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416-mainland-readers-1/
「大学能不能回归自身的角色，让年轻人带着“理想主义”的态度，阅读人类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
特约撰稿人 王摇 发自上海
意大利艺术家 Giuseppe Arcimboldo 1566年作品 The Librarian
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封闭成为常态，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以防疫为名、以爱国为名，反思、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守护思考的自由？
阅读，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他们是翻译者、检修工人、大学教授、诗人、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通过阅读，他们感受真实、认识社会、寻找自我，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开放和广阔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阅读就是生活本身。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每个周六，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一个社会学教授讲述了他淘书的经历，以及大学在形塑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上所承担的角色。下周六的第二篇故事，讲述一个检修工人透过阅读不断更新对自我的理解。
茫茫书海中，身体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愿他们的故事，也带给你力量。
李钧鹏，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43岁），以下是他的口述：
去年二月，我读了一本生动的哲学书，叫《在心灵最深处遇见哲学》。
作者斯科特·塞缪尔森（Scott Samuelson）任教于美国一家社区学院，做哲学普及。在他看来，哲学是任何人都可以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将哲学从高等学府的象牙塔中拿出来，摆在了人性中心的位置。我花了几个通宵读完了这本书，中间实打实哭了两次，也有几次笑得打滚。
晚上坐在床上看书的时光，是我感到最舒服的时候。
我的床头一般堆着十几本书，有文学，也有历史、政治、哲学。白天，因为备课和科研，需要专注读专业领域的书籍。夜晚的阅读，对我来说算反而是一种放松。你知道你就是一个业余读者，是纯粹带着兴趣在阅读，不会过于纠结于字句，也会更享受。
来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前，我在美国呆了整整十六年。相对广阔的阅读视域，很大部分源于那时的求学生活。
2003年，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了三年博士，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完成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员。但大学四年博雅教育提供的基础，于我始终是欠缺的。现在的阅读，算是一种补课。
前段时间，我又拿起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这不是我第一次读它，但和很多人一样，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我所说的“挑战成功”，不是追求将它从头到尾读完，而是你内心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地理解它。
读这些经典时，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喜好。如果一本书有多个译本，只要是觉得比较靠谱的，我都会收集起来，和原文一块比对着读。
去年年底，我第一时间购入了理想国新出的一套《神曲》。这是香港翻译名家黄国彬的译本，十来年前，大陆曾经引进过一次，但后来绝版了，之前听说要出新版，我就很激动。结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一天凌晨四点，改完与学生合写的论文，我兴奋地读了两个小时。虽然读的是《地狱篇》，但诗体版本长在形神兼备，严谨的译文读来“芳香扑鼻”。
如果要说过去一年，我在阅读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应该是愈发对微观社会学感兴趣了。
这算是一个个人经历与学术兴趣交织的转变。
我始终觉得，宏观与微观的区分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跟着我的第一任导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研究的抗争政治和历史社会学，还是后来所做的知识社会学，再到关注爱情、友谊，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互动形式，都源于我对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的浓厚兴趣。好的社会学家应该对身边的一切事物保持敏感，且能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现象中，找出共通的形态。
我也确实对做“有血有肉”的、触及人的心灵的研究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这几年来，我本人、家庭还是朋友的生活，都发生了不少变故，其中就包括感情上的变故。我希望能通过微观社会学，弄清楚在自己和身边的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兴趣驱使下，我又重读了一遍以色列文学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爱，为什么痛？》。如今你到书店买关于爱情的书，能看到的写作者，基本都是心理咨询或婚姻婚恋专家。但这本书尤其特别，易洛思从社会根源的角度，探讨了人为什么会在现代爱情中互相伤害，是非常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一本书。
学科边界只是一个纯粹人为的东西，千万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我对阅读的热爱其实始于文学。
家里最早的房子有两个小单人沙发，中间是一个茶几，茶几后面就是一个嵌入式的小书柜。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踩着沙发，再走到茶几上去找书看。直到高中，我的梦想还是当一位文学评论家。
进入大学后，更多时间花在了专业书上，我就把自己对文学的爱好暂时“抑制”住了。在美国生活的最后几年，才将它重新拾起来。
我记得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过，他从文学中得到的社会学知识，比社会学著作中还要多很多。我现在还挺同意这一点的，因为好的文学，必然需要作者对他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微观的人际互动都有非常细微的体察。
