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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3, 2021 • 谢梓枫
「《苹果》终章带来的，是主流报章的论述广度向中间温和取态的猛然收窄，政治异见被拒诸公共舆论之外。」
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生效，《苹果日报》印刷中，头版标题为"恶法生效 两制盖棺"。摄：Vincent Yu/AP/达志影像
2021年6月23日，壹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布，《苹果日报》的印刷版不迟于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也不迟于同日晚11点59分停用。但随后《苹果日报》最新消息指，决定今日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明日（24日）将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也将于当日午夜后停止更新。
在国安法正式落地之前，《苹果》于2020年6月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终章》。特刊虽流露《苹果》内部对前景、对存续的忧虑，但仍以坚持、希望为特刊基调。打压接踵而来。去年8月10日，《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至今还柙，不准保释。同日，大批警察进入《苹果》所在的壹传媒大楼搜捕。今年6月17日，《苹果》再被搜捕，包括总编辑罗伟光在内的5名高层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集团三间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新闻材料被警方检取。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被捕新闻工作者为"罪犯"，社会需要区分这次"刑事串谋"与"正常新闻工作"，与"罪犯"划清界线。今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笔名为"李平"的《苹果日报》社论主笔。
政府的说法企图将《苹果》塑造成新闻界的害群之马，实质却是骑劫了对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定义权。26年来，《苹果》的新闻操作纵有争议，亦属新闻自由范围之内，应由社会自行辩论修正。政府只因新闻工作者的本业------出版文章、针砭时弊、提出倡议------便对其罗织罪名，更尝试把他们从正常新闻工作中切割，是混淆视听，也掩饰了公权力整治新闻界的意图。《苹果》员工在连串政治打压下，仍坚守岗位，出版至最后一刻，著实捍卫了《苹果》的新闻理念和专业。
《苹果》的终结意味著什么？回顾《苹果》自1995年创办至今，它是香港首份全彩报纸，也是现存惟一一份会高调作出政治异议的报纸。《苹果》曾引起同业争相仿效的"苹果化"现象，早期靠著娱乐情色的内容实现商业奇迹，现在则以不畏强权的姿态争取到市民认同，成为香港公信力排名第三的报章。《苹果》终章带来的，是主流报章的论述广度向中间温和取态的猛然收窄，政治异见被拒诸公共舆论之外。
创刊：在$5一份黑白报纸的年代，$2一份的全彩《苹果》
创刊当日，《苹果》销量达到20万份，在短期内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日报》。高峰期，《苹果》日销量接近50万份⋯⋯决定这一场豪赌的，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1995年6月20日，《苹果》创刊，旋即取得商业成功，彻底改变香港的报业生态。当时香港报章仍以黑白印刷，报界共识每份报章定价5元。《苹果》不单打破市场共识，以2元发售，采用全彩色印刷，排版使用大量图片，在报纸档上另树一帜。全彩印刷需要庞大的资本，以支撑美术及印刷机器的费用，而《苹果》售价却低于市场价格，意味著这是一场不惜成本的豪赌，旨在抢夺读者。结果，创刊当日，《苹果》销量达到20万份，在短期内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日报》。高峰期，《苹果》日销量接近50万份。
1995年11月3日，《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长沙湾道的办公室外骑著突发记者常用的采访电单车。摄：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决定这一场豪赌的，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据《苹果》第一任副社长曾渊沧忆述，黎智英当年投放七亿元创办《苹果》，如果一年内没成绩，便会果断放弃。与当时文人办报的风气不同，黎智英早年从商，创办成衣集团佐丹奴，1990年创办壹传媒集团及《壹周刊》，开始专注传媒事业。黎智英的商人触觉，以及他视《苹果》为一盘生意的市场主导思维，促使《苹果》作出大量有别于同业行规，甚至是挑战媒体底线的尝试。除了在营销上割价销售，触发报章减价战，《苹果》的市场导向亦体现在编采内容上。
《苹果》揉合精英报章的政治、文艺内容及小报的娱乐、马经、波经，用传播学者李金铨的讲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体"⋯⋯本地及台湾学者均以"苹果化"形容当时《苹果》为两地报界带来的特殊影响。
