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olook #15 我同意，滥用是个很大的问题，同时根据法制精神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合法权利应该保障。端点星一位志愿者的辩护律师也提到，由于这种制度便于侦查，现在用得越来越多，这点非常让人无奈；与此同时正规看守所倒是越来越透明（这点还是应该表扬）。

@momolook #13 我假设您是真不懂，在诚心发问；但是楼主大概认为您知识水平比较高，是在装不懂，故意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种恶法辩护。

说“我们”“你们”这种话，倒是没什么意思。我假设您不管什么身份，也是小民一个。一个可以剥夺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伤害的是所有的小民。

@未来人 #18 报告相关截图：

来源：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5%B0%8F%E5%94%90%E5%B7%B2%E5%8F%96%E4%BF%9D%E5%80%99%E5%AE%A1-%E9%99%88%E7%8E%AB%E8%94%A1%E4%BC%9F%E6%8C%81%E7%BB%AD%E5%A4%B1%E8%81%94%E4%B8%AD-bafyreiggrlbsorpsjdeitelk7ehtipbl6mpkx2pchbp4vintcbp7z3naly

（内容加粗并非来自原文，为我自行加粗。）

端点星事件发生25天后，5月13日晚上，小唐被送回了安徽老家，目前处于取保候审中。

4月19日，端点星网站志愿者陈玫、蔡伟、小唐失联，后陆续得知系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突然带走，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截至今日，只有小唐一人回到了家中，陈玫和蔡伟两人则已“失联”27日；连日来，家属和律师用尽各种合法程序，既无法找到办案单位，也无法得知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此前，陈玫家属一直没有收到有关陈玫被执行强制措施的通知书。**直到陈玫被秘密扣押26天后，5月14日陈玫家属才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寄出的通知书，称陈玫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自4月19日晚22时起被执行指定居所监居居住。**内容与蔡伟、小唐家属收到的通知书基本一致。

事发近一个月，除了一纸通知书，家属和律师一无所获。律师依法穷尽所有可能的程序和途径，不仅无法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办案单位、案情基本情况、关押地址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也被拒绝告知；追问过程中反复遭到公权力的无视和羞辱已成刑辩律师的“家常便饭”。5月14日，陈玫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发布推特表示：“执业律师20年，专业刑辩十年……看守所会见仿佛越来越容易了。但是现在问题是，有了‘指定监居’的规定，各地警方越来越不把人往看守所送了。找不到人，不知道办案单位，我现在不仅有职业枯竭感，还有职业屈辱感、无力感。”

人民没有保存记忆的自由，警察却有公然违法办案的权力。“他们的遭遇再次说明，此国青年人想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有多难。许多青年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党国眼里已经‘违法’。”陈玫的哥哥陈堃持续在公共平台发声，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陈玫和蔡伟的境遇。“像陈玫、蔡伟这样的青年，愿意在工作之余，凭热情、靠技能去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虽然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但在整个中国的青年人当中也知占极小比例。”

陈玫和蔡伟，也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青年，他们的遭遇亦是当下青年的普遍困境。请大家继续关注失去自由的端点星志愿者 #陈玫、#蔡伟！

【关于#端点星事件】

北京公益志愿者 #蔡伟、#陈玫 和 #小唐 于2020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抓捕，并被指“因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蔡伟和陈玫均为网站“端点星”（http://terminus2049.github.io ）的志愿者，该网站搭建于2018年，以对抗网络封锁和审查言论为己任，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过去数月亦备份了大量疫情相关文章。蔡伟和陈玫均为热心公益的90后大学毕业生，长期关注和参与公益事务。

说实话，下跪维权、按闹分配，都是在没有别的或更好的渠道可走时逼出来的底层“智慧”。

@natasha #10 请教，艺术风格的“流行”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玩笑得说，吼。严肃得说，不厚。：）

@未来人 #18 关于王智勇。

您说的王勇智的履历，我没有意见，他确实是在2014年莎车县“7·28暴力恐怖袭击案”之后上台的。而且他上台后，做了很多针对性的反恐措施，像您所说的提高安全部队拨款，加强检查和监视等。但赞成加强安全措施（如检查、监视）并不代表赞成大规模集中营。

