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

《黄祸》这本书，在很早以前就听过了，刚接触到翻墙那时候就收藏过很多禁书，其中就有它，或许时间有限，就一直放着，从未看过。直到看了《权民一体论》，又看了《转世》，发现《黄祸》还真没看过，然后才去读它。

读完《黄祸》，有很多感受，最明显的就是震撼了，太震撼了！它的故事只占一小部分，它里面的有太多观点、不同论述、辩论、奇思妙想等等各种细节，提供了太多的启发，精彩程度远超《转世》，被震撼了好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可能专注于故事本身，把它作为一种预言，纠结于里面的事会不会发生，纠结于一些真实可靠性等等；但在我们看来，它作为一本小说，没这么多苛求的，它的细节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价值；它里面的观点很丰富，也可以说很驳杂，都很具有代表性；它对于社会问题的诠释，权力的运作，直指本质，清晰透彻，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阐述，令人信服；它提到的“逐级递选制”作为当下社会制度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深深地认同，它是解决我们厌恶的民族主义、消费主义、暴政与暴民等问题的唯一方向。

我们是先有了自下而上，逐层聚合的思想，然后再读这本书,就像找到了知音、知己、伙伴一样，感觉非常棒，非常的振奋，也非常震撼；而另外一种极端，没有自下而上的思想基础，对民主印象只有权力与宣传洗脑留下的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初读可能认为它里面的“逐级递选制”是痴人说梦，或是过时的理论等等观感，对此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前意识中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抗拒与警惕，这可能是条件反射的，或者惯性的，就如当人被否定时，本能地就想反驳一样，因为它必然对过去的认知产生冲击；就如黄祸中陈昐初闻“逐级递选制”时所表现的类似，随着花时间心思琢磨，按自己的真实需求从无到有地去推理，前意识中对新事物的抗拒，才能逐渐被理性纠正，慢慢地接受了这么个事实，它真是个好东西，真是太棒了。

对还没有真正读过《黄祸》朋友，对等者的建议是先读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然后再带着那种存在主义的思想，去感觉《黄祸》每一个细节，去过滤出自己的收获！

《黄祸》精彩节选分享

文化革命的狂热一过，他的内心就离弃了共产党。然而这麽多年却从未停止过为共产党的治国奔忙。「六四」开枪使他认识到这个杀人暴政注定灭亡，却又因为未参加任何民主运动而被认定「政治可靠」，得到重用。他在人人过关要写的「效忠书」上，用尽心机把每句话写成顺着念是效忠，反着念是诅咒。他曾给被枪杀者的家属匿名寄钱，却对眼前的「翻案」毫无兴趣。他既憎恨压迫群众，又憎恨煽动群众。他厌恶统治者出於内斗需要对民主运动的操纵和利用，想方设法不参与，却又担负「特殊任务」。他被群众组织当做「奸细」，又被政治警察怀疑成利用群众搞颠覆的阴谋份子------这里肯定有他油滑的一面，官场上的八面玲珑既是护身符，又为达到目的提供捷径。高明的算计和运筹能把最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组合成一个合力。但更重要的还在於他的落落寡合。他不属於任何一方，没有自己的阵营，却同时反对对垒的双方。他为「百字宪法社」拟定的口号------「左手打倒独裁专制，右手打倒群众运动」------很说明这种双重性。他对暴政和暴民同样厌恶。在他眼里那是相辅相成互补的两面。压迫引起仇恨和暴烈，而群众运动的盲目和残忍只能由更血腥的镇压收场。他以孤独一身要同时打倒这两个孪生的千年孽种，只能靠「借力打力」------又当奸细又当阴谋份子。

他常跟他们说，如果知识分子有什麽作用，那就是当大众全都诉诸情绪时，知识分子依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的理性。他无法说得再深。全社会都视独裁专制为敌的时候，重要的已经不是去参加那个合唱，而该把理性用於对人人趋之若鹜的「民主」的批判。在一个最强调多元的时代，赶时髦却造就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元。连追求多元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一元。全世界从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到时装歌曲全趋於一致。在时髦的叫喊中，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民主」是什麽呢？枪杆子灌输的一元还让人心存反抗，广告灌输的一元却让人自鸣得意地以为就是自己的多元。

民主无疑比专制进步，但那不是非此即彼的理由，不能因此就不看到它的缺陷。纳粹也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手段上台执政并且发展成为血腥的独裁体制的。在当今这个由传播媒介操纵的信息时代，能发出强烈声音的少数比沉默的多数受到更多的注意，而当他们的意志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介转化成时髦，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多数。

