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真是WTF，笑得不行。

看了下这个花粥的其他歌，都还挺文艺小清新的。看来小清新和女流氓是一体两面。

@natasha #31 非常好的分析。我想到经济学里的一个说法，“稀缺性总是存在”。

我读了半天找样本量，但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倒是楼主简介中提到了。看来目前有结合抗体数据的是45人（三个剂量组，每组15人），有中和抗体数据的是8人（25和100ug剂量组各4人），但参加实验的不止这个数，只是数据还没收集完。这个样本量能100%检测出抗体，且目前看来无副作用，真是很好的消息。

也没全变黑白。谁敢把领袖的照片变黑白？敢犯这样的政治错误，还愁没有眼泪。

@小火车车 #19 产业链转移导致的失业和社会问题不是仅仅靠压着就能压好的，所以才需要有问题的反映和公共政策讨论。例如有人说“把产业移回来”，有人说“建立新产业”，有人说“搞职业教育培训”，甚至有人说“给每个人发钱”；这就是一个社会在面临某个社会问题和民生挑战时的正常程序。发现问题 --> 正视问题 --> 研究问题 --> （尝试）解决问题。

言论控制的思路则是压制，假设问题不存在。小问题混过去或许可以，大问题是混不过去的，属于掩耳盗铃。

经常说中国的官员是“对上负责”。啥是对上负责呢？

我以前在隔壁看到过一段话，印象颇为深刻。

“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参加省运动会，去当观众。

老师让我们早上5点集合，我想什么运动会要早上5点开始，天还没亮呢。

等我们都坐好了，就开始等。

6点，学校领导来了。

7点，区领导来了。

8点，市领导来了。

9点，省领导来了，开始运动会。

当时我就心里把那些领导的家人问候个遍。

明明9点开始运动会，到市里就8点集合，到了区里就7点集合，到了学校就是6点集合，然后老师就5点集合了。”

这就是“对上负责”。

@electron8964 #9 是的，中共热衷搞运动。很多时候，上面拍脑袋定出一个目标，XX年实现XX，下面就轰轰烈烈动起来（有没有效果不要紧，结果怎么样也可以慢慢分说，关键是要造出动静来，显得自己很努力）。过程中根据地方官员的特性，有些不择手段，有些趁机捞钱，有些阳奉阴违，有些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散落一地鸡毛，目标成功达到。

@小火车车 #26 #27

1. 关于讨论会被“带风向”：我从来不觉得“带风向”有什么问题。譬如网上讨论，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且多多少少有想说服别人的动机。所以，“言论自由”的内涵之一就是谁都可以带风向，你往南边带，我往北边带，也可以互相指出带得不对的地方，让旁观者看谁的“风向”有道理。例如我们现在讨论，未必能说服对方（也不必要说服对方），但只要我们保持基本的讨论素质，旁观者会有自己的判断，有的会倾向于您的“风向”，有的会倾向于我的“风向”。对于自己的思路有自信的人，不会、也不应该在意言论场上的“顺风逆风”，而是会自己乘风而上（有些言论场所的问题是逆风就会被封口，所以我说的情况需要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同理，有“制度自信”的国家，也不该惧怕言论放开。事实上，中国人口这么多，要是制度确实值得“自信”，能被大量理论和事实支持，本国人大多数是会支持本国的；这在国际舆论场上一起“带风向”，妥妥的人口压制啊，有什么好怕呢？何必建墙呢？应该是外国人怕被中国人“带风向”才是啊。

2. 关于历史政治敏感问题。我并不觉得让大家了解及讨论历史政治敏感问题会实质上伤害到所谓“红线”。譬如，老一辈不少都经历过三年饥荒、反右、文革等事件，中年一辈很多对六四有亲身记忆和同情，有很多人对这些事私下本来就有讨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造反。事实上，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么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一个政权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且遇到事情有解决渠道，让他们觉得基本公平，他们就算觉得中共有很多黑历史，就算在言论上有所批判，也不会做什么不理性的事情，或者想暴力推翻政府什么的。相反的，认识到了历史上的错误，才能尽量避免错误再次发生。再例如，大家讨论分裂统一问题，难道真的讨论了就能决定分裂统一了？分裂统一之争的背后（不限于中国），往往都是经济、政治、历史或者种族问题造成的冲突，你讨论不讨论，那些问题都依然存在，该分还是分，该统还是统。例如英国，讨论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分裂还是统一问题都讨论了几百年了，那形状奇怪的地图还是好好地在那儿呢。

