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
冲向长城的外国人
全球化曾希望改变中国。相反，中国正在改变全球化
2021年6月12日
去年年初，当新冠病毒病让中国陷入几周的停滞状态时，跨国公司看到了另一种全球化：一种没有中国经济活力为核心的全球化。恐慌随之而来。
外国企业承认，他们已经过于依赖中国。无论是用于出口还是国内市场，中国都是制造和销售其产品的最容易和最好的地方。新冠病毒和同期的中美贸易战被视为一种有益的，将推动重大变革的冲击。外国公司承诺通过在其他国家的多元化发展来建立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同时指出他们将保持 "在中国，为中国 "的生产基地，以便在中国需求恢复时为其服务。
一年过去了，人们的情绪非常不同。近600家公司回应了中国欧盟商会进行的于6月8日公布的年度商业信心调查。他们描述了对中国激增的乐观情绪，经济增长的恢复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四分之三的欧洲企业表示，2020年他们在中国是有利可图的，这使他们能够将收入送回在其他地方遭遇惨淡业绩的总部。
各行业的乐观情绪各不相同。特别是，汽车和奢侈品制造商获得了丰厚的销售额，因为因防疫而无法出国度假的富裕中国人选择了去购物。足足有91%的公司表示，他们将维持在中国的投资，而不是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超过四分之一的制造商正在将供应链更彻底地引入中国，是将其转移到境外的五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仍然和以前一样，对中国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向本地和外国公司开放市场或执行法规持怀疑态度。与以往一样，六分之一的公司表示，为了保持市场准入，他们被迫转让技术。五分之二的人说，中国的商业环境比以前更加政治化了。如果这个调查是在最近中国制裁欧洲政治家和国家媒体煽动消费者抵制H&M和其他服装品牌，以回应欧洲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批评之后进行的话，这个比例肯定会更高。
欧洲公司报告说，由于法律要求在中国使用的敏感技术必须对中国当局安全可控，因此它们失去了商业机会。这些法律又被限制跨（中国）境传输数据的规定进一步加强。这迫使跨国公司专门为中国建立重复的数据库、云服务和软件系统，并雇用全中国的研发团队。欧盟商会主席Joerg Wuttke说，越来越多的公司必须为中国建立一个业务，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另一个业务。
听这些商人抱怨在中国的处境有多艰难的中国官员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中国需要听从外国的改革呼吁，因为这些同样的人转过身来又进行新的投资。这些官员甚至可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的欧洲企业正在通过将工厂迁出美国来应对美国对敏感技术的出口控制，以便它们能够继续迎合中国客户。
私下里，欧洲老板们承认，在试图说服中国开放符合该国自身利益时，他们的筹码越来越少。一些人越来越热衷于对中国在欧洲的企业使用大棒，例如投资筛选机制，或对碳密集型项目或受中国政府大量补贴的公司施加新的成本的规则。
习近平的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是选择性的。最受青睐的是销售中国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的企业，如高科技化学品和工业机械企业，它们的存在吸引了专业供应商。这些公司享有红地毯式的待遇：它们被允许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国子公司，以帮助它们保护商业机密，并免去困扰较小竞争对手的繁琐手续。较低层次的外国公司生产中国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如花哨的欧洲汽车。只要他们在中国制造这些东西，使用中国工人和部件，并缴纳当地税款，国家就会容忍他们的存在。这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一半的收入是在中国获得的。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在中国的围墙内经营。作为西方制造的出口市场，中国并不特别重要：例如，欧盟卖给英国的东西比卖给中国的多。
让外国员工进入中国越来越难，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本土化不少工作是一个好主意：平庸的外籍人士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不劳而获的特权。但在一个沉浸在愤怒的民族主义中的中国，本土化也有风险。一些中国高管在停滞不前的改革，或在香港和新疆的镇压等政治问题上站在他们政府一边。另一些人则对西方的政治问题缺乏敏感。
跨国公司中的“国”
西方国家的董事会曾经担心过市场可行性研究等问题。现在，他们必须与一个新的哲学问题作斗争：他们的公司是否真的想作为中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雇用越来越少的外国人，以产生与全球股东共享的收入？如果这些企业向西方国家的政府寻求帮助，他们会得到帮助吗？有经验的高管们描述了暗淡的选择。"这是关于风险的权衡，"一位说。"不在这里的风险，和在这里的风险"。同时，西方的公众舆论对一个被视为严峻的独裁者的中国变得更加敌视。事实证明，多样化并不具有经济意义。但在政治上，世界正在脱钩。这种冲击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篇文章出现在印刷版的中国部分，标题是 "长城内的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