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啥意思啊？纽约时报竟然能批评美国政府和总统？你这不是夸美国有言论自由吗？

啥？中国也有言论自由？那请找出一篇国内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吧！

@奭麦郎 #187653

这个主意好，从倡议到审批到拍摄，上上下下，凡是跟这个片子有关的人员，都按上海标准关两个月，体验一下“保卫战”的伟大。

@Nemo #187678

嗯，是的，这个很有可能。但这也就是文中说的“最坏结果”。

我之前分享了李宇晖讲的有关民主的政治逻辑。但文章太长，大家可能没耐心看完。在这里我把其中有关选举的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选编了一下，回答下面的问题。

有关于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是说中国人被极权统治太久，民智未开，如果一下子搞民主公投，会全国大乱，甚至可能选出个小鲜肉当总统。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那么强势，资源那么多，就算搞选举也是他们最有优势。比如习近平去参选，他一定动用国家机器帮助参选，最后还是他赢。这两种论调不管口吻如何，似乎都是在说，现在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和选举。

下面就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几乎总是对的！

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民智未开不要紧，不懂政治不要紧，只要有少数人懂就够了。假设大多人投票是乱投，那么这些乱投的票会随机地平均分布在各个选项上。最后的结果其实少数懂政治的聪明选民所决定的。

当然，要想保证那普通选民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如果你只扔 6 次，没法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这时候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但是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 大数定理。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即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普通选民的选票会在所有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真正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此处 @陈士杰 ），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除了最坏的结果，其他的结果不就都比没有选举好么。 那你说有选举好不好呢？

有人问，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但他还是通过选举上台了。是否说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有错呢?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希特勒不继续搞选举了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有选举更糟。

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说的话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值得信任的候选人。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随笔杂谈丨“禁止随地吐痰”的演化

作者：沈栖 原文：东方网

“禁止随地吐痰”业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自律，它是没有国界的通例。谁任性随地吐痰，都将会受到众人的呵斥、侧目、嗤鼻，甚或罚款。然而，吐痰从随意到禁止，却经过了一段演化史。

人类学家罗斯·孔伯说：“吐痰被建构为不文明行为，在西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好几百年时间的不断推进才将这一可以接受的行为演变为不能接受。”他观察到，西方人吐痰表现出一种男子气派。在欧洲不少国家，年轻男子常凑在一起吐痰，看谁吐得多、吐得远、吐得准、吐得有力量。无怪乎，电影《泰坦尼克号》有个镜头：萝丝请求杰克教她吐痰，她要“像个男人般吐痰”。虽然在中世纪吐痰依然很普遍，但有所收敛，如人们可以将痰吐到桌子底下，不能随地乱吐；站立时吐痰，旋即用鞋底搓掉。

即便如此，人们认识上也逐步转变，将吐痰目为“下流行为”。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与意大利作家卡萨分别于1530年和1558年撰文耻笑随地吐痰行为是“龌龊的、粗野的、不文明的”，并且呼吁全社会摒弃之，但呼应者寥寥，随地吐痰之陋习并没有敛迹。

人们真正彻底认识“随地吐痰”危害性，继而厌恶、排斥之，是基于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和普及。1882年，德国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并指出痰是传染的重要媒介，因为结核杆菌在痰中可以存活一整天，世人不免“谈‘痰’色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国家政府重视以立法形式来禁止随地吐痰。如1886年，法国卫生部颁布了全球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截止1916年，美国213个城市中有195个制定了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诸如“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随地吐痰！”“随地吐痰传播疾病，遗祸子孙！”的警告语触目可见。

反观我国，作为不讲卫生的顽疾之一，随地吐痰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唾痰自干”之类的成语。19世纪后叶，这一恶习的危害性逐步被人们所认识。1875年，清代光绪年间，全国首部公办学堂使用的《简易识字课本》中规定：“若有痰唾，勿吐于地”；孙中山曾感慨：“随地吐痰和任意放屁乃是中国人的两大恶习”；1930年，留学归国的细菌学家高士其告诫国人：“每24小时之内，一个肺痨颇深的人，口里所放出的结核杆菌共有15亿到40亿个。真是一痰之微，不知害人多少啊！”解放后，禁止随地吐痰再度引发政府重视和众人关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始，它成为了现代文明生活的要素之一。198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禁止随地吐痰，违者罚款0.20元，据说实施规定当日，竟罚款20余万元。2003年起，罚款金额提高到200元。时下，随地吐痰现象陡然消减，有痰吐入手纸然后扔进垃圾桶已成为了国民现代文明素质的一个表征。

末了，还要讲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鉴于新加坡立法对随地吐痰者最高可处鞭刑，1994年，美国“搞笑诺贝尔奖”将“心理学奖”颁发给李光耀，其意是：随地吐痰可耻在西方社会已是共识，新加坡居然以鞭刑来禁止它，小题大做了。当然，禁止随地吐痰理应以道德自律为主，但辅以法律约束，何以“搞笑”？

《斐姨所思》Podcast节目，本週的【阿姨想知道】单元，邀请到前凤凰卫视驻印度记者、现为区块链金融新创公司XREX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的“印度尤”尤芷薇，和大家聊聊加密货币中的稳定币（stablecoin）到底是什麽？前阵子UST和Luna为什麽会崩盘？以及各国政府又该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呢？

• 本集TimeCode -

01:03 印度尤回台后为什麽会投入加密货币产业？

03:51 稳定币（stablecoin）是什麽？

10:29 UST崩盘是庞氏骗局吗？

13:16 加密货币为什麽会出问题？

15:39 建立加密货币的监管机制会有哪些困难？

18:48 监管机制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吗？

21:08 为什麽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密货币？

22:53 加密货币将成为新的货币战争

24:31 美国的监管机制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27:09 发展加密货币科技对台湾有什麽帮助？

29:20 台湾人要如何用加密货币做印度的生意？

跟亲朋好友是不可能谈六四的。亲友中就算有人同情学生，也出于惧怕而不愿多谈。

坦克人是运气好。运气不好的被碾平了。方政被轧断腿的照片去搜搜看？

播客收听链接：https://www.bumingbai.net/2022/06/ep-002-pei-minxin-text/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作为文革后中国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裴敏欣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 《不明白播客》与裴敏欣教授就中国坚持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进行了一场对话。（文字版全文）

时间轴：

01:02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封城乱象的看法

04:20 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上海封城、坚持清零的时刻

06:04 中共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逻辑

11:10 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15:38 如何看待“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一说法

17:24 中国的数字极权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22:25 中国能否变成一个大北韩

26:40 上海解封后会否像武汉当初那样，民众开始感恩政府

30:08 裴敏欣曾在2017年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这一看法现在是否改变

33:40 尼克松访华是否是一个错误，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是否还有有改善的可能

40:58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的误解

42:44 普通中国人应该如何在乱世中保持希望

嘉宾推荐：

1. 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豆瓣链接

2. BBC战争纪录片《战场》（Battlefield）

3. 《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 Power），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著

官网：bumingbai.net

推特：@bumingbaipod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袁莉。

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

裴敏欣是上海人，在1978年考入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他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

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我们会在节目页面写出这些书的书名。

敏欣，你好！

裴敏欣：袁莉你好！

袁莉：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一个多月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您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裴敏欣：我心情很难过，因为上海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治理很有方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说上海不能应付这一场危机，那很难想象中国其他地方会对这个危机会怎么样来处理。但上海你现在看来就一个多月来看，那明显就是处理得是十分糟糕。不管是从技术层面也好，从政策层面，然后从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得到的效果来看，那可能比以前的武汉更糟糕。因为武汉他情有可原，因为武汉是第一次碰到那种情况，那上海你是有许多经验可循的。

至于我家里情况呢，就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住院了，就是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她九十一岁了，但是由于上海要把所谓的定点医院给腾出来，那我母亲她很不巧住的医院被定为是定点医院。，用来就是医疗新冠病人的。所以呢，九十一岁的老人放在救护车上，装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医院去。床位又比较紧张，她本来是两个人的病房，变成了六个人，睡觉、休息都很不好。然后我姐姐又没法去，是我姐夫去照顾，所以照顾得也并不那么好。前几天她去世了。那真是很难过啊。

袁莉：啊。。。

裴敏欣：就是你他们碰到你家里人，在这么一场就是危机里面离开你，而且没有很像样的一个告别，就是个火葬场的车把她给拉回来，再很快地给烧掉，骨灰又没办法拿出来。所以整个就是从我个人心情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我就感到应付这场危机当中，中国政府他是不可以做得更合理一点、更人性一点？对于我就这种情况就是本来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像这种悲剧，我会我远隔中国那么一万多公里，还会很亲身的体验到。

袁莉：对啊，我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很多家庭都经经历了这样子，老年人本来身体就不是太好，然后被各种折腾。

裴敏欣：然后就对我想就是当然我母亲肯定不是一个单例啊，肯定有很多类似这类的人。所以隐形代价是很巨大的，可以说是没法计算的。当然许多人失去自由、他心灵上的创伤，他有许许多多的不愉快，那就是更没法计算的。但是你从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有许多，所次生再难，许多老年人去世，都是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

袁莉：对，就是太多人就是发出这种感慨，说，“哦，这是上海啊？这是2022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上海，或者这样的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时刻呢？

裴敏欣：绝对相似是没有，但是还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就是说表面现象不一样，就是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场灾难呢，而且是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灾难，因为它是可以避免的，它许多采取的措施，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代价又很大。

你看就是经济代价也好，人对健康生命、心理，许许多多，包括政府，它本身也花了很大代价。你想就是一下子，从国外看上海，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窗户，是中国可以拿出来跟西方，说“哎呀，我一点都不比你差。”但是现在就是说，一看你就是…一比就比出来了嘛！

但是你要从历史上说，当然我想起最可比的就是大跃进啊，大跃进更惨啦，大跃进是人为的。而且大跃进就是很明显，包括当初共产党里面的高层干部，像彭德怀、周恩来啊，都认为这是错的，但是没法指错。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值得深思的。为什么就是大跃进是五九年到现在63年，怎么同样的政治逻辑还继续在运作？

袁莉：对，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民众怨声载道是吧，然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也是一塌糊涂，但是中共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呢，你能否解释一下这背后的这种政治逻辑？

裴敏欣：这里面呢，从两层来讲：一个呢，就是政权跟社会的关系，一个是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

先从第一层次来讲，就是政权的跟社会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权现在跟五九年的时候，尽管说表面上看很不一样，但实际上它本质还没有改变，就是她是一个无限权力的政府、政权，社会对他没有任何制约，它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这个政权要做什么事情呢，唯一能够制约它的就是它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在毛时代的人，就看五九年的大跃进，当初就是还有一点声音，像彭德怀那种声音会出来会试图让最高决策者改变主意。但是如果最高决策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那么这个政府它还是有一定纠错机制。但是呢，如果最高决策者把这种不同声音看成是对他权威的挑战，那么他会采取硬来，或者变本加厉的一种办法。

其实五九年你去看大跃进的历史，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大概七月份，之后，死的人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那就是一个变本加厉的机制。这就是说现在的政权、中共的最高层，它也是缺乏权力制衡的机制。

再就是中央集权之前，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为什么这三十年前中共相对平稳呢？它当中有一个权力制衡这个机制，就是你不会犯很大很大的错误。当然呢，由于权力制衡，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你办不成。比如八十年代，陈云的反对使许多邓小平的改革步骤不能展开，江跟胡时代中共的权力基本上是共享的，那现在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很容易犯重复大跃进以前的错误，

袁莉：对，就是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出任何话了。

裴敏欣：不敢说啊！人家说共产党的高官笨啊，我说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聪明得不得了，你看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知道啊，他们都看到以前说真话的人是什么下场，跟领导对撞的人是什么下场。

而且呢，这个体制里面的这种机制啊，并不仅仅是在高层，他从上到下的，在省一级、县一级、市一级，甚至到街道社区，它都一样的。

袁莉：它是非常唯上的一个体制。

裴敏欣：唯上，而且我另外一个观察呢，就我就多年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这个体制，就是说你如果上面往下要做好事呢，它是层层打折扣，为什么？它涉及利益很大。所以一件好事啊，比如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主意，比如说上面是100的主意，到下面能够实现5%，那就是很好了，但是这个体制有一个很坏地方，你如果要做一件坏事啊，层层给你放大，就是说比如说上面它有这么一个想法，到了下面，只要这个事是对下面当官有利，它宁左勿右，它有一个做坏事放大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旦最高层他本来的政策是错误的话，那到下面呢是糟糕的不得了。

袁莉：对。您上次好像跟我说了一个孙立平老师提出来过的这个叫“作恶授权”,是吧？是这个意思吗？09:58

裴敏欣：就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政治体制它都有一个内在运作逻辑，那么中国我们我们都知道不作为没事，做坏事只要受害者是老百姓，没人管你。但是呢，你一旦违反上面的意志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体制他是个很工具化的，是很多功利主义驱动的一个体制，所以他说只要你给我把什么事办成，你别跟我去讨论代价的问题，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语言中国官方是很多的，那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这仔细去想，就是不惜社会承受代价，你看那当官让他承受什么代价？他跟就不干！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作恶授权”的这么一种体制啊，那就是当老百姓很苦的。

袁莉：就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维稳的机制，然后到现在的这种清零的政策都是一个逻辑。还有就是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呢？11:10

裴敏欣：我看就是看了一些国内出来的视频啊，还有听到一些故事，他有几个不同。第一，中国社会现在变得很十分好管。为什么呢？你从建筑设计来讲，就是农村他们没法搞清零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边界、围墙、小区，就是你要农村清零，你不知要调动多少人来，不让人走，但是市区很十分好管，楼下给堵住，用铁丝网，派两三个人就可以把几百个人给关起来。这就是中国现在政府对社会控制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第一个是从建筑设计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就是从技术用手段，什么健康码、让你到哪里都不能动，因为它很简单，只要一个中央控制的务器上做一个什么处理，许多人就都不能动。

另外呢，我看动态清零现在警察很多，就是上海话叫大白，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专政机器的确是强大无比，人力资源丰富。

然后我看了许多视频，让我一个不解的就是那些人啊，所有执法的人，上海叫大白啊，他们怎么一点都没人性？就是做了许多事情很明显的，就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就是说他明明看到就是一些普通的民众，都是有很实际的问题，需要他们解决，他们都很凶，一点都没有情理，所以这些就是……

袁莉：这不是一月份的时候，西安不是最早出现这些事情嘛？我就写了一个“平庸之恶”，就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就说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被命令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对的，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升职呀这种个人的打算来做事情的。当时这个专栏出来以后，我还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过。

但是这次呢，因为上海这个疫情的事情，结果就有人把官方骂我的那篇文章找了出来，就说“哎呀，她说的是很对的呀。”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好像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做到根本不管不顾人的死活，不管不顾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个确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那些人到了位置上就会这么做呢？13:07

裴敏欣：对啊，所以这就是这次危机过了之后，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你说这次危机跟历史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当然呢，最相似的就可能是大跃进，因为从认为灾难的角度，那另外一个你从那种人的那种，你讲的平庸之恶也好，文革当中也很像啊，许多那种人的那种无情，那种残酷，都是平民啊，你看文革里面，他做许多的这种坏事。

袁莉：对，红卫兵啊。

裴敏欣：这都是以后我们思考问题，

袁莉：就是就是这个制度到了一定程度，它实际上把人性恶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裴敏欣：许多坏的地方，你放大了，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就是说使得你啊，第一不能做好事，第二呢做坏事是没有惩罚，所以这就使得“平庸之恶”是一个普遍现象，

袁莉：你知道大白吧，就是现在因为你穿上大白的服装，你好像就有了权力。所以现在我们的朋友都在买这个大白的衣服，说既然穿上就有权力，为什么不呢？就是很滑稽很滑稽。

裴敏欣：对啊，那我就跟你讲，在文革的时候你只要戴红袖章，你就可以到人家家里去抄家，去抢东西，去打人啊，没人管你啊。

袁莉：还有就说有人说这个清零是一场社会控制的试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是现在也有讨论，就是关于“上海新疆化、全国上海化“这个说法，您怎么看这种讨论呢？15:38

裴敏欣：可以讲呢就是中国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维稳，那么这次其实这是维稳的实战试验，中央政府他可以发一个命令，一下子可以把上海来2500万人，一下子就可以让你两个月不出门，动用了不得了的社会维稳力量。他其实这次用的就是维稳力量嘛，武警啊、居委啊，什么都用上，还有网格化、什么健康码，都用上。甚至包括网络审查，就是有许多人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都给屏蔽了嘛？不管就是新疆化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它一下就可以把2500万的人给关两个月，现现在一个半月了，现在看他还至少有关一两个星期，那是不得了的。

你就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它有能力能够在两个月内把2500万人都关在家里，叫什么“足不出户”，这是很难难想象的。当然跟新疆还是有许多具体上的差别，因为新疆用的许多技术，它还没用呢。他用了一些类似于新疆的控制办法，但是还是没有把全套用上，他毕竟是对待汉族人啊，它不是对少数民族啊。

袁莉：对对对，那肯定了。新疆人受的苦，我们真的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这次的实验成功，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行的数据极权，中国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就那样的话，中国和有斯塔西的东德、有克格勃的苏联和有雪亮眼睛群众的毛时代，会有很多的更多的相似之处呢，还是说会怎么样？就是现在现在大家都在想。17:24

裴敏欣：现在就是…因为我最近写书里面就讲，从毛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到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利用技术，很明显跟以前所有的克格勃也好，斯塔西，就是东德的安全部，来比，他们是十八世纪，那中国是二十一世纪。

因为有几个很不同哦，第一呢，就是中国所谓清零中有两点。一个呢，它是的确有群众运动，他动用的人力资源不得了，光靠技术是没用的，最有效的这种监视体制，他一定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系统，加上一个高科技，缺一不可。像东德克格勃，他们基本上当初是靠人力，东德当初是1500、1600万人口，它的国家安全部有9万人，就是就是0.8%左右的比例啊，如果中国用这个比例的话，中国今天的安全部要850万人，那你想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技术，他就是靠人。但是中国从毛泽东是在用的，就是所谓叫“枫桥经验”，就是发展许多群众，群众的“雪亮眼睛”，举报啊，线人啊，中国叫特勤，叫信息员，多得不得了，就是靠这个弥补。因为中国穷啊，所以穷有穷办法。所以呢，中国就是在最近，基本上是这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运用现代的技术的，那么在这之前呢，都是靠群众路线。

