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da #190256 嗯？你这一说我看我之前一个帖子里就有啊
<span style="border-bottom: 1px solid; margin: 0 1px;"><span style="margin: 0 -1px;">依依苏斯・合尔利斯托斯</span></span> ， <span style="border-bottom: 1px solid; margin: 0 1px;"><span style="margin: 0 -1px;">神</span></span> 的 <span style="border-bottom: 1px solid; margin: 0 1px;"><span style="margin: 0 -1px;">儿子</span></span>
依依苏斯・合尔利斯托斯 ， 神 的 儿子
可是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代码呢，这不完全没用吗。而且这些空格是哪里来的。我当时写得匆忙也没修改吗。
@linda #190258 嗯，台湾听说物价是挺低的。前些时候是听一位台湾网友在一个主要是台湾人的群里，说他最近居然也要 996，工资还很低云云，所以有这样的感想。
@奭麦郎 #190251 台湾人均收入比之日本还有差距，跟美国记得有两三倍的差距，听说最近经济也不景气，哎。不过当然，还是比中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粉红逻辑：
外國人在中國設廠製造產品 → 利用中國的政策與廉價勞動力掙錢，還不感謝中國人？
中國人在外國設廠製造產品 → 中國人帶來就業機會，還不感謝中國人？
外國人買中國商品 → 讓你用低廉的代價獲得相對高品質的產品，還不感謝中國人？
中國人買外國商品 → 買你東西就是給你飯吃，還不感謝中國人？
@linda #190249 thphd 是站長啊。當時我記得我試過，用不了 HTML。
不過之前的排版，發帖的編輯框、按鈕，各種功能都挺簡陋。不排除實際上能用 HTML，但我下意識覺得不行，就產生了錯誤的個人記憶。
@linda #190246 你不是今年一月才注册？前站长被捕，新建站，域名改成 2047.one 是今年 1 月 15 日。去年 2047.name 时我试过用 HTML，当时不行。
@linda #190244 我 2020 年 4 月来的。印象中试着用过 HTML，但当时不行，只能用 markdown。是今年春，前站长被捕，新建站，域名改成 2047.one 时，开始支持 HTML 语法的吗？
站务怎么自动转水了😒
管理员的责任与定位
- 管理员由 2047 用户志愿担任，这些用户是为大家熟知并信任的 2047 成员。
- 管理员没有任何高于其他用户的特权，管理员唯一的责任是维护社区友善讨论的氛围。
- 管理员和用户的唯一区别是，由于管理员看起来更值得信任，出于维护社区讨论之必须，他们身上的某些功能限制被移除。
这段是抄自 Wikipedia 吗？「用户被认为是持续出没的破坏者（long-term abuser）」的封禁规则好像也是。
Excited！Wikipedia 这套民主的做法，墙外包括反贼的一些权瘾管理员、一言堂论坛早该学学了。
而且！！
2047 居然
也可以！天哪！我们 2047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 2047 真的太厉害了！！
像上海一样，让所有人集中在一起测核酸，集中感染，集中活摘，集中焚烧，效率极高。眼看今年生育率创新低，人口负增长基本确定，这不正加速让人口倒退到四万万呢么。
@刺刺 #190234 負八千萬。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吸取香港的教訓，世界各國投資者紛紛从臺灣撤資，經濟低迷，一落千丈，陷入艱難困艱 艱困難 艱苦的境地，民不聊生，生靈塗炭，貪官污吏，離析分崩，崩潰。想不出來了，就不想了，睡大覺。
哪有「大對決」？祇有我引近（平）據典，談笑風生。這個小粉紅就是遜啦。沒想到文化程度這麼低，祇有小學水平。
@了解更多 #190222 我是支那人。我不懂支那？你没有资格对支那指手画脚！
你对支那毫无来由的吹捧显示了你对支那完全的无知，充满了对支那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支那吗？你去过支那吗？你知道支那让八千万人死亡，让六亿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吗？你知道支那现在统计局篡改的人均收入都只有 2500 元，比墨西哥还不如吗？如果我们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毛主席能取得「刃支大佐」的称号吗？你知道支那已经把宪法修改成废纸了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支那的不是你，而是支那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支那人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回复。我们欢迎事实和真相，但是拒绝这种完全违背事实的谄媚。
@了解更多 #190219 台湾有自己的企业、就业岗位。真统一了，也只有一群内地蝗虫涌去台湾跟台湾人竞争就业岗位。论卷，台湾哪里比得上内地一根毫毛？
别人的平等：所有人都有投票权。
你的平等：我没有人权，所以你也不能有！！
香港、澳门为内地创造的贡献绝对远远高于狗肏党给他们的拨款。你参考一下美国给中国的援助就可以知道，中国向来是伸手党，to receive is better than to give。
退一步说，现在狗肏党不就对香港出手了吗？应该说，中国人越多，任何一个人被剥削的几率越小。不过今年贵国就负增长了。不用急，铁拳很快就到头上了。
@了解更多 #190217：「难道香港澳门没有吸内地人的血吗？中央拨了多少财政给他们，这些又是哪里来的？」
建议入典。
中央拨了多少财政给他们？是哪个猪脑子给香港拨财政的？是哪个狗东西割内地韭菜的？
有个暴徒把我打了一顿，抢走了我所有的积蓄。暴徒把我积蓄 90% 自己拿走花了，10% 交给了我的哥哥。所以我好恨我的哥哥啊。如果有机会，我要把我哥哥杀了，他就不会再吸我血了。
在光荣的五年大吃饱时期，是谁向中国走私粮食？
是香港。
在伟大的十年大健身时期，是谁从中国向外国走私货物？
是香港。
在黑暗的新中国完全闭关锁国时，是谁作为枢纽，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
是香港。
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是谁一年内捐款 83.2132 亿？
是香港。
当各种天灾人祸不断，胡锦涛、温家宝忙着兴邦时，是谁一如既往，每次灾害捐款数十亿？
是香港。
没有香港你能有今天？
吃香港的喝香港的，还骂香港。忘恩负义的中国人，怎么说话的？
哪里来的贵物
台湾人：在台湾特别行政区为台湾企业工作。因为自由的贸易、民主的特区政府、独立的司法，赚比大陆平均工资高 4 倍的工资。
蛛蛛：被共产党收税、强拆、阻遏自由贸易、垄断高利润行业、收受商人贿赂而保护他们的企业、阻止没有背景的普通人经营企业、让法律变成废纸。因为当官最能发财，而没有自由贸易的保障，比起经商，人们更想当公务员。因为没有法治、民主观念，比起发展科技、钻研学术，「学者」们更喜欢钻营。
蛛蛛：「台湾人吸我的血！！！你们他妈把多少人的生活！！！都他妈毁了！！！」
我问题没有写清楚。抱歉。
今日读李南央关于其父母，李锐、范元甄的几篇著作，颇有感触。
毛泽东、江青、范元甄等共产党员的生平，一次次刷新我对人性之暗、之恶的认知。有的，是归功于共产党的民主专政，「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张国焘语），有的，比如毛泽东本人，是本人坏到骨子里去了。毛泽东可不是有党性无人性的问题。他就是党。
