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一月您还是10声望

还是不一样的。龙是蛇的身躯加上其他动物的特征组合而成，比较奇幻。蛇就是蛇，比较写实。

此外根据维基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94%9F%E8%82%96%E7%BA%AA%E5%B9%B4

现行十二生肖的具体动物，定形于东汉。在战国时期，有不同的组合。

例如公元前三世纪的两个版本，一个是“鼠 牛 虎 兔 虫 鹿 马 猿 水(鸡) 老羊(犬) 豕”，另一个是“鼠 牛 虎 兔 虫 马 羊 猴 鸡 犬 豕”。龙在汉代文献中才进入这个列表。

维特根斯坦还真是有意思。

维特根斯坦在信中写道：“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可是，研究哲学如果给人们带来的只不过是能够似是而非地批判他人人性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人们对于他人的理解和人类重要行为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人们在决定与谁交往或断交时都加以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也对，如果是圣经中描绘的龙，那么大概率就是蟒蛇，而不是蜥蜴，这就和中国文化中龙的原型类似。虽然我对于“大红龙”是否象征伊甸园中的蛇持保留态度。

如果将这个意象引申到文化区别上，那么问题就是，比如为什么蛇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是恶的，但在其他有些文化中则成了崇拜的对象。有一种可能是人口密集的农业文明因为依赖水，所以更可能把蛇和风调雨顺水源充足联系在一起。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些社会(例如等级更森严的社会)更倾向于崇拜代表危险-不可接近的动物图腾。例如中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崇拜蛇形生物，可能是认为蛇的形象和丰饶以及权威有关。

当然这些纯属猜测。

其实“西方”的龙和东亚传统的龙不是一个概念。

“西方”中古以来传说中的龙是那种带翅膀的类蜥蜴的形象。有一种理论认为此形象来源于古代人类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及其他史前生物的化石。有意思的是，如果看古希腊罗马时期残留的艺术品，上面的“龙”的形象则更像是带翅膀的蛇，而不是蜥蜴状。不过，这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龙是作为自然中的凶兽状态存在的，是神界或者人类英雄的敌人。

(根据圣经新约成书的时代及其文化背景，其中代表邪恶形象的“龙”例如“大红龙”更可能是古希腊文化中长翅膀的蟒蛇怪，所以很多后来描绘大红龙的场景其实都未必符合《启示录》作者的本意。)

而东亚的龙的形象虽然很可能也是基于蛇类，但加上了很多其他动物的特征，比如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形象是猪头蛇身的，还有羊头狗头的。猪羊狗都是驯化动物，所以这些形象很可能和早期部落信仰、农业畜牧业仪式以及图腾崇拜有关。后来这种“半驯化兽”的形象则慢慢演化为中原王朝权力的象征。

在讨论“什么是中国文化”之前，首先要讨论“什么是文化”(手动🐶头)

有一种理论好像是说文化有个人性的和结构性的。前者比如衣食住行、艺术文学、一般性习俗等，后者比如道德宗教、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政治制度等。虽然两者相连，但后者比前者要体系化，因此对于个人的强制性也更大，例如我今天晚餐想换种做菜方法一般不会有太大后果，但是如果我触犯了某些道德或者宗教方面的禁忌(比如在宗教社群吃“不洁净”的食物)后果就比较严重，而如果我和自称代表某种“文化”的强制性组织对上(比如在皇权社会挑战皇帝)那就有可能直接被搞死了。

原来这是王力雄的书。而王力雄居然还在国内。

祝新年顺利充实！

中国穷人蛮多的，不过那个数据有点老，我记得是2019年收集的(虽然研究报告是21年出的)。

合并可以啊。我没时间管理，小组草都三尺高了。

走线不用学编程，锻炼身体、学好语言，有机会再学门技术工种，更有用。

像中国这种 自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在帝制和半民主和所谓开明专制之间来回横跳好几次最后又走回帝制的国家估计全世界只有一个了吧

