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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乔治•斯坦纳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西方人文批评的经典著作。其核心议题是语言、文学批评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其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都共有一个根本的主题——语言的生命。在斯坦纳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代表。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尤其是纳粹）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因此，在经历了种种浩劫之后，语言及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批评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又该担当何种责任？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1929 -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美国文理学院荣誉会员，曾 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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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caizi #145684 如果没有依据，揣测他人的想法我觉得比较困难。至于应对措施，同样缺乏语境，不够具体。或许更直接一点，可以问在座的各位明白人，你在想什么？
韩寒们的状态我想就是自我审查，分化和控制还谈不上。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如何克服自我审查？正好看到斯诺登的最危险的审查制度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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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提法：十年前的明白人，现在在做什么？ 接下来就可以举具体的例子了。
ONE·一个-文艺生活阅读应用，「ONE·一个」是由韩寒监制，原《独唱团》主创成员共同制作的一款文艺生活App。
高晓松：创办公益图书馆“晓书馆”，回归音乐人的身份（他首先是以《同桌的你》出名的）。
梁文道：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出版品牌「理想国」总策划人，参与了「理想国译丛」，「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还有App「看理想」。
伊险峰：《好奇心日报》创办者，现在创办了文学杂志《小鸟文学》。
知识分子不向公众说话了，但还可以通过教育（教书）和出版来迂回，可以回归文学和艺术（这是小众的）。当极权盛行的时候，地下文学也在生长，当语言不能直接表达的时候，文学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别忘了哈维尔首先是一个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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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145578 实际上是有个叫常博洋的人写的，似乎他亲自把书传到了libgen，还留下了一句
老子我可不能被白白关十年啊
btw，消老师可以前往Zlib的此书评论区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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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苹果日报停刊后，就有连登用户开始 备份计划，并随后在 GitHub 上公开（appledailybackup/appledaily-archive-directory）。
昨日（28日），RTHK 香港电台节目《自由风自由Phone》主持人 区家麟 在节目中 表示 被通知不再主持节目。话题涵盖哲学、历史、社科、文学、自然科学的《五夜讲场》系列节目，3 月底被暂停制作，等待审批通过，而主持人梁启智再昨日在 Facebook 上 透露 节目将终止，消息 仍待 正式确认。连登上随即有用户 发起 香港电台的备份项目（RTHK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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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很多著作都談論過毛澤東在權力如日中天時黨內外對他的崇拜，卻還沒有一本專著系統地探討這種「崇拜毛」的現象及其本質。本書即是該領域研究的開山之作。
作者收集了大量機密檔案文獻、大小物證、政治傳單等，在扎實史實基礎之上，指出對毛的崇拜不同於以往的皇帝崇拜，而是現代特有的統治工具，並層層分析了其背後邏輯和理性操作。研究集中於探討對毛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不僅引人入勝地重現了狂熱荒誕的歷史現場和細節，更敏銳地發掘出在瘋狂異化的表象背後，這種崇拜所具有的工具性、現代性與政治性。
本書為理解文革乃至中國的未來，提供了獨到且富有洞見的角度，因為書中所討論的崇拜現象及邏輯，在今日中國仍然沒有走遠。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
德國弗萊堡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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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Twitter网友George's dinosaur【成功偷渡美国全程记录】
https://threadreaderapp.com/thread/1408318214342275073.html
ps:图片转文字站长有什么好工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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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才发了治理加密货币乱象，还有支付宝发布“NFT”版付款码皮肤，闲鱼炒作后下架了所有NFT相关商品与服务。总之他们对加密货币是害怕得很。
到底是谁「令人作呕且违背人类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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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益唐宁可在Subway打工也不愿回国。
张益唐这样回答：“世俗压力太大了，你躲不开的，你要不出论文，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可以沉住气，我不要这些东西，但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不答应，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欣赏美国的地方是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在美国我还是我，但回了中国我就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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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语录闪过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龙应台（中国，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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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SpeechFreedomCN/status/1408724008271454208
《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期的大量删除文书事件。记者联系了中国十余家法院，以我过去推文中的网页截图询问这些对应判决书的情况，多数法院并未回应，有两家回答道：“这些案件是真实的，但是出于工作机密原因下架了，没必要向你解释具体原因“。
图中这个人是董泽华，这是他在2019年六四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也正是他被判刑的原因，和他一起因同样事情入狱的，还有原帅，不过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二人并不是事先商量好了一同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而是到了之后才发现的同道中人。董泽华和原帅的案件：
2019年6月4日，即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纪念日，来自陕西和内蒙古的民主人士董泽华与原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穿着有“敏感标志”的T恤拍照传到网络，并就”敏感话题“采访询问广场上的外国人，被分别判刑七个月和六个月。#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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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408685660358295554
就在国际社会重提追溯病毒源头之际，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端点星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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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623-opinion-apple-daily/
Jun 23, 2021 • 谢梓枫
「《苹果》终章带来的，是主流报章的论述广度向中间温和取态的猛然收窄，政治异见被拒诸公共舆论之外。」
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生效，《苹果日报》印刷中，头版标题为"恶法生效 两制盖棺"。摄：Vincent Yu/AP/达志影像
2021年6月23日，壹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布，《苹果日报》的印刷版不迟于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也不迟于同日晚11点59分停用。但随后《苹果日报》最新消息指，决定今日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明日（24日）将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也将于当日午夜后停止更新。
在国安法正式落地之前，《苹果》于2020年6月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终章》。特刊虽流露《苹果》内部对前景、对存续的忧虑，但仍以坚持、希望为特刊基调。打压接踵而来。去年8月10日，《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至今还柙，不准保释。同日，大批警察进入《苹果》所在的壹传媒大楼搜捕。今年6月17日，《苹果》再被搜捕，包括总编辑罗伟光在内的5名高层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集团三间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新闻材料被警方检取。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被捕新闻工作者为"罪犯"，社会需要区分这次"刑事串谋"与"正常新闻工作"，与"罪犯"划清界线。今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笔名为"李平"的《苹果日报》社论主笔。
政府的说法企图将《苹果》塑造成新闻界的害群之马，实质却是骑劫了对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定义权。26年来，《苹果》的新闻操作纵有争议，亦属新闻自由范围之内，应由社会自行辩论修正。政府只因新闻工作者的本业------出版文章、针砭时弊、提出倡议------便对其罗织罪名，更尝试把他们从正常新闻工作中切割，是混淆视听，也掩饰了公权力整治新闻界的意图。《苹果》员工在连串政治打压下，仍坚守岗位，出版至最后一刻，著实捍卫了《苹果》的新闻理念和专业。
《苹果》的终结意味著什么？回顾《苹果》自1995年创办至今，它是香港首份全彩报纸，也是现存惟一一份会高调作出政治异议的报纸。《苹果》曾引起同业争相仿效的"苹果化"现象，早期靠著娱乐情色的内容实现商业奇迹，现在则以不畏强权的姿态争取到市民认同，成为香港公信力排名第三的报章。《苹果》终章带来的，是主流报章的论述广度向中间温和取态的猛然收窄，政治异见被拒诸公共舆论之外。
创刊当日，《苹果》销量达到20万份，在短期内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日报》。高峰期，《苹果》日销量接近50万份⋯⋯决定这一场豪赌的，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1995年6月20日，《苹果》创刊，旋即取得商业成功，彻底改变香港的报业生态。当时香港报章仍以黑白印刷，报界共识每份报章定价5元。《苹果》不单打破市场共识，以2元发售，采用全彩色印刷，排版使用大量图片，在报纸档上另树一帜。全彩印刷需要庞大的资本，以支撑美术及印刷机器的费用，而《苹果》售价却低于市场价格，意味著这是一场不惜成本的豪赌，旨在抢夺读者。结果，创刊当日，《苹果》销量达到20万份，在短期内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日报》。高峰期，《苹果》日销量接近50万份。
1995年11月3日，《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长沙湾道的办公室外骑著突发记者常用的采访电单车。摄：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决定这一场豪赌的，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据《苹果》第一任副社长曾渊沧忆述，黎智英当年投放七亿元创办《苹果》，如果一年内没成绩，便会果断放弃。与当时文人办报的风气不同，黎智英早年从商，创办成衣集团佐丹奴，1990年创办壹传媒集团及《壹周刊》，开始专注传媒事业。黎智英的商人触觉，以及他视《苹果》为一盘生意的市场主导思维，促使《苹果》作出大量有别于同业行规，甚至是挑战媒体底线的尝试。除了在营销上割价销售，触发报章减价战，《苹果》的市场导向亦体现在编采内容上。
《苹果》揉合精英报章的政治、文艺内容及小报的娱乐、马经、波经，用传播学者李金铨的讲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体"⋯⋯本地及台湾学者均以"苹果化"形容当时《苹果》为两地报界带来的特殊影响。
草创阶段，《苹果》奉行以读者喜好决定新闻内容的方针，尤以突发新闻及娱乐版招徕读者。在报导手法上，《苹果》依赖读者爆料，取得独家题材；又引入"狗仔队"，曝光艺人私生活，以明星的艳史轶闻吸引读者。在选材用字上，《苹果》内容有大量煽情、轰动元素，性别意识尤其受人非议，即使在报导严肃新闻时，亦往往配上夸张的标题，通俗的书写。《苹果》的做法游走于社会道德及传媒伦理的灰色地带，以另类、可议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备受争议的同时，《苹果》畅销，亦引来同业仿效。
站稳阵脚后，《苹果》的内容变得更多元化，包罗万象。一方面，《苹果》新闻娱乐化，报导腥色奇情故事，甚至有"豪情版"及"夜生活版"，提供召妓指南（按：豪情及夜生活两版于2012年停刊）。另一方面，《苹果》生产监察权贵的调查报导，如1999年调查时任税务局局长黄河生利益冲突、2000年调查民建联程介南受贿行私；又刊载董桥、梁文道等文人知识份子的文章。《苹果》揉合精英报章的政治、文艺内容及小报的娱乐、马经、波经，用传播学者李金铨的讲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体"。《苹果》似乎什么都有，不同阶层的市民都可找到喜欢的内容，这为《苹果》建立了广大的读者基础。
《苹果》商业上的成功为香港报界带来激烈的竞争，当时不少报章、周刊改革新闻编采、排版，都带有《苹果》的影子。2001年，《苹果》开拓台湾市场，亦牵动《联合报》、《自由时报》等传统报章改革。本地及台湾学者均以"苹果化"形容当时《苹果》为两地报界带来的特殊影响。这是《苹果》早期的故事。
2020年8月11日，被搜查后发行的首批《苹果日报》印好，送到报纸档贩售。摄：林振东/端传媒
《苹果》是一盘成功的生意，是"市场导向"报章的案例，但黎智英办报，意图并不止于此。
黎智英在思想上自我定义为右派，青年时期受海耶克（哈耶克）的自由经济学说启蒙，政治立场坚定反共，近年来以个人身份积极参与香港民主运动，支持香港民主化。在1995年创办《苹果》时，黎智英已希望打造一份不畏强权、支持民主、属于香港的报章。
殖民管治末期，香港社会对"九七回归"人心惶惶，要求民主化的声音日渐殷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改革选举制度，增加民选成份，公民社会发展亦越来越蓬勃。其时香港民主运动方兴未艾，《苹果》以鲜明的支持民主的立场创办，成为了民主派在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
这却使《苹果》在香港报业成为异数。据政治学者马岳的分析，回归前，中国政府已积极笼络香港传媒，期望淡化传媒对中共和回归的批判态度。八十年代，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向不少传媒大亨抛橄榄枝，拉笼大众媒体老板及高层进入中国的政治吸纳机制。相关统战工作虽因八九民运而起波澜，但中央政府对传媒的收编、整治一直持续至今，并且行之有效。
《苹果》的政治批判性对香港新闻界、公众知情权、以及香港民主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与政治收编并行的，是传媒承受经济压力，在态度及内容上不得不向中国靠拢。主权移交前后，随著香港经济与中国日渐交织，中资企业在香港影响力增加，香港商界整体亦需依赖中国市场。为免刺激中国政府，商界在投放广告时会避免对中国"不友好"的传媒。这变相令依赖广告收入的传媒，在政治上须要趋向谨慎、保守。
而《苹果》一直保持支持民主、批判中共的取态，既因为黎智英本人贯彻的立场，也因为《苹果》早年的商业成功和读者基础，足以支撑报章存续。在香港报章的政治光谱中，《苹果》单独立在亲民主、立场批判的一端，维持了主流报章上的论述广度，保留了香港报章中政治批判的声音。
2003年7月1日，50万人游行抗议23条立法，游行人士不少都手持《苹果日报》的海报上街。摄：Kin Cheung/Reuters/达志影像
《苹果》的政治批判性对香港新闻界、公众知情权、以及香港民主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在香港新闻界，虽然上述政治经济结构对传媒取态造成影响，但在《港区国安法》落地以前，有形的打压是罕见的。权力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往往透过传媒自我审查而实现。本地学者在分析传媒自我审查现象时，多指出前线新闻工作者对自我审查现象有敏感度，亦会作出抵抗，而《苹果》对香港新闻界抵抗自我审查有重要角色。
但作为市场上最敢言的报章，《苹果》的存在试探著权力对政治批评的包容底线，为同业拉阔了政治批评的空间。
《苹果》在编采和社论上有自身的考量，例如避免直接评论国家领导人、谈论台独等敏感议题等，但作为市场上最敢言的报章，《苹果》的存在试探著权力对政治批评的包容底线，为同业拉阔了政治批评的空间。同样道理，一些由《苹果》率先报导的政治社会议题，容让其他报章以跟进的方式报导，减轻了其他新闻工作者报导敏感议题时承受的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对公众知情权来说，《苹果》多年来的调查报导揭发不少关系公众利益的社会议题。近年重要的例子是2018年的沙中线工程问题，《苹果》调查发现工程出现偷工减料情况，揭发港铁在监督、验收工程机制上有所纰漏。报导引起多间媒体跟进报导，后续的舆论压力促使了政府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导对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苹果》以外，《明报》、有线电视《新闻刺针》及港台《鉴锵集》等，都是本地社会重要的调查报导平台。惟在国安法施行的当下，《新闻刺针》在有线高层变动后全组被裁，《鉴锵集》则多次被港台抽起。虽然部份调查报导资源及人才流向网媒，但《苹果》作为主流传媒，其调查报导的影响力亦相对更大，是本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公器。