3. 接上，我想说的是，情绪和言论只是表面，控制情绪和言论，是舍本逐末，治标失本。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存在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恶性通胀、大规模失业、财政危机、法治极度不公、政府职能失灵、武装力量失控等等），就算有人搞政治性暴力极端组织，也不会有什么人相应，因为风险和收益根本不成比例（有这个勇气还不如玩黑色产业去）；而如果有人搞反对主流思想的组织，只要是和平手段，根本不用太在意（例如美国提倡某州独立的人，或者美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会是，有问题都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因为这样最符合大家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存在言论推翻政权的危险，问题根本就不出在言论上。言论往往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4. 您说到“能解决的该解决解决，该反应反应”，是这个道理，但问题是制度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反映了没用，解决不了啊。您或许不赞成我说是“制度问题”的观点，那就让我解释下。我不知道您对信访制度的源起和变化了解多少。“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可向上级政府机关提出对政府的意见，官员失职、渎职和侵害权利问题、批评、检举或投诉，或所有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任何人不得报复、打击压制或逼害信访人。” 1996年起，搞《信访条例》，设信访局、信访办公室，就是为了让人们有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制度看上去很美，但在20多年的实践中，由于缺乏真正的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地方政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大量恐吓、打压信访群众，最后变成了一场闹剧。访民一级级伸冤无门，一路和想把他们遣送回乡的警察你追我跑玩捉迷藏。每年（尤其是两会前后）北京都会涌入大量的“上访户”，抱着“皇帝好，贪官坏”的心态，继续和北京警方捉迷藏，不过是为了“皇帝清官”能看自己的案子一眼，为自己伸冤。同时，所有有上访历史、甚至上访倾向的人，都会被列为高危上访人员，“维稳”危险分子，被加以监控。

@小火车车 #11 民粹可以是大量民众拥有的非理性观点。对这些观点，不赞同当然可以，但我觉得应该去努力看到对立观点后面的原因，否则会变成互相骂对方蠢的发泄。例如英国投票脱欧、美国川普当选，背后有经济结构变化和失业带来的不安全感、以及“本国特殊论”这种很多国家的人都有的情绪。

非理性情绪及其产生的言论本身，只是现象，真正要紧的，是情绪、言论这些现象下反映出来的问题。墙可以管制言论，但是不能解决造成言论的问题，也不能真正压制这些问题造成的情绪。

@霏艺Faye #1 无关评论一句，弹琴的女孩手好漂亮！

@electron8964 #29 很有意思的观点。我对艺术是门外汉，我个人觉得，这里有“社会性审美”和“个人性审美”的区别。一方面，个人的审美是非常私人的事，讲的是感情的触动和连接（那种人云亦云的不算）。同时，个人的审美可能会受社会审美至少两方面的影响：（1）社会审美的潮流和标准，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人对“美”的理解，这种潜移默化相当于一种条件反射（如果我从小周围人都认为红配绿很美/不美，我可能会把这种配色与正面/负面感情连接在一起，从而影响我对美的判断）。（2）社会审美和“正典化”标准，决定了具体艺术作品的可见度（如果一件作品没有得到认可，缺乏可见度，我可能根本无法看到，更不用说觉得它美，即使我如果看到可能会被它所倾倒）。

@小火车车 #9 我冒昧插几句这个讨论。

我认为，建墙的目的就是维稳（最直观的来说，建墙嘛，只和建墙决定者本身的利益有关），是否和“民粹”有关暂且不论（因为我也不知道您对“民粹”的定义是什么）。其初衷，与保护国内互联网行业无关——虽然国内互联网行业在无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效果。

第一，中国产业很多，但是很多行业自从WTO后一直就是比较开放的，没有特殊保护，都是顺应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其中包括很多高新技术行业，如芯片。

第二，要保护互联网行业，并不一定要建墙，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如禁止公司吞并，限制特定市场（如只限制谷歌、脸书等特定公司），或者财政政策扶持。方法有很多。

第三，如果“保护互联网行业”这一逻辑成立，那随着国内互联网公司逐渐站稳了脚跟，按理说墙应该越来越低才是，而不应该像现实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墙越来越高。

第四，建墙对国内的知识技术发展反而有阻碍作用，例如搞研究的人都知道，要知道学术界的新动向必须翻墙查google，百度（这也算是被“保护”了多年一家独大的搜索引擎了吧）完全指望不上。

