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不愿意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灭灯的,表示“我们不参加这活动,小东西们别来烦我”。而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开灯,放各种装饰,有的人还会穿着服装坐在门口发糖,倒是不用担心扰民。
至于糖果里有没有下药……理论上如果有一个变态杀人狂在糖里下毒大规模杀人什么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我建议担心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确认糖果的包装是否能被拆开做手脚,一般封好口的糖果还是比较安全的。
一般不愿意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灭灯的,表示“我们不参加这活动,小东西们别来烦我”。而参加万圣节的家庭门口会开灯,放各种装饰,有的人还会穿着服装坐在门口发糖,倒是不用担心扰民。
至于糖果里有没有下药……理论上如果有一个变态杀人狂在糖里下毒大规模杀人什么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我建议担心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确认糖果的包装是否能被拆开做手脚,一般封好口的糖果还是比较安全的。
”农民起义“的人,种着皇帝的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吃着皇帝的饭,反皇帝,是汉奸。
搞辛亥革命的那些人,吃着大清的饭,拿着大清的钱,反大清,是汉奸(清奸?)。
共产党那些人,吃着民国的饭,拿着民国(苏联?)的钱,反民国,是汉奸。
等等等等。
像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他们去其他国家留学,留学了之后呢都回来中国参与国家的建设中来。学这些人不好吗?
谁学谁傻。
谢谢分享。看了一眼,这是10月27日的最新报道啊……
总结来说,在排除了“病毒基因改造说”的情况下,目前对于病毒起源主要有两个理论:实验室泄露说,动物宿主自然传人。此报告认为“实验室泄露说”更可能,原因为:至今没有确认动物宿主;武汉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措施很糟糕。
我认为实验室泄露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报告中引用的这些理由依然是所谓的"外围证据"。我对于能否获得决定性证据持悲观态度。也许人们永远都无法知道COVID19的真正起源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China has repeatedly denied a lab leak was involved, and suggested a U.S. lab may have been the virus’s origin.
中国政府一方面否认“实验室泄露说”,一方面(通过内宣外宣)推动“美国实验室泄露说”。
除了对科学和真相有执着的人,否则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人们相信什么比事实是什么更“重要”。
当然,国外主要还是身份限制,属于人为制造的职场障碍。没有这个限制这是一个傻子都知道怎么选的问题。
我就摆几个数据:
2021年,按购买力平价来算,英国的中位数收入大约每人每年14793美元(包括所有人口,不限年龄),也就是说,50%的人的收入低于此线,50%的人收入高于此线。英国的人均收入(arithmetic mean,就是平均数)是18133美元。
2021年美国的中位数年收入是19306美元每人,平均数则是25332美元每人。
2021年俄罗斯的中位数年收入是5504美元每人,平均数是7275美元每人。
中国官方是不报告中位数收入的,只有平均值,而中国2021年的人均平均数收入是4971美元,中位数收入就算是平均的80%吧,那么大概是3977美元。
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是当时李克强总理引用的”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的来源,北师大2019年的调查。据此2019年中国的中位数收入是每月1100-1500——就往大了算1500吧,那么一年就是18000人民币,约每年2609美元(2019年平均汇率约6.9)。假设收入增速和中国GDP增速相当(2020 2%,2021 8%),则2021年中位数收入是每年2874美元。(这个没有按购买力平价来算)

所以,如何看待小红书的文章?看数据就行。
中国"中产阶级"的迷梦,那种人人月入一万的幻觉,代表的不是什么中位数或者说50%,而是1%。中国正宗的“中产”或者说“中间”家庭,人均年收入很可能不到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也即调整了物价)大约4000美元。
这样去嘲笑英国卷,甚至嘲笑俄罗斯卷,我只想说:
https://2047.one/t/13312
中共并不存在有人能夺取习近平位子的可能性。中共最高领导人通过直接掌握警卫部门、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来控制其他的高层人员,这三个部门是独裁者控制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首先,所有的高层人员的警卫集中由中央警卫局管控,既是保卫人员也是监控人员。其次,掌握了机要部门就掌握了各地和北京的机要通信。最后,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警卫、机要和保健这三个部门的控制,反映了中共的最高实权掌握在谁手里。在实权巩固的情况下,除非独裁者本人不想干了,否则没有人敢抢班夺权。
苏联和中共的领导模式具有“钟摆规律”,即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来回摆动。独裁者死后会进入集体领导,但最后仍然会回到个人独裁。例如,“十年换人”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下的规矩,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治改革”。但中共目前的领导模式已经摆到了个人独裁模式,所以这条规矩事实上已经作废。集体领导的必然结果是贪腐和大量资金外流,掏空中共的资源,造成统治危机;习近平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必然会转向个人独裁。而一旦进入个人独裁,独裁者也是骑虎难下,从内外环境来看(内部经济危机和反对派,外部中美冷战)都很难主动摆脱。
我看见过有种说法是习掌握了各派系的把柄,以及完全控制了情报和警察机关。
同学情有用吗?
有。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可以提供心理的支持。
学生时代的同学情有帮到过你吗?
