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健康人关起来打针，基本上和习近平对维族人做的差不多，遭到反抗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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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的某一天，国产游戏能像中国的其他产业一样，以一个领跑者的姿态，面对全世界，面对全宇宙，器宇轩昂，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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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某党“把国家当作私产”，类似于指责公司的某位股东“将公司当作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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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是纯公益移民交流平台，平台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也不代表任何中介立场和利益，严格控制刷屏，不要问无聊问题。认真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探讨问题。发言要完整有效逻辑清楚，条理清晰。切记说话不要短，频，快发言。发表观点和意见一次说完整清晰。然后不要再争执。不要和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反复辩论。一段话完整的诠释你的正反两方面观点最好！持反对观点驳斥别人也要一段话说清楚明白。一个人不要为了一个观点反复辩论。一个观点一个人最多补充两次发言。移民类发言不受限制。只要保持正常心态完整说话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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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疫苗本质上不是对疫苗的不信任，而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今天敢反疫苗，明天就敢反别的东西。所以才高度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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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

中国在抵制瑞典的服装品牌 H&M，因为这家公司曾经发表声明，由于新疆被指控使用强迫劳动力摘棉花，决定避免使用新疆的棉花。这个声明在去年9月就已经发出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被翻出来，然后中国就开始抵制了，各个电商平台把这个品牌的服装都下架，有一些明星也宣布终止跟这个品牌的合作。随后又发现还有其他的国际品牌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像耐克、阿迪达斯，这两个品牌也遭到抵制，中国各个明星也都忙着发表声明，要跟耐克、阿迪达斯解除合作协议，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交违约金。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火烧耐克鞋的视频，不知道烧的是真的耐克还是莆田生产的假耐克。

比较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这事的态度。它发表文章支持抵制瑞典的H&M，但是反对抵制耐克，还说那些扬言要抵制耐克的是混在爱国群众里的坏人。《环球时报》为什么这回一反常态？有可能是胡锡进或者他家很喜欢耐克这个牌子，穿的是耐克鞋或者耐克的服装。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耐克是中国体育的主要赞助商，中国各个国家队，包括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都是耐克赞助的，而且给的钱很多，像中国足球队从耐克那里就拿了十年30亿元赞助。中国足协发了声明谴责耐克，但是不跟耐克解除合约，舍不得那么多的钱。一边谴责人家，一边还要继续替人家代言，替耐克做广告，这就是很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中国这几年来不断地发生抵制外国企业的事件，有的过几天就不了了之。抵制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说，因为NBA某一个球队的经理发了一条支持香港抗议的推文，就要抵制NBA；因为加拿大把孟晚舟抓了，就要抵制加拿大的羽绒服品牌；因为某家公司的中国地图没把台湾画上，或者在台湾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上“中国”两字，也要抵制；甚至人家拍一个广告片，里面模特拿着筷子吃意大利食物也被认为是“辱华”，也要抵制。有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玻璃心就受不了了，产生受迫害妄想，老觉得人家是在害我们、在歧视我们，动不动就觉得是“辱华”、“反华”。

因为政治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抵制某一个品牌，当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也有，比如说美国。美国四年前有一个黑人橄榄球明星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在演奏美国国歌时下跪抗议。但是耐克反而请这个橄榄球明星代言，这件事惹怒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号称要抵制耐克。迪斯尼拍了电影《花木兰》，因为主角刘亦菲说她“支持香港警察”，也遭到抵制。

但是，国外的这种抵制是民间的，而中国的抵制是有官方背景的。这次的抵制，就有官媒或官方的机构，比如说共青团中央，出来煽动人们抵制。央视还发了“锐评”，号召不只是抵制H&M，还要抵制耐克、阿迪达斯：“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无论知名度多高、规模多大，一旦触碰中国底线，就谈不上耐克，而是必被攻克！”央视当然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说，不允许外国的企业一面要吃中国的饭，一面又要砸中国的碗。中国这些官员的思维是很奇怪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是做生意的，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企业到中国是来要饭的，所以就不许他们吃中国的饭了。