@胡编乱侃 #5 这些话我没有什么不同意。关键就是在这“不容易”上。我其实有点好奇，您对“改良”的信心，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笑翻江山 #2 说实话，我觉得好些争执，如果本来就是比较情绪化的，文斗也斗不出什么来，真不如打一架爽快。不过这种想法很危险，所以还是拿个沙包上面写上看不顺眼的人的名字揍一顿比较实际。

@natasha #26 @natasha #27

看到你说到的欧洲的贵族圈子和审美问题，我止不住地想到中国从两汉魏晋至隋唐形成并兴盛的所谓“士族”。士族有“世卿世禄”的积累，有自己的地盘，有严格的族谱，相对皇权腰杆子也很硬（因为当时好些皇族底蕴都没他们深厚）。且当时“士族”和“庶族/寒门”的界限，如雷池般难以越过，其中之一的体现就在品味和审美上，所谓士族的行止风仪，各种生活细节的讲究，完全是平民难以想象、模仿不来的。

未来科技和信息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帮助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阶层品味这件事，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拥有品味这件事无法加速，说得俗一点，有钱有闲子弟身上那个举重若轻感，加速不来。

是的。我是觉得科技和信息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会有很大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审美和品味。与此同时，技术让绘画、音乐、电影等文化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对业余创作者也更为友好，这让有才能的普通人更有可能脱颖而出，从而间接影响文化风潮和时代精神。

再感叹一句，“艺术”、“文化”和“美”的关系，真是让我想不透。

@Icarus1874 #12 “火焰的顶端

落日的脚下

茫茫黄昏 华美而无上

在秋天的悲哀中成熟”

真美。

@李五毛 #39 我不否定执法机关常规部门的很多从业人员素质不错，而且很多大城市的看守所变得更加讲程序更加透明化了（前面我也提到这点，还说值得表扬），但是违规甚至暴力执法事件仍偶尔有之（随便举个例子，雷洋事件）。

但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些明面上的执法机关，是不在看守所进行、多由公安特殊部门（国保）执行的指定住所监视居住政策。这种政策是个黑箱子，您说没有不文明，我说有不文明。您的理由我不知道，我说我的理由。

首先，从认识论上，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如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且亲身经历也不能涵盖所有的类似事件（例如，我自己吃到一个烂苹果不代表所有的苹果都是烂的）。所以，认为某样事情是真实的，可以来自权威（如科学理论和证据），可以来自他人讲述的经历。

其次，对他人讲述的经历，我对“孤证”保持怀疑，但“群证”就值得重视。如果一个人说自己从小贩甲处买到了烂苹果，我可能半信半疑，但如果有好几个不相关的人都说从小贩甲处买到了烂苹果，我就有理由推断，小贩甲卖的那批苹果有大量烂的。

最后，应用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上，没有权威可依，所以就看信不信他人的讲述。我见过很多人的讲述，其中有人讲指监就是软禁，问了几个普通问题，伙食还行的；也见过有人讲被非常规手段讯问（如不让睡觉、食物不足、甚至暴力虐待的等等）。这些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背景不尽相同，时间也不同，所以我才得出指监中存在非常规手段讯问和不文明执法（程度和范围当然无法精确估计）这一结论。我自认为，我得出的结论是符合科学认识方法，而不是“偏执走极端，无限扩大化”。

#39

“端点星志愿者”遇到的这种情况，属于有线索，讯问，调查，查实。真证据确凿，会是有逮捕今的抓捕，入监。

目前看来确实是在讯问，也有考虑到两会因素隔离监视的可能性。

至于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就是没什么好侦查的了，警方抓人到看守所（中间可能保释出来） --> 检方起诉 --> 法院审理，如果判入监才入监。也不是直接入监，程序还是很长的。

@李五毛 #35 是，秘密审讯确实一向来有，不过合法化后大量应用是近几年的事。据我的非常粗浅的了解，里面的人遇到的具体待遇很不一样，有些人基本上就是软禁，有些人就比较惨了，和人的身份、具体案件、办案方是谁，都有关系。 @李五毛 #36 唉，端点星志愿者这事，目前就是个黑箱子，一切都只是猜测。我自己的观察，端点星的理念，其实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这点从2049的言论尺度上也能看出来。

@李五毛 #30 李同学，我根据对您一向来的（可能错误的）了解，猜想您当时提问的动机，未必是不相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条例的存在，或是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是觉得“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这样的用词不准确及夸张。