其实有这种专制-半民主-专制的曲折历史的国家还蛮多的，很多东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如果不算上其前身的话，代议民主制是一个比较新的政治制度，而专制制度相对历史悠久，其惯性是强大的。

你说的“中国文化”具体是指什么呢？是政治制度理论，社会结构伦理，美学或宗教，或者其他？

你说的苏联模式和朝鲜模式是指？

我认为是这样的。且“自由派”本来就是一个很混杂的概念，很多人对于自己信仰什么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可以说香港是被英国和中国合谋出卖了吗？

简单地说，是的。如果说得中性一些，那么就是香港回归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共谋。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提议者还是英国。不让香港人参与香港未来的谈判是中国政府坚持的，英国虽不满意也接受了，见此处。

1982年12月9日，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贝尔斯特德勋爵在香港发表意见，提出香港必须作为其中一方参加香港前途谈判，并把对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作是中英港三方参与的“三角凳”，但中方代表团坚持香港无权加入为“第三者”参与谈判。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接见香港行政局议员锺士元和邓莲如时，邓小平公开指“只有两脚凳”（指中英两国）、“没有三脚凳”、“欢迎你们以个人的身份到北京来”，由此“三脚凳”的比喻流传。

与此相关的是，49年之后英国曾想在香港推行去殖化和自治，中国政府不愿意，因为在当时的冷战国际形势下，一方面让香港保持殖民地的地位连通中国与西方，一方面维持中国对香港主权的申索权，对中国政府是最好的。中国政府为此还长期坚持“香港不是殖民地”。见此处。

中国在回归联合国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3月8日，已通过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换句话说，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主动声明，香港和澳门已经从联合国制定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香港和澳门属于殖民地性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如此做，目的其实很简单：1、防范香港、澳门的“独立”危险；2、排除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干预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归前夕，《人民日报》曾特意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对此做出解释。文章说：“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例如此处：

• 麥理浩才是香港「一國兩制」之父

• 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

这里还有一些讨论：https://2047.one/t/17513

这样看这个所谓的”诸夏计划“本身就是为共产党地方权贵和军阀准备的呢

我个人较为认同这一点。我认为刘仲敬提出诸夏说的目的是策反“土豪”（也即共产党地方权贵和军阀）。而对于他所宣称的“无产阶级人士”，除了劝人跑路（比较正面的效果），让人过一过当“国父”的瘾（？），以及将无差别攻击行为（所谓“屠支”）合理化（比较负面的效果），实际作用是不大的。

在习上台之前 中国解体确实没有多大市场 但是习上台以后越来越有市场

文革后中国反官方叙事的思想界一直在演变，但一直也有两大派，一为制度派，一为国民性派。比如80年代有呼吁政治改革的“自由派”，还有批判国民性的“河殇派”。

90年代开始自由派内部分裂得很厉害，一部分人成为了提倡社群主义进而国家主义的新左派，一部分人成为了铅笔社那样的经济自由派，还有一部分人成为宗教保守自由派，原来坚持呼吁制度改革的“公知”反而比例是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左派学术思潮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个人自由主义加制度决定论的理论已经过时，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现实，让政治改革的希望日渐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试图寻找其他的理论出路——无论是诉诸国家主义或是保守主义或是重拾批判国民性（“支性”）的大旗，可谓再正常不过了。

刘仲敬以及“中国解体”的理论，我认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这种理论其实是批判国民性的“河殇派”、强调组织和文化重要性的社群主义、和西方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多重影响下的产物。所谓的“中国解体论”，主张的是将一个民众被中央集权“原子化”从而堕落成为“费拉”的帝国，分解为诸多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小型民族国家。当人们不愿意采用官方的国家主义叙事、且认为政治改革和个人自由主义无法实现时，就容易走向其他几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处。

我认为，他人想说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无所谓的，立场是否有经过反思的经验、深入的思考、详实的证据支撑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反思学习思考这些事，最终影响的就是自己而已。