草创阶段，《苹果》奉行以读者喜好决定新闻内容的方针，尤以突发新闻及娱乐版招徕读者。在报导手法上，《苹果》依赖读者爆料，取得独家题材；又引入"狗仔队"，曝光艺人私生活，以明星的艳史轶闻吸引读者。在选材用字上，《苹果》内容有大量煽情、轰动元素，性别意识尤其受人非议，即使在报导严肃新闻时，亦往往配上夸张的标题，通俗的书写。《苹果》的做法游走于社会道德及传媒伦理的灰色地带，以另类、可议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备受争议的同时，《苹果》畅销，亦引来同业仿效。
站稳阵脚后，《苹果》的内容变得更多元化，包罗万象。一方面，《苹果》新闻娱乐化，报导腥色奇情故事，甚至有"豪情版"及"夜生活版"，提供召妓指南（按：豪情及夜生活两版于2012年停刊）。另一方面，《苹果》生产监察权贵的调查报导，如1999年调查时任税务局局长黄河生利益冲突、2000年调查民建联程介南受贿行私；又刊载董桥、梁文道等文人知识份子的文章。《苹果》揉合精英报章的政治、文艺内容及小报的娱乐、马经、波经，用传播学者李金铨的讲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体"。《苹果》似乎什么都有，不同阶层的市民都可找到喜欢的内容，这为《苹果》建立了广大的读者基础。
《苹果》商业上的成功为香港报界带来激烈的竞争，当时不少报章、周刊改革新闻编采、排版，都带有《苹果》的影子。2001年，《苹果》开拓台湾市场，亦牵动《联合报》、《自由时报》等传统报章改革。本地及台湾学者均以"苹果化"形容当时《苹果》为两地报界带来的特殊影响。这是《苹果》早期的故事。
2020年8月11日，被搜查后发行的首批《苹果日报》印好，送到报纸档贩售。摄：林振东/端传媒
政治的《苹果》：民主、反共、公众知情权
《苹果》是一盘成功的生意，是"市场导向"报章的案例，但黎智英办报，意图并不止于此。
黎智英在思想上自我定义为右派，青年时期受海耶克（哈耶克）的自由经济学说启蒙，政治立场坚定反共，近年来以个人身份积极参与香港民主运动，支持香港民主化。在1995年创办《苹果》时，黎智英已希望打造一份不畏强权、支持民主、属于香港的报章。
殖民管治末期，香港社会对"九七回归"人心惶惶，要求民主化的声音日渐殷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改革选举制度，增加民选成份，公民社会发展亦越来越蓬勃。其时香港民主运动方兴未艾，《苹果》以鲜明的支持民主的立场创办，成为了民主派在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
这却使《苹果》在香港报业成为异数。据政治学者马岳的分析，回归前，中国政府已积极笼络香港传媒，期望淡化传媒对中共和回归的批判态度。八十年代，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向不少传媒大亨抛橄榄枝，拉笼大众媒体老板及高层进入中国的政治吸纳机制。相关统战工作虽因八九民运而起波澜，但中央政府对传媒的收编、整治一直持续至今，并且行之有效。
《苹果》的政治批判性对香港新闻界、公众知情权、以及香港民主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与政治收编并行的，是传媒承受经济压力，在态度及内容上不得不向中国靠拢。主权移交前后，随著香港经济与中国日渐交织，中资企业在香港影响力增加，香港商界整体亦需依赖中国市场。为免刺激中国政府，商界在投放广告时会避免对中国"不友好"的传媒。这变相令依赖广告收入的传媒，在政治上须要趋向谨慎、保守。
而《苹果》一直保持支持民主、批判中共的取态，既因为黎智英本人贯彻的立场，也因为《苹果》早年的商业成功和读者基础，足以支撑报章存续。在香港报章的政治光谱中，《苹果》单独立在亲民主、立场批判的一端，维持了主流报章上的论述广度，保留了香港报章中政治批判的声音。
2003年7月1日，50万人游行抗议23条立法，游行人士不少都手持《苹果日报》的海报上街。摄：Kin Cheung/Reuters/达志影像
《苹果》的政治批判性对香港新闻界、公众知情权、以及香港民主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在香港新闻界，虽然上述政治经济结构对传媒取态造成影响，但在《港区国安法》落地以前，有形的打压是罕见的。权力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往往透过传媒自我审查而实现。本地学者在分析传媒自我审查现象时，多指出前线新闻工作者对自我审查现象有敏感度，亦会作出抵抗，而《苹果》对香港新闻界抵抗自我审查有重要角色。
但作为市场上最敢言的报章，《苹果》的存在试探著权力对政治批评的包容底线，为同业拉阔了政治批评的空间。
《苹果》在编采和社论上有自身的考量，例如避免直接评论国家领导人、谈论台独等敏感议题等，但作为市场上最敢言的报章，《苹果》的存在试探著权力对政治批评的包容底线，为同业拉阔了政治批评的空间。同样道理，一些由《苹果》率先报导的政治社会议题，容让其他报章以跟进的方式报导，减轻了其他新闻工作者报导敏感议题时承受的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对公众知情权来说，《苹果》多年来的调查报导揭发不少关系公众利益的社会议题。近年重要的例子是2018年的沙中线工程问题，《苹果》调查发现工程出现偷工减料情况，揭发港铁在监督、验收工程机制上有所纰漏。报导引起多间媒体跟进报导，后续的舆论压力促使了政府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导对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苹果》以外，《明报》、有线电视《新闻刺针》及港台《鉴锵集》等，都是本地社会重要的调查报导平台。惟在国安法施行的当下，《新闻刺针》在有线高层变动后全组被裁，《鉴锵集》则多次被港台抽起。虽然部份调查报导资源及人才流向网媒，但《苹果》作为主流传媒，其调查报导的影响力亦相对更大，是本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公器。
