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人我记得，曾出现在我推特时间线上，转发量还挺大，我有点纳闷就去看他主页。好象是大一大二那种年纪（记不清了），他的推文给我的印象是有文艺才华（他本人好象做音乐的，玩乐队），但思想非常黑暗和绝望，我认为他当时处在一个人生危机期，如果我是他家长，应该会引入心理干预。

他不是个例，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象，

首先是巨婴国现象，就是人的年纪和他应有的心智成熟度的落差。“(除去共产党的)13亿丧心病狂的中国人”，“ 支那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此类论调，显然把儿童都算在内了（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中国0~14岁的儿童大约有2.3亿），那么说这种话的人究竟是有人格缺陷，还是巨婴式的“童言无忌”or青春期综合征？

其次，这类极端、不负责任、反普世价值、甚至sociopath（ASPD）的言论，却在反贼群体内特别有市场，特别有共鸣度，特别有传染性，从而屡屡形成压倒性潮流。可惜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在用跟他们反对的对象同质的思维在反对，以至于变成墙内粪坑言论的镜像。

我想可能是王朝恶性终结前夜的征象吧，全方位的反常

三、文化和文明的解說

首先，談談文化的內涵及其外延。「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經歷了由「文」與「化」各自為詞到組成「文化」一詞的過程。「文」的本意是指色彩交錯的紋理；引伸為裝飾、修整、人為加工和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徵性符號，再引伸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言辭文章等。「化」的本意為生成、造化、變易等，指的是兩種事物一方或雙方的形態與性質發生變化。「文化」成為一個固定詞，是在西漢，含有「以文教化」的意思，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與武力征服相對應。

在西方，「文化」一詞也帶有「以文教化」的含義。英文culture源於拉丁文cultura，其本義為耕作、居住、練習、留心、注意、敬神等，英文引伸為對樹木和禾苗的栽培，進而擴展為對心靈、知識、情操和風尚的塑造與培養等。在西方語文中，「文化」引伸為個人素養、社會知識、思想方式、藝術成就等內容。西方所說的「文化」，更多地展現了由物質生產活動引入精神生產活動的文明進化特點。現時中外學界關於「文化」的定義，已由百多個發展為二百多個，不勝枚舉，莫衷一是。由於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文化，所以不妨由近代中國學者的說法入手。

早於二十世紀初年開始以新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先驅學者梁啟超，在〈甚麼是文化？〉一文中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包含人類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各種業果。文化與生活息息相關，教育家蔡元培談到美學時就認為「文化是人生發展的狀況」；哲學家梁潄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的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又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強調，文化「是生活的樣法」。政治家、思想家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甚麼？〉一文中，進一步認為「文化是對軍事、政治、產業而言」，文化的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種」。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文化之特質》中說：「文化即是人類生活之大整體，匯集起人類生活之全體即是文化。」

至於「文明」之意，是從人類的物質生產引伸到精神的昌明。《尚書》〈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之語，唐人孔穎達疏曰：「緯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易》〈乾‧文言〉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句，孔穎達疏曰：「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現代中文裏的「文明」，是英文civilization的對譯，英文「文明」源於城市，表示城鎮社會生活的秩序和原則，是與「野蠻」、「不開化」相對應的概念。因此文明含有進步、進化的意思。中國學者認真區分「文明」與「文化」，始於胡適，他在〈我們對於西化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將文明定義為「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而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四、文化與文明的異同

人類不完全依賴自然，而有自己的創造，這就是文化，正如《易經》所說：「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文裏的「文明」和「文化」兩詞，都由此而來。

有一種觀點認為，文明與文化沒有多大差別，文明只是一種性質上異於其他文化的文化。較普遍的看法，是認為當文化具有較高程度的複雜性和較多特徵時，這種文化就是文明；或者說，當文化在質的方面具有較高文化元素和特徵時，這種文化便可稱為文明。

另一種觀點認為，所有文明都不過是文化的特例，即文明有其特殊的含義。一般的見解，認為文化限於生活的表現，如宗教、文學、美術及較高的道德宗旨等，文明則包括人類所設計、用來操控生活環境的整個機械組織和作用，包括社會組織體系、技術和物質工具等。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是產生於社會的內事物，包括風俗及觀念的總和；文明是一套靈巧的辦法與技能，知識和技術憑藉這些項目才得以發展起來。相對於前兩種觀點，後者是較為狹義的，正是這個緣故，或者可以較容易地接近文明的核心。我們不妨以此作為切入點，在浩瀚的亞洲文明中找出一條脈絡。

