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分享一下最近读到的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的部分:
布罗茨基说:“**我并不号召用图书馆去取代国家,虽然我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仍不怀疑,如果我们依据统治者的阅读经验去选举我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去选举他们,这大地上也许会少一些痛苦。**我觉得,对我们命运的那些潜在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我们正应当在这一更为实用而较少玄虚的意义上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看法,或是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的观点。**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们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
“**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一种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政治体系、社会构造形式和任何一种体系一样,确切地说都是逝去时代的形式,逝去的时代总是企图把自己与当代(时常也与未来)硬捆在一起,而以语言为职业的人是最最无法忘记这一点。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