李南央笔下的范元甄，因为认为丈夫李锐的母亲是地主，就禁止李锐接母亲来家里住，禁止李锐尽孝。怀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思想，范元甄对亲人、朋友、同事，甚至丈夫、女儿，都毫无情分，积极、坚定地批判、指责、讥讽、乃至举报。用李南央的话说，「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常说共产党是有党性无人性。范元甄这位灭绝人性、抛弃亲情的共产党员，让我想到一些喜欢说「爆金币」，痛斥父母是紫蜡烛的浪友。我们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我想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不是我们主动因为立场不同，或是什么原因，与一些粉红、失那亲人交恶，而是因为他们的支性、恶行在先，正如李南央多年被范元甄辱骂、恶待，才对之绝望，失去对母亲的感情与尊敬。
我认识一位浪友，ta 母亲反对 ta 润，批评 ta 爱美恨国，向 ta 灌输支言支语，说了一些暴论 —— 绝不及范元甄十分之一。ta 的父亲和哥哥帮助过 ta 润。这位浪友常向我抱怨 ta 母亲是紫蜡烛。提及父亲和哥哥的帮助，却只匆匆而过，没有透露多少感激或感情。
我还是想说，我们脱脂、反共，是去除支性、党性，恢复人性。千万不能新创造出来一个什么性，取代党性，却依然「浪性压倒人性」「有🐑性无人性」。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
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
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 ✥ ✥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李锐］妈妈［范元甄］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父亲是独子，17 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 年 5 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 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抱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 1905 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 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 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 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1980 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 16 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
［1976-04-29，范元甄致李南央丈夫，巴悌忠的信］
我是在党内长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党培养、教育、信任，期望多，贡献很少，这是到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无法自解的痛苦。几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较对得起党，就是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我亲身体验，要能严于解剖自己，必须有勇气站在革命立场，用阶级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而且要反复不断加深认识。
我毕竟是一个几十年的党员，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
§
一辈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悲剧！但这差点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认，在母亲的教育下，在党的诱导下，我曾经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和父亲李锐划清界线的。我认同母亲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幸运的是，我在十七岁时远离了母亲，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自立于社会。这让我有了摆脱母亲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的机会。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 50 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 50 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 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 1949 年 10 月 1 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 100% 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 11 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 ✥ ✥
说到李锐，他本人也挺奇怪的。明明觉得第二任妻子张玉珍没有文化、丢人，张玉珍找他同寝，他却都不拒绝，欣然接受，最后甚至娶之为妻。
李锐对他两任妻子都挺顺从。张玉珍对李锐女儿李南央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李锐替她转达，要求李南央按张玉珍的意愿做。张玉珍撒谎成性，告诉李锐，李南央、李南央丈夫怎么了，李锐都深信不疑。张玉珍要求李锐给张玉珍继子（不是李锐的）开后门，李锐照办。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我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几次给前空军司令张廷发电话，让他过问钟胜利［张玉珍继子］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问题。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为父亲难过：主张高干子女不能走后门的中组部退休常务副部长，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郑州人已经表态：感谢党中央！感谢政府！坚决反对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媒体和代理人！
@要道爆破手 #190007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难道我不存在？
「如果没有利益，你老操心、关注所谓洼地的事情干嘛？」
都吃饱了关心政治干嘛？
今天读李锐的故事想到曾经读过这么一个故事，可惜记不清是谁以及细节了。有谁知道类似的故事吗？
记不清、想找的这个故事的作者，父亲有一定影响力。作者母亲热衷权力，想要当官，于是举报作者父亲。作者在时代洗脑下也与父亲划清界限。作者母亲举报成功，却没有成功当官，碌碌无为，性格逐渐恶劣，精神也开始不大稳定。
神學培訓就 catechesis 啊。天主教這個入教比東正教簡單多了。新教也有這個「慕道友」的流程。
如何用一句話表明你對海外一無所知，而不說「我對海外一無所知」？
「无神论者在海外是少数而且会被社会主流歧视，被视为异端」
如果这世界真有奇迹，能让一屆主席杀八千万人，改革到只杀几十万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本世纪最大的奇迹，我更以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奴隶深感骄傲。