外企来投资、做生意，跟中国本来是互惠互利的。当然外企是要赚钱的，但是它在赚钱的同时中国也赚钱了，中国增加了就业、税收，经济也发展了。所以这本来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的好处还要更大一些。以前的中国官员很清楚这一点，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要吸引外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了，已经是变成世界第二强国了，中国的官员就觉得外资企业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老想着用什么样的借口来限制它们，把它们赶走。这是非常愚蠢的。人家看到中国投资环境变得这么恶劣了，不愿意到中国投资、做生意，甚至要把厂都转到别的国家，比如说转到东南亚国家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公司为什么要发针对新疆棉的声明呢？这跟它们的国际形象有关系。不管墙内怎么辩解，在墙外的国际舆论还是认为新疆存在人权问题，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这些国际大公司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就要有所表示。特别是像耐克这种一贯标榜自己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更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态，不然的话反而有可能在国外引起抵制。中国的市场不管有多大，跟国际的市场比起来毕竟还是小的。

另外也有法律的原因。美国在去年12月已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也不能进口用新疆的棉花生产的产品。这个禁令要执行起来比较麻烦，毕竟要去检测哪一种产品含有新疆棉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企业的自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要发表声明的另外一个原因。

中国一些国产品牌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反而纷纷地发表声明就是要使用新疆棉。这些品牌如果只是要在国内做生意，那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想要国外的市场，要卖到美国来，那么发这样的声明就有问题了，相当于不要美国的市场。有的品牌的确是想在美国做生意的，它们不觉得在美国做生意是来要饭的，而是要赏美国人一口饭吃。我查了一下，发表声明的“李宁”在美国的亚马逊上面有专营店，还是想把它的鞋、服装等卖到美国来的。但是美国禁止含有新疆棉的产品进口，所以严格地说，“李宁”是不能在亚马逊上面卖的。如果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些企业既然宣布自己要坚持使用新疆棉，那就应该把那些产品主动地下架，不要在美国卖了。发声明要坚持使用新疆棉，又觉得可以偷偷地把这些产品非法地卖到美国来，难道就不会担心被别人举报，被亚马逊下架吗？如果还想要美国的市场，就不应该去发表这样的声明。

动不动就要抵制什么日货、美货、瑞典货……这个货、那个货，其实最应该抵制的是蠢货。

2021.3.27.录制

2021.11.2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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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喋喋 先生制造 2021-11-29 11:04

“一开始成立鹅组，只是为了有个宽松一点的聊八卦的地方，但其实我不相信有一档节目能永远播下去，哪天《康熙来了》停了该怎么办？”

“审核入组的时候，我会看谁给众所周知的大烂片打了五星——这个人起码是不客观的。”

“很多组员会把明星团队花钱求删帖的私信截图挂出来，让大家来看，心态是：你这点钱算什么？当众挂你，我更开心。”

“你觉得鹅组的言论风向出现变化，可能这正是当下大部分网民的倾向，可能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柳无码当了8年豆瓣鹅组管理员，我们跟她聊了聊这个网络热门舆论场。

采访 文 吴喋喋

编辑 刘敏

11月23日，星期二，整个下午，我每隔几十分钟就忍不住打开豆瓣APP，刷新一下“豆瓣鹅组”的页面。据说这天下午，鹅组就能重新开放使用了，作为一个七年老组员，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在鹅组“吃瓜”。

今年9月23日，鹅组受到饭圈清朗整治影响，被封禁两个月，这两个月里，鹅组错过的最可惜的娱乐圈“大瓜”，莫过于发生于11月22日的大S汪小菲离婚事件。很多人不知道，鹅组建组于2010年，起因就是大S和汪小菲要结婚，当时豆瓣“康熙来了”小组被这件事刷屏，引起节目粉不满，其中一部分组员就干脆单独成立了鹅组，当时组名叫”八卦来了”，专门讨论娱乐八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大S是鹅组之母。

23日下午，鹅组真的开放了，点进小组页面，帖子的最后评论日期不再是“9-23”，手指往下划，几秒内就不断有新的帖子冒出来。

鹅组的这十一年，是内娱发展的一个缩影。鹅组早期讨论港台综艺，很快重心转移到大陆流量明星，大量的粉丝涌入豆瓣小组，试图抢占这个舆论场，粉丝都希望爱豆成为“组宠”，他们给偶像主演的烂片打豆瓣五星，在娱乐小组屠版吵架，也把鹅组带向了流量顶峰。

鹅组是一个给明星祛魅的地方。用八卦的形式，组员们评价明星演技，批判明星违反社会秩序的举动。很多公众人物的负面、正面新闻，在组里获得了集体记忆。“诈捐”“不可说”“绿大暗”，常常用一两个专有名词，就立刻粉碎掉主贴的明星光环，甚至有位流量女星在组里的名字就叫“她”，一用“她”做标题，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谁。