“实用“方面的话没有,因为没有什么需要同学帮忙的。学生时代的朋友还有那么一两个保持联系,我相信如果需要帮忙他/她一定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我,就像我会帮助对方一样。
女权群体的行动力和骨干动员力似乎挺突出
的确如此。国内对于女权运动的打压也是近年来才开始严厉的(因为看到了女权群体的组织力和行动力,以及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更加严厉。
對男生來說與女生一起生活就會背負額外的期待:「比如薪資要養活女生,要有房子車子」
而女生在與男生生活時也會背負額外的期待比如要生孩子、照顧小孩、做家事
这感觉是传统形成的一种均衡,社会(具体体现为长辈)对孩子都有一种期待,就是“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年龄需要达到什么目标”。体现在男生身上,就是要努力赚钱,要养活一家人;体现在女生身上则是要持家,生育孩子。这个目标达到了,则生活就有可预测性,长辈也会觉得安心;没有达到,很多长辈就会很焦虑,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完整”。
个人的观念、期待和想法没有办法勉强。社会层面上,理想状态是让女生和男生都有更多选择。比如过去女性能选择的职业只有家庭主妇,所以必须把男性当成“饭票”;但当女性能选择各种工作的时候,就更可能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心意,选择是否要组建家庭。现实的问题是,人的选择还是有限,“枷锁感”正是来源于此。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fea-Mar-06-cyberfeminism-in-china-03292021
撰文:Angelica S
在23岁女孩跳跳的微博里,你会看到“极端女权”的缩影:她是坚定的反婚反育者,嘲讽温和派女权是“平权仙子”,并认为大部分男人都无可救药。
“我是一定不会结婚的,假如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话,我可以想着去领养一个女孩,身体允许的话,就去买精子,生一个女儿,然后孩子生下来,要么就是跟我姓,要么就是跟我老娘姓。”
从小目睹女性亲戚婚后的不幸生活,跳跳小学开始萌生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想法。但她那时还不知什么是女权主义,大学偶尔和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同学交流,也听得懵懵懂懂。直到近两年,她在社交网络频繁看到“女权”一词,同时出现的,有家暴事件,被打女性发自己血淋淋的伤口;有性别歧视事件,密密麻麻的数据显示女性遭遇的歧视;而影响力最大的是女权KOL:不婚不育、“国蝻”、“婚驴”、“平权仙子”,“打拳”两年,她学了很多新词。
每天动动手指间,跳跳从政治冷感者到“极端女权”:“成为女权主义者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我没有必要说去读几十本西方女权的著作,然后我再去写多少论文,我才能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不是的,我就是女权主义者。”
2020疫情期间,为中国前线医护捐赠卫生巾的公益行动“姐妹战疫安心计划”被全球关注;年中,脱口秀演员杨笠调侃男性的段子屡上热搜,热播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以宣传女性30岁以上有无限可能为卖点;影视作品被“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分析讨论,女明星的生活、婚姻等也称为女权议题的一部分。“女权”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网络议题之一,得到不少网民讨论,也被反对这股风潮的人称为“财富密码”,反对者认为KOL、网红、名人只要掌握了“女拳”话术,就能挑起网民情绪,从中赚取大把金钱。
泛女权的流行,意味着女权议题与各领域交错融合。豆瓣活跃小组“豆瓣鹅组”“生活组”“小象八卦”,主题是与娱乐、生活,却是谈论女权最热烈的地方——这些也是女性网民占多的空间。
谈论明星八卦的”豆瓣鹅组”,甚至出现些强烈组织性的行动。
“鹅组”最近一场行动是“抵制B站”。视频网站Bilibili播出的日本动漫《无职转生》,当中存在不少被认为设定“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情节,如男主角偷拍女性,男主父亲强奸女仆等,而B站对相关争议的处理引发网民不满。这个导火索后,组员逐渐指控B站存在很多“擦边球”“软色情”内容,如舞蹈区穿黑色丝袜跳舞的女性,更指控B站对“疑似恋童”内容不管不顾。抵制B站大潮就此展开,组员到“今天没有登B站”的帖子打卡,向纪检委举报身兼上海杨浦区人大代表的B站董事长陈睿。
这样有组织、纲领、策略的女权行动,连自2010年活跃的女权活动家肖美丽都感到吃惊。“还想到要去搞和B站相关的人大代表,我就觉得哇,这也是挺厉害的。她们也有很多资源,比如有些人是和B站合作的大公司的员工,会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和B站取消合作。”
“在中国的很多不同的平台,只要有女性聚集的群体,都会形成女权的讨论,而且内容都会很激进。” 这种“很野生的感觉”,是肖美丽几年前在微博“打拳”从未感受的。2015年,她发起“腋毛大赛”,鼓励女性秀出自己腋毛照片,拒绝社会的身体凝视。活动被外媒争相报道,但在国内基本没什么水花。
网络女权主义发展凶猛,很快出现各种“黑话”——“小吊子”、“金针菇”是骂男性,“婚驴”贬指进入婚姻、服务于婚姻的女性,“平权仙子”指呼吁不要男女对立的温和派,“学院派女权”是“不知人间疾苦的理中客”。
跳跳熟练运用这些词语,并骄傲拥抱“极端女权”称号。她们常被嘲讽为“田园女权”或“女拳”:她们被认为极端、厌男、只会在网上骂人宣泄情绪、不做实事。
“极端女权”的代表人物是林毛毛。这位现居德国的女权博主在微博通过接地气的语言建议女性:不要当婚驴,孩子要女人生女人养,选择更高质量的精子库。她毫不避讳被称“极端”,认为这是革命的必经之路:“现在江湖上终于出现了‘婚驴’,‘大鼎’,‘上门驴’,‘大鼎爹’,脍炙人口的流行语,言简意赅骂了回去,绝对是一种进步,但力量还是悬殊得很,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心浮气躁。要发动群众,多多发明口号,因为口号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往往大于长篇累牍的大道理啊。”在2020年12月,林毛毛因“恶意引战的不良信息,煽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被新浪微博禁言一年之前,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林毛毛的帐号被微博禁言之前所发出的一条微博帖子截图。 (网络图片)
在跳跳看来,林毛毛这种“极端女权”,是中国女性生活的解药。林被炸号后,粉丝整理出15M的微博语录存档, 放在网盘继续研读。
“很多女生,我说的很多是真多很多,自己以前有很多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焦虑,吃药没用,看了心理医生也没用,但是翻了林毛毛的微博之后就醒悟了。她(的微博)真的是有奇效的。”跳跳生于山东农村家庭,“打拳”后才理解到身边无处不在的女性压迫:亲戚聚会,男人总躺在沙发上吹牛玩手机,女人在厨房洗碗。她有个妹妹——父母想生个儿子,怀孕时做了性别筛查,本想打掉,最终留下了。她曾以为只是自己的家里不喜欢女儿,直到看到微博上流传着一张“禁止溺女婴“的标语,这让她明白个体的悲剧原是制度性的。