我的理解，说“别再随便说XXX”是说，要多思考自己所持立场背后的原因。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文化独特性”“宗教信仰”……等等无论什么词来替代XXX都可以。人的立场很多时候是直觉性的，有的时候或许多问一个为什么，就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我个人赞成多思考自己立场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自己觉得天经地义的立场。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应有之义，或者必要的行为。这只是磨练自身的必经之路而已。类似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其实人们还是这样过，而且审视自己生活的人和未审视自己生活的人并不天然具有道义上的高低；只不过审视自己的生活，会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而已。

权利和责任应该对等。

2021年就开始调查了，现在才抓人。

法庭认为郭有潜逃风险，拒绝保释。

日用数学一直有，但中等和高等数学限于高层兴趣。其实唐代科举是有算科的，只是后来荒废了。一般科举不考的内容，就没法推广。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才回复。

我记得以前读过关于康熙的一些史料，康熙是一个相当好学、对西学很感兴趣的人，很多人称之为学贯中西。可能是受其影响，雍正和乾隆也对西学颇有兴趣。

我的感觉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兴趣和民间的文化兴趣还是有多层隔阂。比如即使有皇帝下令翻译发行几何学讲义，且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懂高等数学的人（知乎链接），这些文化在民间依然波澜不惊，几何学和数学更没有进入教育体系。

这种复杂的概念，答案不如试图回答的过程重要。

看起来是喜币暴雷了。

In addition, Mr. Williams announced that between September 2022 and March 2023,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approximately $634 million from 21 different bank accounts.

美国政府扣押郭文贵6.34亿美元的银行资产。

Kwok is charged with lining his pockets with the money he stole, including buying himself, and his close relatives, a 50,000 square foot mansion, a $3.5 million Ferrari, and even two $36,000 mattresses, and financing a $37 million luxury yacht.

郭被指控用所集资金购买豪宅豪车游艇和豪华床垫。

如果你真的想弄明白什么是民主自由，就必须要回到初衷，询问自己所支持的民主自由的定义。而定义往往是最难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自己无法解答“民主”“自由”这些概念究竟是什么，或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何差异。

您的意思是说，假设中国目前的政府解体，台湾成为各国承认的独立国家，新的中国政府依然可能在未来对其发动“统一战争”？

假设台湾今天独立了 中国和国际社会也承认了

这些假设并不成立。首先台湾的民意和政局都决定了其不会宣称独立，大多数台湾人认为维持现状是最现实的选择。其次假设台湾宣布独立，目前的中国政府也肯定不会承认。“国际社会”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假设是说欧美“阵营”的话，领头的美国也并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过在今天的情境下（也就是台湾不宣称独立），台海战争的风险依然在不断上升。

如果要说乌克兰战争给中共什么教训的话，这个帖子分析得很好了。

致敬

确实如此。其实学术圈内部的讨论尺度还是有的，而且内部关起门来也可以说不少话，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旦言论到了“公共舆论领域”或者“教育领域”，就会经历非常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

很有意思的文章。

我好久没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空慢慢回复您。

很有意思的史料。

我好久没有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机会慢慢回复。

朝鲜人民大概真的认为三大阶级中的”敌对阶级“吃不饱饭是应该的。

中国本来就看病难，去趟医院各种拥挤各种手续就脱掉一层皮。中国人不爱上医院跟看病难有很大关系。只要不是动不了，大多数人自己吃点药解决算了。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得慢性的比例太高，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老寒腿这些老毛病，好也好不了，也没法根治，干脆不去医院，就常年靠药撑着。因此，对于长期吃固定药品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如果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挂号排队拿药，的确太麻烦了。

对，主要是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相比发达国家还是少。比如根据2021年公报（官网链接），每千人床位数6.7张，医师3.04人，护士3.56人，人均医疗卫生费用5348元（约894美元）。中国的人均床位数和医师人数和很多欧美国家相比其实不算少（甚至更多），但很明显的短板是人均护士人数（世界平均每千人6个护士，发达国家一般为每千人7~12个护士）和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美国比较例外为12318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3000~7000美元之间）。这些短板就部分体现在了看病难（国外护士担当了很多诊疗检查工作）和买药难上（药品报销难）。

