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asha 周公“制礼作乐”赋予西周政治活动以人文色彩，流风至于春秋，表现为“赋诗言志”在诸侯卿大夫交往中颇为盛行。以《左传》为例，共记录３３次赋诗活动，其中发生在宴饮场合的有２６次。.......列国之间有通行的“雅言”是“赋诗言志”盛行的关键前提，否则以“断章”形式所赋之诗句就很难在赋诗者与听诗者之间达成一致。《左传》所载参与“赋 诗”者 有 鲁 人、晋 人、郑 人、楚 人、卫 人、莒 人、齐 人、小 邾 人、秦 人、宋人等，其中以鲁、晋、郑三国为主，“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赋诗言志”还突出“慎辞”之 意，《左 传·襄 公 二 十 五 年》：“‘言 以 足 志，文 以 足 言。’不 言，谁 知 其 志？言之无 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慎辞”说明重视文字的表达功能，也促进了文字的规范化发展。正如论者所言：“《左传》中……还有一些言辞，并非发生在外交场合，只是一些非正式的类似日常的交流，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使听话者理解得更加深刻，或者听出了话语的言外之意。”(李青苗《〈左传〉辞令研究》，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９页。))孔子云“辞 达 而 已 矣”。欲 求“辞达”，则文字的表意必须规范统一，并在各国间具有共通性，二者缺一不 可。 故 无 论 是“赋 诗 断 章”对《诗》句 文字本身表意的凸显，还是“慎辞”态度，皆可推知春秋之际的文字已相当成熟。
此外，还可结合出土的先秦古文字作更为直观的考察。从 甲 骨 文 来 看，“商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通行的文字体系”（刘志基《中国文字发展史：商周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页。），此观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有学者从周秦汉出土文献研究中得出结论：“隶书实际上在战国时代的秦国就已初步形成”，“秦至西汉前期的隶书，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可知从两周到秦 汉，文 字 是沿着逐渐简化并规范统一的轨迹在发展。古人很早即 重 视 文 字，“仓 颉 造 书”之说在先秦即已流行，如“好 书 者 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等...........中国文字绵延两千余年使用至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也颇有关系。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先秦诸子多倡“师古”之说，在主观文化心理上促进了对文字语言规范的尊崇。
战国时诸子游说、策士纵横 风 气 甚 盛，诸 子 如 孟 子、庄 子、荀 子、韩 非 子 等，策 士 如 苏 秦、张 仪、范 雎、蔡 泽 等。策士以“游”的形式自由往来于各国，朝秦暮楚、来去自如，或宣扬王道，或拯危救乱，或干求富贵，揭示出战国各诸侯间文化交融之频繁。史书所载策士往来各国并无语言交流障碍，更无需随行携带翻译，亦多有在短时间内游说多国君主者。《史记》载春秋时子贡游说齐晋吴越四国：“子 贡 一 出，存 鲁，乱 齐，破 吴，强 晋 而 霸 越。子 贡 一 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⑦苏秦为洛阳人，先后游说周显王、秦惠王、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连横之说不行，便转而为合纵之策；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未提及语言不通的现象。战国策士还多有与国君面谈乃至“屏间独语”者。《史记》载范雎游说秦王：“秦 王 屏 左 右，宫 中 虚 无 人。秦 王 跽 而 请 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 事，以观秦王之俯仰。”此 虽 有向壁虚造之嫌，但不能否认不同诸侯国人能单独交谈之可能。因 对 面 而 谈，故需察言观色以揣摩听者心理，并 根据听者反应随时调整说辞。韩非子《说难》、《鬼谷子》之《捭阖》《反应》诸篇，对此皆有论及。策士游说多是口头方式，“当时，诸子之‘说’，乃是以口头方式传播而得名”。既然是口头交流，又未见有翻译之记载，可推知当时必定存在一种“通语”。
策士往往仕无定国。秦国吞并六国，亦多“借 才 异 国”。李 斯《谏 逐 客 书》云：“昔 缪 公 求 士，西 取 由 余 于 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游说楚、韩、齐、赵、燕，先 相 秦 而 末年相魏，苏秦以言合纵而“并相六国”。除策士外，战国之际人才，流动也极为频繁，史书中甚多因得罪君王或权臣而奔仕他国的文臣武将，如伍子胥、吴起、乐毅、廉颇等。重用异国人才，既凸显了“士”之价值，也反映出列国文字语言并无太大差异，即便有方言音调之不同，应不影响正常交流。士在诸国自由流动仕宦，又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融与统一。