從歷史學角度檢視文化與文明，便是「文化史」或「文明史」。近代中國學者對中國文化史開展較體系的研究，始自1920年代梁啟超著《中國文化史稿》；這類著作的出版，在1930年代出現了一個高峰期。1949年後，錢穆等學者在港台延續了中國文化史的傳統；19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學者掀起另一個熱潮。現時兩岸四地的高等院校，大多設有中國文化史科目；而與此對應，則有西方文明史科目。近年來隨著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興起，「文化」一詞作為科目名稱漸趨普遍。在「歷史與文明」這個通識課程之中，「文化」與「文明」互見，關於西方的多用「文明」一詞，關於中國的多用「文化」一詞，固然是學術上的慣習，實亦足以反映新的研究趨勢。

二、歷史學是甚麼？

歷史是探討和展望人類社會演進過程的重要學科，人類社會又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所以，歷史是人文學科之本，是社會學科之母，又是自然科學之源。扼要地說，歷史是一門綜合學科。《史記》作者司馬遷〈報任安書〉提出史家三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們也可以說，真善美就是史學三境界。求真才可成一家之言，崇善才能通古今之變，尚美才領悟甚麼是天人之際；宗教家講信愛望，道理與此相通。

清代史家章學誠提出**「史家四長」**之說：史德、史才、史學、史識。

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德，最難能的是史識。

1. 史德：培養正確態度──人生觀

2. 史才：掌握研習技能──方法論

3. 史學：建構歷史知識──知識論

4. 史識：鍛煉識見眼光──通識觀

張靜等著《歷史學習方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提出歷史學習的四個層次：

1. 材料研習與運用──歷史資料、地圖、表解的運用，教科書和課外書的閱讀理解，歷史圖片和圖畫的學習；

2. 體驗與思考──角色扮演，聯想與想像，分析因果關係，比較與分類，歸納與演繹；

3. 合作與交流──小組調查，口述歷史（訪談），辯論和討論，撰寫研究報告；

4. 評價與反思──評價理論的發展，學業評價的改革和發展等。

作為通識教育的歷史文化科目，課外活動和戶外教學大致包括：

1. 舉辦專題報告會、演講會、討論會、故事會；

2. 籌辦歷史晚會、遊藝會、歷史劇表演；

3. 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問答比賽；

4. 設置歷史圖書角，開展讀史活動；

5. 編輯歷史刊物、歷史園地、歷史壁報；

6. 製作歷史畫、歷史建築模型、文物複製品；

7. 舉辦各種內容的小型歷史展覽；

8. 參觀、訪問、文化旅遊。

补一个。俄国割占清朝至民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90年代开始被中共政府陆续合法化，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俄爹。

資料顯示，18世紀至19世紀初，沙俄以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領土達160萬平方公里，這些被佔領土從清朝到民國，歷屆中國政府均拒認俄國佔有，直到上世紀90年代江澤民主政，才令俄佔合法化。1999年開始，江澤民以解決邊界糾分為由同俄國簽訂多項協議，把俄佔16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幾十個台灣面積（3.6萬平方公里）或大於東北地區總面積（1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送給俄羅斯。這或許就是中共為何要把涉俄的領土問題列為「機密」主因之一。（蘋果日報）

视奸小粉红快来看你们俄爹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会儿“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都不记得啦？去虽远必诛啊，跟老毛子干啊，干你们“丧权辱国”的党妈啊

有理有據，圖文並茂，排版都很認真。讚一個

@爱狗却养猫 #8 一直觉得艾未未性情像鲁迅，二人眼神都有几分近似，一看就不是拐弯抹角的人。嫉恶如仇，都好骂人，评人论事好像用刀刻、或者照X光。但是嘴毒心软，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艾未未曾为流浪猫做过纪录片《三花》。两人眼光都非常好，有艺术天赋的人对美丑当然比普通人敏感。在他们身上能看到竹林七贤似的狂放率真，以及如你所说“愤世嫉俗”的气质，鲁迅便是推崇嵇康的。艾未未较鲁迅更多面，比如他“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做派，鲁迅看起来就不是豁得出去的人。这种强烈性格，也往往吸引到两极的观感，喜欢的会很喜欢，讨厌他的咬牙切齿。