豆瓣小组是传统BBS风格，去中心化，没有算法和流量加持，反而让每个用户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常常有主流舆论场忽略的议题，在68万用户的鹅组一天之内从0发酵起来，变成一场网络事件。

去中心化和集体认同感，让豆瓣鹅组里活跃的发帖用户极多，却并没有诞生出一批组内“豆红”，组员们发布一些独家照片视频时，会自发打上“鹅组”字样的水印，而不是把爆料人的ID打上去，将自己的产出视为集体结晶。

鹅组也被诟病是“智商洼地”。一个拥有68万组员的庞大社群里，什么声音都可能出现，鹅组组员以女性居多，活跃在保护女性权益等社会议题的第一线，却也经常热衷打“小三”，显出某种不太自洽的反智倾向；

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变化是，如今的鹅组的审核基本上已经上交给豆瓣，而非单纯的民间小组了。

我们采访到鹅组创始人之一、前管理员柳无码。2011到2018年，她每天泡在小组里，见证了这个中文舆论场的急速兴起。

2018年，柳无码卸任管理员，离开了这个她运营8年的豆瓣第一娱乐小组。当年年底，审核入组的工作从管理员手上移交到豆瓣，官方通过大数据算法来筛掉水军账号，选人进组。

以下是柳无码的自述。

1

2018年3月的一天，早上八九点，我正在家里睡觉，豆瓣突然打来电话说，中午12点之前，要我把“八卦来了”的组名换掉。

这是我们的小组遇到的第一次整顿。当时豆瓣官方联系不上组长老段，就让我们管理员来决定。

我赶紧和几个管理员讨论了一下，想到组员自称“八组er”，简称“八组鹅”，那就叫鹅组吧，我又随便搜了一张鹅的图片截了一下，换成新头像。

整个过程非常仓促，不仅要起好新名字交给豆瓣去改，还要写一个公告，公告写出来要给豆瓣审，豆瓣审完了还有其他管理方要审，手忙脚乱之间，八组就这样变成了鹅组。

除了改名，鹅组当时还被关停三天，这对我倒是没有什么影响——小组被停了，我也没法审批入组申请，正好那时候我在打《阴阳师》，干脆就玩了三天游戏。

但外界把这件事看得挺大的。当时好多和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娱乐小组，觉得鹅组被封了，它们就能趁这个机会壮大起来。流量粉丝也很开心，觉得黑他们爱豆的地方没了，但他不会想到说，给爱豆制造热度、让他们发安利的地方也没有了。

在2018年，我们的流量已经很大了。现在鹅组有68万用户，当年是30万，帖子更新速度可以精确到秒，隔几秒钟你一刷新，一整版就都是新帖，几十万人在这里讨论娱乐八卦和社会热点议题。

我是鹅组的创始人之一，我当管理员的职责，主要是删除违禁帖子、设置屏蔽词、审核入组申请。

而生活中，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家图书公司的编辑，做鹅组管理员只是我的兴趣，下班后、上班摸鱼时间稍微管一下，没有花很大的精力，也没给我带来什么经济收益。

这个小组最早是2010年成立的。

2009年那会儿，我在豆瓣“康熙来了”小组里面玩。第二年大S和汪小菲结婚的事情在组里刷屏，小组管理员很厌烦，要求不在组里谈跟《康熙来了》节目无关的事情。2010年11月，我和几个“康熙”小组的组员一合计，决定自己建一个小组。

一开始成立小组，只是为了有个宽松一点的聊八卦的地方，但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我总在想，虽然当时《康熙来了》如日中天，但除了《新闻联播》，我不相信有一档节目能永远播下去，哪天《康熙来了》停了该怎么办——我想得没错，六年后，2016年，《康熙来了》真的停播了。

我们把一个朋友闲置的空白小组改了名字，变成“八卦来了”小组。老段当组长，他当时还是个医学生。我和“lex”、“日立”担任管理员。

既然手上有了一个组，我肯定是想把它做好的。不到一个月，鹅组人数就突破了15000，现在回忆起来，有三个方法起了作用——

第一，写长帖吸引读者。

小组刚建，我就写了一个长帖叫“那些明星教给我们的事”。我把看《康熙来了》嘉宾的不同感受，一段一段写下来，陆续更新。

这是我早年玩天涯积累的经验：写长贴不是一口气把所有内容贴到主楼里，而是不断在楼里留言，吸引人不断刷帖子，过来跟你讨论，如果别人想回复你的贴子，他就必须要加入小组。