王从1980年就在新疆，他对新疆的经济政治民情相当了解。凤凰网有王的访谈（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qjdh/scx.shtml，“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民”），讲述了他对“去极端化”的理解，您可窥见他思想一端。**他赞成的是搞“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前者是打基础，后者解决就业问题”；“宗教管理上必须要搭建平台，给有需求了解掌握宗教知识和宗教礼仪常识的人搭建一个平台。”“实施惠民政策要先把家族势力黑恶势力打掉”等等。**他还赞成“从幼儿园开始抓双语教育”，促进也就是用教育、就业和温和派思想打击极端化思想。从他的思想倾向来看，可以很容易理解他对集中营政策产生反感。

从行为上来说，您怀疑王是否会释放集中营7000人。我认为他确实作出了类似举动，证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1. 间接证据：《澎湃》有关报道（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1625），指王**“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中阳奉阴违”**。虽然其中有大量经济问题和执政能力的指控，您大概也知道，中共官员的倒台从来不会是因为这两个方面。

2. 直接证据：新疆文件（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其中关于王的行为摘录如下（来源 https://matters.news/@DrunkenMarxist/%E5%89%8D%E8%8E%8E%E8%BB%8A%E7%B8%A3%E5%A7%94%E6%9B%B8%E8%A8%98%E7%8E%8B%E5%8B%87%E6%99%BA-zdpuAtRGjNvjVjbGBQPUbqJywyW3VK9J3KpiXkn8r4HBxfFWS）：

“文件显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准军事组织，令其加快让更多汉族人在南疆定居的努力。

据政府报告称，几个月后，100多名手持斧头和长刀的维族武装分子，袭击了莎车县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造成37人死亡。报告说，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击毙了59名袭击者。

不久后，一位名叫王勇智的官员被任命负责管理莎车县。他戴着眼镜，留着平头，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在南疆长大，全部职业生涯都在那里度过。他被看作是一位娴熟的、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完成中共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维族人。

但这些泄露的文件中有两份极为发人深省的报告，它们描述了王勇智倒台的原因，**其中一份11页，是中共对王勇智进行内部调查的总结，另一份15页，是王勇智可能被迫所写的认罪书。**这两份文件都在党内做了分发，以警告官员在这场镇压中严格执行党的路线。

王勇智这样的汉族官员在南疆起着党的顶梁柱的作用，他们负责监管级别更低的维族官员。王勇智也似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包括2015年访问过南疆的、时任中国最高民族问题官员的俞正声。

王勇智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但他为了解决民族不满情绪，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还试图软化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在家里有《古兰经》没有错，并鼓励中共官员读《古兰经》，以更好地了解维族传统。 大规模拘禁开始时，王勇智最初是按照指示去做的，似乎还表现出对这项任务的热情。

他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其中一个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

2017年，他大幅提高了安全部队的拨款，将花在检查站和监视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7亿元人民币。

他把党员召集到一个公共广场开大会，敦促他们抓紧打击恐怖分子的工作。“坚决打干净，打彻底，”他说。“斩草除根。”

但据后来有他本人签名的认罪书，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有顾虑。他的认罪书应该已经经过了中共的仔细审查。

他在防止莎车县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镇压可能会引发反弹。

当局为新疆部分地区设置了拘禁维族人的数字目标，虽然不清楚莎车县是否也有目标，但王勇智觉得，拘禁的命令没有给任何适度的做法留下余地，会毒害该县的民族关系。

他还担心，大规模拘禁将让他无法实现他获得晋升所需的经济发展。

领导层已制定了减少新疆贫困的目标。但由于这么多工作年龄的居民被关进了拘禁营，王勇智担心，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会让他对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期望成为泡影。

他写道，他的上级领导“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他还说。

为了执行南疆的镇压任务，陈全国从北疆调来了数百名官员。在公开场合，王勇智对莎车县调来的62人表示欢迎。私下里，他很生气，抱怨新来的人不知道怎样与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起工作。

新疆官员面临着拘禁维族人、防止发生新暴力事件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王勇智在认罪书中说，他在工作时喝酒。他描述了在一次维稳会议上醉倒的一幕。想必他是在受压力之下才在忏悔录上签了字。

“下午会议汇报工作时语无伦次，”他写道。“刚说了两三句，便一头栽到桌子上，成为全地区最大的笑话。”