他不赞成那些专门从事煽动，把未来希望寄托於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民主派。群众是缺乏理性的，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充满狂暴和血腥。法国大革命及中国文化革命那类疯狂时代留下的恐怖就会重现。动乱能摧毁一个旧社会，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是群众自身。而民主制范围越大就越荒诞走样，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律传统和丧失了道德结构的特大范围里。一旦真正实行民主制，中国将遭受比专制更大的苦难。他把大部分力量用於打破民主制的虚幻光晕，因为只有民主制的招牌被推倒，逐级递选制才能从後面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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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忽略了因而也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甚至在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同时强化了後一种私有制。正是社会权力的私有，成为我们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也是社会主义从人心所向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原因。」

「社会权力私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私有，一种是集团私有。配以生产资料的私有或公有，组合出世界上四类基本的社会形态。一类是生产资料私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如封建社会和某些独裁国家，是最落後的社会形态；一类是生产资料私有，社会权力集团私有，如民主制社会，人民只能在有条件参加竞选的人中间挑选统治者；一类是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集团私有，这是随社会主义民主化而出现的新形态，党派统治取代了个人统治；还有一类是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这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糟糕的一类。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公有财产等於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这就是实行这种制度的专制社会主义当前遭到全人类共同摒弃的原因。」

「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而在共产社会，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共产必须共权，不共权不如不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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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所谓人民代表的选区远远超出人们相互了解的范围。我国又不提供也不允许有竞选的权利。如果人人只选自己熟悉的人，选票会分散成一盘选不出任何人的散沙。这就决定了事先提出候选人。问题就在这。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选民也不了解候选人，没有赞成候选人的理由，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既然自己了解和赞成的人选不上，除了选举候选人别无选择。结果就是候选人是谁，当选的就是谁。即使有所谓的『差额』，也只是选民在已经被挑选好了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一次纯象徵的『挑选』。那麽，当选的『人民代表』实际并不产生於人民，而是有权提名候选人的当权者任命的。在更高层次的选举中，这些『人民代表』必然要服从任命他们的人。即使有想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代表，因为越高层次的代表来自越大的单位，越缺乏横向联系，彼此之间更不可能了解，就更需要提候选人，候选人就更保证当选。而最高层的统治者就是一切选举归根结底的操纵者，一切候选人的最终提名者，除了死亡或政变，他永远『当选』！

在最基层的选举中，人们决定选举谁或罢免谁的标准是每个人物质的或精神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那麽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的领导者就是这个互相了解的范围内多数人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他在随时可以被罢免的状态下，必须时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集体利益为根本原则才能保持『当选』。那麽他在参加上一级选举时，他的选举和罢免标准就会是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体的利益，谁最有利於自己的集体就选谁。那麽三分之二多数选出的那一级领导者就将是最能代表那个选举范围内多数下属集体利益的人。往上每一级选举都与此相同。这就是逐级递选制的集中过程。乌合之众的个人利益和意志这样一级一级集中上去，越来越明朗、准确。当最高领袖向n个大区的首脑负责，受他们约束时，就等於正在向全社会负责，受全社会约束。当他在追随自己的n个选举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在追随着全体人民。这个世界才真正由『民』而『主』......

他不把逐级递选制看成是自己的创造，那是宇宙中本来就存在的一种秩序，一个境界。他只是触摸到它的边缘，还远远没有窥见全貌。在这个穷途末路的世界上，他直觉地感到有出路。不是抽象的希望，也不是老生常谈的必然，而是确确实实地感到逐级递选的逻辑正在通向一个全新世界。那世界是什麽，也许根本不必费心揣摩，只要实现了逐级递选，它就会自动降临。

从微生物到宇宙，大自然的一切系统都以自动调节机能建立和谐的平衡。只有人类以为自己能统治宇宙，傲慢地用人为调节取代自动调节。在荣耀一时的飞跃之後，难堪地陷入自己编织的罗网。这时再想靠复杂的人为方案摆脱困境，等於是在罗网上继续结死扣。唯一的出路是向回转，回到自动调节中去。逐级递选制不再靠统治者的大脑决定社会，而是靠亿万个细胞做出的反应控制大脑，这正好是自动调节的基本模式。

这不是开始，只是为开始而做的渺茫开始。指望人们自觉接受逐级递选制和指望总书记被说服采纳同样幼稚可笑。人已经太聪明了，难以回到简单。唯一能做的只是先说出来，印成白纸黑字，让人们知道有这麽个东西。当人们最终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切都已试过而全救不了人们，也许终会有人想起试试这个。那时才是开始。

