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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pdf下载

但是在道德层面似乎有欠缺（不尊重作者版权），如何协调这二者的伦理关系？

这得追溯到海盗湾的信息分享精神，甚至有倡导文件共享的组织 “Kopimism 教 ”。 Kopimism 教的教义是：文件分享行为类似一种宗教仪式，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单就图书分享来说，在我看来，图书馆的生命力比国家更为长久。或许我不能改变一个国家，但我能使一座数字图书馆变得更好。如果你相信思想是胜过子弹的，那么你也会赞同图书馆的力量能胜过军队。传播民主与自由的观念是必要的，但我更希望人们都能知道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开放数字图书馆（目前应该是Z-Library，但是知道的人太少了），并共同建设它，我愿称之为“图书馆革命”，我相信人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想要的。浏览全世界最大的开放数字图书馆，近乎于遨游天堂。

国家将会消亡，图书馆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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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pdf下载

内容简介

1787年费城 55位代表 127天辩论亲历人类首部成文宪法诞生

63万字笔记 487条注释 100页附录见证原则背后更有妥协隐忍

翻译家尹宣先生遗作暌违十年校订新版

法政学者何帆作序推荐

本书是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记录的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由著名翻译家尹宣先生翻译整理，有很高之学术价值。本书记载了1787年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录了代表们在每天会议上的发言。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代表们）在特定场景（每天不断深入的辩论）上的台词（发言）。

作者简介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制宪会议代表，拟定“弗吉尼亚方案”，勾画宪法蓝图；数次重要发言，扭转会议进程；留下详尽手稿，记录制宪历程。世称“美国宪法之父”。曾任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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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章潤指已被清華法學院革除教職　稱對將來未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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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星事件】第86天：《联合早报》《东京新闻》报道端点星案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42128?rct=world

两人面对社会矛盾，中国现在因在网上保存文字而被拘留

在一个将中国政府审查过的文章和文本从互联网上存储并公开的组织中，被北京公安人员逮捕。也是“安静而认真”。从有关人民中可以看出，尽管两者正面临着社会矛盾，但它们都参与了当局认为有问题的活动。

◆通过在线保存限制信息

陈先生和蔡先生均被拘留。根据陈先生的哥哥，33岁的陈先生的说法，两人于4月19日被拘留，并于6月12日因公共骚乱而被捕。

两名成员加入了一个名为“端点星”的小组，并在互联网上保存了有关左工人学生对工人的支持以及北京市当局对低收入者的迫害的文件。两者都是受信息控制的情况。

陈堃推测，其中包括批评中国当局对新冠状病毒的回应的报道，他推测：“从被捕之时起，新冠病毒就触发了检测。”

关于总站，兄弟俩只交换过一次单词。陈堃碰巧访问了总站站点，并找到了他弟弟的绰号。 “当我告诉他要小心时，我的兄弟只回答：“我明白。”

陈先生具有与非政府组织活动有关的经验，他说：“我认为，如果当局能够看到，则会有受到警告或威胁的危险。”但是，信息控制的严重性超出了预期。他说：“我没有想到突然被捕。”

◆“我们是否背负着我们不知道的命运？”

总站的特点是它使用了会员交换站点（SNS）“ GitHub”，该站点主要由IT工程师用来绕过中国当局的信息控制。兄弟俩还表示，他们经常就如何避免中国社会与网络法规之间的矛盾交换意见。

陈先生建议，他的弟弟是一名大学生时，他应该参加志愿者活动以支持农村地区。通过这次活动，后来同时被捕的陈先生和蔡先生见了面。

蔡先生六年前发表的文章仍然保留在网上，出现了一个遭受社会问题折磨的年轻人。 “我在想，作为一个中国的九零后，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背负了我们不知道的命运？”日期是6月4日。 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那天，寻求民主化的学生遭到压迫。文字使我们想起了贫富与互联网上信息控制之间的差距，这是基于一个在街角见到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故事。

据陈先生说，两人被拘留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拘留所。当局封锁了由该家庭委托的律师，并且未与该家庭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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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商人在大陆看守所的1983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06-mainland-hongkong-businessman-in-detention-center/

