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人我记得，曾出现在我推特时间线上，转发量还挺大，我有点纳闷就去看他主页。好象是大一大二那种年纪（记不清了），他的推文给我的印象是有文艺才华（他本人好象做音乐的，玩乐队），但思想非常黑暗和绝望，我认为他当时处在一个人生危机期，如果我是他家长，应该会引入心理干预。

他不是个例，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象，

首先是巨婴国现象，就是人的年纪和他应有的心智成熟度的落差。“(除去共产党的)13亿丧心病狂的中国人”，“ 支那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此类论调，显然把儿童都算在内了（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中国0~14岁的儿童大约有2.3亿），那么说这种话的人究竟是有人格缺陷，还是巨婴式的“童言无忌”or青春期综合征？

其次，这类极端、不负责任、反普世价值、甚至sociopath（ASPD）的言论，却在反贼群体内特别有市场，特别有共鸣度，特别有传染性，从而屡屡形成压倒性潮流。可惜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在用跟他们反对的对象同质的思维在反对，以至于变成墙内粪坑言论的镜像。

我想可能是王朝恶性终结前夜的征象吧，全方位的反常

歷史與文明：大學通識課程說明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歷史教育網絡》2012年第12期「教學論壇」

(樓主注：**「歷史與文明」**是香港浸會大學一門通識課，本文為這門課程介紹，文章分四部分：1. 何謂通識教育；2. 歷史學是甚麼；3. 文化和文明的解說；4. 文化與文明的異同)

一、何謂通識教育？

2012年度開始，香港高等院校全面開展大學四年制；與此配合，各院校等加強了通識課程。香港浸會大學統稱這一類課程為「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的院校則稱此為「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有叫做「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換言之，這類課程的整體特色是**「識」、「通」和「博」，透過探討普通的、大學生都應該掌握的知識，融匯而成一個總體，從而對世界事物有所感悟和領略，由「知」而達於「識」。在這個過程中，因著才智和識見的提高，人的德行操守和精神境界亦逐漸得到昇華，而日趨於「雅」**。要貫徹這樣的宗旨，不是一個科目可以達成的，因此要採取跨學科學習的模式，藉著一系列科目的組合作出相應的訓練和培養。

在大學四年的學制安排之中，通識教育課程佔四分之一以上，而少於三分之一，通常是在大學一、二年級修習。課程內容因校而異，大致上包括中英語文、應用技巧、人文質素、體能訓練四大類。浸會大學規定，學生必須選一個**「歷史與文明」（History and Civilization）**科目，主要由歷史系設計和提供，其他學系亦有參與。現時香港的高中課程裏，有歷史（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兩科，前者通稱為「世史」，後者通稱為「中史」。部分同學可能修習過其中一科，但多數同學相信在唸高中時並沒有讀過；讀過歷史或中國歷史科的同學，掌握了相當數量的歷史知識，在複雜多變的時代和社會，歷史知識肯定是很有幫助的；在高中階段沒有修習過歷史科目的同學，也不必為此而擔憂，因為歷史知識其實無處不在，在大學階段亦有足夠時間可以去吸收歷史知識。何況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有些人到了中年或晚年，才對歷史的重要性有所認識。作為通識教育的一個組成元素，與歷史文化相關的學科，講授知識、傳播文化主要是一個學習過程，一個認識人生、了解世界和探索宇宙奧秘的途徑；學科設計的宗旨，是藉著文獻材料和知識資訊養成思考及批判的能力，從而達到獨立思考和客觀批判的境界。

四、文化與文明的異同

人類不完全依賴自然，而有自己的創造，這就是文化，正如《易經》所說：「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文裏的「文明」和「文化」兩詞，都由此而來。

有一種觀點認為，文明與文化沒有多大差別，文明只是一種性質上異於其他文化的文化。較普遍的看法，是認為當文化具有較高程度的複雜性和較多特徵時，這種文化就是文明；或者說，當文化在質的方面具有較高文化元素和特徵時，這種文化便可稱為文明。

另一種觀點認為，所有文明都不過是文化的特例，即文明有其特殊的含義。一般的見解，認為文化限於生活的表現，如宗教、文學、美術及較高的道德宗旨等，文明則包括人類所設計、用來操控生活環境的整個機械組織和作用，包括社會組織體系、技術和物質工具等。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是產生於社會的內事物，包括風俗及觀念的總和；文明是一套靈巧的辦法與技能，知識和技術憑藉這些項目才得以發展起來。相對於前兩種觀點，後者是較為狹義的，正是這個緣故，或者可以較容易地接近文明的核心。我們不妨以此作為切入點，在浩瀚的亞洲文明中找出一條脈絡。

從歷史學角度檢視文化與文明，便是「文化史」或「文明史」。近代中國學者對中國文化史開展較體系的研究，始自1920年代梁啟超著《中國文化史稿》；這類著作的出版，在1930年代出現了一個高峰期。1949年後，錢穆等學者在港台延續了中國文化史的傳統；19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學者掀起另一個熱潮。現時兩岸四地的高等院校，大多設有中國文化史科目；而與此對應，則有西方文明史科目。近年來隨著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興起，「文化」一詞作為科目名稱漸趨普遍。在「歷史與文明」這個通識課程之中，「文化」與「文明」互見，關於西方的多用「文明」一詞，關於中國的多用「文化」一詞，固然是學術上的慣習，實亦足以反映新的研究趨勢。

二、歷史學是甚麼？

歷史是探討和展望人類社會演進過程的重要學科，人類社會又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所以，歷史是人文學科之本，是社會學科之母，又是自然科學之源。扼要地說，歷史是一門綜合學科。《史記》作者司馬遷〈報任安書〉提出史家三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們也可以說，真善美就是史學三境界。求真才可成一家之言，崇善才能通古今之變，尚美才領悟甚麼是天人之際；宗教家講信愛望，道理與此相通。