自打改革开放，中国始终在二元状态之间震荡。经济上崛起了一个现代化部分，它的规模远不能吸收整个经济，然而却以种种优势压迫非现代化部分不断瓦解，又以反弹回来的冲击毒害自身。政治上，放松控制和加紧控制交替主导，「温和派」和「强硬派」我上你下，斗争不休。这种二元对立的因素互为破坏地起作用，使社会缺乏稳定和连续，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难境地。照石戈看，在这种二元状态里打转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要麽一元紧，要麽一元松，要麽一元计划经济，要麽一元市场经济，要麽一元自力更生，要麽一元开放门户，要麽一元公有制，要麽一元私有制。结合二者优点而去掉其缺点的中间选择是没有的，只能生出集二者缺点之大成的怪胎。而本质上，共产党不可一元松，只可能一元紧。这是它维持自身独裁的根本前提决定的。所以「温和派」不可能彻底温和，也不可能解决矛盾。共产党的最终发展必然是到今天这步，一元紧------即全面的法西斯统治。

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这种古老结构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权威越强大社会肌体就越无活力，而国家也就越衰弱。现代世界是个经济世界，政治可以靠权威稳定，经济却只能被权威扼杀。世界大潮的驱使和盼望「黄金国」的英雄梦使权威者推行改革，而改革的本质就是削弱权威，从而才能释放活力，刺激经济。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致命原因。那次权威的丧失造成了其後数十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靠着蒋介石、毛泽东一类的英才和奸雄，加上几千万条人命才使权威重建。至少从统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短视在於它曾把保住权威放在了发展经济之下。不管是出於自大还是出於冒进（二者都是它的老病），权威在「改革开放」之中遭到的损害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更小。那时只是政权的崩溃，现在则是权威在每个人心理结构中的丧失。

一个叫做「增长的极限」的模型像贝壳一样自动地往复张开两半，又合成一体。那是一个地球。但地球表面已经没有山峰海洋和土地，全部挤满了人和物质产品------汽车、楼房、家俱、电视、冰箱------模型张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地球里面------一直到地心------也全都是堆挤的人群和产品。绿色哲学一向强调「增长的极限」这个概念。工业主义的辩护人却说陆地资源用完後还有海洋天空和地下，只要科技不断发展，人类总能获得新的财富满足自己不断提高的消费要求。这个模型就是针对这种辩护夸张地显示出最终极限。科技不能突破这个极限，只能使这个极限更快到来。

下一组展览是两个家庭。一个是当代家庭。另一个是五十年前的家庭。两个家庭分别座落在两盘特制的地秤上。秤的指针对着观众。当代家庭堆满了物质：冰箱、电视、空调机、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电话、录影机、音响、浴盆、桌椅、立柜、组合柜、大大小小的沙发、柜橱、桌椅、种种炊具------地上是地毯，墙上是贴布，门窗是铝合金、茶色玻璃，到处是无用的摆设和莫名其妙的奢侈品。一个半米多高的木偶，上面的机关只是为了挤碎核桃。一把特制的银斧，作用只是把下锅前的牛排敲得松软些。还有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餐桌上堆着如山的食物。肥胖的男主人不时地大吃几口，便紧张地量血压、吃减肥药，再在健身器上拚命运动一阵，又到餐桌上去吃。女主人在另一间屋里翻腾无数件衣服和鞋子，穿好一套又脱光，再穿下一套。没有一套看得上，又打电话让商店送。孩子则被压在玩具堆下。指针显示这个家庭拥有的物质总量达一万四千公斤。显示屏分别列出这个三口之家占有木材、金属、毛纺品、化学材料、玻璃、皮革等各种原料的数量和消耗的能源以及提供这些原料、能源所需的石油、煤炭、矿石、森林、动植物等的数量。五十年前的家庭四世同堂，睡的是木床，坐的是竹椅，房间里只有必要的物品，因此虽小却显得比当代家庭还宽松，乾乾净净，人的衣着朴素，食物清淡，烦恼并不比当代人多。人均拥有的物质量仅是当代人的二十五分之一，消耗的原料和能源更是少得多。

在开国年代及元老掌权时期，党内斗争的胜负取决於权威，谁更有资历，更孚众望，如林彪不可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华国锋也必然让位於邓小平一样，党内斗争基本还是可以预测的一面倒结局。这种权威是皇权的继续，是中国统治术的基本内核换了件外衣。