除了《苹果》以外，《明报》、有线电视《新闻刺针》及港台《鉴锵集》等，都是本地社会重要的调查报导平台。惟在国安法施行的当下，《新闻刺针》在有线高层变动后全组被裁，《鉴锵集》则多次被港台抽起。
在狭义的传媒功能之外，《苹果》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主，也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舆论阵地，甚至发挥动员功能。每年六四，《苹果》以头版刊登维园悼念八九民运集会的烛光照片，承载并延续了香港社会对六四的集体回忆。到了七一游行当日，《苹果》头版往往配上大字标题"维园见"，则是对民主派支持者的动员呼吁。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苹果》均直接将自身支持运动的立场用作新闻标题。
若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看，这种将大众传媒与政治运动连结的作法，可被诟病，但这就是《苹果》的新闻理念------结合民主诉求及新闻价值，以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
上图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的"市民对传媒公信力"追踪调查，记录了自回归到2019年香港市民对不同传媒机构公信力的评分。公信力是传媒的无形资产，也是销量以外，衡量传媒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公信力越高，反映市民更愿意相信该传媒能反映现实，提供可信的信息。
这图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09年以后，几乎全部报章公信力评分均向下跌，整个报业的公信力开始滑落。其次，2013年以后，《苹果》是惟一一份公信力上升的报章，而且一枝独秀，由尾三攀升至第三，在2019年的公信力仅低于《南华早报》及《明报》。
这个追踪调查没有包含其他变量，难以明确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变化。但若单从转变发生的时间点来看，我们已可以有一些初步解读。首先，在2009年开始的报章公信力下跌趋势，很可能反映了香港社会开始进入过去十年社会政治动荡的征兆。九七回归后，香港平稳过渡，在千禧后的十年间，除了零三七一、反国教运动，社会几乎没有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二千年代也是中港关系相对良好的时期，中国政府落实CEPA，中港经济紧密扣连，同时香港市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持续上升，在零八年到达顶点，之后开始下滑。
进入2010年代，一国两制下的政治社会矛盾开始浮现，香港社会先后经历反国教运动（2012年）、雨伞运动（2014年）及反修例运动（2019年）等重大政治事件。此外，中港文化冲突、两地市民摩擦加剧，香港社会本身也进入政治两极化、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竞争消长的时期。政治两极化下，传媒报导及取态自然受到影响，各报章难以维持客观中立的姿态，说服一种政治立场的同时，往往得失另一群读者，整体公信力由是下降。在政治动荡时期，社会共识出现裂缝，当公共本身已摇摇欲坠，传媒难以维持广大读者心中的公信力，情况并不罕见。
政治两极化下，传媒报导及取态自然受到影响，各报章难以维持客观中立的姿态，说服一种政治立场的同时，往往得失另一群读者，整体公信力由是下降。
但是，为什么《苹果》在2013年以后，公信力反而持续上升？2013年后的两次调查分别于2016年，即后雨伞时期，及2019年8月，反修例运动期间进行。作为政治立场鲜明的报章，《苹果》在政治动荡时期反而收获市民肯定，反映了市民越来越认同《苹果》作为惟一会高调刊登政治异议的报章在香港社会的价值。由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年市民普遍感到新闻自由转差，传媒被政府操控及自我审查的情况加剧。同时，市民对政治前景、法治、自由的各项评分指标亦一并下跌，反映市民普遍感到香港社会状况恶化。在这背景下，《苹果》一贯敢言、拒绝自我审查的报格，使它成为市民认为相对公正可信的信息来源。
2021年6月19日﹐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社民连在法院外声援。摄：林振东/端传媒
值得指出的是，若以绝对标准而言，《苹果》的公信力并不高，2019年的评分甚至低于回归时期。但是，政治动荡时期的公信力评分不能与昔日相对承平的时代直接相比。更重要的是，报章公信力是相对的，在各份报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际，《苹果》却逆转行业跌势，这已足够显示市民的认同和选择。
报章公信力是相对的，在各份报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际，《苹果》却逆转行业跌势，这已足够显示市民的认同和选择。
这份认同和选择所蕴含的，已远超对一间报馆的支持。踏入2020年代，香港社会正站在历史分水岭，政权明目张胆地改写香港社会依赖的法则与规范，立法会、公民参政权、游行权、民间结社、传媒、教育⋯⋯层层制度被松动重构，昔日香港公民社会的根基，自由的空间，急遽崩塌瓦解，而香港社会犹有负隅顽抗的努力。广大市民选择认同《苹果》------并非无视《苹果》的各种问题------既是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空间，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情况有如《苹果》两度被搜，翌日市民便以赚买《苹果》作为政治反抗的行动。在去年8月10日及今年6月17日，《苹果》两度被警方国安处搜查，高层被捕。翌日，《苹果》均印刷逾50万份报纸，有市民从凌晨起排队，有人购买多份让他人取阅，社区及网络充满"哪家便利店可以买到《苹果》？"的情报交流。购买报纸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动------不知道《苹果》还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买报纸会不会犯法，但只要能买，都会去买。
购买报纸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动------不知道《苹果》还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买报纸会不会犯法，但只要能买，都会去买。
香港市民以集体行动抗议政权打压《苹果》，也展示了对《苹果》，作为仅存的异议报章的珍重。
实际上，时至今日，全球报业均面对网络转型的难题，《苹果》亦早陷入经营困难，收入从1999年的21亿元跌至2019年的13亿元。实体报章的商品性质殆尽，《苹果》在2008年开始积极转型，发展网络，推出"苹果动新闻"，又于2019年推出会员订阅制，至今累积超过60万付费会员，但近年《苹果》未能达到收支平衡，存续危机早已浮现。
商界的取态亦加深这一危机。《苹果》早期依赖庞大读者基础，即使受到部份亲中资本的杯葛，仍能吸引足够的广告收入。但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本地银行界及商界亦开始抽起在《苹果》刊登的广告，网络广告收入又被Facebook及Google等平台垄断，广告收入萎缩，无法有效盈利。
近年《苹果》未能达到收支平衡，存续危机早已浮现。如今，政治打压成为了压垮《苹果》的最后一根芦苇草。
如今，政治打压成为了压垮《苹果》的最后一根芦苇草。在商业层面，政府冻结了黎智英持有的壹传媒股份，以及壹传媒旗下《苹果》的日报、印刷、互联网三间公司的资产。在营运层面，集团老板黎智英、行政总裁张剑雄、总编辑罗伟光等高层先后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在《苹果》工作俨然已存在违法的风险。
2020年12月31日，黎智英由终审法院还押候审。 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及《港区国安法》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周在高等法院获准保释，惟律政司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并且申请在等候上诉许可期间再次羁押黎智英。摄：陈焯煇/端传媒
即便如此，《苹果》没有改变其政治立场，支持民主的态度和语言仍然鲜明。面对公司领头人逐一被捕，集团资产被冻结，员工仍坚持《苹果》如常出版。部份报章对《苹果》的处境幸灾乐祸，亲建制媒体为政府行动呐喊助威，其他媒体也须在政治漩涡之中揣摩自身定位及空间。当大部份大众传媒因自我审查或人事变迁，在政治上变得保守，更突显出《苹果》作为政治异议报章，在香港社会的独特性。
某程度上来说，《苹果》并没有改变，只是置身变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时期被突显出来。
某程度上来说，《苹果》并没有改变，只是置身变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时期被突显出来。它仍然是一份市场主导的报章，是一盘追逐盈利的生意，但《苹果》无法复制早年的商业奇迹。它仍然是打出民主、反共旗号的《苹果》，其政治异议性质却因应时局发展而变得更加珍稀。
笔者去年有机会与《苹果》员工讨论当前的传媒生态。受访对象说，知道《苹果》有灭亡的一日，但这份报章能多印刷一天便是一天，相比以往追逐点击的文化，《苹果》上下更在乎对香港社会的责任。在存亡之秋，《苹果》以保存异见的社会责任为先。
《苹果》终结，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舆论空间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
《苹果》终结，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舆论空间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剩下的主流报章立场普遍由建制到温和，而同时公权力亦透过打压《苹果》，制造二元对立，诱发自我审查。传统报章还能否盛载政治异议？答案成疑。
政治异议须另觅发表途径，不外乎迁移往网络及海外。事实上，香港网络上的政治异议，早已透过个人博客及网上论坛互相碰撞，形成分众的政治场域，敢为人先的网络媒体如《立场新闻》、《众新闻》、《独媒》等也依然据守批判光谱。2019年以后，人数渐增的流亡及离散者，将政治异议带往海外，寻觅空间，并继续透过网络与本地连结，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但必须正视的是，在传统定义下的公共舆论里，《苹果》是香港最后的异议报章。而今，异议声音虽然走向网络与海外，分散的言论纽带或难以被政权触及，也未必能再现如《苹果》的在地影响力。
惟众人心中皆有批判意志，当不致在大浪中沉没。
（谢梓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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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讽今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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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艾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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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世界正陷在一战的深渊中，上百万人命丧沙场，无数人员和物资被从世界各地送往前线。战争动摇了亚欧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革命的危机困扰着大半个世界。而在这动荡的表面下，一场更深层、更持久的权力转移大戏正逐渐拉开序幕，并持续塑造着今日的世界格局：自1916年起，美国开始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
在一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本书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试图从新的视角回答：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缘何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为何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美国参战到全球金融危机，亚当·图兹描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重塑世界的过程。通过追溯各国如何适应美国中心的新格局，以及如何滑向法西斯主义。本书对当今世界秩序起源的论述，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亚当·图兹（Adam Tooze）
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兴趣为20世纪经济史和当代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代表作《毁灭的代价》获沃尔夫森历史图书奖和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滔天洪水》获 《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年度好书、2015年度《洛杉矶时报》历史类图书奖，《崩盘》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纽约时报》2018年度好书等荣誉。2019年入选《外交政策》杂志 “十年来全球百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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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开放互联网作为民主化的开端，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未知数。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真的是战狼么？我持怀疑态度。民族主义是对抗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想把民族主义的矛头对准现在的当局我觉得很难，反而容易遭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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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更抽象，但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教人们如何发声。他们到哈萨克斯坦各地，包括穷乡僻壤，找到那些亲人被拘禁的人，教他们发出呼吁和请愿，告诉他们“你可以做视频请愿，可以向外交部请愿，可以去改变现状，你不必接受事实然后叹气‘哎，该怎么办？’”……受害者不知道这些能做到。因为住在那里的人不熟悉社交媒体，不熟悉外国记者，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不知道行动是不是有用，Atajurt 就对他们说“是的，行动有用！”
本次故事的讲述者是Gene Bunin，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学生。新疆剧变的前夕，他恰好正在那里做研究。于是他与其他勇敢且有责任心的青年学者一样，开始致力于收集、验证和传播新疆所发生的事实。他所创办的追求学术中立目的的新疆受害者资料库，至今仍是相关内容的最重要一手来源，Twitter上的Xinjiang Victim Database账号就是他本人在运营，至今仍不断更新。本文是对他在YouTube上讲述Atajurt以及其各位创办者的视频的转录，中文翻译由@huma 和她的丈夫翻译，原文发表在Gene Bunin本人的Facebook上
原视频发布于2019年3月，这些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Serikjan Bilash已经流亡到了美国，Atajurt收集证言以及营救受害者的工作基本已经完全停止。
youtu.be/Ao1keGNxl1w大家好。我叫斌吉恩 (Gene Bunin)。现在是晚上 11:07，11:08 了，我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身体健康，我正在录制这个视频，这是我自愿的（不管那些个西方媒体会怎么说）。
首先，我解释一下录制这个视频的原因，这对我来说并不寻常。我的读者或者熟悉我所做的事情的人可能知道，我不是那种会录视频的人，我只写作。我更愿意用写作来表达。所以这次会是一个例外。这是我第一次做视频声明（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是为了说明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志愿者组织 Atajurt 的领导人 Serikjan Bilash 被逮捕了。
我就不补充太多细节了。如果你查一查新闻，或用 Google 搜索「哈萨克斯坦活动家」，你就会得到所有的信息，媒体对这件事做了很好的报道。大概一周前，一些可疑的陌生人来到 Atajurt 位于阿拉木图的办公室，志愿者们因此感到不安。当天，Serikjan 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晚上住在了一家酒店。那是一个不错的酒店，但到了半夜，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闯入他的房间，连夜带他飞越整个哈萨克斯坦到了阿斯塔纳，经过一些非常潦草的手续，他被软禁了。Serikjan 被指控「极端主义」「号召圣战」等等。我稍后会详细回应这些指控。
这个视频的目的不是新闻更新，我是想通过这个视频表达我的请求。我将尝试解释：为什么对于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侵犯暴行，不夸张地说，Atajurt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团体，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因为目前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他们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我用视频的方式来声明，因为用文字可能无法做到充分表达。我当然也可以写文章，但是你就不能通过视频看到活泼的我了。
这个视频中，接下来我要做三件事。一个是我想快速概括一下整个新疆的现状。从 2016 年末开始，很多人经历了巨大的变故。我将回顾整个事件，作为背景信息，帮助说明 Atajurt 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Serikjan Bilash 在何时介入，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
然后我会详细介绍 Atajurt。基于我和他们的接触，以及一位创始人的讲述，谈谈他们的历史，他们是如何成立的。我是从去年 6 月或 7 月了解到这个团体，一直在与他们密切合作，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所有的「秘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所有这些项目的，但我仍然对他们有很多了解，我可以给出有价值的观点。我还将通过回顾他们迄今为止所做过的事情来说明他们为什么重要，他们真的做了非常多。很多人都不知道到他们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简直到了神奇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 Atajurt 如此特殊。尤其考虑到这些参与者都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在哈萨克斯坦这么一个相当专制的国家运作，并完成了这么多工作，这是相当惊人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二部分。
最后我想谈谈 Serikjan。我们是从去年六七月份认识的，他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但至少是很好的朋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聊天。当然，他也是和我一起反对现在在新疆发生暴行的盟友。所以，我想谈谈他，我不是要评判他什么，我会讲讲我对他的印象，包括我认为可能是他的不那么好的方面（你知道，谁都会有）和我认为非常好、令人钦佩的方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所以你会很容易爱他或恨他，或爱恨交加。
接下来我对新疆的事情做一个很快速的回顾。包括自陈全国主政以来，新疆发生的事情，以及 Atajurt 和哈萨克斯坦是如何介入这些事情的。我可以把整个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或者可能可以说是六个形态。
首先是「前陈全国时期」。在他来之前，也就是在 2016 年秋季之前。新疆的情况可以说是「准正常」，重复一遍，「准正常」。那时候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但至少那时没有人被关在拘禁营里。我可以还算自由地和维吾尔族朋友交谈。很多时候，外人还可以和维吾尔朋友住在一起，这在陈全国主政之后很快就变得不可能了。