那现在有了技术之后呢，就把其他国家，就以前那种专制国家，或者集权国家的秘密警察系统，甩开十万八千里了，真的是可以这么讲。因为他现在不得了的技术啊，特别是最近出来的差不多二十年的，叫天网系统，过去七八年里面又开始建的雪亮工程。他都是用最先进的一个技术来人脸识别啊、云计算、云储存，那叫智能卡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才知道什么什么叫“智能卡口”。就是说现在你为什么你有了黄码之后，在这清零当中你可以寸步难行。就很简单，你如果说被警察发现了，他知道你了，他只要把你身份证号码和照片输进他的系统，你到哪里都可以把你给抓住。

还有就网格化，这个网格化差不多是1000人就有一个网格员，专门来管你，他身上带一个手机，当然是政府发的，跟街道的一个系统接在一起，有什么事情他就跟街道讲。所以这一系列，我想中国现在这个系统，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历史上最先进的，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他。现在就是这这套系统，就是说城市是最发达，但是过去五年内呢，他开始朝乡村延伸了。

袁莉：乡村也很厉害，这次就是农民下地种田是要凭证的，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乡村现在管得也很严，只是我们可能都还看不到的。还是就是回到上海还有这种的清理政策来说，几十年来呢，中共和中国民众签订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发展获取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或者能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可以容忍中共对个人权利的打压，甚至就是说你可以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都埋头挣钱过日子不说话。但是这次呢，清零运动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很多普通人就是交不起房贷呀，还有很多的企业都是很困难的，出口、消费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对中共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吗？还是他已经控制到了极限，其实也无所谓了？21:30

裴敏欣：那肯定有威胁。因为呢，我一直在想，就是中国是否能变成一个大北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北韩他没有什么合法性吧，就是靠暴力，靠残酷靠镇压，在一个14亿人的国家实现北韩这种统治办法，在毛时代是可以试过，因为他穷，当时都封闭，你可以，但是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你如果说失去了一个所谓政绩合法性，完全靠消息封锁、暴力、秘密警察、技术监控，那是否能成功，这是一个还被尝试过的试验啊。我自己想是比较困难都，因为毕竟就是那么大的国家，比较难管。再有就是因为金家是一个家庭，是一种王朝政权，但中国毕竟是个党啊，党里面他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的。

当然这要看了，就是经济跟一个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有一个发酵时间，他有一个时间段的，并不是说今年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工作没了，我明天就得上街了，因为他有许多那种机制啊，可以把民间的怨气传到精英当中去。因为最终这种政权都改革，它肯定是精英内部发生分裂了。你要看就是毛泽东后期，明显是统治精英集团内部分裂了，就是陈云、华国锋、邓跟四人帮决裂了，然后呢，华国锋跟邓又决裂了，才会出现改革开放，那么就是民间到精英里面呢，这是一个黑箱了，我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一下现在不可能就是政权的精英，他不知道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如果说过了一两年，经济很不好，那精英它本身也受影响啊，因为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经精英，他们自己家里的人赚不了钱了，他自己腰包也相对缩水啊，那他自己也感到他会感到这个政策的失败，还是有一段发酵时间。

因为我是经过文革的。我记得就是说在毛泽东死去前三年，那中国是文革十年，经济很糟糕，我觉得就是我父母、哥哥十几年没涨工资啊，就是穷得不得了。那那时候但是到了后几年，感到实在不可忍受，所以会出现1976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这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周恩来的，是因为怨气积了十年了，他还是有一个发酵过程。

因为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看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在这次上海危机、清零中给暴露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有政治权利，中国老百姓把政治权利交出来，但是我要有一定的个人自由，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穿什么衣服啊，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做跟你政治无关的事情，你不要来管我。但这次动态清零，一下就让许多老百姓感到，我那点以前一直是认为是我天生就有的个人自由也没了。因为本来就是说，中国它不是一个民主，他们说政治民主无所谓吧，但是只要我有个人自由就可以了。但这次他明显看到，你如果没有民主，你个人自由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你的个人自由的。所以这一次我想，这个层面恐怕就是对共产党的权威威信的负面冲击是很大的。

袁莉：是，很多年轻人以前从来都不谈政治的年轻人，不谈权利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这次都觉得哦，怎么我干这个都不可以了？怎么大白就可以来我家里面拿着这个消杀，就把我家的所有的、我的好的名牌衣服全都给我毁掉了，把我的木地板也毁掉了，我的钢琴也毁掉了，我的书也都没了。就是说难道这个要发生到我身上嘛，他们就受不了了。

裴敏欣：对啊，使我想起托洛茨基一句名言，他说，“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那么这次呢，可以把它就反过来讲，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找上门来了啊！

袁莉：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说回来。就比如说武汉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的朋友圈和微薄，当时群情涌动，但是武汉封城过后，大多数民众很快就忘记了那70多天的痛，开始感恩政府，为中国的防疫模式点赞，要欧美来抄作业。那这次上海或者这个封城的城市解放以后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呢？26:40

裴敏欣：这呢要看，就是说武汉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跟西方有一个参照，但现在大环境不一样，如果说上海解封之后，因为中国他在防疫上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就是错误的事，是比如说疫苗、接种人群，现在因为人家参照啦，人家躺平之后反而效果比你更好，那就说明你政策不对。

所以我想呢，今后呢，有几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假设这次上海他动态清零坚持住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自己是比较怀疑啊，因为这个就是坚持…

袁莉：坚持就是胜利，这几天不停地说。

裴敏欣：就是现在就是的，就是没有到底了，坚持就是胜利，所以如果失败的话，那就没法收拾啊，因为这个没底啊。如果说是成功啊，因为他还有代价，英文有个叫“Pyrrhic 胜利”，就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成功，就是因为是你明显看到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有许多损失，以后不会回来，比如说产业链，它就是搬出去一些，不可能再搬回来，他的后面发酵的时间段会很长。

所以呢，你要问说六个月之后怎么样，一年之后怎么样？所以现在还是比较难说，但毕竟我想人还是有记忆的，因为这是要比武汉啊，后果要严重多了，因为这是上海啊，这不是武汉。人家以前可以说，“哎呀，你武汉不行，还有上海派个市长去做湖北书记吧，就是把武汉疫情得管住。”那你现在上海就出现这么情况，就是我想还有许多故事会出来，因为这次就是就是故事还没有完。

袁莉：就是北京的清零和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城市好象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更加的小心翼翼，更加地精准。您也有这个感觉吗？29:00

裴敏欣：对，因为呢，第一我想他感到上海这种办法在北京是行不通的，上海那是错的。北京的官员一看上海，你们这样做效果不好，适得其反。再有就是说，毕竟呢就是北京没有到上海这种失控的地步。再有就是如果北京失控，他用上海的一个办法，那肯定会出大乱子，因为北京的人那比上海人政治觉悟更高，更会抗议，他们关系又多。而且北京他是直接涉及到精英住的地方，政界精英在那里啊，你把那么多局级干部，他们小孩，他们家庭，部级干部，三朝元老都给封起来了呢，这肯定怨言自己，所以这个北京的

袁莉：还有就是您2017年接受台湾《报道者》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关于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过于乐观的还是现在还是一样的乐观？30:08

裴敏欣：那么现在你又看几件大事啊，这就是讨论中国十到十五年之后，那我2017年说的，还有十年啊，就是说想象中国就是二零三二年，那你就可以想象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都能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长提供的合法性的效果会越来越弱，就是共产党看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第一。

第二呢，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越来越升级，那么升级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到最后是全面经济脱钩、甚至发生军事冲突，那军事冲突呢就很难想象。但是最大对中国冲击还是经济层面，从美国技术啊，资金啊，包括像美国的市场，就是出口，很大的影响。那么你看就是这次俄乌战争，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又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冲击。那么就是说中国跟西方会在今后十年当中出现大规模的脱钩，我我想对共产党来讲，它最大的危机是一个经济导致社会不安定。

那么一旦经济下滑，它的后果是各种你现在想像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我就给你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就是他现在很发达的监视系统，贵得不得了。我看前几天在武汉，他说他天网工程，他一天要两千多个人转，其他事不做就是成天给他在维修摄像机、服务器，你想想那不得了的人呐。

袁莉：这都还得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干的事儿。

裴敏欣：受过很好教育的，而且就是这都是地方在开支。所以那么多大白里现在雇得起啊，都给加班费，还有奖金。你如果说经济负增长了，中国毕竟现在中等收入国家，你就是比以前好，但你还不是一个富国啊，更谈不上是强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重复那一句话，一旦出现七到十年左右的2-3%的经济增长，那是另一个世界。

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要看就是中共，他从邓时代到习时代之前，他内部还是有一个相对可被预见的接班的过程。你如果说现在席习他三任四任也好，他再过十年，80岁的人了！这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就看到一场接班危机。这个日程表表就放在的那里的，不管他怎么想，他怎么做，这个危机是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说两场危机正在出现，而且都会在十年之后达到顶峰，或者比现在更更严重，那至少是一场就是中共政权的——我看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一场考验啊。

袁莉：听得好吓人的。那我我您刚才谈到了中美关系，我就在问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今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华盛顿有些人说当时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美国人自己给自己培养的一个对手。您怎么看这个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有改善的可能吗？33:40

裴敏欣：对，第一个呢，我认为尼克松访华的决定，你必须要从当初历史的角度，从具体历史环境去看，五十年之后，不管中美关系怎么样，当初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对美国也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如果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这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次就是说是双方当时领导都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应该讲呢，就是对美国来说，到了2012年之前，到了2008或者2010年，就是胡的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

毕竟就是你要看，就是从1972年到2012——2012年之后关系是完全变了——就是四十年当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美国它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说不能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对手。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呢，美国许多战略家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增长这么快，你去看以前所有的国防部的评论也好，因为中国真正缩小跟美国距离啊，就是进入了世贸组织WTO之后。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数字啊，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到九零年，就1989之后啊，中国的GDP一直是美国的5-6%之间，它不足为奇的。所以当初你想，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中国再过十五年，他GDP是你的一半”，这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在吸大麻，比如说是吧？

袁莉：对。

裴敏欣：为什么人家说，“哎呀，中国让美国让中国进WTO？”我说当时美国根本就不把中国当回事情。中国当时的GDP用美元折算只是美国的12-13%，到了2008就40%了，为什么这个会出现，那就是美国它在单极世界的时候，小布什政府放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去打伊拉克了，一下子把美国拖入了泥潭十年，所以这个十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窗口。

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是不从历史看的话，你得出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且就是反过来讲，我一直对写这个文章的一个人叫Mearsheimer，我跟他很熟，我看了他的文章我赶紧给他写个电子邮件啊，我说你别忘了，就小布什政府上来，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并不是反恐啊，是中国啊，谁让他去打伊拉克啊。

袁莉：中国，然后9·11发生了。

裴敏欣：我说我说这个你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就美国人对习近平已经是定性了，所以我看不出在他任内中美关系有任何本质改变的可能。如果说在他任内，中美之间避免冲突升级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这并不是说关系改善的问题，而是如何管控冲突的问题。

袁莉： 问那那我再问您一个，这个问题就这么说，就是中美关系恶化，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美国要打压中国的崛起呢？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 37:20

裴敏欣：都有，当然意识形态，就是说比如试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现在的那种一党专制的体制，用一党专制它导致许多问题，外交政策也好。对敌方的威胁判断也好，利益冲突也好，包括经济交往，都会不一样。所以意识形态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利益，就是像美国，他认为他是一个全球的领袖，他要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维持全球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战略平衡。就是说，不管你在亚洲是谁，我总归不会让你在亚洲称霸，因为你在那里称霸对我的利益是不利。这个跟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有根本冲突。

因为中国说你那么大老远的到我这里来，耀武扬威地干嘛？管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后院。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根本性的一个（冲突），就是说国际观也好，地缘政治利益也好。只要美国是这么个想法，中国那种想法，其实是零和游戏，所以这是一点。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政策层面，因为你要看就是中国政府的许多作为是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改变。我举几个例子，你在南海造岛，就是很明显，人家说我以前跟你经济交往，战略交往也好，本来是让你融入我的国际体系，就是你在那里造岛，你很明显要挑战我这个国际体系。这个一带一路也好啊，中国制造2025，就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包括中国国内的许多改革的倒退，对人权的镇压也好，美国他在过去，就是差不多是2015年的时候，就在川普上台之前，美国的国内的主流已经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实际是失败的，那么大部分责任从他们眼光来看呢是中国，而并不是美国，这一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是你看就是川普上来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做法、一系列打压，他这么做得有点过火，他是否没有中国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改正？这你都可以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川普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话，那我想美国转弯也不会这么快啊，

袁莉：哎，听到就觉得没啥希望了。

裴敏欣：很难能有希望，我想就是这个世界变了。再看俄乌战争啊，它是一个加速器，本来就中国跟西方，特别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成了一个长期对抗的关系，但是双方还没有下更大的决心，没有采取更决的措施，但是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呢，双方就感到“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世界。”

袁莉：你看像欧洲，欧洲本来还是，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三心二意的，是吧？就是这次也是基本站队站过去了。40:58

裴敏欣：对啊，因为我再回过来讲，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看了这个西方，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西方就是钱，他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它有两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价值，钱是在这两个下面，他这是三个里面，经济利益、政治价值跟战略安全，这三角关系。经济利益只是当中一部分，可能1/3还不到，到了关键点上，人家都是以安全放第一位啊。

袁莉，对对。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他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是不管吃了多大的亏，或者是出现了多少乱，就跟这个清零政策一样的，就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裴敏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政权内部的关系，它是没有一个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平等，没有一个基本权利得到保护的体制。我跟国内学者打交道很多，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不笨啊，他们看的一样东西，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渠道反映情况，党内的那些人，我看外交部的人他们肯定也很懂了，但他们敢说吗？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行动，难道俄罗斯里面没有人看出这是个很愚蠢的、对俄罗斯也是危害很大的这么一个错误行为？

袁莉：嗯，真的就是太像了，这个专制体制归根到底真的是非常的像。不好意思，这一期好像这个是比较地dark, 比较地黑暗。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是要讲中国的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这个可能很难不觉得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我来为一个这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做什么呢？是整天就坐在这儿政治抑郁吗？怎么能够保持一点点亮光呢？我不知道，这当然不是一个对政治学者应该提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42:44

裴敏欣：我想第一件，我想大家应该反思啊，因为这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你总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然后呢，我还是认为抱怨是有用的。因为现在就是共产党，他不管怎么样的，就是压制也好，它毕竟还没有到北韩地步啊，所以民意还是管用的。所以民意一定要就是让你的朋友、亲戚、家人都感到就是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他们的想法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都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再有一个就是在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平庸的罪恶，就是说我们如何日常生活当中做善人、做好事，这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后能够这些小事上能够做好，那我想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你不能指望你个人去挑战那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专制机器，它根本就不讲情面。但是你从个人层面来讲，做这些事情我想还是基本上是可行的。

袁莉：对对，我觉得这次上海人实际上做的是挺好的，非常好的，我就会要觉得上海就是有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帖子，然后做了很多的音乐，做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大家就是不停地转发，不管他怎么封，不停地转发，然后不管有没有人看，都也发朋友圈发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实际上这在中国就是已经挺了不起的一种反抗了。

裴敏欣：对，我讲就是说中国的，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49年以后发生了多少悲剧，我们一直忘掉它。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我们忘掉它，把这段集体记忆给抹掉。我想今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记住这次上海，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也好，文学什么，让这次付出的那么多的代价不要白付了，学费不要白交了。

袁莉：这个结尾更好一些，我更喜欢一些，刚才觉得有点太丧了。那我们邀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呃，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您有哪些推荐呢？

裴敏欣：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恐怕许多人都没看过。那是法国拍的，叫《东方西方》很棒，我很感动的，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

另外呢我英国他拍的一系列战争的纪录片叫《战场》，YouTube上大家都能看到，特别是二战的一些，我认为他拍得特别好，历史也比较真实。

书呢，就是我不想推荐我的专业的书，但有一本书就是因为现在谈到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尤有一本讲就是能源石油如何改变全球战略格局的,中文叫《石油风云》The Prize。

袁莉：谢谢敏欣。刚才是与政治学者裴敏欣教授的对话，节目中提到的书和文章在本期内容介绍里会有链接。这是不明白博客第二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所有播客平台订阅，下期再见，谢谢。

甄嬛传整体借鉴了香港的《金枝欲孽》。宫斗戏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本来可以借古讽今，以小见大，但大陆影视环境不好，创作人员不敢农大。往小了说，宫斗戏可以做成三寸牙雕，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那样精致，但大陆影视剧从业人员水平又达不到。所以弄的不伦不类。

甄嬛传的台词，比起以前《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等清宫戏都差了几个段位。《刘罗锅》和《康熙》的编剧是邹静之，邹本人是个诗人，字字都是讲究，相比之下甄嬛传差远了。“贱人就是矫情”这种市井泼妇的骂街俗语，居然从一个贵妃嘴里说出来，斯文扫地，笑掉大牙。

陈凯歌90年代拍出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出了《红高粱》《大红灯等高高挂》，后来两人全走下坡了。按说一个人对文学和艺术的领悟只能越来越高，不可能越来越倒退。他们拍不出好片，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是环境不允许他们拍出深度。

@陈士杰 #187550

我反对公民直选行政首长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公民直选的时候容易选出非常出格的人，如果14亿人直选总统，可能有一些网红小鲜肉就当总统了。 但如果是议会制，总理必须是党主席，网红小鲜肉最多当国会议员，是没有机会拿到过半数的国会议员的支持的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一厢情愿的和多余的。这篇文章就是在破除这种迷思。

恰恰因为中国有14亿人，人数足够多，做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这篇文章用了“大数定理”来解释。大数定理在集体决策上的应用，叫“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美国也有很多网红，卡戴珊一家子人均几千万粉丝，这么说他们要竞选是不是从白宫到参议院都包圆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就算他们再招人喜欢，再sexy，大部分人也很清醒，卡戴珊一家子当下就是真人秀明星而已，娱乐的归娱乐，政治归政治。

也许网红小鲜肉很受欢迎，但大部分人也不会认为光凭这张脸蛋能治国理政。迷恋到失去理智、情愿让他们当总统搞政治的人，不到全民的0.001%。再说那么多网红小鲜肉，他们的粉丝票源也分散，某个小鲜肉的粉丝拼命拉票，自然会有其他小鲜肉的粉丝反向拉票，造个谣说另一个小鲜肉已经结婚还有8个私生子之类，他们的相互对冲就已经够搞的溃不成军了，很容易被大部分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选民的选票稀释到忽略不计。

文：李宇晖

在前面一章里，我啰里啰嗦了半天，无非是想告诉你，政府可以干很多好事，也可以干很多坏事。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也许有办法让 政府这个具有暴力能力的庞然大物少干坏事，多干好事。

当然，「好」，「坏」这样的词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用这样的词。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件对你来说「好」的事，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是坏事。反之，你不希望发生的事，别人可能迫不及待。一个巨大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很少有一个政策能让所有人都高兴。 比如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对消费者和进出又企业有好处，但是对于在境内生产境内销售的企业就 会造成冲击。比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同性恋群体是好事，但是对于持传统价值观的人士就可 能是个坏消息。再比如政府发放福利，那么领不到福利的高收入群体就需要付出更多税收。正因 为如此，关于「公平」、「正义」的话题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

但是这一章里面，我们暂时别为正义的主观性的问题费太多脑筋。在这一章里，我就带大家去这样一个长方形一样简单的假想世界。它只有两个利益群体：委托人和代理人。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代理人能够为委托人带来利益的政治制度就是好的制度。等到下一章，我们再来啃委托人内部的利益冲突 这个更艰难的问题。

1. 什么是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假如几个人合伙办一个企业，每个人出一笔钱，然后按出钱比例 分成——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些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当 CEO，对吧?那么多 CEO，企业没 办法运转。所以，他们只好雇一个人来干这个活。这个人当然可以是股东之一，也可以是从外面 聘来的职业经理人，但不管是谁，他是为了作为经理人的各种好处(比如工资)来选择这个职业的。那么一开始出钱的这些人就是委托人，而那个拿人钱财，帮人盈利的经理人就是他们的委托人。

不过这种简单化的设定可能会给人一种误解:委托人都是好的，代理人不为委托人服务就 是坏的。其实在现实中，如果一个委托人垄断了一个地方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对代理人(比如 工厂工人)不公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会有时候必不可少。但是，这一章里大家暂时不用去考虑 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只讨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就是掌握很多人命运的被群体委托人 (collective principal) 雇佣的精英代理人。这样的代理人通常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你几乎不需要担心他们被不公正对待。他们往往是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有充分的工作机会，他们 选择充当某个群体的代理人，无非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的职业报酬更高。从道义上，我们不需 要考虑他们是否工作太辛苦，或者被委托人剥削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选择其他的 工作。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为了让思路清晰，就只操心委托人的利益，不操心代理人的利益。

先回到刚才的合资办企业的例子。很多的股东，雇佣一个经理人来帮他们打理生意是唯一的选择。股东们当然希望经理人和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是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大家 想一想代理人都会做哪些委托人不喜欢的事?