清代史家章學誠提出**「史家四長」**之說：史德、史才、史學、史識。

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德，最難能的是史識。

1. 史德：培養正確態度──人生觀

2. 史才：掌握研習技能──方法論

3. 史學：建構歷史知識──知識論

4. 史識：鍛煉識見眼光──通識觀

張靜等著《歷史學習方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提出歷史學習的四個層次：

1. 材料研習與運用──歷史資料、地圖、表解的運用，教科書和課外書的閱讀理解，歷史圖片和圖畫的學習；

2. 體驗與思考──角色扮演，聯想與想像，分析因果關係，比較與分類，歸納與演繹；

3. 合作與交流──小組調查，口述歷史（訪談），辯論和討論，撰寫研究報告；

4. 評價與反思──評價理論的發展，學業評價的改革和發展等。

作為通識教育的歷史文化科目，課外活動和戶外教學大致包括：

1. 舉辦專題報告會、演講會、討論會、故事會；

2. 籌辦歷史晚會、遊藝會、歷史劇表演；

3. 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問答比賽；

4. 設置歷史圖書角，開展讀史活動；

5. 編輯歷史刊物、歷史園地、歷史壁報；

6. 製作歷史畫、歷史建築模型、文物複製品；

7. 舉辦各種內容的小型歷史展覽；

8. 參觀、訪問、文化旅遊。

三、文化和文明的解說

首先，談談文化的內涵及其外延。「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經歷了由「文」與「化」各自為詞到組成「文化」一詞的過程。「文」的本意是指色彩交錯的紋理；引伸為裝飾、修整、人為加工和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徵性符號，再引伸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言辭文章等。「化」的本意為生成、造化、變易等，指的是兩種事物一方或雙方的形態與性質發生變化。「文化」成為一個固定詞，是在西漢，含有「以文教化」的意思，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與武力征服相對應。

在西方，「文化」一詞也帶有「以文教化」的含義。英文culture源於拉丁文cultura，其本義為耕作、居住、練習、留心、注意、敬神等，英文引伸為對樹木和禾苗的栽培，進而擴展為對心靈、知識、情操和風尚的塑造與培養等。在西方語文中，「文化」引伸為個人素養、社會知識、思想方式、藝術成就等內容。西方所說的「文化」，更多地展現了由物質生產活動引入精神生產活動的文明進化特點。現時中外學界關於「文化」的定義，已由百多個發展為二百多個，不勝枚舉，莫衷一是。由於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文化，所以不妨由近代中國學者的說法入手。

早於二十世紀初年開始以新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先驅學者梁啟超，在〈甚麼是文化？〉一文中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包含人類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各種業果。文化與生活息息相關，教育家蔡元培談到美學時就認為「文化是人生發展的狀況」；哲學家梁潄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的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又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強調，文化「是生活的樣法」。政治家、思想家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甚麼？〉一文中，進一步認為「文化是對軍事、政治、產業而言」，文化的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種」。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文化之特質》中說：「文化即是人類生活之大整體，匯集起人類生活之全體即是文化。」

至於「文明」之意，是從人類的物質生產引伸到精神的昌明。《尚書》〈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之語，唐人孔穎達疏曰：「緯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易》〈乾‧文言〉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句，孔穎達疏曰：「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現代中文裏的「文明」，是英文civilization的對譯，英文「文明」源於城市，表示城鎮社會生活的秩序和原則，是與「野蠻」、「不開化」相對應的概念。因此文明含有進步、進化的意思。中國學者認真區分「文明」與「文化」，始於胡適，他在〈我們對於西化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將文明定義為「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而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有理有據，圖文並茂，排版都很認真。讚一個

补一个。俄国割占清朝至民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90年代开始被中共政府陆续合法化，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俄爹。

資料顯示，18世紀至19世紀初，沙俄以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領土達160萬平方公里，這些被佔領土從清朝到民國，歷屆中國政府均拒認俄國佔有，直到上世紀90年代江澤民主政，才令俄佔合法化。1999年開始，江澤民以解決邊界糾分為由同俄國簽訂多項協議，把俄佔16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幾十個台灣面積（3.6萬平方公里）或大於東北地區總面積（1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送給俄羅斯。這或許就是中共為何要把涉俄的領土問題列為「機密」主因之一。（蘋果日報）

视奸小粉红快来看你们俄爹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会儿“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都不记得啦？去虽远必诛啊，跟老毛子干啊，干你们“丧权辱国”的党妈啊

@爱狗却养猫 #8 一直觉得艾未未性情像鲁迅，二人眼神都有几分近似，一看就不是拐弯抹角的人。嫉恶如仇，都好骂人，评人论事好像用刀刻、或者照X光。但是嘴毒心软，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艾未未曾为流浪猫做过纪录片《三花》。两人眼光都非常好，有艺术天赋的人对美丑当然比普通人敏感。在他们身上能看到竹林七贤似的狂放率真，以及如你所说“愤世嫉俗”的气质，鲁迅便是推崇嵇康的。艾未未较鲁迅更多面，比如他“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做派，鲁迅看起来就不是豁得出去的人。这种强烈性格，也往往吸引到两极的观感，喜欢的会很喜欢，讨厌他的咬牙切齿。

“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我相信艾未未会说出意思一样的话。有时候极度厌恶某些人，单纯是因为性情相斥，而先入为主之后，误会就更易发生。比如鲁迅与沈从文交恶，评价沈：“近来出了个沈从文，取了个女人名字给自己写信，又让人扮成这女子的弟弟，实在可恶！” 但这实在是一场误会，信是丁玲手笔，被鲁迅的朋友误鉴为沈从文的笔迹。因为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住在一处，过往甚密，不免互相影响，笔迹风格也趋同为女性化的秀气小字。

艾未未涉及刘晓波的骂战，据我所看到的，他对刘本人确实有嘲讽（看得出艾未未对“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极度不满），如果考虑二人作为老友的稔熟关系，以及艾未未性情中人的性格，那种程度的嘲讽似乎不算过分，我认为他骂的主要是外围的虚伪和无耻。这里大概有误会的部分，但艾未未身在圈内，眼光极敏锐深刻的人，有多年第一手的观察和经验，他应该不是无厘头骂街。

@electron8964 #5 当年的骂战动静还不小。请用关键字 艾未未 廖亦武 刘晓波 搜索，能了解艾未未大概骂了什么。但也需要看一看艾未未的澄清，比如网友“爱狗却养猫”在第9楼提供的文章《艾未未談劉曉波：他的價值不是拿諾貝爾獎》

@岁在甲子 #1 這還空啊，線索很多了

（注意：下面的視頻是法輪功媒體「新唐人」的採訪，認為法輪功是邪教、騙子、謠棍、神經病的網友，請馬上屏蔽樓主，以避免無意義的爭執。）

有十年網路審核從業經歷的前新浪微博審核員——劉力朋現身說法，揭露中共網路審查黑幕

多餘的話：我認為法論功是非常正常的信仰團體。而且作為一個鐵桿反共組織，比較下来，法輪功多年的發展堪稱奇蹟。法輪功在youtube上有一些頻道或節目，在華語圈內品質不差的，旗下也有高品質的英語政論節目。