数千名新疆官员因抵制或未能以足够的狂热执行镇压而受到了惩罚。文件显示，维族官员被指责保护维吾尔族人，南疆地区另一个县的汉族领导人谷文胜被关入狱，因为他试图对拘禁采取拖延的做法，还庇护维族官员。

秘密调查小组走遍了该地区，寻找那些做得不够的人。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共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展开了逾1.2万起调查，是上一年的20多倍。

王勇智可能比其他任何官员都走得更远。

他下令悄悄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这一挑衅行为导致他被拘留，被剥夺了权力，并受到起诉。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王勇智写道。

“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他补充道。

公然对抗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后，中共以儆效尤，对他进行公开惩罚，宣布对他立案调查，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总结调查结果的内部报告写得更直接了当。“本应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报告说。

“可他却无视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员会决策部署，甚至公然对抗。”

这份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都在会上被读给了新疆各地的官员们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清楚：中共不会容忍在执行大规模拘禁中的任何犹豫。

宣传机构把王勇智描述为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部报告指责他在建筑和矿业交易中收受贿赂，并向上级行贿以获得提升。

当局还强调说，他不是维族人的朋友。为了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据说他曾迫使1500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去。他在认罪书中说，一些村民为了取暖，在室内烧柴，导致了人员伤亡。

但当局并没有告诉公众王勇智最大的政治罪，而是将其隐藏在内部报告中。

内部报告说，他“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

@碧游宫 #2 审查制度在各国都存在，但审查的内容、范围和原因因地而异。例如您说的黑色交易、违法色情，其实很多国家不止审查，而且警察整天盯着，打击力度比中国还大，因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属于非法；但对政治言论（例如对政治人物的批评和嘲讽、对政策的不满）、负面新闻等等，不在审查范围内，因为这些内容合法，属于言论自由。相比之下，在中国连习近平名字的谐音都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敏感词，而且这种“避讳”毫无法律基础，所以两类审查，不是一个级别和性质的。您也说了，“过度审查”是要批评的。

为何网上的“公义之声”大面积声讨审查，而不声讨过度匿名和自由泛滥呢？

“西方社会”的个人组织，声讨所谓“过度匿名”，认为这提高了犯罪率、提倡实名的观点其实不少，而且他们也试图推动立法让匿名变得更困难。一个多元社会自然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声讨审查和管控，也可以声讨匿名和“过度自由”，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行为努力改变相关法律。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言论自由和参政自由的保障。在这种环境下声讨“过度自由”，而且是国外的“过度自由”，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岁在甲子 #3 英语媒体对于病毒的称呼一般是COVID-19，也就是coronavirus disease of 2019（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从翻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新冠”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可以叫“19冠”，但这样说没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目前称呼病毒的两种选择，“新冠病毒”和“武汉病毒”，我理解很多人要使用后者是因为想强调起源问题，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我觉得这个名称在客观上会造成对武汉人的歧视。历史上存在用地名命名疾病病毒的情况，并不代表这就是应该延续的传统。别人怎么称呼是别人的事，只要我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叫武汉病毒也好武汉肺炎也好，没问题；但我自己这样称呼，是基于我对命名科学性的理解，与谁最先开始使用这个词语无关。

2013年RSDL被写入法律以来……

我记得在一个法律网站上看到，说当初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写入新刑诉法颇有争议（直到现在在法律界也一直有争议），但在侦察部门和检察方强烈要求下还是成了法文。大家都知道这种手法被滥用，但是没办法，警方和检方觉得太好用，专治各种“拿法律当挡箭牌”的“刁民”。

在刑事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本身就是相当不平等的。指监制度更加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恶法的口子一开，除非上面发话，否则很难收回来。2003年胡温当政时还能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现在嘛，呵呵。

@momolook @李五毛 几个回复：

1. “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走惯常的司法系统。刑事拘留一般都是公安带到看守所，然后在3日内提请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检察院在7日内答复，批准逮捕则有可能继续在看守所，或者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般在家里）。由于在看守所的情况相对透明，家人知道人在哪里，不能阻止嫌疑人见律师，同时理论上审讯都有可查录像，所以警方如果需要审讯或拿口供，限制很多，不能用超常规手段，如果嫌疑人特别懂法律警方可能根本从他嘴里拿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而对检察方来说，定罪判罪的一大证据就是嫌疑人口供。所以，司法系统内惯常的刑事拘留程序，警方和检方一些人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工作，希望扩大其“便宜行事”的权力。