我还更了另一些长贴，主要是平时写稿子时看到的有趣的东西，那时我在做一些历史入门读物的稿子，不方便放在文章里的，我就摘出来，写成帖子。

第二，允许别人在鹅组里挂人讨公道。

当时豆瓣有一些早期的网红，其中有一个人卖东西坑友邻。被坑的用户到其他组发贴，帖子被删了，人也被踢出来。

这些被坑的人也到鹅组来发帖。我从来不删，怎么卖东西坑人还不让人说了？还不能给人一个说理的地儿吗？这导致很多豆瓣用户来组里掐架、看帖子，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会带来流量，但客观上让鹅组更火了。

第三，限定话题。

这是本职工作给我的启发：拿到一本新书，如果宣发时说这书什么人都可以看，没有年龄段、没有用户的区分，那它绝对卖不出去。卖得好的书一定只有一个主要购买理由，只卖给一类特定人群。

做小组也是，你不能让大家什么都讲。如果在一个小组里什么都可以讲，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要做限定，要么限定话题，要么限定形式，就像”当时我就震惊了”小组，就规定帖子的标题必须要打感叹号。

在鹅组，聊娱乐八卦是最主要的，一些生活类的话题，虽然原则上我规定了不可以聊，但我也没有特别地去限制，只要保证当你点进小组版面，整个一看能知道它主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就可以了。

有时候人家想说一个生活上的烦恼，也没问题，我一定会去卡的是晒自拍、晒照片的帖子，如果不管，就满屏都是晒照片的了，会冲掉你的版面。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春节前，好多女生要做指甲，有一个组员晒了指甲，等我上线的时候，铺天盖地都是指甲，最后晒脚趾甲的都出来了，人的自恋情结，真是没办法。

我还看过有人发自拍，问“大家看我的牙龅不龅？”我没在帖子里说话，因为毕竟是管理员，不能让组员觉得被针对了。但我没忍住发了一条广播：“自己牙龅不龅照镜子不就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发照片问？”

就这样，不到几个月时间，小组就火了，变火的标志是开始有人在小组里发广告了。这时我不用自己造热度，专心删广告就行了。

2

2014年，鹅组第一次经历粉丝掐架造成的屠版。

那一年，豆瓣站方有次联系我们做个活动，要求我们把小组大门完全敞开，不审核就可以加入。我也刚好正忙，就一直没盯着小组。等我再次上线，发现组里刷版吵架，很多人问，四大流量小生的名字怎么都发不出来？

当年的“四大流量”是鹿晗、吴亦凡、李易峰和杨洋。我一问，是其他管理员把四大流量和张艺兴、黄子韬等人的名字设成了屏蔽词——不设门槛，导致四家粉丝大量涌入八组开帖，吵得一塌糊涂。管理员们等大家都冷静了，再把违禁词放出来。

流量鲜肉出现以前，鹅组不会这样。虽然早几年“快乐女声”那些选秀明星也有粉丝，我记得是郁可唯她们。但那都不是有组织的粉丝，只是大家爱看节目，喜欢的选手不同，偶尔会吵起来，但帖子里大部分人还是在讨论节目。

2010到2014年之间，我观察到一些变化。小组一开始讨论港台日韩的明星比较多，渐渐的，国产电视剧和综艺的讨论多起来了。

经历过天涯，刚来豆瓣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人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吵个架都没有什么战斗力。但2014年之后，粉丝吵架的战斗力全都升级了。

各家粉丝都希望偶像在鹅组有正面形象。豆瓣小组的页面和天涯不一样，比较封闭，如果你一眼扫过去，首页满满的都是某个爱豆的夸奖贴，大家就会觉得他好红，比其他人更红，粉丝因此特别活跃。

2015年，有一部网剧播出，我记得两个主演的粉丝掐得很厉害，我有时怀疑，粉丝吵架是不是也是剧方炒热度的手段？我本来疑惑，粉丝为什么不能圈地自萌？后来发现两方粉丝吵架，会有一圈人围着看。