在他上台之后，从 2016 年秋天到 2017 年春天，这段是「收回护照」时期，这个阶段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础。陈全国主政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收每个人的护照，导致那些通常可以离开新疆的人再也不能离开了。接着，新疆招聘了非常多警察，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走到哪里都是警察和监控摄像头，到了荒诞的地步。
上一个阶段大致到 2017 年春，从 2017 年春季到 2017 年秋季这半年，政府发起了「闪电战」。这个阶段开始有人被拘禁，大量的人开始被投入拘禁营。同时，很多人都还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很多在新疆生活的人，或者在新疆有亲友的人。即使我们感觉似乎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很难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即便是当地人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很多人会想「好吧，有人被拘留了，这可能是暂时的，也许是某种严打，官方会把一些人拘留几个月，然后放掉」。而事实证明，很多那时被拘禁的人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释放，甚至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拘禁中死去。大体上，那时也没有很多新闻报道，这段时期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所以直到 2017 年秋天，我们，包括外界，并不真正知道在新疆发生了什么。即使我们这些熟悉新疆的人，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然后，从 2017 年秋到 2018 年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有新闻报道了。我为这个视频做了一些准备，老高科技了，打印了一些新闻稿出来。接下来我会快速介绍一些媒体报道，这些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报道。这个时间节点是 2017 年秋到 2018 年春，差不多是陈全国上台后整整一年，大规模拘禁开始后的半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终于开始看到有媒体关注新疆的事。
这个阶段的一些好文章包括，第一个，我强烈推荐，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是环球邮报 Nathan VanderKlippe 所写的，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关于当时新疆状况的全面报道。作者写到了拘禁营，描述了 2017 年下半年新疆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在 2017 年 9 月发表的，强烈推荐。
接下来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由 Megha Rajagopalan 撰写（虽然她现在写了至少三篇关于新疆的非常好的文章，但我还是念不对她的姓）。虽然 Nathan 的文章也都提及了这篇文章里的要点，但这篇对喀什的观察非常细致，也提到了拘禁营，并且还观察到了当时人们被严密监控的情况，社会上的恐惧情绪，等等。
还有英国《金融时报》的 Emily Feng 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前两篇类似的信息，但文章还提到了新的拘禁营以及人们被拘禁的情况，作者写道，几乎她所访谈过的所有人都有亲戚在拘禁营，可以说明拘禁的规模已经非常大。
到 2018 年初，关于此事的学术报告开始出现。首先是 Adrian Zenz 撰写的这篇优秀论文，以及他的其他研究。他通过财务的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和拘禁营系统，并找到多项证据证明存在关于建造拘禁营的政府招标。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接下来是一个《外交政策》的报道，这个很巧。这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他在 2017 年初回到中国，在北京被警方控制，被一路带到新疆。他没进拘禁营，是在看守所。但这个个案让外界看到状况已经荒诞至此，可以想见新疆的大环境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虽然这个报道跟拘禁营没什么关系。
上述这些文章就可以大致呈现当时新疆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是 2018 年秋季开始的半年，在这个阶段，拘禁营的事情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这也是 Atajurt 开始发挥作用的阶段，我将在后面提到。
对这个阶段，我选了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第一个是来自美联社的，传播很广的一篇，主要讲述了 Omirbek Ali 和 Kairat Samarkand 的经历。他们都是哈萨克人，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回新疆后被拘禁。
接下来是 Sairagul Sauytbai 的故事。她曾在其中一个营里担任讲师，她曾经是一名幼儿园经理，或者是一名教师（我有点记不清了）。她被迫去了营里教书，后来设法偷渡到了哈萨克斯坦。法庭审理了她的案子，决定是否将她引渡回中国（视频中口误说成了哈萨克斯坦），最终她没有被引渡。这篇文章来自《华盛顿邮报》的 Emily Rauhala（她的名字我也可能念错了），这一篇不仅报道了 Sairagul Sauytbai 的庭审，还有另外两名被拘禁过的幸存者 Orynbek Koksebek 和 Amanzhan Seiituly 的证词。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有了四名被拘禁过的幸存者的故事。他们全部来自哈萨克斯坦，都是哈萨克斯坦公民，他们在返回新疆、或者说是「去中国」时被拘留。他们讲述了拘禁营的情况，尤其指出那些「营」不是学校，更不是「寄宿学校」，实际上几乎是监狱般的拘禁营。
最后，有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我鼓励大家阅读，由人权观察发布的，这个报告题为《根除意识形态病毒》。这个报告也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密切。你会发现它的大多数信息来自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关于拘禁营的情况。报告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拘禁营的情况。
回到时间线，从 2018 年春季到 2018 年秋季。到去年秋天，我们已经可以在报道中了解到到拘禁营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再是无知的了。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信息，不仅仅是通过去新疆观察获得的信息，我们还通过幸存者了解到拘禁营内部的情况，即便当时政府还否认其存在，或称之为「职业培训学校」。
现在我们进入第六个阶段，也就是当前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很快也会结束。从去年秋天到现在，这实际上是行动的阶段。当我们掌握足够的信息了，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中国施压，很多人开始采取行动。行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政府机构，像联合国，这个阶段联合国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暴行。而现在新疆问题并没有像以前冷清，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新疆的文章在各处发表。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维权行动更加活跃了。这体现在 Atajurt 扩张上，证词越来越多，故事也越来越多，视频也越来越多。我自己的项目 shahit.biz 在 2018 年秋天上线，现在我们正在收集证词，记录新疆的所有受害者。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在举办研讨、座谈，人们聚集在一起，把情况讲出来，撰写请愿书。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回应所有这些压力时做出让步，将其「教育培训中心」「开放」给「外国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来访问，虽然不能独立采访，但仍然比什么都没有强一些。中国官方已经开始让一些人，尤其是哈萨克人， 离开拘禁营，甚至回到哈萨克斯坦。
所以，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所有这些压力、人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产生了一些效果。但眼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还要继续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加重吗？又或者，中国会不会实际上消灭抗议的声音，并继续大力进行「反宣传」、「反公关」活动，进而实质上抵消我们迄今为止的进展？
「现在怎么办」这个问题先放下不谈。因为我谈到的过去这两个阶段里，首先是对拘禁营的报道，在那之后越来越多切实的行动，很多都是 Atajurt（现在我谈到 Atajurt 啦）肩负起责任来做的。 如果现在 Atajurt 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说它无法继续存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体，可以如此响亮、如此有效地发声，反对中国发生的事态，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能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吗？或者说，我们是否会蒙受重大损失？我最后还会再谈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我终于真的要谈谈 Atajurt 了。
Atajurt 是什么？这里我来简要介绍一下 Atajurt 的历史。它的起点是这三个哥们儿......其实，我确切地知道一开始是这两个哥们儿。（Kidirali 和Serikjan，不过可能一开始只有 Kidirali。）我觉得这个人（Kairat）也在里面。这是 Serikjan Bilash，这是Kairat Baitolla，这是 Kidirali Oraz。Kidirali 已经不参与 Atajurt 了，但 Serikjan 我们都知道，新闻里一直报道的就是他，而 Kairat 是主要的助手之一。这个团体一开始规模很小，后来规模变得相当大。这些人并不都是组织的成员，只是拍照片的那天他们很忙碌。里面有志愿者，也有受害者的亲属。
这个组织在 2016 年年底创办时规模很小。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去年夏天，我为了了解组织的情况，采访 Kidirali Oraz 时他告诉我的信息。所以这是基于他的信息，我只是报告一下。据他所说，该团体于 2016 年底开始活动。他们说，原因是他们收到了从新疆泄露出来的一份文件。我不确定文件具体是怎么说的 ------ 文件内容可能是说到 2020 年，只有一个民族，或者类似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意识到情况会变坏。作为回应，他们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开始努力帮助新疆的哈萨克人搬到哈萨克斯坦。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些微信群，我想是每个县一个、每个自治州一个，他们主要是鼓励新疆的哈萨克族家庭，尽快搬到哈萨克斯坦。于是他们就在哈萨克斯坦寻找土地，谁想搬来政府就基本上可以送给谁的一些土地，接着他们就拍照片，像是在投放广告，总之是想让人们迁过去。最后，根据 Kidirali 的说法，他们实际上做到了让 67 户人家迁居。后来再这样做就很困难了，接着很多人就无法过境了，也开始遭到关押了。
接着人们就开始被关进去了。于是这个小团体自然而然地转向，试图处理这个问题，于是开始请愿，试图把人捞出来。曾经有一次，我想是 2017 年 5 月（也可能是 2018 年），他们实际上试图组织一群受害者亲属，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质询，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Kidirali 告诉我，那天并没有成功，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与他们见面，根本就没接见他们。他们说了会接见，但其实没有，而是从后门溜了。Kidirali 说，基本上是另一个海外中国人的团体「杰标」，帮助中国外交官从后门溜出去的。我想，那一年还有一起关于「世界哈萨克委员会」（大会）的事件，让 Atajurt 感到很失望，因此他们基本上认定现有的组织和团体，本来应该代表哈萨克人的权益，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向中国提出质询和追问，只是做了些表面文章。这促使他们正式建立了他们的团体。
现在大概讲到 2017 年底，或者 2018 年初了。那么在 2017 年中到 2018 年中之间，当时的情况是 Atajurt 仍然是个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小团体，正在努力偶尔收集些视频证词，不过相当不正式，例如要用手机拍摄。他们会到哈萨克斯坦的各个城市，或者是小镇，找住在那里的、有亲戚在新疆遭到羁押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不知道怎么谈论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发声。所以他们就去那里、采访他们，和他们谈话，试图让他们伸张自己的权利，并让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为他们在新疆的亲属做点什么。
所以他们就做这些，也会提供一般的社会援助。他们在开展若干项志愿活动，只做志愿者工作。我不知道其中全部的细节，但基本上会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筹集资金。例如，父亲回到新疆之后遭到了羁押，母亲和孩子留在哈萨克斯坦，家人原本需要父亲的经济支持，但现在失去了经济来源，就陷入了困境。所以我想他们也做过这种社会援助，会帮助这些家庭。
他们也会帮助媒体，帮媒体牵线、跑腿。我想，他们给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在当地的分支 Azattyq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后他们也开始帮助外国媒体，美联社（AP）一开始之所以能报道 Omir Bekali 也是因为这个，是通过 Atajurt 的帮助。
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做这些工作，直到去年夏天，2018 年的夏天，我们得知了 Sairagul 的这个案子。当时 Sairagul Sauytbai 逃到了哈萨克斯坦，正在因为非法越境而出庭受审。Atajurt 开始积极为她奔走。他们提升了外界对这起案件的认识，他们再一次到哈萨克斯坦各地拍摄，拍摄人们高呼「释放 Sairagul！」的视频。他们一方面在当地施压，另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让外国记者给予关注。我本人出席了 Sairagul 的几乎每一场庭审（只漏了一场），我能证明，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让记者关注，邀请记者来、邀请外国面孔来旁听案件审理，以此来施加压力。 他们为她做了很多，比如报道审判，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不要把她遣返回到中国。
Sairagul 的审判结束是 2018 年 8 月 1 日，然后事情变得有点尴尬。曾为 Atajurt 工作过的「记者」 Saule Abedinova，以及 Sairagul 的律师 Abzal Kuspan ------ 跟 Atajurt 翻脸了。他们之前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却闹翻了。Saule 和 Abzal 打定主意不让 Sairagul 对外讲话。这是在她得到了有利的判决之后，她实际上是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 ------ 但他们基本上把她「隔离」了。她的律师和 Saule 说，她不应该和任何人交谈。Atajurt 完全反对。Atajurt 希望让 Sairagul 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越快越好，让她把她了解的拘禁营的所有情况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以此作为保护她的方式 ------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她的律师反对这个计划，说「不行不行，她会被驱逐回中国，她什么都不该说」等等。于是他们基本上隔离了 Sairagul，他们的隔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因为 Sairagul 仍然没有深入讨论拘禁营，并公开表示她感觉讲出来并不安全，因为她确实觉得总是有驱逐出境的威胁，她在哈萨克斯坦也仍然没有得到难民身份。在 Sairagul 的审判之后，我们经历了尴尬的一个月。Atajurt 试图让 Sairagul 摆脱这种「隔离」，Sairagul 基本上消失了，她似乎完全处于 Saule 和 Abzal 的控制之下。而 Atajurt 试图争一争，但最终放弃，又回去录制视频证词了。
接着他们开始录制视频证词，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知道的 Atajurt。我们看到这么多 Serikjan 和其他人拍摄的 YouTube 视频，用许多不同的语言与受害者的亲属谈话。大概是在 2018 年 8 月下旬或 9 月开始的。他们开始做这些工作，一开始大部分时间其实只有 Serikjan。他用汉语、哈萨克语和英语，面对镜头和许许多多受害者的亲属交谈。录了很多，每天有十到二十次访谈。到这个时候，Atajurt 已经非常有名了，部分是因为 Sairagul 的审判。因为他们是在案件之后突出出来的。于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开始前往 Atajurt 的办公室、录制这些视频，并把请愿书交给 Atajurt，以便让 Atajurt 帮他们转交给政府，等等。
接着，大概是在 10 月或 11 月，内部发生了矛盾。Atajurt 的创始人之一 Kidirali Oraz 基本上被迫离开，也可能是自愿离开，我不确定，我不想谈里面的纠葛。总之他离开了。之后 Atajurt 的控制权基本上到了 Serikjan Bilash 手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志愿者。
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了很大的扩张。从 2018 年底到现在，我们看到了 Atajurt 扩张了很多、很多。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室，有好几个房间，可以在这个房间用一种语言拍摄视频采访，在那个房间用另一种语言拍。（忘了提，他们也在阿斯塔纳设了办公室。）他们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现在在做多种语言的证词。不仅仅是 Serikjan 用哈萨克语、汉语、英语了，现在他们有会讲土耳其语的志愿者，做土耳其语和哈萨克语的视频。他们有一个维吾尔族志愿者，叫 Sedirjan，会说阿拉伯语，他做阿拉伯语和哈萨克语的视频。后来，又有了 Mehmet Volkan，他我的好朋友，也是 Atajurt 的志愿者。他也是土耳其人，所以他也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录制视频，还有哈萨克语，三种语言。有时他们也有人用法语和哈萨克语做视频，有人用英语做，现在又开始做更多俄语视频......总之目前覆盖了七八种语言。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大效果，但它确实能让这些证词，所有这些人的故事，给更多具有不同的语言背景的人所了解。
媒体方面，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Atajurt 变成了一个节点。世界各国的大型新闻机构来哈萨克斯坦做报道时，都会通过 Atajurt。整个流程的运作方式通常是这样的。比如，CNN、BBC、卫报、ABC、澳大利亚 ABC、HBO、Vice，所有这些媒体，再加上法新社（AFP）、美联社（AP）等等，都有记者知道 Atajurt。因为 Atajurt 已经成为枢纽，在想来哈萨克斯坦报道这些问题的记者和当地的亲历者之间牵线。这些亲历者要么是新疆受难者的亲属，要么是曾经被羁押的人。他们在这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YouTube 频道也越来越有名。今年早些时候，它就有五万关注，有时候每天都能新增一千个关注。我想到这个时候，要有高达七万或者八万关注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今天，Serikjan 被逮捕，Atajurt 办公室被封，并不是 100% 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上，我多少把 Atajurt 的时间线和运作方式介绍了一下。