首先，最常见的当然是做假账，贪污。委托人每天不参与运营，当然没办法知道企业卖了多 少东西，进了多少货。那代理人贪污也就是非常常见的了。有时候委托人会找第三方机构来审计 一下账目，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发现得了。更何况雇佣审计机构本身也得花钱。我不相信世界上 有哪个企业可以完全杜绝贪污，因为委托人获取信息的成本实在太高。

第二，紧跟着贪污的当然就是受贿。比如你是个经理人，需要给你的企业采购原材料。甲工 厂的原材料更便宜，但是乙工厂给你个人账上打了几万块钱好处费，你当然很可能会选择乙工厂。 还有一种类似的行为叫关联交易，也就是我这个经理人同时还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东，那么我为 了那个公司的利益，就让我管理的企业不停地从另外那个公司买东西。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受贿 的一种。怎么避免?办法是有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

第三，经理人还可以偷懒。这个不用说了。除非你在他办公室里安上摄像头，在他电脑里安上监视软件，否则还真是没啥好办法。

第四，经理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在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倾向于过度地冒险。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假如一个经理人发现公司严重亏损，如果不做什么马上要倒闭了。怎么办呢? 从股东的利益角度看，也许倒闭是最好的选择，总比继续经营欠一屁股债要好。但是经理人不这 么想啊:如果倒闭，我直接失业回家。但是如果我冒险以公司的名义贷款增加投资(比如加杠杆 炒股票期货)，万一赚了呢，我的职位保住了;万一赔了，债务也不是由我来承担，我也不会比 现在宣布倒闭更倒霉。这和贪污受贿是不一样的逻辑。即使一个人完全不贪污不受贿，他拿别人 的钱投资也会比拿自己的钱投资时，更倾向于冒险。(要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你需要一些概率 和预期受益的概念，我在这一章暂时不讨论)。

最后，还有一个吹牛的问题。一个经理人可能会很努力，很自觉，不干上面说的任何一件事，但是他能力有限，再努力也没办法让公司赢利。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份职位，可能会跟股东夸大自 己的能力，吹牛说自己比其它竞争者都更有才华(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份求职简历都有吹牛的成 分!)。而且，越是能力差的人往往越急于得到这份工作，这个现象叫「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也是股东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股东(委托人)和经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让企业盈利，这样股东可以多分红，经理可以多拿奖金、职业也更稳定。但是他们也有 非常尖锐的利益冲突:经理有贪污、受贿、偷懒、冒险、吹牛的动机，而股东则希望千方百计避 免这些现象。股东如何监督经理人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学中常说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因为代理人的种种不当行为而给股东造成的损失，我们把它叫做「代理人损耗 (Agency costs)」 不用说你也可以猜到，一个企业要避免代理人损耗，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 在于代理人每天接触企业的日常，他们拥有委托人所没有的信息。企业越大越复杂，股东越多， 信息不对称就越严重，经理人要欺骗股东就越容易。那怎么办呢?

不要担心，大部分现代企业还有一道最后的防线，就是股东有随时解聘经理人的权力。我作 为委托人，没办法判断我的代理人有没有贪污受贿，有没有偷懒，但是我可以知道每年有多少分 红进我的又袋。如果这个经理人没有为我获取利润，甚至让我亏损，那我完全可以不管他干了什 么，直接通过股东投票把他解聘。这样，就省去了获取复杂信息的成本，普通的股东也可以得到 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股东太多，不可能随时开会怎么办?没关系，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代表不同 股东的小群体，也就是所谓董事会，让这个董事会去监督经理人的表现。

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股东失去了解聘经理人的能力，这个企业会变成什么怪物？如果有一个经理人宣布:「从今以后，股东不可以决定我的去留，我将终身统治这个企业。 如果我老了准备退休，我会自己选择一个接班人，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这个人可能是我儿子，也可能是我的亲信，反正你们不用管了。」这样做，就等于直接撕毁了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把代理人变成了统治者，你觉得股东会怎么想？可能直接上去把他撕了吧。

但是很不幸，世界上有的「经理人」恰恰是这样的。

下一节讨论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一般的代理人有什么区别。

2. 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代理人」

What? 前面你刚说了政府是黑社会，现在怎么又变成代理人了?仔细想一想，这其实也不矛盾。的确，政府在最开始形成时确实是暴力竞争的结果，所以多少有黑社会的成分。但是前面也说了，你要有暴力能力，得先有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从哪来？有的靠宗教，有的靠经济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有的靠道德感召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人类还发明了另一种组织武装力量的方法，也就是依靠某种政治契约。比如美国的国父们，在革命之前跟他们的支持者说好 了，只要你们支持我们上台，我们承诺作你们的代理人，让你们有通过选举罢免我的权力。结果， 就成了近代第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这种承诺并不一定都值钱，也有很多事先承诺了要选举的， 上台以后变卦了。但是，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政府仍然是黑社会，但是这个黑社会是一个全民的代理人，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换一个黑社会上台。 ** 怎么判断一个群体是不是另一个群体的代理人？很简单，看后者有没有罢免前者的权力**。 就像我前面说的股份公司一样，如果股东没有权力罢免经理人，那就不能叫股东了，只能叫资产 掠夺的受害者。股东成其为股东，有且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能否投票罢免经理人。其他的什 么透明度、什么企业文化、什么经理人精神、什么分红，都是次要因素。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说的: 因为经理人接触日常的经营，你作为股东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猫腻，你想知道他受贿没有?那你只 能每天跟着他，自己的日子别过了。所以，真正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前者对后者的人事权，尤其是基于「绩效」的罢免权。如果有人说: “我是为你服务的，是你的仆 人。” 那你首先要问他: “我能罢免你么?”

更何况，政府这种代理人和企业经理人相比，人事权归谁格外重要。企业比政府好办的一大原因在于，它不是黑社会，(通常情况下)没有暴力能力；就算有，也没有「垄断的暴力能力」。 所以呢，股东对经理人不满的话，至少还有一条最后的救济途径，就是去找政府或法院帮忙。政 府有暴力能力，如果它觉得你占理，可以帮你惩罚你的贪污受贿的经理人。但是如果欺负你的是 政府，你去找谁呢?政府的定义，就是暴力能力最强的那个组织，谁能帮你惩罚它?所以，除了 直接掌握政府的人事权(也就是所谓「政治问责」)，人类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当然，「掌握人事权」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恰恰是因为政府有无与伦比的暴力能力，一般人要掌握它的人事权还真不容易。有一个问题，到今天政治学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就算有 了选举，被选下去的政府不肯下台怎么办? 别忘了，人家是暴力机器的掌握者，人家就不管你的选举结果，你能奈何?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发生的例子太多了。越是年轻的民主国家，越容易出 现这种认赌不服输的无赖政府。缅甸应该算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昂山素季明明赢了 1990年的选 举，但是军方不承认，你怎么办?再比如希特勒。很多人以为他是选举上台，其实不是。选举只 帮希特勒获得了二把手的总理职位，但是一把手突然病逝以后，他直接宣布合并总统和总理，取消选举。你说怎么办?谁有能力赶他走？当然，更多的例子是那种选举还没开始，原先承诺选举 的武装力量忽然变卦了。现实的例子我不举了，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饥饿游戏》电影的最后一集， 差点就成悲剧了(我就不剧透了，你看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尽管如此，也别对政治问责完全失去信心，我再告诉你一些好消息。政治学者们发现了一个 规律：一个国家只要连续保持公平选举 20 年以上，就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过政变或者输了不肯下台这种狗血剧情。

所以说，选举这个东西只要连续搞上几次，就会起到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也稳定政府内部的预期的作用，再搞政变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大家都清楚，选上来的那个人肯定支持者最多，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他了。这大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非世袭的政治制度里，有选举的 政府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没有选举的政府。当然，关于政府寿命的问题，和本章的话题有点扯远 了(而且也比较敏感)，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上面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枪的普通民众和有枪的政府之间是完全有可能 建立起像股份公司一样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政府的黑社会性质仍然存在(比如垄断性的税收 能力)，但是它有可能变成一个可问责的黑社会。只要条件允许，民众是有可能用他们的选票来 决定哪个黑帮(政党)以及哪个黑帮老大(总统或总理)，能用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服务。当 然，这个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最初 20 年是比较脆弱的。因为社会预期还没建立起来，哪个特别 有手腕的强人，如果又恰好能找到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伊拉克 IS 的石油)，是完全有可能颠覆 民选政权的。但是只要运气好，挺过了最初的 20 年，选举这种常态就算建立起来了。

更何况，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因素需要考虑。早几十年，一个新出现的民主政权几乎完全是自生自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民选政府刚成立，就会有一帮子国际组织拥进去帮它处理 各种问题，美欧日这些老大哥也会提供大量的物质资助。你如果发动政变，马上就会被制裁。这 时候，要颠覆一个民选政府就比以前更困难了。就拿缅甸来说，当年他们可以不承认选举结果， 这次就说什么也不敢了。就好像你周围的家庭都打孩子，你可能也跟着打。但是周围都变文明了， 见你打孩子就孤立你，你当然也就不好意思了。

当然，美国也不一定一直做好人。比如埃及的军政府在革命以后复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怕选上来一个极端伊斯兰政权，所以没有对新的军政府加以制裁。这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因为所有民主化的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有对抗极端主义的自我清洁能力。但这又是个更 大的话题，我们也先打住不说。 总之记住一点就好，政府这头怪兽，并不是不可能驯服的。

写到这里我们倒叙一下过去的事。你可能会问:既然民主选举只要撑上 20 年就可以稳定， 为什么一直到最近几十年搞选举的国家才多起来?你说的这些什么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不难 理解啊，古人为什么不搞?其实，古人并不是没有搞过，但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他们搞不了太 大。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看一下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一书的开头部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 了。不过为了省你找原著的时间，我还是大概转述一下。

古人当然也搞民主。早期狩猎社会的时候，每个部落只有很少的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实际上很难产生所谓的独裁者。当然，拳头硬的那个(比如前面说的猴群里的猴王)还是会 以「拳」谋私。但是你得有个限度，欺压别人太过分了，别人可以联合起来赶你走。其实《猴子 王国》里面的那个猴王，后来还真的被罢免了，因为一只新来的猴子展现出了更高的领导才能。 而且，整个权力更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自相残杀，比人类好像还文明一些。关于原始人的证据很 难找了，但是应该跟这些小规模的猴群很接近。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要足够小，你想神 秘兮兮地高高在上，当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领袖，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即使没有正规的投票 过程，你要保住领袖地位，也得有一定的共识。

那后来民主怎么就衰退了呢?因为人类发明农业、商业、交通工具以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忽然成倍的增长，从以前的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社会分工、生产效 率增加，都自然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时候，一个共同体里最有权力的人，可能一般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他的统治变成了一层套一层的国家机器的间接统治。这个时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之间暴力能力、组织能力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一个拿刀的领袖要统治十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一 万个拿刀的国家机器要统治十万人就容易得多。只要你回顾一下我前面写的关于「协同」的问题， 就应该很容易理解。

大共同体的民主，古人也不是没搞过。最早的应该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但是这个地方的民主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差别太大。比如他们那里的大官不是投票选上来的，是完全靠抽签抽上来的。就好比一个企业的经理不是股东会、董事会投票任命的，而是每个股东抽签抽上来的。你就 是个二愣子，也有机会身居要职。他们也有投票，但不是选领袖，而是投票决定某个具体的政策。 这种所谓的「直接民主」有很大的问题，但话题太大我们先放下不说，反正你只需要知道雅典和 当代的民主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即使这个很幼稚的民主政体，也比没有好。一个二三十 万的城市国家，居然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给整个人类奠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你不服行么?

达尔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前身)。罗马的民主比雅典还更像样子， 普通公民不仅可以投票参与立法，还能选举「执政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诺大的罗马共和国，只有一个投票点！你如果没有时间和盘缠赶到首都的公民大会去投票，你就等于放弃了政治权利。罗马可不是城邦，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间还有个地中海，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谁会有 闲心去投票？你可能会说，多设几个投票点不就行了?问题是，你如果弄几百个投票点，怎么汇总投票结果？电子邮件是肯定没有的了。那时候信息传递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作弊就太容易了。此外，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你怎么让一千公里以外的人了解不同候 选人的区别？选举不是光选举就行了，还得有个「竞选」的过程。没汽车、没电视、没电话，你 说候选人怎么竞选?

现在就不同了。即使是最穷的非洲国家，财政收入要支撑一场像样的选举也不成问题。就算 你没钱，国际组织里有的是愿意为选举捐赠资金、出人出力的。至少一个村子配一台电视，配一 个投票站是不成问题的。印度到前几年还有工作人员骑着大象，到交通不便的地方运送选票的情 况。但是至少纯信息的传播是不成问题的。

也就是说，民主、选举、投票、政治平等这些概念，是很早就有的。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制度，绝对是近代以后的事。这是因为汇集几百万人的意见，必须要有很高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先是候选人、候选政党把他们的主张传给选民，然后选民再把他们的评判结果汇总给一个中央选举机构，这两个过程在今天容易，对于古人实在是 mission impossible。 网上的著名公知们看到上面这些，一定会仰天大笑:「哈哈!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即使是现在，国民素质那么低，投票有什么用?一群蠢货选上来的人能好到哪去?......」其实，蠢的不是选民，而是他们。后面几节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辈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理论，它告诉你为什么 不懂政策的选民也能选出相当靠谱的候选人，为什么「素质」再低的选民也不会容忍他们的领袖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破四旧等等。这个理论就叫做「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3. 委托人 （选民）太蠢怎么办?

关于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就是人事问责的关系)，很多人并不买帐。 我听到的最常见的批评有两种。第一种是说选民的脑子不好使，不知道什么样的代理人能给自己带来利益，选也是瞎选。第二种是说选民的良心大大地坏，其中的多数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欺 压少数人。只要你经常上网乱看，这两种说法你一定都见过。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面这两种说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点。很多人为了偷懒，把两个观点 合在一起讨论，这样永远说不清楚。前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选民有 没有能力，有没有智力来投票选择代理人的问题。后一个观点强调的是选民和选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多数派的选民会不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代理人来欺负少数派的问题。很多人把这两个问题 揉巴在一起，统称为」国民素质」问题，其实非常误导。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想清楚，千万不要把 两个概念上不一样的东西揉合成一个模糊的大概念。你如果讨论选民蠢或不蠢，就集中讨论蠢不蠢的问题;你如果讨论选民欺负不欺负少数派，就集中讨论欺负不欺负的问题。有时候，这两个 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相反的。比如一个人想欺负另一个人，但是因为太蠢，反而不知道怎么欺负。 所以泛泛把多数人愚蠢和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当成一回事，用一套理由来论证或者反驳，那是绝对 不会有结果的，只会把自己脑子搞晕。

所以呢，我会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看完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在这一 章，我们先忽略选民之间没有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来讨论选民傻不傻这个简 单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选民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

先说个很好懂的例子。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电视里的放的那些回答问题得大奖的综艺节目。即使你像我一样不爱看电视，大概也看过刻画此类节目的奥斯卡大片《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在这种节目里，上面的选手往往会有一个求助观众的机会，就是实在答不上来了，让现场观众帮 着回答，看哪个选项支持者最多。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只要求助观众，得到的答案 几乎总是对的!有个叫 James Surowiecki 的美国记者统计了一下，在《谁想当百万富翁》的节目 里，观众选对的问题高达 9 成以上(比任何一个选手正确率都高)。怎么回事?观众都作弊了吗? 观众没有作弊的动机。难道观众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显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观众比选手的水平要低。那他们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假设一道题有三个比较靠谱的选项，参加投票的有 100 个观众。这些观众水平并不高，只有 10 个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你算一算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那 10 个牛人会选正确选项， 但是另外 90 个人呢?假设他们完全不懂，一通瞎蒙，那么他们的选票会随机分布在三个选项中， 也就是每个选项大约 30 票左右。这样，加上那 10 个人，正确选项就有了 40 票，而两个错误选 项每个只有 30 票!——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掌握信息的人当然会投正确选项;不掌握信息 的人则未必会投错误选项，而是会在正确和错误选项中随机分布，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确选项总比 错误选项的支持者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按照前面这个例子，虽然投票人中只有 10%掌握所需的信 息，但结果恰恰就是这 10%的人决定的!实际上，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对答案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一道题几个人得出的答案一样(哪怕这几个人学习并不好)，也能给他们十足的把握。

当然，要想保证那些不懂的人的选票能够分布得比较平均，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票的人得多。假如只有三五个人投票，很有可能运气不好，不懂的人都投给同一个错误选项。举个例子，你扔骰子的时候，6 个面朝上的机率是一样的。现在拿到一个骰子，如果你只扔 6 次，当然没法 保障每个面恰好轮到一次。可能有很多随机因素导致某一面朝上的次数比其它面要多。但是想一 想，如果你连续扔几万次，会是什么结果?我可以保证，每个面朝上的次数会非常接近。而且你 扔的次数越多，百分比就越接近，这就是概率论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大数定理。

也就是说，如果你扔骰子的时候发现有的面出现的次数多，你肯定不会立刻高喊:「这个骰子有诈!」或者「概率算错了!」因为你知道概率只是个大概预测，不可能精确。只要你懂得大数 定理，你就知道不是骰子的问题，而是你扔得次数太少造成的随机误差。

同样，把大数定理应用到做集体决定上面，就是所谓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参与投票的人越多(就好像扔骰子的次数越多一样)，随机错误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正确选项被选中的概率 就越大。只要选民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

对数学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动忽略下面这个例子，并不会影响你的理解。但是感兴趣的人不妨再强化一下:

假设有三个非常普通的人，面临两个政策选项。每个人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只有 60%。请你 计算一下这三个普通人投票决定时做出正确决定的概率是多少?

