世界可能会保持一种"大面积的和平与小规模的战争"这样的局面，不太会再发生世界大战。现在的世界，也主要由一些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在统治着。

二、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转变

到了信息时代，以及在核武器的前提下，上述的社会结构的逻辑，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暴力的成本和收益，都在下降。

暴力的成本在降低。比如说枪支，它的制造和分发都变得非常容易。现在我们都知道有3D打印，它就好像工业时代的印刷机，印刷圣经或者书籍，使知识更加普及和容易获得；现在的3D打印也有这种效果。

另外像小型的无人机，美国"死神"那种非常精准的斩首无人机，使得过去大规模的战场系统变得过时。

同时，暴力的回报也在降低（除了恐怖分子）。比如现在有无数的联网摄像头，可以使每一场的暴力行动，都被拍摄被直播，更加容易被控制或追踪。

另外，信息时代使脑力劳动的回报或价值，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征服别的国家，占领他们的领土，奴役他们的人民。

今天，大家争夺的就是知识、科技，当然还有能源，但也不太用传统的暴力手段去获得。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出现，会使个人的财富更加难以被掠夺。个人可以更好地保护和控制自己的财富，就对国家或者政府等暴力机器的依赖减小了。

按照理想主义的预测，未来政府将会逐渐萎缩，个人会从一个公民变成一个客户，政府将变成我们雇用的一种服务机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有雇佣军。将来的话，整个政府就是你雇用的、给你提供服务的一些组织，如果你对他们不满意的话，就可以像炒掉乙方一样把他们换掉，然后重新招聘。（其实本应如此）

如果放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和主权货币，它们的历史是非常短的，还不到300年。比特币或者未来科技产生的其他加密货币，会不会取代现在的货币形式，是可以展开想象的。

未来，在软件主导的世界，财富就是信息，武器就是信息，土地也是信息；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信息就是财富、武器、土地。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有人买比特币赚钱，或者有人可以知识付费，是因为他们更早的接触到或者理解到了，比特币以及其他的知识。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这种知识驱动的的商业模式。

比如量子计算机破解比特币，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比特币没办法或者来不及升级的话，它就可能被量子计算机给破解掉。破解掉的话，比特币将一文不值。

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推出能够抵抗量子计算机的加密货币，其实已经有人在做了。所以，你要对这个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可能就站在了未来致富的前沿。

可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纳瓦尔Naval说，知识是信息时代致富的强力杠杆，是杠杆的终极形式。

三、如何向主权个人靠近，学习或思考

a. 成为全球主义者

按照《主权个人》这本书里的预测，在未来，数字世界的规模是无限大的，互联网跟数字技术，可能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一个人创造和保护财富，都不太需要整个国家这种暴力机构了。

比如你用知识和软件创造财富，然后创造出来的财富用加密货币保存，那么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或意义了，留着收税么？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是全球性的，不受地域的限制，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整个的数字世界，因为它非常大，而且会越来越分散。

所以，国家将来可能会失去权力，但是，互联网或数字经济会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全球主义者，世界公民，一个拥有数字技能的主权个人，就可以参与到未来创造财富的前沿游戏里，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做业务，可以有多个收入来源和长尾的收入。

b.跳出传统的教育和学习系统

未来游戏的关键，在于建立你的技能、影响力、声誉及网络；而不是死记硬背，堆砌知识。

从现在开始，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就要注意跳出主流精英、阶层划分以及传统教育的叙事模式，蓝领、白领；有文化、没文化的区分，已经或者说正在过时。

在未来，那些还坚持上大学要成为主流精英的人，就是被锁在旧系统、旧模式里面的人。

主流社会往往会试图保持一个过时的系统，他们对创新、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未来和真理往往都是在边缘出现的。所以，你要非常注意自己是在哪个战场。

现在，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知识，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了；而且，你可以找到那些正在做的人，或者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人，有真知灼见的人；而不是再去找那些批评家或者观察家。

其实，如果了解教育发展历程的话，你就会知道，标准化的教育，其实是培养服从的雇员的。

专业化、定制化或者说学徒化的教学方式，才是未来，才能培养出卓越的个体。

比如，现在在谷歌大学上，两三千块钱的课程，学好就可以拿到年薪50万人民币的工作，上大学、买学区房还有什么价值么？

c. 善用网络的杠杆效用

未来的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信息的银河系，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在里面寻找信息。未来的人们，会更愿意为那些有价值的信息付费，也会更加相信来自一个可靠个人的信息。

所以，网络会无限放大有价值的个体和信息的价值。

一个主权个人，他的心智模式或者思考模式，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利基市场，建立在自己独特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组合上，通过网络把它放大。

而且，网络的杠杆，不像传统的资本或者劳动力杠杆，你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需要得到别人的许可。网络的杠杆往往是免费的、是无需许可的，还是自动化的。

在未来，一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而取决于他的学习力、行动力，以及他的梦想有多大。

国内常说一句话，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发展历程；如果这句话没错的话，我们可以再想一下，接下来30年会有多大的变化。

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知识、技能、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换或交易，密度正变得越来越大，速度变得越来越快，里面的机会和不确定性也几何倍数地增加。

就像《主权个人》这本书开篇引用的那句话，未来是无序的。未来的世界，是非线性、非对称性主导的世界。

归纳一下，《主权个人》这本书，梳理了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逻辑，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组织对暴力、知识及财富的垄断，将逐渐瓦解，去中心化，主权个人将会崛起。书中预测的很多事情，也正在发生。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比较确定的是，我们处于一场文明大变革的前夜。

我个人认为，像加密技术、去中心化，以及科技民主化，会让个人对组织有更强的制衡，也会促进组织之间的竞争。至少从这一点上来，是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

《主权个人》出版于1997年，国内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中文版本。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考虑把它翻译一下，到时候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吧。

中文已由原楼主翻译完毕（2021.9.11），但要付费。

英文2020版下载链接

In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Davidson and Rees-Mogg explore the greate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uries -- the shift from an industrial to an information-based society. This transition, which they have termed "the fourth stage of human society," will liberate individuals as never before, irrevocably alter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his outstanding book will replace false hopes and fictions with new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ied values.

中文版目录

致谢（未翻译）

序言：如果说 AI 是共产主义的，那么 Crypto 就是自由主义的

待续...

庭审之后

法院外发言：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败诉后公开发言：这三年真的是我的全部努力了（附视频）

弦子庭审之后的文字总结

见到她了，法院拒绝调用证据、拒绝证人出席、没有给到足够的陈述时间。不知道是手机举得太高还是什么，录的时候手臂克制不住地在抖。

她不断重复自己真的累了。三年了，她在这次开庭前睡不着觉，找遍可能的证据、反复打磨自己的陈述，没想到连用它们进行微薄争取的机会都没有。她说人一生能有几个三年？她不敢想象再花三年的时间把这些折磨和苦痛再经历一遍。

她说她还会上诉。

从2018年到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勇敢地站了出来。讲述过去的经历，回应质疑，艰难维权。

但她们不仅是受害者，她们努力在自己获得关注的同时，做更多。当她们开始回复微博私信里的大量倾诉，当弦子晒出带有笑容的自拍，当她们开始尽自己的努力做更多的倡导做更多的援助，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环境在收紧，而常识被普及了；依然有质疑，可维护的人变多了；即使“失败”，我们也开始学会去辨析，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法律、新闻、大众该跟进的到底是什么。

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是受了伤的人在努力做更多。但也正因如此，更让我感到她们的纯粹。我们更不该辜负她们的付出，我们也应该做更多。