筷子和镜子都是陌生的，在连云港看守所的1983天里，林永祥与它们无缘。

这或许解释了他出狱后初次拿起筷子时手指微微颤抖，以及不时照镜子观察眉毛变白发出感慨，63岁的林永祥正在老去，而近五年半的看守所生活加深了这种印迹。

2020年6月2日，林永祥在深圳下水径的租房内等待著，香港的“家”在对岸51公里外的油麻地。窗外，低矮的平房与陈旧的高楼错落交织，倒有些像九龙的景致。林永祥拿著律师借他的苹果手机点击“互联网法庭”微信小程序，人脸识别通过后进入线上法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著江苏省最高院宣判案件二审结果。

2013年初至2014年7月间，林永祥因替印度人ANKIT销售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版“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多吉美”等抗癌药给中国大陆的五名“下线”，并从中收取3美元/瓶的服务费，被江苏省连云港警方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该案被称为连云港“药神”案。

10点40分，法官发来判决结果——林永祥、非法经营罪、刑期五年、罚金10万。林永祥说，自己可以接受“非法经营”或“走私”的事实，“毕竟这个药没有报备进关”，但他不希望这个罪名成为人生的污点。他和律师葛绍山决定，于两周内正式提出国家赔偿。

他希望能改判无罪。

2014年6月30日，林永祥从罗湖过关到深圳，办完公事后去女朋友处吃晚饭，随后被连云港警方带走调查。警方正是根据同案何永高的银行交易记录，查到“上线”是一个叫Thomas（林永祥）的香港人，为此在罗湖徘徊3个月，终于在林永祥过关后、根据他内地手机号码成功定位。

林永祥随后被警察带到罗湖区派出所进行登记，当晚在广州的旅馆停留了一夜。8名便衣警察挤在旅馆的两间房中，警察睡床上，林永祥睡地上，一只手被铐在床腿，房费和交通费全部从林永祥身上的1万元现金中扣除。

第二天，林永祥搭8小时动车到徐州，再乘2小时警车抵达连云港市新浦分局。路上，他向警方提出借手机跟家里说明情况，被警察以“你讲白话，我们听不懂”为由拒绝。逮捕告知书直到事发二十多日后才寄到香港，太太发现他失踪后，曾专门去深圳报警。

林永祥是光著脚走进看守所的，金属属于违禁品，那双镶著金属装饰的绿松石蛇皮皮鞋留在了公安局内。签字、拍照、按手印、做完各项身体检查后，林永祥领取生活用品入监，算是被正式刑事拘留了。在此后的近2000个日夜里，林永祥先后经历了无惧、希望、失望和麻木，人生从此被改写。

法官发来判决结果判决结果——非法经营罪、刑期五年、罚金10万，林永祥扶著眼镜框专注察看。摄：喻六六/端传媒

在香港哪怕被关，还有报纸看、有牛奶喝

第一次问询长达3小时，在签字确认笔录时，林永祥辩称“销售金额”没有350万这么多，他记得警察回复道：“如果你不承认销售金额数量，你不承认你是agent，你就会坐监，你承认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警察还说，随便签多少都一样，“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最多关个半年一年就出来了”。

确实，当时中国法律只定性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而进行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回到号房后，号友向他传授经验：“他们是骗你的，你千万不要信。”号友间流传著一句口号——“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不过，在看守所的前半年，林永祥一直觉得“这个事没什么”。他支付了近20万律师费，要求就是尽快取保外出，最迟12月前走完案件审理程序，回香港过春节。

林永祥从号友和管教处打听到一位叫葛绍山的律师，会见沟通十分顺利，但他担心28岁的葛绍山“关系不够硬”，于是又请了律师事务所孔祥翔主任加盟。

与律师会见时，他总是抱怨看守所环境差、没有人权，甚至向律师大谈香港司法体制的种种优势。林永祥说，香港司法一般以取保为原则，羁押是例外，但是大陆是以羁押为原则，取保候审是意外。他抱怨大陆看守所的生活环境不如香港，什么都得自己花钱买；在香港哪怕被关，还有报纸看、有牛奶喝。

2014年7月，连云港市新浦区与海州区合并，鉴于该案在当地有重大影响，且第一被告人林永祥是香港人，这起案件也由海州区检察院报请连云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向连云港市中院提起公诉。这意味著案件审理过程延长。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转折降临在林永祥身上。

2014年11月，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刑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这让林永祥的取保或缓刑诉求变得非常难，甚至可能面临重刑。

他曾认为“药品市场几乎没有输的可能”

上世纪80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林永祥从设计转行做贸易，先后在沃尔玛和卜蜂莲花担任中高层。90年代末，林永祥在亚洲金融风暴下被迫失业，于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取名得保利（Double Edge），意为“剑的两面”，“它提醒我，有些事情可能对你有利，但有时候也会对你造成伤害。”