我的（可能错误的）理解，楼主为什么带着强烈情绪回复，是因为与2049间接相关的端点星志愿者正在被指监，不知所在地点，不知何时释放，不知经历什么，家人律师都见不到；而指监在执行中有大量滥用情况，这是经历过的人和法律界人士都提出过的现象。因此，很多人对端点星志愿者非常担心，而这种担心，会反映在涉及此类问题时的态度上，也就是在觉得有人在为指监辩护时，会愤怒，也会有对人不对事、扣帽子的情况发生。

对于您的一些具体疑问，前面有所涉及，我再集中解释一遍吧。

1. **“司法系统”，指的是“检察院”和“法院”两个部门；在调查立案阶段，主要是指“检察院”。**检察院在一般刑事调查中对于公安部门（严格上来说属于执法部门）有一定的监督作用，而且公安部门在将人带走后必须及时向检察院申请立案。关于公检法的关系，可看中国人大网的介绍（http://www.npc.gov.cn/npc/c2278/200012/bab570a7af47499cac8c2e4067a415fb.shtml）。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完全绕过了检察院，办案的部门（公安也好其他也好）可以长期扣押嫌疑人，无需向检察院报备，检察院也不知嫌疑人的所在和状况。所以“不受司法系统控制”这一点，完全没有说错。

2. “专门设计的监狱”。这个说法不是很严谨，可能会造成误解。严格上说不是“监狱”，只是“临时关押审问地点”。而所谓的“专门设计”，我的理解是“临时地点”并非像一般监狱那样为了将犯人关在一起熬刑期，而是为了秘密关押和审讯。因此这些地点往往有一些特性，如地点保密（一般监狱地点都能查到问到）。

3. 至于您所说的“黑狱警，黑武警，黑管理人员……黑钱”，虽是反讽，也属于无的放矢了。指监这一制度多涉及到国保这一公安部地位特殊的部门，好听些是政治保卫部，难听些是秘密警察。但“秘密”并不表示其是用“黑钱”的“黑武警”。国保们当然都是有编制的，经费也当然都是有记录的。虽然指监系统可算是巨大维稳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当然不等于它用了所有的维稳经费（顺便说一句2019年维稳经费估计为1.4万亿元，您有疑问可以自查），更没有任何人说它会把“国库掏空，经济崩溃……上千万黑狱警”这种事（除了您的反讽）。

从我个人来说，我自然也有我的立场。但说到底，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对于不公之事、与遭遇不公之人，有一份基本的同情心。

我就支持一下。我觉得陈在当时的情况下去武汉，可称“为新闻自由舍命”。

提醒，虽然能看到这个视频的途径不止此处，如果要点赞留言（特别是留言），请做好身份保密措施。

@natasha #24 关于时代精神和文化资本的分析极好。我在维基上看了看布迪厄的社会阶层化理论，非常有意思。不过我觉得那个理论似乎忽视了科技和信息对于未来社会分层的重要性。

去中心化时代，内容的水平总有高下之分，高质量的内容会获得他人的认同和期许。因此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精英”。

是的，或者说“文化资本”的分布，说到底还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只不过流动性可能加强了。

艺术的本质毕竟还是阳春白雪的，即便某些艺术形式简单粗暴，但其内涵还是值得玩味的。由“下层”发起的文化，流行起来很容易，是不是艺术就不一定了。

这两句话让我沉思良久。确实如此。艺术并不等同于“文化”，有很强的精英性质。

来源：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261519884896268290

陳純一：香港有线宽频（HK Cable TV）报道 #端点星 案件。视频采访了 @liangxiaojun 律师和我。视频观看链接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25460

以下是youtube上有线新闻的视频：

也没隔开，约架还是有的，最近不还有什么武林人士约架方方嘛（虽然没约成）。

而且私下约架这事，是不合法的，基本上谁赢谁违法。要想在法律上说得过去，必须得组织登记为正式的比赛，例如“公知五毛杯第一届散打大赛”，然后才可以合法打架。不过通得过就有鬼了。

其实民间打架无所谓，就怕裁判出来拉偏架，或者直接自己撸起袖子上了，那还打什么，直接高举双手投降认罪了。

@妹 #7

城镇化依然以独院为主，公寓为辅的城市规划

这样是理想状况，问题是地方政府钱不够啊。

唉，看完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想了半天就这么说吧，在目前上下加速成风的环境下，但愿胡编这种改良性的呼吁能有成效。

城镇化这个过程应该自然发生，或者可以通过“引导”逐渐发生。用搞运动的形式，行政命令推进城镇化，创造的问题恐怕多于解决的问题。

这种运动型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纸面上看着不错，但在实施中几乎总是走样得不成样。

例如此处的知乎讨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3313903 （注意啊，大家都声明了“我们是爱国爱党的，就是基层不好！”）