我们一同加油。

意料之中的可耻判决，但谁都知道朱军早已输的一败涂地，而弦子的勇气却是在三年如一日的自助、助人和坚守中获得的。至于那些罔顾开庭时间被反复推迟的、性骚扰取证之困难的、将证据不足等同于诬告的人，我们看着你们，并且知道你们在用怎样卑鄙的手段迫使弱者噤声。此时此地的司法不能带给她正义，我还是相信历史一定能。

她从法院出来以后陈述情况的视频让我跟着一起流泪。一开始她还能相对平静地讲，尽管双手一直在摩挲手里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讲到“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她开始不断地重复，直到“那三年对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没有办法再那样做三年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疲惫”，她再也没有办法克制情绪。我想这不是因为她败诉了（正如她在视频里所说），她是因为觉得整个过程连程序正义都没有做到而委屈，为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自责。

应该很难有人能真切体会她这三年怎么过的。大多数人不会理解她为什么要站出来，以及她这三年的付出。青春能有几个三年呢？事实上，她是为所有人，包括在法庭上不留情面的法官和要求整个过程不允许她这方律师提出反驳和诉求的人，投入了全部身心精力撑了三年。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做的只有祝愿她之后的生活平静而快乐，希望她从今后成为一个普通人，只为自己而活。

https://t.me/douban_read/73949

庭外记录

上次聚集地榆树林街两头均被封锁。

https://t.me/douban_read/73876

总的来说这次人少多了，防备增多了。围着法院设置了栏杆警戒线，连正门马路对面都设置了一连排大型公交车遮挡视线。连法院退休大妈都上阵了，停留久了就会被询问和登记身份信息。目前允许在南门外空地停留，但不允许举牌。

等待快十个小时了，看守人员放松又警惕，人变少又变多。有人点了多余的盒饭分发，有人拿着垃圾袋打扫现场，就连看守人员都问了我们两次有没有内部消息，他们也想下班。大家都很疲惫了，但十个小时里的每分每秒都不敢轻易离开，「总觉得她下一秒就会从那里出来」，那时我们要迎接她。

多谢补充，新的知识又增加了！这个话题我也是从Solidot上看到的。

关于非凡的记忆，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讲一个人能够记住所有的细节，但是却难以忍受。

富内斯能连续不断地看到朽坏、腐烂和疲劳那静悄悄的进程。他能记下死亡和受潮的演变推进。他是世界的旁观者，孤独而清醒无比；世界在他眼中形态万千，每一瞬间都一览无余，精确明晰得几乎难以忍受。

@Neko #156827 always.

评：文中提到

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利用区块链防御审查的例子。比如，在中国的#MeToo 运动中，就有些运动参与者在区块链上发布和存储了一些内容。虽然例子还很少，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开端。

我只能想到两个例子：

• 岳昕公开信，以交易附加信息的方式。在Input Data部分点击View input As，选择UTF-8，可以看到公开信的中英双语。评论区有335条评论。

• 李文亮的数字墓碑，以智能合约的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例子么？敬请补充！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13-technology-vitalik-buterin-ethereum/

Sep 13, 2021 • 特约撰稿人 楚章 张洁平 Suji Yan 发自新加坡

「也许未来并不是一种技术完败另一种技术，但数字生存着的人们，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2017年9月1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于TechCrunch Disrupt 上发表讲话。摄：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是以太坊（Ethereum）的创始人，他19岁创立了以太坊，20多岁就拥有了亿万身家。如果说中本聪是区块链的创世者，那布特林则开启了区块链2.0，人称"V神"，是加密货币圈的精神领袖。

布特林1994年出生于俄罗斯，五岁的时候随父亲移民加拿大。在布特林出生的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技术飞跃带来的乐观主义弥漫全球。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让世界更开放、更高效、更平等，信息曝光会变得更简单，掌握权力的人更容易被问责。

但技术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 个人数据被大公司、政府掌握。 电子监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社交媒体表面上增进了沟通，但却在全球范围内，让观念对立更严重。

比特币，以及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在许多人心中，代表了互联网的另外一种可能：去中心化、匿名性。17岁那年，布特林开始接触刚刚出现的比特币。高中毕业，他进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但8个月后就退学、投身到比特币领域中去，周游世界，拜访各囯比特币开发者社群，同时也在找寻区块链更广泛应用的可能性。

2013年末，19岁的布特林发表"以太坊"白皮书。 以太坊不仅带来一种新的加密货币------以太币，而且基于通用的代码语言，可以用来创建各种各样的应用。以太坊号称永远不下线的"世界计算机"，愿景是将数据的控制权交还给其所有者，将创作权交还给其作者。

以太坊公开发布六年之后，以太币成为了仅次于比特币的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加密货币。围绕着以太坊，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迅猛发展的生态系统。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社交媒体、出版、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已经开始有实际应用。

将数据的所有权交还给个人、同时保障任务执行的效率是可能的吗？这样的结构有没有可能解决现在的互联网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太坊可以担当这样的任务吗？下一代互联网是什么样？去中心化会带来什么？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可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这些问题，我们在新加坡采访了以太坊的创始人布特林。

布特林有清晰的世界观。他所倡导的去中心化、抵御审查、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等涉及民主实践、互联网结构、商业与公益组织。他对世界的看法，令他知道自己该在什么社群之中，该连结什么，促成什么，该避免什么，也令他的影响力远超过了加密货币圈。用布特林自己的话说，"我的人生就是成为所有事物的桥梁。"他当然是以太坊社群中的领军人。以太坊基金会每年对外资助高达数千万美元，有些项目已经超出加密货币的领域。他的Twitter有 230 万粉丝。他参与"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理论的论述生产，也经常参与在公众政策与智库和其他意见领袖的讨论。

布特林相信，技术领域有两股不同的力量，一股科技力量会让强者更强、资源更向头部集中，而另一种科技力量也许可以让我们继续保有自由，匿名的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提到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著名投资者与创业者）的论断，"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加密技术是自由主义。"他也提到，也许未来并不是一种技术完败另一种技术，但数字生存着的人们，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以下是端与布特林的访谈摘要：

WEB 3 浪潮

端：上世纪90年代的人们相信，互联网会逐步让世界走向开放社会。但这一切没有发生。Big Tech 强调中心化，集权政府打造了高效的审查制度，他们都赢得了用户，也让互联网走向封闭。你觉得现在我们谈的 Web3、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这股浪潮，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吗？中国也正在建立自己的国家版加密货币------数字人民币，它的广泛使用，将会极大增加国家的监视手段。Web3 到底会令人民更自主，还是集权更强大呢？

**布特林：**我同意15年前人们对互联网可以带来社会进步的预期确实过于乐观，但我也不认为互联网完全失败了。互联网在许多方面推进了社会进步。因为互联网，有很多东西，人们现在能做而15年前不能。即使是加密货币本身，也是因为互联网才成为可能。有了互联网，才可能让一个人物理上不离开一个地方、不用牺牲物理上的社交与生活环境，而参与国际性的交流。当然，我承认，互联网实际上也让集中化的电子监控无所不在、更加高效。

我认为在技术领域有两股不同的力量。Peter Thiel说："加密技术是自由主义；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Crypto is libertarian, AI is communist）。"人工智能很强大，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但它的本质是大数据、大政府，数据将会集中、控制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的手中，让强者更强。而加密技术有一些固有的性质，会让强迫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从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区块链上，公有链的发展多数超出预期，而私有链、联盟链则大多表现不佳、低于预期。我认为，在这里面有非常深层次的原因。

一些公司，想联合另外几个公司做一个联盟链，但最后就是做不起来。也许他们最初能拉到几个伙伴加盟，但是一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联盟链的劣势就出来了，新的伙伴就不容易加入。联盟链虽然容易获得前几个参与者，但早期参与者常常会希望保有控制权，就会成为更多人加入的阻力。