哪個省？東突厥斯坦！
@dellalove #189531 憲法適用性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政治宣言式的憲法序言，序言部分自 1954 年憲法首創，歷次修改後變得越來越長。而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甚至憲法序言與正文是否互相矛盾，更是爭議極大。
國家法論文，論憲法序言。
憲法序言的功能與效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2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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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生育率世界最低，但美国也挺低的。 [NPR 文章] [Elon Musk 援引 WSJ]
守法的、能为美国贡献的来美国。罪犯、平庸者反正不生育，自生自灭吧。
货出得去，人进得来，美国发大财。
Before planned parenthood and ‘abortion rights’, government-endorsed sterilis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66,000 reproductive surgeries were performed nationwide in 33 states that enacted sterilization laws in the 20th century, 1907–1983.
20 世紀，1907–1983，美國 33 個實行絕育法的州進行了 66,000 生育手術。
As late as 1981, Oregon approved one final sterilization. [6] The boards of eugenics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ugenics movement, which sought to ‘better’ humanity by preventing supposedly inferior people from reproducing. [8]
Between 1930s and 1970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female population of Puerto Rico were sterilized, making it the highest rate of sterilization in the world. Despite the high rate of sterilizations, the dark history of these operations remains understudied and hidden in the shadows of history. Some argue that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terilization procedures was a targeted practice to decrease the high level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The government blamed these issues on overpopulation on the island. [5]
The legalization of contraception in Puerto Rico and the Puerto Rican government’s passage of a law allowing sterilization to be conduc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a eugenics board both occurred in 1937. Soon after the legal change, a program endorsed by the U.S. government began sending health department officials to rural parts of the island advocating for sterilization. By 1946, postpartum sterilization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various Puerto Rican hospitals. However, a year later, a report found that a quarter of women who had been sterilized regretted the decision. [4] Catholics and nationalists fought against the sterilizations in the 1950s, eventually resulting in the law being repealed in 1960. [5]
In the 1930s, doctors in Puerto Rico falsely pushed women into sterilizations as the only means of contracep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1947 and 1948, 7% of Puerto Rican women were sterilized, and by 1956, one out of three women suffered the same fate. [2] The women of the Young Lords,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at fought for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uerto Ricans, argued that in many cases Puerto Ricans were told their tubes were being tied, but never told it was an irreversible procedure. The documentary La Operacion explores these abuses in further detail. [8]
Carrie Buck, the first person impacted by Virginia’s sterilization statute, was the plaintiff in Buck v. Bell, the infamous 1927 U.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justices overwhelmingly uphel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Virginia’s sterilization law. [1]
In 1970, a whistleblower exposed evidence of rampant abuses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USC Medical Center, where mostly Mexican women were coerced into agreeing to be sterilized. Evidence showed that Spanish-speaking women were repeatedly approached during childbirth and pressured to sign consent forms written in English.
