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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总统个人、内阁成员、国会议员集体发生意外时的继承顺序和“指定幸存者”身份;国家机构和首都的“备份”安排;国家中枢“备份”的必要性重要性及中外相关惨痛教训的前车之鉴

革命军中马前卒  ·  2022年11月15日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对民主中国政权而言,由于它对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极大影响,牵涉到国内国际无数团体和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政权的核心成员如总统、总理为首的内阁成员(各部部长)、国会各院成员,必然会面临利益受损的内外敌人的仇视,如不能循和平途径解决,就很可能发生暴力。而足够强大的反政权力量,如图谋复辟的旧政权(中共)权贵精英、拒绝服从中央制度政策的民族/族群/地域/行业势力、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军警特宪等暴力机构的野心人物、政治斗争失败后破罐破摔的反对派……都有能力发起暴力行动,包括杀死民选的总统和国会议员、软禁内阁成员等。

		
在国际上,即便中国实行民主化,中国与诸多国家尤其周边大国的国家利益冲突并不会止息,甚至会因民主中国更加在乎国民利益(不像中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导致冲突更趋恶化。印度、俄罗斯皆是核大国,也拥有生化武器;同样拥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且必然敌视民主中国的朝鲜金家政权(如果中国民主化后金家政权还没推翻),也是巨大威胁;日本虽暂时不拥核,但完全有短时间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至于生化武器更是早就在中国实际使用过,重操旧业也是易如反掌。韩国、印尼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也不容小觑,在未来新武器研发应用上不会落后。而美国虽然更多可能是民主中国的友邦,但时势变迁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确可能转化为热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矛盾关系激化,总统、内阁、国会这些中国的权力中枢,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连环的、全方位的暴力袭击、“斩首行动”。
		
而军事科技的极速发展,让“以小搏大”的、远程的、突然的、极具威力的袭击手段越来越多,相关手段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一百多年前枪支和炸药的普及,就让刺杀包括帝王/总统/重臣变得相对容易;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使得单次攻击就可将目标范围内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百万人杀死;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和普及,也可以将千里之外开会的恐怖分子/政治组织成员一举歼灭。而未来的中国和世界,科技包括军事技术必然“更上一层楼”,更加强大、灵巧、隐蔽的武器只会越来越多,使用门槛和成本也会越来越低,不仅主权国家能拥有,国内利益集团、极端分子、黑恶势力乃至个体公民,都可能拥有和使用。在未来,一个个体独立操作一套某种类型武器、远程的一次性击杀数十万人,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中国的政治核心成员,就有被“一锅端”的可能。不仅总统可能遇刺,正在集体开会的国会议员、工作地相距不远的内阁各部首长,都可能在一瞬间被袭击而集体身亡。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对民主中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尤其在我设计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机构和人员如遭遇打击,会极大的影响全国)。对于试图破坏民主中国政权及国家秩序的内外敌人,这种“斩首行动”显然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毁伤手段。
		
因此,民主中国必须做好预防和应对类似情形的准备。而应对方式之一,即是安排好国家政治核心成员的职位继承人、确定“指定幸存者”,保证核心成员死亡后国家体制可以继续运转。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即有类似安排,迄今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有相关预案。民主中国也要效仿前例,并加以创新。
		

首先是总统发生意外后的继承人顺序。民主中国应设副总统一人(与总统候选人捆绑参选,但不一定要和总统候选人同一政党),其为总统发生意外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为“人民议会”议长;第三为国务总理;第四为“联合院”主席;第五为“专家院”主席;第六为军队总参谋长;第七为外交部长。若以上七人皆无法接任,则根据一定顺序依次由各部部长接任。如果以上所有人皆死亡或因特殊处境(如被软禁、控制、隔绝、失联)无法接任,乃至中国全境发生极大灾难,那就由中国驻外大使接任。中国驻各大国大使资历较深能力较强,但如果是敌国或潜在敌国则有被控制可能。因此,接任总统的中国驻外大使应排除驻日、驻印、驻俄、驻美大使(驻英、驻澳大使也不适宜,这两国都比较亲美疏华),首选驻法国大使,次选驻德国大使,再次选择驻加拿大大使,第四选择驻巴西大使,第五选择驻意大利大使,然后以此类推直到有人可以接任。