他的公司从2011年开始接触药品生意。“只要药是好的，患者就会一直用。”林永祥说，药品市场几乎没有输的可能。

彼时在香港药房可轻易买到进口抗癌药。美国彭博新闻社2015年曾报道，香港许多药房均售有抗癌药和丙肝抗病毒药物，且患者无需出示处方。林永祥记得，如果顾客没有处方，就要先拿钱给药店，药店找供应商拿货，顾客半天后就可以拿到。内地顾客担心高价买到假货，买卖双方往往会在香港当面交易。

一河之隔的大陆，患者们也会主动联系印度人购买抗癌药。由于中国药品审评审批速度缓慢，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会出现3-5年滞后期；即便进入中国，一盒动辄上万的高价原研药也让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难以承受——彼时，多种抗癌药并未纳入医保报销。

印度人ANKIT担心药品直接运往中国会被海关查获，因此从香港卫生署网站上找到林永祥的联系方式。ANKIT提供客户信息给林永祥，林永祥在香港机场收到货后，再雇人将货运进深圳或广州，快递至全国各地的患者手中。药品从印度转香港带到内地，只需半天。

林永祥说，他认为代购印度药跟代购奶粉并无太大差别，只是超数量携带在海关被查到后，需要缴纳数倍惩罚性关税。他曾有两单货被海关截获，最终由ANKIT如约承担罚款和货价。

林永祥在给审判长写的《求情暨获轻判缓刑书》中为自己辩解：“因我是香港人，对大陆法律不了解，而且这药在印度也是有批文批号合法销售，我亦是有合法进出口药物牌照。”

根据香港法例第 60章《进出口条例》，凡将药剂制品及药物输入或输出香港，必须具备由工业贸易署签发的进口或出口证。林永祥在香港具有合法药品进出口资质，药品从印度运到香港是合法的，但涉案肿瘤药并未经过报关程序，而是通过私人带货的形式过关到深圳。

林永祥的生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能帮忙中转肿瘤药，印度人就会让他做印度药在香港的独家代理商，他就可以拿这些品种参加香港非政府的投标，在部分药品市场一家独大。

这个算盘还未打响，林永祥便已开始付出代价。

林永祥逐渐看淡，并把一切都归为因果。因他在深圳有了“桃花劫”，在道德上背叛了太太，才会遭遇看守所的劫难。摄：喻六六/端传媒

法院速记员说：“十年就十年，坐就坐吧”

听闻司法解释可能让自己面临重刑的消息后，林永祥呆坐在会见室，大脑一片空白。不过一个月前，律师还和检察官半开玩笑说，“还好，这个案子销售金额不作为量刑情节”。如今，一切乐观的假象都被推翻了。

2015年1月，一份装订工整的起诉书寄到看守所，很快就被林永祥翻烂了，已经折角脱落的A4纸上写满了他的笔记：第一，他的行为属于中转，没有实质上买卖关系，因此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列为“一号被告人”，强调自己是从犯角色；第二，他的直接“下线”是5个人，与徐州、连云港几名当事人没有关系——连云港司法机关将他列为15名当事人的上线；第三，如果案件仅针对四款涉案抗癌药，他的涉案销售金额能减少35%以上；第四，希望通过其他同案律师联系患者，像“药神”陆勇（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一样征求患者的联名信。

林永祥开始意识到案件并不简单，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辩护理由。他问其他号友借了刑法方面的书，把跟案件相关、对案件有利的内容都记下来，结合自己对于案件的理解，寄信给两位代理律师。

从收到起诉书到两次开庭结束，林永祥与葛绍山沟通最多的是法律。作为当事人，林永祥是一个得力的“法律助手”，他提出的许多法律意见确实给了葛绍山很多思路。信中的文字是焦虑的，新司法解释出台后，林永祥对案件的预期从“无罪”变成“判3年以下，最好1年到1年半”。

林永祥与同案李某的交易金额中，有30多万元是林永祥帮其代购冬虫夏草，有60万元是林永祥借钱给女朋友买房。如果这些钱能够从销售金额扣除，将会对他们减刑有重大帮助。但这也意味著，自己的婚外情将被妻女知晓。

实际上，寄到香港家中的银行卡账单早已透露了秘密，账单上有林永祥与女朋友在泰国度假时买的奢侈品，也有在深圳添置房产的首付，而法庭上的陈述不过是验证了林太太心中所想。