In a subsequent lawsuit led by co-counsel Antonia Hernandez, who went on to head MALDEF,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Madrigal Ten, the women sued to end the practice of sterilization without informed consent. The judge that blamed it all on a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He went on to argue that he believed Mexican women draw their worth from ‘rearing’ a large family, so their pain came not from being sterilized against their will, bu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fulfill their Mexican duties. He ruled in favor of the USC-Los Angeles County Medical Center. [8]
When the suit came to trial in 1978, Judge Jesse W. Curtis ruled that neither of these charges was true. ‘This case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a breakdown 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the doctors’, Curtis wrote. ‘Misunderstandings’ occurred because the women were, primarily, Spanish-speakers. Some of them, including Dolores Madrigal and Consuelo Hermosillo, had even signed consent forms for their procedures. Their emotional distress at being sterilized, Curtis wrote, was caused by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as immigrants from rural Mexico who believed that a woman’s worth is tied to her ability to raise a large family — not by their sterilizations. Dr. E. J. Quilligan, the head of County Hospital’s obstetrics unit, and a pioneer in lifesaving fetal-monitoring technology, told a reporter, ‘We were practicing good medicine.’
After Judge Curtis’s ruling, Hermosillo’s silence cemented. She never built friendships with the other plaintiffs. Some of them, she’d learned, were being beaten and castigated by their husbands for being sterilized. Her husband didn’t do that. But Hermosillo had no one to confide in either. Once, she told me, she accompanied her son to a funeral for his friend’s mother and was surprised by the photographs at the wake: Until that moment,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deceased was also one of the ‘Madrigal ten’. [3]
The sterilization apologies also conflate eugenics and sterilization, implying either that the two were synonymous or that the ineluctable outco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as associated with eugenics, above all racial hygiene and selective breeding, was forced sterilization. For example, in his January 2003 apolog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Governor Jim Hodges lamented the ‘decades of suffering and pain caused by eugenics’, which he then described as the more than 250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s performed in his state. So closely tying eugenics to sterilization can also make it hard to extract American eugenics from the shadow of Nazism. Without doubt, familiarity with German race hygiene is imperative to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which eugenics aro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 understand how medical abuse can converge with dictatorial politics to produce genocide. All too often, however, the Holocaust, which solidified in collective memory as a distinct event in the 1970s, provides the compelling time-scape on which to plot American eugenics. This has significant temporal and thematic ramifications.