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就是这种允许警方在*重大案件*中便宜行事的法条。它规定可以让一个人“失踪”，除了办案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可能是一般公安，但是我所看的例子多是国保，也就是公安的“一局”，属于政治保卫的特殊部门，在公安内部地位超然；另，国安是不归公安管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警方，和国保完全是两回事），没人知道人关在哪里。在这段失踪期间，嫌疑人无法联系家人、律师，而且警方可以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审讯。根据经历过指监的人描述，大多是在不知名的地点单独关押（一般不会是监狱，更不是正规的看守所，如一些废弃的宾馆宿舍等建筑），而且审讯手段可以相当非人道（如不许人睡觉、24小时手铐、不准移动、精神肉体折磨等）。

由于指监让警方能完全掌握对嫌疑人的主动权，嫌疑人在指监期间没有权利，所以这种方式对警方查案/搞口供/检方定罪是非常好用的。虽然理论上指监只应该应用于重大犯罪（“寻衅滋事”并不属于重大犯罪）或是嫌疑人无居住地点的情况，但在实践中，被大量滥用于不符合条件的指控。法律界由于是律师界的人士一直对此非常不满，但无计可施，因为公检法才是代表国家机器的那方。

西方也有“戴上电子脚镣接受监视“，同中国“RSDL”有何区别啊。

西方的电子脚镣监视一般是应用于home arrest/home incarceration，或者说，在家软禁/监视居住。与RSDL的最大区别就是，程序是透明的，人在哪里是知道的，嫌疑人有随时会见律师的权利，软禁/监居住期间警方不能采取非常规或非法的行为。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不是才抓了么？

孙为什么被抓有多种说法。在目前的高层政治环境中，我的印象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碧游宫 #5 “民粹主义”（popu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两回事。民粹主义是反精英主义，例如，搞“直接民主”，大多数平民支持什么就搞什么，不管是否合理合法，就是民粹主义。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相信民族主义，这时候民粹主义才和民族主义产生重叠。

传统对于所谓“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很大的一块就是批判民粹；例如美国选上川普，英国公投脱欧，很多人就认为是民粹的胜利。所以我觉得以您的立场和观点，应该批判民粹主义才对。

@未来人 还是先谢谢您回复了那么多，我尽力理解您的意思，依次回复吧。

#16 #17 多年前新疆小贩和切糕党问题，其实我自己亲身遇到过，强买强卖，几个大汉拿着刀威胁我掏钱；我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拼命挣脱就往人群里跑，光天化日，切糕党也没敢追上来。当时年纪小，傻大胆。从那个事件后，我还查过为什么切糕党会成为一个问题，当时得出来的结论是，新疆问题太过“敏感”，涉及到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向，地方不敢多管，基本持搅浑水和稀泥的态度，怕管不好自己惹一身骚。所以新疆政策，无论中央是紧是松，其实地方政府都没有什么影响和改变的空间，更不要说小民了。

对于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我非常厌恶，包括您提到的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事件。我对这件事情的性质没有质疑。但是我想说的是，由于有一小部分人是恐怖分子，就把大量的人关进集中营，没有道理，而且可能造成未来更严重的恐怖行为。

美国的国外政策先不提，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对内政策。就美国对内政策而言，我认为美国为了反恐而对于国内穆斯林的体制化限制和歧视是过分的。还是那句话，大多数人，不管什么信仰，都是一心过日子而已。有很多美国国内穆斯林的一代或二代对美国产生不满，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极端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被不公平地对待。我认为，不公平不是解决不义的方式，只会滋生更多不义。打击恐怖主义也应该讲科学，针对有所实证的可疑行为及迹象，加强特定地区的安全措施；而且也别总盯着穆斯林，喜欢搞枪击案极端暴力的心理障碍人士什么种族信仰都有。

我对美国和对中国并没有“双重标准”，所以您大概可以看到，我对美国的歧视性政策不满，自然不认同一刀切式的新疆集中营。

@未来人 #13

英国的DDP项目、法国的去极端化中心，美国的“社区矫正”、中国新疆的教培中心。

首先谢谢您提供信息，DDP和法国的去极端化中心项目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美国的社区矫正（包括相配套的“中途之家”）不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是针对所有犯罪的一种的非监狱系统的惩罚和监督形式。所以我就不讨论这一点了。