很喜歡這段朗誦，包括配圖配樂。我補個文字版。

漢學家 林培瑞 (Perry Link) 整理了十幾條 記住六四 的原因，用現代詩的形式寫下來。主題視頻為林培瑞先生帶著京腔的中文詩朗誦《我們為什麼記住六四》。

詩及朗誦風格讓我突然記起八十年代那代詩人。大陸70年间也曾流行過 詩 ，想起來恍如隔世。

我們爲什麽記住六四

林培瑞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那時候蔣捷連17嵗

今天他仍舊17嵗

他永遠17嵗

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它讓我們看清了

中国共产党的本質

在那會兒

所有的外衣都脫落在地

毫無隱藏

沒有任何書、電影或者博物館

能夠讓我們看得如此清楚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普通工人倒了下去

我們不可能記住他們大多數的名字

因爲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大多數的名字

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爲人的舉動

我們也應該別忘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最壞的中国在那兒

可是最好的中國也在那兒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這是一場大屠殺

不僅是一次鎮壓

不是一個事故

不是一個事件或是一個風波

不是反革命暴亂

也不是模糊的記憶

不是今天的中國小孩所知道的

一片空白

是一场大屠杀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

自己有什麽記憶

在執行凶狠的命令之前

他們在北京的郊外被洗腦

以爲是要平息暴徒

因此這些普通的兵也是受害者

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麽

我們只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丁子霖還活著

她83嵗了

她走到哪兒

国保跟到哪兒

為的是安全

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

為的是“国家”的安全

沒錯

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

居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3嵗老太太的傷害

怕的不是她的力氣

是她腦子裏的想法

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記住對我們自己有好處

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政治家提到“利益”的時候

意思總是説物質利益

然而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

不，還更重要

比擁有一個游艇還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歷史轉折點

是一個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轉折

會不會是把全世界帶到溝裏頭去呢？

不知道

但願不是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

走著瞧吧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只有通過記性

這種事兒才能到人腦裏頭去

難道能夠想象地出來嗎？

不可能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

我們記住

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另外有些人

非常希望我們遺忘

遺忘有利於它們維持專制

多麽卑汙！

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抵制獨裁的唯一方法

我們還是得記住、得抵制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我們至今不知道多少人被殺害

同樣

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來

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了

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

許多其它方面都不同

可是有一點是一模一樣的

共产党宣佈數字

不是根據實際情況

是根據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盤的結果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人腦受到巨大的衝擊之後

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開始恢復

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起開始遺忘

也恐怕忘不了

The Debt of Memory / 記憶的債

（節選自《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後記，英、中對照）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

The ‘forgetting’ that has engulfed China is not just enforced from above; the people themselves have colluded in this amnesia and embraced it. Forgetting is a survival mechanism, almost second nature. China's people have learned to avert their eyes and minds from anything unpleasant, allowing their brains to be imprinted with false memories - or allowing the real memories to be erased -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Parents shield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past for it contains knowledge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ir bright futures. There is no benefit to remembering, so why bothe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stantly alludes to the nation's 5,000 years of history while omitting its more recent acts of shame. In a country that has done more to alleviate pover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does it really matter? The answer is that it does. It matters becau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is new world power is based on lies. When those lies are taught in schools, passed unchalleng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nd truth-telling is punished, a moral vacuum gapes ever larger, the debt grows greater, and the cost paid is the dearest of all: a loss of humanity.

......

**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父母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過去，因為那些知識可能會讓他們葬送光明的未來。既然記得這些事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惹這些麻煩呢？

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宣揚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卻對當代的醜事閉口不談。在一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成功地脫貧致富的國家，這個行為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新世界大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謊言之上。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

(完)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 博客來OKAPI 2019.6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結上網，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的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

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還是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出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中，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三十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秘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完)

不忘記，不恐懼，不冷淡，不墮落，不放棄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 立場新聞、蘋果日報 2019年6月4日

（注：以下為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兩處文字綜合，最後一個小標題“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是我改寫的，原為“失憶共和國國境之外 看見一絲希望”）

每年6月將至，友儕間會突然傳閱梁文道2009年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說的是記憶六四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十年過去了重讀這篇文章，更覺這是香港人僅餘的奢侈。只有在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才有條件講守護記憶。無人知道另一個十年之後，這個條件是否依然成立。

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Louisa 點頭說：「1989 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但這卻是改變中國走向的一個分水嶺。1980 年代是近代中國風氣最自由、最浪漫的時代。「天安門屠城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經濟自由化是繼續，但一切政治體系自由化已不必談。」硬要說的話，今天的中國經濟崛起，政治意識形態卻愈來愈趨向保守，一切都該由六四說起。

談論 1989 年的書近來屈指可數，Louisa 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的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三十年了，還有什麼未被言說的？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著呢？」Louisa 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 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 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什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什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 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跡，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 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三十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

然而記憶的力量未曾消減。Louisa有一年參加完維園的六四集會，買了天安門母親T恤，拍下燭光照片，到訪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家。一邊把t-shirt握在手上，一邊看著Louisa拍的照片，張先玲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同一晚同一地點點起燭光。「她本應是事情的主角，每年都拍片給支聯會播，但她的通訊被嚴重審查，從不知道維園的實況是什麼。她睜大眼睛卻說不出話來。她的確非常感動，因為多年來天安門母親以為她們是勢弧力弱地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看見燭光，她才知道原來香港有這麼多人拒絕遺忘。」

訪問前不久Louisa 從美國多間大學演講回港。有好幾場講座上王丹也是講者之一。「講座完結後很多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捉著王丹問問題，最後王丹跟他們吃飯繼續談下去。」Louisa 的書推出英文版後，她收到一些中國海外留學生的電郵，其中有位男生說他自己動手把整本書翻譯成中文，為的是讓更多朋友讀到。

失憶共和國的洗腦機器的確很強大，看來運作得超級順暢。「但不要小看這些年輕人帶來的轉變。」Louisa 說。

(完)

之前分享了《失踪人民共和國》。六四將近，正好再推這本《失憶人民共和國》。

一為“強迫失踪“、一為”強迫失憶“；一為身體之牢獄、一為思想之牢籠。中共國這個大監獄，囚禁良知，囚禁真善美，囚禁天賦的人權和人性中的光明。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中文版 《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廖珮杏(譯)

注：Louisa Lim（林慕蓮）曾任NPR和BBC駐中共國記者，現為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 (senior lecturer)

關於本書書評，中文英文能搜到不少，youtube上有 Louisa Lim 本人作的推介演講。

我很喜歡這位作者，所以再順帶一推她主持的播客：The Little Red Podcast

粘貼4段文章供參考：

1. 記憶的債（節選）|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2.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3.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4.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 紐約時報 2019年6月4日

(圖：AGNES LEE)