三个人都选对的概率当然是 60%的三次方。其中两个人 A 和 B 选对的概率是 0.60.60.4。 同理 B 和 C、A 和 C 选对的概率也都是这么大。所以正确选项获得 2 或 3 张选票的概率就是这 几种情况的概率加起来，也就是 0.648!怎么样，比一个人要强吧?

然后，如果你排列组合学得足够好，可以尝试变成 5 个人 7 个人，甚至更多。你会发现，加 进来的人越多，做正确决定的概率就越大。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讶?原来老祖宗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居然是真的!

你在现实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一大堆人猜一个瓶子里有多少硬币，最后你 会发现虽然大部分人都错得离谱，但是所有人的平均值离真实数字差得并不太远。再比如你上网看电影的时候先看观众评分，虽然你并不信任别人的品味，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还是会选评分高的 那个。评分高的未必好看，但是评分低的几乎一定难看。

上面说的这些，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要想成立，还得满足很多不同的假设，而很多人对这些假设未必赞同。那么下一小节，我就会仔细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假设 是成立的。但是光假设成立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这个理论能不能通过实证方法的检验，换句话 说，现实世界中的选举到底能不能让政策变得更有效，政府变得更听话。这些都是我马上要讨论 的问题。

不出所料，上一段发出去以后，马上就有网友不满。他们的大意是:民主的好处并不是做正确决定，而是 XX、XX、和 XX。这个指责其实不太讲理。我说民主有这个好处，并不是说它没有别的好处。就像我说锻炼能让人长寿，并不等于我不承认锻炼有让你好看的作用。你选择哪个理由作为你锻炼身体的动力并不是我需要操心的，我只是帮你把这些理由列出来。

但是，从前面的理论中，你大概不难看出其中有个薄弱环节。要保证投票的时候选正确选项 的人总是略多于选错误选项的人，必须满足一个假设，就是缺乏信息的人的选票会在正确和错误 选项之间随机分布。也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错误，而没有所谓 “系统性” 错误。但是， 如果有外部力量拼命的误导，导致大家都朝一个方向错怎么办?

举个例子:你跟同学对答案的时候，当然会发现选的人多的选项往往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老师时不时会给你一道很狡猾的选择题，其中一个选项搞得特别像正确选项，以至于你们班 上大部分学生都选了那个错误选项。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竞选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选民都被 同一个错误选项所误导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来说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有误导就有反误导。你在学校做选择题的时候，唯一的信息来源是这道题和下面的几个选项，而这些都是老师一个人写的，他要想误导大多数人也许不难。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做对的学生和做错的学生分别站到台上去竞选，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你觉得最后是什么后果?真正 的竞选过程，往往有一个 “评议 (deliberation)” 的阶段。如果一方憋着朝一个方向诱导你，另 一方就会跳出来向另一个方向诱导你。每个候选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所以都会开足了马力来诱导 你相信他说的话。最后你相信谁?如果你有自己的主见，你当然不会接受任何一方的误导。如果 你没时间研究政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么你接受哪一方的诱导就会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最终 变成一个扔骰子一样的随机选择。所以，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假设仍然成立。

经常会有人说:低素质的选民就知道盲从，让他们投票，肯定被人忽悠。但是你别忘了，想忽悠你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就算一个人再容易被忽悠，他还不是得首 先决定被谁忽悠?左派右派都在忽悠，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忽悠，鸽派鹰派都在忽悠，你说，那些 “盲从” 的人选择听谁的?当然只好随机选择一个，从而互相抵消，影响不了最终结果。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他们就选长得好看的那个，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世界上长得好看的人还少么？A 党 找了个美女候选人，B 党就不会找么？如果误导人那么容易，每个党都用同样的策略，最终不还是互相抵消?

第二，每个党的忽悠能力不一样怎么办？会不会让误差不随机?我当然不否认：如果几个政党竞选，很可能其中有一个党更有资源，更能控制媒体，更能操纵选举规则、买通选举工作人员。但是你猜这个党会是哪个党？毫无疑问，是之前的执政党。执政党就像那个出题的老师，是 唯一掌握了不平等的误导能力的政党。原因很简单啦:人家垄断了使用税收的能力，垄断了雇佣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当然就可以想办法搞鬼。就说普京这伙计吧，看哪个报纸骂他，就可以让税务人员查他们的税，就算查不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几个月没法按时出版。有时候逼急了，还可 以暗杀一两个记者、反对党成员。反正警察都听他的，出了事也没有人调查。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国家电视台年复一年地秀他的硬汉形象。反对党做得到这些么?当然做不到。前面我已经说了， 政府的定义就是垄断了暴力能力的组织。反对党的误导能力怎么可能赶得上执政党?

上面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因为选民受误导而影响了结果，最 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党长期执政。注意！这是最坏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即使最坏的结果，也 不过就是和没有选举是一样的。那最好的结果呢?如果制度 A 的最坏结果，也不过就是和制度 B 的一贯结果一样，那你说哪种制度好呢?

我知道还是会有人提希特勒。希特勒在当选总理之前并不是执政党，是否说明我的理论有错呢?这个问题我在各种微博、专栏，以及这本书的前面章节里已经婆婆妈妈很多次了。但是重要的问题要说很多遍。关于希特勒当选的史实误解实在太普遍，说多少遍都不过分!

千万别忘了，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只是二把手。希特勒也参加过 1932 年的总统 选举，但是输得很惨。魏玛总统选举是两轮制，第一轮先淘汰掉落后的候选人，第二轮排名前三 的再次竞选。第一轮中，希特勒比兴登堡低了 19 个百分点，第二轮低 17 个百分点。这么大比分 的落后，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是不常见的。即使是议会选举，纳粹党也不过就是搞到了 1/3 的 席位。但是因为其它党谈不拢，没办法组成稳定的多数派，他才得以勉强组阁当了总理。但是注 意，总理的权力是远远小于总统的，而且总统不高兴可以随时解雇他。

当然，兴登堡也未必是什么好货。他不但没有解雇希特勒，反而宣布紧急状态赋予了总理更 多的临时权力。但是别忘了，两个混蛋好过一个混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闹翻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很多史料表明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那一套，容忍他只是权宜之计)。摊牌的话，总 理要推翻总统未必容易。但是兴登堡的身子骨不争气，总统任期刚开始一年多一点，就病死在任上。这样，缺少了另一个权力核心，希特勒的政变就成了手到擒来：把总统和总理一合并，成了 所谓元首。

所以，你可以说希特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他参加的最后几次选举，也都不过得了三成多的选票而已，可见非执政党要忽悠选民真的很难。当然，希特勒政变以后，再忽悠就容易多了，原 因如前面所说，他控制了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你不支持他，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政变以后也再没有举行过任何多党选举。不管他怎么包装自己，他还是没有和其 它候选人一比高下的信心。如果选民真像很多公知说的那么傻，为什么他不接着搞选举呢?

所以，你要防止希特勒这样的奇葩候选人成气候，恰恰需要的是持续的选举，而不是放弃选 举。另外，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例如总统突然死亡时的接班问题、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限问 题，也需要加以考虑。唯独取消选举不是答案，取消了只会让不同政治家的忽悠能力更加不平等。 即使希特勒不上台，也会有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艾迪德、巴希尔、阿萨德、萨达姆、XXX， 等等。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缺过杀人狂？没有选举，他们上台的概率只会更大。

这一节无非是想澄清一个具体的假设，就是孔多塞陪审团定理里面的随机性假设。首先，自 由的选举会让盲从的人随机分布，因为每个候选人把他们朝不同方向诱导。所以这些人不会影响 选举结果。其次，就算真有」系统性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不对称权力造成的，因而不会比没 有选举更糟。

如果你经常上微博，对这两点你都会有体会。微博上的异议人士里，你觉得有哪一个有本事 忽悠全国选民？绝对不可能！每一个名人背后，都有 100 个恨他的名人在拆他的台。有些可能平 时一团和气，但要是真竞选个职位，绝不会互相客气。唯一有可能忽悠几百万上千万读者的，必 然是有政府背景，有国家财政支持的超级网络评论员。所以，你担心一个国家的反对派通过忽悠 搞到多数人的选票?那是杞人忧天。所以，以后再有人跟你说「:选举的时候选民被误导怎么办?」 你就反问他:「被误导了，大不了执政党连任呗，难道你还怕执政党连任不成?」

另外还有一种很时髦的反例，我知道的最早提出来的是一位叫 Bryan Caplan 的学者。他通 过一些民调数据发现选民大都比较讨厌自由贸易(大概是担心失业)，并且对其他政策也有偏左 的倾向。他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是早已被批驳得很彻底了，但是在国内好像还很流行。很多人觉 得让穷人拿了选票，他们就会反对自由贸易，支持国有化，支持大政府等等。

致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为什么不好，我前面讲外部性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各种经济学的读物上也说得很多，我就没必要重复了。总的来讲，只要买卖的商品不干涉别人利益，政府应 该尽量少管。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但问题是 Caplan 这些人都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国家 和非民主国家，到底谁的自由贸易程度高?有很多选民不学经济学，不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这 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得看跟谁比啊?搞文化产品壁垒、防火墙、外汇管制、金融管制、大量国有 企业垄断的，都是民选政府还是非民选政府?一目了然。

这是很多讨论政治制度的人的通病:你说一种制度好或不好的时候，要看参照系是谁。选民 是有犯傻的时候，但是，难道比独裁者还傻?记住这条，所有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只要有人跟 你说，选民经常犯错误，你就别忘了反问他:「跟谁比?」

也就是说，选民群体也许没有工夫去了解具体政策的好坏，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家一个老百姓，每天要挣钱养家，谁有时间去研究每个具体的政策应该怎么搞？但是，他们本来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选民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哪个候选人值得信任， 这就足够了。选民即使不懂自由贸易，不懂市场经济，他们只要经常跟踪竞选，跟踪自己最关心的政策，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选出懂这些理论的代理人来替他们考虑问题。这就好比你不会给自己理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选合适的理发师，对吧？相比之下，在没有选举的国家产生的非代 理人政府，则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在琢磨着怎么跟搞代购的留学生收税呢。就算你再懂理发，如果你的理发师都是别人给你指定的，你能好看得了么?

4. 选举汇集智慧的实证依据

说这个问题之前，得先介绍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什么叫 “实证”？所谓实证，就是你用现实中观测到的数据来检验一个理论对不对。如果有一种理论:药物 A 的分子结构可以让你分泌 某种物质 B，这种物质 B 可以进而帮你清除某种病原体 C。这个理论有用么?如果你光是给出这 么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那可以说这个理论基本没有用。因为现实中太多中间因素可能让打破这个逻辑线条。比如你体内的其他物质抵消了药物的作用，再比如药物有某个副作用，杀死了你需要 的细胞，病还没好人已经挂了。所以，任何一个学者在提出这样一种理论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 问他:数据呢?这个学者就必须做大量的临床试验，证明这种药确实起到了他的理论所预期的效 果。

所以记住，你要说服别人 A 导致 B 这样一个论断是正确的，你必须要干两件事。第一，你 得在 A 和 B 之间建立一个逻辑线条，说明为什么 A 会导致 B;第二，你得拿出数据，向对方展 示 A 出现的时候，B 出现的概率会更大。前者叫理论，后者叫实证，二者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缺 一不可。

我前面说了半天，为什么全民普选比少数人专断更容易做出正确的人事决定(忘了的朋友 可以参考之前的两次连载)，也列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竞猜节目中观众投票的正确率奇 高等等。但是这些都远远不够，因为你没办法预测这些机理运用到真刀真枪的选举中还能不能管 用。我已经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都尽量回应过了，但是我肯定你还是能找到上百条理由来质疑孔 多塞陪审团定理。所以呢?还得找点实证依据。

什么样的数据能用来比较民选政府和非民选政府之间的绩效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GDP 增速，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但是学者拿这个变量比较以后，没有得出什么结 论，民选政府管理的国家里有增速快的，也有增速慢的，非民选政府也是一样。把所有国家综合 起来比较，你会发现两种方式产生的政府在 GDP 增速没有「显著差异」。所谓显著差异，是一个 统计学概念，就是说两组数据的差别大到了一定程度，从而你可以有信心这种差异不是随机因素造成的。民选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绩效稍稍领先，但是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每一种 政体内部的差异，所以你没有办法光靠 GDP 增速论证民主的好处。

但是 GDP 这个衡量标准其实很不靠谱。首先，要计算这个数据，你必须依靠很多其他数据， 比如各行业产量的数据，商品价格的数据，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是很容易伪造的。如果一种政府比另一种政府更倾向于伪造数据，那你在比较两种政府的数据的时候，就会有「系统性误差」， 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还只是测量问题，比较 GDP 其实还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所谓」风险」。我举个 例子:假如两个人的平均消费都是一天三顿饭，但是其中一个人每天吃三顿，另一个人有时候吃 五六顿，有时候吃一两顿，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你觉得哪个人生活更好呢?当然是前面那个。 人类的天性就是希望消费能力能相对平稳，不要大起大落。

所以一个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人在计算两种金融资产的价值的时候，不仅会比较它们的平均 收益率，还会比较二者的收益率是不是大起大落。平均收益率一样的两种资产，起伏低的那种在 市场上一定是更值钱的。你去看任何一本启蒙的金融学教材，都会讲到这一点。人类为了降低风 险、避免大起大落所愿意付出的金钱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保险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就知道了)。 社会制度也是一样，如果两种制度的平均收益率一样，但是其中一种一会疯长一会萎缩，另一种 则不慌不忙慢慢增长，你会选择哪一种?

那么怎么测量一种政治制度的经济风险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变量，就是饥荒。饥荒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粮食少造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产量自古以来就很低，那人又也自然不会太 多，生育率也不可能太高。饥荒的出现，必然是食物和之前相比出现了一个急剧地下跌，也就是 所谓 “经济衰退” 的一个最极端情况。饥荒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简直太常见了，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饥荒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这样的判断总有争议的空间，你可以争论饥荒的定义、民主的定义，等等，但是 不管使用什么定义，统计规律是很明显的。

民主国家里有穷的没有?当然有。有发展极其缓慢的没有?当然有。但是一个不容争议的 事实就是“不管人家多穷，多停滞，没有出现过饥荒！森教授作为印度人对此体会格外深。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几乎是隔几年一次饥荒。但是有了选票以后，虽然贫穷远没有解决(一直到今天)，但是大片饿死人的历史一去不返。 这里插一个小话题。很多人因为对历史课本上的反殖民教育产生的逆反心理，于是矫枉过正，总觉得当先进国家的殖民地比独立要好。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殖民者确实 在很多地区干得不错，但是坏事也没少干。除了印度之外，爱尔兰也是英国统治时期饥荒极其严重的一个国家，从 1845 到 1852 年，爱尔兰损失了将近 1/4 的人又(比中国的大跃进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这段历史成了爱尔兰人永久的心理阴影，彻底让英国丧失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美、 加、澳这些殖民地确实发展得不错，但是政府对原著民的很多作为也让人不敢恭维(建议看看休. 杰克曼演的大片《澳大利亚》)。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有无饥荒来衡量一个政府的有效性，民选政府是当之无愧的赢家，既优于本地独裁者，也优于外来殖民者。如果你觉得你所处的政治共同体有任何一点饥荒的风险 (比如土地大面积污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民选政府出来。

至于为什么民选政府可以避免饥荒发生，你可以找出很多直接的政策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民选政府是你的雇员，虽然你不一定懂政策，但是和其他选民一起(借助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帮助)，你们完全有能力选出一个不让自己饿死的政府。有的民主国家未必农业搞得多好， 只不过是更善于获取国际援助而已。但是你能说获取国际援助不是个本事么?有能力拉来援助， 并且有能力把这些援助用在你身上，不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么?不是比某些要靠出去撒币才能保 住面子的政府要强很多么?