On one hand, it suggests a rise-and-fall chronology of American eugenics, peaking in the 1930s and falling into disfavor if not ridicule by the mid-1940s. Yet programs guided by the tenets of better breeding and biological determinism continued into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were often not challenged in legislatures and courts until the 1970s and even the 1980s.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origins quotas of the Johnson-Reed Immigration Act, which were based on simplistic theories of racial stocks and Mendelian traits, were not replaced by the family origins system until 1965. Even more telling, most states did not repeal their sterilization laws until the final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several states, such as North Carolina, the rate of sterilization markedly increas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lthough the rationale for sterilization shifted over this time period, from one bas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faulty genes down the family line to one centered more and more on the purporte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unfit parenthood, dysfunctional families, and overpopulation, sterilizations in North Carolina were still authorized by state laws and adjudicated by the state's eugenics board.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enshrined by the apologies also impedes the insertion of complicated actors into the storyline. When Kitzhaber issued his words of regret in Oregon and swore that such abuses would never be repeated, he also pronounced that the day observed worldwide a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8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would now be a “day on which Oregonians will hereafter celebrate our state's commitment to human decency and personal freedom.” But where, in this reclamation of human rights over darkness, would the originator of Oregon's sterilization law fit? Oregon's law was passed largely due to the relentless agitation of one of the first female physicians in the Northwest, Bethenia Owens-Adair, a suffragette and outspoken feminist who few critics and scholars would associate with Nazi racial hygienists. Like many early eugenicists, Owens-Adair made the leap from better plant and animal breeding to human improvement. Tout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enlightened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and medical science, Owens-Adair pushed for Oregon's sterilization statute, which remained on the books from 1917 until 1983. More broadly, as research has shown, eugenics in America (and across the world) was wide-ranging, encompassing and straddling many social and scientific domains, such as juvenile welfare, mental testing,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just to name a few. And in some cases, the eugenically motivated expansion of these domains, such as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programs that sought to produce better babies and sounder families, offered many parents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hat hitherto had been unavailable or unknown. [1]
2020 fall, headlines of forced sterilizations at the for-profit Irwin County ICE detention center in Georgia, dominated the news cycle. A formal complaint filed by an ICE nurse with Homeland Security’s Inspector General alleged that detainees were denied medical care and were possibly forced into unnecessary hysterectomies. [7][8]