春秋诸子散文多言简意 赅，或 间 用 韵 语，目的是便于记忆传诵；战国策士意欲以言语倾动人主，故在说辞上与诸子散文明显不同。为打动人主，策士们早已抛弃春秋“慎辞”观念，转而以铺张扬厉、气势恢宏的辞令，辅以譬喻、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或多用形象生动的寓言，以设问或反问增强说服力。刘知幾《史通·言语》云：“战 国 虎 争，驰 说 云 涌。人 持 弄 丸 之 辩，家 挟 飞 钳 之 术。剧 谈 者 以 谲 诳 为 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策士语言华丽雄辩且极富感染力，故能以三寸之舌折冲诸侯之间，震动人主。章学诚云：“文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诙奇焉”，故为“行人辞命之极”②。文字语言的成熟是文辞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策士能在不同诸侯国间雄辩折冲，若无通行的语言断然不可。 由此可推测当时应存在一种大致符合“语同音”标准的“通语”。
方言从古至今都存在，史籍中多有因方言导致交流不便的记载，但汉字作为标准的书面文字却自汉代以来一以贯之。此外，方言与通语间并无鸿沟，因为有统一的文字作为语言基础。郭 璞 注 扬 雄《方 言》时 序 云：“盖 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 言；车 轨 之 所 交，人 迹 之 所 蹈，靡 不 毕 载，以 为 奏 籍，周 秦 之 季，其 业隳废，莫有存者。”⑧扬雄在比较各地方言时屡言“通 语”，有 学 者 认 为，“凡 语、凡 通 语、通 名、通 词、四 方 之 通 语 等。这是指周秦至汉代一直流传的汉民族共同语”（曾佳《扬雄的〈方言〉述评》，《文学教育（上）》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１４８页）。此说虽可商榷，然不可否认扬雄是在既有“通语”基础上来 比 较各地方言的，其基础或即为官方“雅言”。 《吕氏春秋·用众》云：“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瑏瑠《史记·秦本纪》载：“由 余，其 先 晋 人 也，亡 入 戎，能晋言。”上述“戎言”“楚言”“晋言”皆指方言。又《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榖，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实为令尹子文。”由此知楚地方言不同于“雅言”，楚国文献多有楚语，似楚贵族受当地方言影响之故。学者认为两周各诸侯国贵族使用“雅 言”，当地原有民众则使用方言，随着诸侯在封国统治的加强，便 形 成 以“雅言”为主、“方言”为辅的特点，突出代表如屈原作品以周文化为核心，并染有浓郁的楚地风味.........鉴于此，有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古代存在“通语”，“即先秦书面语的词汇、语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口语中必有普通话才能做到。如周祖谟先生说春秋战国有‘共 同语’，理由是‘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文 言 书面语的统一是‘书同文’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口语是完全一致的；恰相反，正因为当时‘言语异声’，才出现了书同文的政策”。“言语异声”是指各地方言音声不同，与“通语”并不矛盾；“通语”似应为官方通行之“雅 言”，此种语言体系应具有很高的共通性。 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云：“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又云：“自周至后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并举出多例，以论证《说文》与《诗》之韵读相通。汤炳正先生认为：“《诗经》地涉十余国，幅员数千里，而用韵基本一致……方言的不同，往往是依音系为单元，而不是在个别字上漫无规律的演变……而且音系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音值的变化则较快。”孟子也讲过楚人学齐语需“引 而 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但孟子并未说齐楚两国交流有碍，故所谓楚 语、齐 语，似 主 要表现在音调音值上的差异。
先秦两汉文献多次提到“重译”一词，用以记载同域外交流过程中语言不通的现象。《尚 书 大 传》载：“交 趾 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 下 和 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 道 路 悠 远山 川 阻 深，音 使 不通，故重译而朝。”“音使不通”即语言文字体系不同，汉文字与域外（汉文字圈以外国家）文字差异较大，交流需经“重译”。也隐含此意。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一文对周秦汉之际的“重译”有详细论述，可以参看。“重译”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同域外交流之际，在华夏及“夷狄”交流中未有提及。虽间有“戎言”记载，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质问时答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戎子虽自道“言语不达”，却能“赋《青蝇》而退”⑦，以“雅言”相交通，可见其受周文化影响之深..........从先秦两汉典籍来看，“重译”主要用于同域外交流之际，华夏诸国间交流未见有此记载。虽不能断言必无，然 既 无 须 载 诸史籍，可推测先秦时期华夏各国间交流之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