大約兩年前，我在澳洲一所大學做關於天安門廣場歷史遺產的演講，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在問答環節中舉手。「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回顧這段歷史？」她問道。「你為什麼覺得它對現當代的中國，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有幫助？你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所說的和諧社會嗎？」

她沒有質疑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實。她質疑的是知識本身的價值。自從我寫了一篇關於北京成功將1989年殺戮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文章以來，我經常聽到中國學生辯解說，政府的行為是必要的。但這次的觀點不同。這名學生巧妙地避開了她的政府對本國人民實施的暴力，同時內化了社會穩定壓倒一切這個中共立場。演講結束時，另一名中國學生問道，關於6月4日的知識是否會對「我們的完美社會」構成危險。

對於66萬名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偶然發現這些中國歷史中隱藏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異常不安，就好像世界軸心突然錯位。有些人會對這些發現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他們更容易將其視為旨在顛覆共產黨的西方陰謀。

這些留學生屬於中國的後天安門一代，他們成長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這種教育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的國恥。歷史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工具，某些事件因展現了共產黨最好的一面而受到頌揚，另一些事件則被根除和抹去。貫穿其中的敘事是中國由抗拒外侮的力量驅使，實現現代復興。這一切都是為現任領導人的執政合法化服務。

這個民族復興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體現在當今受歡迎的英雄身上，尤其是像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這樣的商人。他出身貧寒，靠著為外國遊客提供免費導遊服務學習英語，他代表了一個從赤貧到富有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另一種版本是典型的共產主義英雄，他們的事蹟充斥著教科書。比如「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的中國八路軍士兵。即將被日本人俘虜時，他們選擇了跳崖，其中三人失去了生命。前不久，一位歷史學家對這個傳說提出質疑並遭到起訴，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他的判決，認為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歷史被明確地用於政治目的，而歷史研究可以被視為誹謗。

這種國家認可的敘事中不會提及人民解放軍向自己人民開火的行為。關於1989年的記憶之戰，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課堂、紙媒和網路上展開。學術期刊和科技公司對6月4日的相關內容進行審查。無論這是在北京的直接壓力下發生，還是商業原因之下先行的自我審查行為，這都無關緊要。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僱傭了6萬名教師的中國在線教育公司解僱了兩名美國教師，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和學生們討論天安門事件和台灣問題。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新聞媒體，它們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和更廣泛的人權報導等敏感問題上已經擁有直接的影響力。

在某種程度上，向中國年輕人灌輸功利主義歷史觀，比審查制度本身更有力。一旦人們接受了歷史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觀點，他們就不會再有學術探究的精神，甚至沒有閑來無事的好奇。

當然，仍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獨立意識擊敗了北京的意識型態教育。偶爾會有人在談話結束後悄悄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該怎樣處理這些讓他們倍感沮喪的新知。曾有一個人站在滿屋美國人面前說道：「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敘事，但很少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的強大力量相匹敵。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十分強烈，而且毫無疑問，它有能力懲罰那些公開質疑官定歷史的人。

危險在於，這些策略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歷史正在一分為二：國內的共產黨敘事，以及海外那些黑白沒那麼分明的版本 (more nuanced versions ）。這種分歧可能無法彌合。

(完）

@李五毛 #46

你真不负你这用户名。五毛就这样，关于法轮功我要是讲些不同于你那副残脑的认知，我就成法轮功了。我跟你讲，我这儿夏天没蚊子，偶尔飞进屋个苍蝇我能去买彩票。看你像个没脑苍蝇飞进我主题乱放屁，我都觉得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么惹人厌，你倒是有点自尊心，滚出我的主题，有多远死多远

@李五毛 #43

外国人之间套近乎，有话没话的会问对方哪里人。有些人喜欢猜。我遇到大部分猜我的都比较靠谱，至少在东亚区，即使有猜我是蒙古人也能理解。但就遇到一个喀麦隆人，问我是不是印度人，那就相当匪夷所思了。我怀疑他对印度人有什么误解。他的“奇特”认知一定是由他知识储备中的某些“奇特”部分或某些“奇特”见闻造成的。

“奇人“在墙国就更普遍了。一块毒土上畸物遍地是情理中的事。眼睛耳朵鼻子都是摆设、脑洞代替大脑，躺在黑暗臭水沟异想天开、沾沾自喜，无比自信。对”黑暗“一词的理解都能这么狭隘？你的理解不都是中共灌输的那些破烂么？还非把我的认知圈进你的狭隘认知中。你闻不到你那一身党性浓浓恶臭。语言上都党话连篇，更别指望思维上了。

网友 爱狗却养猫 好心教你、给你科普ABC的知识（虽然未必单单写给你一个人看的），那都是要花脑力、花时间成文的，也没看你有半句感谢的意思。这就是意识的黑暗状态。而你这个“五毛”，比之前那粉红还差。因为不单是蠢的问题了。

你用“启蒙”这词我看着也挺怪异，我都不记得最近一次用这词是在哪年。如果你认为我在“启蒙”谁，那你又用你油光满满的脑洞来猜我了。我更不会”启蒙“你，你有个无比光亮的脑洞还需要被启蒙么？心智紊乱、愚妄轻浮的大龄奇行巨婴，一辈子躺臭水沟自得其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中共国前三十年罄竹难书，后三十年（除去八十年代）往往被津津乐道于其改革开放获得的经济发展，但在我看来，这种畸形改开造成的问题更复杂、隐蔽，未必比前者不棘手，前后两个三十年打分，前面负分，后面15分，百分制。要说启蒙，等金胖崩了，在北朝鲜“启蒙”还应景点。为什么在中共国80年代的“启蒙”是滋润的及时雨，而放到现在却是逆水行舟。你自己去想。你想不明白我也不会给你分析。

”黑暗“小到个人日常：unconscious状态是黑暗，subconscious 也是幽暗状态；ignorance是黑暗；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是个人精神危机的阶段，显然是黑暗。大到集体意识（及无意识）投射到社会产生的风貌，可以延续百千年，比如 The Dark Ages，或者数年，比如二战，有部二战背景的电影就叫 Darkest Hour。人的意识是黑暗无边，光明有限，但人类进化就在于不断拓展意识中的光明疆域，用光明迫散黑暗。

现在墙国不少人，其认知实属“奇特”。即使在2049这个来者寥寥的被墙论坛上，（我还不是常客）至今至少看到3个ID对“中共国集体意识层面的普遍黑暗状态” 类似表述产生强烈“反感”和“反弹”的反应。中共国70年，横向和纵向比较，总体看下来明显是黑暗反噬光明的退化。应该吃屎还是吃饭，能发生争议，并陷入死循环的争论，成为近几年墙内至墙外中文言论的日常，也是“国将不国”之象。

