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贻害中国千年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今天先不论精华，先谈一个危害不浅的糟粕，这就是华夷之变。

　　华夷之辨也称为夷夏之变，这种观念也算是渊源流长了。可能中华文明有多长的历史，华夷之辨可能就存在了多长的时间。今天虽然没有公然堂而皇之的华夷之辨，但是这一观念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俗事项、语言词汇、文化观念保留了下来。比如称呼朝鲜为棒子；称呼日本为倭奴（似乎还需要有更侮辱性的词汇出现）；称呼越南为猴子；称呼俄罗斯为毛子；高加索人种为鬼佬、鬼妹。严格来讲这些称呼都并非全中国人对外国、外族的称呼，这些称呼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文化群体性。历史上，中国也有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蔑称，比如北方中国人称南方中国人为南蛮子等，实际上也与华夷之辨有关，或至少遵循的是统一的思维逻辑。这里为了避免不良扩散，也就不多举了，实际上还很多。这也是传统，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精辟的蔑称。另外传统的十八行省之间相互也有蔑称，不过传播范围比较有限，也不多讲。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上国等等文化观念。

　　华夷之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念对华夏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华夷之辨与封建纲常伦理互为表里，并常常与治乱循环相伴随，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华夏大地周期性的战乱，文明停滞或倒退。

　　什么是华夷之辨呢？由于世传的夏代以及可能出现的具体断代时间现在还有争议，所以我们并不太清楚在世传的夏以及商是否就已经存在夷夏之辨，虽然这一观念是以夏命名的，所以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在周代，华夷之辨或曰夷夏之辨就已经出现在明文的典籍当中。华夷之辨与封建制度密切相关，笼统地讲，封建等级制度对内，华夷之辨对外，以周天子为中心等而次之，经典的表述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具体表现为，以周天子为核心，向内、向外辐射，并以血缘亲疏为主要制度建立核心体系。大体来讲，在这一文化体系当中，周天子居于等级最高的位置，公侯伯子男等而次之，并建立封国，封国再等而次之，封国以外，又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生番熟番，再等而次之。实际上在分封的过程中夷夏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夷夏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是否接受中原的礼乐制度。夷夏区分也不是现代的民族区分，周代以及后来中国也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传统上也只有天下观念。

　　由于世载的诸夏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考古实证上还存在争论。所以今天我并不能确定诸夏按照今天的民族学划分，到底属于何种文化人群。甚至就连诸夏本身都有可能在其之前，还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文明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禹兴西羌”，又《说文》“羌本西戎牧羊人”。按理“西羌”当非诸夏，但世载大禹建立了夏代，又或者是本非诸夏的禹进入诸夏建立夏朝，成为正统。由于在这里因为缺乏具体考古实证，而文献佐证这方面也少且大多为传说，也只能臆测。

　　但我们知道禹、以及世传大禹所建立的夏与商、周皆有不同。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商人崇尚白色，以玄鸟为图腾，天帝观念极盛，这些习俗、宗教信仰与后来的周人、汉族都有区别。

　　我们虽然无从知晓“大禹”是否本非诸夏而进入诸夏建立夏代。但我们都很清楚，周人确实与商人不同，周人接受商王的爵号，可能也接受了商的文化体系。近年有研究指出周文化最初源于游牧文化，甚至指出夏、商也有游牧文化的背景，虽难以定论，但这一问题仍应继续存疑、讨论。

　　不管如何，周人接受过商王的爵号，商王确实也是当时的共主。后来周的势力得到发展，便想要取代商王的地位，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武王伐纣。由于夏、商两代对于后来的中国人而言，确实太遥远，所以一般认为华夏礼乐文明比较明确的直接来源应该是周代。因此这又部分程度地造成了中国人似乎都认为自己是周的遗民，加上孔子说他从周，因此周的建立似乎更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因此虽然“武王伐纣”严格来讲并不符合儒家纲常，但仍然要明示“道与无道”作为发动暴力战争的主要理由。周在这一过程当中除了使用暴力，似乎没有找到更好的成为天下共主的办法。“武王伐纣”的行为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虽然我们大概也知道一些典籍也谈到，商可能也是通过暴力手段取代了夏的统治，但是商从来也不关心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有道、无道”的问题。