而对于公有链来说，在抵御中心化的控制方面做得很好，它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期。你们知道，从原则上我是不喜欢 Proof of Work（工作量证明），但采用这种方式的比特币生态，仍然极有活力。我相信对于用 Proof of Stake（权益证明）的项目也将会如此。

虽然对未来的预测，永远不易。但基于在过去几年中在加密领域里看到的进步，我至少是对加密技术的未来是乐观的。

2019年12月16日德国巴登符腾堡，一位女士通过智能手机买卖以太坊等加密货币。摄：Marijan Murat/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以太坊与去中心化应用

端：以太坊公开发布已经六年。最近，以太币的价格已经远超过$3,000每枚。如果按以太币的价格作为衡量标准，以太坊已然大获成功。但以太坊的初衷不只是币价，在以太坊发布时，你强调以太坊的愿景在于去中心化、抵御审查。但在"De-Fi"（去中心化金融）之外，以太坊在这两个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进展？

布特林："De-Fi"（去中心化金融）确实是以太坊网络中，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应用。原因有很多。首先，在 De-Fi领域里做事情，因为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动力要大得多。其次，与互联网的其他运用相比，传统金融服务极为低效。例如，我现在人在新加坡，如果我发封电子邮件给一个在危地马拉的收件人，电子邮件会在几秒钟内到达。虽然，可能美国国家安全局也会将在几秒钟内收到一个复本，但至少收件人的邮件会秒达。如果是金融服务，特别是涉及到国际金融业务时，一笔钱从新加坡汇到危地马拉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加密货币自然而然会在金融业务中首先得到使用。

虽然到现在为止，以太坊在中心化金融带来的好处最为明显。但我绝对相信，也将会有无数的人在其他领域内受益于以太坊不受审查、去中心化的特点。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利用区块链防御审查的例子。比如，在中国的#MeToo 运动中，就有些运动参与者在区块链上发布和存储了一些内容。虽然例子还很少，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开端。

但挑战是，因为金融之外的互联网运用其实效率已经不低，在那些领域运用区块链技术，需要达到标准也就高很多。但我相信，我们已经在路上。

端：Dapp（去中心化应用）是以太坊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如果让你选择一个 Dapp，并把你自己全部时间投入在上面，你会选择什么方向？

**布特林：**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隆一个布特林，让他在2021年进入以太坊生态，他会选择什么Dapp？"我觉得我应当会选择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做得好，就会有大量真正的用户。不像是有些区块链应用程序，一开始时，大家很兴奋，但是一旦上线，没有人用，获得了30几个用户，然后就无声无息消失。

端：是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应该是最让人期待的Dapp之一。市场上现在基于 web2 的社交媒体都有严重的问题，算法偏差、极化效应、政府审查。我其实很好奇，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技术上已经成熟，好处非常明显，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大行其道？

**布特林：**已经有一些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比如Steemit、Hive、Status。这些应用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有一些成绩。重要的这些应用都不是"鬼域"，确实有不少人在用。 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很多这些中心化的社交媒体都试图将社交媒体与加密货币元素结合一起，就像一个大俱乐部，他们拥有单独的代币，有各种奖励制度。非常有趣。对创作者来说，有机会为创作提供更好的激励，又能够发布人们真正喜欢的内容。

比如 Status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它没有中心化的服务器，全部数据放在分布式的网络当中。它比 Signal 更为去中心化，Signal 还有服务器，而 Status 就完全没有服务器，一切都只是通过端对端来实现。它还有一个内置的加密电子钱包的身分。所以你甚至不需要为 Status 专门注册 ID，你可以在以太坊上注册一个ID，然后就可以使用 Status 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它。里面有相当多的华语社区，不少人进去聊天，不少人喜欢争论，比如讨论共产党是好还是坏。当然，它仍然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项目，用户界面并不完美，但它的存在，也许就代表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虽然币圈之外的人们也许还不太了解这些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但这个有趣的空间已经初具雏形，正在成长。

当然，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和 Twitter 和 Facebook 进行真正竞争的对手，除了需要有不受审查的特点之外，还要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因为除了不喜欢被审查这一点之外，用户还有其他很多需求。比如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想要 Twitter 替代品的原因，其实与审查无关。

我对 Twitter 最大的不满是，上面的讨论，常常质量很低。无数人在我的Twitter 下面推销他们自己的项目，发各种各样的没有讨论价值的东西，就像垃圾邮件太多，让找到有用的邮件更加困难，让我们无法进行有效对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体会，可能只是我遇到的情况更糟糕。

2021年1月22日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一名工程师于开采以太坊和 Zilliqa加密货币。摄：Akos Still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端：你对 Facebook、Twitter 这些大平台的期待和看法是什么？这些大平台会在加密货币、元宇宙（Metaverse）的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布特林：**我觉得 Facebook 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生态，就可以占有整个生态。他们走进加密货币圈说，"嘿，我们是 Facebook。Facebook非常大，我们不准备遵守生态系统里的既有规则，我们要制定规则，这样你们就可以遵循我们确定的规则。"这种做法在加密货币领域完全行不通。尽管Facebook也在努力地寻找合作伙伴，拉了不少大公司，做联盟，想尽办法降低大家对 Facebook控制欲的担心，但最后还是很难改变外界对 Libra（天秤币）的看法："这玩意不可信，不管你怎么说，都是扎克伯格币。"

在加密货币圈之外，它也得不到支持。监管机构对 Facebook 想要做的事情，更是没有信任。不仅是反洗钱的部门盯着他们，反垄断竞争部门也是。所以，现在，他们在方向上做了很大调整，项目还在，但已经比他们最早想要做的事小、也没有特别有意义。 Facebook在 Metaverse上会做成什么样？也许他们会不那么想控制生态，也许他们会表现好一些。我们可以走着瞧。

至于Twitter，我很喜欢他们的Bluesky（蓝天项目)。这是Twitter支持的一个很有趣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项目。愿景很好，但我特别关心他们是否能够从结构上，将用户界面层与用户数据层分开，不试图去控制整个结构。我还特别关心他们是否会允许用户迁移。假如用户具备可移转性，那同一个用户可以同时通过不同的社交网络与不同的受众交流，而不是在同一社交平台上，在同样的社交泡泡中，以同样的内容，应对不同的受众。这是非常有趣、雄心勃勃的计划。我绝对支持 Twitter 试一试。当然，问题是多大程度上，这些目标可以变成现实。不论结果如何，这个去中心化的愿景，就已经很棒。

端：我们来谈谈NFT吧。NFT可能是当下区块链领域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对NFT的关注也已经出了链圈或者币圈。艺术家、影星、歌星、新闻媒体都有在进行尝试。端最近也发行了自己的NFT项目。你如何看NFT的未来？它会有长期的持久影响力吗？

**布特林：**NFT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四年前就有人问我对NFT的看法，我当时说NFT的前景被并没有那么好。现在看来，我是错误的。

NFT的发展，绝对令人着迷。NFT是加密货币的应用当中，极少的、能够吸引到与关心 De-Fi 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群。De-Fi 往往吸引那些关心金钱或关心金融的人，他们要么就想赚钱，要么关心金融领域上的自由。但 NFT 吸引了相当不同的人群------艺术家，文化人。我甚至看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批艺术家，开始制作发行NFTs。而这种多元性反过来也有利于以太坊生态的发展。

你知道，加密货币在减少"中间人"方面非常有效，而这一点在NFT的发展上也体现出来了。做NFT，你不需要自己去搞处理器、网站这些，就像开发其他分布式服务一样，你可以利用已经存在的、建立在智能合约基础上的线上市场，然后专注做核心的事情，比如自己创作NFTs、出售NFTs。很多人都已经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创造艺术作品，做出NFT，通过OpenSea或其他市场，卖出很好的价格。NFT能够有这样开放的模式，吸引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迅速取得成功，太神奇了。