除了《苹果》以外，《明报》、有线电视《新闻刺针》及港台《鉴锵集》等，都是本地社会重要的调查报导平台。惟在国安法施行的当下，《新闻刺针》在有线高层变动后全组被裁，《鉴锵集》则多次被港台抽起。
在狭义的传媒功能之外，《苹果》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主，也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舆论阵地，甚至发挥动员功能。每年六四，《苹果》以头版刊登维园悼念八九民运集会的烛光照片，承载并延续了香港社会对六四的集体回忆。到了七一游行当日，《苹果》头版往往配上大字标题"维园见"，则是对民主派支持者的动员呼吁。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苹果》均直接将自身支持运动的立场用作新闻标题。
若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看，这种将大众传媒与政治运动连结的作法，可被诟病，但这就是《苹果》的新闻理念------结合民主诉求及新闻价值，以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
2013年起，《苹果》跃升的公信力
上图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的"市民对传媒公信力"追踪调查，记录了自回归到2019年香港市民对不同传媒机构公信力的评分。公信力是传媒的无形资产，也是销量以外，衡量传媒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公信力越高，反映市民更愿意相信该传媒能反映现实，提供可信的信息。
这图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09年以后，几乎全部报章公信力评分均向下跌，整个报业的公信力开始滑落。其次，2013年以后，《苹果》是惟一一份公信力上升的报章，而且一枝独秀，由尾三攀升至第三，在2019年的公信力仅低于《南华早报》及《明报》。
这个追踪调查没有包含其他变量，难以明确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变化。但若单从转变发生的时间点来看，我们已可以有一些初步解读。首先，在2009年开始的报章公信力下跌趋势，很可能反映了香港社会开始进入过去十年社会政治动荡的征兆。九七回归后，香港平稳过渡，在千禧后的十年间，除了零三七一、反国教运动，社会几乎没有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二千年代也是中港关系相对良好的时期，中国政府落实CEPA，中港经济紧密扣连，同时香港市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持续上升，在零八年到达顶点，之后开始下滑。
进入2010年代，一国两制下的政治社会矛盾开始浮现，香港社会先后经历反国教运动（2012年）、雨伞运动（2014年）及反修例运动（2019年）等重大政治事件。此外，中港文化冲突、两地市民摩擦加剧，香港社会本身也进入政治两极化、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竞争消长的时期。政治两极化下，传媒报导及取态自然受到影响，各报章难以维持客观中立的姿态，说服一种政治立场的同时，往往得失另一群读者，整体公信力由是下降。在政治动荡时期，社会共识出现裂缝，当公共本身已摇摇欲坠，传媒难以维持广大读者心中的公信力，情况并不罕见。
政治两极化下，传媒报导及取态自然受到影响，各报章难以维持客观中立的姿态，说服一种政治立场的同时，往往得失另一群读者，整体公信力由是下降。
但是，为什么《苹果》在2013年以后，公信力反而持续上升？2013年后的两次调查分别于2016年，即后雨伞时期，及2019年8月，反修例运动期间进行。作为政治立场鲜明的报章，《苹果》在政治动荡时期反而收获市民肯定，反映了市民越来越认同《苹果》作为惟一会高调刊登政治异议的报章在香港社会的价值。由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年市民普遍感到新闻自由转差，传媒被政府操控及自我审查的情况加剧。同时，市民对政治前景、法治、自由的各项评分指标亦一并下跌，反映市民普遍感到香港社会状况恶化。在这背景下，《苹果》一贯敢言、拒绝自我审查的报格，使它成为市民认为相对公正可信的信息来源。
2021年6月19日﹐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社民连在法院外声援。摄：林振东/端传媒
值得指出的是，若以绝对标准而言，《苹果》的公信力并不高，2019年的评分甚至低于回归时期。但是，政治动荡时期的公信力评分不能与昔日相对承平的时代直接相比。更重要的是，报章公信力是相对的，在各份报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际，《苹果》却逆转行业跌势，这已足够显示市民的认同和选择。
报章公信力是相对的，在各份报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际，《苹果》却逆转行业跌势，这已足够显示市民的认同和选择。