于是，我的客厅又重新被文学书给占满了。每天看到哪本，就会拿起来读读。比如最近，我就在重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在阅读上，我的包容性其实挺大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虽然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但也需要做大量政治、思想史的背景阅读。可以说，我的阅读兴趣很大程度就在那时被打开了，且一直影响我至今。这也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科边界，包括研究领域的划分，只是一个纯粹人为的东西，千万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为了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我还将中国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从80年代迄今的所有公共写作全部拿出来读了一遍。这些人的立场本来就不一样，有的是左翼，有的偏右，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立场。但为了研究，我必须深入阅读他们所有人的东西。这一过程让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读书应该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尽管作者本身的立场我并不赞同，也能从中发现很多优点。
这一代人缺乏心灵的归属感，缺乏对于崇高的追求。如果他们是自我的一代，那么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呢？
在美国的十六年，逛书店曾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是当地社区一家很有名的学术书店——BookCulture的常客。书店有两层，一楼一进去，就能看到一整排关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书架，上头放的都是最新出版的学术书籍。有时候，我也很好奇，这些“阳春白雪”的书怎么能够卖得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了很多年。
到了哈佛大学，能逛的书店就更多了。我最常去的，是位于唐人街旁的一家二手书店。那时，我一般一周外出买一次菜，买菜之前，会习惯性地先去书店逛几个小时。每次踏入那个天地，一眼望去一整排一整排的书，真的会让人产生一种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流连忘返的感觉。无数次，我不知不觉淘了一书包，外加两个塑料袋的书，只能直接打个车回家了。
回国后，这条路就基本断了。刚回武汉生活时，我去了几家别人推荐的书店，结果都挺失望的；还一度抱着怀旧的心情，去了20年前在武汉读书时经常买书的书店，发现也今非昔比了。
实体书店逛得少了，获得阅读信息的主要渠道变成了豆瓣。每天通过广播，看到友邻点了什么“想读”，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书，就放到购书单里。
看起来，当下的社会变得更多元化了。在利益和偏好上，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异质性越来越强、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的社会。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损失了很多。这一代人缺乏心灵的归属感，缺乏对于崇高的追求。如果他们是自我的一代，那么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呢？可能多数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评阅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论文时，很多人的中文表达都让我感到非常担忧，更不用说具体内容本身了。我觉得，这与我们传统阅读的减少不无关系。
80年代初，我去表姐家玩，看到她写了厚厚一笔记本的诗集。那个时候，10来岁的少年喜欢写诗，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在那个时候，萨特或海德格尔的一本书动辄可以卖出上百万册，甚至在图书出版前一天，就有读者会到书店来排队抢购。
2010年前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关村租了一间单间，为毕业论文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除访谈外，也参加了许多书店的讲座和读书沙龙。当时，我在单向街书店的蓝色港湾店听了一场杨奎松教授主持的沙龙。现场的状况非常震撼，里里外外全是人，提前半小时到，就已经没地方坐了。
我还去北京西单对面的三味书屋书店听过几次讲座。有一次，人民日报社已经退休的一位评论员来到现场，分享了“中国思想界的几种潮流”。与单向街书店不同，三味书屋的听众，大多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把毕业论文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富有活力的中国知识界”。
放到现在，这些都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氛围，离不开大学承担的角色。
大学作为所谓的“象牙塔”，也在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它还能不能回归它自身的角色，让年轻人能够抛开一切功利的想法，带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态度，来阅读人类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要做的，就是重建这样一个还有可能的阅读空间。
现在，我在学校开了三门课。其中，知识社会学是为硕士和博士所开的，社会学原著选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两本课则面向本科生。我的课上都尽量不用教科书，就是让学生读原著。因为这样，它们成为了院里阅读量最大的课。一门课下来，学生至少需要读十几、二十本书。
课程之外，我还在院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二十来人的规模，每两个礼拜读一本书。所有的研一学生都必须参加，至于到了研三的学生，我也理解他们要忙毕业论文、忙找工作，就不做强求。读书会的形式有意避免了一个个上台做报告的刻板流程，就是让大家一块坐下来，自由地交流关于书的各种想法。
我们尽量做到一个学期有一个主题。比如上学期，我们围绕的是历史社会学的主题。主题的设定跟课程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一同讨论出来的。读书会也对外开放，经常会有些其他专业，包括校外的学生前来参加。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氛围，离不开大学承担的角色。在高校培养阅读的氛围外，我也很希望在它与更大的社区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哈佛大学的那两年，我去费正清研究中心听由傅高义教授主持的讲座，经常会看到不少中老年人的面孔，他们都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讲座信息，有感兴趣的，就来了。在北卡罗来那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发现，图书馆的书也都是对周围居民免费开放的。然而很遗憾，我们的大学和周围社区之间，普遍都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的努力已经影响了不少学生。在我的鼓励下，一些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已经坚持了一年多。我没有实际参与在内，但关于读什么，他们有时也会向我征询意见。
每个学者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各种形式其实都无可厚非。但对我自己来说，让我的青春在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身上得到延续，这才是最令我享受，也最让我感到价值的工作。
你从阅读里获得了哪些力量？欢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