@李五毛 #38

你这意识状态想想其实挺好笑，就像个身处黑暗中的瞎子，脑洞一片光明。说你生活在毒气室，你不信，还要教呼吸清洁空气的人怎样辨别空气质量。你对自己意识的黑暗状态都无意识，真不知道你的“光明的、正确的方向”会是个神马模样。

@李五毛 #30

墙壬又蠢又赖而不自知，说的就是你。看你的回复，我觉得你还是什么资料都没找来看，或者因为愚蠢而自信满满的状态，什么都学不进。朽木不可雕。

我也是被匪共洗脑过来的，虽然从小看禁书（香港亲戚带进的“反党反政府反国家领导人”类书籍），小时候还没网络呢，家父的80年代的藏书是我的开智启蒙读物。但正式“反洗脑”还是从n年前出国后开始的，持续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完全地“反洗脑”成功。我的“反洗脑”开始和持续的时间肯定比你早而长，作为过来人看你这些观念是怎么一回事，是非常明了的。

我在国外长居过不止一个国家，回头看中国比较，看墙内、墙外的（简体）中文圈，回顾自身思想变化的经验，我说“中共国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中”以及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法轮功的看法），和你所持的观念或判断，所立足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你能明白吗？我不懂怎样跟一个可能连省城都没跨出过的自信满满的井底初中生有效交流，我也没有幼教的耐心，说到这份上了。你以为我反共是反什么？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共还只是个象征性的东西。

@momolook #24

我是啥？你不会认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吧。我常遇到这样的事，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被五毛当作法轮功。你国因为一党专政，各种侵犯人权和自由，才会造成那么恶臭的信息和文化环境，才会养成那么多大惊小怪、颠三倒四的人。

打错字没法修改，在此更正：

#22 层，应该是“实行监督”，而不是“实时监督”

@李五毛 #11

常识残缺，没有自主学习能力，阅读能力低下，却大言不惭要 “探讨” “交流”。要我跟文盲交流？我希望你以后的回复或提问能长进些，少放蠢屁，浪费他人时间。

-5-

@李五毛 #10

再看你这两条：

“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这句是有问题的。

专门设计的监狱又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经费，编制从那来？

第一条中，”单独监禁“，”不受司法系统控制“和”专门设计“，从RSDL在现实中执行状况来看，我认为基本上没有问题，最多”监狱“要加个引号。然后我给出的原文里，这句前面有个“可以”的限定词你看到了么？你自己看文字不看全，怪别人写得有问题？

至於第二条，我已经说了很多，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源，上面还有网友 爱狗却养猫 的分析，比我专业多了。如果你仍旧想不通，那真没办法了，要让在知识和见闻上都很寡陋的初中生理解一些东西是不现实的。

比如你可能认为中纪委、监察委、政法委都是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估计在你的知识面里根本都没这些概念。而你对“监狱”的认知，可能只有这么一种：即经法庭判决后犯人住的地方，在其中里有通话、通信，会面和接收外界物品等等有限权利。我认为你对你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黑监狱“一无所知，当然也无法理解RSDL产生的“黑监狱”现象。国安、国保都有编制，他们在办案中会主动和诚实地亮明身份？律师都找不到他们，你还认为他们受“司法”系统控制？而国安、国保是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么？

-4-

@李五毛 #9

上面#22 忘了@ 你了，这 -1- 2-3-4-5-....都是给你的回复

再讲孙力军。孙力军被抓的真实的具体原因，大概属于国家机密了，你能这么信誓旦旦地说是因为“包子说东，他偏往西”，我简直要惊掉下巴。假定他确实是因为”不忠“被抓，那显然是阳奉阴违，或用共产党的词——”两面人“，而不可能是公开反习，这从孙力军近几年的履历就能判断。那孙力军还有可能在RSDL这类有大量公职人员参与的事务上“往西”吗？你举孙力军的例子，说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简单，中学生水平。

-3-

以上是与RSDL相关的法律条文，那么它在现实中执行状况如何，当然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也不指望加害方或利益相关方良心发现，目前只能通过受害者的讲述去了解，那你自己找来看啊。我主题中放那么大张封面，你瞎的？

仅从【端点星】案，就能窥见RSDL在现实中执法状况之一斑。办案者有没有依法行事，检察院有没有“实时监督”。端点星三位青年相对709律师还是 low profile 的，尚且如此。

1）三位志愿者被RSDL到底是因为没有“固定住所”，还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显然不是前者；显然也不是后者，因为通知书给出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这叫依法？这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办案的是文盲还是法盲？

2）三人的家属有没有在24小时内收到通知？据我所知陈玫家属没有。

3）为何律师想要接触案件、找办案部门和办案警察都阻碍重重？为什么律师还被警察上门警告，不能在网上公开发表此案相关工作情况。你国警方办个”寻衅滋事“案这么见不得人？

再讲House Arrest，孟晚舟在加拿大就是这种处境。但欧美House Arrest，虽有分不同级别的自由限制，但我没听过北美或者北欧西欧哪国有广泛和被系统性运用如你国的——把人”绑架“到某个不明地点，切断一切外界联系，黑箱操作的——所谓“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孟晚舟在加拿大住自家豪宅，有被监控下的通信自由，可以在指定时段、指定区域范围内外出活动，可在居所会客，还能高调出现于媒体，换作你国大概要电视认罪了吧。

-2-

@李五毛 #9

虽然回复你纯粹浪费时间，因为都能自己通过看资料和思考来辨析的问题。但不回复吧，我就是在助长墙内自信满满的傻叉臭气、以及这股臭气在墙外的扩散。你国自信满满的初中生能 定于一尊 真不是偶然的。

把你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 跟欧美一些国家的 House Arrest 相提并论，说明你非但对二者一无所知，无知还不学，搜都懒得搜？也许你连怎么搜索这些信息都找不到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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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七十六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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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molook #13

五毛很喜欢教育别人要“理中客”啊、要“讲文明”啊，还有叫我“多读书”的五毛。我看五毛是闻不到他们那一身傻叉芬芳。形容大便“臭”难道是“污言秽语”？就这么臭，我实话实说啊

我没好脾气招待你这“斯文白痴” 中二。受害者的讲述，你就是不信有什么办法。久经考验、爱党爱正腐；但也可能是你无法承受信仰崩塌的自我保护机制。

你还看不起法轮功，告诉你，法轮功只在你国是“邪教”。你党在国外的名声没法跟法轮功比。法轮功媒体比你党媒干净多了。

@momolook #6

你这傻叉有点阅读理解能力么？我骂你的“点”在你的“胆子”？
一句 “警方和检方不就是司法系统吗？”，你认知里“警方”是个什么概念？国安、国保、法警、狱警、刑警、交警、武警....... 在你这儿都不分啊？我骂的是你这无知无畏无耻、没半点自知之明的白痴。

