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624-opinion-seek-meaning-in-hopeless-time/
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我一边跟友人开玩笑说“国安法有甚么好怕,收起我的 Switch 不让我玩动物森友会才可怕”,一边想起了波兰荒诞派小说家莫洛杰(Slawomir Mrozek)的短篇小说《金丝雀》。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共产波兰。1980年7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工潮蔓延全波兰,令共产波兰的经济活动全面停摆,也催生了由被解雇电工华里沙(Lech Walesa)领导的反抗组织团结工联(Solidarity)。波共政府为打压示威,切断了沿海城市的电话线。翌年,莫斯科认为波共领袖处理码头工运的手法太软弱,便指派主张暴力打压的另一名波共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来当波共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一上任就实行军事独裁,颁布戒严令,以“救国军事会议”取代政府机能,取缔团结工联并大规模搜捕组织领袖和支持者。
我也想起了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无权者的权力》写于1978年,《七七宪章》面世后一年,靠秘密出版(Samizdat)流传。哈维尔在文中仔细描述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个东欧共产阵营的诊断: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东欧所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极权主义,而是非常稳定的(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靠枪杆子恫吓人民,(后)极权主义却比较像一种世俗宗教,通过意识形态为人民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它要求人民自愿膜拜和参与。后极权的谎言渗透到社会每一个阶层:“……隐瞒事实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权力去打压人民叫做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滥权无度叫做依法查办,压抑文化发展叫做百花齐放。”跟宗教一样,后极权主义为人类释除一切关于存在的危机感,为人生提供了意义,只要你愿意接受它,就不会再感到空虚孤独。
反而,他说共产阵营不止不落后,不与世隔绝,还“只是消费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只是它去人化﹑官僚化的程度,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极权仍然很极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要靠大规模搜捕来令民众噤声),但它最恐怖处不在于天天把枪口对准人民太阳穴,而是令人失去成为“人”的一切:身份,思考能力,道德判断力,以及对生命的热情。但哈维尔并不认为议会民主或西方世界的公民自由就是答案。作为剧作家及诗人,哈维尔自然重视言论与出版自由,但他并不觉得那些“自由”的缺席就是共产捷克令人丧失希望的原因。反而,他说共产阵营不止不落后,不与世隔绝,还“只是消费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只是它去人化﹑官僚化的程度,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这种看法的当然不止哈维尔。即便是《金丝雀》里描述的共产波兰军事戒严也是官僚主义甚至琐碎无聊的:一群机器人似的秘密警察或政权打手,每天上班就是去听(和阻止)一个老奶奶跟孙儿谈自己的金丝雀。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的经典《过于喧嚣的孤独》(完稿于1976年,出版于1989年),表面上控诉共产政府钳制出版、将书当作垃圾般大批大批捆绑烧光(这也是西方世界最喜欢的解读),但小说结尾,主角(打包工人汉嘉)跳进压纸机自杀,像禁书一样被压得扁平。原因并不是捷克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也不因为他在共产主义下一贫如洗,而是因为“工业化”令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为什么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共产捷克,赫拉巴尔却没有让批判政权成为主角汉嘉的控诉中心?
2011年12月18日,大量捷克市民在街上悼念哈维尔(Vaclav Havel)的逝世。摄:Petr David Josek/AP/达志影像
铁笼子与工具理性
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建立的后极权社会并没有免于理性化,反而将理性化推进到最极端。
见过真铁笼子的东欧知识份子形容的后极权没有张牙舞爪——后极权主义不止稳定,甚至还重复冰冷、枯燥、乏味,像一部自行运作的机器。抽干人对生命的热情的不(单)是政治自由的丧失,而是生命可能性与创造力的剥削。
我因而想起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韦伯说,在现代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会蔓延至世俗社会,工具理性会逐渐取代价值理性,机器取代工艺,计算取化人情——这种理性化像一个冰冷的铁笼子,令人的生命力与个体性无法伸张。这是韦伯讲的“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一部份:“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提到的会计精神就是例子:金钱不止是金钱本身,还可以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纪录在资产负债表上,分成“资产”和“负债”;“人欠我的”和“我欠人的”。除了甚么都可以计算,还事事都要算尽,处处要考虑如何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收益。这种理性化在启蒙时期后的西方社会,不止体现在商业﹑法律和会计的兴起上,甚至体现在西方音乐艺术的流变上。韦伯在《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学基础》里讲的毕达哥拉斯音差(pythagorean comma)就是音乐理性化的例子:在现代社会,我们连追求形而上的“美”都必然经过一番精确计算。
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与“生命”本身:生命本质是复杂﹑多元﹑有自觉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话——趋向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的。
韦伯对于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跟共产东欧知识份子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的批判不无相似。这一点应该要从韦伯对马克思的欣赏与批评说起。韦伯不算马克思的同代人,后者出生要比韦伯早上四十多年,但他很明显受到马克思影响,他新创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的概念建基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某些他的文章读起来也完全像马克思。
但韦伯同时深深质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韦伯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原意是将人从资本主义中解放,但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和假设,其实跟资本主义没有分别:两者都将人视为高度理性化的物质动物,由物质利益推动且单纯由物质利益推动。资本主义追求计算和效益最大化,马克思则将人压成“阶级”(是否握有生产资料)。韦伯认为两者都低估了人类动机的多元:人为甚么不能完全因价值判断而做或不做一件事?为甚么不可能有利他行为?又为甚么不能有宗教行为?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上的共产主义不能混为一谈。但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建立的后极权社会并没有免于理性化,反而将理性化推进到最极端。它将每个人都压缩成为一组记号,人的一切都只是监控机器里的一行记录——人生可以完全被量化,被“会计化”。后极权社会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过多制度,处处都是科层制官僚﹑表格﹑行政手段﹑证明书:正如《金丝雀》里的老奶奶需要到市政厅排队,开具各种文件来证明她有一只会唱歌的小鸟。
韦伯不是传统学科分类下的哲学家(虽然社会学的底蕴是哲学),但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与“生命”本身:生命本质是复杂﹑多元﹑有自觉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话——趋向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的。 理性化跟后极权的那种集体主义一样,将人装进一个个预先贴好标签的箱子里,有些人要被切去一条手臂,有些人要丢了一条腿,像被丢进赫拉巴尔的那部压纸机里那样。汉嘉的死法也证明赫拉巴尔真正控诉的,是苏联的工业化社会,甚至是现代人类社会本身——这个社会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把人视为有价值的个体,只是可以被压搾干净的劳动力来源,算式的一个小部份。批判政权没有成为主角汉嘉的控诉中心,事实上汉嘉基本没有甚么控诉——他只是跟容不下自然扩展的生命的社会无法相容而已。
2018年11月1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纪念波兰独立100周年,一名穿著波兰军服的男子参与庆祝集会。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