你看沈玉琳做的那个节目《分手擂台》不就靠吵架做热度吗？大马路上两个路人吵架，都会有一堆人在旁边看热闹。很多组合也是，有黑称之后，大众也跟着起哄，他们反而能出圈了。一些组合内部也是粉丝常年吵架，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种保持热度的方式。

粉丝之间都想自己喜欢的偶像拿到好的角色，可是好角色就这么多，同类型的明星有这么多，谁也别说谁演技比谁好，大家都看在眼里。只能靠吵架给自家偶像争取热度。

流量粉丝涌入后，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审核，我需要排除掉太激进的粉丝，来保证组里的氛围。

每个申请，我都会点开用户的主页看看，我会拒绝掉几种人的申请：

注册时间太短的——我会觉得Ta注册一个号很容易，进组后可能不会珍惜这个账号，会用账号随意攻击别人；

给众所周知的大烂片打五星的——这个人起码是不客观的。

爱骂人的——有人会在主页里四处开喷，那我干吗要把这样的人放进来给自己找麻烦？

这时候即便我一整天什么都不做，从早审到晚，也只能放四五百人进来，被我拒绝的人会比被放进组的多。申请进组的页面，一页有50个人，每天有20到30页的新增申请。我一打开豆瓣，常年有70、80页的待审要看。

遇上有热点的时候，申请进组的人还会更多。有一次特别好玩，不知道是谁把八组的内容弄到虎扑论坛去了，虎扑直男就开始骂鹅组的女生，鹅组也会反过来骂虎扑臭直男。就有一天，突然好多新用户申请入组，说自己来自虎扑。都是新注册用户，我当然不允许他们进来。

很多人觉得进组速度是玄学，有的人等了几个月，有的人一申请就进组了，这背后其实就一个原因：看我当时忙不忙。当时卡人进组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在管，运气好赶上我正好在家休息，那很快就进组了。

3

怎么删帖、有没有收钱删帖，好像是外界对我们最好奇的事情之一。有的人看见帖子没了，上来就骂我，说我为什么删他的帖？实际上我去后台找，发现帖子是被系统吞掉了，有一阵子豆瓣会吞掉带链接的帖。

这时候我不会耗费很大的精力去对他说，不是我弄的，你干嘛这么骂我？我只会说，你的帖子是被系统吞了，告诉我标题名字，我去回收站找出来。也会教ta之后要避开哪些字。我会解释，但我不太在乎对方后面的反应，因为大部分人是不会道歉的。

有一次我上班比较闲，就摸鱼多审核了几个人放进组，刚好赶上范冰冰查税的事儿。下午就看见很多人骂我——他们发现那个时间点组员人数在增加，就认定我收了范冰冰的黑钱，新增的这些人一定是水军，这个思维就是很直线的。

你知道好多时候人喜欢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举起一个正义的旗帜，去打击自己讨厌的人。我经常收到那种邮件，是粉丝发来的，Ta不会明说某个ID老发自己偶像的黑帖，而是上纲上线，说这个黑粉嘴多臭，在这待着侮辱了鹅组。但我一看就明白，这还是粉丝之间的斗争。

在今天你能看到很多人上纲上线扛着大旗举报，实际上我们在2014、15年那会儿，饭圈就已经很会上纲上线了。

还有一些帖子，是触发了关键词被屏蔽的。每年双十一前后，我们一定要把“长筒靴”、“大衣”这种词屏蔽掉，否则就是铺天盖地的讨论，“买什么长筒靴好？姐妹们，帮我看看这双怎么样？”就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曾经组里有人发帖吐槽流量艺人，是属于正常的diss，但这个艺人的粉丝就故意在留言里放政治敏感词，她以为我会因此把整个对她偶像不利的帖子删掉，结果我只删掉了她的留言，然后把她踢出组。

还有一些帖子，是豆瓣比较害怕的话题，都不用我动手，社区管理员就删掉了。你去看删贴记录能够看到帖子是谁删的，管理员删的就会写小组管理员，豆瓣删的就是社区管理员，后者删的帖，我没有权限把它从垃圾站里弄出来。

4

做管理员会有很多人骂你。

我刚到现在这个图书公司上班时，同事会好奇地在微博搜我（现在我的名字是微博的敏感词了，搜不出来），她搜完后眼睛红红的，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人。我说怎么了？她说一搜就发现很多人在非常恶毒地骂我。