这份认同和选择所蕴含的，已远超对一间报馆的支持。踏入2020年代，香港社会正站在历史分水岭，政权明目张胆地改写香港社会依赖的法则与规范，立法会、公民参政权、游行权、民间结社、传媒、教育⋯⋯层层制度被松动重构，昔日香港公民社会的根基，自由的空间，急遽崩塌瓦解，而香港社会犹有负隅顽抗的努力。广大市民选择认同《苹果》------并非无视《苹果》的各种问题------既是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空间，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情况有如《苹果》两度被搜，翌日市民便以赚买《苹果》作为政治反抗的行动。在去年8月10日及今年6月17日，《苹果》两度被警方国安处搜查，高层被捕。翌日，《苹果》均印刷逾50万份报纸，有市民从凌晨起排队，有人购买多份让他人取阅，社区及网络充满"哪家便利店可以买到《苹果》？"的情报交流。购买报纸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动------不知道《苹果》还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买报纸会不会犯法，但只要能买，都会去买。
购买报纸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动------不知道《苹果》还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买报纸会不会犯法，但只要能买，都会去买。
香港市民以集体行动抗议政权打压《苹果》，也展示了对《苹果》，作为仅存的异议报章的珍重。
市场困境难纾，政治加码
实际上，时至今日，全球报业均面对网络转型的难题，《苹果》亦早陷入经营困难，收入从1999年的21亿元跌至2019年的13亿元。实体报章的商品性质殆尽，《苹果》在2008年开始积极转型，发展网络，推出"苹果动新闻"，又于2019年推出会员订阅制，至今累积超过60万付费会员，但近年《苹果》未能达到收支平衡，存续危机早已浮现。
商界的取态亦加深这一危机。《苹果》早期依赖庞大读者基础，即使受到部份亲中资本的杯葛，仍能吸引足够的广告收入。但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本地银行界及商界亦开始抽起在《苹果》刊登的广告，网络广告收入又被Facebook及Google等平台垄断，广告收入萎缩，无法有效盈利。
近年《苹果》未能达到收支平衡，存续危机早已浮现。如今，政治打压成为了压垮《苹果》的最后一根芦苇草。
如今，政治打压成为了压垮《苹果》的最后一根芦苇草。在商业层面，政府冻结了黎智英持有的壹传媒股份，以及壹传媒旗下《苹果》的日报、印刷、互联网三间公司的资产。在营运层面，集团老板黎智英、行政总裁张剑雄、总编辑罗伟光等高层先后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在《苹果》工作俨然已存在违法的风险。
2020年12月31日，黎智英由终审法院还押候审。 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及《港区国安法》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周在高等法院获准保释，惟律政司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并且申请在等候上诉许可期间再次羁押黎智英。摄：陈焯煇/端传媒
即便如此，《苹果》没有改变其政治立场，支持民主的态度和语言仍然鲜明。面对公司领头人逐一被捕，集团资产被冻结，员工仍坚持《苹果》如常出版。部份报章对《苹果》的处境幸灾乐祸，亲建制媒体为政府行动呐喊助威，其他媒体也须在政治漩涡之中揣摩自身定位及空间。当大部份大众传媒因自我审查或人事变迁，在政治上变得保守，更突显出《苹果》作为政治异议报章，在香港社会的独特性。
某程度上来说，《苹果》并没有改变，只是置身变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时期被突显出来。
某程度上来说，《苹果》并没有改变，只是置身变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时期被突显出来。它仍然是一份市场主导的报章，是一盘追逐盈利的生意，但《苹果》无法复制早年的商业奇迹。它仍然是打出民主、反共旗号的《苹果》，其政治异议性质却因应时局发展而变得更加珍稀。
网络及海外异议难现《苹果》的本地影响力
笔者去年有机会与《苹果》员工讨论当前的传媒生态。受访对象说，知道《苹果》有灭亡的一日，但这份报章能多印刷一天便是一天，相比以往追逐点击的文化，《苹果》上下更在乎对香港社会的责任。在存亡之秋，《苹果》以保存异见的社会责任为先。
《苹果》终结，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舆论空间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
《苹果》终结，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舆论空间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剩下的主流报章立场普遍由建制到温和，而同时公权力亦透过打压《苹果》，制造二元对立，诱发自我审查。传统报章还能否盛载政治异议？答案成疑。
政治异议须另觅发表途径，不外乎迁移往网络及海外。事实上，香港网络上的政治异议，早已透过个人博客及网上论坛互相碰撞，形成分众的政治场域，敢为人先的网络媒体如《立场新闻》、《众新闻》、《独媒》等也依然据守批判光谱。2019年以后，人数渐增的流亡及离散者，将政治异议带往海外，寻觅空间，并继续透过网络与本地连结，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但必须正视的是，在传统定义下的公共舆论里，《苹果》是香港最后的异议报章。而今，异议声音虽然走向网络与海外，分散的言论纽带或难以被政权触及，也未必能再现如《苹果》的在地影响力。
惟众人心中皆有批判意志，当不致在大浪中沉没。
（谢梓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