自此之后案件的两次开庭和取保候审，家人再没来连云港看过他。2015年，林永祥还能收到家人断断续续打来的生活费，尽管全年收到2000多元甚至不够他撑过一个季度，但至少有人牵挂。到了年底，这笔生活费来源彻底断了。

2015年12月，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后，林永祥已连续几晚睡不著，他心中有怨，几万元的关系费花出去了，孔祥翔律师预判案件会“从轻不从新”（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论《刑法》如何变更修正，一律适用行为时的旧法处断，同时就行为时之旧法与裁判时之新法较其轻重，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的轻法处断），但开庭时，审判官却说“不可能”。法院速记员说得轻松：“十年就十年，坐就坐吧”。

林永祥曾目睹身患糖尿病的室友，因不堪忍受死刑，专门订糖大量服用，最终在被执行死刑前自行结束了生命。他想到自己年近花甲，人生没有几个十年。

林永祥很喜欢这个猴子与鹿的涂鸦，并且林因个人属猴，觉得很有缘分。摄：喻六六/端传媒

“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受此苦难”

案件自2015年12月第二次开庭后陷入沉寂。

葛绍山与林永祥的见面次数也从一个月5、6次降为每月1次，大多是葛绍山会见其他当事人时顺便看下林永祥。2016年5月，连云港中院答复案件已报给最高院请示，剩下的只有等待。

现在，林永祥已被迫适应每日6点半听著号声起床、晚9点半躺在木质硬板床上，在号友的呼噜声和嘴里的大蒜味中入眠。近30平方米的号房容纳了20多位在押人员，远超15人的标准量，“牛鬼蛇神，什么都有”。管教常常训诫他们，“不管你在外面是龙是凤，进到里面都是一条虫”。

看守所遵循严格的规章秩序，每个人就像标准化的螺丝钉被打上编号，“3号”林永祥负责制作磁环线圈，捡起地上的零件并计数，经常累到直不起腰。

2017年6月，中国公安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看守所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事生产劳动。对于羁押人员来说，白天的时间变得更难打发，除了每天半小时可以放风，其余时间只能坐在木板床上发呆或闲聊，或是看书打发时间。

从外面带进来的书，有易经、佛经、英文版的圣经，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类。葛绍山了解他，“老林毕竟还是一个商人，他对于经济变化和经济学原理始终是比较感兴趣的。”

林永祥在慢慢地改变。在葛绍山的印象中，林永祥最初和他大谈香港的民主人权，后来话题焦点变成中国司法，最后开始聊佛法。

他逐渐看淡，并把一切都归为因果。因他在深圳有了“桃花劫”，在道德上背叛了太太，才会遭遇看守所的劫难，家庭支离破碎。他在写给律师和家人的信中无不提到，“这次事件，我最愧对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太太，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我尽早获得自由，使我早一日为我对不起家人的错误赎罪。”

到了2017年，林永祥已经不再追求案件轻判，而是偶尔催律师问问“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好早点去监狱里劳动减刑。2017年9月6日是太太的六十大寿，他从杂志上剪下一张老夫妻庆生的照片，蛋糕上刚好有6支蜡烛。他自认有愧于太太，将男方的面孔剪去，写下 “只有你的宽恕，我的孽劫才能到头。”

2018年上半年，恰逢葛绍山转所，中间有4个月换律师证，无法会见当事人。等到2018年6月再次见到林永祥时，葛绍山觉得他有些“关傻了”，开始聊家常，号房里新关进来了什么人，他跟谁相处得比较好。

用林永祥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已经麻木了。在他关进看守所的第三年，连云港因修建核废料处理厂引发成千上万人上街抗议。有当地人并未参与示威，仅仅将抗议视频发到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群里，就被拘留了37天。这让他感慨“言论自由何在”。

林永祥在给审判长的信中颇为激愤地说：“我林永祥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受此苦难，我有室友无驾照，醉驾把人撞死并逃脱，甚至不肯给对方赔偿，才判了3年半。另一室友共犯抢劫杀人，才判10年。我只是不熟悉中国药监法，把有疗效的肿瘤药发给中国客户，并赚取了蝇头小利。”