你跟我讨论没用，因为这法条不是被书中的受害者、或者我、或者哪些反对者"污名化"的，而正是被你国那些执法者污名化的。你要在中共国从根本上对这法条去污名化，那就得和你们习大大交流，习包子说东，那政法委头子、国安头子、国保头子、五毛头子等等一帮恶棍太监就不敢说西。哪来的颠三倒四的五毛，死远点

@momolook #4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说明你国没有“法治”。你连“政法委”，“公检法”，“立法、行政、司法”这些常识性概念都没有，也有胆来这儿洗地？

@小⼆ #2 如果是被RSDL，那么即使三人被关在同一地点/建筑内，也应该是互相隔离的，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互相沟通的机会。我过去看过一篇文章，是英国的“卫报”对一位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的瑞典人Peter Dahlin 的采访，其中他就讲述了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经历。印象很深，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搜索一阅：

Tom Phillip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a secret prison and a tale from Xi Jinping's new China (The Guardi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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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Cas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Safeguard Defenders, 2017)，2019年出了第2版。中文版**《失踪人民共和国》**，可在 Safeguard Defenders 的官网或者其他平台免费下载。我刚刚翻了一下中英两个版本，内容不完全一致，英文版(2019)内容更丰富些。

Key Words: RSDL, Enforced Disappearance, China, Human Rights,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Law

以下简介为复制粘贴：

《失踪人民共和国》通过十一位受害者的第一人称讲述，揭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全面而冷酷的面貌。本书的英文版面向全球读者，旨在提高人们对这项严重违反人权且鲜有人知的制度施以关注。中文版则面向中国公民，例如人权捍卫者、律师、活动人士、网络博主、以及最关键的受害者家属，以此帮助他们为未来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情况做更好的准备工作。

什么是RSDL？(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是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缩写，实际上它是实行强迫失踪制度的委婉说辞。在RSDL期间，人们可以凭空消失六个月，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一旦被置于RSDL，受害人的家属不会接到官方告知当事人下落的通知，也不被允许律师的会见，甚至连国家检察官也不能提供监督和控制。一旦人在里面，没有任何机制和途径允许当事人为遭遇的绑架申诉和对抗。人就这么失踪了。

自从2013年RSDL被写入法律以来，许多的律师、记者、NGO工作者和人权捍卫者等上千人受到了这个制度的影响，而且它的使用也一直在不断扩大。被系统化的使用，或者说以广泛的形式，强迫失踪在国际法的定义下，就是“反人类罪”。

@未来人 #8 怎么会扯到 “无产阶级最讲道德”？这个话题怎么又会引致 “飞向了最讲道德的共产主义天堂”的方向。我是万万没想到下面的讨论会生出你这么条支线。你这么奔逸的思路实在令我费解。不浪费时间，我们互相屏蔽吧

更正：周强 说的那句话是在2017，不是2018

@未来人 #4 晕菜，“生活水平提高了，有钱腰杆子硬，会进一步要求自由民主权利啥”，你认真的么？

伴随中共国物质财富而来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破坏和社会整体的心智和道德退化。什么城建大厦，丑的占大比例，质量众所皆知。

另外，我并没有主张一个“贫穷、贫困的民主社会”？意识进化和物质进步难道是对立的关系？这又跟我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一个从没呼吸过明亮、洁净、自由空气的人，自然对黑暗、肮脏、窒息熟视无睹。 一个心智麻木的人，即使身处明亮、洁净、自由中，他也熟视无睹。

@FC #1 用“国民党”替换“共产党”套进我的原文里，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因为在我的常识里，国民党国的威权社会和共产党国的极权社会二者，显然是不可同质类比的。熊十力在中华民国能当众羞辱蒋介石而不被打击报复，到了中共国，却被抄家被批斗被小红卫兵羞辱，发疯仆街绝食病亡。

另外，用“黑暗”一词形容中共国长久以来意识状态，我自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而且“黑暗”这词很普世啊。而“万恶的，吃人的社会”我并没有说过，这是你加给我的，属于你的过度解读。

2014年能对习近平作出这样清醒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不流俗，真的很厉害。文章我看完了，推荐，无愧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学习了

从中共五不搞、七不讲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

1）中共最看重什么，反过来也就知道它害怕什么。

2）中共的邪恶品性祸国殃民。为其一党私利，可以动用一切卑鄙暴力手段打压和扼杀人性中光明、自由、真善美等等美好面向的萌芽和发展。以至于这70年来绝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在智识、精神、道德的黑暗中，中国变成一个黑暗、肮脏、令人窒息的无形牢笼；以至于今日，真假、善恶、美丑都被颠倒，人们已经看不清、甚至对这些对立品质的界限毫无意识。中共浪费了中国至少70年，毁掉无数人的人生乃至生命，可以说每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出生和成长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3）中共的刀巴子、枪杆子、笔杆子等的言行的源头。比如为何中共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会说出“要敢于向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2018) 这等愚蠢狂言；为何刘艳丽被判刑4年的所谓“罪行”，判决书（2020年4月，审判长：罗金虎) 上列出28条“罪证”，有25条与“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或“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这在现代正常国家不可想像的政府行为却是中共国的过去时、现在时和进行时，原因就很明了了，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共一党专政政权的生存而服务的政治。

【旧闻回顾】

**一、“五不搞”**是2011年吴邦国在两会上提出的：

1)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2)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3)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4) 不搞联邦制

5) 不搞私有化

**二、“七不讲”**是2013年中共对高校教学作出的要求，由张雪忠于同年5月10日披露于微博：

1) 普世价值不要讲

2) 新闻自由不要讲

3) 公民社会不要讲

4) 公民权利不要讲

5) 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6) 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

7) 司法独立不要讲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简单说就是改开前后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值得注意地他还说了一句：“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也即"不能否定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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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人的挣扎与沉沦

文|长平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6）

关键词：秘密警察, 线人, 喝茶，史塔西

前南都网评论编辑、国安线人李新逃亡泰国寻求避难后失踪。时评人长平认为，专制政治对人性与公义的摧毁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李新曾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南都网的评论编辑，也是宣称"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社会网"的创办人，同时他是一名国安线人。他一边编发着臧否时事的评论，一边秘密地向国安（和国保、文保等机构一起构成中国的秘密警察系统）汇报情报。最近，李新不能忍受这种分裂的生活，逃往泰国公开线人身份，寻求政治避难。