关于DDP和法国项目，不论其实施效果和“教育”内容，和新疆相比，范围和形式非常不同。

第一，2019年DDP涉及到100多人（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9/apr/05/extremists-living-in-uk-under-secretive-counter-terror-programme）。根据您提供的数据，2018年法国的CPRAF涉及2600人。而新疆集中营中的人口数目，虽然没有定数，估计也在十多万到上百万之间（我记得本站有个帖子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

第二，形式上，DDP和CPRAF都是所谓社区执行，被教育的人仍在家里，但要被监督与参加某些活动；而新疆“再教育营”将所有人从家里带走，关在一处搞“再教育”。软硬之分，很明显。

共同点也有，就是都是“强迫教育”。

你美国人，支不支持“社区矫正”，支持。我英国人，支不支持DDP项目，支持。他中国人呢？：)

**我再啰嗦一遍，“社区矫正”不是针对恐怖主义的。**至于社区矫正本身我认为是个好政策，美国警察权力本来就太大，监狱人口本来就太多。

英国人支不支持DDP项目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支持大规模集中营项目。先不论人权问题，纯粹从应对恐怖主义这点来讲，越搞矛盾越激化，搞得地区贫穷、仇恨滋生，还为未来中国种下无穷隐患。地方官员为了不蹈“王勇智”之类温和派官员的后尘，不顾效果，不择手段，只要指标。又是一个“搞运动”思路下的产物。

“（根据不同数字估计，集中营中有十万甚至百万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极端分子”）。"王勇智"释放了集中营中7000多人“，略有分歧。

王勇智所在的莎车县，“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两万人，是莎车县当时的情况。新疆不止莎车县。

没想通分歧之处。有什么分歧欢迎指出。

聯名國家中的一大部分是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國家，諸如沙特、阿聯酋、埃及等國，更是在伊斯蘭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地區大國。

一方面是有“战略盟友”的关系，一方面是“极端主义”（真假都有）本身也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现有政权的反对派。

@小火车车 #22 信中用“我们”确实值得商榷。我个人觉得把“我们”之类的用词移掉，不会影响公开信想表达的意思。用了“我们”，反而容易让不认同其（部分或全部）观点的人产生逆反情绪。

普渡属于整体一般，但个别专业很强的。不过讨论学校什么的真的离题万里。如果孔同学是哈佛耶鲁的，您不同意还是不同意。

@小火车车 #19 求仁得仁这点我同意。这样的公开信当然不可能抗衡一个国家机器。不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和人很多，是笑还是敬，我们都不能代表天下人，各自保留意见吧。我个人的意见前面4楼就说了，我佩服逆风发表自己政治诉求的人，尤其是带着理想主义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的人，也很惋惜因此付出代价的人，无论我个人立场和具体观点和他们是否相同。

@小火车车 #23 哈哈，当时马学会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对他们也挺惺惺相惜的（尤其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抗争不公的勇气，我都很佩服），虽然他们不算自由派，有些还属于“毛左”呢。当然，由于观点倾向，我对自由派更为惺惺相惜一些。

@小火车车 #18

平时听平头百姓的言论和专家学者的言论肯定要不同对待啊

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果是专业问题，那当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更为可信（但跨领域即使是专家学者也不一定可信）；但如果是日常生活经验，哪里买菜便宜，那我还是听平头百姓的。

回到议政问题上来，由于政治本身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所以所有人都应该有议政的权力。一个学civil engineering的留学生的言论，和一个不知身份的您的言论，只要说得有逻辑有根据，都值得一听。当然，政治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的话会更为可信，但即使他们也有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立场。例如，我觉得您不一定会赞同张雪忠的话，虽然他是政治学科班出身。

至于学校专业，Purdue全美civil engineering排名第六（https://www.usn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engineering-schools/civil-engineering-rankings），算是挺不错的。当然，这和孔同学观点本身可信度无关。