接下来谈 Atajurt 为新疆问题做了什么。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再说一次：实际上是相当多的。我想论证它确实做了很多很多，我准备好了论据，希望我的论证能让你信服。
首先，我认为他们对于报道拘禁营的事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果看一下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报告，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报告的开头说，大概有三分之二，也可能是四分之三的信息，来自哈萨克人。这些信息基本上来自 Atajurt，因为 Atajurt 是一个中心，他们能见到所有这些人，有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他们会帮忙牵线。因此，很多报道和关注都归功于他们。就像我刚说过的，关于 Omirbek Ali 的报道，基本上就是在 Atajurt 的支持下完成的。此外，人权观察的报告里披露的信息，也是通过 Atajurt 认识的人才得到的。因此，他们对于获取有关拘禁营的大量信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通过曾经遭到拘禁的人，还通过他们拍的所有这些视频。因为不同的亲属也会通过他们在新疆认识的人，听到不同的消息，对发生的事有不同的了解，于是这些信息也都公之于众了。
他们在当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关于学生的，关于在阿拉木图学习的中国哈萨克人。他们去年夏天曾一度感觉太害怕了，决定不回新疆了。因为这大概 80 名学生听说，有大约 90 名学生回去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们基本上是被没收了护照，或者被关进了拘禁营。总之，大约有 80 名学生选择不回新疆，而 Atajurt 基本上帮助他们在夏天留在哈萨克斯坦。他们在离阿拉木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子，离火车站不远，让这些学生待在那里。安排得像是学生宿舍，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干，他们还给安排了课程，有俄语课、英语课，等等。在那里，我也帮了一些忙，也找了一些志愿者。Alex 和 Joseph，再次感谢你们能过来，帮忙教了他们几节英语课，你们真是太酷了。Atajurt 为了帮学生留下来，让他们不用返回新疆，还帮忙处理了证件和手续，其中一些案例还取得了哈萨克斯坦的国籍。
而且，他们在 Sairagul 的审判中也帮了大忙。他们召集了很多人来参加，就叫人过来。在 Sairagul 审判的最后一天，如果你看一下照片，如果你看一下媒体报道，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到场，大多数人都不在法庭里面，而是在法院外面。只是在那里等着，在现场给予感情上的支持。这些人基本上是由 Atajurt 召集的。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帮助吸引外国人的注意，我认为这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显然很难证明，但有些当地人告诉我，「如果没有你们在，如果没有外国人，我们的政府可能就会无视所有这一切，而且可能干脆就把她送回中国了。因为那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这种国际压力了。」因此，Atajurt 在这个方面也起到了帮助。
他们还通过持续不断地引导所有这些公众压力来帮助他们，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政府，还有对中国当局。我在这里说「公众压力」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这些在线视频 ------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 Youtube 视频。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还有点蠢的东西，就好像说「你拍了个 Youtube 视频，那能有什么用呢？」但实际上，似乎有很多有趣的「相关性的」证据，表明它们确实是有用的。而且我实际上专门搜集了十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显示 Atajurt 发布的 Youtube 视频、提供的信息，以及为记者提供的帮助，实际上帮助取得了中国当局的某种回应 ------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的甚至让这些人获释并让他们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所以在这里，我想很快地展示一下这些案例。
案例我都给出了编号，也就是 shahit.biz 网站上对应条目的编号，方便你去阅读完整的故事，不过我们的一些叙述可能也不全面。
那么，123 号条目是 Razila Nural，就是这个年轻姑娘。她基本上是在 2017 年中期回到了新疆。最终她被关进了拘禁营，她在里面呆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转移到了一家工厂，Atajurt 帮助提供了她的信息。她的母亲基本上......快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去 Atajurt 的办公室申冤，几乎每天、每隔一天都录视频请愿。次数相当多，她基本上是一个常客。接着 Razila 的故事发表在了这篇文章中（我来展示一下）。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作者是 Chris Buckley 和 Austin Ramzy。他们介绍了被关押者如何离开了这些营地，现在转移到了工厂里，在那里工作，工资非常、非常低。Razila 的案件有点「响亮」，因此 2018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表了有关这些工厂的报道，并且提到了她的案例。12月19日，美联社也写了关于这些工厂的报道，并在其中提到了她的案子。据她的母亲说，12月23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她从工厂获释，并在1月4日，也就是又过了一周、一周半，她给母亲打了电话。这之前经过了一年半绝对的沉寂，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消息。哝。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 Atajurt 牵线的工作，以及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之后，迅速产生了某种反应。我显然没办法说，因为我没办法向你证明，这件事是原因，那件事是结果。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些相关性------「先发生了这件事，然后突然发生了那件事，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这是 Razila Nural 的案子。
案件编号 153，Mulik Qasen。在他的案例中，有趣的是他的妻子 Turan Toleubai 制作了很多视频，有一次她还去霍尔果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类似免签区的地方）试图去看他。之前在2016年12月，中国没收过他的证件。她在2018年11月，去那里试图见他，结果被扣押了几个小时。中国警方在与她谈话时提及的一件事，就是她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呼吁。据她所说，之后在当月月底，11月23日，她的丈夫打电话给她，并要求她停止视频请愿，甚至威胁如果她不这样做的话，就与她离婚。现在，他还在里面，还没有自由。但这又是一个例子，中国方面很快就采取了行动。真是很怪。
我在这里，向你展示这些照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想传达，想显示，这些都是真实的人，显示每个名字都是有一张面孔的。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可能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中国当局的一种警告。假如你确实在看：
我再说一遍，这些都是人，并不是什么统计数据。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再说一遍，这些都是人，并不是统计数据。我们有他们的照片。在许多案例中，我们还有他们的中国身份证号码，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你们展示这些的原因。
现在是 277 号案件，Tursynbek Qabiuly。这个人在2017年9月回到中国，证件被没收了。他实际上最近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但他在中国逗留期间，被警察传唤了好几次。并且据他说，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当地警方实际上提到了这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请愿和视频呼吁。因此，他去年6月被警察传唤，原因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孩子发出了请愿（据他所说）。还有一次他被传唤、审问，是因为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妻子------他妻子一直在积极请愿，录制视频呼吁------披露说她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岳母）在新疆被羁押了，还说她的弟弟在新疆自杀了。所以，她说了这些事之后，警察显然注意到了。然后还有一次，他在一个看守所待了一个星期，当他离开时 - 在他被释放之前 - 警察据称警告他的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家人在哈萨克斯坦停止为他伸冤。所以，这是另一个案例。现在他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想是几周前回来的。
另一个案例，471号，Zharqyn Asanqadyr。情节并不多，他是3月被扣押的。通过我与他弟弟的交谈，我感觉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物。他于2018年3月被拘禁，在2018年秋天（也就是好几个月后），他的哥哥发了视频请愿，第二天警察就拜访了他们在新疆的家。也许是巧合吧，但谁知道呢。他在2月，也就是上个月，获释，现在处于软禁之中。
第507号。名叫 Sania Sauathan。她的证件在2017年8月被没收了。她在哈萨克斯坦的儿子，名叫Margulan，在2018年8月，差不多整整一年后开始拍视频。他说，在他开始一周后，当地警察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告诉她，他们很快就会给她发一本新的护照。再一次，这是不是巧合呢，都取决于你。12月29日，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2018年12月29日，就在新年之前。据他自己说，Margulan早上6点上传了另一段视频，几个小时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他在新疆的母亲，通过他们的哈萨克斯坦电话号码，她告诉他们，或者说恳求他们，停止伸冤。然后她在两周前回到了哈萨克斯坦。哝，又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1337号，Naghima Sultanmurat。她的证件在2017年8月被没收了。在她的丈夫于2019年1月6日发布视频请愿两天后，她被捕了。但三天后她被释放，并被允许十天后返回哈萨克斯坦。因此，在丈夫的请愿发布后不久，她也在1月底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另一个案例，这个我没有好照片，抱歉。1358号，Nurlan Kokteubai。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案例是两个人，这是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都在2017年被没收了护照。Nurlan也被拘禁了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可能超过半年。他们的孩子在2018年秋天发布第二次视频请愿之后，也就是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一年之后（Nurlan 本人是处于被拘禁的状态），突然Nurlan和他的妻子打电话给他们的孩子了，让他们停止视频情愿。事实上，几周前，他们回到了哈萨克斯坦。这是又一个例子。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1391 号，Rysgul Qurmanali。因此，她于2017年10月被拘禁。据我所知，她一直都在拘禁营里。然后，在2018年11月6日，她的丈夫打破沉默、发布视频请愿。然后，一天后 - 在他发布请愿之后一天 - 她被释放了。他获悉她已从拘禁营获释。再一次，巧合与否 - 取决于你。这些都不是证明。但仍然是非常有趣的巧合。非常有趣的相关性。这里有趣的是，显然警察现在威胁她， 由于丈夫的请愿行为， 她将无法返回哈萨克斯坦 ，尽管看起来最初迫使她被释放的就是她丈夫的请愿。无论如何......但即便如此，也表明当局正在对这些行动作出反应。
接下来，另一个案例。1396 - 这是Kunekei Zhanibek。显然，她曾在拘禁营一段时间，然后在工厂强制劳动，然后换到 另一家 工厂。她先是在地毯工厂，然后我觉得她去了一家飞机毛巾厂，我认为她现在仍然在那里。因此，她在哈萨克斯坦的姐姐Aibota最近一直在为她请愿，现在她说自从她开始请愿后，她的姐姐和她在新疆的父亲一直在联系她，让她不要继续请愿了。所以，这个例子中，在新疆的家人不自由，但至少你可以看到行动获得了反馈。
最后，我要谈的最后一个案例是 Dina Yemberdi，即 1878 号。Dina Yemberdi 是一位年轻的哈萨克女画家，在哈萨克青年中显然很有名。她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过。据说是在 2018 年 4 月就遭到了拘禁。Atajurt 去了 Taldykorgan（2019 年 1 月）之后，她的亲戚们才开始谈论她的事情，才开始陈情。这也是这个故事第一次被曝出来，我第一次听说也是这个时候。Taldykorgan 是哈萨克斯坦的另一个城市，那里有很多Oralman，也就是中国哈萨克人。她的画作的照片被公开发出来，也发出了一段视频陈情，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她的报道，几乎一两天之后就出来了。报道过后的一两周，他们接到了她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 ------ 此前她已经杳无音信好几个月了。他们接到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说「我在父母的家里，一切都很好」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应该不是真的。但在 1 月 19 日，他们报告说，她已经从拘禁营里获释。所以，这是另一个案例。
所以这是我很快地找了一下，挑出来的十个案例。这不全面。这些是我从我的数据库里搜索出来的，但是如果更详细地搜索，我可能会找到更多，可能会有二十、三十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琐碎的证据。所以，当你行动起来，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以上，我们稍微偏离主题讨论了 Atajurt 是如何系统地、持续地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以及这些行动是如何（似乎）取得了成效的。相比起来，目前（似乎）正在进行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静悄悄的外交交涉，其成效十分值得怀疑。
此外，Atajurt 对人们了解和报道新疆人权危机，提供了非常多帮助。我自己是「新疆受害者资料库」主管的角色。但如果没有 Atajurt，可能就不会有 shahit.biz，因为其中的许多有用数据来自他们的工作，来自他们的公开证词，这些数据有很大帮助。而且我认为这不仅仅帮助了我的工作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这个工具，我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它，而且数据库很多有用的数据都归功于 Atajurt。为此，我很感激，以强迫劳动工厂的报道来举例......这个事件的报道，无论是美联社、 金融时报 、 纽约时报 ......这些报道所用到的信息不仅 依赖 Atajurt - 也有信息来自喀什、和田，而不仅仅是北疆 - 但这些提到了「我们在那些工厂都有亲戚」的证人证词，是这些报道非常重要的信源。这些记者非常依赖 Atajurt 的工作，美联社和纽约时报都来过阿拉木图采访，而这些采访都是由 Atajurt 安排的。所以，再说一次，如果没有 Atajurt，强制劳动工厂的新闻可能就不会爆出来。许多信息，很多证据，都来自他们。因此，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记录，对新疆危机的很多报道都是做不出来的。
另一种更抽象，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他们实际上在教人们如何发出呼吁。这是他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他们去不同的城镇，去到哈萨克斯坦各地，包括穷乡僻壤，找到那些有亲人被拘禁在新疆的人，这些受害者的亲属。并教他们应该如何发出呼吁和请愿，告诉他们「你可以提出视频请愿，你可以向外交部请愿，你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 - 你不必默默接受事实然后叹气说『哎，我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实际上四处拜访，教人们请愿呼吁，他们让人们拍摄请愿视频，他们教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视频采访，与记者交谈，他们向记者介绍这些人。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鼓励人们，让人们真正行动起来，试图改变现状。人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些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人们，他们不熟悉社交媒体，他们不熟悉外国记者，他们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他们不知道行动是否会带来改变，Atajurt 就来，向他们解释说「是的，行动可以起作用！」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我也非常简短地参加了其中一次访问，他们已经完成了非常好的工作。
下一个案例比较国际化，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刚刚开始活跃不久的活动家们，从去年开始公开发声，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 Atajurt 的影响。我遇到了很多活动家，我问他们为什么，「是什么让你站出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说「唉，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很多人的亲人在拘禁营已经一年多、两年，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也有很多人说「因为我们看到了 Atajurt 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在Youtube上看到 Atajurt 的视频，一些人还去了阿拉木图，也接受了采访，做了一些视频请愿。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形成的这一小小的行动浪潮，如果没有 Atajurt，可能不会形成。这是他们的另一项成就。
最后，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件事，Atajurt 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我们回到 Omirbek 的例子，Omirbek 已经过上正常家庭生活，已经不是拘禁营幸存者的状态了。他的家人试图前往土耳其和他见面，但一开始，土耳其方面曾经拒绝他们入境。也有传闻说他们将被送回哈萨克斯坦，情况一度令人忧心，我不知道这背后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但 Atajurt 再次 - 我当时也参与了讨论 - Atajurt 尽力传播这个事件，让更多人知道，让这件事被记者报道。