“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我相信艾未未会说出意思一样的话。有时候极度厌恶某些人，单纯是因为性情相斥，而先入为主之后，误会就更易发生。比如鲁迅与沈从文交恶，评价沈：“近来出了个沈从文，取了个女人名字给自己写信，又让人扮成这女子的弟弟，实在可恶！” 但这实在是一场误会，信是丁玲手笔，被鲁迅的朋友误鉴为沈从文的笔迹。因为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住在一处，过往甚密，不免互相影响，笔迹风格也趋同为女性化的秀气小字。

艾未未涉及刘晓波的骂战，据我所看到的，他对刘本人确实有嘲讽（看得出艾未未对“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极度不满），如果考虑二人作为老友的稔熟关系，以及艾未未性情中人的性格，那种程度的嘲讽似乎不算过分，我认为他骂的主要是外围的虚伪和无耻。这里大概有误会的部分，但艾未未身在圈内，眼光极敏锐深刻的人，有多年第一手的观察和经验，他应该不是无厘头骂街。

@electron8964 #5 当年的骂战动静还不小。请用关键字 艾未未 廖亦武 刘晓波 搜索，能了解艾未未大概骂了什么。但也需要看一看艾未未的澄清，比如网友“爱狗却养猫”在第9楼提供的文章《艾未未談劉曉波：他的價值不是拿諾貝爾獎》

@岁在甲子 #1 這還空啊，線索很多了

很喜歡這段朗誦，包括配圖配樂。我補個文字版。

漢學家 林培瑞 (Perry Link) 整理了十幾條 記住六四 的原因，用現代詩的形式寫下來。主題視頻為林培瑞先生帶著京腔的中文詩朗誦《我們為什麼記住六四》。

詩及朗誦風格讓我突然記起八十年代那代詩人。大陸70年间也曾流行過 詩 ，想起來恍如隔世。

我們爲什麽記住六四

林培瑞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那時候蔣捷連17嵗

今天他仍舊17嵗

他永遠17嵗

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它讓我們看清了

中国共产党的本質

在那會兒

所有的外衣都脫落在地

毫無隱藏

沒有任何書、電影或者博物館

能夠讓我們看得如此清楚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普通工人倒了下去

我們不可能記住他們大多數的名字

因爲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大多數的名字

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爲人的舉動

我們也應該別忘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最壞的中国在那兒

可是最好的中國也在那兒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這是一場大屠殺

不僅是一次鎮壓

不是一個事故

不是一個事件或是一個風波

不是反革命暴亂

也不是模糊的記憶

不是今天的中國小孩所知道的

一片空白

是一场大屠杀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

自己有什麽記憶

在執行凶狠的命令之前

他們在北京的郊外被洗腦

以爲是要平息暴徒

因此這些普通的兵也是受害者

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麽

我們只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丁子霖還活著

她83嵗了

她走到哪兒

国保跟到哪兒

為的是安全

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

為的是“国家”的安全

沒錯

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

居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3嵗老太太的傷害

怕的不是她的力氣

是她腦子裏的想法

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記住對我們自己有好處

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政治家提到“利益”的時候

意思總是説物質利益

然而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

不，還更重要

比擁有一個游艇還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歷史轉折點

是一個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轉折

會不會是把全世界帶到溝裏頭去呢？

不知道

但願不是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

走著瞧吧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只有通過記性

這種事兒才能到人腦裏頭去

難道能夠想象地出來嗎？

不可能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

我們記住

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另外有些人

非常希望我們遺忘

遺忘有利於它們維持專制

多麽卑汙！

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抵制獨裁的唯一方法

我們還是得記住、得抵制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我們至今不知道多少人被殺害

同樣

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來

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了

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

許多其它方面都不同

可是有一點是一模一樣的

共产党宣佈數字

不是根據實際情況

是根據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盤的結果

我們記住六四

是因爲人腦受到巨大的衝擊之後

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開始恢復

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起開始遺忘

也恐怕忘不了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 紐約時報 2019年6月4日

(圖：AGNES LEE)