把医保卡里的钱当成可支配收入，的确是不合理。医保本来就应该是支付医疗费用。如果去医院一次能拿四个月或半年的药，保证医保卡里的钱只用于买药，就比较合理。

大多数国家医保确实是没有”个人账户“的，基本上是个人支出一小部分，然后雇主/政府财政支出一大部分，全部进入资金池。如果是免税的个人花费账户则是另外支付。

中国目前的个人账户理论上是只能支付医保cover的部分，就是”三个目录“里的东西，但中国自有国情在，即所谓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用个人账户的钱买目录外的产品就和开假发票一样属于”潜规则“。我认为，个人账户既然是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实公费医疗制度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且中国本来医疗卫生支出就极低，在改变的时候最好是”帕累托改进“，就像2000年医改对待公务员群体的政策一样：”在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对国家公务员实行医疗补助……保证国家公务员原有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并随经济发展有所提高。“

对，去医院报销有不少隐藏成本。

医保个人账户对于很多退休职工来说，本质上也是额外的可支配收入

对，而且个人账户金额用不完可以下一年继续使用，统筹账户每年的额度却是不能roll over 的。

喘口气继续说武汉的医疗改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我的理解）。

首先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医保个人账户的金额减少了，对于退休职工来说尤甚。 我之前举的例子里，同是月收入5000，在职职工每月个人账户减少55元，每年减少660元；退休职工每月个人账户减少157元，每年减少1884元。减少的部分都进了统筹账户。

其次就是增加了普通门诊的报销。改革之前看普通门诊是自费，改革后达到起付线之后报销比例为50%~84%。去看门诊时，医生开的处方药物在指定药店（所谓的“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服务试点药店”）也可以按照门诊比例报销。

这就代表着，大量医保经费从个人账户转到了统筹账户这个资金池里。如果个人要达到和改革前类似的“待遇”，那么就要更多地使用普通门诊的报销。

现在假设我是一个月收入5000的退休职工，有某种慢性病需要每月吃药。

• 改革前，我的个人账户每月240元，全部用来在附近的小药房买药，全年花费2880元。

• 改革后，我的个人账户每月83元，我得首先去医院普通门诊开个药方，去统筹服务试点药店买药，用医保卡刷够自费的500元，然后能报销84%的费用。所以我前几个月的药钱需要部分自费（157元每月），刷够6个月自费花了942元之后（83 x 6 = 498元，当成500元），我每月可以报销84%，也就是每月自付药钱为38.4元，结余83 - 38.4 = 44.6元，年结余267.6元。

• 我买同样的药，全年增加了自费支出 942 - 267.6 = 674.4元。

所以像每月医疗固定花费较多的，但又不是那么多的，此次改革会使其受损，年度自费金额增加。

现在假设我是一个月收入5000的退休职工，有某种慢性病需要每月吃药。

• 改革前，我的个人账户每月240元，每月花50元在小药房买药，全年花费600元，卡上结余2880 - 600 = 2280元。

• 改革后，我的个人账户每月83元，我得首先去医院普通门诊开个药方，去统筹服务试点药店买药，用医保卡刷够自费的500元，然后能报销84%的费用。所以我前几个月的药钱依然是刷卡，每月50元，刷够10个月之后（50 x 10 = 500元），我每月可以报销84%，也就是每月自付药钱为8元，结余83 - 8 = 75元，年结余75 x 2 + 23 x 10 = 380 元。

• 我买同样的药，全年减少了个人账户余额 2280 - 380 = 1900 元。

所以像每月医疗固定花费较少的，此次改革会使其受损，年度个人账户结余减少。

现在假设我是一个月收入5000的退休职工，有某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去门诊做各种检查监测。