另一个案例是最近的，在今年。这是另一名中国哈萨克人，他设法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机场。他名叫 Qalymbek Shahman，最终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机场，但不被允许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威胁要遣返他，有可能被遣返回中国。我收到这件事情的消息，又是因为 Atajurt，因为 Serikjan 向我转发了这些消息，他将这个事件的消息转发给了很多其他人，并请他们报道这个故事，或者做点什么。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主人公现在的情况。我听说他最终被遣返到泰国，但显然联合国 - 一些联合国难民委员会或类似的东西 - 接管了他，或者开始照顾他。我不知道，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我希望他没事，但至少 Atajurt 确实传播了他的事件，他确实被媒体关注到。这也有 Atajurt 的部分功劳。
最后这个故事 - 又是关于强制劳动工厂的 - 主人公是 Gulzira Auelkhan，她最近被一些主要媒体报道过。这是一位女士，她在拘禁营待了一年，然后在强制劳动工厂呆了几个月。她在新年前不久给她的丈夫发信息说，工厂的人试图迫使她们签署一年的合同，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她不签字就把她送回拘禁营。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联系了她在哈萨克斯坦的丈夫，他开始制作视频请愿，而 Atajurt 提供了很多帮助。Atajurt 也联系了记者采访，自由亚洲电台几乎是立即发布了报道。实际上，她在一周后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仅仅一天后她被从工厂释放，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她就抵达了哈萨克斯坦。所以，又是一个 Atajurt 快速应对紧急情况的例子。
所以！说了这么多......这是对他们所做过的所有事情的一次非常长的回顾，我希望这些已经足够有说服力。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想谈谈 Serikjan，这部分希望不会太长，因为这部分只是讲一个人，虽然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关于 Serikjan，我想分三部分来讲。首先，我想澄清一些事情。我认识他，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权力评判他 - 我不想说他有什么「优点」「缺点」。很多人的特点都是两面的。可以说是双刃剑。因此，人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也可能是他所做的很多好事所必需的。但是我会说一些可能让人对 Serikjan 有点生气的事情，然后我会说我认为他绝对正确的事情。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领导者，一个非常适合、也非常擅长做他正在做的这些事的人。
所以，首先要澄清一下......哈萨克斯坦媒体，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在最近的这些密集报道中，都试图把他描绘成圣战分子。Serikjan 不是圣战分子。我很乐意这样宣誓，他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与圣战有关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嘹亮地讲「这是圣战！这是对没有灵魂的人发动的圣战！」等等，是被断章取义了。上下文里还有其他的话，他基本上说「圣战可不是拿起武器跑去叙利亚」。他谈论的是信息的「圣战」，此外「圣战」这个词还有比较宽泛的定义。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也需要加以考虑。总之，这些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只想说，因为亲身认识这个人，他不是圣战分子。我只是想在这里把话说明白。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可能会说，「那他是否真的全身心投入，他真的关心哈萨克人吗？」我想这样说：作为一个现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在为新疆的事态而工作，而且自身命运的很多方面基本上与新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我敢说，我能从他身上看出，他也是在全身心地为新疆的事态而投入，而且自身的命运与新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以至于他因为正在做的事，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所以我确实认为，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真心的，我认为他有信念，这就是我的印象。我觉得他在乎。我不认为有很大的不可告人的动机。现在你可能会说他有个人目标，你可能会说他有个人野心，他可能想去搞政治，他在试图积累政治资历。无论这是否属实 ------ 哪怕属实------我仍然不认为那是主要的驱动力。有很多方法可以积累政治资历，要是每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都能像Serikjan一样，通过做他做的这种事来积累政治资历，那该多好啊！这就是我所能说的。老实说，如果自私的野心是这样实现的，那么我们干脆都「自私」起来，通过为新疆的受害者而战，来实现我们的野心吧。对我来说没问题。但老实说，我确实相信他对这个事业是很真诚的，我认为他相信自己做的事，也认为他在倾尽全力。是不是别有用心呢，老实讲，我不在乎。理由就是他在做什么，以及他做了什么。
接下来，我会根据我的印象，讲一些 Serikjan 的可能会让人厌烦，或者可能让他或者其他人陷入麻烦的事情，一些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Serikjan 肯定是爱表现的。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麦克风、再给他一个舞台（我感觉不需要两者都有，只需要舞台和麦克风二选一就行）他就可能什么话都讲。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演说家，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他身上确实有种危险，我承认这一点，就是他讲话绝对有可能会夸张，就像很多活动家一样。他有可能会夸大事实，也有可能会说一些没有经过核实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这件事让我很烦，但是呢，这是他有时会有的一个问题。事情就是这样。
关于他的另一点是，他的看法确实倾向于非黑即白，可以说有些「神经质」。因此，出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中国软实力」来解释。如果他发生了车祸，那是中国软实力 ------ 中国人试图杀死他。如果办公室的电脑崩溃了，也是中国的软实力 ------ 中国的病毒攻击，或者类似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事，如果天气不好，或许也是中国软实力。好吧，恐怕没我说的这么严重。但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他这种非黑即白的心态，有时候就不存在中间立场了，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确实就可能指责对方是「中国软实力」。这样可能就有问题，因为这样他就会失去盟友。所以，这是他的另一特点，哎，我真有点希望他不是这样。不过，这些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时也会想把一些不应该归咎于中国软实力的事情，归咎于中国软实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好像能理解他，但还是有点......
而且作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当然确实有一点自负，确实有自恋的一面，有时可能不好共事。而且如果你给他一个麦克风，他就会去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可能不会考虑太多这样说会冒犯谁，或者人们会怎么想。还有跟他共事。有很多次，他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于是就直接给你发消息说，「哎，替我做这个」。而且也不像是说「替我做这件事吧，我会付钱给你」，或者「替我做翻译、做编辑吧，也这是在服务」，他就只是说「替我做这个」。他有点不太考虑其他人的时间。总之他也有这样一面，有时候会让人很难做。
人们抱怨过 Serikjan 种种消极的方面，以上是我的抱怨。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是我能说的。最后我要讲的是积极的方面，以及为什么我认为他不应该被逮捕，为什么我认为他是我们应该为之战斗的那种人：因为在很多方面，我感觉可以称他为「英雄」。他做成了许多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非常精力充沛。而且我认为这对他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走进一个 Atajurt 办公室 ------ 我的意思是，不是这几天，因为办公室被锁上了，但如果是几个星期前的话......而且我认为所有走进 Atajurt 办公室的外国记者，所有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人，与受害者的亲属会面的人，都有这种体验。你走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一个受害者的亲属谈话，然后再和另一个人谈，然后再和下一个人谈，然后再和下一个人谈......我在新年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采访，我正在写那篇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那天，我以为我访谈了十个人。后来我数了数，实际上是二十个，我们在那里花了五六个小时。那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累人的日子之一，我想去过那里的其他记者也会同意，因为你一坐下来，人们就会轮流跟你讲话，而且讲的都是这些可怕的故事。比如说，「我的母亲因做礼拜，而被判入狱15年」、「我的妻子在拘禁营里，她生病了，做了手术，她需要就医，但他们不肯把她从拘禁营里放出来，我该怎么办？」......「写写她的事，让她放出来」。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都想要你的帮助，你并不总是能帮上忙，因为人太多。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你不可能每个都写，而且也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中国释放这些人。所以你要做你该做的事，但也必须听所有这些故事，尽全力帮忙。你一面听，一面跟他们交谈，从头到尾问清发生了什么，试图拿到所有细节，最后你说「好的，我们会尽力帮助」。然后你继续会见下一个人，听他们的故事，到最后你对整件事都要麻木了。
真的、真的太累了这种体验。而 Serikjan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都在办公室与人交谈，录制采访视频（即使不是他自己在录，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在场的）。要么就是开车去其他城镇，在那里跟人碰面，并录制他们的访谈。情绪上，这简直是一件十分辛苦（本来想说「痛苦」）的工作，必须要有很多精力才能扛住，而他恰好有这种精力，这是另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他能坐在那个办公室里，一直坚持工作。我不知道，假如在他的位置上......我对这些事有极为深切的关心，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每天都如此投入。我可能就挂了，我也不知道。单单是每天都和人见面，一个接一个地听故事......我知道每天读，一篇接一篇地读这样的故事就已经够难受了，但实际上和他们见面、坐下来谈，并且明白这些人不是骗子，不是想找个机会见外国记者信口开河「夹带私货」......这些人实际上都有亲人处在非常、非常糟糕的境地。日复一日地听这些事，很辛苦，但他能做到。这是他应该受到称赞的事情。
他也非常有创意，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去年年底，基本上完全控制了这个团体之后，他就把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试图让更多的房间同时做更多的视频。然后他又让团队搬到了另一个办公室，去做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一直在思考......比如，他每隔一两周就会给我发一条消息，他会说「哎，Zhenya，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咱们制作一部纪录片吧，我想让你......」当然，他的意思是「你做所有的工作」，比如「我有这个想法，你替我把活儿干了」。所以我经常会说「Serikjan，我不是你的志愿者，你不能告诉我让我做什么」，但他仍然会有这些想法。比如「现在我想聘请一个西方的纪录片作者，拍个视频、制作一个纪录片，就讲所有这些亲戚，或者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想让塔吉克人参与进来。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也关进拘禁营了，你知道怎么能......能不能让塔吉克斯坦的认识他们的塔吉克人，站出来发声？」 ......「吉尔吉斯斯坦！」......「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回族人来录证词？」......他总是在想办法扩大影响，让工作更有效果。他们曾一度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想创建一个类似于 shahit.biz 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电子的，并且能以某种方式，每天都把信息发送给联合国或者欧洲的某个人。他们也希望这样做，有过很多想法。用六种或七种语言录制证言，这是另一件事。老实说，所有这些想法都很棒吗？所有的想法都有效果吗？当然不是了。不过其中一些想法是有效果的，也有一些想法很重要的。但他一直、一直在尝试发展新思路、尝试创新，这一点是很好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我也认为非常、非常好，那就是他试图让每个人参与进来。一开始这真的是一件哈萨克人的事情，他本人就是很民族主义的 ------ 他是「哈萨克、哈萨克、哈萨克！」但他明白，这场仗必须所有人并肩战斗才行。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个时间点......举例来说，尽管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关系紧张，而且我坦白说，Atajurt 的哈萨克志愿者都不是很热衷于让维吾尔人来到这里。这样的隔阂我认为很糟糕，应该消失才对，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而 Serikjan 支持维吾尔人来加入，他说「不，他们应该来」。他让维吾尔人来了，让维吾尔人录证词，然后他又试图扩展到所有人。他想让......他已经有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他有了维吾尔族人，他还想让回族参与进来，想让塔吉克人参与进来。如果有基督徒，他也想要基督徒。如果有汉族人在这一波事态里以某种方式遭受了这种痛苦，他也愿意让他们来录证词。
所以，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他真的开始朝这个方向推动。那些不喜欢他的当地哈萨克人利用这个机会指责他，说「他现在和维吾尔人合作，他支持维吾尔独立！」但他仍然坚持，仍然继续这样做，尽管他自己团队的成员并不总是非常热衷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完全支持他。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太大了。当下的情形太糟糕了，不该再看民族的差异了。我的意思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老实说，谁还在乎呢？你们都是（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已经不再重要了。一定要合作，一定要互相支持。我想他也想到了这一点，明白这一点。因为否则你就不会赢。
另一件事，我也真的很尊重他，那就是他愿意承担风险。所以说，他愿意......我想称之为「骑红线」。假设在这里有条红线（我会试着把它放到镜头里）这是条红线，我们实际上，通常根本就不知道它在那儿。假设我们在这里。红线是......假设你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开始尝试采取行动反对中国政府，其中某一步你走得太远了，你越过了红线，这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收拾你。那么他们就会，如果可以监禁你，就会监禁你，如果可以把你的亲戚关进监狱，就会把你的亲戚关进监狱。这是每个人都害怕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我会说......这里是红线，这里是我们。我们就会待在这里，不会非常接近那条线。我们甚至都不会尝试。事实上，我们只会待在这里，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担心，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给哪个贴子点了赞，转发了一篇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的帖子，就会把我们一路带到（越过红线）这里。然后中国就会报复，如果我们以前去过新疆，在那里有朋友，他们就会惩罚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
正如实践所表明的，事情并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正如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你实际上可以一点点地逐步接近这条红线，试试看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那你还可以再接近些。而且我们经常 ------ 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 如果有人说出来之后，导致人们陷入麻烦，我们就很容易责备别人。我们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保持沉默？你还有朋友、有亲戚在那里呢。你说出来了，现在他们被判入狱就是因为你。你本事可真大！」我们确实会这样责怪别人。我们从来不会责备躲在红线远处的人，却会责备试图接近红线的人。我们从不责备那些不愿冒风险的人，尽管如果他们愿意冒风险的话，其实可以做成很重要的事，实际上可以挽救生命。虽然是抽象意义上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通过承担这些风险，我们拯救了哪些生命。但我们知道，如果越过红线，会给谁造成危险。我们不知道更高效地工作、走得离红线更近，能挽救的人是谁。
我想，Serikjan 明白这一点。他当然可以让 Atajurt 成为一个守规则的、「纯良」的组织，自己也规规矩矩，只说四平八稳的话。但他一直努力在拓展操作的空间。当局警告过他。当局告诉他，「不要搞运动了，不要做这种事了」，等等、等等。但他完全忽略了他们。他们一直在这样警告他，都一年了。他们威胁他。他们还审问了他的亲戚。而他只是忽略了他们，继续自己的活动。他一直在推进 Atajurt，一直让它发展。他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与更多的外国记者见面。而通过这样做，他甚至向前推进了更多。问题是：他越过红线了吗？我们不知道。我其实还不确定他越过了红线。他可能还没有。我们仍然可能把他捞出来。我们仍然可能让Atajurt继续下去。
但重点 - 我非常尊重他，因为是他愿意不断尝试、穷尽一切可能，去把事情做成。而且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做这些是真心的。他不是为了塑造某种形象而做这些事。他不是为了可以说：「好吧，这些事情太可怕了，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你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试图阻止他们，所以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我没有助纣为虐。我努力过了。我好歹做了一些好事。」他不是为了能像这样说，才去做那些事。他做这些是为了做成，为了赢。他明白，如果要在这个巨大的、可怕的事情上，面对中国，赢得一场胜利，你必须把自己逼到极限 - 距离红线最近的安全极限。必须承担风险，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且，我再重复一下，这是一个持哈萨克斯坦护照的哈萨克族人，在哈萨克斯坦，跑来跑去做所有这一切，尽管事实上......