大約兩年前，我在澳洲一所大學做關於天安門廣場歷史遺產的演講，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在問答環節中舉手。「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回顧這段歷史？」她問道。「你為什麼覺得它對現當代的中國，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有幫助？你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所說的和諧社會嗎？」

她沒有質疑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實。她質疑的是知識本身的價值。自從我寫了一篇關於北京成功將1989年殺戮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文章以來，我經常聽到中國學生辯解說，政府的行為是必要的。但這次的觀點不同。這名學生巧妙地避開了她的政府對本國人民實施的暴力，同時內化了社會穩定壓倒一切這個中共立場。演講結束時，另一名中國學生問道，關於6月4日的知識是否會對「我們的完美社會」構成危險。

對於66萬名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偶然發現這些中國歷史中隱藏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異常不安，就好像世界軸心突然錯位。有些人會對這些發現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他們更容易將其視為旨在顛覆共產黨的西方陰謀。

這些留學生屬於中國的後天安門一代，他們成長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這種教育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的國恥。歷史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工具，某些事件因展現了共產黨最好的一面而受到頌揚，另一些事件則被根除和抹去。貫穿其中的敘事是中國由抗拒外侮的力量驅使，實現現代復興。這一切都是為現任領導人的執政合法化服務。

這個民族復興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體現在當今受歡迎的英雄身上，尤其是像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這樣的商人。他出身貧寒，靠著為外國遊客提供免費導遊服務學習英語，他代表了一個從赤貧到富有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另一種版本是典型的共產主義英雄，他們的事蹟充斥著教科書。比如「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的中國八路軍士兵。即將被日本人俘虜時，他們選擇了跳崖，其中三人失去了生命。前不久，一位歷史學家對這個傳說提出質疑並遭到起訴，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他的判決，認為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歷史被明確地用於政治目的，而歷史研究可以被視為誹謗。

這種國家認可的敘事中不會提及人民解放軍向自己人民開火的行為。關於1989年的記憶之戰，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課堂、紙媒和網路上展開。學術期刊和科技公司對6月4日的相關內容進行審查。無論這是在北京的直接壓力下發生，還是商業原因之下先行的自我審查行為，這都無關緊要。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僱傭了6萬名教師的中國在線教育公司解僱了兩名美國教師，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和學生們討論天安門事件和台灣問題。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新聞媒體，它們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和更廣泛的人權報導等敏感問題上已經擁有直接的影響力。

在某種程度上，向中國年輕人灌輸功利主義歷史觀，比審查制度本身更有力。一旦人們接受了歷史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觀點，他們就不會再有學術探究的精神，甚至沒有閑來無事的好奇。

當然，仍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獨立意識擊敗了北京的意識型態教育。偶爾會有人在談話結束後悄悄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該怎樣處理這些讓他們倍感沮喪的新知。曾有一個人站在滿屋美國人面前說道：「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敘事，但很少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的強大力量相匹敵。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十分強烈，而且毫無疑問，它有能力懲罰那些公開質疑官定歷史的人。

危險在於，這些策略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歷史正在一分為二：國內的共產黨敘事，以及海外那些黑白沒那麼分明的版本 (more nuanced versions ）。這種分歧可能無法彌合。

(完）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 立場新聞、蘋果日報 2019年6月4日

（注：以下為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兩處文字綜合，最後一個小標題“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是我改寫的，原為“失憶共和國國境之外 看見一絲希望”）

每年6月將至，友儕間會突然傳閱梁文道2009年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說的是記憶六四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十年過去了重讀這篇文章，更覺這是香港人僅餘的奢侈。只有在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才有條件講守護記憶。無人知道另一個十年之後，這個條件是否依然成立。

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Louisa 點頭說：「1989 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但這卻是改變中國走向的一個分水嶺。1980 年代是近代中國風氣最自由、最浪漫的時代。「天安門屠城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經濟自由化是繼續，但一切政治體系自由化已不必談。」硬要說的話，今天的中國經濟崛起，政治意識形態卻愈來愈趨向保守，一切都該由六四說起。

談論 1989 年的書近來屈指可數，Louisa 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的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三十年了，還有什麼未被言說的？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著呢？」Louisa 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 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 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什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什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 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跡，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 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三十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