@小火车车 #15 当然可以吐槽（这个帖子下吐槽的人不止您一个）。但是有意见建议评价观点（例如您评论的前半部分），希望不要诉诸身份动机。

@小火车车 #15 突然发现，其实您也挺明白的，虽说人人都有议政的权力，但孔同学这样做，是属于“作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情。他说到底只是说话而已。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小火车车 #8 唉好吧，那我详细解释。

青年学生又凭什么要听他呼吁呢？他有啥资格呢？

您不听就不听呗，这是您自己的事，当然没关系。其他青年学生怎么想也是他们的事。但有谁规定写公开信发起呼吁需要“资格”？您觉得要具备什么“资格”？是学历要达到一定程度，资产要达到一定水平，还是官职要达到一定级别？每个人都有议政权利。

一个想靠蹭热度混政治庇护的访问学者罢了，估计在国内没啥前途了吧。

首先那位孔同学不是访问学者，所以您随手一搜不太认真。其次您看您说的这话，是不是无根据推测背景（“国内前途”）和动机（“混政治庇护”）？

评价一个人的言论肯定要结合他的背景

这没错，但是孔同学的身份、专业背景与他的言论动机未必有直接关联。他就是个留学生，留学生多了，立场也多种多样。难道留学生对中共有反对意见，就是国内混不下去想拿政治庇护？

@小火车车 #2 您对那位孔同学的观点不认同没关系，有事说事，但拿别人的身份资格说事就没意思了（而且身份还搞错了）。如果孔同学是“牛人”，您就会同意他的观点，响应他的呼吁了？还有猜测目的，如果这样发个信就能拿到政治庇护，那这种公开信只怕早就满天飞了。

无论观点是什么，无论目标是什么，即使在国外，如此逆浪裸冲，那位孔同学真是勇猛。毕竟国内还有家人。

这甚至与观点无关，而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逆风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太难了，左右都难。例如从前的北大马学会，我虽然和他们观点不同，但他们也实在是很有勇气的一群人，而且不少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现在新冠病毒看来要和人类长期共存了。到底该怎么样平衡抗疫和经济，真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问题，依赖于对病毒性质（传染性，无症状/轻症/重症/死亡比例）、对医疗资源和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当然，阴谋论肯定不是方法，也不是答案。

@FC #27 唉，您也保重。

@阿離 #24 对FC的理解我可能和你有点不同。我记得FC一向来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论坛就算接管了也没什么好怕的，网警没这么多闲工夫捉小鱼小虾。这倒不一定是特意要激起矛盾或者说服我做什么。我也不会因为这些话对BE4有什么观点上的改变。

我对FC的观感，来自于他其他的言论。我不觉得他是“五毛”。退一步说，就算是“五毛”又如何。“五毛”、网警和熊猫也是人。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容易相信别人吧。

也谢谢你关心我的安全措施。我就是普通安全措施VPN+Tor，不过是因为在墙外才大胆些。说实话，以我的胆量，如果在墙内，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或者说话的尺度完全按照墙内标准来。

@FC #19 @阿離 #17 两位，我把吵架的内容折叠了。对事有争议请尽量不要诉诸动机和人身。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时候注意安全没有错，但是手长在自己身上，键盘连在自己电脑上，无论是谨慎还是神经质，或是胆大还是莽撞，一切行为最终还是得自己负责。

同样，对人物的观点，我们可以各自保留意见。FC是怎样的人，BE4是怎样的人，阿离是怎样的人，还有其他人是怎样的人，每个人估计都有不同的看法，但看法有所差异并不代表就不能交流。我个人其实是个比较情绪化和感性的人，所以更加希望能够远离情绪化的陷阱，不把情绪花在斗争上——虽然常常不能成功，咳。

@solids #1 谢谢您提醒，如果要加直接链接我会用。我的考虑是不直接加可点链接，这样不容易误点。

@霏艺Faye #14 很有意思的帖子，很有趣的模拟过程。我觉得最主要是金钱有下限（0）而无上限，否则也许差距会更大。

我做了一次个初始值为1的模拟，最后的结果： 16个人0资产，18个人1资产，6个人2资产，5个人3资产。所以其实贫富差距依然不小。

这里还有个问题，模拟中所谓“金钱”其实是“财富”，而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如果通缩但财富本身不变，并不会在根本上改变贫富差距。