	 
如果总理在内的全体内阁成员皆死于袭击或意外,则副总理和各部副部长接任之。若副总理或某些部副部长也死亡或无法就任,以及中国国内处于特殊事态,同样仿总统继承例,由驻外使馆高级官员(如公使、武官、参赞等)兼任总理及各部部长,并由幸存的相关部委或下属机构的成员协助处理专业领域事务。
		
 如果“人民议会”、“专家院”、“联合院”这国会三院成员集体死亡,则由各地方选区、各政党、各专业领域、各身份群体选举或举荐人员递补之,并在安全和合适地点重新召开国会会议、复行运作。而其他国家机构及成员,如军事中枢机构及成员、最高法院和法官、监察和考试机构及成员等,也照此安排。除了国家机构,中国最为精华的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及其人员,也需要有类似的“备份”安排。以上各机构和人员也都应有海外的“备份”,如留学生和中国国籍或外籍的华人学者就应担起中国发生极大意外后重建中国教育和科研的重任。
		 
 除了以上措施,为避免国家政治核心成员集中在一个城市被“一锅端”,还要设立若干“陪都”和“预备首都”,并做好国家政治中枢的“备份”。民主中国应有一个首都(如前所述,武汉最宜)、三个“陪都”(可为昆明/贵阳、太原/济南、南昌/合肥)。之所以不选择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区域大城,是为了防止政权的区域偏向和地域势力坐大,以及导致的各种地域矛盾),以及至少十个“预备首都”(相对均匀分布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港澳台之外的全国各地,且相对易守难攻)。在平时,部分国家机构及成员在“陪都”办公,副总统、副总理每年各超过180天都不在首都,其中至少90天在“陪都”,并工作和居住于可以防备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杀伤工具攻击的安保设施中。而位于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政治核心成员、高级学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师生、其他重要人士乃至平民大众,也应经常进行疏散演练、随时做好疏散到全国各地的准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国家的精华,这些人得以幸存,就保留了民族的元气、埋下了复兴的希望。在首都遇袭且不能正常发挥首都职能情况下,经过幸存的政权成员协商,可于若干“预备首都(不包括‘陪都’)”中选择一处作为“临时首都”,发挥统领国家的地位和职能。
		 
如果中国境内各地都处于极端恶劣和危险的状态下,甚至发生极大的灾难(如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更具威力的武器大规模袭击,疫病和气候灾变全面爆发),那逃离陷入灾难的中国领土的国人,可在国外建立“临时首都”(仿日本殖民时代韩国在上海和重庆建立的流亡政府、波兰在伦敦建立的流亡政府),地点可选择巴黎、柏林、罗马等城市。而幸存的国人也应该尽全力重整旗鼓,再造中华。只要中国人、汉民族还有一个人存活,民族就不会亡,也一定要拨乱反正、让中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以上这些预防政权核心成员集体死亡乃至更大危难的预案设计,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是过于谨慎乃至受害妄想。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略有了解的,就知道这些预案一点也不多余。
		

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集团被“一锅端”,导致政权覆灭、国家沦亡的例子,中外皆有不少。如北宋“靖康之难”,金军突袭北宋首都汴梁(开封),北宋徽钦二帝在内整个皇室和中央百官几乎全部被俘或死难,只有正在出使金国半途中的康王赵构幸免。汴梁沦陷后,宋朝在北方的统治迅速瓦解、勤王军队四散。若没有赵构在岳飞、宗泽等人扶植下继位、重建朝廷,淮河以南也会迅速沦陷。而北方尤其都城汴梁被金军蹂躏,及后来一百多年的混战,让中原地区十室九空,经济崩溃文化毁坏,此后的黄河流域再不复从前繁荣。而如果徽钦二帝在都城陷落时有一人在外,部分百官也提前离开,或其他城池另有一套可靠官员班底,北宋很可能就不会灭亡,金军的突袭也可能像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那样化解。如果这样,东京汴梁的繁华就不会一去不返,“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或许也能免去后来的劫难。

	 