前面说的这些只是经济政策的比较，下一次我要再讨论两个对外政策方面的统计规律，先透露一下:

1.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战争(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俄罗斯不能算民主国家)

2.民主国家在它们参与的战争中，几乎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

且听下回分解。

文/六神磊磊

人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一个人，最不容易搞清楚的就是 “我是谁”。

古龙的武侠，有一个终极之问，叫：天涯远不远？

他的回答是，不远。人在天涯，天涯又怎么会远。

金庸的小说也有一个终极之问，叫：我是谁？

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金庸也没有答案。

西毒欧阳锋，就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而发疯了。

2022 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

我觉得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年份。

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打回原形，真正搞清楚 “我是谁” 的一个年份。

在前些年，我觉得社会上是产生了一样副产品的，就是个人的优越感过剩。每个人。

这不是社会的问题，社会是没问题的，是每个人个人的问题，有一样叫 “优越感” 的东西泡沫化了，不妨称之为优越感 M2 膨胀。

钱包里有点钱了，事儿貌似有奔头了，人们就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

“大佬”、投资人、企业高管、互联网从业者、网红、中产阶级、普罗大众…… 都自觉不自觉参与到了这一场优越感 M2 膨胀中。

那种优越，从每个个人的毛孔里溢出。

比如 “大佬”。

在独角兽出来还比较多的时候，那些头头脑脑都被叫做 “大佬”。各个行业都有了 “大佬”。

大佬不满足自己做大佬，还要扎堆；大佬之中还要分大大佬、中大佬、小大佬，论体量大小享受香火。

大佬们当时还爱谈理想，觉得自己能改变时代、改变世界；还爱鼓吹一个新的时代会扑面而来，他们是接生婆。

现在看来，都是优越感过剩。接生婆？只想找孟婆。

又比如投资人。

当时社会上歪点子多，热情多，莽撞人多，找投资人要钱的也多。

投资人都优越得不能好好吃饭了，坐下来必定先褒贬人家项目。

“我认为你这个 steak 不适合互联网化……”

搞得对方只好说对不起先生我是服务员……

还比如网红，写小说的也 “大神” 了，老板们当时有闲钱，追着买 IP。

听说有的老板狂买女频 IP，只是因为年轻时当屌丝时喜欢言情小说。

粉丝们膨胀到纷纷发帖：“呵呵金庸敢来现在一定写不过我们大神”。

带货的也 “大神”，你说五个亿我说十个亿，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

最恶心的就是写公号的。

写东西居然也敢用 “时代浪潮”“未来展望” 这种标题了。

也不想想这些大神有没有上级给的神位、神格。

从取名就看出来多傻叉了，有的人一神二神都不够，还取四神五神。

前些年，优越感膨胀比较严重的还有那些高管、互联网从业者。

五 A 级写字楼里，搓澡要搓四面。

在高增长和低利率的环境下，他们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栋梁程度。

他们用花钱能买到的东西，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却不知道但凡是用钱就能买的敞开供应的东西，都拱卫不了你，都是裘千丈。

“大几千万的房子……”，保安咔咔敬礼，好有安全感，只有我和我的宠物狗能进。

开房只去四季，喝水只喝斐济。一个月，总要吃几次人均两千的 omakase。

在外滩聚餐完，必定等朋友叫完了代驾和网约车，然后云淡风轻地说：

哦那我就先走了，我家近，走两步就到了……

还真心以为自己只要一开心，就能下午去巴黎喂鸽子。后来才知道，呵呵，巴黎？

能去巴比馒头算你本事。

中产阶级那些年也开始渐渐优越膨胀了。

伴随着房产的增值，自我感觉钱包鼓起来了，要体面，拒绝苦日子。

品酒、看展也成生活必须了。

每年的出国旅行也引以为常了。

孩子弹琴至少必须弹柴一钢、拉二钢了，一钢又一钢，绝不能弹《童年的回忆》。

中产们还看了些舶来的律政剧，凡事爱谈规则、谈法律了。

和人有了点冲突，也张口闭口：我请律师把你如何如何……

呵呵，律师，律师在等着去巴比馒头呢。

身处优越感觉 M2 膨胀的浪潮里，普通人也跟着优越。

普通人优越什么呢？很多。

比如普通人并不曾去买什么贵东西，却觉得天下四大部洲、妖魔鬼怪全靠我们买买买。

没有我们买买买，乌鸡国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狮驼岭会垮掉；没有我们买买买，莲花洞会垮掉。

现在倒是不能去买买买了，这些妖魔鬼怪却居然似乎并没有垮掉。

有句话说得好，不属于你个人的，终究会随你而去。每个人膨胀过头的优越，到头来就会坍缩。被高估的体面，也会回到它的本来面貌。

说什么 the big six？定眼一看，原来就是江南六怪而已！

这一年，就是一个优越感泡沫被戳破的年份。

哪里有什么大佬？哪里有什么高管？哪里有什么 P9P10？

仿佛听见一声苦笑，我就是屁九屁十。

苦笑得好。

你的体面，是假的；你的社会关系，是假的；你所谓享受的资格、受到的尊重，也是假的。

每个人都认清自己，人人都搞清楚自己是谁，都踏踏实实的做老百姓。什么四季，你就是个全季。

踏实好，踏实了才能重新上路，和时代共振，奏响新的乐章。

做个广告吧。此时就想到我自己书上一句话，是说《天龙八部》的：

一切虚荣的脖颈，都被摁下尘埃；所有倔强的头颅，都埋首泥淖。

命运通吃，从没有和棋。尔等凡人，都不可骄傲。

@奭麦郎 #187545

这个嘛。。。他自己的推特，我觉得倒是不用苛责。我看不顺眼的我也屏蔽。。。

第三集看得好难受。

等克莱尔老年的时候，才回想起，当自己13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名字与时空旅行者亨利的妻子的名字相同。求证，亨利说，不是，我们将来不会结婚，你不要乱想。

老年的克莱尔笑着说，一个正经男人，面对刚刚发育、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只好撒谎。没有什么看一个正经男人撒谎更难受的了。

克莱尔16岁时，参加派对。回来的时候很伤心。她问亨利，你能不能在警车里突然消失？亨利说可以，为什么这么问。女孩说，我想请你帮我杀一个人。她说了一个同班男孩的名字，杰森。

亨利问她发生了什么。她不讲。大叔不问了。说好。转头亨利给24岁的自己打了个电话，让他晚上不要单独出门，准备好人证物证。

24岁的亨利问32岁的亨利，你要杀人还是怎的？

将来不会跟她结婚，但是却愿意为她杀人。亨利啊亨利，你伪装得不够好。

32岁的亨利提着枪找上了杰森的门。一开门，枪口顶着头，杰森直接吓尿。

亨利把杰森装进后备箱。车开到半途，克莱尔突然说，啊呀，忘了拿杰森的呼吸辅助器，他有哮喘。亨利叹口气：就这，还要杀人？

半途停下，亨利问克莱尔，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克莱尔下车，借着车灯光线，脱下外衣，身上全是淤青和紫斑。

克莱尔：他把我带到车上，我想下车，他生气了，觉得我的反悔对他不公平，就打我，还用烟头烫我。克莱尔展示了胸部上的烫伤。

亨利暴怒了：他是不是强奸了你？

克莱尔：没有，他只是打了我。

镜头切换到了老年的克莱尔：当然他强奸了我。夜黑风高，四下无人，他为什么不强奸？但是我不能告诉亨利。我知道他一定会杀了他。直到今天，他仍然不知道真相。我也很难过，我多么希望第一个男人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过。

亨利走向后车厢：你要我怎么做？

克莱尔：我不想他死，我只想你揍他一顿。

亨利把杰森绑在树上。杰森突然狂笑：你就这么听信她？你应该看看她发给我的短信！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她都发了！给他看！

亨利看向克莱尔。

克莱尔：我删除了...

杰森：我没有删！在我的手机上！你去看看！看了你就知道，她有多享受！

克莱尔：我不享受。我只是想忘记那一切。想骗自己，把它当成正常的一个晚上.....

杰森：你说你谢谢我，你很喜欢！哈哈！我告诉你吧，她就是喜欢粗暴野蛮的性爱！

亨利：你给我闭嘴！她一点也不喜欢！

杰森：你怎么知道？...

亨利：因为她是我老婆！她从来都不喜欢！

亨利愤怒的拳头捶在了杰森的肚子上。

这时亨利肩头一闪，他知道自己要穿越回去了。

亨利说，我很抱歉，你必须要自己收拾这个摊子。临走塞给了克莱尔一支马克笔。

亨利走后，克莱尔打电话叫来了自己的几个闺蜜。原来这个混蛋不只是欺负过她而已。

几个女孩，用马克笔在捆着动弹不得的杰森身上，写下了他对她们做过的事情。

克莱尔：这是我的第一件雕塑。那时候，我就知道，雕塑不光是一件客厅里的装饰品，而是可以表达出痛苦。这是我以后学习艺术的动力。

穿越回去的亨利，在客厅里，发现了这支马克笔。

24岁的克莱尔，身穿睡衣从楼上下来，笑意盈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方舟子、大耳朵猫妹、豆瓣精选都不错。

@Nemo #187532

不太像。。。班傑明的奇異旅程是人倒着生长。时间旅行者的妻子说的是一个男人有穿梭时空的特异功能，但往往不能自己控制，有时会突然消失。男人动不动就消失，可能是比喻生活中思想的迷失。在男人迷失的时候，女人就必须被迫陷入无尽的等待，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不知会等多久。

他的妻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穿梭回来的成熟的他，认为他很有魅力，但等长大后遇到年轻的他，却发现不过是个混小子。

如果已经知道他未来会变得很好，女人是可以耐心等男人长大。但生活中，谁又能说得准，眼下这个混球男友会变成什么样子？

@Nemo #187505

郭的诗歌《女神》我觉得写的不错。关键是，那时候中国新诗是一片空白，郭的作品也是一种实验作品，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但有这种创新精神也很了不起。

@消极 #185986

哈哈！我知道，跟前一位用户开玩笑的：）

@Nemo #187502

郭被当成舔共文人被骂很久了。如果能有一部小说或影视剧，讲讲他变得如此舔共的心路历程，应该能够还原出一个较为立体的郭沫若。

@中國邊緣人 #187463

我觉得老兄您有点极端化了。郭沫若和谷爱凌都是在自己领域做的很出色的人，并非一无是处，只靠舔共。

@Nemo #187409

所言极是。

远了说，郭沫若、钱学森之流，固然有舔共、睁眼说瞎话的污点，但他们本人其实并没有主动做恶，也没有听说他们伤害别人。事实上郭沫若本人是先受到了冲击，出于惧怕才当了舔狗的。他臭名昭著的舔共诗不过是为了自保。

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和钱学森本人都是行业内的学术权威，就算私德有亏，其学术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某些反共人士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除了立场，还剩下什么。

@MingzeXi #187371

谢谢指出，已经修改。的确是Deepl辅助翻译。

时代周刊选择的题词人都暗藏玄机。给习近平题词的是Jeffrey Wasserstrom，他的书《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可以看作是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有力支持。

而彭帅的题词人，是一个女权活动家。

《时代周刊》2022年的年度一百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评选名单中，有八位华人上榜，其中习近平已经是第12次上榜，另外七位分别是：刘思慕（尚气主演）、杨紫琼、陈巍（滑冰运动员）、林璎（建筑师）、孙春兰、谷爱凌和彭帅。

每个上榜人物都会得到一段题词，本文翻译了对习近平、孙春兰、谷爱凌和彭帅的题词。

习近平

给习近平的题词：

习近平自2012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上台以来，在国内和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之后，他成为了国家主席，自此形成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中国个人崇拜。

描述这种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列举他所做的事情：从发起 "一带一路 "倡议--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影响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到开始打击腐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其次要目标是消灭政治对手）。他还废除了旨在防止统治者终身制的宪法条款，他试图掩盖一种新病毒的传播造成全球伤害，之后还实施了零感染政策，虽然成功地将疾病的国内传播降到最低，但却将数百万人锁在家中。

然而，为了评估习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响，值得强调的是他“没有做但可能会做”的四件事：重新考虑被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批评为 "不可持续 "的清零战略；在新疆这个可怕的侵犯人权的地方扭转方向；与好战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距离；当然还有，指定一个继任者。

给习近平题词的是Jeffrey Wasserstrom。他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最近的著作是《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

原文：

Xi Jinping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since ascending to power as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n 2012, soon after which he became President and since has developed the biggest Chinese personality cult since Mao's.

The easiest way to describe this impact used to be by listing things he did, from launch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mass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trategy to expand China's influence globally---to starting a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and ratcheting up one on civil society with the secondary goal of eliminating political rivals. He also did away with a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aimed at preventing rulers for life and, after a cover-up of a new virus's spread caused global harm, implemented a zero-COVID policy that succeeded in minimizing the disease's domestic spread but has locked millions in their homes.

To assess Xi's particular impact in 2022, however, it's worth highlighting four things he has not done but might have: reconsidered the zero-COVID strategy tha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ef as "not sustainable"; reversed course on Xinjiang, the site of horrific human-rights abuses; distanced himself from a warmongering Vladimir Putin; and, of course, named a successor.

*Wasserstrom is the Chancellor'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C Irvine and author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孙春兰

给孙春兰的题词：

毛泽东宣布 "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统治的。只有八名妇女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三名是共和国创始人的妻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

而孙春兰没有这样的精英关系。作为中国当前唯一的女性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她从一个钟表厂的车间里爬上了党的金字塔，领导沿海省份福建和后来的港口城市天津。今天，这位71岁的老人是全国监督COVID-19疫情防控的最高官员，显示出强人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对她的巨大信任。

2020年2月，当COVID-19首次在武汉爆发时，孙春兰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在受灾的城市工作。自从Omicron变体出现以来，孙春兰一直在维持中国的 "动态清零政策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的做法就是执行严格的核酸测试和隔离隔离措施。然而这一政策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因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2600万人口，目前仍然处于严密的封锁之下。但孙春兰坚定地维护着习近平的命令。她可能没有摧毁中国的玻璃天花板，但孙春兰既是改革者的最大希望，也是他们最有力的论据。

题词者坎贝尔是《时代》周刊的记者

原文：

Mao Zedong might have declared that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but in truth the People's Republic is ruled by an entrenched patriarchy. Only eight women have risen to China's powerful Politbur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ree of them were wives of founding cadres, including Mao's.

Sun Chunlan had no such elite connections. China's only current female Vice Premier and Politburo member climbed the party ziggurat from working on a watch-­factory floor to lead the freewheeling coastal province of Fujian and later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Today, the 71-year-old is the nation's top official overseeing COVID-19 pandemic control, demonstrating the tremendous faith shown in her by strongman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a critical point, with outbreaks in a number of major cities.

When COVID-19 first exploded in Wuhan in February 2020, Sun spent three months toiling in the stricken city at great personal risk. Since the Omicron variant emerged, Sun has been pivotal to maintaining China's "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through strict testing and isolation protocols. That policy has come under sharp criticism as Shanghai, China's largest city, with 26 million people, remains under harsh lockdown. But Sun is staunchly upholding Xi's diktat. She may not have destroyed China's glass ceiling, but Sun is both reformers' best hope and their strongest argument.

Campbell is a TIME correspondent

谷爱凌

给谷爱凌的题词：

运动员-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员-很难超越他们的运动。谷爱凌是这一规则的一个例外。我不确定我是否见过任何人比她更有纪律、更有动力、更有决心。她的艰苦努力得到了回报。

北京奥运会前的那个夏天，谷爱凌向我寻求建议。她正在努力应对奥运会前的压力，并努力应对她新发现的名声。但最重要的是，她只是试图与那些和她一起长大的女孩保持友谊。人们很容易忘记，尽管她赢得了三枚奥运奖牌，成为无数杂志的封面人物，并为路易威登和蒂芙尼等奢侈品牌的全球宣传活动担任代言人，但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她喜欢滑雪，对上大学感到兴奋，但不想与她的童年朋友失去联系。这颗心使她如此特别。

在那次谈话后的几个月里，她证明了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自由滑雪运动员之一。她在网上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并激励新一代的女孩--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女孩--冒险进入男性主导的动作运动世界。谷爱凌以她这个年龄段少有的优雅、姿态和体贴完成了这一切。

Kenworthy是一名演员，也是奥运会坡面滑雪银牌得主

更正，5月24日

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错误地描述了谷爱凌在全球活动中代表的品牌。它们是路易威登和蒂芙尼公司，而不是芬迪和古驰

It's hard for athletes---particularly Olympic athletes---to transcend their sport. Eileen Gu is an exception to that rule. I'm not sure I've ever seen anybody more disciplined, driven, or determined than Eileen. And hard work pays off.

The summer before the Beijing Olympics, Eileen reached out to me for advice. She was struggl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buildup to the Games and grappling with her newfound fame. But mostly she was just trying to maintain friendships with the girls she grew up with.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despite winning three Olympic medals, gracing the covers of countless magazines, and fronting global campaigns for luxury brands like Louis Vuitton and Tiffany & Co, she's still just a normal teenager who loves to ski and is excited for college---but doesn't want to lose touch with her childhood friends. That heart is what makes her so special.

In the months since that conversation, she's proven herself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female freeskiers of all time, amassed an online follower count in the millions, and inspired a new generation of girls---especially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girls---to venture into the male-dominated world of action sports. Eileen has done all of that with grace, poise, and thoughtfulness rarely found in someone her age.

Kenworthy is an actor and an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in slopestyle skiing

**Correction, May 24. **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story misstated the brands that Eileen Gu represented in global campaigns. They are *Louis Vuitton and Tiffany & Co., not Fendi and Gucci.

彭帅

给彭帅的题词：

网球明星彭帅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的一篇长文，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体育。在去年11月发表的帖子中，她指控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强迫她发生性关系，并与她保持婚外恋关系。

不久之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她在舞台上的再次出现，为美国在外交上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提供了最后的理由，并导致女子网球协会取消了在中国的赛事。她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仍然遭到审查。

彭帅无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发言的内在危险性。在现已删除的帖子中，她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以及自我毁灭。她的账户催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捍卫妇女权利、反对专制权力的行动。她后来否认了自己最初的主张，这表明她还没有恢复完全的自主权--事实上她可能正在经历难以言喻的残酷对待。

题词者吕频是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

原文：

With one lengthy post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site Weibo, tennis star Peng Shuai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of events that profoundly changed global sports. In the post, published in November of last year, she accused former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of forcing her to have sex and maintaining an extramarit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Not long after, Peng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view. Her re-emergence in staged settings provided the fin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 diplomatic boycott of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and led to the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canceling its events in China. Her name remains censore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Peng undoubtedly was aware from the start of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speaking out. In the now deleted post, she described her actions as a moth to a flame, an egg to a stone, and a self-­destruction. Her account has catapulted an unprecedented defense of women's rights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wer. Her subsequent denial of her original claims suggests that she has not yet regained full autonomy---and may in fact be experiencing unspeakable cruelty.

Lü is a feminist activist and writer

@newhere #187362

人类的美学源自本能，表达欲望，恒久绵长。再高科技，也不过是原始肉搏的延伸。

毫无悬念，Zendaya被时代杂志(TIME)评选为2022年百大影响人物之一。

下面是导演（Denis Villeneuve）撰写的题词：

“对我而言，赞达亚（Zendaya）已经有上千岁的年纪了，早在这辈子之前，她就已经活过好几世了。然而，她却也如此地年轻又有活力。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悖论，她也给人一种诞生自遥远未来的印象，她是超越时间的永恆存在，她无所不能。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裡，山姆李文森的《首映夜》捕捉到了千黛亚宛如流星般耀眼的光芒。在山姆李文森的现象级作品《高校十八禁》裡，青少女生活面临瓦解的她，展现出了高张力的情绪爆发。她更于《蜘蛛人：无家日》中大放异彩，而这部电影也在她成为终极缪思女神的这一年，称霸了全球票房。

但赞达亚远远不止于此，她自己本身就是一股独立存在的创造力，她是一位正在逐渐成形的文化偶像，一个受纯粹的灵感、同理心、对自己的手艺所抱持的尊重给驱动的创作者，她将‘真诚’当作一种崭新的超能力在施展。她似乎无所畏惧、意志坚定不移，但我也喜欢她仍然会像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尽情灿笑。

赞达亚就是未来，没有什麽比这更令我感到欣慰的了，而现在还只不过是她的序章。”

( Villeneuve 是《沙丘》的导演。)

《TIME》原文：https://reurl.cc/p1aVpa

"To me, Zendaya is a thousand years old. She has already lived many lives before this one. And yet, she is as young as springtime. By some inextricable paradox, she also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born sometime far into the future. She is timeless, and she can do it all.