无论如何。所以，因为这些，我非常尊重他。我希望更多人也来做这些事。去冒风险，去牺牲很多东西。因为......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但我认为，经验证明，当人们出来作证，说出这些对中国政府的声誉不利的事情时，中国官方会做一些蠢兮兮的反应。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所以如果你声量足够大，就像 Atajurt 一样，去传播这些负面的故事，你就会做到一些事情，我认为这就是 Atajurt 做到了这么多的原因。Serikjan 做他这些事情也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这些冒险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回报。现在，我希望这不会让他失去接下来的十年的自由。
最后，他最值得尊重的一点是，他很有胆量。他很勇敢。如果最后他是通过某种方式坐飞机跑路了，然后被证明他有某种西方势力的支持，或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说「哦，这样，那么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冒过什么真正的风险。」但我认为最近事件表明，当他说他处于危险之中时，他实际上是真的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存在这种危险，他仍继续前进。他再一次试图接近红线。他在不突破红线的前提下，试图穷尽一切可能来做事，现在他已经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他捞出来。
所以，说了这么多 - 讨论 Serikjan 本人的情况 - 我想回到这个「现在怎么办？」的问题。经过了这些阶段，关于新疆危机的媒体报道不断增加，现在已经出现针对性的实际行动。但是为了能够继续行动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 Atajurt 一直在活动，他们的工作需要继续进行。否则，如果 Atajurt 消失了，我认为所有其他针对新疆危机的工作，都会更难推进下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如何向中国追究责任呢？当你有数百名受害者的亲友站出来说，「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我的妻子......」- 无论谁 - 「......在拘禁营里」，「在这里，我有微信记录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带走了」等等......有数百名亲历者去公开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中国无法否认这一点，国际组织可以有一些严肃的证据去与中国谈判。如果现在我们停止 - 如果我们再次沉默......尤其当 Atajurt 可能是光明的灯塔，他们的影响力不仅限在中亚 - 当然主要在中亚 - 但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他们突然沉默而没有任何东西代替他们，那么我们就麻烦了。
我想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在这里呼吁人们去做（这个视频已经很长了，现在都一个多小时了，这不是我的本意）。首先，让我们尽力为Atajurt和Serikjan而战。我们特别要为Atajurt而战，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想说，我们也要为Serikjan而战，主要是出于尊重。因为......我相信他会明白，我相信他不希望我们浪费我们的资源为他而战。但是我认为，出于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尊重，我们不能放弃他，我们必须为他而战，我们必须要求哈萨克斯坦采取理性、透明的行动，不要做任何荒唐的事 ------ 他们到目前为止处理这件事时就挺荒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求这一点，那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然要有一个 #FreeSerikjan 的标签，会显示在这里（不，并不会）。所以，有这个标签 ------ 如果你想发任何相关的消息，就用这个标签。还有呢，显然就是，发推、发推、发推，做些常规的事。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以某种方式把你的声音也加进来。比起为了新疆的事和中国掐，这场战斗简单多了。迫使哈萨克斯坦对Serikjan不要做荒唐的事，比向中国施压，迫使他们关闭集中营要容易得多。
所以，你还可以发声，你们大多数人都还可以------所以要尽可能地使用它。尝试使用您手上的工具。如果你愿意的话，先来拍一个 10 秒、20 秒、30 秒的视频。就很简单地说，「我是谁谁，我认为 Serikjan 应该被释放。因为他应该自由。如果我们失去他，你知道的，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或者也可以说，「我相信Serikjan应该自由，我支持Atajurt做的事。应该让Atajurt持续运行。」拍一些这样的视频。我不知道......再比如写一些请愿书。我想有很多人做过很多这种工作，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也不用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但是......要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还不明白这个团体的重要性。我一直努力想阐述的是，当然我亲身见证了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能确信（也许会有偏颇，但仍然十分确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
我想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呼吁国外的人，尤其是维吾尔人，尝试复制 Atajurt。建立你自己的类似 Atajurt 的小团体，不是一定要叫「Atajurt」，你想叫什么都可以，比如叫「东突厥斯坦支持委员会」之类的名字都好。但是要复制他们的模式，让那些有亲戚在拘禁营里受难，或者是在新疆受难，或者证件被没收、权利遭到践踏的人（不过可能整个新疆，乃至整个中国都是这种情况）。只需要设立一个场合，让人们可以每周一次，或者每隔几天来一次，录制一些访谈。比如说，「我从亲戚那里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拘禁营」。或者说「我试图联系，但是联系不上，我给家乡的公安局打电话，他们把电话挂了」。哪怕是这样的小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是这些小事，也能帮助我们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小事能帮助我们做分析，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些小事也能提醒每个人，并不是只有你们或他们，这些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们影响着每个人。
这是你的力量 。你们的力量大到超出想象，因为受害者如此之多，总数如此之大。你必须要利用这种优势！你必须站出来，必须要发声！你不能再害怕开口讲话了，因为这样不会伤害你的亲人。对，我其实无法保证。确实可能有一些案例他们是「杀鸡儆猴」。他们可能会故意惩罚一些人，来达到这种目的。但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会同时制造一场巨大的媒体丑闻！所以要宣传那个案子！把中国政府对你的亲人做的事都揭露出来。但是不要对此保持沉默。
所以，你要创办你的小型的 Atajurt，让你的小组织遍布全世界，然后拍视频、发布直播，放到网上，让所有人看到都在发生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促进外界对这件事的认识。这样才能提醒每个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如果你静悄悄的，就什么事都做不到。对不起，但确实做不到。中国会无视你，因为它不尊重你。如果中国看到你害怕它，它就不会害怕你。
所以拜托大家，如果我们挽救不了 Atajurt，如果我们挽救不了 Serikjan，请发起自己的行动！要么复制 Atajurt 的做法，要么自己行动，用你自己的思路。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点什么。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它有多重要，我想 Atajurt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 Atajurt......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也可能不算无神论者，但至少我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所以我不想说它是「上帝恩赐的组织」。但这世界能有 Atajurt，是非常幸运的。能有这样一群人选择走到一起，身体力行地为哈萨克人伸张权益，并采取所有这些举措、提出所有这些想法，并且付诸行动，使其成为国际性的议题，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它的重要性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你能做什么，并且也显示出了成果。他们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对这些成果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不是消极的，通常都是积极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绝对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它继续下去。拜托、拜托，请考虑一下！
因为你作为受害者，可以做的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说出来。一遍一遍地说！每周都说，每天都说。一直到所有人都厌烦了，但他们都不能无视你。因为他们不能无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你必须迫使人们关注，如果你安静了下来，人们就会无视。
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坦率地说，就像我之前说过的，Atajurt 可能是这个议题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团体。没有多少人我会这样形容，但是诚实地讲，对于他们，我要鞠躬致敬，我非常尊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行动力......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不能让所有这些都浪费掉。我想人们无法理解，如果这些都浪费掉了，我们会失去多少，而且我认为人们也不会理解，如果它从未存在过，我们会处在怎样的境地。我们仍然只能写来写去，泛泛地谈论警察国家或外部观察，但实际上并不了解所有这些微小的细节，也没办法拿着这些微小的细节，质问中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我们需要因此感谢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消失了，那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如果我们不效仿这些行动，如果我们不发起替代的行动，那么一切就都白费了。
所以，拜托大家了。这个很长的视频我打算这样收尾。拜托大家、恳请大家一定要做点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节点，如果我们在这里失利，就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折。而且，坦率地说，也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
这就是我的视频声明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如果你把整个视频看完了，或者你把全文读完了，那么谢谢你的关注。现在是阿拉木图时间的午夜，凌晨12:32。3月17日。我是斌吉恩（Gene Bunin）。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阅读。祝一切顺利。
图书馆革命
https://philzimmermann.com/EN/essays/PGP_30th/
6 June 2021
Philip Zimmermann
Translated by DeepL
今天是PGP 1.0发布的30周年。
正是在1991年的这一天，Pretty Good Privacy被上传到了互联网上。我在前一天把它发给了我的几个朋友进行传播。这启动了十年来为结束美国对强加密软件的出口控制而进行的斗争。在PGP 1.0版本发布后, 一些志愿者工程师站了出来, 我们做了很多改进。1992年9月，我们发布了PGP 2.0，有十种外语版本，运行在几个不同的平台上，升级了更好的加密技术和新的功能，包括独特的信任模型，帮助PGP成为最广泛使用的电子邮件加密方法。
我成为了刑事调查的目标，因为我允许PGP在世界各地传播而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这进一步推动了PGP的普及。政府在1996年初撤销了调查，但政策辩论仍在继续，直到美国的出口限制在2000年终于崩溃。PGP点燃了十年的加密战争，导致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放弃了对强加密技术的使用限制。那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惊心动魄的十年，也是争取私人交流权利的一个胜利。
我希望PGP能被用于人权方面的应用。我希望它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特别是在那些需要保护的地方，使其免受本国政府的影响。但在刑事调查期间我不能大声说出来，因为这将有助于检察官证明其意图。
最具戏剧性的PGP故事来自于美国以外。在科索沃冲突期间，PGP帮助8000名平民安全撤离了致命的危险。在参加2014年国家网络安全名人堂仪式时，一个来自HUMINT社区的人找到我感谢我，因为他说他有一些同事因为PGP而活到今天。在危地马拉记录战争罪行的人权团体，保护证人免受军方的报复。巴尔干地区的人权工作者。1990年代缅甸的政治抵抗。多年来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2004年，从NSA退休的Robert Morris告诉我，当PGP第一次和它的源代码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时，NSA特别担心源代码会让很多人知道如何开发强大的公钥加密软件，而这种技能会扩散。
三十年后的今天，强加密技术无处不在。在20世纪90年代很有魅力的东西，现在却很平凡。在这几十年里，有太多的变化。在漫长的技术年中，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自己的工作转向了端到端的安全电话和短信。现在，我们的浏览器、VPN、电子商务和银行应用、物联网产品、磁盘加密、TOR网络和加密货币中都有无处不在的强加密技术。还有在OpenPGP协议的实施中的复苏。似乎不可能把这种牙膏放回管子里。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政府正是在试图这样做。对端到端加密进行反击。我们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看到了这一点。在我们都认为我们赢得了加密战争的20年后。我们必须再次动员起来吗？隐秘战争的老兵们可能难以穿上他们的旧制服。还记得《超人》中超人先生试图挤进他的旧服装的那一幕吗？我们将需要新的部队。
保护我们的私人交流权的必要性从未如此强烈。许多民主国家正在滑向民粹主义的专制国家。普通公民和基层政治反对派团体需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新兴专制国家的影响。**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继承或建立了一个普遍的监控基础设施，那么政治反对派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来，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些社会中，安全通信对于基层政治反对派来说是必要的。
这不仅是个人自由的问题。这也是国家安全。华为5G基础设施在欧洲各地的鲁莽部署，为中国的SIGINT[1]创造了轻松的机会。端到端加密产品对欧洲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以对抗由中国控制的敌对的SIGINT环境。我们必须在政策空间上大力反击，以维护端到端加密的权利。
-Philip Zimmermann
6 June 2021
The Hague, Netherlands
[1]：信号情报（SIGINT）是一个总称，包括通信情报（COMINT）、电子情报（ELINT）以及量度与特征情报（MASINT）系统。
图书馆革命
https://ethfans.org/posts/note-on-translations-of-the-genesis-files
干货 | 创世文档：David Chaum 的 eCash 如何催生一个密码朋克的梦
干货 | 创世文档：Adam Back 如何设计出比特币的引擎
干货 | 创世文档：Wei Dai 的 B-Money，也许是比特币的初稿
干货 | 创世文档：Nick Szabo 的 Bit Gold 与比特币只半步之遥
干货 | 创世文档：Hal Finney 的数字现金探索成果 RPOW
"The Genesis Files" 是 Aaron Van Wirdum 从 2018 年 4 月开始撰写的连载，一共有五篇，介绍了对中本聪发明比特币有所启发的几位 "密码朋克" 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的数字货币构想。
2018 年 6 月，我在 BlockstreamCN 公众号见到两篇译文（1、2），尝试联系转载而不得。近日，终于在友人 Molly 帮助下，获得 Bitcoin Magazine 的授权，得以翻译及再出版。特此感谢 Molly。
五篇文章，从 David Chaum 写起，展现了密码朋克们在理想的指引之下的探索（实际上，也是比特币的底色）；既不是纯粹的技术介绍，也不是人物传奇故事，因而既能引人入胜，又能不落俗套。此外，作者还经常拿这些构想与比特币相对照，使得文字已不仅是介绍，还有了反思的味道。
这种反思气氛，也使我常常思考：为什么这几位密码朋克前辈，没能发明比特币？中本聪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
举个例子，"工作量证明" 并不是中本聪首创的，甚至用在数字货币上的 TA 也不是第一个。看 Adam Back 那篇，就明白了。
熟悉密码学的人都知道，比特币中所有的密码学工具，无一是中本聪的发明，在中本聪创造比特币的时候，全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PoW、默克尔树、哈希函数、公钥密码学......）。中本聪只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TA 的过人之处，不是对密码学的理解，而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几位前辈的执念，阻碍了他们在数字货币领域进一步创造。
Wei Dai 的例子可能最明显（原谅我对前辈的不敬）。Wei Dai 从一开始，就想创造一个 "币值稳定" 的货币；乃至于日后回想起自己未及时回复中本聪邮件，懊悔之处亦在于未尝试说服中本聪改变比特币的货币政策（我自己相信，中本聪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比 "购买力稳定的货币" 更大更教条主义的虚妄了。世界上从不曾，也永不会存在 "购买力（绝对）稳定的货币"。货币的购买力，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化之中，随着支付技术、交通条件、货币发行量乃至保险行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你觉得稳定，只是因为作为一种适销性最强的商品，其价值变化相当慢而已。
要而言之，价值总是个体的估价，而个体之外，并不存在一套恒常不变的价值尺度（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可知的，虽然总有人扬言自己知道），自然也不存在能固着在某个位置的东西。
Wei Dai 可能也没妄想这样的东西，他只想让 B-Money 锚定一篮子商品（若干数量的若干种商品）。这样就算稳定了。但这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此种货币设想，最早应见于欧文-费雪。包括张五常教授，也提过类似的方法，让 "货币有个锚"，方法更进一步，要求货币成为 "期货市场可以成交的一篮子商品" 的指数，并配以一定的通胀。（见《经济解释》卷四第六章）
但米塞斯早就批评过这种构想：这一篮子商品并无理论上的最优选，因此必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它也必定会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被有心人改来改去。一样是不稳定的。（见《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第六章；米塞斯何其老辣、费雪何其天真！）
锚定贵金属的货币，即使免不了贬值，过程也会更透明。也即制度费用会小一些。
Nick Szabo，我认为是最博大的密码朋克了，在这一点上也难免智者千虑。
他的 Bit-Gold，与比特币极其相似，真的只有半步之遥。Bit-gold 的形式与比特币 UTXO 几乎完全一样，就除了一点：比特币 UTXO 只能由区块来发行，而 bit-gold 则是自由提供 PoW 来发行。
Szabo 认识到了直接以 PoW 作为价值标的，会面临通胀问题（因为计算机创造 PoW 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他的办法是为 bit-gold 加入时间戳，从而不同时代产生的 bit-gold 将本身就是不同质的（历史上的 big-gold 也不再有被通胀的可能），而多个差异化的 PoW 可以打包成价值均一的货币单位（从而解决不同质带来的不便）。