看绿展时我有一个感觉，绿色哲学出类拔萃，绿色政治却相当软弱。你们的绿色世界靠什麽实现和保障，这连你们自己都说不清。研究、呼吁、建议、动员、教育......也就是你们目前所做的一切的属於软性手段，只寄希望於人类脆弱而不可信的觉悟和自觉。而传统的硬性结构，你们自己也清楚，无论东方专制型还是西方民主型，都只能在英雄目的或讨好选民的压力下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与绿色背道而驰，不可能为你们借用。那麽，绿色哲学自身的实实在在的保证环节是什麽呢？你们找不到这个环节，一切努力就全是虚的。我研究逐级递选制不是出於绿色目的，但天意似乎让我给你们提供补充。逐级递选制是唯一能为绿色未来提供保障的社会制度。

你们一直埋怨群众不会自觉放弃对物质消费的无限追求，也不能切身认识宏观和长远的危机，更不肯做出牺牲，这是实现绿色理想的最大障碍。西方民主制是由群众直接选举社会领导人，当选者怎麽敢又怎麽能跟群众背道而驰呢？不能责怪西方政治家把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放在选票上。根本的错误在於选举范围过大，使个体选民的局限在大范围里综合成总体的局限。而逐级递选制把选举分成层次，既能保证社会意志逐层集中，又能由层次的划分阻隔局限与偏见的制约。层次越高，选举者和当选者的视点也越高，知识水平和专业修养越完备，获取信息越全面，而把他们和群众的直接压力隔离开的缓冲层次也愈多，这就使他们有了从人类的总体命运出发领导社会的可能。迎合群众的局限与偏见既无必要也不被直接下级允许，因为不管眼前对群众有什麽好处，愚蠢的消费狂最终会使人类与自然同归於尽，从根本上损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利益。可以说，人类的整体理性化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结构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当代世界的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截然不同，两个社会的区别产生於哪里呢？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吗？民主社会实行竞选式的选举而专制社会的选举是受操纵的。如此而已。怎麽能说程序不神奇呢？民主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要实现这个概念，必须依靠某种非常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以往中国的群众运动把民主的大概念喊得震天，缺的就是细致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此要麽处於有『民』无『主』决策零状态，要麽变成只有自己『民主』，不许别人『民主』的多数专制，最後无一例外地让位给『主』------由少数几个『主』来『主民』。为什麽深入人心的民主这麽没有力量，而孤家寡人的专制却总是胜利？除了其他原因，最重要的就在於民主没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而专制的制度和程序却是那麽根深蒂固，成为习惯。相反，正是由於确立了一种竞选制，专制在西方社会就很难重新上台。那麽，逐级递选制揭示了以往一切选举都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是虚假选举，它做为一个真实选举的程序确立起来，为什麽不会引起更神奇的变化呢？应当说，怎麽估量也不会过分。你应该超越心理障碍，相信理性判断，就像水加温到九十九度，再提高一度就有质变一样，人类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完了前面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只要一个完美的选举制出现，就会在最後一步跨进一个全新的社会。

逐级递选制本身不是未来，而是获得未来的一种手段。人类以往是靠诗化地描述理想未来激励自己前进的，然而理想一旦变成现实就必然或迟或早走向没落与反动。难道发展没有终极就意味着人类注定要永远不断地失望、落後、犯错误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往复循环吗？逐级递选制是要使人类从这种困境里解脱出来。它不是任何一个目的地，而是无止境前进路上的一辆好车，准确无误地自动驾驶，载着人类一站一站走下去。社会不会再被司机的专横、疲劳、或醉酒不时摔下山崖，让全体乘客死伤过半，鼻青脸肿，再从头造车。未来具体是什麽，那不是车子的任务，然而有了这辆车，未来不言自明。不必救世主、思想家喋喋不休地争论，只要稳坐在车上，就会一站一站自动驶下去，不再受阻，不再迷途，人类会永远走在最正确的路上。

但是随着深入，他们逐步认识到足以转变人类的教育并不是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而是情感教育。感情世界是滋生美的土壤，是和平、谐调、宽容和博爱得以产生的源泉，也是贪婪和物慾难以存身的净土。当代人类缺的不是知识和意识形态，而是感情。如何让人拥有博大、纯净而敏锐的感情世界就成了绿色教育的主题。这所幼儿园的教育重点放在文学、艺术、音乐、旅行，与大自然接触等方面，研究教学计划的小组认为这些途径最有益於培育感情。

「按那种理论，中国什麽时候可以有民主呢？十三亿人全拿到大学文凭？二百年以後？何况念过大学就懂民主吗？历次学生运动------包括六四------群众运动的问题样样全有。哪怕教授们凑一块，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手段，也同样是乌合之众。程序是关键。能否在中国实现民主全在於能否找到一种合适的程序。经过文雅课堂修饰和传播媒介灌输『认同』的民主戴着『文明』的高帽，因而被认定是不文明的中国所不适的------确实不适。中国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程序﹕任何一个具有思维的，活生生地劳动和生活着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文盲或农民，都能在这种程序里最真实地表达他做为一个人而必定具有的个人意志。并且，每个个人意志都能以矢量求和的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逐级递选制正是这样一种程序。文盲听不懂竞选纲领，不会判断国家大事，可再文明的人也不会比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小村子更了解，更善於判断和制约村里的当选人，那程序不必签字，也无需选票，只需随时举起他们长满老茧的大手就可以。」

