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她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却往往让人佩服。细细纵观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没有出过大的差错。香港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披露了张爱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态的状况，以及她逃离中国大陆的经过。
在张爱玲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么清楚的立场，可见她决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政治白痴。这就不难理解她在1952年能够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势，及时离开险地的行动，也成为了后来的马思聪等人的榜样。
1949年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时，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
《张爱玲的闺密》：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份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在这时，张爱玲已经知道她不得不改变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了解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在这一时期，她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是她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十八春》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阴差阳错。世钧的良善和软弱，曼桢的痴情和不幸，还有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甜酸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虽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属，令人惋惜，却各有所配，从此走向新生。全书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关人物也离离合合了十八个春天，正暗合传统京剧《汾河湾》的旧典。
《十八春》表现的固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明显纠缠着政权更替国家重建的大历史叙述，是宗法“苍凉”、主张“参差的对照”、一直致力于杂陈历史的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处理虚构叙述与历史进代关系的一种新尝试。以至有论者认为《十八春》联结着两个时代，联结着两个张爱玲；一个以往的张爱玲和一个可能有的新有张爱玲。
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当时“梁京”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张爱玲的读者从《十八春》的写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风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张爱玲。金宏达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缘〉）》中这样说，“读《十八春》读出原来的张爱玲”。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请自己呢？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
张爱玲首次参加了组织的大会，她穿着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朴素的装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但是在这会场上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中山装中，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突出。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到1951年底时，政治的气氛似乎更浓了，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毫不例外要进行思想改造，像张爱玲这样从沦陷区、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当然更得“改造”了。这时的张爱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政治白痴，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危险。
她预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胁。**她说她怕交响乐，因为这交响乐像政治，“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她心中涌出一个念头：出走。
《张爱玲的闺密》：香港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学去询问能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很快香港大学校方就答应了她。后来夏衍知道时，一片惋惜之情，却又不置一辞。这样一个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损失，但留下来，以后能否继续写她的小说都很难说。
**她担心夜长梦多，因此，她对谁也不说，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姑姑知道。临走前，她与姑姑相约，为避免以后的麻烦连累姑姑，一走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爱玲保存，这样，相依为命的姑侄二人就从此决别，永远没有了相见的一天。她一人由上海到广州，再由广州乘车到深圳，通过罗浮桥，对面就是香港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中国大陆。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