然而記憶的力量未曾消減。Louisa有一年參加完維園的六四集會，買了天安門母親T恤，拍下燭光照片，到訪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家。一邊把t-shirt握在手上，一邊看著Louisa拍的照片，張先玲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同一晚同一地點點起燭光。「她本應是事情的主角，每年都拍片給支聯會播，但她的通訊被嚴重審查，從不知道維園的實況是什麼。她睜大眼睛卻說不出話來。她的確非常感動，因為多年來天安門母親以為她們是勢弧力弱地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看見燭光，她才知道原來香港有這麼多人拒絕遺忘。」

訪問前不久Louisa 從美國多間大學演講回港。有好幾場講座上王丹也是講者之一。「講座完結後很多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捉著王丹問問題，最後王丹跟他們吃飯繼續談下去。」Louisa 的書推出英文版後，她收到一些中國海外留學生的電郵，其中有位男生說他自己動手把整本書翻譯成中文，為的是讓更多朋友讀到。

失憶共和國的洗腦機器的確很強大，看來運作得超級順暢。「但不要小看這些年輕人帶來的轉變。」Louisa 說。

(完)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 博客來OKAPI 2019.6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結上網，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的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

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還是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出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中，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三十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秘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完)

The Debt of Memory / 記憶的債

（節選自《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後記，英、中對照）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

The ‘forgetting’ that has engulfed China is not just enforced from above; the people themselves have colluded in this amnesia and embraced it. Forgetting is a survival mechanism, almost second nature. China's people have learned to avert their eyes and minds from anything unpleasant, allowing their brains to be imprinted with false memories - or allowing the real memories to be erased -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Parents shield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past for it contains knowledge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ir bright futures. There is no benefit to remembering, so why bothe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stantly alludes to the nation's 5,000 years of history while omitting its more recent acts of shame. In a country that has done more to alleviate pover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does it really matter? The answer is that it does. It matters becau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is new world power is based on lies. When those lies are taught in schools, passed unchalleng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nd truth-telling is punished, a moral vacuum gapes ever larger, the debt grows greater, and the cost paid is the dearest of all: a loss of humanity.

......

**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父母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過去，因為那些知識可能會讓他們葬送光明的未來。既然記得這些事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惹這些麻煩呢？

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宣揚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卻對當代的醜事閉口不談。在一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成功地脫貧致富的國家，這個行為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新世界大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謊言之上。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

(完)

不忘記，不恐懼，不冷淡，不墮落，不放棄

@李五毛 #46

你真不负你这用户名。五毛就这样，关于法轮功我要是讲些不同于你那副残脑的认知，我就成法轮功了。我跟你讲，我这儿夏天没蚊子，偶尔飞进屋个苍蝇我能去买彩票。看你像个没脑苍蝇飞进我主题乱放屁，我都觉得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么惹人厌，你倒是有点自尊心，滚出我的主题，有多远死多远

”黑暗“小到个人日常：unconscious状态是黑暗，subconscious 也是幽暗状态；ignorance是黑暗；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是个人精神危机的阶段，显然是黑暗。大到集体意识（及无意识）投射到社会产生的风貌，可以延续百千年，比如 The Dark Ages，或者数年，比如二战，有部二战背景的电影就叫 Darkest Hour。人的意识是黑暗无边，光明有限，但人类进化就在于不断拓展意识中的光明疆域，用光明迫散黑暗。

现在墙国不少人，其认知实属“奇特”。即使在2049这个来者寥寥的被墙论坛上，（我还不是常客）至今至少看到3个ID对“中共国集体意识层面的普遍黑暗状态” 类似表述产生强烈“反感”和“反弹”的反应。中共国70年，横向和纵向比较，总体看下来明显是黑暗反噬光明的退化。应该吃屎还是吃饭，能发生争议，并陷入死循环的争论，成为近几年墙内至墙外中文言论的日常，也是“国将不国”之象。

@李五毛 #43

外国人之间套近乎，有话没话的会问对方哪里人。有些人喜欢猜。我遇到大部分猜我的都比较靠谱，至少在东亚区，即使有猜我是蒙古人也能理解。但就遇到一个喀麦隆人，问我是不是印度人，那就相当匪夷所思了。我怀疑他对印度人有什么误解。他的“奇特”认知一定是由他知识储备中的某些“奇特”部分或某些“奇特”见闻造成的。