李新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国安线人李宇宙的遭遇。2003年，杨子立等四名青年因聚会读书、讨论如何改变中国，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至十年。李宇宙是该读书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在聚会中积极参与讨论，回家就向国安写秘密报告。得知杨子立等人将因他的报告被判刑，李宇宙良心不安，又匿名向外披露这桩思想迫害案。随后，他设法逃往泰国寻求避难。

2004年，知名记者Philip P. Pa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李宇宙在信念、生存、朋友和良心之间的挣扎。我读了之后，深受触动。没过多久，我工作的媒体有两位记者先后找我诉苦，说国安找他们定期聊天，要求他们汇报媒体内部信息，包括我本人（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工作情况。我推荐他们看了这篇报道，让他们明白，当国安或国保线人，可能意味着进入一个无边的黑洞，超出预期成为摧毁别人和自己生活的专制工具。

接到秘密警察约请喝茶的电话之后，很少有人会立即拒绝。秘密警察代表着专制机器最黑暗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拒绝他们会有什么麻烦。同时，他们会让你相信，配合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只是"随便聊聊天而已"，你只讲自己觉得可以讲的信息即可。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事实上，跟李宇宙的经历一样，秘密警察怎样利用你的信息，不会和你商量。

反戈一击只是例外

不过，我并不想像秘密警察那样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我也向那两位同事指出：当局利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更大量的线人，监督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迫害杨子立等思想独立的公民。但是，并不是每一条线索都有明显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后果都让线人良心挣扎。大多线人都能安之所素，或者只是偶尔不安。

李宇宙和李新的奋力挣扎，反戈一击，只是千千万万线人中的例外。通常情况下，即便有人良心不安，也会采取更加温和的做法。我对那两位同事的建议是，在还没有卷入太深之前，尽快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其中一位听从了我的建议，成功地摆脱了秘密警察。另一位再也没有跟我谈过此事，我怀疑他被迫继续合作，以更长的时间寻求改变机会。据我所知，有些人花了若干年时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甚至去到国外，才扯断和秘密警察的联系。在这若干年内，他们定期提供着情报。

多少良知已永远不再

这样说仍然小看了这套情报系统。**它除了监督、控制和迫害之外，还有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很多线人和秘密警察一样，相信自己尽管偷偷摸摸，但是问心无愧，做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们甚至自我感动地想，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得不强忍各种污名，委曲求全。

讲述东德秘密警良知未泯的电影《窃听风暴》（德语：Das Leben der Anderen ）上映之后，好评如潮。但是专业人士指出，这只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而已，没有一个秘密警察帮助过他的受害者。《史塔西国》（英语/德语：Stasiland）作者 Anna Funder在《卫报》撰文说，专制政府的本性决定了，秘密警察没有空间翻然悔悟。恰恰相反，直到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清白。《史塔西国》出版之后，遭到大量辱骂、威胁和诉讼。

Hans-Jürgen Grasemann 先生是前西德高级检察官，也是专门记录东德政府违反人权案例的国家法治登记中心（ZESt，Salzgitter）负责人之一。上周我在柏林有机会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说，直到今天，前东德的秘密警察还在威胁自己的受害者，不让他们讲出过去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和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也是如此。李宇宙逃往泰国之后，经历种种挫折，据称十多年后才得以前往欧洲。最新消息称，李新在泰国失踪，家人怀疑他已被中国警方抓捕。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污点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配合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这就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和公义的摧残。

（注：下篇講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我不在這兒帖了，感興趣的朋友請自行搜索）

文：李奕萱 2019

2019年4月29日，南投東埔部落族人Bukun（伍金山）來到台北，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的陪同下，在六張犁見到未曾謀面父親的墓。1952年，Bukun時任警察的父親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遭到逮補，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

遲遲沒送到的死亡通知，讓家人從來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促轉會帶著判決書、死亡證明等檔案拜訪，等待超過六十年的真相才終於到來。伍保忠的故事並不是個案，直到現在，也還有受難者家屬等不到答案。

大約從2000年後，開始有「轉型正義」的訴求聲音，民間開始自主運作，搜集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政府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2018年促轉會的成立，是一大里程碑。然而，往前進的同時，也會有反作用力，轉型正義被放上檯面後，反對的聲音不斷湧出，「追殺」「鬥爭」的質疑不停，也有人再三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了，該往前看了」。

只看到眼前問題時，視野會變狹窄，這時或許可以退一步，看看已經推行轉型正義許久的德國怎麼做。德國轉型正義主要可以分兩塊談，一部份是如何面對納粹屠殺，另一部份則與台灣較類似，是東德共產政府對人民的高壓統治。

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那是個與白色恐怖有很高既視感的年代。東德情治機構裡，被記錄在案的人數高達五百萬人，是當時人口三分之一，而替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更多達二十七萬人。在東德生活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學籍、工作、甚至被關進大牢。

現在，這些檔案均存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德國用政府的錢、追討的黨產成立基金會，開始做檔案的解密。檔案局裡檔案如山，解密也非同小可，很多都不是用德文寫，而是以數學符號、代號、拉丁文拼寫，只有當初的負責人才懂其中玄機。因此，基金會現階段最大的工作就是翻譯檔案。

投入這麼多為了什麼？長期參與轉型正義議題、目前於德國攻讀博士的鄭嘉瑩說：「檔案局的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給受難者一個真相。』」

鄭嘉瑩舉例，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東德，她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台灣曾經也是這樣，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被槍決。台灣還有很多這樣的檔案沒有被公開、不見了，久了，大家就會忘記了。」鄭嘉瑩說。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然而，當東德的民運領袖幾次發現身旁夥伴是線民，他們開始訴求保留檔案，並開放調閱。經過幾次衝突，終於訂立〈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明確規範檔案用途、調閱方式。

鄭嘉瑩提到，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順位。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

鄭嘉瑩認為，歐洲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最值得警惕與學習的，是找出加害者：「事情有因才有果，莫名成為受害者一定有原因。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在歐洲，除了特定的人有受到法律上的審判，大多數都是無罪的。加害者往往是受難者身邊重要的人：朋友、親人、或是同事，他們可能迫於某些因素才這樣做。」

德國不只執著於找出加害者，也認真處理東德政權遺留下的問題。號稱歐洲最有錢政黨「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黨產遭清查、追回，部分用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基金會，剩下則回饋到東德人民手中，作為青年就業、交通、文化及歷史工作的經費。東德政黨曾經的聚會所、黨部改為現在的教育會館，展示當地發生過的不義事件，並定期更新展覽。