Stern, Alexandra Minna. 2005-12-21. Eugenic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America. History compass, volume 3, issue 1, 2005-01.
Presser, Harriet B. 1969-11. The role of sterilization in controlling Puerto Rican fert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3, no. 3, pp. 343–61. JST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6-02-01. Valdes, Marcela. When doctors took ‘family planning’ into their own hands.
Bauza, Vanessa. 1994 09–10. Puerto Rico: The covert campaign to sterilize women. Ms., vol. 5, issue 14.
Panoramas. 2017-10-30. Andrews, Katherine. The dark history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of Latina women.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Embryo project encyclopedia. 2013-04-22. Lawrence, Cera R. Oregon State Board of Eugenics, link. Embryo projec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he guardian. 2020-12-22. Bekiempis, Victoria. More immigrant women say they were abused by Ice gynecologist.
Unidos US. 2021-12-16. Arce, Julissa. The long history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of Latinas.
@庆丰包子香 #187846 我參與討論，到時保護結束可以算形成共識。至於 shizhao，他不止是管理員，是行政員。
下次有編輯戰最好是討論，按照討論中的共識編輯，就是你占理，管理員介入，也祇能懲戒違背共識的編輯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alk:任正非 已參與討論。
歌詞改編？原創詩歌？
據傳是一位浪友舉報。該浪友跟我表示過爆破 CLTV 的意願，CLTV 爆破後，（可以確定）主動刪除所有帳戶與小帳。
CLTV mod 在線答疑。Reddit admin 不懂中文。他們審查完全依靠翻譯（Google）以及據報。
@庆丰包子香 #187793 是這樣的，不過我那個個人沙盒頁面是被巡查員舉報了，才被管理員刪除。巡查、回退員有巡查豁免的權限，被發現、刪除的幾率小很多。
@庆丰包子香 #187745 刑平傻屄肏你妈是【個人頁面】隨便寫的，被刪也是無語。討論意見最初試著說了幾句，後來懶得理他了，就專注於寫條目、申請權限。
「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挺幽默的。有種東方寓言的感覺，也有歐美式的幽默。
今年多事之冬啊。乳透社也被平斃了。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你反对一个企业，杯葛、抵制这家企业的产品，这家企业会因为缺少收入，受到重创甚至倒闭。但如果你反对一个政党、一个候选人，抵制投票，反而会减少这个政党、候选人的反对票，增加他们的支持率，帮助他们赢得选举。
两者的区别在于，商业的成败在于数量，不在于比例，政治的成败在于比例，不在于数量。如果一家企业只有一个顾客，这家企业恐怕就离倒闭不远了。但如果一场选举只有一个人投票，获得投票的候选人就获得了 100% 的支持率，赢得了选举。
所以我们需要参与。有声音就需要发出来，有计划就需要行动起来。这在中国做不到，但在自由、民主的世界做得到。
对于「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的话术，一种反驳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在其位，就必须谋好其政。
「你行你上啊！」
「我不行，我没上。他不行，他上了。」
可是如果没有人行，不行的人上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选举也只是选出更好的人选的方法。即使实行了民主，拥有了自由，如果没有人能谋其政，选举出最好的人也同样无能，无法解决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硕大的一个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无数，偏偏一个猪头当了皇帝，还想把猪脑子注射进所有人的头颅中。
但是这里不同。这里是互联网，不是局域网。这里不是中国。这里是法外之地。这里，你可以发出声音。这里，你可以作出改变。
「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的话术，要求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修正一群弱智失职造成的后果。但在维基百科，动动手指，五秒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守护真理，还原真相，对抗粉蛆的破坏、赤匪的宣传、对事实的扭曲。
品葱上，2021-05-20 的一篇帖子，2484 次浏览、12 个回复，控诉维基百科的一个条目不中立。2021-07-13，我花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修改了帖子中指出的不中立的内容。但在此之前，将近二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人作出任何行动。
编辑维基百科很容易。中文维基百科也很重要。刚翻墙、出国的中国人，会看中文维基百科。台湾、香港、澳门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会看中文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的大事小事，都是通过讨论决定。管理人员，也都是投票选出。在维基百科，最高的权力机构叫社群，最高的命令叫共识。中文维基百科的上级，元维基的监管员（steward），也就一项投票的问题表示：’Sorry, but stewards cannot take such a decision on behalf of your community. / It’s your community that has to decide . . . .’
只要反贼的人数够多，积极参与讨论、投票，我们的大海就可以掀翻粉红的小池塘。
俗话说的好：
勿以忠小而不献，勿以蛆小而爱支。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忠，粉蛆将回到美好的地狱。
请帮助我们守护真理和正义。请与我们一同守护真理和正义。