有一个用户给我邮箱发恐吓信，一般人骂我也就坚持个两三天，这个人坚持了两年，我觉得那个人很偏执，她思路已经混乱了，咒我祖宗十八代去死，我好想回复：不用咒，早就都死了。

而且你知道她骂我是为什么？她说我是一个爱豆的粉丝，故意限制她偶像的流量，我说我还有这本事呢？

我被说成粉丝的原因很搞笑：我以前待过的机构，瑞丽是他们旗下杂志，有一次瑞丽找这个爱豆拍了封面，我作为公司员工在微博上随手一转，这就成为了证据。

还有人会造谣我做管理员收黑钱、月入三百万，连公司的同事都刷到了这种文章。我当时回答他，我要月入三百万，还来这上班？我直接跟老板谈合作去了。

我很少为此生气，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是挺多元的。我工作时也是这样，遇到有冲突，听见难听的话，我知道对方是在针对我，但我觉得要赶紧把事情解决，不会把精力耗费在情绪上，我是一个很懒的人，能不用力气就不用力气。

同期的管理员除了我还有芳汀和一个男管理员，他是个男护士，后期“姨妈的鸭”加入进来，大家都有被骂心情不好的时候。

男护士是个非常有原则性，而且很倔强的人，比如生活帖，我不会全都删掉，只是控制数量而已，但他会看见一个删一个，你赶上他的话，那就是赶上了。

他还因为删掉时政贴被扣帽子不爱国，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主贴很正能量，你删我，说明你观点和我相反。而实际上，小组不可以讨论时政话题，不管你持有怎样的观点。

芳汀是我找来做管理员的。她很擅长做内容，我觉得万一有一天，小组没有热度了的话，芳汀有能力把大家重新吸引过来。她还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因为她是幼儿园老师，每天面对小朋友肯定更难。可是后来她也不做了，因为到后面你的心理压力会很大。

姨妈的鸭是现任鹅组管理员，她有一次删了一个违规帖子，那个用户就集合自己的小伙伴来攻击她。我记得那天在上班，上午她给我打电话说很难过，然后那一天我们都一直在通话——你知道林志玲和她老公打一整晚电话的事吗？我也经历过了。

等我晚上回到家，十点多钟，躺在床上的时候这通电话才结束。她也不是一直跟你倾诉，中间也会沉默一段时间，想说了再接着说。姨妈的鸭反应这么大，肯定也不是就因为删帖这个事，是她长期做管理员累积的情绪。

所以找管理员是很难的，你要让这个人不偏不倚，还要情绪稳定。我更倾向于找一个跟小组同呼吸、共命运的人，而不是看这个人性格怎么样，性格是很难考察的，尤其隔着网络。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偏不倚、不由着情绪和喜好去挤兑别人，对她来说收获更大，她会更持久地管理好这个小组。

比如姨妈的鸭，她是位美妆博主，八组组员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她成为管理员，我觉得也许会为她带来一些曝光——你不可能让一个管理员什么好处得不到，每天却要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管理员在处理问题，组长呢？组长老段现在是名医生，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管小组的具体事情。他的神隐也是件好事。我读一些历史书的时候，学到一个道理，就是绝对不能让组长去管理很具体的事情。

因为管理具体的事情，一定会有管理不好的时候，一旦你是组长，因为具体的事情没管理好，被一堆人冲击，直接后果是冲击到整个小组。我开玩笑说就像日本的天皇、英国的皇室，这些国王都只是个吉祥物，管事的另有其人，他们反而能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底下真正管理的人，做不好是可以被换掉的，这种更换不会冲击到整个系统。

我看历史书，就会对标鹅组的管理方法。之前也有人提议说，为什么不投票选管理员？这绝对不可以：一旦投票，最后肯定是各大流量的粉丝成了管理员。整个小组就没有公平可言。在鹅组之外的空间，粉丝管控的后果，已经有很多案例了。

5

确实有明星团队会找到我，要求删帖。对方在私信里直接亮明身份，或者直接亮律师函，让我删帖。

我不会随便删组员的帖子，只会让他们不要动我的心思，直接去联系发帖人。有的帖子随后真的消失了，有些反而把事儿闹大了——发帖人把私信截图挂出来，让大家来看，某明星团队在花钱让我删帖。