“我之前完全对女权没啥感觉,也是通过网络接触到了很多信息,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网络打拳肯定是有用的。”
她进一步解释,她认为从个人的角度讲,打拳的实际作用可能很有限,但打拳对她而言,是一种生活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选择乐观,可以选择悲观,还可以选择打拳。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不会因为它可能没有用而放弃的。打拳打得开心,这就是有用,每个人打到最后,可能打的不是女拳,也不是什么主义或流派的拳,打的是我权。”
这么想的并非跳跳一个。小叶是“豆瓣姐姐——学术女权Feminism Research”小组管理员。小组2020年6月成立,至截稿有超过6000组员。“学术”指的并非女性主义理论知识,而是对热点时事、情感矛盾、“打拳”等自行一派的民间讨论。
小叶喜欢阅读,从《茶花女》和《小妇人》等小说初窥到女性所受的压迫,工作后又读了《黑箱》和上野千鹤子,但她发现,现实困境并不能从书中解决,成为“极端女权”才是出路。
小时候,婚姻不幸的母亲常告诉她“千万不要找农村男人”。如今她25岁,在私企当助理,初入职场的她已目睹、经历职场性别歧视。现在她准备考研,渴望成为律师、经济独立,走上不婚不育的幸福道路。
“身边工作的同学告诉我,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很明显地问是否有计划结婚和生孩子。一些怀孕的同事在休完产假后回来被公司辞退。”她能做的,就是不结婚。“我不结婚的话最起码不会在婚姻中被压榨。我可以避免生育,又能避免两人在生活上的损耗。”
网络“打拳”成为中国女权新生态的背后,是前些年紧缩的政治环境。2015年,“女权五姐妹”在反性骚扰行动后被关押一个余月,妇女维权NGO被叫停,线下女权活动屡屡受挫,女权主义者频频被“喝茶”,女权发展的线下空间不断压缩。
如果这些密集声量,有多少能转换成促进性别平等的结构性改变? 2021生效的《民法典》“离婚冷静期”法案让不少人怀疑“打拳有用”这一观点。法案自推出经过3次意见修改,上了多次热搜,在网上遭到几乎一边倒的反对,然而依旧通过:协议离婚的夫妇需等待30天冷静期,才被民政局批准离婚,目的是降低冲动结婚情况,维护婚姻稳定、社会和谐。
制度和社会现实使得,如今网络“打拳”者的主要诉求与前几年的女权行动者诉求取向上有很多不同:早年行动派呼吁定制反家暴法、通过街头运动呼吁反对歧视女同性恋、通过众筹打广告反对逼婚,而如今,向女性宣传“不婚不育”,近年网络女权议题最主要的诉求:如果男人无法改变,就骂醒更多女人;制度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身。
这种想法也在流行文化中不断重复。日前热议的辩论节目《奇葩说》的最近一期辩题“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就颇具代表性,辩题没有反思彩礼制度背后的性别压迫,而是把落脚点放在“独立女性是否该收彩礼”,把对结构性的性别问题最后归咎于个人的选择权身上。对于从女性个人应该做什么为切入点,讨论这个性别议题的这一趋势,肖美丽感到遗憾,也试图理解:“这些属于个人决策的‘打拳’让人有一种力量,会觉得‘我的生活我是可以控制的’,就不用面对那种很大的无望感。她们可能无法接受这种‘我们做了但是可能没用’的无力感,会产生一种只要骂其他女性,让她们不要结婚,把她骂醒(就好了的想法),是对无力感的补偿。”
在国外某高校就读的小桦近年愈发感到中国互联网上女权群体的撕裂。她坦言自己已跟不上网上“黑话”,需去搜什么是“平权仙子”。“极端女权”也常表达对“学院派”的不满,认为她们太理想主义,为男权“洗白”。
最近小桦亲历了女权内部的争斗。演员郑爽被爆在美代孕,对代孕的讨论一时铺天盖地,多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代孕”的口号以及对郑爽的谴责。小桦就此议题接受采访,其中提到要跳脱出对口号化的单一叙事,了解问题的更多复杂面向。提到“代母”的处境,认为要跳脱出对谴责代孕的单一叙事,了解代孕问题的更多复杂面向,比如选择代孕的人很多是不孕不育的夫妻,代母亦受到生活环境亦对于生育的普遍期待和压力。她说话时很谨慎,怕被网友当成“支持代孕”。 但她依然受到了不少指责。“感觉很多人其实都没看过文章,交流总是被迫从零开始。”她表示。
无独有偶,2019年,性科普博主“女王C-Cup”被另一女权KOL“爆裂甜心小鳄鱼毛毛”指责支持代孕,原因是她转了一个针对代孕的调查,前者最后花了几万元打名誉权官司。
小桦认为,女权议题在社交网络上无法形成健康、可持续的讨论。网上讨论无关观点探讨,更多是争输赢和站队,最后获利者是平台和资本,“谁赢了,热搜就上去了”。
这种撕裂让肖美丽遗憾。她几年前曾和“小鳄鱼毛毛”见面,“那时候还抱着一种我们是都是同路人的感觉,后来她们就在微博上开始骂平权仙子什么的,我感觉我们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在肖看来,女权主义者内部不应该划分阵营,分辨敌我,她更愿意尝试理解不同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和方式的背后的处境。
“豆瓣姐姐”组中,组规写着“来的目的是团结不是分裂,欢迎大家讨论不同立场女性身上的争议性”。但身为小组管理员的小叶认为,包容是难以实践的。“关于包容,渐渐到后期我发现是没有的,小组中的管理员大多数都属于激进女权。其他的管理员会认为这种人(婚驴)不该存在小组里,或者直接踢出。”
小叶表示,她们也想过团结,最终还是因为失望而撕裂。“人就是一个感性加理性的动物,哪怕她还想保持理性的想法,可是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同经验会使她无法真正加入我们。”
而组长小七在建组前就预料到撕裂,特意注册了没有个人信息的账号。“在我身边,确实网络骂战到最后都会发展成信息人肉。”
小桦则认为,个人抵御结构之困难,是些尚未进入社会、或在社会中有特权的女性无法理解的,因此她们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者,会激烈地向对方要求一个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多年轻女性的焦虑是对自己未来所要面对生活的焦虑,但她们还未进入生活,所以她们并不知道生活会是怎么样,所以她们会以一个抵御性的姿态来看——她们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当你真的处在生活里时,会发现不存在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需要的往往而是妥协。”
但另一方面,小七认为混乱的网上女权生态是有利于讨论的。“因为网络毕竟是现在国内女权唯一的发声地。越是让各方利益浮出水面,女性就越能浮出地表。”
随网上女权野蛮生长的,是体制的审查和炸号。2018年,一群音乐剧爱好者看到性别暴力事件频发,创作了改编自音乐剧《芝加哥》的影片《天朝渣男图鉴》,获得极大关注,但也在很快全网下架。此外,包括林毛毛在内的“女权主义者”被炸号、讨论女权的帖子被控流和消失,也屡见不鲜。
早年,旨在推动制度变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曾被指为“境外势力”,而到近年,与体制合作、对政府主动示好,成了网络女权的新生态。
2020年10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不少人视之为官方对“打拳”的认可,语录在微博被大量转载,转发者包括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梁钰。
