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勇，北航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多年发表多篇论文探讨中国宪法，集结成册《憲法何以中國》。可惜一直无法在内地出版，2017在香港出版繁体中文版，但随后就是18年的修宪让本书略显尴尬。本文虽发表于2010年，但其中亦有现在值得看的内容。最近翟志勇终于在内地出版了 【《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又在大观天下志的播客“东腔西调”中出场。我觉得中国宪法脱离不开实际语境和历史包袱，空中楼阁的想像是很困难的。
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从传统的天下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秩序蜕变的历史，这个过程到今天依然没有彻底完成，国家的分裂和多元族群的整合，仍然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天下秩序是建立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之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民族国家秩序是对天下秩序的瓦解，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受外族的专断统治，而且意味着不受族内某人或某些人的专断统治。
因此，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自始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应对外敌的入侵，维持清朝治理下的作为整体的多元族群的独立性，也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独立性。“中华”不仅是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个民族概念，作为集体政治想象与政治身份认同的中华民族，正是在1840年以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中逐步发展和充实起来的，使其从一种自发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无论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还是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在国号中冠以“中华”两字，这正是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宣称，这个国家乃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之国家，“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意基本在此。
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另一个任务，是如何在内部整合大清治理下的多元族群关系，虽然到了中晚清，“华夷之辨”经过士大夫们的重新阐述，已经不再是满族统治的理论障碍，但族群之间的区隔和不平等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清末民族主义传入中国，边疆族群亦有脱离中华民族，独立建国的诉求。因此，从最初的“驱除鞑虏”到民国肇建时的“五族共和”，再到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脉的努力无非是寻找一种妥善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族群关系的恰当方式，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
宪法序言第十一段表述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意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象竟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看起来颇为吊诡。因为在一般意识中，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岂不是一种自相矛盾？
这就要从中文“民族”一词说起了。当我们说“少数民族”时，“民族”一词指的是满、藏、土家等历史文化共同体，相当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族群，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法律共同体。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时，“民族”一词实际上指的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五十六个族群，此时的民族相当于英语中的nation，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当然，这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同样具有历史文化属性，但其历史文化属性呈现为多元状态。nation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国民与国族三种含义，“民族”一词是对“国民”与“国族”两层含义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时，民是对族的修饰，以阐明这个族是由国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而非由族人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作为国家的nation更好理解，今天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便是由一个个具体的nation（国家）组成的。民族（nation）通常通过领土、主权以及人民来界定，而族群（ethnic group）则通常是通过历史、文化、语言等界定的。因此，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我们是在nation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ethnic state）时，我们是在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即便像日本这样族群同质性极高的民族，依然存在琉球人以及阿伊努族。因此，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不但表达着不同的内涵，他们在边界上也并不是重合的，民族必然由多个族群组成，中国这样的传统的多民族（族群）国家固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亦是如此。当然，民族边界的划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是历史、殖民和战争等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究竟哪些族群组成一个民族，通常而言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选择的结果，这就使得民族与族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或现实的紧张，成为当今世界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根源。今天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就是争取将一个族群转变为一个民族，进而建立自己族群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多元族群整合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如何在尊重和保护不同族群历史和文化的同时确保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就是说，确保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制宪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和规范两个层面上作出回答。宪法序言中区分使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考察“中国各族人民”一词的五次使用，就会发现宪法序言刻意强调，无论是文化中国还是政治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序言第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最后一段：“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中国各族人民”的另外三次使用，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连在一起，如第五段：“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第十一段还有“全国各族人民”这样的表述，与“中国各族人民”意义相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表述强调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为多元族群的一体性提供了第一层基础。当然，这层基础是否发挥了作用仍值得探讨，这里仅仅探讨立法者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