NFT的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我觉得，NFTs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宣告NFT标志着范式转移，我觉得可能也为时尚早。NFT还没有像其他加密货币应用一样，经历过一个繁荣和萧条的完整周期。当然，到目前为止，它看起来很有潜力，让我们再等等看看。

去中心化的治理

端：去中心化的应用（Dapp）想摆脱单一平台对用户的控制，去中心化的治理则想摆脱单一公司对一个生态的控制。一个社区、一群公司、甚至一间机构内部怎样去中心化地组织协作者、参与者，设定规则，让治理去中心化，这是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处理的问题。你怎么看以太坊上 DAOs 的发展？

**布特林：**DAO 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的金融，也不是纯粹的非金融。DAO 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s）。几年前，它还仅仅是空洞的理论，但到今天，已经有很多成功通过 DAO 来组织的项目。

DAO 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让社区更容易觉得他们真正拥有项目，他们也是项目中的一部分，它更容易让每个人加入的第一天就为社区做贡献。

我认为，这对区块链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开始你就可以获得一些加密货币，然后将它绑定在自己的计算机上，通过继续"挖矿"来获得比特币。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对所有人开放的系统，并且有强大的社区参与，让社区与项目一起成长。

对于一个 DAO 的项目来说，要将去中心化做好，不仅仅是要求在结构上去中心化，而且需要设计好如何发起、基于哪些社区。预先设计很重要。复杂如 DAO，也可以非常安全，只是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学会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能力。 很多运行很好的项目一开始就是 DAOs。通过DAO来分配资金，设立合理的管理结构。相比之下，有些区块链的项目，号称将成为以太坊的终结者，但他们分发方式都非常中心化，他们将45%的币给了两三家风险投资公司，最后，他们也没有做得很好。

我认为，通过不同的新项目，建设 DAO，更少地依赖现有的机构，这也是一个防御审查的应用。说到"防御审查"，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它只是防着政府。但现实世界里的"审查"其实没那么简单。政府审查只是"审查"当中的一部分。有很多公司作为中介，常常比政府还保守，它们常常胆子太小，它们屏蔽和删除的，往往比政府审查还要多出许多。

2021年6月24日香港，香港数字资产交易所。摄：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端：就实践而言，你觉得哪些 DAO 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布特林：**最大的 DAO 应当是 Uniswap了吧。Uniswap 的资金现在已经比以太坊基金会还要多。它有相当复杂的内部治理机制，有很多人参加。它为各种各样的项目提供很多笔赠款。我觉得 Uniswap 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意思的一个 DAO。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项目是 Gitcoin。他们最近也在往DAO的治理方式转变，开始使用二次方募资（Quadratic funding）。它现在已经做得很好，虽然现在说它已经成功仍然为时过早，但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还有一些项目目标已经超越加密货币领域，比如，有一个叫做 VitaDAO的项目，关注人类寿命的延长。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群关心这一课题的人，希望通过 DAO 来推进这个目标，也允许为了赚钱的人去投资它。它发行了一个叫 VitaDao Token的币，现在有2000万美元的市值，已经开始赞助这个领域里的研究。

端：你有没有考虑过，也许有一天也将以太坊基金会转变成为一个 DAO ？

**布特林：**确实考虑过。我觉得，可以用两种方式让以太坊基金会进一步去中心化。一种方式，就是你说的，将整个以太坊基金会转成为 DAO。另一种方式，是让以太坊基金会本身在以太坊生态中的作用变得不重要。我们两个方向的尝试都在做。

例如，以太坊基金会最近几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资助外部项目，每年我们在对外资助上花的钱，已经超过我们自己内部运营上花的钱。这种作法，即使是在加密货币领域，也是不寻常。这种方式，让我们可以扩展社区，串连更多的团队。

决定资助的方式也是去中心化的。在今天，如果你有一些真正有利于以太坊生态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就算你和基金会的某个领导层有个人恩怨，只要你可以证明项目对于生态是有帮助的，你还是可以得到基金会的支持。用这样去中心化的方式来运作以太坊基金会，在三年前还不是这样的。

以太坊基金会甚至向其他DAO提供资金，让这些DAO能够为其他人提供资助。

以太坊社区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由一些独立的小团队来做的，他们专注于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遍布世界各地。例如，位于美国的 Prismatic labs 在建设 Ethereum 2.0上，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技术工作。而总部在澳大利亚的Sigma Prime，在以太网络安全与速度上，有很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团队，在欧洲、亚洲都有一些。我们帮助这些独立的公司成长，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费用，同时我们避免自己变成集中管理、大规模的机构。 所以，虽然以太坊基金还不是一个 DAO，最顶层仍然还有领导层、董事会和基金会，在瑞士和新加坡也存在法律实体，但我们整体上是非常去中心化的。我们的工作、合作环境，比绝大多数公司，包括许多在加密货币领域内的公司，都要更为去中心化。我们会在各个方面更加去中心化。

加密社群和布特林的世界观

端：你为《激进市场》这本书写了一篇有趣的序。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个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让一位加密货币领域的人，为一本专门写公共政策的书写序是最合适的呢？显然他们认为，在为将来重构社会制度上，你所代表的人的想法非常重要。你觉得在公共政策方面，加密货币社区的贡献是什么？

**布特林：**是的，加密货币社群与激进市场理论的倡导者------或者，更广一些，关心在21世纪如何坚持自由的价值、贯彻民主的实践社群------之间，有着非常有意思的联接。 一方面，加密货币社群对于在21世纪中如何坚持自由价值、贯彻民主很有兴趣。参与激进市场实验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对加密货币有兴趣。这两个社群之间当然存在意见分歧，在一些价值观上也存在差异。比如，如果你在 Twitter 上关注 Glen Weyl （激进市场的一位作者），他有时就会说，他对区块链的有些做法并不赞成，他也不认为自己属于链圈。但与此同时，激进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们也了解，区块链社区是一个强大、有很多资源的社区，而且真正有知识和技术，可以尝试更好的投票、更好的治理、更好的市场解决方案，可以将这些方案付诸实践。比如，Gitcoin 就是一个用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来做高达数百万美元交易的以太坊项目。当然，激进市场理论也在做他们自己的社会试验。在不同的政府环境中，包括市政府、地方政府。比如，据我了解，在台湾总统杯黑客松当中，就尝试使用了平方投票法。

在这两个社群之间存在深层联结，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价值观。我希望自己继续成为这两个社群共同的一分子，也成为这两个社群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两个社群有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合作，让彼此都变得更强大。特别是当加密货币社群变得更加复杂，开始做的东西已经不仅仅是金融，会有更大的空间，让很多的新想法可以尝试，也让激进市场理论的倡导者可以在这里具体实践一些设想，看看它们若放在加密货币社群，会是如何运作，是否可行。

比如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它原来只是一个理论，出现在学术论文里，但正是因为以太坊和加密货币的存在和发展，包括社区的热情和金钱，让零知识证明变成了非常强大、有实际应用的东西。它最终将会在很多地方得到应用。比如，各种公共领域，在任何一个既需要验证、又需要隐私的地方，你就可以使用零知识证明，例如投票。

我一直认为，技术与社会进步可以相辅相成，而且在未来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端：你一直在谈的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很有意思。它本质上是用更为定量的方式，去提高民主决策的效率。你觉得平方投票法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运用吗？会不会出现一些国家正式采用这种投票方式？

**布特林：**让这些全新的方法得到采用的最简单方式，不是尝试改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结构，而是尝试将这些新方法运用到最近才存在，甚至还在产生过程当中的新事物之中。