作为有50万微博粉丝公益工作者,梁钰常倡导女性爱国,也呼吁祖国关注女性的贡献:“爱国,勇敢,有胆魄,坚韧,细心,睿智的女性劳动者啊!”;她曾提及自己被媒体询问团队中为什么有男性志愿者“我的回答一般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作为爱国的中国人,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去帮助其他中国人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呢?……你这么潜意识看低中国男性不好吧。中国人帮中国人,再正常不过了吧。’”
她亦曾表达过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赞许,林郑在香港运动中的决策引发国际对香港的人权、法制问题关注,而该微博称赞林郑具有“女性劳动者”的“韧性和勇气”,但在引发争议后删去;亦曾呼吁赞美西藏军队的女兵。她的政治取态,在中国网络女权KOL中具有代表性。
但哪怕梁钰,也难逃“境外势力”的指控。近日她发布微博,表示因她未表态悼念中印边境冲突死亡的四名中国军人,就有人“说我没有发缅怀烈士的相关微博,污蔑我说我是恨国、境外势力”。
“本身我们能够站出来做这种公益,每个人都跟这些战士一样,内心怀着无比赤诚的爱国热情的,如果没有这种爱国热情的支撑,做不了这些事情……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用我的行动建设着我热爱的祖国而已,我不接受这种讹诈。”梁钰写道。
小叶认为自己就是“粉红女权” ,一种“即相信爱国主义又是女权主义,二者交融的身份”。对她来说,女权主义和爱国并不矛盾,“爱国”并非是让女权获得讨论空间的叙事策略,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常会和身边的人表示自己爱国的决心。在她看来,“我站在自己土生土长这片土地上……不论国籍怎么变,我是黄种人这是不能变的,所以我打心底认可我的国家。”
“我们要开拓一种自己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方式。”她认为,“讲真,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这样过来的,从立场上来讲,我们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小叶觉得,可以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女权主义的一种源头”。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存在各种性别的结构打压,是因为决策者主要是男性,“后期歪了屁股”。
小叶也并非不知道早年官方对女权运动的封锁。“这个问题就是女权运动面临的问题。让我最伤心的其实还有米兔运动被封禁的那个时候,为此我还特地找到一个影视作品美剧叫《The Good Fight》去看,去寻找一些我解不开的念头。”她说,这部剧让我觉得其实国内反而是一片未开荒的土地,“我根本不会因为国内的小打小闹的现象而否定整个国家。但我也不是绝对的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拥护者,我的思想一直很中庸化,我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目前我所做的是不断发声,影响更多的女性,让真正权利拥有者不得不正视我们的需求,让那些男权不得不害怕我们。”
她也觉得西方女权运动那一套对中国不适用:“首先我们就不被允许游行,一旦游行而且不报备到公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我们也有和西方不同的参政议政的制度。”
肖美丽觉得自己挺能理解粉红女权的处境,“现在女权面临的污名化是‘境外势力’,可能在这种攻击之下一些人会选择表现得投诚以规避这种攻击。“其实往好的方面想就是‘连小粉红都可以女权了’,这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也是女权社群壮大的表现。”
但在肖美丽看来,这种投诚最终是没用的。要实现性别平等,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对女权的言论审查,除直接打压了中国女权发展空间外,也带来女权社群的割裂。
“(女权主义发展)断层特别地严重,可能两年以前甚至十年以前的女权的事件,今天这些非常投入到女权议题的人也不知道……人们就很难形成一个脉络,说之前有人做了什么,然后对运动有历史性的观察,现在人们更多只能看到眼下的一些情况。”
对于设想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权”具体怎么发展,小叶说她还没想好,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女性自己要去工作:“我只能说你是一定要去投入到工作,从工作中得到帮助,而不要去结婚、去做家庭主妇,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希望。”
跳跳对未来有些悲观: “我相信男女平等的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但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可能看到这一天的。我就觉得有点难受,我怎么不多活几百年呢。”但她同时也决定要坚持打拳。“好的思想和观念是具有强传播性的,我也是从一个对女权主义毫无感觉的人,接受了网络上传播的很多言论,逐渐变成女拳的。众声喧哗之中,说不定就有几句话启发到远方的几个人,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岂不美哉。”
“一方面,女权社群不断扩大,女权主义者愤怒的声音比任何时间都响亮,另一方面,但女权问题的解决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也看不到制度性和承诺的可能性。这两种现象并成为有张力的状态。导致了强烈的愤怒没有办法得到缓解。这样的情况下,导致女权主义者的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在肖美丽主创的播客《有点田园》中,女权行动家吕频说。
( 小桦、跳跳、小叶、小七均为化名)
我看到洪被调查了。有的高校教授确实极为人渣,真是恶心。
人的求生求存本能很强烈的,这属于大脑中的“硬核”(hardwired into the brain)。自杀的人则很多是有严重抑郁问题,即大脑的奖赏功能“卡住”了,所以求生本能麻木了。
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D
“女权主义”有各种流派和立场,我认为正如不能用“反贼”一词来概括所有对中共有异议的人(里面从“支黑”到“民小”、从“极左”到“极右”都有),“女权主义”除了“认可、支持女性权益”这个模糊的共通点外,很难用这个词来囊括所有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的人。