In just the past year or so, Zendaya has radiated like a shooting star captured on celluloid in Sam Levinson’s Malcolm & Marie. She emotionally exploded as her teenage years disintegrated in Levinson’s cultural phenomenon Euphoria. She shone in Spider-Man: No Way Home, a movie that dominated the box office in a year when she became the muse of extremes.

But Zendaya is much more than that. She is an autonomous creative force herself. A cultural icon in the making. A person driven by pure inspiration, empathy, and respect for her craft, who uses authenticity as a new superpower. She seems fearless, her roots run deep, and I love that she still laughs like a kid. Zendaya is the future. And there is nothing more comforting to me.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Villeneuve is a director, most recently of Dune

@消极 #187357

消极兄中文语法不及格。“有什么寄语吗？”的回答应该是“有，xxxxx”，或者“没有”。

@消极 #187340

说自己当年比现在幸福，无非是当年年轻现在老了，老人家很多玩不来，年轻人再穷也有青春。

消极兄对老年人有什么寄语吗？

撒花！！！这下小伙伴们不用到处问了。

文：林子人 界面新闻

“在座的各位，会写喷嚏的‘嚏’字的人请举手。”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副院长、语言学家David Moser在上海纽约大学日前举办的一场讲座上问了这个问题，现场只有一位刚刚经历过高考的男生举了手。Moser将这种识字但不会写字的现象称为“汉字失写症”（character amnesia），他认为，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汉字书写日益生疏引起了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担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汉语竞技类节目开始流行。

在他看来，这也是国家统一语言的最新尝试之一。全球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使用或学习这种叫做“普通话”的标准汉语，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学的中文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中国人说的语言”，事实上它可能从未存在过。标准汉语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混合语言，在其充满妥协的形成过程中混合了种种棘手的语言、历史和政治因素。

在《十亿种声音：中国对共同语言的探寻》（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一书中，Moser回顾了普通话的百年发展史，讲述了汉语是如何从几百种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方言中一步步发展，于1955年以“普通话”确立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在讲座中，他介绍了汉语的这段历史，并指出了21世纪网络时代中汉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统一国音到推广普通话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覆灭后的政治乱局，还有语言上的混乱。汉字书写的传统，长久以来给人一种中国具有统一语言的幻觉，然而实际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系统，不同方言之间的差距甚至应该被视作不同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为了创造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统一语言刻不容缓。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欧洲时与同乡吴敬恒往来，便邀请吴敬恒北上担任制定国音字母的工作。1912年6月26日，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国务院官制”，设教育部。同年12月，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依章程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担任筹备处主任。

1913年2月15日，由吴敬恒任议长的读音统一会开会，主要目标包括审定了6500多字的“读音”；确立一系列注音符字母来记录汉语的基本发音；录制规范读音；在全国范围内的小学里推广国语。通过投票方式，读音统一会确定了基于北京方言、且融入了部分南方方言特征的“国音”标准，其中一个例子是，“入声”在南方方言中广泛出现，却未被北方方言保存下来，亦被收入“国音”中，成为“国音”的第五声。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国音字典》。

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令国语改革进一步复杂化。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 文、法文、德文、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语言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文白之争促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于1919年4月14日成立。胡适等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提出“编辑国语辞典、编辑国语文法、改编小学课本、编辑国语会话书”四件事。在全国白话文浪潮的推动下，教育部终于在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问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胡适的好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于1922年受托录制国语唱片并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这套唱片是根据1913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标准录制的。然而因为赵元任是唯一用这种“混搭语音”发音的人，这样的国音无法被推广至全国。这位后来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天才曾不无失落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我是这种个人语言的唯一讲述者，然而这本应成为6亿人的国语。

五四运动将汉语改革面临的另一问题推向前台，即——我们应该如何改革汉字？参与这场论战的学者和激进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傅斯年和陈独秀。在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的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采用白话、完全废弃汉字，使用语音系统文字、用某种西方语言取代汉字、用世界语（Esperanto）取代中文。

“这些都是由正经的学者提出来的严肃提议，他们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解决方案，用文化破除（cultural eradication）的方式在20世纪振兴中国。”Moser发现，世界语在当时的中国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注意，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在中国有世界语研究会、有世界语出版物，他本人甚至收藏了一本世界语版的《红楼梦》，“那是一个真的曾被认真考虑过的议题”。

毛泽东甚至也曾考虑过汉字拉丁化。在1956年1月20日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说：“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

在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决议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全国性共同语。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中国大陆地区由此正式进入简体字时代。

技术革命与汉语的未来

普通话推广运动在全国义务教育和方言在公共场合被限制使用的加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中国领导人的语言统一理想和这个国家文化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4亿人无法用普通话有效沟通。

汉语较高的学习难度是横亘在普通话推广前的一个巨大障碍。Moser指出，对于使用字母表的语言来说，读、写、说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一种综合技能。然而在汉语中，这个循环被打破了。会话能力难以加强阅读能力，阅读能力难以加强写作能力，这三项能力成为了平行、独立的技能，需要汉语学习者各个击破。

关于字母语言和汉语的学习难易度比较，Moser的一段经历或许颇能说明问题。他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教三年级的学生英语，在问一个学生“钥匙”的英文是什么时，学生很快就回答出来了，但当他问对方是否能把“钥匙”的中文写在黑板上，帮助全班同学复习巩固时，学生犯了难：“老师，我不会写这个词，我们还没学过钥匙怎么写啊。”

在Moser看来，汉语的学习难度在妨碍中国的软实力。“如果想让自己的书获奖、电影有人看，就需要让人能够直接探索。因为汉字（学习难度）的原因，受众的参与程度被大幅降低。”他曾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

Moser认为，数码产品的广泛应用导致的“汉字失写症”就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汉语发展的机会，“我们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里的新技术意味着手写汉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学习这些汉字、用它们来交流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但如今我们有了智能手机——你可以对着智能手机讲话，用语音输入法，而不需要一一记住三四千个汉字。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查字典’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有了手机和电脑，我只要点一下，这个字的注释就会出来，认识生字不再是一个艰苦的任务，”他说，“然而现有的教育系统仍然抱有20世纪的基于纸质书写的教学心态，强调死记硬背。我其实认为手写汉字已经不再是个必须习得的基本技能。”

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 EPUB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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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史蒂芬 #187254

这个....海外华人也常常用微信，大陆人也常常用电报....二者的用户经常是交叉的。成年以后移民的人也不见得都是粉红嘛，就跟国内大陆人也不都是粉红一样。地域和性别都不是区分标准。

@瑞传媒 #187227

中国封城措施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打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会说其他语言手中也有资本和资源的，虽不愁一日三餐，但最怕资本积压、资金停止流通，货物停止运输。资金链一旦断裂，工资开不出，债务还不上，立马破产法庭见。

年轻人如果不想四十岁等死，剩下的办法就是扩展出路。

这不就是在说内卷嘛。等到了40岁的时候，早就被年轻人卷得动不了了。

至于怎么扩展出路，建议移民，台湾日本不是好的选择，移民指的是移到东风导弹射程之外。

大部分人是躺不平、润不出、卷不动的.....

“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

天津大学学生昨天晚上举行集会，抗议校方僵化的防疫管控措施。不久前在北大和北师大，学生们举行过类似的集会。而天大喊出的“打倒xxx主义”这类口号，显然比抗议疫情措施高了一个层次。

六四快到了，希望带头口喊口号的学生平安。

@史蒂芬

好奇您是在什么平台上跟华人女性聊天啊？不同平台聚集的人群也不一样。

5月16日，广东韶关发生了一起面包车超载坠河的事故，车上10人全部遇难。遇难者全部都是女性，且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左右，他们都在附近农场打零工。打零工就意味着没有劳务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病休公休，手停口停。因为年龄较大，农场给他们的工资仅有100元一天。就算一个月一天不休息，也不过3000块而已。如今，3000块她们也拿不到了。她们死在了上工的路上，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在城里，IT企业正在纷纷裁员，首当其中的是35岁以上的“高龄”员工。写代码写到35岁，要么升为管理层，要么离开大厂创业。而离开了大厂，就等于破釜沉舟，回不去了。而今已经不是互联网淘金的时代，除了少数实现财富自由的创业幸运儿，大部分人都成了沉底的泥沙。

我有一个40岁出头的亲戚，在二线城市有一份普通的合同工作，前几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退休。相对于朝不保夕的工作，在尚有劳动能力的50岁退休，相当于是拿了一份不用干活的固定工资。然而这几年养老社保基金消耗的差不多了，她能不能如愿按时退休，也成了未知数。

40岁，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职场却开始降级，薪水逐步下滑，固定工作变灵活就业；再赶上封城清零，坐吃山空，工作机会却迟迟不来。年轻人还可以自绝后代，单身的还可以选择躺平，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总不能掐死已经出生的孩子，已经交了几年的房贷不能不供下去，年迈的父母总不能不照顾。中年人，卷不动，躺不平，被无数的责任裹挟着，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而前路只有越来越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5月16日下午，广东韶关发生一起超载面包车坠河事件，车上10人全部遇难。遇难者都是在附近农场打零工的人，唯一的男性是司机，剩余9人都是女性。

这些打零工的女人们，有的年过50岁，在大城市里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有的正当青壮年，需要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乘坐超载的面包车，在家乡附近，四处寻找价格低廉、劳动繁重、机会稀少的零工机会。

坠河

5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广东省韶关市怀化县周田镇周屋村，年近70岁的村民李树已经做好了晚饭，等他老婆阿珍回家吃饭。阿珍早上6点半就出发，去了35公里外的一家农场打零工。阿珍在这家农场打工已经5天了。因为是体力活，阿珍回家就揉着两条胳膊喊累，说饿得不行，所以李树每天就早点做好饭菜，在家等她。

(这是阿英的家，她的丈夫因从上海回来还在隔离中，三个孩子暂住在亲戚家，家中只剩一位80岁的婆婆)

阿珍通常在六点刚过就到家了，但5月16日这天，傍晚六点半了，阿珍还没回来。李树等得有些烦躁，给她打了个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李树心想，她可能已经快到家了，只是舍不得话费所以才没接。但快到七点，阿珍还没回来，李树又打了一个，这次提示是关机。李树心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和阿珍一起去做工的，还有她的两个妯娌阿凤和阿玉。因为住得不远，年纪相近，平常都是一起出去干活。晚上七点多，三家人都联系不上，李树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他第一时间往镇上的派出所走，想看看是不是阿珍乘坐的面包车违规，被扣住了。但派出所没有，李树给在深圳的女儿小婷打了一个电话，让她问问。

李树没等到女儿的消息，晚上8点多，有人联系上李树的弟弟，告诉他，阿珍和两个妯娌乘坐的面包车掉到了河里。根据官方通报，就在李树做饭的下午5点20分许，一辆限载7人实载10人的面包车，从韶关市浈江区湾头电站的堤坝上冲进水里。

(监控画面）

浈江区湾头电站距离李树家22公里，修建于2010年，电站的堤坝就是一座桥，成为连通湾头村、张滩村与外界的通道。为了限行，离桥头10米左右，有两个方形水泥墩子，当地经常开车的村民说，两个墩子之间的距离在2.2米左右。电站的监控视频显示，出事当天，阿珍乘坐的面包车先是略显笨拙地开上了桥，然后擦着桥墩，直直朝左，冲破铁丝防护网，坠入浈江，整个过程不到五秒。

面包车上，除了阿珍和两个妯娌，另有六女一男。阿珍的女儿当晚11点赶达湾头电站时，面包车上的人全都已打捞上岸，无一生还。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面包车坠江处，水深有八九米。

打零工的女人们

除了两个妯娌，整辆车上的人都来自相邻村镇，跟阿珍也都很熟，大家是一起搭档，到一家叫三雄农场的地方打零工的。主要工作是播种、人工授粉、打种子等，100元一天，从早上七点半做到下午五点，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

阿莲也是这个女性零工队中的一员，前三天跟大家一起农场上做工作，后来自家的果园需要打药了才退出。她告诉本刊，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2005年到2010年，主要是在周边的城镇做建筑工人，男人砌墙造屋，女人做小工。2010年前后，本地建筑市场渐渐饱和，年轻人便去了韶关、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谋生路。

(周屋村临近周田镇主街，遇难者中有七人来自此村)

但阿莲和伙伴们年纪都大了，她说 “现在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的，有些超过45岁就不要”。与此同时，她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已成年，在广州工作，但“三天两头就嫌工资低要换工作，挣的钱只够他自己花”。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都留在了家里由阿莲和老公照顾，“如果我们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

阿珍的情况相似，女儿小婷在深圳工作，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阿珍原本在深圳帮女儿带孩子，但这两年，小婷先后把儿子和女儿都送回了老家，阿珍也就回到老家带孩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在深圳帮忙带小孩时，阿珍也会接手工活，早上四五点起床，夜里熬到十二点，抽空做一做，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

回到老家后，阿珍又立刻加入了零工队伍。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当地能找到的零工机会不算多，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比如城镇绿化种植，果园里施肥，采摘水果，医院粪污处理，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拿到130元甚至150元。阿珍力气大，又能吃苦，甚至常常专挑男人干的活，就为了每天多拿三五十元的工资。一年做下来，好的时候可以挣一万块钱左右。

除了阿莲和阿珍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也有年纪小一些的女人。比如30多岁的阿燕，因为丈夫在外打工，家里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还有95岁的奶奶都需要照顾，阿燕只能留在家里，并为了补贴家用，常常跟着大家一起打零工。阿燕喜欢发抖音，记录了很多打零工的视频：4月10号到12号，给枇杷套袋，太阳很晒，每个人都遮得很严实；5月10号，雨天，大家穿着厚厚的雨衣，手里拿着农具站在路边，配文“再苦再累也要坚持”；5月13号，雨天，大家穿着雨衣、雨靴和斗笠 “打种子”；5月15号，排了前往农场的路上风景，配文依然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阿燕发布的视频截图)

40多岁的阿英，情况跟阿燕类似。阿英的丈夫在上海当厨师，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她家也有3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近80岁，腰已经佝偻成九十度的婆婆。在邻居眼中，阿英热情爽快，非常能干，是那种“敢想敢做”的女人，邻居说“她还提过，等把车练熟了，下半年要自己买辆车来开着挣钱”。

最让大家不解的，是29岁的阿萍。她是所有遇难者里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家境最好的一个，在周田镇上有好几套房子，孩子也只有一个，是10岁出头的儿子。也许是因为家境不错，阿萍和丈夫都没有外出谋生。不过即使留在家，阿萍也很勤快，经常跟大家一起外出打零工。

不过今年的零工机会不多，阿莲说，加上这次农场的活儿，她们今年只出门了3次。上次是在一家果园给枇杷套袋，工钱现在还没结，因为老板说，得等卖掉枇杷才有钱。

三雄农场倒是承诺，等到做工结束，就结工资。不过，做工的时候大家并没有约定做多久。

三雄农场的工资是100元一天，其实不高，所以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出工。工资虽低，活却辛苦。在农场做了两天后，阿珍就抱怨过很累，下雨天穿着雨衣很不舒服。后来阿英带头，和农场里的人谈，农场承诺，下雨天可以在室内干活，合作才得以继续。

作为韶关的第一个大型农场，三雄农场原来叫三雄开心农场，建立于2003年，占地800亩，刚建成时，曾以小西瓜、水果玉米、水果青瓜等市面上很少见的水果打开了市场，还以开心农场游乐的模式，吸引了很多韶关市区及周边的家庭过来玩乐，也成为公司团聚、学校出游的去处。

不过，随着周边新建的农场越来越多，三雄农场已经转型，主要生产经营蔬菜、瓜果产品及其新品种的种子。根据农场官网介绍，这里每年除了销售量达150万公斤蔬菜水果，还能生产1万公斤种子。农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他们主要生产西瓜、甜瓜、小番茄、西兰花、鸭儿芹等类型的种子，远销省外甚至国外。阿珍最近在农场里做的就是“打种子”，即把菜苗束成一把，高高举过头顶，大力往铁皮上砸，让种子掉落，顺着铁皮掉到下面的木框里。

农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本刊，八百亩土地中，只有两百亩土地还在经营，其他的要么荒废，要么转租给了其他人。缩小规模的原因，一是“现在人工太贵了、肥料贵、运输贵，什么都贵了，但是农产品却不涨价”；二是“人工不好找，年轻一点的要两三百一天，我们只能找年龄大一点的”。

不过农场缺人的另一面，确实“年纪大”的人找工作难。三雄农场刚刚建立时，农场附近的湾头村的阿芬在那工作过，她记得当时的工资还不到20元一天。现在农场的工资仍然不高，但她想去也去不了，因为农场不想要60岁以下的老人。出事之后，三雄农场大门紧闭，不允许陌生人进入，透过大门可以看到，里面仍有人在做工。

接送工人的面包车

周田镇镇内有国道106和323线贯穿交汇，来往的各地班车和顺风车很多，面包车并不是当地人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打零工的人出行地点、时间、距离都不固定，而且常常十来个人一起出行，有时还需要带上工具，只能选择面包车。

(面包车在当地并不常见，多为打零工的人运输所用)

出事面包车的司机周仁也来自周田镇，年轻时和妻子一起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后来为了照顾孩子回到家中。回家后，周仁给别人开过车，也做过电商，但都没挣到钱。

2020年，周田镇周边的农场渐渐兴起，在周围打零工的人越来越多，周仁便借钱买了辆面包车，专门用来接送打零工的人。阿莲说，周仁的车辆虽然准载7人，但经常超载，坐十五六个人。对此，经常坐车的阿莲并不觉得害怕，“我们都坐惯了，他开车开得稳。”

除了接送零工，周仁平时也会帮大家联系一些活儿。三雄农场其实离周田镇有35公里，对周田镇的来说，并不算近，甚至称得上“外地人”。不过三雄农场找的就是“外地人”，因为农场附近的村子离韶关市区更近，可以去市内打零工，加上土地出租，村民可以拿到分红，大家并不愿意去农场干活。阿莲记得，她们接到三雄农场的活儿之前，的确另有一拨人也干，因为太辛苦不愿做了，才轮到她们。

这也是周仁作为司机和这支零工队第一次到三雄农场做工。周仁的妻子阿秀告诉本刊，事发前一晚，周仁告诉她，自己与农场签了一年的协议，可以一整年都负责农场临时工的接送，一天220元。此外，他如果也跟大家一起干活，还能拿100元零工工资。阿秀说，“我们俩当时都很开心，因为我这半年没什么事做。他也不稳定，签了一年也就是接下来一年都有钱赚了。”

阿秀如今还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她原本是做成衣的，但随着年龄增大、视力下降，现在已被淘汰到流水线上的“包装”环节，就是把一件折好的衣服放进包装袋里。“包装”一件普通衣服5分钱，高档衣服两毛。因为最近工厂不景气，接不到单，今年迄今为止，阿秀只开工了半个多月，挣了不到2000元。

但家里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申请的助学贷款至今还没还完，小儿子正在读中专，也是用钱的时候。采访时，也能看到阿秀家的拮据，村里的房屋一栋连着一栋，大多为三层，高的有六层，唯独阿秀家的还是平房。对自家的情况，阿秀有些激动，“别人住的是什么房子，我们家是什么样，厕所和厨房现在都还漏水。” 她说，她跟周仁原本打算，今年多挣点钱，修一下房子。

(5月22号是遇难者的头七，家属在事发地点附近找了一片空地祭拜)

如今，事故的鉴定、责任和赔偿方案尚未划定。对丈夫的事，阿秀不想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他需要挣钱。作为镇上少有的，由丈夫回家照顾孩子，妻子仍在外打工的家庭里的女主人，阿秀看起来对家中的变故显得有些迷茫不安，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沉默地坐着听大哥和小叔讨论，眉头微蹙。她不知道，接下来自己靠微薄的工资，要如何撑起这个家。

@中國邊緣人 #187167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敢说自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吗？分分钟被秒到渣都不剩。还英联邦，家里老黄历还没翻篇呢。

这篇笑死我了...