在看守所的见闻让他更加认识到中国与香港的司法差异。中国司法侧重“不枉不纵”，香港所属的英美司法体系偏向“疑罪从无”。按照他的理解，中国是不管有事没事，先关你30多天再查，如果30天内不起诉，司法系统没任何影响，但是你在外面做生意、打工、读书，每一样都够你受了。但在香港，证据不充分最多关人2天，从逮捕到开庭也会在几周内，不会像中国一样久拖不决。

在讲述这些个例时，他特别向记者强调，“这些内容在案件未结之前，你不要发出来，对我没有好处的。”

《我不是药神》电影剧照。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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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商人在大陆看守所的1983天

“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影响”

2018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影片中病人吃不起高价原研药，主动找商人买印度仿制药，最后商人被捕入狱的情节，引起舆论热议。葛绍山相信这部电影会对案件改判有推动作用，他买了30多张电影票请助理送到连云港市中院和检察院，都没有被收下。

令林永祥兴奋的是，案件当事人和家属联系上澎湃新闻报道此案，他向律师打听这家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期望该案经媒体报道后能够“尽快有个结果”。

在看守所的漫长岁月里，一切纸张都被林永祥用来写信，号友的换押证、号房周讲评记录、泛黄的济南三五二零工厂广告。2015年初，一封写给律师的信中，林永祥愤慨道：“如果家人和朋友知道我被判了重刑，一定会向驻北京香港办事处投诉，并向香港及中外媒体陈述我的惨况。”但实际情况是，律师多次微信联系林永祥女儿打些生活费、寄送生活用品，往往说了两句后，对方就不再回复。

2018年8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分别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林永祥获刑6年3个月。另有一人被判处缓刑，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及其家属很快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极力主张上诉，一边是劝说大家接受案件结果，好早点去监狱减刑，甚至恳请律师让林永祥撤诉。

被问及是否上诉时，林永祥不确定地望向葛绍山，葛绍山冲他轻轻点了点头，林永祥立即当庭表示上诉。

5天后，葛绍山带著刚刚写完的上诉状见林永祥。在会见中，他对葛绍山的称呼突然从“小葛”变成了“葛律师”，说自己考虑再三决定不上诉，后来又专门写信向葛绍山表达这些年的感谢。

林永祥感到为难，担心上诉会影响案件进展，也想早点去监狱减刑。上诉期将满之际，看守所的人从后往前依次确认是否上诉，林永祥是第八个，看守所的人跟他说其他同案都不上诉，别因为他一个人影响了案件进展。

葛绍山也发朋友圈感慨，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林永祥了，等到10天上诉期一过，案件判决生效，他们便会从看守所转至监狱。

几天后，葛绍山在北京的一场法学论坛上，恰好听到一位省高院法官出身的律师评述连云港“药神”案“没辩到点上”。趁著案件还在上诉期内，葛绍山决定再试试，“不管怎样，上诉状我要让老林签”。

最终，同案的何永高决定上诉，他请葛绍山转告林永祥，他的上诉状已寄往连云港中院，让林永祥一定要上诉到底。林永祥签署了上诉状，15名被告人中有7名提出上诉。

2019年5月20日，该案二审开庭。尽管事先已从律师处得知没有家人前来，林永祥仍不时往旁听席望去，期待熟悉的身影出现。当其他被告人正立做最后陈述时，他被手铐束缚住的双手努力伸向空中，不熟练的普通话回荡在法庭之上：“我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了近五年，希望法庭还我久违的正义，希望我的家人、香港媒体，不要以我为耻，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随著中国《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迎来首次全面修改，其中“进口未经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的规定，令不少因贩售国外药品而被控销售假药罪的被告人看到了希望。

不过，当葛绍山第一时间带来新《药品管理法》修订的消息时，林永祥只是淡淡说道：“我已经在里面关了5年，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对我的生意和家人造成的影响。”

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行为不再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根据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该条同时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四天后，被羁押了5年5月零5天的林永祥走出连云港看守所。

由于案件未结，林永祥暂时无法返回香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套1600元/月的主卧暂住，后搬至深圳的单身公寓。摄：喻六六/端传媒

“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离开看守所前，他把没吃完的麦片、奶粉、饼干、火腿肠分给了号友，一个多月前订的冬季号服也送了人，等待葛绍山前来办理取保手续。

五年来，林永祥和葛绍山第一次不用隔著铁栏杆见面，没有过多言语，两人相视一笑，握了握手。车沿著看守所出来的路开到一半停下，鞭炮声鸣与硝烟味儿不断，葛绍山从后备箱取出同案家属帮忙准备的鞭炮。林永祥找了块空地，将一长串鞭炮铺在地上，点燃，在一片响亮的鞭炮声中，庆祝自己重获自由。