而明代燕王朱棣反叛建文帝朱允炆的“靖难之役”,又是国家中枢被捣毁后政权灭亡的前例。燕王朱棣在燕京(北京)反叛后,率燕军一路南下,路途并不顺利,多次被迫绕开难啃的城池。燕军即便夺取城池,也因兵少而弃地不占,只一路向都城金陵(南京)前进。一般而言,这种孤军深入几乎不可能一直胜利,即便连续胜利,也不可能将占有广阔领土的对方政权消灭。但由于朱允炆及大臣的各种错误决策,尤其是在燕军逼近金陵时未有预备,结果燕军由叛徒引入金陵城中,朱允炆自杀身亡(一说失踪),朝臣百官非降即死,政权更易,全国各地则在中央政权更替后归顺朱棣。而直到金陵城破时,全国除燕京等少数地方被燕军控制外,绝大多数地方包括战略要地皆在效忠皇帝朱允炆的官员和军人手中。如果朱允炆及时离开金陵,或者让亲近自己的弟弟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离京,再让一部分朝臣跟随,足以割据一方甚至反攻金陵,“靖难之役”的最终结局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而在外国历史上,因首都被突袭或攻占导致政权覆亡乃至国家民族沉沦灭亡的例子也有许多。如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其繁荣和实力曾于罗马相当。但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尤其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使用诈术攻克迦太基都城,最终让这个实力一度不亚于罗马的强国从历史上完全消失。而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100余士兵生擒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灭亡印加帝国的过程,更展现了“斩首行动”可以极小代价和极高效率征服整个国家和民族。

	 

以上几例还是在科技不发达乃至基本没什么科技的古代发生的。而进入近现代,随着科技发展,军事、交通、通讯的形式皆有了质的改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在古代只是夸张的文学加工,而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成为写实。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宋教仁、斐迪南大公、犬养毅、圣雄甘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英迪拉·甘地、拉宾等人的遇刺,都对所在国乃至周边地区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反映了热兵器时代刺杀政要的相对容易。

	 
 而“斩首行动”除了对个体政要的刺杀,还有对一国领导层的整体消灭或拘捕。例如苏军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是通过派遣特种部队空降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及其他改革派人士,终结了“布拉格之春”。而苏联在1979年发动的另一场入侵战争--入侵阿富汗,同样使用了类似战术,特种部队攻入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杀死了阿总统哈菲佐拉·阿明及其家人和亲信(而阿明此前也曾主导政变、杀害前国王和总统达乌德一家、清洗了前政权的右翼高官,后又杀害政变另一主导者塔拉基及其亲信),开始了苏联对阿富汗长达十年的占领和战争。1980年代的美国,也通过类似方式迅速控制了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而以色列使用过成百上千次的对敌方控制区的“定点清除”行动、多次突袭外国防备森严的军事重地(如突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的“恩德培行动”、突袭伊拉克核设施的“巴比伦行动”),都展示了现代科技加持下“斩首行动”的威力。民主中国虽是大国,但时代发展下科技越是发达,小国越是有“以小搏大”的能力,其他大国也有“斩首”民主中国领导团队的动机和手段。
		 
除了内外敌人和潜在敌人的侵害,意外灾难/事故也可能沉重打击民主中国政治核心成员、动摇国本乃至改变国家命运。古希腊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雅典与斯巴达对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键时期,感染瘟疫死去,而后继者改变了其政策,成为雅典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通过一系列东征西讨,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帝国之一,但其病死后帝国旋即土崩瓦解;而近现代,1945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也被认为对后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历史走向、美苏关系、远东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2010年,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带领一众军政高官乘飞机参加“卡廷事件”纪念仪式,途中飞机坠机,数十名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军队将领遇难,对波兰政坛产生了强烈冲击。
		
 根据这些惨痛或震撼的历史教训,民主中国必须保证政权的生存、权力相继的稳定、政治传承的连续,避免发生因暴力袭击或意外灾祸导致“人亡政息”乃至政权覆亡的悲剧。保卫民主中国政治核心成员(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总理和部长)的存活(或发生意外后有后继者),就是保卫民主政权,就是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保卫政治核心成员的安全,也是杜绝政治暴力的手段。对于政治核心成员的罢免,只能采取正当的、非暴力的手段,而不能变成如中东、南亚、非洲那样依靠暴力如政变和暗杀进行政权更迭。
		 
因此,我才设计了前述的那些对总统等人遇刺的应急预案,以及对国家机构的“备份”安排。生存是第一位的,一切发展都要建立在生存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应为政权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但是也不应该轻忽政治核心成员被害或被控制对国家的极大冲击、对中国民主事业的破坏、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危害。妥善安排好政治核心成员继承者,确保权力在紧急状态下也能有序交接,让民主中国的国家机器在绝境中也能保持运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也才有所依靠,民族才能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屹立永存。否则,在暴力或意外的毁灭性打击下,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再精妙、实际运转起来再顺利、人民生活再幸福,都会迅速灰飞烟灭,曾经的美好就像被巨石砸中后的瓷器碎片那样,成为悲剧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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