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革首先是思想的变革，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但归根结底还是语言上的变革，即以一套叙事取代另一套叙事。
最近读到一段话，出自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
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这是塞万提斯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启示：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的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或者，小说被迫成为这些确定性的说明，这是对小说精神的背叛，是对塞万提斯的背叛。极权的世界，不管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是什么都有了答案的世界，而不是提出疑问的世界。**完全被大众传播媒介包围的世界，唉，也是答案的世界，而不是疑问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很可能会不再有它的位置。
现在解构性的文本或Meme已经够多了（以膜蛤和乳包为代表），它们消解了权威，打破了单一的确定性，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建构性的文本，指出我们的生存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仅仅存在于想象中。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建构性文本有两种：
对目前个体中国人生存境况的描述
由于匿名的原因，恰是小说大展身手的时候，无论是通过新闻还是自身的亲身经历，把它虚构化，创造一种「虚构的真实」。这种真实是对现实的讽刺与反抗。
对希望的未来的想象
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圣经》中对天堂牧歌的想象，都反映了人的希望。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一篇好的建构性文本，我们也需要中国版的《我有一个梦想》。
现在呼唤诗歌和小说，人类喜欢故事，那种具体可感的「叙事真实」，而不是理论。只有在故事中才能反映人的痛苦和挣扎，希望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