@FC #13 谢谢:)。BE4是好心提醒，毕竟小心无大错。而且现在2049状况未名，有关部门不管大虾小虾想多抓人也是可能的。至于神经兮兮，我觉得因为各种原因太担心的，就不要上站或者发言，可以理解。我自己是因为在墙外，所以胆子大一点。惭愧。

@阿離 #11 谢谢你提醒：）。弹窗倒是没有，我的电脑是国外买的，英文系统，也没有装任何国产软件；看昨天晚上分享的某个链接记录以及今天试验都没有跟踪码了。我估计是昨天上午的session中点了一个链接，然后那个session就被跟踪了。至于盯不盯上，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很抱歉，之前发的BE4论坛上的帖子带有跟踪码，请用此链接：https://be4.herokuapp.com/topic/242/

另，大家在此站活动请注意信息安全，如果发现任何风险因素请指出。谢谢！

@BE4 #7 @BE4 #6 网址里有跟踪码是我疏忽了，谢谢指出。我这里申明，请大家用BE4提供的链接。

至于居心不良，您想得太多。我解释下吧。我是用VPN+Tor连此站，也经常重开Tor new identity。现在试验，打开您的站的帖子，地址里没有跟踪码。我对技术不了解，但一种可能是我当时那个Tor session中了招，从某一个tab里打开您的站的某个帖子，会生成跟踪码。

有没有活人我们各自保留意见。现在我是守尸人，没什么创造的动力，就分享些东西，清清广告。

有些事情中共未必研究得不透，看得不清，只是不愿意去做。

中共还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走不远。同理，现在讲民族复兴，没有政治改革的民族复兴一样走不远。还整天批判“反中反华”。那些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政治改革不顾民生民权的人，才是真“反中反华”。

@未来人 #7 至于中共新疆政策与伊斯兰文化国家的关系，我记得好像很多伊斯兰教国家出于“战略盟友”的关系，是站出来支持中共的“反恐战争”的。当然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权自己也面临“极端主义”（有些是真极端主义，有些是对政治反对派的帽子），也采取过各种措施。不过据我所知伊斯兰文化国家的民间，有不少人对中国非常不满。我有一个土耳其的朋友告诉我，推特上土耳其网民对于中国的态度本来还不错，近几年越来越负面，就是由新疆政策而来。

@未来人 #7 谢谢您的答复。我对新疆问题了解的不是很多，但也知道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新疆问题与新疆独立派和宗教极端派的恐怖活动有关，但也与某些粗暴的治理政策有关。

对于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袭击，政府当然有权利打击，也有义务保护平民；我个人对伊斯兰国及与其有关的极端组织也非常不喜。但我个人不赞成的是，目前的措施是在将打击对象扩大化（根据不同数字估计，集中营中有十万甚至百万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极端分子”），并在以“控制病毒”这种方式对应“恐怖主义”（及其他中共不喜欢的声音）：集中营本质上是一种“群体隔离”，将所有可能有“极端思想”的人都关在一起，以求通过“再教育”将其思想中的“病毒”除去。这种方法应对病毒或许有效，但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我觉得效果堪忧。

第一，我认为恐怖主义的土壤，在于贫穷与仇恨。应对恐怖主义，除了要打击恐怖主义行为（而不是管控思想，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最主要是要努力减少其土壤，例如发展经济，以及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什么种族，有稳定的生活，有非暴力解决问题的途径，不会想做亡命之徒，不会想和人拼命，更不会没事就搞什么自杀式袭击。

第二，如果认为新疆维吾尔人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以后还要相处下去的群体，手段太过粗暴，反而会为将来种下隐患。其实我认为美国对于伊斯兰恐怖主义极其相关国家的手段也相当粗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对美国来说，那是对付外国人；而中国是对付国内的人，这样下去要出事的。

其实中共内部也有表达过这种担忧的人。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搜索"王勇智"。他算是一个“能吏”，曾任喀什地委委员、莎车县委书记。他在任上，除了加强安全措施，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所以大力发展经济，并推动双语教育。他认为某些粗暴措施会激化矛盾，主张针对性的缓和措施，释放了集中营中7000多人。由于这一“政治错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2017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以贪腐问题起诉。

所以中共党内不是没有对新疆政策不同的声音，但由于一把手主张极其强硬的政策（可搜索“新疆文件”，里面有习近平对新疆问题的态度），上行下效，即使在实施中有问题（如抓捕扩大化、造成大量孤儿、“再教育营”内部滥权问题），有隐患，也没有人敢反对。