这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人们对商品的估价，本质上是不考虑其制造成本的。人的估价只向前看。就以 Szabo 喜爱的黄金为例：你见过人们为不同地层（开采难度和时代不同）的黄金给出不同的价格吗？不，人们只以纯度来考虑单价。一个 PoW，也并不因其是更久远的而更有价值。（Szabo 可能太过相信，人们会把时间戳当成一种收藏品。）
"不可伪造的奢侈浪费"（Szabo 语）、制造成本，是物有价的前提，但不代表人的估价会以这个成本为依据（大多数时候，这个成本也是不可知的）。估价从来只看向未来，考虑其用途、考虑其稀缺性稀释的速度。
所以 Szabo 的办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徒增困扰。异质的 bit-gold 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不因为可以组合而消失，因为组合过程也面临定价问题，而定价要付出信息和判质费用。市场定价的能力不是无限的。
数十年的探索，中本聪成见最少，心思最单纯，最少虚妄（和完美主义），洞见最深刻。他认识到了货币的价值是时间的函数，于是才能创造性地设计出难度调整机制：当年发明用来阻遏滥发邮件的 PoW，摇身一变成为阻遏滥发货币的围墙，我们才有了比特币。
了解这几位密码朋克，不仅是为了了解比特币所吸收的营养，也是为了从他们的尝试中获得教训。仔细阅读他们的设想，你会发现历史真的押韵。他们已经尝试过走不通的路，也还有人奉为创新、跃跃欲试。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份连载，也可以有这样的价值。
（完）
作者: 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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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青年作者杨潇的新作，也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关于一个不无困惑的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1938 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 1600 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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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持镇压学生，他认为港人是暴徒
我关注的是他的数学成就，对这两条尚不知情，能否给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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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丘成桐从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级数学家的励志故事。困顿清苦的童年，艰苦卓绝的异国求学路，初入数学界的一鸣惊人，名声大噪后的风起云涌，对中国基础科学建设的拳拳之心……攀登科学高峰，拨开浮华迷雾，丘成桐直面盛誉、无惧挑战，讲述触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书中特别收录丘成桐原创诗词赋文，学贯中西、融通文理，尽显大家风范。他的故事就是展示中国的一个窗口。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正努力与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并终将重塑世界科技的秩序。
丘成桐（Shing-tung Yau）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大奖。他成功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其研究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史蒂夫·纳迪斯（Steve Nadis）
美国知名科学作家，《天文学》（Astronomy）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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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7站有人发过如何解决墙内Tor用户过少导致的隐匿性较低(特征太明显)问题? ，里面提到过 Snowflake。
我刚才顺手打开了 Tor Blog，看到6月8号的消息。
We're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Snowflake will be shipped as one of the default bridge options with stable versions of Tor Browser later this month.
What is Snowflake?
Snowflake is a pluggable transport that uses a combination of domain fronting and peer-to-peer WebRTC connections between clients and volunteers to circumvent Internet censorship. Snowflake, which is the spiritual successor to flashproxy, aims to lower the barrier for running anti-censorship proxies, resulting in a large pool of proxies for users to connect to. Instead of requiring a server with consistent up-time, Snowflake proxies run as an addon or extension in your browser. These proxies can move locations as users connect to different networks, providing a moving target that is more difficult to block. We currently have about 8 thousand available Snowflake proxies each day. When a user connects to Snowflake in order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they are matched with a currently available proxy. If this proxy "melts," or disappears, the user will be seamlessly matched with a new proxy.
Snowflake currently uses domain fronting for the initial connection to match users with Snowflake proxies, and to allow each peer to exchange the connection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WebRTC. This channel is highly censorship resistant, and used only for the initial bootstrapping of the connection. As such, it requires much lower bandwidth and shorter connections than existing domain fronting pluggable transports like meek, making it a more scalable alternative.
For more technical details on how Snowflake is designed, see our documentation, the source code, and the Snowflake technical report.
文中还有 Snowflake 用户使用调查报告
Snowflake users by given country,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participants who responded by region instead
243名确认的 Snowflake 用户自愿提供了他们的位置，其中最受欢迎的五个地点是美国（46）、俄罗斯（26）、印度（16）、德国（13）和中国大陆（9）。
243 confirmed Snowflake users volunteered their location, with the five most popular locations being the United States (46), Russia (26), India (16), Germany (13) and Mainland China (9). However, it must be noted that anglophone locations and those with fewer instances of censorship may be over-represented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study.
欢迎提供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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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dvv1 #143940 西南联大成功的核心就是「教授治校」，哪像现在外行指导内行，之前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党委书记却是个学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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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联大8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两院院士，100多位名师巨匠……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场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本书精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国宝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性散文集，内容涵盖许先生对西南联大里老师、同学、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与校园生活。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
许渊冲，1921年出生于江西，100岁高龄的国宝级翻译家。
许渊冲毕业于西南联大，1941年入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1948年留学巴黎大学，1950年底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曾获国际翻译界顶尖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获奖者（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曾获国家汉办“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
国家文化部授予其“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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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it上的r/monero有讨论，结论是他们不能，美国国税局没有为此给他们付赏金。
In these kind of matters it is imperative to separate signal from noise. The fact that the IRS didn't grant the bounty to CT is basically a testament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ir tool.
"Nobody can deterministically trace Monero transactions yet" - Dave Jevans (CEO of CipherTrace)
r/monero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to ask this but to address your question, no ciphertrace can't actually trace monero deterministically, and according to the ciphertrace CEO on a podcast with a MRL researcher "no one can". Does this mean that they can get no data on transactions? No they definitely can get at least some info. But it's probably not using any techniques that aren't already well known to the Monero Research Lab.
In other words, they can collect data off the blockchain. The data they collect isn't enough to determine for sure transaction info. From what I remember they shoot for 80% probability. The "tracing" they are doing are probably using techniques that are already known to MRL that are going to be improved upon, not some bug in the monero protocol, and they aren't good enough to collect on the bounty that the IRS has put out for a monero tracing software https://decrypt.co/41411/the-irs-is-offering-you-625000-to-crack-mo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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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作家钱佳楠在中英文写作中都受到赞誉和好评，而同时她又面对“被代表”、“取悦白人”的质疑声音，以及在双重政治语境下表达自己个性的困境。本期歪脑聊，我们听她聊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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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芬尼（1956）是出了名的乐天派，曾被 PGP（优良保密协议）的创建者菲尔-齐默曼（Phil Zimmerman）盛赞为 "密码学界的罗杰斯"[1]。即使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也称 "渐冻症"）致使他全身瘫痪，他仍然笑对人生，最后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与世长辞。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毕业的芬尼进入了刚崛起的电子游戏行业。乐观向上的他自然而然地与负熵主义者走到了一起。负熵主义（Extropianism）是加州技术自由主义者掀起的运动，从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作家那里汲取了很多灵感，主张利用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太空旅行等未来技术作为工具推动人类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负熵主义者相信，如果科学和创新能够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发展，那么永生和其它超人类主义目标将得以实现。-
芬尼还是个科技弄潮儿。当互联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面向大众开放时，芬尼立即开始探索万维网及这条全新信息高速公路的其它方面，很快就认识到了互联网所蕴含的变革力量。万维网的出现，使得人类摆脱了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边界，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
但是，凡事都有另一面。芬尼深谙互联网的设计权衡，知道网络空间在创造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由于通信数字化，任何人的对话都面临被监控的风险。网络也有可能成为侵犯人们隐私的工具，对人类自由构成威胁。
芬尼意识到，不只是日常通信，金融交易也会面临同样的威胁。在数字化世界中，货币也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数字化道路。这意味着，匿名支付可能会成为历史。
芬尼在 1993 年的文章中解释说："未来，我们的数据将被建成档案，用来追踪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模式。当我通过电话订购东西或使用 Visa 卡付款时，我在哪里花了多少钱将被记录下来。久而久之，随着电子交易数量增多，人们的隐私性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
芬尼认为，互联网需要一种无法追踪的货币形式来实现匿名交易，就像实物现金（你随身带着的纸币和硬币）一样。互联网需要数字现金。
幸运的是，数字现金当时已经在开发中了。
芬尼后来写道："我已经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正在面临隐私泄漏、计算机化蔓延、大型数据库兴起、中心化程度提高等问题。大卫-乔姆（David Chaum）为我们指引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是将权力交到个人而非政府和公司手中。计算机可以成为解放和保护人们的工具，而非控制人们的枷锁。"
密码学家大卫-乔姆也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一种叫作 eCash 的数字现金设计，并成立了 DigiCash 公司来实现该系统。乔姆将 eCash 设计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等法币的隐私层，打算将该技术出售给银行。
芬尼很快就向圈子里的其他负熵主义者推荐了乔姆的项目，还在负熵主义圈的主流杂志《熵》上写了一篇长达 7 页的项目介绍。
芬尼在向技术自由主义者宣传数字现金时写道："密码学可以让人们控制自己的信息，他们的控制权并非由政府授予，而是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能够访问自己信息的密码学钥匙。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世界。"
就在 1992 年，芬尼收到了另一位负熵主义者蒂姆-梅（Tim May）的邀请。梅与他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些精通技术、注重隐私的好友【包括 DigiCash 的前雇员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召集了一群黑客、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共同利用密码学捍卫网络隐私。
这个组织就是密码朋克，他们将自主开发的软件作为武器，高呼 "密码朋克要会写代码" 的口号。
芬尼确实写过代码，帮助密码朋克组织取得了一些早期成功。他与休斯共同开发并运行了首个邮件转发器：以匿名方式转发邮件帮助人们实现隐私交流的服务器。当菲利普-齐默尔曼（Philip Zimmermann）发布 PGP 时，芬尼成了该项目的主要贡献者。为了提高组织的影响力，他还举办了一场破解 Netscape 公司的 SSL 加密技术（弱化版）的比赛，最终由一位密码朋克成功破解。
芬尼最感兴趣的还是数字现金。每当密码朋克邮件列表上出现其它电子现金提案（如 Magic Cash、Brands Cash 和 TrustBucks），芬尼总是迫不及待地做出点评。他尤其关注电子现金的隐私功能，经常会向其他密码朋克解释不同系统的运作原理，帮助他们理解不同数字现金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只要谈到这个话题，芬尼总能提供自己独到的见解。
1997 年，年轻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朋克亚当-巴克（Adam Back）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数字现金设计Hashcash。顾名思义，这个方案采用 "工作量证明" 系统生成类似邮票的东西，作为反垃圾邮件解决方案。比方说，在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之前，Hashcash 用户需要使用这封邮件的部分内容和一些额外数据生成一个哈希值（一串看似随机的数字），并将这个哈希值连同邮件一起发送给收件人。收件人只会接受包含 "有效" 哈希值的邮件，否则邮件将被退回。