一些 DAO 会首先开始使用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前面我们谈到Gitcoin，它的拨款就采用了平方投票法。我也在考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对新闻行业的拨款。新闻是公共品，如果完全靠市场，容易供给不足，并且出现新闻受商业利益不当影响的情形。但是，如果完全靠政府拨款，也会有问题。特别是当发生政权更替，一个差劲的政党接管政府，就可能会对新闻行业产生负面影响。用二次方募资（Quadratic Funding）来处理对新闻行业的资金支持，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同时尝试避免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职。比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用于资助媒体的资金池，通过平方投票法给合适的新闻机构或项目分配资金，用这种方式做一些小规模实验。

2018年4月25日英国伦敦，以太币。摄：Jack Taylor/Getty Images

端：通过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加密货币，以及 DAO 的组织方式，不仅仅在赛博空间中可以成立自己的国家，理论上，也有可能在真实世界里，搞一个国家出来。实际上，也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有人在夏令营小规模地尝试，也有人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在微型国家尝试，一个激进的、按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治理的国家。对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法？

**布特林：**我想有两种方式，可以让加密货币领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

一种可能性是，整个加密货币社区仍停留在虚拟世界，但在加密货币领域中出现的观念、制度、方法大行其道，在某一天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流。在这一过程当中，虽然空间上的链接还是在虚拟世界中，但这些链接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让社群中的人感觉越来越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加密货币空间可以提供越来越多人们在现实市场中需要的社会环境，提供越来越多人们需要或者在乎的服务。尽管物理上，加密货币社区仍在虚拟世界，但实际生活中，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你是一个加密货币社群中的人，你希望以这个社区为家，你可以选择去一家加密货币公司上班。当然，工作之外你还是需要自己的线下网络，而这些网络很多时候又根植在现实世界------某些国家的法律政策可能对加密货币特别不友好。

所以，确实有一个趋势发生：那些希望将全职投入加密货币领域的人，如果他们所在的国家太难做加密货币的事情，可能会选择直接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新加坡就在成为一个加密货币社群的中心，很多原来在中国做加密货币的人都搬到这里了。瑞士也是这样，以太坊基金会就设立在那里。

另一种方式，就真的是建立一个以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治理的国家。有一个词叫"反向离散"（reverse diaspora）。离散者（diaspora）指的是，原来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但他们后来都离散到世界各地移居。反向离散则是指，移居各地的离散者，回到了原来的国家。若用这个词来描述加密社群就是，原来大家都是离散在互联网上，保持彼此联结，但社群不断发展，终于数量到了一个临界点，社群里面的人会选择一起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有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也许那里就出现一个现实世界的加密货币城市甚至国家？也许有一天，加密货币领域会有足够的增长、会有足够的人做出这种选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端：如果真有一个按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治理的国家，你会搬到那里去吗？

**布特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搬到哪里去。我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迁徙。在COVID之前，我的国际旅行节奏是比较疯狂的，2014年和2019年期间，我基本上平均每六天国际飞行一次，参加世界各地的会议。

当然，在COVID期间，我不可能这么频繁的旅行。最终 COVID会过去，我应当也不会再那么极端去旅行了。但即使我做一些调整，我仍然需要不时见到社群中的人，去不同的世界旅行，也让我获益良多。所以，不论如何，我都不太可能选择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定居。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有某个超级棒的加密货币国家，我会在那里住"一些时间"，但不会是"所有的时间"。

端：谈谈塑造你世界观的成长经历吧。技术领域有不同类型的领导者。例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他显然在非常年轻时也异常聪敏、极为成功。但与你不同，扎克伯格似乎喜欢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创立脸书，收购 Instagram，买下 WhatsApp，然后是 Oculus。而你似乎更倡导去中心化，不喜欢审查，喜欢让小公司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先不评论一种治理是不是比另一种好，但我想搞明白的是，为什么你会成为你？有哪些对你的成长最有影响的人，或者某一本书？

**布特林：**对我成长最有影响的不是某个人，或者某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一些我所仰慕的社群。比如，早些年我和理性主义者社群（rationalist community）有很多交往，这是一个倡导理性主义、利他主义的社群。他们喜欢使用科学、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比如，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给一些服务于非洲公共卫生的机构捐款，用一张商务舱机票的钱，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用3000美元，就可以让数百人免于疟疾。他们选择做的事情后面，有清楚的价值观：要关心他人，关心他们的健康、需求和福祉，不管他们是不是和你是同一个国家，或者同在一个团队。这样的社群对我影响很大。

我一开始加入比特币社群时，一些有影响力的开发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都非常聪明，具有奉献精神。很多人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生态系统的建设当中，并且为了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投入大量资金，包括自己的钱，甚至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致富，而是希望让整个生态能够繁荣，并创造新的东西。

2015年12月8日英国伦敦，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在演讲。摄：John Phillips/Getty Images

端：那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反面典型"------那种你不想成为的人？

**布特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小时候总是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些人很有钱，但把钱都花在私人飞机、直升机、豪华跑车或其他愚蠢的东西上，最后他们一无所有。我记得自己想，"哇，这太愚蠢了。"

长大以后的例子，是加密货币领域里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果在2013年，你去Bitcointalk.org，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讨论不同的事情，争论不同的观点，比如比特币到底是一种支付系统，还是价值的储存系统？也有人争论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更好，你知道，两边观点都有不同的人支持。但是，大约从 2014年左右开始，加密货币领域出现比较严重的分裂。有一些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完全不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凡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就是他敌人，会采用特别极端的方式对抗。他们可能也是我的"反面典型"吧。因为这些人，让我更喜欢心灵开放、理性对话，以及和平沟通。我喜欢 DAO 的包容性，喜欢用这种模式来建立社群，吸引同道。

如我之前所说，理性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社群在早年让我了解，为什么要捐赠给慈善机构，特别是给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这个社群也很重视和平、理性沟通，看重对事情的仔细思考，尽量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和教条。我原本就相信这些价值，后来看到比特币社群中一些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让我更远离极端主义，让我成为今天的我。

端：你五岁时就跟父亲一起从俄罗斯移民到加拿大。现在，你在世界各地旅行。就自我身份认同而言，你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碰巧持有加拿大护照？你是怎么看"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的？

**布特林：**我肯定是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过去六年，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旅行，接触各地的加密货币社群。我在美国，在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都度过了不少时间。在所有去过的国家中，都一些东西我非常认同，但也有些东西，要么我并不认同，要么我会有"我不确定这东西对或不对，但肯定不是我"的感觉。时间久了，通过这些对照和参考，我越来越确认，在自我认同上，我不需要只和一个国家锁定，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即使是线上的社群里，我也是流动的。我当然是以太坊社群中的一员，同时我也会与激进市场理论的成员们交流，而在理性主义者社群（rationalist community）里，我也珍惜有机会和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沟通。

我有时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成为所有事物的桥梁。这并不是我10年前对自己的期望。不过这个变化很有意思。

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关键词是社群（community）。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会回到社群。你最认同的社群是什么样的？它都具有哪些特点？

**布特林：**好的社群首先是要开放。不要限制太多，不要一直给别人下命令，外面的人、新的人可以很容易进到社群里来，可以和先来的人一起参与社群的讨论和建设。 要有善意，对外面的世界也有善意。

要跨学科。这是以太坊社区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这个社群里有很多数学家、很多密码学家，但也不仅仅是数学和密码学。社群里面的人不能只和自己泡泡里的人交流，最终我们还是试图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要重视合作。不要过分竞争，不是专注去找别人的毛病，而是关注于找出大家擅长的事情，把事情做成。

我喜欢的社群应当要具备上面这一些特质。

端：这样的社群确实很理想。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理想的社群维持下去？一个好的社群在20、30年以后还可以持续吗？或者，还有这个必要吗？

