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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第三篇文章中的“体制外会产生更加威权的社会”，底层相当一部分民众仍保留着文革时的特征：希望通过斗争和武力解决问题。对国家政策的看法显得更“鹰派”一些。从一些多为农村和城市底层使用者的快手/今日头条/网易新闻来看，在我看来很多真实用户都对于国家政策更为激进，也更不理性。这样基层的不理性往往会让执政者显的更为“鸽派”，但长期来看，仍会朝向“鹰派”的道路迈进

一座城市的文化宿命

https://matters.news/@byron808/%E4%B8%80%E5%BA%A7%E5%9F%8E%E5%B8%82%E7%9A%84%E6%96%87%E5%8C%96%E5%AE%BF%E5%91%BD-zdpuAwUm4hPGUYEjBGBFTDBTvAmAJ1g5dXXRSJMeqRRmqjWxJ

@小二 #2 陈纯作为一个学者，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写这类文章？这篇《一座城市的文化宿命》4367个字，里面有超过100个“我”字，这种小女生日记一样的东西，怎么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写的东西呢？连专栏作家的文章都不如。

写得不错。

“这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态度，往小了说，可能只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体现，往大了说，其实反映了在对体制持异见立场的人里，不少人持有严重的机会主义思想，和跟体制一样的权力逻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政治”，无非就是“谁统治谁”，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一方要取代另一方。因此，所有涉及到政治的人，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一个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抗争，或者声援别人，都是为了在某个圈子积累政治资本，一旦ta受到体制的约束或迫害，ta还可以将这种代价作为自己身上的“勋章”。这跟当局认为任何抗争行动背后都是有“境外势力”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局也认为部分的抗争者就是上述所说的野心家。

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

“政治认知主义与政治行动主义”一文里的韩乾，倒是非常有道理，陈纯的反驳反而没什么意思。韩乾的路是谈的走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人的生存方式，而陈纯所用来反驳使用的“政治”实际上是假的，政治也是人的政治，这一点他根本就无力反驳了生存论。

看起来陈纯没有多大看的必要，韩乾是有价值的。

认知是要承认人这个存在主体才能谈的，因此，认知其实是不能做到生存的，人以为的认知，是传承过来的表现，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或多或少被前人被周围人教育，就形成了“认知”。

举个简单例子，你认识牛吗？你说你认识了，但是你又从未接触过牛，看到的只是牛的图片，数字影像资料，从未闻到过牛屎味道，也从未触摸过牛的温暖，你怎么认知的？实际上只是因为“牛”是对人有用的东西，人的生存需要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定位，这就是“认知”。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才有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跟万事万物本来什么样子没有关系。你不是牛，你也不会知道牛怎么想。是因为你是人，你才能知道。

@深圳湾 #6 他用这么多我可不是记叙文里面用来描述自己这个人物，给你摘抄《一座城市的文化宿命》第二段

【我】在很多个地方说到，我对“潮汕人”这个身份是没太多认同感的，因此【我】对“深圳人”或“深二代”的身份稍微有一些期待。跟毕业后来深圳发展的人不一样，【我】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感受到它对新兴科技毫无保留的拥抱，对投身国际竞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享受到由此带来的便利和机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人格同一性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在人缘冷淡的中学时光，【我】建筑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学世界是有一些物质依托的。【我】把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界的那个有阳台的家想象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塞纳河左岸住的小阁楼，【我】把从那个十字路口到红宝路的那一段距离，命名为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荔枝公园湖面上的夕阳，是泰戈尔的守财奴，正在收起他最后的金子。后来小阁楼拆掉了，建起了红岭路地铁站，弗兰德公路上KK mall拔地而起，那些金子还在，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年代的光芒。

这里头的【我】基本上都是讲述自己观点或者看法的，而不是记叙文里面“我今天上午经过地铁站”那种作为主体的用法。这么一段就用了这么多我，基本上就是显得自恋。

前面举的纽约时报的是评论文章，不是新闻体，评论专栏之类的恶文章也是讲述一种观点的。

袁剑那本书影响了一代两代人

@深圳湾 #9 袁剑你都不知道的话，还是省省吧。

@深圳湾 #14 豆瓣上几个读者？你是不是连什么叫禁书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