@aa45984654 #29 是在说"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一法条。楼主介绍的书主涉及到这个法条执行中存在的侵犯人权的一些问题。这一法条的用途、性质和争议可看帖子下的讨论，也可以您自己谷歌查询。

来源：https://twitter.com/evilinside44/status/1261308858334457857

我爱广大人民，我爱骨肉同胞，看来我不够爱国，哈哈。

@未来人 #24 谢谢您的谦逊。：）其实您之前说得很多道理是对的，从情理上来说，以王这样的位置，20000人释放7000多人绝对是重大政治错误，绝大多数人不会这样“顶风作案”；但是王大概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治疆老资格，一方面也是心里过不去。这个行为其实不理性，但是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未来人 #19 美国监狱人口是太多啊，监狱也问题重重，而且有大量的毒品和性方面的非暴力罪犯。美国在法律上有保守的清教徒传统，有的保守州直到2003年连做爱姿势不对都要罚呢（感兴趣请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domy_laws_in_the_United_States），真是无语吐槽。所以搞培训和社区矫正，算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一（小）步。

“新疆集中营百万人"

有不同的估计，从十几万到百万都有。集中营这种地方理论上伙食不会贵的（从上到下的层层盘剥不算），贵的是管理。（监狱也是一样，美国监狱和大公司合作，把每顿饭成本降到10美分以下；贵的都是建筑维护和人力管理。）新疆的维稳费用占全国5~6%；全国是1.4万亿不到一点；按1.3万亿和5%算，就是650亿。经费可以作为一种验证（不是证明），看看什么数字可以在这个经费容纳范围之内。

@momolook #15 我同意，滥用是个很大的问题，同时根据法制精神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合法权利应该保障。端点星一位志愿者的辩护律师也提到，由于这种制度便于侦查，现在用得越来越多，这点非常让人无奈；与此同时正规看守所倒是越来越透明（这点还是应该表扬）。

up. 希望三位志愿者都能够熬过去。

@natasha #13 很有道理。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种理论，说审美的潮流变化都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来源于“下”，也要得到“上面”精英的认同和正典化，才能广泛传播。我现在在想一个离题的问题，在科技推动“去中心化”的趋势下，是否有不用正典化就能形成时代艺术潮流的“下层”时代精神呢？

@momolook #17

任何法条缺乏监督，都可能被滥用，作为警方，什么权力用起来方便肯定就用哪个，中外都一样。

这点我很同意您。

一定要假定在中国就是体制邪恶带来的并没有什么理由。

这点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确实有体制问题，也即党高于国，党高于法。例如指定地点居住这样的法条由于其潜在的违宪风险，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当然私下的滥权，在哪里都存在；但有“法律保障”的滥权，是个很大的问题。

从我个人角度，对很多这种当事人自称严重肉体折磨的事情还是有一定怀疑态度的。

指监本身由于其秘密性质，就是黑箱子，只怕除了当事人和直接办案人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发生了什么。就我个人来说，我看到过有人在推特上贴出的被打受伤的照片（当然您可以说这可能作假）。同时，我看见过描述的各种无痕迹的折磨手段，不会留下明伤，只会留下暗伤；例如不让人睡觉、极端限制人活动空间（如把人长时间关在一个只能半蹲的空间里）等等。

我只从警方的角度来推测，如果我想得到更多的信息破案定罪（具体激励：这是我的工作；破案定罪了有奖励；破不了案可能影响我的前途），同时在指监的条件下又没人限制我可以采用的手段，考虑到手段太过分的话嫌疑人出去以后可能会有隐患，我很可能会使用各种“无痕迹”折磨手法，达到我想得到的目的。

@momolook #13 我假设您是真不懂，在诚心发问；但是楼主大概认为您知识水平比较高，是在装不懂，故意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种恶法辩护。

说“我们”“你们”这种话，倒是没什么意思。我假设您不管什么身份，也是小民一个。一个可以剥夺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伤害的是所有的小民。

@未来人 #18 报告相关截图：

来源：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5%B0%8F%E5%94%90%E5%B7%B2%E5%8F%96%E4%BF%9D%E5%80%99%E5%AE%A1-%E9%99%88%E7%8E%AB%E8%94%A1%E4%BC%9F%E6%8C%81%E7%BB%AD%E5%A4%B1%E8%81%94%E4%B8%AD-bafyreiggrlbsorpsjdeitelk7ehtipbl6mpkx2pchbp4vintcbp7z3naly