“奇人“在墙国就更普遍了。一块毒土上畸物遍地是情理中的事。眼睛耳朵鼻子都是摆设、脑洞代替大脑，躺在黑暗臭水沟异想天开、沾沾自喜，无比自信。对”黑暗“一词的理解都能这么狭隘？你的理解不都是中共灌输的那些破烂么？还非把我的认知圈进你的狭隘认知中。你闻不到你那一身党性浓浓恶臭。语言上都党话连篇，更别指望思维上了。

网友 爱狗却养猫 好心教你、给你科普ABC的知识（虽然未必单单写给你一个人看的），那都是要花脑力、花时间成文的，也没看你有半句感谢的意思。这就是意识的黑暗状态。而你这个“五毛”，比之前那粉红还差。因为不单是蠢的问题了。

你用“启蒙”这词我看着也挺怪异，我都不记得最近一次用这词是在哪年。如果你认为我在“启蒙”谁，那你又用你油光满满的脑洞来猜我了。我更不会”启蒙“你，你有个无比光亮的脑洞还需要被启蒙么？心智紊乱、愚妄轻浮的大龄奇行巨婴，一辈子躺臭水沟自得其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中共国前三十年罄竹难书，后三十年（除去八十年代）往往被津津乐道于其改革开放获得的经济发展，但在我看来，这种畸形改开造成的问题更复杂、隐蔽，未必比前者不棘手，前后两个三十年打分，前面负分，后面15分，百分制。要说启蒙，等金胖崩了，在北朝鲜“启蒙”还应景点。为什么在中共国80年代的“启蒙”是滋润的及时雨，而放到现在却是逆水行舟。你自己去想。你想不明白我也不会给你分析。

@李五毛 #38

你这意识状态想想其实挺好笑，就像个身处黑暗中的瞎子，脑洞一片光明。说你生活在毒气室，你不信，还要教呼吸清洁空气的人怎样辨别空气质量。你对自己意识的黑暗状态都无意识，真不知道你的“光明的、正确的方向”会是个神马模样。

@李五毛 #30

墙壬又蠢又赖而不自知，说的就是你。看你的回复，我觉得你还是什么资料都没找来看，或者因为愚蠢而自信满满的状态，什么都学不进。朽木不可雕。

我也是被匪共洗脑过来的，虽然从小看禁书（香港亲戚带进的“反党反政府反国家领导人”类书籍），小时候还没网络呢，家父的80年代的藏书是我的开智启蒙读物。但正式“反洗脑”还是从n年前出国后开始的，持续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完全地“反洗脑”成功。我的“反洗脑”开始和持续的时间肯定比你早而长，作为过来人看你这些观念是怎么一回事，是非常明了的。

我在国外长居过不止一个国家，回头看中国比较，看墙内、墙外的（简体）中文圈，回顾自身思想变化的经验，我说“中共国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中”以及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法轮功的看法），和你所持的观念或判断，所立足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你能明白吗？我不懂怎样跟一个可能连省城都没跨出过的自信满满的井底初中生有效交流，我也没有幼教的耐心，说到这份上了。你以为我反共是反什么？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共还只是个象征性的东西。

打错字没法修改，在此更正：

#22 层，应该是“实行监督”，而不是“实时监督”

@momolook #24

我是啥？你不会认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吧。我常遇到这样的事，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被五毛当作法轮功。你国因为一党专政，各种侵犯人权和自由，才会造成那么恶臭的信息和文化环境，才会养成那么多大惊小怪、颠三倒四的人。

@李五毛 #10

再看你这两条：

“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这句是有问题的。

专门设计的监狱又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经费，编制从那来？

第一条中，”单独监禁“，”不受司法系统控制“和”专门设计“，从RSDL在现实中执行状况来看，我认为基本上没有问题，最多”监狱“要加个引号。然后我给出的原文里，这句前面有个“可以”的限定词你看到了么？你自己看文字不看全，怪别人写得有问题？

至於第二条，我已经说了很多，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源，上面还有网友 爱狗却养猫 的分析，比我专业多了。如果你仍旧想不通，那真没办法了，要让在知识和见闻上都很寡陋的初中生理解一些东西是不现实的。