代孕本质上是一种交易,用钱换取怀孕生育能力。所以偏古典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更可能赞同代孕,只要交易是自愿的;偏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更有可能认为代孕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剥削从而反对;实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更可能赞同,因为代孕者可以赚钱,而付钱让人代孕的女性不用自己承受怀孕生育的负担;“社会派”的女权主义者则会担忧在某些社会里,代孕产业会导致女性被奴役作为生育赚钱的工具,因此反对。
从道德上来说,我并不希望习近平本人死。但是习近平执行清零政策,害死了很多本可以保全性命的无辜民众,因此他是应该承担责任的。原本我认为这首歌写出来会自我矮化——把支持民主自由的人也变成了“刽子手”,但是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了《可惜不是你》可以用道德上完全正当的方式改编成乳包的版本。
的确如此。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将岂无责。
我希望观众更能在乳包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知识、健全自己的人格——因为只有这些人性的武器才能对抗暴政。在中共高压政治之下,发泄一下不让自己被逼疯掉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说,有比发泄更重要的事情。
非常赞同。
如果不是手机后门的话,听上去是VPN或者浏览器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用免费VPN的话,建议用迷雾通或者protonvpn加上Tor browser(有手机版)。
不确定自己的安全措施的时候,在网上看看就行,不要发表敏感言论。也注意不要泄漏自己的个人信息。祝平安。
附一个不错的资料:数字极权时代生存手册
当我们以道德规范要求别人的同时,请首先做到充分同情他人的境遇。
而在任何法案或者其它问题上,如果人的本能同情和道德规范发生冲突,则应当站在本能同情的一方。道德来源于同情,同情高于道德,更高于法律。
@刺刺 #189132 谢谢你的分享。我不在正文贴链接的意思是表明我并不想和别人吵架抬杠。因为我无法和缺乏同情心的人讨论法律,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在这种无聊事情上。
https://2047.one/t/18895#189057
现在已经有儿童监护机构,不想养打个电话就能让她母子分离
所以分离对母亲和孩子没有任何影响?
无保护性交只能怨自己,女性有选择权
在你说“女性有选择权”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为什么处在这么有利的境遇呢?
就算是被强奸,只要不是被囚禁当性奴,依然有事后避孕措施
所以女性不懂避孕是女性蠢——那你在说这话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只有性奴被囚禁,怀孕时被解救,后来生下来的孩子才应该单独由反堕胎人出资抚养
反堕胎人最多出资,不可能解决抚养问题。
也应该同时强制强奸犯劳动以抚养这些孩子
你就这么放心把小孩交给强奸犯养?
——————————————————————————
当我们以道德规范要求别人的同时,请首先做到充分同情他人的境遇。
而在任何法案或者其它问题上,如果人的本能同情和道德规范发生冲突,则应当站在本能同情的一方。道德来源于同情,同情高于道德,更高于法律。
感谢点赞。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平论啊
缅怀当年的清华博士&经济学家……
本人是一只懒狗,介绍都不自己写直接在论文中抄……
1.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金融不稳定理论(FIH)
在讨论金融部门总体表现之前,必须先分析单个金融行为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财务状况,这涉及对他们未来现金流的考察。从现金流入方面看,可以细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由经营产生的现金收入(包括利润、工薪、税收);二是由债务人兑现支付承诺而产生的现金收入;三是通过借入或资产变卖产生的收入;四是少量的手持现金。
明斯基认为,资产和负债分别能够产生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间序列,故分析行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即可按现金流的未来表现将其财务状况分为三类。
第一类称为套期保值(Hedge Finance) ,指行为主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前述第一、二种方式所取得现金流入即已超过预计的现金流出。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处于这种财务状况时一般不会发生支付困难。 一般居民户以及低财务杠杆率的企业常处于此种状态。
第二类称投机理财(Speculative Finance) ,指行为主体由第一、二种方式取得的现金流入超过因日常支付及偿付应付利息而发生的预计现金流出,然而尚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付债务的本金。 通常,此种状况下的行为主体必须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正常经营。高财务杠杆率的企业常处于此种状态,而商业银行更是天生的投机理财者。
第三类称作庞兹理财(Ponzi Finance),得名于本世纪2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一桩著名金融诈骗案,一名叫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的法裔美国人策划了一个用后加入者的入伙费充作投资收益付给先来者的连锁性计划(称“庞兹计划”),成为一时暴富,后被拆穿。顾名思义,处于庞兹理财状态的行为主体由一、二种方式取得的正常现金流入尚不足支付日常性现金支付及债务利息。 如不欲变卖资产,维持现有经济规模,则不仅要靠滚动负债偿付到期债务的本金,还要不断地累积新债务。长期亏损性企业常常处于此种状态,而具有高赤字的政府部门无疑是最大的庞兹理财者。 不过,只要外界相信该行为主体之资本尚足以抵债,而且亏空是暂时性的,将来会向良性发展,则该行为主体仍可正常运作,不至于立即暴发债务危机。
在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行为主体因经营而获得的现金流入( 利润、工资、税收) 持续增长,同时市场融资条件宽松,借款既容易、利率也较低。 此时,那些高流动性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行为主体纷纷将其代之以低流动性,高盈利性的资产,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以借入流动性取代资产流动性,相应地提高了财务杠杆率。 这样,原本处于套期保值状态的行为主体不免带上些许投机性;原来就惯于投机理财的企业及银行更是趁机扩大经营规模,将支付需要完全寄托在债务滚动之上;甚至连庞兹理财者也会被看好,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盈利状况会进一步好转,风险不大。