• 改革前，我的个人账户每月240元，每月门诊花费500元，自费260元，全年自费 260x12 = 3120 元。

• 改革后，我的个人账户每月83元，我得先刷卡，第一个月自费 500-83 = 417元，然后就达到门槛的500元了，之后报销84%，每月从个人账户支付 500x0.16 = 80元，由统筹账户报销420元。当达到4000元门诊报销额度后（大约10个月），我需自付 420 x 11 - 4000 = 620元，扣除个人账户结余 3 x 9 + 83 x 2 = 193元，自费 620-193 = 427元。

• 我接受同样的医疗服务，全年减少了自费支出 3120-417-427 = 2276 元。

所以像每月医疗固定花费较多且主要是走普通门诊（不是住院、大病这些），此次改革会使其收益，年度自费金额减少。

此外，在改革后，更多的人为了报销需要去医院使用门诊/开药，并且需要去指定药店才能报销处方药。 这可能增加医院医疗系统的负担，且对有些人来说不那么方便（比如本来隔壁小药店可以配的药要去指定地点）。

所以这次武汉抗议事件之后，当地的回应之一就是增加了统筹服务试点药店的数量，从几十家增加到了几百家，让报销处方药更方便。

有篇文章《能把医改最大受益人忽悠到上街反对医改，这洗脑本事真是绝了》称老年人都是受益的，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大病和住院的门槛报销比例并没有变，而老年人并不一定更多使用门诊。总体来说这次医保改革究竟对于武汉人有什么影响，要看上面的三种情况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每种情况都可以算一个范围，但我暂时懒得算）。

此外，公务员确实受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公务员的个人账户是有补贴的，在职人员每月为收入的1.4%~2.9%，退休人员每月为收入的3.6%。这一部分并没有受到医保改革的影响。那篇为医保改革辩护的文章说“公务员医保不受影响”是造谣，其实也不准确。应该说，公务员的职工医保同样受影响，但公务员的医保补贴部分不受影响。

准确来说，这次医疗改革之后统筹资金池不仅可以用来报销大病，也可以用来报销普通门诊。所以基本上就是以后要多报销的话就得多去医院，门诊和外配处方都可以部分报销。

说来话略长，就我所知之处说一下，有错漏处还望指出。

中国的医保主要分为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 职工医保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就是“五险一金”中“五险”之一，目前也涵盖没有正式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主要覆盖城乡居民中有工作的人。

• 居民医保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城乡居民中没有工作的人，包括城镇居民医保和前两年刚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保。

• 公务员医保情况较为复杂。虽然理论上公务员早已并入了职工医保系统，但公务员系统有财政预算额外提供的医疗补贴，所以总报销比例较职工医保为高。此外据维基百科，包括湖北省直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依然享受公费医疗。据我所知，全国各地达到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和很多离退休干部也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医疗的特点是个人不用缴保费，经费来自财政拨款，报销比例很高。

这次武汉医改涉及的主要是职工医保。 职工医保是强制性的，所有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必须参保。保费由单位和在职职工共同缴纳。缴费额和职工收入成比例，每个地方不一样，一般是职工缴纳收入的2%，单位缴纳6%~10%，退休职工不用缴费，只要在职时缴满了一定年限就可以享受医保。我查了查，武汉的医保缴费比例是职工缴纳2%，单位8%。

职工医保缴纳的费用会进入两个账户，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个人账户就是自己用来买药、支付看病自费那一部分的；统筹账户则进入该区域的医保资金池，一般用于门诊住院报销。这次武汉（以及之前其他一些地区）医保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改革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金额显著减少，对退休职工来说尤甚。改革前，在职职工个人账户每月划入职工缴纳的全额和单位缴纳的一部分，加起来3.1%~3.7%；退休职工个人账户每月划入养老金的4.8%~5.1%。而改革后，在职职工个人账户每月划入自己缴纳的2%，退休职工每月划入2021年平均养老金的2.5%（固定为83元）；单位缴费则进入统筹账户资金池。