**布特林：**这是个好问题。但可能首先要问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个长久持续下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人有时会说，林肯是共和党，是我们共和党解放了奴隶，而你们民主党当年是支持奴隶制。但150年前的共和党和150年后的共和党还是一个群体吗？叫同样的名字，未必就是同一个"东西"了吧？哪怕一个机构表面上的历史没有间断，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在本质上获得了连续。

有时候，民族性连续了，但理念却发生根本变化。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有很长的军国主义历史，有一段非常黑暗的纳粹统治，但是，现在的德国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德国人可能对保有一支正常军队的兴趣都没有。德意志民族还在，但价值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所以，说到社群的连续性时，你必须问自己，你真正希望要保留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只就是，创造一些东西，可以存在20年或40年，但下代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新东西。文化、组织结构和社群， 回应压力或激励，有变化也会有连续。

我希望以太坊能够持续下去，以太坊社群也能够在没有变得我都认不出来的情况下，长久存在下去。

预测30年、60年后的未来总是不太容易，但如果你创建了一个生态系统，而且这个生态系统的特性就是合作才能成功，那么我相信，强调协作的文化会让这个生态长久持续下去。

第一次开庭记录：公民社会的乌托邦——记属于“弦子朋友”的夜晚

“我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要在9月14日下午2点，海淀法院第二次开庭了。

从上次开庭结束至今，我与律师做了很多准备:我们申请了两位专家证人，提交了至少十几份申请，希望海淀法院公开审理、通知朱军本人到庭、重新调取当年卷宗录像、照片、父母笔录等相关证据，也希望检察院能对海淀法院的审判进行检查监督，但截止开庭的四十八小时前，这一切都尚未得到回应。 等待开庭的这半年多，我们为了9月14日的开庭能得到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做出了大量努力，我相信程序的正义是抵达结果正义的必要路径，在等待开庭前作的一切努力，不只是为了胜利的结果，而是基本的公平。

我想，期待胜利重要，愿意为了胜利付出努力重要，知道前路艰难依然愿意付出一切同样重要。

9月14日的开庭，可能是我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但这并不会是终点，还有很多战役要经历，答案不是谁来赐予，答案在每一次失败后的尝试里。”

朋友声援

https://t.me/douban_read/73687

9月14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将在海淀法院二次开庭。

自2018年我在metoo浪潮里认识弦子以来，我就和弦子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三年来，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所谓承受过“相似的不幸”这一单向的连接，我们在彼此那里都是既脆弱又强大的完整的人，我们是彼此人生重要时刻的见证者。

这次知道开庭的消息之后，我也从广州到了北京，希望和弦子一起面对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知道这是一次不公平的抗争，最不公平的一就是走了法律程序的弦子，并没有在这个系统里得到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开庭会被临时取消，申请会得不到回应，庭审过程中频频遭遇羞辱和拒绝。而这次开庭也和第一次开庭一样，弦子方重申的三个正当诉求“公开审理、朱军本人到庭、重新调取录像、照片、笔录”也都没有得到海淀法院的正式回复。我相信没有人会比弦子更能明白这场战役的前景和后果，但是三年过去了，她依旧还在坚持，还在做最顽强的抵抗。

想到后天就要开庭，我内心也有期待，也有焦灼，但我并不惶恐，也不惧怕，我将带着经历历史的自我觉知，注视这件事的发生。

千禧年以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备受瞩目的一次诉讼，它的主题是反对性骚扰，这件事的发生就是无数无名的女性的苦痛涓滴成河的见证，这也再次证明，女权主义是维持社会正义与道德的最坚韧的力量，我感激是这样的力量帮助我们有了去年冬日的丹棱街，有了年轻人那一声声“向历史要答案”这句话的震颤与回响。

我们需要这个时刻，无论它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诉讼的发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时刻，关注向历史要答案的进程，让这一刻彻底属于我们。

如果你关注反性骚扰议题，希望对#Metoo 当事人表达支持，或者有一些关心、鼓励的话想告诉弦子，可以扫码留言。让弦子看到她并不孤单，我们始终和她站在一起，也和所有被侮辱、被损害、被禁言的人站在一起。

内容简介

在逐漸噤聲的人民共和國，仍有一群知識分子不願沉默
他們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自豪為「民間」
★中文版獨家收錄〈對話魏簡〉、〈對話賈樟柯〉★
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受挫，一九九二年經濟改革重啟之後，一種新型態的草根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有別於退縮於傳統領域的文人，他們積極與弱勢和邊緣群體合作；有別於八〇年代高聲疾呼民主與現代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烈反對菁英修辭。他們宣告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並身為「民間」而自豪------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魏簡深入當代中國社會表層下的變革伏流，分析民間知識分子的公共話語、介入行動和知識生產，將長期位於權力邊緣的草根知識分子群體------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帶到中國思想史的版圖之中。

在威權國度的陰影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的知識力量！

業餘史家------楊繼繩

退休後開始搜集關於大飢荒和文革的非官方檔案，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著作《墓碑》。「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讀者來信，給我以堅定而熱情地支持。這說明，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墻鐵壁！」

獨立導演------賈樟柯

在體制外拍攝電影的第一代導演，專注於被主流忽視的題材。「我一直反感那種莫名其妙的職業優越感，而業餘精神中則包含著平等與公正，以及對命運的關注和對普通人的體恤之情。」

維權律師------許志永

在孫志剛案、公盟創立與訪民議題上發揮重要作用，後因新公民運動而被捕入獄。「我有能力在這個體制中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是，任何的特權都會讓我感到羞恥。我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一起感受北京的冬天街頭地下通道的寒冷，一起承受黑監獄的野蠻暴力。」

部落客------韓寒

高中肄業後成為暢銷小說家與賽車手，常對政治議題發表評論。「我很討厭政治，我很熱愛文藝。只是我不喜歡我所熱愛的文藝被我所討厭的政治所妨礙。」
（更多民間知識分子小傳詳見本書附錄）

作者简介

作者：魏簡（Sebastian Veg）

法國艾克斯大學文學博士，魯迅小說的法文譯者，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史、知識分子與文學。他曾長駐香港，先後任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香港大學助理教授，2011至2015年間擔任中心研究中心主任、中心季刊China Perspectives總編輯。編有《毛時代的大眾記憶：從批判性爭論到重估歷史》（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太陽花與雨傘：臺灣與香港的社會行動、表達實踐與政治文化》（Sunflowers and Umbrellas: Social Movements, Expressive Practic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著有《在虛構與現實之間：二十世紀初的文學、現代主義和民主》（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等書。

下载链接

吳介民／在人民之間的中國異議者：「民間」作為抵抗的社會網絡

前情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于今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国统一使用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实效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大中小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下简称“《读本》”）。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各地中小学将使用《读本》。

《读本》是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全套《读本》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按照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体悟到理性认识的认知规律，科学编排不同学段分册内容和呈现方式，注重将系统性与学段针对性、严谨性与学生适宜性紧密结合，体系完整、重点突出、螺旋上升。通过学习，让学生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认识，逐步形成对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自信和自觉。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5家相关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以及相关领域的多位高水平专家、一线教师共同参与了《读本》编写工作。《读本》投入使用前，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在5个省市30所学校开展了试教试用，组织了200名一线教师精细审读，并送国家教材委相关专家委员会审核，全面严把政治关、思想关和科学关。

《读本》投入使用后，教育部将组织开展教师培训、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同时，持续开展跟踪调研，及时了解一线使用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工作，以切实发挥好《读本》铸魂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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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

小学高年级

初中

高中

感谢上传的热心网友！

@能井 #156565 可能会创造新的文化商品。发现其实这么说来，一切想象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虚拟现实，从梦境，小说，电影再到VR，似乎一步步变得更加“真实”，这个“真实”我认为存在一个临界状态，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与现实难以区分。现在可以在视觉和听觉上模拟，但嗅觉，味觉和触觉还难以达到，是还比较远。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i-want-my-daughter-to-live-in-a-better-metaverse/