　　但请注意，最为关键的是，周的制度可能与商确实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成熟的礼乐文化和等级制度是由周建立起来的，并非常具有典型性。相对于商，周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非常文明，并且有“道”的。但在这当中，周以及周的遗民可能在一个问题上永远都无法自圆其说，这就是“一个自称有道的封国君主，又怎能通过无道的暴力战争来推翻一个天下的共主，虽然这一共主可能是无道的”。因此当周和周的遗民——儒家的孝子贤孙在面对伯夷、叔齐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断然不食周禄，愤然绝食饿死在首阳山后，干脆一脚把这两位华夏真正的圣贤踢到了道家的阵营当中。周人和儒家的孝子贤孙是不愿意，也是永远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

　　但不愿、不能回答并不代表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周以及周王的冒失行为给后来的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实际上不管你有没有道理，只要你够暴力，只要你能通过暴力入主中原，那么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在旧体质当中是什么地位，你都可以南面称孤。而只要你能南面称孤，也就不在乎你是蛮夷、强盗、还是要饭的。既然臣下可以称孤，蛮夷又有何不可呢？因为天下说白了其实都不是我们的，天下属于天子。其实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也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两点：第一、要有强有力的暴力。第二、一定要进入中原。前者是手段，后者只要能够进入中原传统上的诸夏之地，也就有了法理。 　　因此由于“武王伐纣”的“道”的本身不能自圆其说，不能服天下人，所以所谓的华夷之辨、封建等级、宗法体系也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理论的荒谬性也就自不待言。 　　既然你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一些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是如同禽兽一般的蛮夷，你又不能讲出你所以这样做的道理。那么对于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而言，该怎么做也就自不待言了。

　　因而，当周人“伐纣”的虚伪性暴露出来以后，封建制度与华夷之辨的“道”，不过就是一双人人皆可穿也是人人皆可弃的破鞋。当天下、国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体上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还能勉强各安其分，当这个天下、国家开始稍微暴露出一些问题以后，大家就开始乃心在咸阳了。只要战端一起，真正能够保全自己、获得利益的也就只能是暴力。因此这几千年来，被周王、周人蔑视的蛮夷来过，所谓的贵族来过，强盗来过，饥民来过，要饭的也来过，实际上都不成问题。

　　武王伐纣，不过预示着华夏治乱更替、周期循环的开始。

　　公元前606年，被周王蔑为蛮夷的楚军观兵周疆，问鼎中原。

　　公元前256年，为周王养马的秦人弑掉了最后一代周王不久代周而立。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

　　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禅位，难能可贵没有被弑。

　　公元260年，高贵乡公被弑，预示着后来的天下大乱。

　　被周人蔑称的蛮夷来了

　　蛮夷与汉人通婚的子孙来了

　　做臣子的来了

　　蛮夷又来了

　　要过饭的来了

　　蛮夷又来了

　　东瀛的也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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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由于封建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文化，因此随着华夏文明的传播、化育，封建文化也不断由华夏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封建制度与华夷之辨互为表里，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而武王伐纣又将暴力战争的恶果种在了华夏文明当中，由于本身的非法性，以及自身的理论缺陷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往往也只能通过暴力实现。华夏文明呈现出治乱更替，周期循环的特点。华夷之辨不过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外化，其核心都可以归结到以血亲为核心建立的专制统治体系，贻害中国不浅。

　　如今中国虽然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但是将人等级划分的思想与意识依然存在，华夷之辨的思想可能还有残留。这些封建意识是否会进一步贻害中国，还有待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