比如说，我是一个30岁的武汉在职职工，每月工资加奖金构成参保基数，共5000元。

• 在改革前，我的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155元（3.1%），其中自缴100元；单位共为我缴纳400元，55元进入个人账户，剩下的345元进入统筹账户。

• 在改革后，我的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自缴的100元；单位为我缴纳400元，全部进入统筹账户。

再比如说，我是一个65岁的退休职工，每月养老金5000元。

• 在改革前，我的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240元（4.8%），出自医保统筹账户。

• 在改革后，我的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83元（2021年平均养老金的2.5%），出自医保统筹账户。

医改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扩大了报销的范围，将普通门诊费用部分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如下。

这张表中的“年度起付线”，相当于deductible，也就是要自费支付到这一门槛后可以开始报销。“年度报销限额”则为maximum，就是门诊花费报销达到这一额度之后不能再报销。

除此之外，重症、住院、大病的报销比例没有什么变化。

以我对粉红留学生圈子的观察，他们一般来自国内社会地位较高、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家庭。他们自己和朋友同学圈子，都是中国金字塔前1%、甚至前0.1%的“上等人”（2019年，中国99.4%的人月收入不足一万人民币，99.95%的人月收入不足两万人民币）。他们出国后（一般去北美欧洲的发达国家），在大城市贫民区看到国外穷人的生活（大城市贫民区往往离市中心很近，一般居住着发达国家后20%收入群体），或者在中小城市看到基础设施不如国内大城市发达，于是增加了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强，中国独裁式的制度更有效率。我比较谜的一点是，有相当一部分小留其实对自己的“阶层”非常骄傲，吃着国内“资本主义”的”剥削“红利，看不起“下等人”，却同时会反对“资本主义”嘲笑“资本家”。这可能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政治课教育和生活经验的一种内在冲突。这些特征在这位Wu同学和微信群其他的某些学生身上，都有体现。

怎样和粉红留学生打交道呢？我认为，政治观点不一样其实不是大事，就算对方为独裁辩护，只要停留在观点方面，亦是无罪的。每个人形成观点有自己的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大不了不说话，且朋友间摒弃政治观点差异而依然在生活中互相帮助的事例也并不少见。主要是，需要观察对方会不会因为“爱国”去做能实际威胁到他人及其家人人身安全的事，例如威胁要进行暴力行为、向国内机构举报他人的“反动言论”。Wu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相当“单纯”的，直接，公开，还自己承认了所有的行为；有些人则更为狡猾，会采用私下威胁、背后举报等阴招；还有些人，本来就是国内政权的“代理人”，是被“统战”的“爱国华侨/学生”，有监视留学生、华人群体动向的任务。

如果在国外，要实名发表关于国内政治的观点，强烈建议：1.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在国内有财产、家人，要意识到可能的风险；2.不要和反对者缠斗，不要做不符合所在地法律的事（例如进行反向威胁）；3.尽量保留所有对方威胁、举报的证据，需要时可以直接报警以及进行诉讼。

我猜会是泽连斯基

我编辑了文章。

这篇文章at过你一次，除此外我没有编辑过这篇文章。@47小管家 不知是不是bug？

如果再出现通知和我说下，我把文中的at编辑掉。

我通过CDC最新的数据重新计算了美国的相关死亡人数，增加了肺炎和流感的死亡人数。

依然假设，2021.5前为Delta前时期（pre-Delta, 2020.1.1-2021.4.30），2021.5.1-2021.10.31为Delta时期，2021.11.1-2022.10.31 称为Omicron时期。截至今日，数据如下（单位：万人）。

此外，按照2021年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2020.1.1以来的死亡率，分年龄段总体情况如下（单位：万人）：

因此，新冠相关的全人口死亡率目前与肺炎的全人口死亡率趋同略高（注意：肺炎和新冠的死亡率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因为新冠重症中相当一部分涉及肺部严重感染，此处不加详述；此外肺炎本身感染后死亡率远高于新冠，但新冠尤其是omicron变种感染率远高于肺炎），在15岁以下人群中为0.002%，15-34岁为0.016%，35-64岁为0.2%，64岁以上为1.4%。