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有基于邮件的哈希值中只有部分会被视为有效。这就意味着，用户必须花一些算力（本质上来说是能源）来生成 Hashcash。对于发送简单邮件的普通用户来说，这点算力其实微不足道，可能只需花费几秒的计算时间。然而，如果有人想要一次发送数百万封垃圾邮件，为每封邮件找到有效哈希值所需消耗的能源总和会让他血本无归。
巴克提议的方案可以用来支付邮费，但是不足以作为成熟的货币。最重要的是，每个工作量证明都有与之唯一对应的邮件，也就是说 Hashcash 收件人无法将已经用过的工作量证明拿到别处使用。
无论如何，密码朋克很快意识到 Hashcash 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工作量证明引入了现实世界中稀缺资源（能源）的数字表示。由于稀缺性是货币的基本属性，巴克和其他密码朋克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工作量证明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全新的货币：一种完全不需要银行背书的数字现金。
在之后的几年，基于工作量证明的数字现金提案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是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 Bit Gold 和 Wei Dai 的 B-Money。虽然这两个提案都是很有趣的设计，但是它们依然存在一些弱点，对应的解决方案建议也很复杂，而且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可能是因为这些缘故，这两个提案都没有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DigiCash 没能成功实现 eCash 。乔姆的公司（深受 20 世纪 90 年代那批互联网先锋的追捧）在 20 世纪末申请了破产。
到了 21 世纪早期，密码朋克运动日渐式微，数字现金的梦想变成了一段凋零的回忆。
但是，哈尔-芬尼这位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打算放弃。
2004 年，自芬尼首次在负熵主义者圈子里推广电子现金以来大约过去了 10 年，芬尼提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系统：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RPOW）。虽然有所简化，但是芬尼从 Bit Gold 中汲取了灵感，并采用了 Hashcash 的工作量证明系统来生成货币。
芬尼在其 RPOW 网站上解释称："安全研究员尼克-萨博已经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代币概念 Bit Gold，并认为代币本质上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工作量。萨博提出的概念比简单的 RPOW 系统更加复杂，但他的洞见是精准的：RPOW 代币具有黄金之类的稀有物质的属性。开采金矿和铸造金币需要消耗人力和财力，因此赋予了黄金稀缺性。"
萨博和 Wei Dai 都因未能将其数字现金构想编写成软件而止步。芬尼则真正编写出了一个 RPOW 原型。他邀请人们试用这个系统，并在一个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调并以带有漫画风格 RPOW logo 的极简网页上宣传电子现金。（想象一下，就是在蝙蝠侠的上勾拳击中反派下巴的位置配上 "POW" 字母的感觉。）
-来源：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217090451/http://rpow.net/index.html-
为了实现这个原型，芬尼设置了一台用来运行开源软件的 RPOW 服务器。这台服务器不仅充当发行新的 RPOW 代币的铸币厂，还会验证是否存在同一个用户多次花费同一笔代币的情况（"双重花费"）。
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了解 RPOW 的运作方式：假设 Alice 想要生成一个 RPOW 代币。首先，她要连接芬尼的服务器，为了获得最佳隐私性，很可能是通过 Tor 建立连接。接着，Alice 会获取服务器和她本人所独有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哈希计算，直到找到有效的工作量证明为止。然后，她会将这个工作量证明发送至服务器，再由后者检查其有效性。如果有效，服务器将创建出一个独一无二的 RPOW 代币（其实就是一串数据），并将其发送给 Alice。服务器也会在本地数据库中存储这个代币的副本。
Alice 想要花费这个 RPOW 代币时，她只需将其发送给收款方，如 Bob，就可以从 Bob 那里下载 MP3 文件。从技术角度来看，Alice 通过何种方式将这个代币发送给 Bob 对于 RPOW 系统来说并不重要，只要她确保这个代币在发送途中不被拦截即可。（使用 Bob 的公钥加密过的消息就可以做到这点。）
Bob 收到这个 RPOW 代币后，需要检查其有效性，并确保它没有被多次花费。为此，他会立即将这个代币发送至 RPOW 服务器，后者会使用软件来验证这个代币是否包含在内部数据库中，以及是否已经花掉了。如果通过验证，RPOW 服务器会向 Bob 确认，然后 Bob 就会将 MP3 文件发送给 Alice。随后，服务器会将这个 RPOW 代币标记为已花费，再也无法使用。最后，服务器会生成一个新的 RPOW 代币，将其发送给 Bob 并包含到内部数据库中。Bob 就可以使用新的代币......如此循环往复下去。这样一来，这些代表单一工作量证明的代币就可以永久流通。这就是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
迄今为止，这个系统都是可行的 ------ 但是它需要用户信任这个 RPOW 服务器的运营者（在这个例子中，运营者是芬尼）。芬尼可以对 RPOW 软件动手脚，或是在不生成任何工作量证明的情况下铸造 RPOW 代币，或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双花攻击。
然而，芬尼不想强迫用户信任 RPOW 服务器的运营者，即使这个运营者是他本人。因此，RPOW 服务器需要具备一个特殊的属性。作为这个系统的主要创新，RPOW 服务器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 IBM 4758 上。IBM 4758 支持 "可信计算"。
简而言之，这个抗篡改硬件包含一个由 IBM 嵌入的私钥，因此没有人（包括这个安全硬件组件的所有者，也就是芬尼本人）可以篡改或盗取。由于采用了远程见证技术，这个私钥可以生成证书来表明某个软件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上。有了这个证书，任何连接至 RPOW 服务器的人都可以验证 RPOW 开源代码是否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上，没有任何后门或其它调整。
芬尼在其 RPOW 网站上解释道："RPOW 系统的首要构建目标是，让所有人（包括 RPOW 服务器的所有者和 RPOW 软件的开发者）都无法违反系统规则并伪造 RPOW 代币。如果没有这种不可伪造性，RPOW 代币就无法可信地代表人们为创造它所付出的劳动。可伪造代币更像是纸币，而非 Bit Gold。"
虽然 RPOW 得以面世，但是芬尼知道这个简化版 Bit Gld 依然存在局限性。
一方面，这个原型依赖于中心化服务器。开源代码和可信计算制约了芬尼对系统的权力，但还是存在 IBM 员工恶意破坏系统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更现实的担忧是，芬尼可能会自愿或被迫将 RPOW 服务器下线。这会导致所有 RPOW 代币变得不可用。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代币会受到通胀的影响。随着算力的价格逐步降低，生成有效工作量证明也会变得一年比一年容易。
芬尼在 RPOW 的网站上写道："如果摩尔定律（Moore's Law）成立，生成 POW 代币的成本将稳步呈指数级下降。" 芬尼指出，在遥远的将来，最难的工作量证明依然很难生成，而且计算性能的增长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放缓。然而，他告诉读者："请记住，工作量证明既不是货币，也不是稳定的价值贮藏物，而是一种易于交易的计算机工作表示。"
在芬尼看来，他提出的 RPOW 系统更像巴克最初提出的 Hashcash 方案。虽然工作量证明可以 "重复使用"，但是 RPOW 代币旨在成为一种数字邮费形式 ------ 而非真正意义上完全成熟的货币。用户可以利用 RPOW 系统来抵御垃圾邮件，在文件共享网络中用作激励，甚至在点对点扑克游戏中充当筹码，但是 RPOW 代币不适用于储蓄。
萨博和 Dai 试图增加复杂性来解决通胀问题，芬尼却选择接受通胀。这使得 RPOW 在设计上简单得多，但这或许也是 RPOW 与成功失之交臂的原因。由于缺少吸引人们持有 RPOW 代币的经济激励，人们本身就没有理由接受 RPOW 代币作为支付方式。这种情况下，没人使用 RPOW 代币付款，人们就更没理由接受这种付款方式，从而陷入恶性循环。RPOW 面对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困境。
电子现金系统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解决这个因果困境。
2008 年 10 月，芬尼通过其订阅的 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被广泛认为是 Cypherpunks 邮件列表的精神延续）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在这封邮件中，中本聪（后来被认为是化名）提出了一种新型电子现金：比特币。与 RPOW 相同的是，比特币同样建立在 Hashcash 的工作量证明系统之上，不同的是比特币不依赖于任何中央服务器。
比特币虽然富有创新性，却未立即收到热烈反响。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上的绝大多数密码朋克已经迎来送往了太多电子现金实验项目，却没有看到哪个项目真正获得了成功。而且对于比特币方案，人们也有一些合理的担忧：比特币交易不具备即时性、掌握绝大多数算力即可控制整个系统，以及这个解决方案似乎很难扩展。
然而，乐观的芬尼决定看向积极的一面。
芬尼在邮件列表中回应道："比特币看起来很有前景。我喜欢他将系统的安全性建立在诚实参与者要控制比攻击者更多算力的假设之上......我也认为这样一种产量可以预测且不受任何作恶者影响的不可伪造的代币形式具有潜在价值。"
芬尼意识到比特币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中本聪找到了一种限制新货币发行量的方法。RPOW 代币的生成会随着算力价格降低变得越来越容易。相比之下，比特币有一个固定的发行计划表，它依然使用工作量证明生成新的代币，但是巧妙地利用了难度调整算法来确保算力增加会提高生成新代币的难度。（反之，算力减少会降低生成新代币的难度。）
在通过 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群发比特币提议后只过了短短几个月，比特币白皮书的匿名作者中本聪就公布了代码和发行计划表。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币的发行量会逐渐减少，直至达到供应量上限为止：比特币的数量永远不会超过 2100 万枚。
芬尼很快就指出了固定供应量的重要性：
"每当有新的货币诞生，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衡量它的价值。即使我们不考虑它不会被人们接受这个实际问题，也很难想出合理的论点来论证它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妨来一场有趣的思维实验，想象一下比特币成功了，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支付系统。那么，比特币的总价值就是全球财富总和。据估计，当前全球家庭财富的总和在 100 至 300 万亿美元之间。比特币总共有 2000 多万枚，每枚价值约为 1000 万美元。"
并总结道：
"因此，目前看来，花几美分的算力就有可能生成比特币，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有可能带来 1 亿倍的回报！即使比特币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它的价值真的能增长 1 亿倍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芬尼认为，代币是可以有价值的，即使一开始只是投机价值。这可以激励人们参与挖矿、持有代币，并接受代币作为支付方式。比特币解决了 RPOW 所未能解决的因果困境。当比特币在 2009 年初正式上线时，芬尼就是首批矿工之一，还为中本聪做了技术贡献，成为全球第一个收到比特币转账的人，付款方是中本聪本人。
恰恰在这一年，芬尼被确诊渐冻症。但他没有被疾病击垮。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芬尼全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即使如此，他还在坚持使用眼球追踪软件为比特币写代码。芬尼告诉 BitcoinTalk 论坛的用户："我依然热爱编程，是它给予了我目标。虽然做了一点调整，但是我的人生还不算太坏。"
直到现在，芬尼的乐观精神也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散。按负熵主义者的传统，芬尼没有选择土葬或火葬。他的遗体由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零下低温冷冻保存。也许，就像负熵主义者预测的那样，人们有一天会找到治愈渐冻症的方法，科技的进步终会让芬尼起死回生。
诚然，在大多数主流科学家的不屑一顾之下，比特币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没有芬尼这样乐观的 "赌徒"，中本聪或许也只能沦为无名之辈。
这是《比特币杂志》的 "创世文档" 系列的第五篇。前四篇分别介绍了大卫-乔姆（David Chaum）博士的 eCash、亚当-巴克（Adam Back）博士的 Hashcash、Wei Dai 的 b-money和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 Bit Gold。关于更多 RPOW 的信息，请访问 The Nakamoto Institute 上的 RPOW 网页存档。
注：
1. 弗雷德-罗杰斯是美国一档儿童节目《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的主持人，被观众亲切地称为 "美国爸爸"。
（完）
原文链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culture/the-genesis-files-how-hal-finneys-quest-for-digital-cash-led-to-rpow-and-more
作者: Aaron Van Wirdum
翻译&校对: 闵敏 & 阿剑
本文由 Bitcoin Megazine 授权 EthFans 翻译及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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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找到工作！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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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
薛林荣，1977年生，甘肃秦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甘肃天水。著有“微观鲁迅”系列（包括《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鲁迅的门牌号》），随笔集《阅人记》《处事记》，长篇历史小说《疏勒》等。《鲁迅草木谱》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20年度文艺类优秀出版物奖、入选百道网2020年度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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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按照检察院建议的刑期一年三个月，那么他们刑满日期应该是 2021 年 8 月中旬，所以我猜测当局会在七月甚至八月才公布宣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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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9年在贝尔实验室的阁楼上诞生以来，Unix操作系统的发展远远超出其创造者们的想象。它带动了许多创新软件的开发，影响了无数程序员，改变了整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轨迹。
本书不但书写Unix的历史，而且记录作者的回忆，一探Unix的起源，试图解释什么是Unix，Unix是如何产生的，以及Unix为何如此重要。除此之外，本书以轻松的口吻讲述了一群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发明天才的有趣往事，探秘他们如何从传说中走出来，就地显现极客真面目。本书中每一个精彩故事都是鲜为人知却又值得传播的宝贵资源。
本书是为对计算机或相关历史感兴趣的人编写的，虽然它包括一部分技术相关的资料，但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技术背景，就可以欣赏Unix背后的思想，了解它的重要性。
布莱恩·W.克尼汉（Brian W. Kernighan）是《C程序设计语言》和《UNIX编程环境》等10多部计算机著作的合著者。他曾在贝尔实验室计算科学研究中心Unix开发组工作超过30年，见证了Unix的诞生。
译者韩磊，是IT产品与运营专家、IT图书专业译者，译有 《代码整洁之道》《梦断代码》《C#编程风格》等多部计算机图书。他曾担任CSDN副总经理、《程序员》总编辑、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事业部总经理等职，现任AR初创企业亮风台广州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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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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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曲终人不见，窗外孤月明。
关于星星那段想起《小王子》：
我会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在某一颗星星上微笑着，每当夜晚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就会像是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微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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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SpeechFreedomCN/status/1403014524484001797
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中国刚刚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侮辱、诋毁或诽谤“军人的名誉。毫无疑问，这和《英烈保护法》以及侵害英烈名誉罪一样，对于言论管控和打压来讲，这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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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评述了20世纪50-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内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时期特征；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文学思潮的演化；各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状况；对当代文学主要作品的评述等。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已出版四十余部。本教材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以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被认为是至今为止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
洪子诚，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与人合著有《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两意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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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403830158939787266
2021年6月12日，#端点星 案 #陈玫 #蔡伟 被北京公安抓走迫害已经整整420天。
一年前的今天，在经历了55天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之后，他们被以所谓 #寻衅滋事罪 正式逮捕。也是在同一天， #官派律师 正式进入此案，导致案件黑箱操作至今。
2021年5月11日已开庭，但是当局既不宣判也不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