翻译：http://www.techwalker.com/2021/0910/3136230.shtml

Darren Shou

元宇宙也许精彩纷呈。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它会进一步分裂现实，最终以两级分化撕裂整个人类社会。

2030年一个凉爽的夏夜，我和16岁的女儿走在街上，透过AR头显，观看天空中的星星。我们头顶的星空依旧透彻清晰，上面叠加展示着遥远恒星的信息。我给女儿指出了飞马座(Pegasus)，透过它的神话传说向后代传授生命的意义。这是个美好的时刻，美好得毫无瑕疵。

继续前行，我们经过一排木栅栏，上面涂着一连串的脏话和虎狼之词。我已经成年，所以戴着的头显能看到真实的涂鸦内容；但我女儿看不到，因为她的头显被设置为过滤掉不适当的内容。所以，她不明白为什么附近那些人一脸愤懑。

我觉得让年轻人远离极端言论是好事，但他们毕竟还是要接触身边的人。从没接触过这些所谓"黑暗面"的人，也许看起来健康阳光、活泼开朗，但他们恐怕永远体会不到他人的痛苦、理解不了他人的忧伤。

我们继续前行，看到一个年轻的流浪汉在商店前乞讨。在这类场景中，家长控制的作用愈发模糊。算法会有意无意地将人行道上逡巡的过客、邋遢的着装以及要钱的纸板归类为"儿童不宜"内容，把它们消解掉，以呈现出更加温和的周遭环境。虽然这种对生活体验的扭曲和构建方式略显牵强，但我们一直知道，「算法」多年来始终通过编辑修订利用网络内容引导着我们的思维，是存在"算法偏见"的。

如果在小女孩的世界里，她从未经历过无家可归等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她要怎么理解并同情身处这类困境的人们？如果其他人也在自己的AR头显中把"美化"滤镜开到最强，那这个世界还有人能体会贫困社群的苦楚吗？再进一步，如果大部分人都对身边的苦难视若无睹，我们该如何拨乱反正、就这个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

事实上，我们与这些道德问题的距离，远比很多人想象中更近。Facebook公司正计划推进扎克伯格本人提出的愿景，即由一家"社交平台"转型为一家"元宇宙公司"。相信有些朋友已经体会过Horizon Workrooms带来的出色临场感，媒体的碎片化与信息茧房也当着我们的面将真实世界、真实问题撕了个粉碎。如果任其发展，元宇宙的普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不久之后，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将生活在一个只符合自己个性、兴趣与品味的世界当中，这可能会不断侵蚀我们的共同经历，让人和人之间更难进行有意义的联系。

**集体体验对于人类培养出联系与合作能力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如今看到的大部分分歧，其实上就是数字现实造成的意识分裂问题的直接产物。既然大家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又怎么可能聚在一起制定解决方案、并就问题的内核产生共鸣呢？无论我们在对话框里打上再多的字，得到的都只能是移情而非体验。

问题在于，透过网络的"滤镜"来观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似乎存在无穷多个现实位面。只要在网上逛一小会，浏览体验也会开始出现分歧。根据我们是谁、住在哪里、喜欢消费哪些内容等等，页面中显示的内容也将五花八门。我们喜欢的东西，以不同形式一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每一次新的迭代都要比上一次更能刺激我们的兴奋神经。最终，我们的网络生活将极度个人化，造就完全自主、持续自我强化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终会取代物理现实。

事实上，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无法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且我们往往意识不到网络上的体验正在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干预------这种干预，也许像推销新产品那样平淡无害、也许像塑造政治信仰和散播仇恨一样险恶，但它确实存在、无处不在。元宇宙中的这些因素，会渗透进我们的脑袋里，影响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待人接物时的表现。

**当企业一次又一次开发新技术时，他们很少考虑，自己的产品一旦被坏人控制会怎么样。**我们已经在婴儿监视器、人工智能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反复看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元宇宙也不能幸免。不难想象，邪恶的攻击者完全可以将极端主义或者其他有毒内容，直接注入到元宇宙体验中。

我们甚至不难从已存在的数字化世界中推断出未来攻击的形态。我们已经看到，Roblox上的坏人创造出了攻击特定种族或拥有特定信仰对象的法西斯数字体验。**一旦这类倾向出现在元宇宙中，则有可能导致用户在体验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排外、霸凌、羞辱或腐败等行为。**恐怖的是，这些体验会用最有针对性的方式对你"洗脑"------包括展现最令人反感的场景、构建令人尴尬的经历、甚至是设计出堪称人生阴影的创伤性记忆，这些元素的一遍遍重复，终将塑造出一个可怕的人格。

**考虑到元宇宙的特性，这种诱导性的体验，还很可能具有高度"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会让人主动去体验而非被动受教。**到那个时候，区分真假将变得极为困难。在一个大多数事物都由外部力量合成塑造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假？当真假之间的界线如此模糊时，人们要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旦面对面的交互彻底被在线模式取代，近些年已经日趋恶化的「网络言论极端化」与「信息生态虚假化」倾向将最终不可遏制。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期待着元宇宙这个概念能够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只是，我们需要保证以正确的方式构建正确的工具、建立安全的框架，确保真正的元宇宙既安全又公平。虽然这方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仍有不少比较直接的方法值得参考。

**首先，就是借用我们研究团队在隐私领域的尝试。**为了帮助人们亲自体验到他人的经历，我们开发出一款工具，能够为每位用户启动数千个浏览器页面，并分别根据不同的角色定位，展示相应内容。通过汇总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用户们就能了解到其他人看到的网络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单是点破这里表现出的体验狭隘性本质，就足以改变很多人的惯常认知。

**在元宇宙中，我们也许可以引入一种提示机制。**如果有些人正在经历完全不同于他人的体验，那么系统应该主动发出提醒。例如，如果我的女儿看到一幅经过编辑修订的时尚广告牌，那我们两个人都会看到相应标签，提示我们两人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发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与其给这个世界加上厚厚的"滤镜"，倒不如让两个人以"透视"的方式深层共情，这样更有助于建立起同理心与情感联系。

**另一种方法，则需要投入更多研究资源：创建一个真正的元宇宙"公共广场"。**在这里，我们可以创建统一的共享空间，不再根据个人喜欢进行群体划分，这里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必须完全相同。在这个空间内，两个人拍下的画面会完全一致，不加任何滤镜。这个概念可以呈现为多种形式，但相信人与人必须要靠真实可信的共同经历，才能将内心彼此锚定于一点。这里还可以涵盖部分底层平台，帮助人们验证信息是否准确或者一致，进而调整自己对现实的认识。究其本质，这里类似于当下的应用商店平台，强制要求应用列出如何使用用户授予的各项权限。你可以相信这里的谈话对象确实是成年人、你的朋友与你看到了同样的景象，而且对方确实是你的朋友而不是AI机器人。总之，这里的现实将具有宝贵的共通性。

有了这些新型网络安全框架，我们才有资格对元宇宙及其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承诺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渴望有一天，能跟女儿一起观看奥运会比赛，然后再跟邻居们当面聊聊赛场上的精彩瞬间。遗憾的是，机器和算法既狡猾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们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它们挖好的深坑当中。

内容简介

理查德•艾尔曼是美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凭借三部重磅传记《叶芝：真人与假面》《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跻身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巨擘之列。其中，初版于1948年的《叶芝：真人与假面》是其成名作，材料丰富，功力十足，字里行间更透着一股可贵的学术朝气，是为其学问生涯奠定基调的作品，也是关于叶芝的传记类作品中获得学界一致认可的权威之作。在这本广受赞誉的文学研究经典中，艾尔曼以挥洒的文笔、广博的眼界和深厚的学养探索了大诗人叶芝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揭开了他的一张张假面——神秘学者叶芝，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叶芝，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耽于感官享受的老年叶芝。