最近奥迪汽车的广告《人生小满》被发现是抄袭，而广告公司是打着4A旗号、但实际跟本土混血到混到亲妈都不认识的M&C Saatchi。

广告行业中“外国势力”横行，是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选择。对广告公司来说，4A是品牌光环，相当于“皇家认证”、“品质保证”。广告公司不管已经多么本土化，总是要对外宣称自己有个洋祖宗，而国内的大品牌客户也往往吃这一套。

中国广告人行不行呢？当然行。即便在4A公司里，基层和中层创作力量90%都是大陆人，只有几个老外和港台东南亚人士当招牌。由于4A的工资相对较高，待遇较好，客户高端，因此也吸引了广告行业的精英人士，留给本土广告公司的大多是二线人才。

然而，现在不管一线还是二线，都开始掉了线。不是说4A以前不抄袭——从外国广告上扒掉层皮改头换面的多的是——但很少抄得这么明目张胆。更拉垮的是，这是一起“连环抄“：就连声称是苦主的”北大满哥“都是抄另一个博主yoli尤琳的。

话说回来，这套文案本身，什么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就算是原创，也不过是鸡汤水平而已，还值得抄袭并且一抄再抄？抄袭丢人，连抄都抄不到好的就更丢人：一群拿着高薪的文案，吃屎还都吃不到热乎的。

广告这个行当，看似高端，实则装逼，一向被文人瞧不起。虽然文人也要卖文，也要润笔，但起码是写自己所想，文以载道；而广告则是要赤裸裸地为资本服务，包装商业品牌，迎合大众口味。这两者的区别可以用Art （艺术）与Kitsch（媚俗）来形容。十三邀里，李诞说自己供职的广告公司老板如何牛逼，主持人许知远一脸嫌弃。罗永浩也戏称文学梦想破灭的年轻人才进广告公司。

话再说回来，即便是这样，也用不着抄袭吧？难道是广告人的创意枯竭了吗？那为什么会枯竭呢？我觉得，是现在的广告人，越来越没见过世面了。

广告的本质是兜售梦想。奥迪这种客户，面对的顾客当然是能消费得起他们的汽车的，起码要是中产。这些人的侧写，一般是有相当的资产或资本，甚至有一定的事业版图，尝过胜利的甜，也吃过人生的苦，人生境界不是刚毕业的小年轻可比。早年在香港，黄沾和林燕妮在写小说写歌词之外，也开广告公司，但并不当作是自己的主业；但他们胜在吃过见过阅历丰富，用自己文学才华的下脚料信手拈来，就能把客户哄的团团转。而现在广告公司的苦逼文案们，有几个有这种境界？

归根到底，还是现在中国的大环境，培养不出几个有独立思想同时还愿意为商业服务的本土创意人了。商业资本被一再打击，员工饭碗不保，处处人心惶惶，哪有心思谈情怀？最会谈情怀卖梦想的马云，昨天还是马爸爸，今天就成了冷血资本家。从小家教好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在想着润；润不出去的，在挤破头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润不出考不上只想混口饭吃的才进入广告公司，水平可想而知。

奥迪广告抄袭案，不过是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才储备的一个缩影。现状继续下去，抄袭只会更多，更加不堪。不过奥迪也不用为这个着急，更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你们：将来能买得起你们汽车的中国人也不多了。

@李太白01 #187076

这是你一厢情愿了，古希腊人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不过是成王败寇，希腊的上等人不想被俘虏当奴隶罢了。普通老百姓才不觉得自己是“希腊民族”要保家卫国，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帮谁打仗。

@李太白01 #187043

民族不可能是发明出来的，跟现代化无关，希腊人早在波希战争就牢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现代化吗？

我知道你卡在哪里了。“民族”的实体，作为人类学现象，那自然是古而有之。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18世纪德国人为了德意志的振兴和扩张而发明的现代政治概念。你是用政治学概念去解释人类学概念了，千万不能混“瑶”哦！

《日光流年》的女人们

作者：泠然御风 原文

《日光流年》是河南作家阎连科的力作。读者往往感慨于三姓村人一辈又一辈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的努力和抗争，以及作品中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我觉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光流年》中的女性书写。作品中的女人和三姓村其他人一样，都为改变命运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但往往以悲剧而结局。而且，村子里的女人地位比较低，遭受的苦难也远甚于男性，她们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作家对于愚昧落后的农村中妇女的关怀和同情。

蓝四十是《日光流年》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女性角色。她的一生都是在奉献和牺牲中度过的，我甚至觉得作者将圣女的光辉都聚集到她身上。从小就和司马蓝产生情感，蓝四十在纠缠中度过了她不幸的一生。父亲蓝百岁为留住带人来村里翻地的卢主任绞尽脑汁、遭人唾骂，尽管她已经订亲，却为了不让妹妹、不让父亲为难，将自己的贞操奉献出去；司马蓝刚刚当上村长，面临着杜竹翠给他的两难选择，当他决定娶杜竹翠为妻而稳固村长地位，蓝四十也只是默默忍让，并终身未嫁；而当司马蓝喉病发作，求生欲望特别强烈，在他和三个女儿一跪之下，蓝四十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外出做人肉生意挣手术费用。蓝四十做的哪样事情不是为了他人而牺牲？

蓝四十的命运悲剧也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因为尽管每次都面临窘境，面临选择，她要么选择挺身而出，要么就是自己一力承担。她期待，她盼望，但每次她得到的都是“忍耐”二字。其实她这一生所渴求的——也不过是所有普通女人所追求的，只是一份真挚的爱。

然而她与司马蓝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坎坷的道路，因着司马蓝也并不是一般的人。他反抗意识比一般村里人都要来得强烈，像一种本能。他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显示出他的才干和独特之处，也许他一生的确是有作为的，有理想的，有奋斗目标的，但是在对蓝四十的这一点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然而蓝四十的命运是由得他们二人选择的吗？放大了看，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所做的孽；而放在三姓村祖祖辈辈的历史故事中来看，他们的经历也可能只是前人故事的一种重演，他们只是在历史环境中充当了一次可怜人。

可是，重演不等于重复。从鼓励生殖到种油菜再到翻地到修渠引水，三姓村人为了改变命运在一代代村长带领下不懈努力着。历史性的悲剧也许仍然在悄然发生，并酝酿成一生的过错，然而，时间的轮轴不停地向前走着，三姓村的人终将会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生命就是在这种韧性和顽强之间孕育着，孕育着。

说到这里，不免提一下这部作品的结构。通过倒叙的手法，时间线索一直往上辈人的故事溯源，故事的一些角色也在不断变化，但譬如司马蓝、蓝四十、杜柏、杜竹翠、蓝三九等人仍然在故事里交织出现着。后几卷的主角既是那些大人，也是他们这些孩娃。他们做的事儿说的话，都有些像寓言式的，天真的却又很认真的，把他们那些小九九抖落出一点，又不完全说开，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可以说，是生活的严酷使他们早熟，早早的在意识里形成了对待生命的既严肃又认真的态度，是父辈的做法、说法使懵懂的他们向一个对他们来说还过于残忍的世界早早的迈出了一步。

如果是蓝四十的角色是奉献和牺牲，是承受和忍耐，被悲悯的、高尚的光环所笼罩着，那么，杜竹翠则是另外一种女人，她的倔强、叛逆和她竹竿式的身板，形成了另一种瘦弱却不屈的形象。从小，她一直就要和蓝四十争，一定要嫁给司马蓝，萝卜炖排骨就是她们的筹码；后来，她一心想往村外嫁，遭到刚当上村长的司马蓝的反对，她就说，要么你娶我，要么你这村长没法当了，逼得司马蓝与她成亲、生娃；二十年过去了，司马蓝得喉病了，她倍感婚姻的不幸都快过去了，连干活也更加轻快起来，特别是要做姿态给蓝四十看；而当蓝四十以与司马蓝合铺为要求出去做人肉生意了，她对司马蓝极为恶劣，最后回娘家长住；因为灵水渠将修成，她也为自己将长寿而欢欣，而表达了自己同意司马蓝和蓝四十合铺。

杜竹翠的种种做法，都使人感觉到她的内心非常的矛盾。她并没有像蓝四十一样笃定的爱着司马蓝，只是一个很空虚很有占有欲很叛逆的女人。她想要得到不一般的东西，蓝四十要司马蓝，于是她也要；她想嫁给外面的人，是一种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嫁给司马蓝，她就觉得占有了蓝四十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她一直趾高气扬。蓝四十和杜竹翠的斗争没有停过，杜竹翠也并不是一直在赢，比如蓝四十把杜竹翠的死婴埋在她一眼就能望见的地方，算是给自己出了口气。但是，杜竹翠一直在积极的争取，一直在努力的为自己谋求一些东西——她是三姓村人斗争精神的另一种缩影，是命运之徒劳的象征——因为直至最后，她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爱与恨，生与死，她都在边缘地带。将近四十，她才发现和司马蓝做的快感，才发现做女人的价值，然后慢慢的想开一些事情，然而，由于她早先的种种做法，由于命运的种种捉弄，别人一生的遗憾已经无法再挽回，而她自己无聊凄清的命运也不见好转。她是反抗斗争的典型，也是三姓村女人悲剧命运的缩影。因着这种徒劳，这种令人灰心令人伤感的奋斗经历，我感觉，人生好像一缕青烟，升腾起来一个虚幻的影子，然后就消散的无影无踪了。

悲情的故事又何止一两个，悲剧的人物又何止蓝四十和杜竹翠！司马蓝的母亲杜菊、姑姑司马桃花，蓝四十的娘，等等，她们像拴缚在男人裤腰的带子，对那些男人来说必不可少，但是也可以随时献出。在奉献她们这一生的过程中，她们忽视了自己的价值，也许一生终了也不知自己在追求什么，会因为什么而感觉到幸福。我们真的不希望这样的命运在所有的农村所有的偏远地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上演。透过《日光流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隐藏在三姓村的女人们中那一滴隐忍的泪，那一颗疼痛的心。

阎连科笔下的苦难与权欲

作者：Joieau 原文

如同阎连科的大部分小说，《日光流年》仍是一副横尸纸上，面对苦难无处躲藏的惨境。为什么阎连科会如斯乐此不疲地在一个封闭绝望的土地上，“让无与伦比的沉重去考验人的脊骨，录下那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乃至折断的脆响”？ 几近麻木于他小说中人物命运支离破碎，无可奈何之时，我想到了“自虐”这个词。追踪《日光流年》，阎连科的这一情结，历历可见。

【壹：在自虐中遗忘恐惧】

《日光流年》第一卷以杜柏领着村人埋葬为修渠而惨死的弟兄，卖淫过度而死的四十等人终，而他们的死，所换来的水，如此这般——“果然地有一股冰凉的臭味扑过来。是一股半盐半涩的黑臭味如夏天各家院落门前酵白的粪池味…黑臭的气味愈发浓烈，粘粘稠稠，把秋天耙耧山脉的清淡都熏得微微黑起来。日光的透亮模糊了，半空的透明被腥烈的黑臭糊涂住，如雾罩在山坡上。”

在这里，阎连科用通感将水的臭味视觉化，这个气味邪恶，让人难耐，甚至是模糊了日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的情景。

这就是第一卷。这些人面对生的努力，和这过程中拼尽全力的姿态与他们得到的“回报”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反差之间的张力所呈现的悲剧，让我们手足无措，瞠目结舌。

可接下来的阅读，却发现，第一卷中这个轰轰烈烈的悲剧，亦无特别处，不过是他们所“邂逅”的众多悲剧之一而已——活不过四十怎么办？

• 杜桑说：让女人多生孩娃吧。
• 司马笑笑说：种油菜吧。
• 蓝百岁说：翻土吧。

然后，在“杜桑时代”，男女变成了简单的生育工具，男人会觉得做了一件比刨一天地还累的事，而女人，甚至不愿意还有被强行绑起来，刚做完月子或者下身有流不干的毛病，也无法在村长的圣旨下得到幸免，；在司马笑笑时，则是为了油菜而放弃玉蜀黍，使他们不得不在饥荒年代饿死残娃；女人牺牲贞洁，男人为之卖皮的翻土，换回的是几年粮食的歉收和不歉收后，依然故我的死亡。

阎连科很用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三姓村人如何在悲剧里来来回回，在这个来回里，“命运的赌盘不停地转动”，“农民的身体总是孤注一掷的赌本”。 可是，即便是他们鲜血淋漓，骨肉模糊，也注定只是西西弗似的一次徒劳无功。

这样的一种思维其实已经牢牢地把捉住了他，使其一次又一次地耽溺其中。在比《日光流年》早八年写的《瑶沟人的梦》里，阎连科就用类似的方式捉弄了一次“瑶沟人”。瑶沟人为了连科能当上秘书，队长甘愿为支书的母猪接生；六叔甘愿把自己“不羞于在人前走动”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得厉害的支书的侄子；

用全村人全部的返销粮讨好张书记；到最后连科低三下四地去求同学，他们每一次这样的进取，都颇有成效得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花火，这样的花火在谜底揭开前的时间里，喜滋滋地摇曳在他们心中，仿佛他们的美梦，顺理成章的会实现。可是，阎连科总能在最后一刻，“用尽心机”地制造一个对他们来说突兀的，意外的，却合情合理的结局。

而在《天宫图》中，路六命也是一次一次在卖红薯，豆芽，种菜中，甚至在为村长“守护”，在劳改所的窑厂劳作中，做着可以还清欠小竹的2000元，可是每一次，阎连科也会借助父丧，母亡，天灾， 人祸， 使他难以遂愿。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阎连科的世界里，苦难本身何以如此膨胀，吞噬了一日三藏的人平淡生活，是否如李丹梦所说的，这是“回溯故土的精神隧道”，“一种写作策略” ？还是在阎连科貌似不仁的背后，有着他内心的无可奈何？

阎连科曾经坦诚地说过：“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假借着写作，度过人生与社会的一片又一片令人恐惧的墓场。”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这些自述，让我们看到，在阎连科对笔下的人物如此残忍，反复折磨，几近虐待中，对他自己而言，其实，也同样是一次持久的自虐。他多么渴望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以毒攻毒般地摆脱恐惧。在我看来，只有在忘情地投入到这场“自虐”时，他方能以片刻地忘记自己的恐惧。

正如王德威教授在《革命时代的爱与死》中指出的：“在对现实做最赤裸裸的暴露时，作家挑战人间苦难极限，但是否也在挑逗他自己和读者承受/想象苦难的能量？苦难的露骨描写可以凸显天地不仁，也可形成肉身伤痛奇观，以致勾引出受虐欲望？受虐欲者以自我的恐惧、惩罚、剥离、延宕、失去来完成主体建构，在否定情境下演绎欲望的律动。

因此，阎连科一定不会满足于一次苦难的讲述，一次悲剧的展示，“一次”实在太过无力，无法承受阎连科那么多的恐惧，一次又太过短暂，还让他来不及忘记恐惧。所以，只有将这一次不断地，来来回回地复制，阎连科才能在这个由重复而有了时间上的厚度中，去慢慢忘记自己的恐惧。

但是阎连科的残忍却没有止步于此，稍稍留意，就会发现，阎连科会为了使自己能长久地沉浸在对“墓场”的铺陈而赋中对恐惧进行抵抗，往往会让他笔下的人由生而死，由死而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光流年》从司马蓝的死写到了司马蓝的生，而六命，当他在黄泉路上回顾了自己重章复沓的苦难以后，阎连科就是舍不得让他死，“可没想到走完台阶的老人，又下了一级台阶，慢慢把手搁在路六命的肩上，轻声说，你到这边来得早了，还是回那边去，陪着妻小在过日子吧” 这样，有了“生”意，有了人气，他才能继续用死亡，用苦难折磨着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自虐里忘记（也只是暂时忘记）恐惧。

而一旦他失去这样的兴致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只好用一种轰轰烈烈地方式赴死。比如《年月日》中：那棵玉蜀黍棵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长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 又或者是尤四婆用自己的骨肉治疗自己傻痴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亡才能成为对苦难或悲剧的终结。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的确，就像我们走太久而忘记目标一样，阎连科也在这样的讲述中，暂时忘记自己的恐惧。也像瑶沟人和三姓村人的梦只有醒来之前，才是真实的一样，阎连科“不再恐惧”的梦，也是在他暂停言说前，才是完满的。

【贰：在权欲里丢弃爱情】

在第一卷里，我一直无法忘记司马蓝生命最后一刻美到极致的幻觉：

“他是果真看见了四十，一如往日的穿着，一如往日的步态，在屋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转身朝里间屋里走了。……他看着走进里屋的四十，又大声地说，给我端碗水喝呀，四十。这样说着，四十就从他的视线闪进了界墙的门里。他隐隐听见了四十说了句啥，好象说饭盖在锅里，菜扣在碗里，渴了案板上的盆里有消热的豆汤。……从灶房出来，他又一次看见四十立在门口，唤他到她屋里，似乎还说下半夜了，你该睡了，干了一天活躺在床上睡吧。又仿佛是说在灵隐渠上死死活活半年，未曾踏踏实实睡上一觉，立马水就通了，你还不抓紧进屋睡呀。他真的有些瞌睡，她的话接续上了他缺极的睡眠，使他听见他眼皮下沉的声音比麦场上的葬乐还响。”

他想要的，就是和四十过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老夫老妻似的。女人对男人的爱全都体现在了对一顿普通饭菜的呵护上，盖在锅里，扣在碗里。而男人，当他大声喊着让你去端碗水给他时，流露地，是他对你纤细含蓄的独特依赖。