（内容加粗并非来自原文，为我自行加粗。）

端点星事件发生25天后，5月13日晚上，小唐被送回了安徽老家，目前处于取保候审中。

4月19日，端点星网站志愿者陈玫、蔡伟、小唐失联，后陆续得知系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突然带走，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截至今日，只有小唐一人回到了家中，陈玫和蔡伟两人则已“失联”27日；连日来，家属和律师用尽各种合法程序，既无法找到办案单位，也无法得知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此前，陈玫家属一直没有收到有关陈玫被执行强制措施的通知书。**直到陈玫被秘密扣押26天后，5月14日陈玫家属才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寄出的通知书，称陈玫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自4月19日晚22时起被执行指定居所监居居住。**内容与蔡伟、小唐家属收到的通知书基本一致。

事发近一个月，除了一纸通知书，家属和律师一无所获。律师依法穷尽所有可能的程序和途径，不仅无法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办案单位、案情基本情况、关押地址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也被拒绝告知；追问过程中反复遭到公权力的无视和羞辱已成刑辩律师的“家常便饭”。5月14日，陈玫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发布推特表示：“执业律师20年，专业刑辩十年……看守所会见仿佛越来越容易了。但是现在问题是，有了‘指定监居’的规定，各地警方越来越不把人往看守所送了。找不到人，不知道办案单位，我现在不仅有职业枯竭感，还有职业屈辱感、无力感。”

人民没有保存记忆的自由，警察却有公然违法办案的权力。“他们的遭遇再次说明，此国青年人想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有多难。许多青年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党国眼里已经‘违法’。”陈玫的哥哥陈堃持续在公共平台发声，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陈玫和蔡伟的境遇。“像陈玫、蔡伟这样的青年，愿意在工作之余，凭热情、靠技能去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虽然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但在整个中国的青年人当中也知占极小比例。”

陈玫和蔡伟，也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青年，他们的遭遇亦是当下青年的普遍困境。请大家继续关注失去自由的端点星志愿者 #陈玫、#蔡伟！

【关于#端点星事件】

北京公益志愿者 #蔡伟、#陈玫 和 #小唐 于2020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抓捕，并被指“因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蔡伟和陈玫均为网站“端点星”（http://terminus2049.github.io ）的志愿者，该网站搭建于2018年，以对抗网络封锁和审查言论为己任，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过去数月亦备份了大量疫情相关文章。蔡伟和陈玫均为热心公益的90后大学毕业生，长期关注和参与公益事务。

说实话，下跪维权、按闹分配，都是在没有别的或更好的渠道可走时逼出来的底层“智慧”。

@natasha #10 请教，艺术风格的“流行”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其实很多人的逻辑很简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

@未来人 #18 关于王智勇。

您说的王勇智的履历，我没有意见，他确实是在2014年莎车县“7·28暴力恐怖袭击案”之后上台的。而且他上台后，做了很多针对性的反恐措施，像您所说的提高安全部队拨款，加强检查和监视等。但赞成加强安全措施（如检查、监视）并不代表赞成大规模集中营。

王从1980年就在新疆，他对新疆的经济政治民情相当了解。凤凰网有王的访谈（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qjdh/scx.shtml，“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民”），讲述了他对“去极端化”的理解，您可窥见他思想一端。**他赞成的是搞“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前者是打基础，后者解决就业问题”；“宗教管理上必须要搭建平台，给有需求了解掌握宗教知识和宗教礼仪常识的人搭建一个平台。”“实施惠民政策要先把家族势力黑恶势力打掉”等等。**他还赞成“从幼儿园开始抓双语教育”，促进也就是用教育、就业和温和派思想打击极端化思想。从他的思想倾向来看，可以很容易理解他对集中营政策产生反感。

从行为上来说，您怀疑王是否会释放集中营7000人。我认为他确实作出了类似举动，证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1. 间接证据：《澎湃》有关报道（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1625），指王**“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中阳奉阴违”**。虽然其中有大量经济问题和执政能力的指控，您大概也知道，中共官员的倒台从来不会是因为这两个方面。

2. 直接证据：新疆文件（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其中关于王的行为摘录如下（来源 https://matters.news/@DrunkenMarxist/%E5%89%8D%E8%8E%8E%E8%BB%8A%E7%B8%A3%E5%A7%94%E6%9B%B8%E8%A8%98%E7%8E%8B%E5%8B%87%E6%99%BA-zdpuAtRGjNvjVjbGBQPUbqJywyW3VK9J3KpiXkn8r4HBxfFWS）：