「推行逐级递选制确实不容易。不过即使比起你说那种投机取巧的普选，我以为也容易得多。普选首先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组织主持选举，而且必须选举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之後社会才能正常运转。逐级递选却是自下而上的，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数范围内进行。所建立的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和运转，而且具有自动组合的机能。分散的组织可以自发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方便地扩展，不断提高层次，人数再多也会井然有序。直到组合成一个国家。甚至组合成世界，假如设想世界大同的话。社会大系统的转换在社会变革中一向是最难的，以往总是要经过革命、流血、大动乱和大破坏。逐级递选制却可以避免那些灾难，那怕在专制体制中，也可能做到以广泛自发的逐级递选和平地架空旧政权，以非暴力的不合作形式实现权力转移。逐级递选能使人民迅速有效自己组织起来，使不合作不致产生混乱，危及人民自身，从而提供了与当局决裂的自立基础。只要在恰当时机引发出一个大规模连锁蔓延的局势，就能在一夜之间让庞大的专制机器不战自败地土崩瓦解。以我看，这才是革命者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细致的专业化分工是造成当代人类异化状态，把人变成机器的主要根由。分工对生产力和科技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当人类已到了饱暖思淫逸，不仅疯狂追求高消费，而且强迫大量劳动者失业的时候，分工就该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阶梯上退隐，并且由兴趣取代温饱压力和贪慾成为劳动的主要动力。

邢拓宇常想当年如果能实行逐级递选制，「六四」还会不会发生，历史会不会就是另外一条路？至少天安门广场不会被譁众取宠者得势，运动也不会让一些不称职的人充当领导。现在的难民比当时广场上的人员混杂得多，彼此更无相互了解的基础，却只需数小时相处交谈，就可以自然形成以ｎ为基数的群体，实现逐级递选。最初的选举不一定准确，随着相互了解深入，罢免和重新选举会有一段比较频繁，但只需几次整合，一个新建立的逐级递选结构就可以稳定下来。邢拓宇相信，把混乱流动的难民组织起来，除了逐级递选制再无更好的途径。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传统的组织意识和民主口号的杂交，产生的是缺胳膊少腿的怪胎，结果是谁能把持高音喇叭谁就是「领袖」。对领袖的制约只来自乌合之众的掌声或嘘声。为了获得廉价的掌声，「领袖」们恶性互动地向极端赛跑，理性之声却被嘘赶下台。他自己不也曾被那些自焚的誓言感动得热泪盈眶吗？可镇压的枪声一响，「自焚者」逃得比谁都快！

打那以後，那种想自上而下把一切都管到管好的企图就永远和一个呆望江水的「自杀者」叠印在一起。随着日後的宦海沉浮，他越来越体会到政治的最高境界该是「无为而治」。对一个日益复杂而且变化纷纭的大千世界，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或技术能自上而下把它管理得面面俱到。以权力为特徵的人为调节系统像一辆没有发动机却有制动器的车，每前进一步都得由渺小的管理者挣扎着全力去推。这就是这麽多年被冠以美名的「改革」的实质。从这个角度，他厌恶权力，不能安然地握有那玩艺儿，并且总是对权力的重负感到害怕和疲惫不堪。

最终理想却一直是「消灭」权力，让权力在逐级递选的自动调节系统中从坚硬耀眼的王冠化作空气般无形，为全社会所有人共享而不再被任何个人占有。老子的「无为」是不靠人为，靠系统自身的能量，靠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凝聚和分担。

当今中国的基本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是社会自由度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空间，原来那种社会分子之间被强加的刚性连接逐渐解除，但是并没有新的组织化形式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越来越散漫，虽然人人都在钻营，但都是一盘散沙的个体行为，或局限在很小范围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权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形象地形容这种状态，就是一只政权的桶装着十三亿人的散沙。散沙内部进行着活跃而无序的分子运动，而桶因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经「脆化」，从毛泽东时代的铁桶变成了今天的玻璃桶。

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绝望，今天的中国既失去了能够支撑社会的文化结构，又没有了能在最後关头承托社会的生态底座，一旦唯一能够进行整体整合的政权垮掉，就可能落入一个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坠落过程。

「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