@未来人 #2

韦伯客气点，说斯宾格勒是个“非常博学的外行人物”。

换而言之，历史学“民科”。

中国将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和伊斯兰文明携手，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成为国际关系游戏中的主角。

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共的新疆政策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老毛当初讲过一句话，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评价其实也可以用到中共政权上：政治上是中国传统专制王朝的延续，打天下坐天下，江山不能改姓，君为本官为贵民为轻；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敌我斗争观+儒家保守主义；经济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左派大政府管控市场+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最后收敛到“权贵政治加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缝合怪，或称“中特社”。

1.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让一个连三权鼎立和三权分立都搞不清的人来评价现代政治体制，真是……中特社。

如果你问的是用户删帖功能，没有。我个人理解是这个论坛不删帖。

如果你问的是你发的帖子的情况，没有被删，不过是由于大量广告链接被移动了。

请教，这个事件引起反响的原因是什么？

来源：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4%BB%8A%E5%A4%A9%E6%98%AFta%E4%BB%AC%E5%A4%B1%E8%81%94%E7%9A%84%E7%AC%AC24%E5%A4%A9-bafyreihfiimfnabf2vmirgfwyujiteuazybgku52iewskv5zkstavyjrbe

来源：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259787859071926272

陳純一

“虽然我和 #陈玫 的性格、兴趣都不同，但他受我的影响比较大。2011年夏天，我从北京辞职在济南闲居，他那年正好高中毕业。#立人大学 暑期学校第一次招生，我看到公告之后马上建议他去参加。我花了许多力气说服父母，请他们同意陈玫一个人去湖北参加夏令营。正是在那次夏令营中，他认识了 #蔡伟 。”

“很长时间里，他的网络头像都是2011年夏天在 #立人大学 拍的照片。他后来多次以志愿者身份参加立人大学的活动。立人大学的经历，无疑是他过去十年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他在其中结识朋友，甚至建立基本价值观。#蔡伟 比陈玫更早接触立人，早于立人大学成立的 #立人乡村图书馆 ，蔡伟便是其早期受益者。”

“#陈玫 高中复读一年之后，2012年考入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高考时候我专门从厦门跑回老家陪他考试，高考填报志愿也是我帮他远程参谋。他的高考成绩中等，可选大学不多，最后干脆选择城市，选择一所有人文传统、有众多高校的南方城市。广州四年，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相比其他城市，广州气氛相对宽松，NGO组织活跃，青年学生也很活跃。#陈玫 参与过当时小有名气的「叁楼青年空间」，是其中很积极的志愿者。后来这个空间也受到压力被迫关闭，那是陈玫毕业之后的事了。”

@胡编乱侃 #4 最新编程随想的博文，与胡编立场不同，但干货很多。可一阅。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20/05/Nuclear-Strategy-and-New-Cold-War.html

@origin #5 这本书本身是个低俗作品，但犯了今上大忌，与当初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密切相关，甚至说它与今天香港局势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也不为过。由于站长失联，这里有人把此书拿出来说事，也是不得已，唉。

@碧游宫 #15 私德这种事，当然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能力没有关系。只要不违法，想搞一车情人都无所谓。关键在于不可因私废公。

如果有人谈论散播政治人物花边新闻，告他诽谤，或者私了，都没关系，但绝不应该变成一个“国家大事”。而此书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属于因私废公，因私事动用（理论上的）公器，国保头子出动，秘密警察抓人，还搞越境追捕，客观上还激化了香港局势。我只有两个字，呵呵。

申明：这篇“访谈”我是在BE4的站上看到的(https://be4.herokuapp.com/topic/242/%E5%BC%A0%E9%9B%AA%E5%BF%A0-%E4%B8%AD%E5%9B%BD%E7%9A%84%E6%94%BF%E6%B2%BB%E5%B1%80%E5%8A%BF%E4%B8%8E%E5%89%8D%E9%80%94?_=1589315068401)，觉得很好，所以分享在这里。没有给任何站点打广告的意思，就是说明我自己看到的来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biYRJQAKLyeDkjhJmGUWO9UvwSKllxv0r9D1HR2vQs/edit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