“文件显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准军事组织，令其加快让更多汉族人在南疆定居的努力。

据政府报告称，几个月后，100多名手持斧头和长刀的维族武装分子，袭击了莎车县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造成37人死亡。报告说，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击毙了59名袭击者。

不久后，一位名叫王勇智的官员被任命负责管理莎车县。他戴着眼镜，留着平头，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在南疆长大，全部职业生涯都在那里度过。他被看作是一位娴熟的、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完成中共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维族人。

但这些泄露的文件中有两份极为发人深省的报告，它们描述了王勇智倒台的原因，**其中一份11页，是中共对王勇智进行内部调查的总结，另一份15页，是王勇智可能被迫所写的认罪书。**这两份文件都在党内做了分发，以警告官员在这场镇压中严格执行党的路线。

王勇智这样的汉族官员在南疆起着党的顶梁柱的作用，他们负责监管级别更低的维族官员。王勇智也似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包括2015年访问过南疆的、时任中国最高民族问题官员的俞正声。

王勇智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但他为了解决民族不满情绪，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还试图软化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在家里有《古兰经》没有错，并鼓励中共官员读《古兰经》，以更好地了解维族传统。 大规模拘禁开始时，王勇智最初是按照指示去做的，似乎还表现出对这项任务的热情。

他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其中一个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

2017年，他大幅提高了安全部队的拨款，将花在检查站和监视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7亿元人民币。

他把党员召集到一个公共广场开大会，敦促他们抓紧打击恐怖分子的工作。“坚决打干净，打彻底，”他说。“斩草除根。”

但据后来有他本人签名的认罪书，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有顾虑。他的认罪书应该已经经过了中共的仔细审查。

他在防止莎车县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镇压可能会引发反弹。

当局为新疆部分地区设置了拘禁维族人的数字目标，虽然不清楚莎车县是否也有目标，但王勇智觉得，拘禁的命令没有给任何适度的做法留下余地，会毒害该县的民族关系。

他还担心，大规模拘禁将让他无法实现他获得晋升所需的经济发展。

领导层已制定了减少新疆贫困的目标。但由于这么多工作年龄的居民被关进了拘禁营，王勇智担心，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会让他对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期望成为泡影。

他写道，他的上级领导“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他还说。

为了执行南疆的镇压任务，陈全国从北疆调来了数百名官员。在公开场合，王勇智对莎车县调来的62人表示欢迎。私下里，他很生气，抱怨新来的人不知道怎样与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起工作。

新疆官员面临着拘禁维族人、防止发生新暴力事件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王勇智在认罪书中说，他在工作时喝酒。他描述了在一次维稳会议上醉倒的一幕。想必他是在受压力之下才在忏悔录上签了字。

“下午会议汇报工作时语无伦次，”他写道。“刚说了两三句，便一头栽到桌子上，成为全地区最大的笑话。”

数千名新疆官员因抵制或未能以足够的狂热执行镇压而受到了惩罚。文件显示，维族官员被指责保护维吾尔族人，南疆地区另一个县的汉族领导人谷文胜被关入狱，因为他试图对拘禁采取拖延的做法，还庇护维族官员。

秘密调查小组走遍了该地区，寻找那些做得不够的人。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共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展开了逾1.2万起调查，是上一年的20多倍。

王勇智可能比其他任何官员都走得更远。

他下令悄悄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这一挑衅行为导致他被拘留，被剥夺了权力，并受到起诉。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王勇智写道。

“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他补充道。

公然对抗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后，中共以儆效尤，对他进行公开惩罚，宣布对他立案调查，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总结调查结果的内部报告写得更直接了当。“本应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报告说。

“可他却无视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员会决策部署，甚至公然对抗。”

这份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都在会上被读给了新疆各地的官员们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清楚：中共不会容忍在执行大规模拘禁中的任何犹豫。

宣传机构把王勇智描述为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部报告指责他在建筑和矿业交易中收受贿赂，并向上级行贿以获得提升。

当局还强调说，他不是维族人的朋友。为了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据说他曾迫使1500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去。他在认罪书中说，一些村民为了取暖，在室内烧柴，导致了人员伤亡。

但当局并没有告诉公众王勇智最大的政治罪，而是将其隐藏在内部报告中。

内部报告说，他“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

玩笑得说，吼。严肃得说，不厚。：）

@碧游宫 #2 审查制度在各国都存在，但审查的内容、范围和原因因地而异。例如您说的黑色交易、违法色情，其实很多国家不止审查，而且警察整天盯着，打击力度比中国还大，因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属于非法；但对政治言论（例如对政治人物的批评和嘲讽、对政策的不满）、负面新闻等等，不在审查范围内，因为这些内容合法，属于言论自由。相比之下，在中国连习近平名字的谐音都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敏感词，而且这种“避讳”毫无法律基础，所以两类审查，不是一个级别和性质的。您也说了，“过度审查”是要批评的。