然而,一旦经济走上停滞和下降轨道,利润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则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欣快感”(euphoria,常用于吸毒者) 立即消失。 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做法难以为继,债务滚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此时,投机理财者因现金流入流出对比的变化而成为庞兹理财者,原来的庞兹理财者则到了必须靠变卖资产支付债务的地步( 明斯基称作“以卖出头寸来维持头寸”Marking Position by Selling out Position)。
前面讲过,由于在经济繁荣期间行为主体的资产组合中高流动性资产甚少,一旦对流动性的主观评价转高,原先所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便大幅跌价。 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警觉,对高债务比率的企业产生普遍的怀疑,即便尚不至于成为庞兹理财者的那些公司也遭到信用配给,使他们也加入“卖出头寸以维持头寸”的行列……可以想见,不信任感迅速蔓延,对危机的恐惧笼罩了全社会。 金融资产的大甩卖启动了欧文·费雪在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 Debt-Deflation) 机制,即,欠得越多就变卖得越多,卖得越多越贬值,最终是“债务越还越多”(The more they pay,the more they own),金融危机就此爆发。金融危机不但使已开工的投资项目失去金融支撑,还因资本及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使新的投资失去内在驱动,进而加剧了整个经济的萧条。这种局面要一直维持到工资物价也下跌到极限,重新拉大利润空间为止。
参考:骆玉鼎.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8.5
2.real business cycle: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
RBC模型将商业周期归结为随机的、无法解释的、不可观察的技术冲击。负面的技术冲击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而这种负面影响往往会持续下去,其原因可能是政府的错误干预(如美国大萧条后各国政府争相增加贸易壁垒),也可能是市场自身的反应迟钝,因为配置资本需要时间。(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要素生产力的降低在负面冲击后持续存在,或要素成本的提高 冲击后持续降低的要素生产率,或在投入价格受到正冲击后持续提高的要素成本(Prescott,1986)。
RBC理论的一个主要假设是,个人和企业总是做出最佳反应,经济永远不会离开一般均衡。在RBC理论的Panglossian经济中,考虑到对产出的随机和不可预测的限制,代理人仍能实现可能的最佳结果,市场也会做出有效反应--RBC理论认为我们生活在可能的最佳世界中。
RBC理论忽略了许多这些微妙的动态。传统的生产力措施特别不适合商业周期分析。
参考:Robert F. Mulligan:New evidence on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Real and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nd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3.Austrian business cycle: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ABC)
奥地利学派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货币增发导致的对正常生产结构的扭曲。
哈耶克三角(1931,1933,1939,1941)说明了生产结构是一个增值的过程,最终是交付给最终用户的可消费产出。斜率是套利调整生产资源的价值以平衡收益后的投资收益的对数。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三角是前瞻性的,是企业家计划的一个典型模型,因为企业家期望有一定的回报率,以证明计划生产的合理性。
然而,一旦创业计划在现实中实施,事后的哈耶克三角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稳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哈耶克三角是向后的,因为不同的生产阶段的回报可以是不同的。不同生产阶段的收益只能通过套利来平衡,而且只能在事后--如果一个阶段的收益高于市场,最终资源和在制品的价值应该被抬高,直到收益下降到到市场利率。
由于货币增发导致的利率下降,会减少储蓄,导致对消费品的额外需求--过度消费,显示为暂时的、不可持续的增加。这意味着生产消费品的投资回报率更高(Garrison, 2001, p. 69). 创业规划者会试图通过将中间阶段的产品推向市场来满足这种额外的需求。如Kirzner(1997年,第37-41页)的 "半生不熟的蛋糕"。
4.comparison:对比
4.1.RBC:可以用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来描述RBC衰退。C和I的选择取决于市场利率r。RBC理论假定一般均衡不变,其中衰退是由随机的内向运动造成的,且只有在随机的、不可观察的因素正确地汇合在一起时才会结束。同样,弗里德曼(1963。1993)的商业周期的采摘模型也是从一般均衡开始的。一般均衡,但假设不可避免的随机冲击会将经济向内拉出边界。

4.2.ABC:信贷扩张通过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打下楔子,使C和I一起增加。从 PPF 的任何一个起点出发,经济都会不可持续地向外移动,这是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曲线的不可持续的右移。早期阶段的生产活动被扩大,就像时间偏好下降一样,与较低的利率相一致。后期的生产活动紧缩,好像时间偏好上升了一样。

简单地说就是,人为的货币扩张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回到货币紧缩,而货币紧缩的阶段会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
4.3.FIH:考虑PPF的随机性,其平均值不断扩大,但方差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在图5中,PPF的实际标准误差为sigma1,而较小的、可感知的标准误差为sigma0。企业的决策取决于sigma0。随着扩张的延长,sigma0变得更小,因为企业逐渐低估了风险暴露,同时sigma1也随着实际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企业借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使经济向ABC理论中的投资支出倾斜。企业对不断扩大的前沿阵地作出反应,但未能察觉到不断增加的方差。当高的负参数值最终发生时,现金流下降,杠杆率最高的公司被迫抛出被高估的抵押品,妄图偿还债务。这些资产的价值被向下重估,债务通缩发生。

全民大健身+__+
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呀,很简单嘛,想睡觉倒头就睡,起来就拼命挣钱,这不也是生活嘛?