比如你可能认为中纪委、监察委、政法委都是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估计在你的知识面里根本都没这些概念。而你对“监狱”的认知，可能只有这么一种：即经法庭判决后犯人住的地方，在其中里有通话、通信，会面和接收外界物品等等有限权利。我认为你对你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黑监狱“一无所知，当然也无法理解RSDL产生的“黑监狱”现象。国安、国保都有编制，他们在办案中会主动和诚实地亮明身份？律师都找不到他们，你还认为他们受“司法”系统控制？而国安、国保是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么？

-4-

@李五毛 #11

常识残缺，没有自主学习能力，阅读能力低下，却大言不惭要 “探讨” “交流”。要我跟文盲交流？我希望你以后的回复或提问能长进些，少放蠢屁，浪费他人时间。

-5-

@李五毛 #9

上面#22 忘了@ 你了，这 -1- 2-3-4-5-....都是给你的回复

再讲孙力军。孙力军被抓的真实的具体原因，大概属于国家机密了，你能这么信誓旦旦地说是因为“包子说东，他偏往西”，我简直要惊掉下巴。假定他确实是因为”不忠“被抓，那显然是阳奉阴违，或用共产党的词——”两面人“，而不可能是公开反习，这从孙力军近几年的履历就能判断。那孙力军还有可能在RSDL这类有大量公职人员参与的事务上“往西”吗？你举孙力军的例子，说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简单，中学生水平。

-3-

@李五毛 #9

虽然回复你纯粹浪费时间，因为都能自己通过看资料和思考来辨析的问题。但不回复吧，我就是在助长墙内自信满满的傻叉臭气、以及这股臭气在墙外的扩散。你国自信满满的初中生能 定于一尊 真不是偶然的。

把你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 跟欧美一些国家的 House Arrest 相提并论，说明你非但对二者一无所知，无知还不学，搜都懒得搜？也许你连怎么搜索这些信息都找不到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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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七十六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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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是与RSDL相关的法律条文，那么它在现实中执行状况如何，当然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也不指望加害方或利益相关方良心发现，目前只能通过受害者的讲述去了解，那你自己找来看啊。我主题中放那么大张封面，你瞎的？

仅从【端点星】案，就能窥见RSDL在现实中执法状况之一斑。办案者有没有依法行事，检察院有没有“实时监督”。端点星三位青年相对709律师还是 low profile 的，尚且如此。

1）三位志愿者被RSDL到底是因为没有“固定住所”，还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显然不是前者；显然也不是后者，因为通知书给出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这叫依法？这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办案的是文盲还是法盲？

2）三人的家属有没有在24小时内收到通知？据我所知陈玫家属没有。

3）为何律师想要接触案件、找办案部门和办案警察都阻碍重重？为什么律师还被警察上门警告，不能在网上公开发表此案相关工作情况。你国警方办个”寻衅滋事“案这么见不得人？

再讲House Arrest，孟晚舟在加拿大就是这种处境。但欧美House Arrest，虽有分不同级别的自由限制，但我没听过北美或者北欧西欧哪国有广泛和被系统性运用如你国的——把人”绑架“到某个不明地点，切断一切外界联系，黑箱操作的——所谓“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孟晚舟在加拿大住自家豪宅，有被监控下的通信自由，可以在指定时段、指定区域范围内外出活动，可在居所会客，还能高调出现于媒体，换作你国大概要电视认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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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look #13

五毛很喜欢教育别人要“理中客”啊、要“讲文明”啊，还有叫我“多读书”的五毛。我看五毛是闻不到他们那一身傻叉芬芳。形容大便“臭”难道是“污言秽语”？就这么臭，我实话实说啊

我没好脾气招待你这“斯文白痴” 中二。受害者的讲述，你就是不信有什么办法。久经考验、爱党爱正腐；但也可能是你无法承受信仰崩塌的自我保护机制。

你还看不起法轮功，告诉你，法轮功只在你国是“邪教”。你党在国外的名声没法跟法轮功比。法轮功媒体比你党媒干净多了。

@momolook #6

你这傻叉有点阅读理解能力么？我骂你的“点”在你的“胆子”？
一句 “警方和检方不就是司法系统吗？”，你认知里“警方”是个什么概念？国安、国保、法警、狱警、刑警、交警、武警....... 在你这儿都不分啊？我骂的是你这无知无畏无耻、没半点自知之明的白痴。