维基百科重视中立，重视客观，重视可靠的来源。
中立、客观岂是我们的束缚呢？我们不是赤匪，我们没有掩盖事实，没有创造谎言。我们对中立、客观欣然接受、从容自若、毫无畏惧。
只要坚持普世价值，坚持真理，以这样的态度编辑维基百科就好。我坚信，我们掌握着真理——不，我们选择了真理。我们拥抱了真理。我们站在真理、正义的一边。
最近，维基媒体基金会清理了中文维基百科一些亲中、亲共的行政员、管理员、和用户。这是最好的时候，没有「也是」，没有「但是」。现在就是参与维基百科最好的时候。
如何参与维基百科？
为防止破坏，维基百科禁止用户使用 VPN 或 Tor 编辑维基百科。
中国大陆，受防火墙影响的用户，若欲使用 VPN 或 Tor 编辑维基百科，或需申请 IP 封禁豁免权。「身处中国大陆，需要使用代理」是一个充分、有效的理由。成功率很高。
有些页面仅限自动确认用户、延伸确认用户，或权限更高的模板編輯員、介面管理员、管理员编辑。
自动确认用户需注册达 7 天，编辑达 50 次。若使用 Tor，则需要注册达 90 天，编辑达100次。
延伸确认用户需注册达 90 天，编辑达 500 次。
理论上，在您的用户页、或一个讨论页编辑 500 次，甚至循环地编辑、删除，或每次增、减一个字符，也符合编辑达 500 次的要求。但请您为维基百科作出实质的贡献。请您考虑反贼的名声和荣誉。
中文维基百科的管理人员，包括介面管理员、管理员、行政员、使用者查核员、和监督员。
参与管理人员上任或解任投票，需在投票开始前，注册满 7 天，且符合以下 3 项条件之一。编辑次数不包含明显的破坏或测试。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呼吁大家参与维基百科。
2021-06-29，在维基百科关于中国宪法适用性是否受限的讨论（2021-07-02）中，我发言称：
中国政府违反宪法，中国宪法不被执行，并非观点，乃是事实。江苏、浙江游行示威的学生被殴打、逮捕。新疆三百万维吾尔人进了集中营。基督徒、法轮功、异议人士被秘密逮捕、审判、监禁、活摘器官。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径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
如果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美国人等外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因为阅读了维基百科「中国宪法」词条，误以为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国家，在中国境内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新疆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坐视、支持、帮助、执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适用性受限」这一事实自序言移除的各位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MINQI 认为别人是看中国强大而不适，但我无法看黑洞不适，因为我根本看不见黑洞。同样地，没有人能够「看中国强大而不适」，只有人能够「看中国衰弱、贫穷、和落后而不适」。
06-30，07-02，我的上述发言 2 次被一个管理员和一个普通用户删除。
2021-07-01，我创建了一个沙盒页面，测试一个模板。测试文字为：
刑平傻屄肏你妈，你妈大屄人人插。左插插那么右插插，插得你妈屄开花。你妈大屄血又血，肏你妈了个屄辣野。你妈大屄转又转，肏你妈了个屄来犯。整形师我来肏你妈，你妈大屄人人插。插得你妈直开花，我来肏你妈，我来肏你妈。
此页面被一个与被清理的管理员、用户关系密切的中国共青团员、巡查员、回退员举报，被一个中国宁波的管理员删除。
2021-08-25，我成为了中文维基百科的一个巡查员。08-31，我成为了回退员。
不能進戲院，⋯⋯似乎可以追溯到宋尚節的年代。
不止不止。1642 年清教議會黨（Parliamentarians）佔領英國，就開始禁止戲院了。當時的戲院就是戲院，不是電影院。
我觉得理性上，你封禁 HOI，HOI 也存在，不封禁，HOI 也存在。总之他要在膜乎搞破坏，一个网站封禁他的一个帐户，的确是「毫无助益」。
要求你封禁的，我认为是比较感性的观点。
不过，你之前看似喜闻乐见、甚至鼓励 HOI 的态度——态度也属于感性的范畴——我认为，正是引发许多膜友不满的原因。
如果你当初解释说明「封禁 HOI 无助于膜乎反恐」，然后不鼓励 HOI 的恐怖袭击活动，不与其与恐怖袭击相关的发言互动（我想除了恐怖袭击相关，他有其他发言吧？），保持中立，我想，膜友也不至于迁怒于你。
如果是我，我大概就会这么做。对于 HOI 不纠缠、不恐怖袭击的网站，我觉得这种人也只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封禁没必要，但也不见得能有什么贡献。
我也不了解，只好「遇到了困难，就不做了，睡大觉」。
我希望这次膜乎重新建站，能够彻底独立，不受制于任何人。如果接受这几个物品，能够完全掌控，倒没什么问题。
至于这几个物品会不会有漏洞、小手段、后门什么的。我觉得，病毒肯定不会有，这很伤声誉。至于别的，我不清楚膜乎最早与 2047 的关系。就个人而言，我觉得迷雾通更可信。但《圣经》说，只有神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俗语说，「人心隔肚皮」。哪怕信任的人，谨慎一些也没什么不好。
HOI 說的是正確的。新蛤社在 2016 年成立，建立了老膜乎。老膜乎關站時，由新蛤社管理。新膜乎在 2019-03 成立。乳透社在 2019 年成立。
不能確認「新膜乎与犹管频道只有少量非官方联系」一句的真實性，但比起乳透社，膜乎與新蛤社的關係應該更近。
作爲膜友，我就不投票了。
說實在的，我贊同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56271 的觀點。2047 封鎖 HOI，不能阻止 HOI 繼續恐襲膜乎，乃至報復 2047。這對膜乎反恐毫無助益。
不過看看這場投票，選「不應封禁」、「不能封禁」的，有多少 HOI 的小號。實在是滑稽啊。
「2047有相当数量的用户认为HOI/姨杀队对新品葱和膜乎的攻击损害2047形象」
HOI 攻击膜乎不損害 2047 形象，但收容、包庇他，的確損害貴站形象。當然，就現在來看，不包庇他，封鎖他也無濟於事，但你這個態度啊⋯⋯
給你支個招：combining dot below
2̣047.ṇame
你去試試，應該不會屏蔽。
請你別再禍害膜乎了。
試試 Google cache？我有一篇蠻重要的作品需要通過這種方式找回。
討厭 irl，太粉紅了那裏。
支黑到底辱了什么华？
没有～煤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沒有，通過！
說實話，我是贊同的。
我寬容也認可屠支的訴求，但我實在不能理解這種訴求。在我的印象中，不久前，君臨中國這片土地的，還是真理，是正義，是善，是美，是普世價值，是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與追求。不久前，道德、理智、文明的聲音還佔上風，知識分子還不是教師爺、臭老九，蛆還沒有爬滿每一個角落，中國、中國人、中國的一切、與中國人的一切還沒有姓黨。
我難以想像，從二月到現在，趙國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朋友與前輩究竟遭受了什麼，以至於發出如此悲憤而又絕望至極的喊聲。我無法理解，但感到深深地痛心、抱歉、與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