我觉得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也不太占人家的,我总是要偿还的,对吧?人嘛,越简单越好。越简单,你不欠别人的,你反而可以洒脱地去生活。你住在酒店里,毕竟人家酒店可以出去卖钱啊,那为什么你白吃白住啊,对吧?或者我能帮酒店干点儿什么,那我住的酒店也还是值得的,对吧?
我建议,你晚上7点以后,沿着黄浦区的街道走一走,看看市井当中的普通老百姓、外地人,或上海人,你会觉得他们比我有采访价值。
这位电话亭女士,挺通透的,大隐隐于市啊。
但是她能創造出一種虛幻的愛情/知己感,然後在時間結束後戛然而止,最終男方掏空錢包一無所得。
既然是交易那么就是双方自愿,营造“爱情”的感觉算是附加服务,我觉得只要事先说清楚不要欺骗就没问题(例如搞仙人跳杀猪局),类似不要做虚假广告或者卖假货。
历史上“文妓”也并非只是提供虚幻的爱情,有些人是真情投入的,所以才有各种流传下来的“名妓从良”的故事。
@Galina #185572 是啊,传统婚姻中一般认为妻子有义务满足丈夫的性要求,所以有人认为传统婚姻是性的批发出售(一般情况下女方是卖方男方是买方,因为婚姻相当于是女方的工作)。
其实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从对“婚内强奸”的争议上就可以看到。知乎有个讨论中提到,目前中国国内的法律实践是,在同居状态下,夫妻双方有义务满足对方的性要求,即使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强上也不算强奸。(当然妻子强上丈夫也不违法,不过由于体力差异和生理特征,这类案例较少。)
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对等人身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容,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和性生活的法律承诺。因此,从法律上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性权利自由的侵犯。相反,如果妻子同意与丈夫以外的男子发生性关系却构成对合法婚姻的侵犯。所以,如果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不顾妻子反对、甚至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属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与妇女进行性行为,不能构成强奸罪。
一般情况下,婚内强奸不会被认定为犯罪,但是如果系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己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婚姻关系实际已处于不确定中时,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则可以被认定为犯罪。
事实上,中文词汇中“强奸”一词,就限定了此罪排除了“婚内强奸”,因为只有婚外性行为才是“奸”(一般指有夫之妇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有妇之夫与妓女发生关系则不算“奸”;因为传统婚姻单方面要求妇女守住“贞节”也即不能一性多卖)。“强”或者说非自愿的性行为,是“奸”的修饰而非必要条件。这种“婚内无奸”传统延续到了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
丫丫是谁?
这是人为制造出一个寻租空间么?
我觉得有寻租空间。
前台实名比显示属地更真实
因为本来搞IP属地显示就不是为了所谓“防止造谣”,中宣部自己就是造谣的头子,底下还有一群奉旨造谣的大V营销号。我觉得他们搞显示属地就是为了威吓发言的人,以及可以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位接受采访的性工作者看上去属于比较“高级”的陪游,独立工作(类似香港的楼凤),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方式和对象。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对性工作的看法蛮复杂的(正如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内部也有很多流派和分歧)。反对性工作的人认为,不是基于需求和吸引、为了换取金钱而进行的性行为是对身体的侵犯;性工作很多情况下是强迫的;性工作者更容易经受强奸、暴力,对底层妓女来说,工作的危险程度与其报酬不成比例;性工作会加深女性的从属地位,因为绝大多数从业者是女性,它将女性物化成为了为男性的享乐而存在的“商品”;性工作是社会经济结构不平等的体现,很多底层的性工作者缺乏更好的选择。如一位反卖淫的女权主义者说:“如果卖淫是一种自由选择,为什么选择最少的妇女(指那些穷困、受教育水平低的妇女)是最常选择(卖淫)的妇女呢?”