你跟我讨论没用，因为这法条不是被书中的受害者、或者我、或者哪些反对者"污名化"的，而正是被你国那些执法者污名化的。你要在中共国从根本上对这法条去污名化，那就得和你们习大大交流，习包子说东，那政法委头子、国安头子、国保头子、五毛头子等等一帮恶棍太监就不敢说西。哪来的颠三倒四的五毛，死远点

@momolook #4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说明你国没有“法治”。你连“政法委”，“公检法”，“立法、行政、司法”这些常识性概念都没有，也有胆来这儿洗地？

@小⼆ #2 如果是被RSDL，那么即使三人被关在同一地点/建筑内，也应该是互相隔离的，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互相沟通的机会。我过去看过一篇文章，是英国的“卫报”对一位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的瑞典人Peter Dahlin 的采访，其中他就讲述了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经历。印象很深，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搜索一阅：

Tom Phillip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a secret prison and a tale from Xi Jinping's new China (The Guardian, 2017)

关注

Youtube 的频道主能设置留言区的关键词屏蔽。可以多试些频道，看看删除“共匪”留言是来自Youtube系统的审查，还是频道主的个体设定。

@未来人 #8 怎么会扯到 “无产阶级最讲道德”？这个话题怎么又会引致 “飞向了最讲道德的共产主义天堂”的方向。我是万万没想到下面的讨论会生出你这么条支线。你这么奔逸的思路实在令我费解。不浪费时间，我们互相屏蔽吧

更正：周强 说的那句话是在2017，不是2018

@FC #1 用“国民党”替换“共产党”套进我的原文里，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因为在我的常识里，国民党国的威权社会和共产党国的极权社会二者，显然是不可同质类比的。熊十力在中华民国能当众羞辱蒋介石而不被打击报复，到了中共国，却被抄家被批斗被小红卫兵羞辱，发疯仆街绝食病亡。

另外，用“黑暗”一词形容中共国长久以来意识状态，我自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而且“黑暗”这词很普世啊。而“万恶的，吃人的社会”我并没有说过，这是你加给我的，属于你的过度解读。

@未来人 #4 晕菜，“生活水平提高了，有钱腰杆子硬，会进一步要求自由民主权利啥”，你认真的么？

伴随中共国物质财富而来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破坏和社会整体的心智和道德退化。什么城建大厦，丑的占大比例，质量众所皆知。

另外，我并没有主张一个“贫穷、贫困的民主社会”？意识进化和物质进步难道是对立的关系？这又跟我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一个从没呼吸过明亮、洁净、自由空气的人，自然对黑暗、肮脏、窒息熟视无睹。 一个心智麻木的人，即使身处明亮、洁净、自由中，他也熟视无睹。

2014年能对习近平作出这样清醒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不流俗，真的很厉害。文章我看完了，推荐，无愧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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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華畢業，有人脈資源的優勢 陳玫依然失聯 持續關注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

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接上)

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运。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完)

很多外国人不知道ROC，甚至连PRC这名称都不知，会笼统地用 China 意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华人也不注意精确，往往引起误解和争议，这完全可以避免。

举德国的例子，纳粹德国和当代德国，在上下文明确的情况下，常笼统称为“德国”，但二者官方名字不一样，而不一样的名字还是能看到同一历史源头，Deutsch。纳粹德国灭亡了，但德国一直都在。从这种意义上说，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和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一样，可以成为非常正当而美好的追求，当然这儿China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是一体，像纳粹德国一样，伴随纳粹倒台而灭亡。

延伸阅读：

[1] Philip P. Pan,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The Washington Post, 2004

[2] Anna Funder, 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一、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

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

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

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

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

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

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

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完)

@碧游宫 #10 會 “受到影响而重拾对国家政府的信心” 的，恐怕只剩傻逼了。看你还懂借力打力搞斗争分化，用敌人的子弹消灭敌人。支持國家政府的果然都是黨性滿滿、非蠢即壞

想起来最近的一次集中看小说也是蛮久以前了。看过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概是明治时期)生人的几位日本文学家的作品，印象较深的有：

夏目漱石《梦十夜》《我是猫》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泉镜花《高野圣》

另外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Rechter Tie”的中文译本《大唐狄公案》，我个人很喜欢，通俗文学，从文字到情节都引人入胜。

以上都有网络资源，我都是在线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