发帖人的心态是：你这点钱算什么？当众挂你，我更开心。

鹅组是一个消解明星光环的地方。李易峰曾经起诉过鹅组用户，我们把他的名字，包括他的代称都设成了敏感词，在组内无法显示——你都来告我们了，我们还要给你留热度吗？鹅组不是互联网大平台，我们还有小小任性的空间。

当时李易峰的粉丝抗议，说为什么组里只有对李易峰不利的帖子？实际上相关的帖子都少了——粉丝、黑粉都在举报对方的帖子，管理员只是处理举报，并没有专门删某一方的发言，但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委屈的那方。

一些社会话题的帖子也是一样的，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和倾向，一些观点放到鹅组也会被骂的，但我不会因此去干预组员的帖子。发表观点，是组员的自由，你觉得鹅组的言论风向出现变化，可能这正是当下大部分网民的倾向——这不只是一个鹅组，可能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豆瓣小组这种BBS的发帖方式，跟市面上其他社交平台都不一样。

像知乎、小红书等平台，是一个人说话，站方用算法和流量给你推广，这中间是有大数据做选择，读到的人只能跟在这个帖子下面表达观点。

鹅组是传统BBS方式，没有大数据，没有KOL，首页每个帖子被看到的几率都是相同的。这是一堆人凑在一起聊天，一起发表感想。

这几年，有很多人是为了鹅组专门注册的豆瓣账号，他们打开APP就是为了刷小组。而十年前，鹅组的成员，基本都是豆瓣的传统书影音用户。现在大家都知道，书影音用户和小组用户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很多书影音用户都希望把小组用户赶走。

我以前还专门发过帖子，建议新来的小组用户们，如果没什么可玩的，先去各个小组转一转，多关注一些人，自己的首页就热闹了，你也就真的在豆瓣玩起来了。但后来发现，高流量的小组虽然活跃，但一个用户很难跟另外哪个账号保持频繁互动，这些小组用户是没有交朋友的诉求的。他们也不会转去看书影音内容。

2018年11月，我卸任了鹅组管理员。当时我的正职工作换岗了，要经常代表公司跟网友打交道。我怕爱好和工作掺杂在一起，而做图书，对我来说比做娱乐更快乐。

不当管理员，我不碍着任何人的利益，被骂的邮件也没有了。

做了8年鹅组管理员，对我来说只是玩耍而已，我放弃得很干脆。事实上我对娱乐其实兴趣不大，以前接外稿，我去采访过很多明星，从来没有“上头”“下头”的感受，因为一开始我对明星兴趣就不大。我也很少看电视剧，只把电视当背景音。

回想这八年，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很有成就感——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平台，没有KPI的考核，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们做出了一个六十多万人的社区。放眼全国，几个人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而一切都是无心插柳，如果一开始就目的性很强，抱着“一定要把这个小组做成什么样子”的想法的话，可能就什么就做不成了。

@程序 #175798 对方应该是拿下了这个pdf。

提供一个备份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129214234/https://uyghurtribu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The-Xinjiang-Papers-An-Introduction-01.pdf

"政府认为，宗教活动应该严格控制在宗教场所内，而LGBT群体也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政府希望防止这两者的结合，"这位分析人士说。

和LGBT无关

估计真正的原因是，在国内其他主流聊天平台（比如微信）上聊宗教内容会被公安部门监控并打击，动辄删群封号，所以宗教人士不得不改用其他软件

由于LGBT在中国是少数群体，给LGBT用的聊天平台监控会比较弱，于是很多宗教人士选择前往BLUE交流宗教内容

随着交流宗教的人越来越多，迫于当局压力，BLUE也只好不断加强对宗教内容的审查

如果距离指欧几里得距离:

• 在平面内取两个不重叠的点AB
• 取第三个点C，并确保这三个点中，每个点到其他两个点距离相等。此时三个点ABC必然形成等边三角形。
• 取第四个点D，根据定义，点D到ABC中的任意两个点的距离应相等，因此点D必然经过ABC中每两个点的中线，也即等边三角形ABC的重心。但此时点A到其他三点的距离不再相等，与题目要求矛盾。

故平面内不存在互不重叠并满足题目条件的四个点。

转载自 https://ambrosia.page/zh/3.html

2021-09-28

小粉红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有外国护照就不是中国人了，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是一句狭隘民族主义宣泄，但并不正确：国籍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从欧洲大陆到美国，到海外诸殖民地，再到二战后步入开化的亚洲诸国——国籍定义与国籍法的形态伴随着各国的历史而变迁。作为一篇介绍性的文章，本文固然不能穷尽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的国籍状况，但可选取若干代表性的国家地区来介绍其国籍法的形态。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国籍法状况；迁台后的中华民国国籍法状况，将在其他文章中另外介绍。