支持性工作的人认为,女性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性工作是一种商品交易,只要是自愿、不被胁迫,那就是性工作者在其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选择,不应该认为这些进行性工作的人是“被迫无奈”;有些女性选择成为性工作者,是出于她们对性的热爱和对权力的渴望;当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时,性工作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客人或某种性行为,其“性自主权”反而高过传统婚姻中的很多女性——婚姻也是一种交易,而传统婚姻中的女性是在以家务、性服务与生育换取生活来源。
(当然其实男性也有陪游,例如日本的男公关。)
我认为每个性工作者的情况不一样,比如文中的 Oihane 与街头的底层妓女肯定差别很大。比较有名的“高层”陪游,我记得还有一位,叫Sufiah Yusof,她被称为天才儿童,13岁就被录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数学,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离家出走并选择成为一名陪游(据说十多年前时薪就有130英镑)。她自己有一个博客,叫inquiring feminist。
我觉得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前几年的贸易战、对于中国偷窃知识产权(商业间谍)的负面新闻、有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香港事件、新疆集中营事件,当然还有之后的covid以及中国政府甩锅美国。
连岳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一枚。现在恰爱国饭的人当中骗子太多,傻子都不够用了。
根据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2/05/01/2478757.html,显示IP属地也有“特供”。
4月28日,新浪@微博管理员 ,正式发布IP属地功能升级公告:即日起,平台全量开放评论展示发评IP属地小尾巴功能,上线“个人主页一级页面展示IP属地”功能。
#微博全量开放IP属地功能#消息公布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重点来了,这项功能不是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而是一项强制开启的功能。
微博会根据你近期发博、发评论和投票的IP属地来判定你所属的地区,国内用户将显示到省份/地区,国外用户显示到国家。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微博对IP显示的规定又有变动。
从今天开始,名人、明星、企业等突然不再显示IP了。
明明是同一条微博和同样的明星,昨天显示过的IP地址确实没了。
虽然之后微博CEO王高飞解释称,目前前台实名的媒体、企业、名人不显示所属地,“后台实名认证”用户还是要显示属地,并且前台实名比显示属地更真实。

张爱玲说她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却往往让人佩服。细细纵观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没有出过大的差错。香港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披露了张爱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态的状况,以及她逃离中国大陆的经过。
在张爱玲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么清楚的立场,可见她决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政治白痴。这就不难理解她在1952年能够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势,及时离开险地的行动,也成为了后来的马思聪等人的榜样。
1949年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时,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
《张爱玲的闺密》: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份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在这时,张爱玲已经知道她不得不改变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了解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在这一时期,她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是她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十八春》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阴差阳错。世钧的良善和软弱,曼桢的痴情和不幸,还有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甜酸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虽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属,令人惋惜,却各有所配,从此走向新生。全书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关人物也离离合合了十八个春天,正暗合传统京剧《汾河湾》的旧典。
《十八春》表现的固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明显纠缠着政权更替国家重建的大历史叙述,是宗法“苍凉”、主张“参差的对照”、一直致力于杂陈历史的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处理虚构叙述与历史进代关系的一种新尝试。以至有论者认为《十八春》联结着两个时代,联结着两个张爱玲;一个以往的张爱玲和一个可能有的新有张爱玲。
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当时“梁京”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张爱玲的读者从《十八春》的写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风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张爱玲。金宏达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缘〉)》中这样说,“读《十八春》读出原来的张爱玲”。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请自己呢?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
张爱玲首次参加了组织的大会,她穿着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朴素的装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但是在这会场上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中山装中,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突出。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到1951年底时,政治的气氛似乎更浓了,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毫不例外要进行思想改造,像张爱玲这样从沦陷区、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当然更得“改造”了。这时的张爱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政治白痴,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危险。
她预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胁。**她说她怕交响乐,因为这交响乐像政治,“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她心中涌出一个念头:出走。
《张爱玲的闺密》:香港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学去询问能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很快香港大学校方就答应了她。后来夏衍知道时,一片惋惜之情,却又不置一辞。这样一个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损失,但留下来,以后能否继续写她的小说都很难说。
**她担心夜长梦多,因此,她对谁也不说,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姑姑知道。临走前,她与姑姑相约,为避免以后的麻烦连累姑姑,一走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爱玲保存,这样,相依为命的姑侄二人就从此决别,永远没有了相见的一天。她一人由上海到广州,再由广州乘车到深圳,通过罗浮桥,对面就是香港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中国大陆。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
后续出来了。
(竹新社)据报道,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中国政府将放宽针对科技巨头的管控,期望科技巨头拉动经济复苏。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整改和罚款、调整“限玩令”、利用电子平台分发消费券等。网信办将在下周会见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
《南华早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周五下午和晚间先后援引匿名消息人士作出上述报道。
《南华早报》报道称,预计座谈会将在劳动节假期之后召开。**中国政府将向科技巨头确保政府不会要求他们整改,也不会突然对他们罚款。同时,中国监管机构之间也会召开会议,在内部统一政府下达的有关放松监管的决定。**这一会议最快将在本周末召开。
报道称,网信办座谈会主要传达的主旨是:国家希望他们增长,国家也希望他们能通过帮助分发消费券等方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监管机构有计划调整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长的“限玩令”,还计划购买科技巨头1%的股份,以便介入公司的日常决策。2021年,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官方间接控制的公司来持有1%的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股份。当时的报道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对抖音和微博等内容导向的企业施加更大控制,以便控制网络舆论。但这次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这次计划将这一措施扩大到其他互联网平台公司,包括腾讯和美团。报道援引的两位消息人士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为了确保科技公司能够同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保持一致,帮助这些公司减少不确定的政策因素。
中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对科技巨头施加的强监管,叠加中概股退市潮等多重因素,导致中国科技巨头股价暴跌、屡屡裁员,对经济影响负面。
周五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会后通稿称 (http://www.news.cn/2022-04/29/c_1128608127.htm):“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南华早报》报道认为,这是来自政治局的最积极政治信号。自2020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打压科技巨头平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报道还称,政治局这次打破了中国政府通常不在股票交易时段发布声明的传统。 《华尔街日报》报道亦称,尽管通稿提到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但没有提及具体期限;同时通稿亦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用词偏鸽。会议还提及了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议强调通过投资基建来拉动经济增长。报道认为,尽管基建和房地产等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已被证明是推动经济的强劲动力,但部分基建项目本身的意义存疑,大兴土木也会增加债务风险。
受这一利好消息驱动,中国股市周五上涨,上证综指收复3000点。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领涨,周五恒生科技指数涨10%。美股方面,截至美东时间正午发稿,拼多多涨逾17%,斗鱼、Bilibili涨幅近15%,阿里巴巴、美团、微博涨幅逾10%,腾讯控股、京东、百度等均一度录得逾10%涨幅。
填词和声音都不错。赞一个。
张欣和王丹、陈云孙女都是好友
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她上面有人”)
而且她不在中国。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西游记》里的女王真的太美了,又温柔,还是女王。我一个直女都撑不住,唐僧什么圣人啊。
他遇到了以前的同学即女主,两人互生好感,但男主却为自己的残疾自卑(起码是不能XXOO了),两人的关系就被这种自卑啃噬,几经周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唉,太不现实)。
因为现实中稀少(但肯定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值得记录。
我们自认为打破了信息的壁垒,其实打破的是保护我们的屏障。
我都气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