为何网上的“公义之声”大面积声讨审查，而不声讨过度匿名和自由泛滥呢？

“西方社会”的个人组织，声讨所谓“过度匿名”，认为这提高了犯罪率、提倡实名的观点其实不少，而且他们也试图推动立法让匿名变得更困难。一个多元社会自然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声讨审查和管控，也可以声讨匿名和“过度自由”，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行为努力改变相关法律。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言论自由和参政自由的保障。在这种环境下声讨“过度自由”，而且是国外的“过度自由”，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岁在甲子 #3 英语媒体对于病毒的称呼一般是COVID-19，也就是coronavirus disease of 2019（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从翻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新冠”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可以叫“19冠”，但这样说没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目前称呼病毒的两种选择，“新冠病毒”和“武汉病毒”，我理解很多人要使用后者是因为想强调起源问题，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我觉得这个名称在客观上会造成对武汉人的歧视。历史上存在用地名命名疾病病毒的情况，并不代表这就是应该延续的传统。别人怎么称呼是别人的事，只要我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叫武汉病毒也好武汉肺炎也好，没问题；但我自己这样称呼，是基于我对命名科学性的理解，与谁最先开始使用这个词语无关。

2013年RSDL被写入法律以来……

我记得在一个法律网站上看到，说当初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写入新刑诉法颇有争议（直到现在在法律界也一直有争议），但在侦察部门和检察方强烈要求下还是成了法文。大家都知道这种手法被滥用，但是没办法，警方和检方觉得太好用，专治各种“拿法律当挡箭牌”的“刁民”。

在刑事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本身就是相当不平等的。指监制度更加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恶法的口子一开，除非上面发话，否则很难收回来。2003年胡温当政时还能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现在嘛，呵呵。

@momolook @李五毛 几个回复：

1. “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走惯常的司法系统。刑事拘留一般都是公安带到看守所，然后在3日内提请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检察院在7日内答复，批准逮捕则有可能继续在看守所，或者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般在家里）。由于在看守所的情况相对透明，家人知道人在哪里，不能阻止嫌疑人见律师，同时理论上审讯都有可查录像，所以警方如果需要审讯或拿口供，限制很多，不能用超常规手段，如果嫌疑人特别懂法律警方可能根本从他嘴里拿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而对检察方来说，定罪判罪的一大证据就是嫌疑人口供。所以，司法系统内惯常的刑事拘留程序，警方和检方一些人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工作，希望扩大其“便宜行事”的权力。

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就是这种允许警方在*重大案件*中便宜行事的法条。它规定可以让一个人“失踪”，除了办案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可能是一般公安，但是我所看的例子多是国保，也就是公安的“一局”，属于政治保卫的特殊部门，在公安内部地位超然；另，国安是不归公安管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警方，和国保完全是两回事），没人知道人关在哪里。在这段失踪期间，嫌疑人无法联系家人、律师，而且警方可以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审讯。根据经历过指监的人描述，大多是在不知名的地点单独关押（一般不会是监狱，更不是正规的看守所，如一些废弃的宾馆宿舍等建筑），而且审讯手段可以相当非人道（如不许人睡觉、24小时手铐、不准移动、精神肉体折磨等）。

由于指监让警方能完全掌握对嫌疑人的主动权，嫌疑人在指监期间没有权利，所以这种方式对警方查案/搞口供/检方定罪是非常好用的。虽然理论上指监只应该应用于重大犯罪（“寻衅滋事”并不属于重大犯罪）或是嫌疑人无居住地点的情况，但在实践中，被大量滥用于不符合条件的指控。法律界由于是律师界的人士一直对此非常不满，但无计可施，因为公检法才是代表国家机器的那方。

西方也有“戴上电子脚镣接受监视“，同中国“RSDL”有何区别啊。

西方的电子脚镣监视一般是应用于home arrest/home incarceration，或者说，在家软禁/监视居住。与RSDL的最大区别就是，程序是透明的，人在哪里是知道的，嫌疑人有随时会见律师的权利，软禁/监居住期间警方不能采取非常规或非法的行为。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不是才抓了么？

孙为什么被抓有多种说法。在目前的高层政治环境中，我的印象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