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三名白人警察持枪对准一名叫布雷克的黑人，这名黑人不理不睬，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这时一名警察冲上前去拽着他的衣服，近距离朝他背部连开七枪，简直像是当场处决，而车后座还有他的三名小孩。这个黑人命大，没有被打死，但脊椎受损，下半身瘫痪，小肠、结肠大部分切除，肝脏、肾脏受伤。
看了这段视频，有点人性的都会觉得惨无人道而感到震惊。不管这个黑人犯了什么事（据报道有涉嫌家暴的逮捕令），他赤手空拳，对警察又没有构成生命危险，何至于就要置于死地？即便不服从警察命令，警察完全可以采用非致命的方式，使用电击枪、辣椒水、绊倒等方式将其制服、逮捕，何至于要近距离朝背部连开七枪？
但有的人脑子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了视频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为警察辩护，说不服从警察就该被打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从车里拿出枪来（后来只在车里搜到一把刀）把警察都撂倒所以警察要先下手为强，说警察如果要开枪就应该把子弹都打光确保把人打死（不幸没死），说布雷克前科累累、涉嫌强奸未成年人（且不说这是谣言，即使他无恶不作警察也无权将其处决），还有更奇妙的理由，说由于“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导致警察不敢对黑人有身体接触只好开枪了，还有人说警察制服嫌犯容易自己受伤，为了保护自己要选择开枪……
这些都是在我的推特上的留言。此前在我转发佛洛依德被跪杀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类似的为警察辩护、造谣佛洛依德的留言。这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华人中歧视黑人的现象很普遍），但也不尽然。在我转发布法罗市老人去和警察讲理被警察推倒在地、后脑勺留了一大滩血的视频时，同样有很多人为警察辩护、造谣受害者，例如说老人是演员，是在碰瓷、表演，是用道具弄出来的假血。其实这个老人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推人的警察也被起诉。这个老人是白人，所以不好说是种族歧视。
在警察与平民的冲突中，警察是强者，平民、特别是黑人，是弱者。所以第一时间为警察辩护，更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华人对强者的崇拜，对弱者的蔑视。他们不仅对发生在美国的警民冲突是这种态度，对发生在中国的警民冲突更是这种态度。例如对香港的“反送中”示威，示威者一概被妖魔化为“废青”“暴徒”“蟑螂”，香港警察则成了正义守护者，有一段时间国内网络还流行人人表态“我支持香港警察”。警察手里有枪，背后有政府，哪里需要你的声援？无条件的支持只会让警察更肆无忌惮。
强者与弱者的冲突并不限于警察与平民的冲突。例如在大佬性侵案中，大佬是强者，受害者是弱者，每次曝出大佬性侵案，必然有众多的人出来为大佬辩护，声称大佬有权有势有的是女人，犯不着性侵；同时抹黑受害者，说她是在敲诈，是“仙人跳”。所以我把这些人称为“大佬性侵权利维护者”。
弱者与强者的冲突，经常被比做是鸡蛋与高墙的冲突。当冲突发生时，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站在高墙一边。这有教育、文化的因素，从小受的是崇拜强者的教育，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长大，对弱势群体缺乏同情心、同感心。有的人年轻时显得很有社会正义感，要为弱势群体发声，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成了强者中的一员，反过来要嘲笑那些还在替弱势群体发声的人是“圣母婊”“白左”“政治正确”“退行性左派”了。
我们不要让自己也如此堕落，在鸡蛋与高墙冲突时，要首先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有的人说，我站对不站队，只站在正确的一方。这话听上去不错，但是现实并不总是那么理想，在很多情况下你是一时没法知道、甚至永远没法知道事实的真相的。在有视频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争议，何况在更多的时候是连视频也没有的。
在没法知道事实真相、谁是谁非的时候，要选择站在鸡蛋一边。首先，鸡蛋冤枉高墙的可能性很低，站错了的可能性也就比较低。例如，在性侵案中，指控者报假案的情况当然有，但是很少见，有研究表明，性侵案中的假案只占百分之几。除非有证据和逻辑表明指控者在说假话，否则就应该首先选择相信指控者。其次，即便站鸡蛋一边站错了，危害也不大。高墙有权有势有资源，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被冤枉了也能及时澄清，而站高墙一边如果站错了，就是为虎作伥，成了高墙的帮凶，对鸡蛋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高墙不需要也不值得我们的支持，高墙需要的是被监督，防止其为非作歹。鸡蛋才需要我们的支持。
2020.9.1
文章
生活
方舟子：站在鸡蛋一边
-
图书馆革命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贴一下高墙与鸡蛋的出处：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的演讲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