当司马蓝这样无限美好地幻想他和四十相濡以沫的日子时，院子外面送葬的唢呐声欢快地响着，也像是为他们这段“惊天动地”爱情，送最后一程。

阎连科的文字，有一种缓和的能量在字里行间增长，包裹着你进入他营造的情绪，这个爱情结局，他讲述地不紧不慢，于是，悲戚感细润无声地，就浸透了你的毛孔。

第一次看到这些时，奋不顾身地为他们感动着，这样的结局凄美得像是一朵奋力从骨缝间开出的花，司马蓝和蓝四十做一对平凡夫妻的愿望，在死前极度悲伤的幻觉里，终于实现了。

可是，当我跟着阎连科的文字，逆着时光看着他们的来路时，才发现，这样惊天动地的爱情，它的内里，既然是不堪审视的。

小说中，多次写了司马蓝要娶蓝四十的承诺。第一次是在日光照耀下的油菜地里，他们玩过家家游戏以后—— 她忽然又回过身子来，望着他叮嘱了一句说： “你可真的要娶我，我脱光衣裳了，你都摸我看我了。” 他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地朝她点了头。

虽然这时候的小司马蓝承诺没有兑现，但是，“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让我们看到，他对此有多么地郑重其事。或许，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时候的司马蓝，也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当真要做到。于是才会在抉择的时候，有一份深重的责任感，甚至让人能感受到一片赤诚。

只是，世事难料。

在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蓝对蓝四十又有过多次的承诺，但是，我们越来越看不到这“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

司马蓝已经从那条凳上站起了，他望着村人，望着蓝四十，不缓不急说，四十，你只要让卢主任把人马调过来，把村落的土地翻一遍，让我娘和村人们年底都吃上新土打的粮，不要说你是侍奉卢主任，你侍奉啥儿人我都要娶了你，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

“你只要对村人们说，昨夜儿你爹把你叫到了床前，说他说他怕活不了多久啦，他觉得村里新一茬人里就我司马蓝接他的村长合适哩，我娶了你就让你一辈子活过四十岁，还一辈子不干活。”

可是这一次次的承诺都没有实现。而最后一次，当司马蓝借助四十卖淫攒来的医药费治好病时，他的面前，终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娶四十了，可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司马蓝对四十最后一次“合铺”的承诺，一如既往，看起来轰轰烈烈，却像落入水中的石块，还没来得及泛跌宕的漪涟，就早已沉入水底。

从童年，到少年，再到中年，司马蓝对蓝四十的承诺串联起了他们生命的各个阶段，可是，就像他们永远也会不去的童年，司马蓝后来对四十的承诺，在也没有了赤诚，没有了责任甚至是没有了道义。对四十的承诺直接变成了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说卢主任那一次，他尚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卢主任对司马蓝曾经的许诺），那么，他教唆四十假传遗嘱就是切切实实为了自己要当村长的私欲。

她说，司马蓝哥，你真想当村长？他说，我做梦都想，自懂事了都想。她说当村长不也照样活不过四十吗？他说村长是啥？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

这就是司马蓝对村长的定义——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原来，貌似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劳碌得“股无胈，胫无毛”的村长，只不过是要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来达到做爷的满足。修渠，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对着村人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舞台，一个使他的权利有落实感，真切感的载体。

于是，才有了他跪求四十为他做人肉生意赚医药费的举动。

“你那么想活着？多活半年一年到底有多好？”

“……要再能多活半年，我就能把灵隐渠修通，把灵隐水引到村里来，让全村人都活过四十、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

讽刺地是，当司马蓝动完手术回来以后，他没有马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去修渠，而是一次在蓝四十的提醒之下才又想起来的。 我想，他如此强烈地渴望活下去，不是对生的迷恋，而是对权力的迷恋。就像他对母亲的一次表白：司马蓝抬头瞟了一眼村人们，想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迈腿了就能从这儿到那儿，说话了就有声音发出来，饿了能吃饭，种地有粮打，身子破了有疼感，有血流，然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失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

我想，对司马蓝说，活着的乐趣就在于他可以当爷吧。而，在他当爷的欲望面前，四十是他随时准备牺牲掉的。他的权利的欲望大大超出了他对四十的感情，甚至，他还为这个他心爱的女子的爹，送去了一根上吊的绳子，他这个明显的暗示性举动直接导致了蓝百岁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把蓝百岁推向了死。当村长的欲望，使他迫切地做着这些事情，而在他这种迫切里，他完全忽略了四十的感受，这样的忽略，就像一把把的沙子，倾倒在他们的爱情里。

可阎连科自己却说：他们的感情既使没有真正的肤肌之亲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真挚的感情, 最后司马蓝楼着蓝四十的尸体一同睡死过去, 就是对他们感情的一种认定和颂扬。

这是我无法苟同的观点。难道牺牲爱人成全自己私欲的感情在阎连科看来是真挚的吗？是值得“认定”甚至“颂扬”的吗？

也许，是阎连科和自己所仰仗的那片土地贴得过于近了， 甚至可以说，他的双脚已经牢牢地嵌在了耙耧山脉，使他在写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受到那片土地的价值观的影响，于是，他也就不能像鲁迅那样，在面对家乡时，拿起手术刀的姿态。褒阎者如孙郁：但我们看《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 作者将知识人的高贵的感受扬弃了。描写者与被描述者是一体的。混沌的精神, 朦胧的梦, 照着可怜的乡间的路。一切外在的乡村记忆的概念在他的世界都被无词的言语代替了。作者面对的, 是一个鲜被叙述的世界, 一个冥冥之中的未易显现的世界。他知道自己也恰恰在这个世界上。

而贬之者如此说道“作家仍然囿于河南的文化思维内，没有挣扎出来，他们对“权力”的热衷，对“关系”的兴奋都显示出他们仍是文化内部的人，仍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而没有独立清醒的批判意识。”

梁鸿说的没错，就像阎连科自己说的“我以为没有无地域的作家。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 正是如此，阎连科笔下，除了《耙耧山脉》中那个一出场就已经死了的村长以外，他对他笔下的村长的态度总是暧昧不明的。很显然，他对这个在我看来，为了权力都有点不择手段的人，阎连科还是偏爱他的。对于他的种种形迹，阎连科有着一份理所当然的坦然。

这应该就是梁鸿所说的 “当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根本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这是情感性的东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们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此岸”

而，正是因为长久的逗留在“此岸”，才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阎连科——独自在日光下，焦灼，无助，带着无法排遣的抑郁与愤懑。最终将对付这些情绪的出口指向了自己，一次次自戕行动，也在日光的明耀里，满地碎影……

【叁：在故事中理解文体】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文体上有诸多突破，比如整部书用了一种逆时而序的方法，在正文之后加注释， 引用《圣经》中的段落。这些机巧显而易见，却不会让人感受到匠气，阎连科功力了得，他确实用《日光流年》昭告了故事与文体达到平衡后的神圣之境。

葛红兵教授曾说：“我在读完了第一卷之后, 就没有接着读第二卷, 而是从最后一卷倒回来读。我的意思是, 总体的结构上的倒叙述并不能提升《日光流年》的形式价值, 有的地方甚至让人感到做作、不成熟。”

我觉得他那样读，显然缺少了很多意味。他只会看到阎连科铺陈的一个又一个轮回，这些轮回彼此无涉，甚至会像读了5个中篇小说，渐渐审美疲劳。可是，如果本本分分地和阎连科面对时间，“溯洄从之”，这一切都变得迷人起来。在第一卷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人物的结局，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在这个不堪的结局到来之前，这些人有时如何在希望里狂欢着。由司马蓝的生写到司马蓝的死，我们只是被动地被作者的笔牵引着，从一个起点走到终点。而由死写到生时，我们就有了一种先知的眼光，在这些人卖皮，卖淫，为长寿努力地时候，我们心知肚明他们将去往何处。

而且，这样的“溯洄从之”，分明是在找寻，也许就是他自己说的——“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经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生的原生 意义……”

找寻，当然就要由此及彼，从当下回到过去。顺流而下显然只是一次经历，而“溯洄从之”中的“道阻且长”，才凸显了意义。

但这样的方式显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前代沿袭而下的专有名词或是事迹，当它们出现在小说人物的口中时，比如“冤皮生意”，必然会让读者一头雾水，可是，如果在文本中，无论是作者自己进行解释或者让小说人物开口，都会使得整条叙事线索臃肿起来。阎连科在这里，狡黠地注释，是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他说自己更愿意从故事中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体会故事。 所以，他的这些注释，并不是故作姿态的卖弄，而是对故事的支持。同样，他在第四卷大段引用《圣经》的片段，初看时觉得是做作，现在想来，也不尽然。

三姓村人的行为其实是很盲目的，“种油菜是司马笑笑根据几个长寿老人的经验决定的修灵隐渠是司马蓝看到清冽的灵隐水并听说灵隐那儿有人活过了一百二十岁而决定的换土则是蓝百岁根据经验的想象这样一次次群体寄予强烈希望的惨烈行为, 决定之轻率令人难以相信。” 而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苦难背后，一直有一个耶和华存在着，他们在这个无所不知，不所不能的神的庇佑下，最终达到了奶与蜜之乡，可是，反观三姓村的人，他们的指引者，只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超自然能力，只有敢于出卖身体资源的勇气，他们只能甘心又或者不甘心地跟着这样的村长，在死胡同里绕来绕去。

也许，是阎连科对现实和生活的恐惧太深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上帝可以拯救的无奈，于是，就画地为牢地为三姓村人设置一连串悲剧的轮回，自己亦在这样的轮回中消沉下去，终于在投入这样的消沉中时，暂时的忘记了恐惧。 日光流年 EPUB下载

就像买股票，如果你确定知道一个男人将来会变得很完美，你大概守现在的他身边，等他变好的那一天。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这么肯定，况且男人也未必一定会变好。所以，何时斩仓，是个恒久的难题。

原文：BBC

新冠疫情反反复复，疫苗大规模接种持续推广，变异毒株不断出现，全球确诊感染病例突破3亿之后继续上升，死亡人数超过500万。

专家、官员和百姓的一个共同问题：疫情何时终了？有先例可循吗？

1918年流感："所有大流行之母"

疫情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而它造成的人员损失超过一战，被称为自黑死病瘟疫以来最致命的大流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数据，1918 - 1920年期间，流感造成全球4千万至5千万人死亡，感染人数超过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约 18 亿人）。

不过，传染病专家认为，严格说来那场流感疫情并未真正清零，只不过流感病毒株 H1N1 逐渐隐退到幕后，变成常规的季节性流感延续至今。从那时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H1N1 的直系后代会与禽流感或猪流感病毒遭遇、结合，产生强大的新流行毒株，就像 1957 年、1968 年和 2009 年爆发的疫情。

1918年始于西班牙的那场流感疫情之所以后来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母"，原因就在这里 ------ 每次重大流感疫情爆发，总是有1918年病毒的影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病毒发病机制和进化科负责人杰弗利-托本伯格（Jeffrey Taubenberger）是最早将1918年流感病毒遗传基因分离并编序的科学家之一。他们1990年代的基因分析表明，"西班牙流感"最初是一种禽流感，1918年前从禽类飞跃到人类身上，成为一种全新的病毒株，实验室小鼠试验显示致死率是现在季节性流感病毒的100倍。

• 历史上几次传染病大流行是怎么结束的？
• 疫苗：大规模接种如何击败几大致命传染病
• 新冠疫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传染病大流行
• 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西班牙大流感

1918年流感以一种与此前流行病疫情截然不同的形式袭击了全人类。死亡病例的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1918流感大流行时代"

1918流感疫情有三次浪潮 ------ 1918年春天在北美和欧洲爆发，主要是在一战前线战壕里；同年秋季全球扩散，9 -11月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1919年冬到1920年春，第三波浪潮席卷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第三波浪潮过后，流感并未消失。

后来发生的情况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全球疫情扩散期间，人类对这种病毒产生了天然免疫力，而毒株本身则不断变异、进化，出现新毒株，杀伤力较之前的版本更轻微，1919-1920年和1920-1921年流感季节出现的主导毒株比疫情初起时致命性低得多，与季节性流感几乎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过去百余年中每一次甲型流感大流行，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等，都能找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直系后裔，而现在每年的季节性流感都有1918年病毒的遗传密码，其中，2009年爆发、全球死亡人数逾30万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致命性最接近1918年的"元祖"，托本伯格说。

他和另外几位同行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今天仍属于"1918流感大流行时代"。

• 新冠肺炎：二千多年前雅典瘟疫和今天疫情的惊人相似之处
• 病毒来袭 60年前流感疫情给英国的教训
• 与病毒共存 --- 新冠、流感和人类的三角关系

(许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18亿人）曾感染"西班牙流感"。)

其他几次瘟疫的结局

如果根据病毒遗传基因延续至今而称"1918年流感病毒时代"今天仍未结束，那么传染病大流行疫情的结束如何定义？鼠疫、天花、霍乱、艾滋、萨斯、流感......

历史学家认为大流行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结束：医疗意义上，发病率和病亡率大幅下降到一定程度，即是终结；社会意义上的结束，标志是公众对疾病的普遍恐惧消退，安之若素。

鼠疫 —— 至今仍潜伏在我们身边

鼠疫杆菌（学名：Yersinia pestis）在部分鼠群中传播，杀伤力极大，曾经有三次大爆发。史料记载首次爆发是在公元541年，即中世纪黑暗时期，大约60代人之前。在过去二千年里，鼠疫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

1346-1353年的黑死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鼠疫大爆发。

这种传染病由鼠疫病菌导致，病菌通过老鼠身上的虱子传播，人类感染后经由呼吸道产生的飞沫通过空气在人群中传播。鼠疫病菌导致淋巴结肿大（炎性淋巴腺肿）。

这种传染病最后是通过严格隔离、改善卫生条件等各种对策得到了控制。其中关键在于科学家了解了病毒的传播机制。

不过鼠疫至今仍未绝迹，只是病例极少，且可以用抗生素治愈。

天花 ——唯一被科学（疫苗）消灭的流行病

这种病由天花病毒引起，病毒通过带菌者的鼻液、唾液和痘疮中的液体传播，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毒。曾多次严重爆发，史料记载首次大流行是在1520年。 感染了天花病毒的人全身长满痘疮，疫情最严重时每10个患者中有3人死亡，历史上天花夺走了至少3.5亿人的生命。

今天，已经没有天花死亡病例，因为有了天花疫苗。

1796年，英国医学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研制出了天花疫苗，从此改写历史路径，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天花被彻底消灭。

霍乱 —— 低收入国家的地区性流行病

霍乱通过被病菌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过7次霍乱大流行，1817年那次大流行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霍乱。

霍乱弧菌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中存活，即使已有霍乱疫苗，也容易治愈，但它从未远离人类。

虽然发达国家卫生条件较好，消除了霍乱流行的威胁，但许多低收入国家霍乱仍较常见，或经常出现地区性流行疫情。

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 1981年至今，仍无药可治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通过体液传播，攻击人类免疫系统，死亡率很高。 WHO数据显示2019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仍有69万之多。

1981年艾滋病流行大规模爆发，有人称之为大流行，但WHO认为属于"全球性传染病"，迄今为止已经夺走了超过3200万人的生命。

HIV 病毒潜伏期很长，可能感染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症状。这也是它传播迅速的原因之一 —— 感染者未必知道自己携带病毒。

随着医疗诊断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性行为的改变和吸毒者更容易获得安全注射器，HIV感染病例增长速度得以减缓。

目前艾滋病无药可治，但在医疗条件较好，而且可以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地方，感染者仍有可能健康生活很长时间；如果生活在一个低收入国家，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和药物，那么死亡的风险也很现实。

萨斯和莫斯（Sars, Mers）—— 最容易制服的冠状病毒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萨斯）和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莫斯）病毒登场时，已经是21世纪。 2002-2003年首次萨斯疫情爆发，800人死亡。 2003年7月下旬全球疫情结束。

WHO称萨斯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首例致命流行病。稍后又出现了莫斯（Mers），也是冠状病毒，病死人数912人，绝大部分病例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

虽然感染莫斯冠状病毒（又称Mers-CoV）的风险，比如在英国，被认为非常低，但在中东却很高，最常见的是骆驼把病毒传染给人类。

2019年冬季出现的新冠肺炎病毒，是2003年萨斯病毒的变种，又称Sars-Cov-2，独特之处在于感染者从无症状到死亡，无症状传播和潜伏期传播程度高，变异株具有部分免疫逃逸能力等。

目前已有多种疫苗提供有效免疫保护，住院和死亡风险得到控制，但疫情仍在反复，不断出现变异毒株。

历史上几次重大疫情的结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对疾病传播知识的积累，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宣传和技术进步，疫苗和新疗法的开发。

同时，一些曾经肆虐全球的病原体生生不息，至今仍与人类并存；疫情危机过去了，但病毒、病菌和它们导致的流行病，从未远离人间。

尽管有原书以及2009年的改编电影珠玉在前，这部电视剧重新调整了时间线，去粗取精，让剧情更加合理。男主选的也好。

当你六岁的时候，你遇到一个成年男人。以后十多年里，他不断地闯入你的生活。

他像一个大叔一样，陪你聊天，谈论文学和艺术，分享爱好。

他有时候看起来四十岁，有时候又像是三十岁。“我是个时间旅行者，从未来穿越回来。”他说。

在你十五岁的时候，情窦初开，想要吻他。他拒绝了。

你二十岁的时候，在图书馆遇到了他，他二十八岁。

你终于在正常的时空见到了他，兴奋不已，而他却一无所知。因为此时，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但尚未见过幼时的你。

你开始跟他约会，却发现他私生活很混乱。他的公寓像狗窝，到处藏着女生的内衣和口红。

你摔门出去，在街角遇到了三十六岁的他。你说：“以前你总是不告诉我你的过去，是因为你的过去很一团糟吗？”

他说：“那个男人就是我啊。他很年轻很帅，他的生活将会以你为中心，他会因为你而变好。”说完他就要走。

你说：“你要回去你的时空？去陪你的妻子？”

他说：“那就是未来的你。”

你说：“Bitch! 她能拥有完美的你，而我只能拥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他。“你看着窗外，那个茫然的年轻男人。

这个男人酗酒，滥情，有精神创伤，除了一副好皮囊，什么也没有。而且，他是一个时间旅行者，总是动不动就消失。你被迫陷入无尽的等待之中。

然而你知道，将来他会变得沉稳，睿智，深情。为了等到那个未来的他，你接受了现在的他。

未来的他，也将会感谢那个愿意等他的你。

中共做什么都不稀奇，闭关锁国也不是没发生过。

问题是，他们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

@两百斤 #187002

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姐弟恋还是母子恋，在乎的是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