作者简介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权威，尤其在爱尔兰文学研究方面堪称一代学术巨匠。他曾就学于耶鲁大学和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后在哈佛、耶鲁、牛津等名校任教与讲学。从1970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哥德史密斯英语文学教授，直至1984年荣休。艾尔曼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精益求精，代表作有传记《叶芝：真人与假面》《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其中《乔伊斯传》获得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王尔德传》获得1989年普利策传记奖，在西方学界备受推崇。他的其他作品还有文学评论集《川流复始》《都柏林文学四杰》等，并编有《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诺顿现代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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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井 #156510 谢谢评论！我主要还是想借「缸中之脑」引起大家对何谓真实和虚拟的思考，一些细节可能有所疏漏。

复杂一点的想法实际上我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划分本身就是不对的。

愿闻其详。我的想法是，随着虚拟现实及元宇宙的发展，如果人们呆在虚拟现实中的时间完全超过现实世界会怎样？

这句话已经表明了物质实在性，根据科学实在论，“情感”“记忆”都是物理规则的“涌现”。那么它们和物质本身一样也是实在的。

是的。不过第二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人完全可以在虚拟现实中构建违背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当TA处在虚拟现实的时间越多，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会不会更加不重要？

按我的理解，元宇宙的发展就将成为Matrix，真实和虚拟的界限进一步消弭。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WHAT is REAL？

（插一句，指责简中环境差的朋友，完全可以做些翻译工作，Solidot 和 iYouPort 应该成为榜样，DeepL翻译再润色很方便）

回过来，什么是「缸中之脑」？引用维基百科的说法：

缸中之脑（英语：Brain in a vat），又称桶中之脑（brain in a jar），是知识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

实验的基础是人所体验到的一切最终都要在大脑中转化为神经信号。假设一个疯子科学家、机器或其他任何意识将一个大脑从人体取出，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缸里维持着它的生理活性，超级计算机通过神经末梢向大脑传递和原来一样的各种神经电信号，并对于大脑发出的信号给予和平时一样的信号反馈，则大脑所体验到的世界其实是计算机制造的一种模拟现实，则此大脑能否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

这个思想实验常被引用来论证一些哲学，如知识论、怀疑论、唯我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一个简单的论证如下：因为缸中之脑和头颅中的大脑接收一模一样的信号，而且这是他唯一和环境交流的方式，从大脑中角度来说，它完全无法确定自己是颅中之脑还是缸中之脑。如果是前者，那它的想法是正确的，他确实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划船。如果是后者，那它就是错误的，它并没有在走路或划船，只是接收到了相同的电信号而已。一个大脑无法知道自己是在颅中还是缸中，因此这世间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假的、虚妄的。那么什么是真实？

「缸中之脑」引发了我的另外两个问题：

1. 大家应该都知道鲁迅的「铁屋子」隐喻，那么这个问题我就称为「快乐的铁屋子」。如果有一群人物理上存在于铁屋子，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虚拟世界，而且重点是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确实是快乐的，无忧无虑没有痛苦的。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虚拟世界中，而且你知道出铁屋子就可能会产生痛苦，那么一、你会离开铁屋子么？二、你会去告诉其他人他们只是活在虚拟世界中并叫他们离开么？

2. 如果按照「缸中之脑」的想象，那么自由意志在虚拟世界中还有意义么？所谓的物理学基本常数只不过是计算机生成宇宙的几个参数罢了，整个物质世界都是虚幻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只有人的感受、记忆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爱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

楼主写得很好，不知是小说还是个人经历？也牵动了我的心绪。

非常有趣。其实这算不算一种「反污名」策略？他们能污名「公知」，网友也能污名「伞兵」。既然如此，有没有其他「伟光正」的词语可以污名的？是否可以用「伟光正」的词语另造一套贬义的黑话系统？

内容简介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刚刚结束汹涌激荡的战后重建。此前的十多年间，日本人口激增，经济起飞，制造业繁荣发达，文学、电影等艺术文化领域一片欣欣向荣。而若是稍往后看，彼时的日本又处在经济泡沫时代的前夜，即将被卷入全球化的旋涡中。夹在其间、看似不怎么起眼的70年代，实则继承了战后之初的辉煌发展成果，又昭示了日本文化大繁荣、走向世界的进步潮流，拥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1975年，20岁出头的伊恩·布鲁玛来到了日本。他凭借过人的嗅觉，迅速发掘出70年代异彩纷呈却不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卫文化，深入到深层的角落、前沿的现场和核心的文化艺术圈：东京浅草的杂乱小巷和破败剧院、下町的文身工作室、京都的真人色情秀，还有黑泽明的电影拍摄现场、寺山修司的实验剧团、唐十郎的巡演帐篷。他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游离于戏剧、电影、摄影等领域和东京地下文化生活的边缘，好奇而冷静地观察和接触身边的一切。

离开日本数十年后，布鲁玛基于对这段亲身经历的回忆，结合长期的研究思考，敏锐犀利地捕捉到日本怀念传统又敢于革新、迷恋异邦又封闭排外、注重秩序又崇尚暴力的复杂文化气质，从时代与民族的外部描摹出一副迷人独特的日本面貌。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與《纽约书评》主编，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创造日本：1853—1964》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因其以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选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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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IYP的翻译有部分是完全一样的，看来IYP和你用了同样的翻译引擎。

内容简介

《群星灿烂的年代》是俄国作家伊·伊·巴纳耶夫的一部文学回忆录，巴纳耶夫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都在这一时期在文坛盛名远扬或崭露头角，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纳耶夫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圈子中心，同他们关系密切，十分熟悉，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交往，向我们还原了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的文坛日常，也记述了这些文学大师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

作者简介

伊·伊·巴纳耶夫（И.И.Панаев，1812—1862），俄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出版人，一八一二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但从青年时便醉心文学创作，对官场升迁毫无兴趣。一八三四年开始发表作品，为《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等杂志撰稿，一八四七年和涅克拉索夫共同接办《现代人》杂志，团结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一批优秀作家，取代《祖国纪事》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中心，代表作品有《群星灿烂的年代》《阿克特翁》《酒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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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楼上是咱们清华王国的门面代言，人称清华博士，叫博士好！

@thphd #156135 博士好，新品葱的就发江湖吧。

一个建议：网址以超链接的形式排版会更好看。如：根据这本俄罗斯书籍

Markdown语法：[这本俄罗斯书籍](http://www.hamlet.ru/?view=item&id=29655)

https://t.me/douban_read/73102

北大“我们”文学社微信公众号今天也被封禁，原因是涉嫌低俗或色情，鉴于公众号此前并无违规记录，被封原因很可能是昨日发布的文章《恋爱共和国》因涉及同性恋与身体的描写被集中举报。#阴间新闻#

有朋友能找到这篇小说么？

据说是因为这个帖子：吐槽 | 感染过新冠的不让回国了（中亚）

澳洲留学生，在中亚做研究，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昨天发了通知，不再给感染过新冠的人发绿码。乌兹别克斯坦有中亚唯一的回国航班，现在不允许中亚其他国家的人到乌兹别克斯坦转机，也不允许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公民通过第三国转机回国。

感觉这是个趋势，很可能很快“推广”到其他国家了。对了，乌兹别克斯坦人口3000万左右，日增1000个左右，和欧美比不算非常严重吧。

现在帖主销号了，内容变成「我没有造谣，我支持防疫」，楼下的回应全没了，但有备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905213112/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44943299/

@50th #156054 我没有用过，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