從德國經驗出發，鄭嘉瑩希望大家回頭看向台灣，婦聯會385億的不當取得財產是否能收回、收回後要做什麼，目前都還是未知數。在空間的轉型上，中正紀念堂將何去何從，仍備受爭論，還有許多不義遺址甚至還沒開始處理，例如曾經是特務機關的警備總部，沒有經過徹查，就繼續為政府機關沿用。

德國不只針對黨產做處理，針對前共產黨公務員，德國也訂定〈除垢法〉，全數開除，經過調查後沒有重大罪行紀錄，才能回聘。 影響體制內工作者的做法在德國遇到不少反彈，然而鄭嘉瑩依然希望，這樣的經驗能讓台灣更深入考量，而非迴避問題：「我們選擇什麼都不談，很少人做相關的研究，很少人談除垢，但不碰加害者議題真的是好的嗎？」

從教育落實轉型正義

同樣對轉型正義議題抱持興趣，政大東亞所研究生陳宥喬選了和鄭嘉瑩不一樣的切入點，趁交換期間，研究了德國教育如何談論納粹統治。

陳宥喬指出，德國歷史教學法有明定兩大原則：第一個是196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意識」，要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制度、文化都有歷史性，了解生活面向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個則是197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文化」，強調歷史的多元性，讓學生注意周遭環境，透過不同媒介了解歷史，進而形成個人觀點。

1976年，Beutelsbach小鎮的政治教育會議中，訂定德國公民教育準則，成為後來備受參照的教學依據：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老師的任務是呈現多元性，讓學生學習思考與判斷，結論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點是思辨的過程。

任教於布來梅邦一所中學的老師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課堂上有三階段：給學生一份原始文件、讓學生解釋與分析、最後給予評價。有時，她也會帶學生走出教室，來一堂「室外歷史課」，透過參觀展覽來與學生對話，形塑對歷史的認識。

在德國，實際的體驗的課程相當常見。陳宥喬報名集中營一日導覽時，就聽到導遊說，自己的女兒將要到婦女集中營過夜。陳宥喬的德國朋友也向她分享，學校曾經安排倖存者到班上做經歷分享，印象格外深刻。

回到制度內的課綱，德國現在的歷史課本從1950年代偏重戰爭輸贏的論述，經過1963年追究集中營人員責任的法蘭克福審判、1968年反權威統治的六八學運，才演變成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述框架。陳宥喬特別點出，德國課綱採取柔性課綱，只會規範基本原則及必須論及的要素，不像台灣的硬性課綱，會逐一列出小的歷史事件。

用整個城市來記憶歷史

在柏林，針對納粹時期有三百多處不同的紀念遺址、學術機構和博物館。陳宥喬採訪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發言人，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展覽做歷史教育。

1987年，現任恐怖政治地形館基金會執行長哈瑪（Andreas Nachama）在「蓋世太保」總營原址舉辦露天展覽，講述納粹在該處犯下的恐怖行為，獲得良好迴響。1992年，在柏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展覽擴充為公民獨立基金會。2010年恐怖政治地形館正式開幕，從加害者的角度切入介紹歷史。館內常設展分析納粹1933年到二戰結束的政策、組織、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以及對受害族群產生的影響，在館外的柏林圍牆上，則展示納粹的宣傳手法。

恐怖政治地形館定期會舉辦給學生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納粹組織中各領導者的名字、職務，特別的是，他們會把所有名字都點出，因為他們希望讓學生知道，納粹是由很多「個人」集結起來的「系統」。

除了恐怖政治地形館，柏林也有猶太人博物館，展示猶太人相關的歷史與二戰的受難，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色列藝術家的作品，將一萬多個鐵製的臉放在地上，參訪的人踩在其上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就像是受害者的吶喊。在蒂爾公園（Tiergarten）裡，則有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提醒民眾，納粹影響的受難者不只猶太人，還有非猶太裔的波蘭人、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

教育並不只是老師和博物館的工作，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總部位於波昂的聯邦公民教育中心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們針對不同年齡層做免費出版品、架設介紹柏林圍牆的網站、舉辦以色列城市導覽，希望藉此形塑民主價值，並培養公民思辨能力。

陳宥喬印象很深刻的是，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做這麼多，就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重演，德國聯邦總統史丹麥爾（ Steinmeier）亦曾說：「誠實的記憶，是今日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石。」

什麼是轉型正義？

從找尋真相開始，到試圖處理威權政府的遺緒，進而培養公民對議題的思考，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一蹴可及。德國在戰後到1980年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過了就過了，不要再談了」、「要放下過去，走向未來」。而甚至到最近，依然會有人隱晦地推崇大力追求經濟發展，號稱不談政治的希特勒。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轉型正義都是一場彷彿永遠走不完的長征。

所以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呢？鄭嘉瑩提到，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過去（Geschichtsaufarbeitung），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鄭嘉瑩由此做了一個小的結論：「無論說法是什麼，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有過去，才會有未來。」

来源：东方早报，2011-11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无国界记者” 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其非法监禁的新闻自由捍卫者：蔡伟、陈玫、小唐

China: detained for fighting censorship

May 11, 2020 来源：RSF(无国界记者) 官网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urges Beijing to free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n Chinese black prisons since April 19 for reposting censored news articles on an open-source website.

On April 19th,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27-year-old Cai Wei, 30-year-old Tang, and 27-year-old Chen Mei, were arrested for reposting on the open-source platform GitHub news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including some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rio were involved in Terminus2049, a crowd-source online project started in 2018, which aims at overcoming the regime’s censorship by preserving censored news content.

Cai Wei and Tang, graduates of Tsinghua and Beijing Universities respectively, and Chen Mei, who obtained a degree fro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re be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a term that refers to China’s “black prisons”, under the vague accusation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Helping the public access censored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life-saving is not a crime,” said Cédric Alviani, RSF East Asia bureau head, who urged the Chinese regime to “immediately set them fre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crisi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impose their narrative on the coronavirus, including blocking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hina, denigrating foreign media outlets that criticize Beijing’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China, 177th out of 180 countries in RSF’s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is the world’s wor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112 of them behind bars.

标题是我写的，以下文字出处：郭泉（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共的民族政策：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1921年，中共为了能有效地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在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让各民族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中独立出去的"民族自决"政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这个宣言里就明确的说：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宣言中说：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

1925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古独立，赞成苏联派军队驻扎在外蒙古。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大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我上面列举的中共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政策下，中共是如何具体运用的。

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要求原来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共产党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纲领叫"三大主张"：

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这是台独的第一份政党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此"宪法"1934年正式颁布）。

中共的这一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在这种"民族自决"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政权。

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

1936年5月5日，波巴人民共和国（藏语译音，意"藏族"）在甘孜县宣告成立。

我收集到了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5月5日关于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宣言：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 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摘自红四方面军："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1945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