车上，他还用记者的手机与远在香港的女儿通了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女儿正在办公室，连喊了他好几声，面露兴奋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香港，今天准备做些什么。

由于案件未结，林永祥暂时无法返回香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套1600元/月的主卧暂住，后搬至深圳的单身公寓。电话最后，林永祥特别强调请女儿说服母亲原谅他。在剩下来的有限岁月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香港好好尽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

除了在过马路时担心车辆，以及无法使用手机以外，他对城市并不陌生，他说自己现在走路轻飘飘的，声音也跟著上扬，“总体上感觉很棒，free as a bird。”

重获自由后的第一顿午饭选在了律师常去办公的一家咖啡馆，林永祥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奶茶或者咖啡？”他点了一份肥牛金针菇煲仔饭，右手拿起筷子悬在半空中颤抖，“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拿筷子”。

在看守所，塑料勺和手是吃饭的唯一工具，筷子属于违禁品。不过，没有筷子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不便，看守所里食物简单，往往是粥、馒头，配上一些简单的炒菜。遇到传统节日时，犯人们也可以掏钱买到月饼、粽子，尽管味道比不上外面，但多少为单调的羁押生活多些点缀。

记忆中，在连云港的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气温跌至0度以下，林永祥会见律师时棉外套外又套了件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看守所一般月开销1000元上下，而林永祥的月开销有时达到别人三倍，律师细问之下才知道，他手上生了冻疮，无法忍受用冷水洗衣服，就多订些食物分给号友，请他们帮忙洗衣服。

气候迥异和环境落差让他身上多个脏器出现不适，体重较入狱前跌了28斤。从看守所出来后的数周里，他因肠胃不适频繁地上厕所。如今，他的衣橱最上层摆放著不下五种止痛药和保健品，大多针对胃痛和胃粘膜保护。

出来后第一天，他疲惫却兴奋，跟律师一遍遍回忆著五年多来的点点滴滴，讨论案件的未来走向，一直聊到凌晨3点。林永祥主动提出想借葛绍山的手机看看电影《我不是药神》，看完后又翻著从公安局拿回的旧物件说是找找回忆。

在看守所，林永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过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新闻报道，睡前，他问记者借手机打给女儿问“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儿说有上千人被捕。林永祥又从电脑上看到831太子站袭击事件、理工大学冲突等影像片段。看完后，他对著一个陌生的香港沉默许久，神色凝重。

走出看守所时，林永祥斗志满满，很快吃完饭起身，指著天花板立下誓言，“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赚钱做生意、好好补偿我的家人，只要我身体还能坚持下去。”

但第二天早上，他在电视上看到“谴责暴力”的新闻，若有所思地低头叹息，“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林永祥决定至少干到70岁，把过去5年半丢下的生意和案件花销补回来。摄：喻六六/端传媒

尾声

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留给林永祥的时间不多了。他从女儿处得知，亲生弟弟3年前因脑溢血在美国逝世，而两个年纪50岁上下的生意伙伴也已不在人世。

林永祥决定至少干到70岁，把过去5年半丢下的生意和案件花销补回来。他戏称自己在看守所这些年，成功将商业人脉从华南拓展到苏北。有了一部从律师处暂借的手机后，他依次联络号房里认识的其他经济类犯罪的朋友，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房地产、水泥等生意。

药品生意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我只会在香港做药品生意”。他多次催人找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目录的英文版，并买了一些医药和面对衰老的书，说必须了解市场的行情。他已决定与人合资在连云港自贸区成立一家港资药品公司，进口高端药。他也决定等案件有结果后，重新联系ANKIT做生意，“我相当于是替ANKIT坐了5年半的牢，但是没关系，只要他再给我些生意。”

他说自己人生有三道坎需要过，第一道是从看守所走出来，第二道是与家人和解，第三道是回到香港后，将自己所见到的中国司法不公（枉判、冤判情形）写成一本书。但因为疫情，香港“封关期”延长，他的归家之路只能跟著延期。

在旅馆房间，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做的磁环线圈，小心地把这些零件放入密封塑胶袋内。记者问他：“你不打算扔掉它们，不再想起这段在看守所的岁月吗？”

“怎么可能丢掉？”林永祥反问。他说回到香港以后，要把这些彩色的零件排列成一幅画挂在墙上，提醒自己“It's the worst time of my life.”(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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