假设不考虑和其他死因的重合问题，则15岁以下人群中，新冠大约提高基础死亡风险1.3%；15-34岁提高基础死亡风险4.7%；35-64岁提高基础死亡风险13.4%；64岁以上提高死亡风险13.0%。考虑与其他死因的重合问题则此比率要低。

仅从前述分组来看，不考虑与其他疾病的重合问题，不考虑疫苗接种状态，新冠提高了35岁及以上人群的基础死亡风险约13%，对年轻人群的基础死亡风险的影响较低（<5%）。

对哦，毕竟马克思没有朝鲜特色，不能体现朝鲜人民的主体性。

原文好像有数据错误，“Omicron时期总死亡人数”比“Omicron及变种 新冠死亡”要少。总死亡人数理应多于新冠死亡人数。有部分“Delta时期总死亡人数”和“Delta新冠死亡”人数也不太对（35-64，64以上组）。

是否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殖民”是“系统”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异化？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与黑格尔（其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精神哲学”有关。我认为这一脉哲学为了弥补有神论世界观断裂之后的信仰空洞，将抽象理念、意志、精神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的自主性，会偏向于每个人各自偏好的领域，如果没有外力，无法集中起来。为了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首领“领导人民，将人民的自主性集中起来，向着同一个伟大目标前进。人民群众想要成为历史的主体，需要有党和伟大领袖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思想自主性的斗争，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毛泽东定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社会政治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

哈哈，我都不知道朝鲜依然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一直觉得他们早就放弃这种说法了。

说到“想要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自主性就要听首领的命令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自主性”，感觉这基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法论证了**“集体是为了个体的存活，所以个体要为集体牺牲”。**

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却是永生的，人应该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现永生。而伟大领袖就是这套永生系统的中心，伟大领袖指挥党，党指挥群众，让群众人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成为革命的主体，拥有永恒的生命。

政教合一了，领袖就是教主。这点我看习近平主席也打算赶上。

我个人情感上能理解“左翼思想”（这里定义为更支持”平等“的思想），我也相信很多左翼人士宣扬平等是出于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同情。不过我认为如果提倡“阶级斗争”“民族主义”“结果平等”的“左翼”通过暴力革命掌权，几乎必然导向一个独裁政权，并且最终让全社会除了掌权者以外都受损（包括弱势群体）。

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首先，其实“左”“右”的分界并没有那么清晰。除了右派偏向自由，左派偏向平等以外，对于具体的政策，有时很难用“左”“右”来预测对方的观点，而是需要知道对方是“哪种左派”，“哪种右派”。例如社会问题，布尔什维克们一般被算作“左派”，但是他们也反对女权、LGBTQ+等进步主义议题；例如经济问题，“右派”也有很多赞成局部干涉以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至于您提到的民族主义，“左派”很多人其实赞成“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其次，或许如您也认识到的，由于“结果平等”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想要达到必须要人为干涉。越追求结果平等，需要的干涉力度就越大，而干涉主体（一般是政府，也有可能是其他权威）的权力也越大——包括定义“什么是平等”“哪些阶级/群体比哪些阶级/群体更平等”的权力。中央集权、强力管制、社会动员，一旦剥离了对个人自由原则的尊重，其实本质上就是多数人必须听少数人的。这种情况下，“平等”只会沦为少数特权者的话术。而如果对于权威的选择都被剥夺（当现有权威权力过大时，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现象），那就是独裁专制的开始了。

再次，支持自由原则并不代表不同情“弱势群体”，也不代表不能在法律原则上支持平等。弱势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一个个有自己的偏好、需要、追求的个体组成的。对于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在保证基本人权、并没有制度化歧视（指政府的法律政策方面的歧视）的基础上，“自由”能给“弱势群体”的个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权利；更何况还会有自发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扶助的社会团体，也会有特定的弱势群体自发组织起来与强势者进行博弈议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