与生俱来的标记

欧陆民族国家

国籍一词是汉语词汇，然而这个词却是近代才出现的。“籍”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表述户籍或籍贯。古代的交通非常不变，在人员往来稀少的情况下，人口生育绝大多数局限在国内；因此古代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国籍的英语词汇是“nationality”，其词根为“nation”。从“nation”一词兼具“民族”“国家”两重含义[^1]可见一斑。因此，近代及以前欧洲大陆国家的国籍基本等同于民族属性。政体的不同会导致对国籍的形容有所不同，君主制政体会描述为臣民(subject)，而共和制以及君主立宪制会描述为公民(citizen)；中立的描述方法则是沿用nation一词，描述为国民(national)。

在父权社会的大背景下，新生儿一般继承父亲的国籍，只有在父亲不明（私生子）的情况下才能随母亲的国籍。1842年12月31日普鲁士国籍法[^2]第2条说：

男性普鲁士臣民的每名婚生子女自出生时即为普鲁士臣民，出生在外国者亦然。非婚生子女之身份随其母亲。

这种制度称为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无条件的将国籍赋予本国人的后代。1791年法国宪法第2条第2段[^3]说：

下列人士是法国公民：(1)在法国出生、父亲为法国人；(2)在法国出生、父亲为在法国定居的外国人；(3)在外国出生、父亲为法国人、本人返回法国定居并作出公民宣誓；(4)在外国出生、其父亲或母亲是因宗教被驱逐出国的法国人、本人返回法国定居并作出公民宣誓。

可见法国国籍法中并不单纯按照血统赋予国籍。第(3)项为出生在外国的法国父系后代施加了条件，而第(2)项则是扩张了非本国父系后代按出生地取得国籍的途径。和上文的德国系统、下文的英国系统综合比较，法国系统可视为一个混合系统。

英伦的出生地主义

英格兰普通法认为：在国王（女王）陛下领土出生者，自婴儿时期就得到君主的庇荫，会自然对君主产生“感激的恩情”(debt of gratitude)从而产生“自然的忠诚”(natural allegiance[^4]。《1914年英国国籍与外国人身份法》[^5]将这些规定汇编为成文法，该法第一条开宗明义：

(1) 下列人士应被视为天生的英国臣民，即：

  (a) 在陛下的领土和效忠范围内出生的任何人；

  (b) 任何出生于陛下领土范围之外的人，其父亲在其本人出生时是英国臣民，并且满足以下任何条件——

    (i) 他的父亲是在陛下效忠的范围内出生的；

    (ii) 他的父亲是被授予入籍证书的人；

    (iii) 他的父亲因领土的任何吞并而成为英国臣民；

    (iv) 他的父亲在该人出生时正在为王室服务；或

    (v) （略——笔者按）；及

   (c) 在英国船舶上出生的任何人，无论是否在外国领海：

这种制度称为出生地主义(jus soli)。很明显的对比是，此处血统是添赋在出生地主义上的额外扩张，是与出生地主义平行的新的国籍取得途经，而血统主义中的出生地则一般是限制，无法免除血统的要求。

最早从英国独立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则继承了英格兰普通法中的国籍逻辑。不过，由于美国是急于建立自己法律系统的新国家，美国的成文化工作比英格兰要早。1789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8)条列举了国会的若干立法权，其中第四项是：

制定合众国全国统一的归化规则和破产法；

隔年通过的《1790年归化法案》[^6]中就定义了根据血统取得公民权：

……合众国公民的孩子，包括出生在海外的，或者出生在合众国范围以外的，将被视为天生的合众国公民。惟取得公民权的权利，不得被授予其父亲从未在合众国居住过的人。……

同样为出生地主义加海外出生者限制（父亲至少在本土居住一天）的模式。因美国继承了英格兰普通法中的天生公民(natural-born)概念，所以不必对境内出生儿童取得国籍作特别定义。但美国习惯法从来没有将部分人视作美国的一部分，例如奴隶和印第安部落人。内战结束后奴隶制被废除，国会通过《1866年民权法案》：

所有在美国出生且不受任何外国势力支配的人，除了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以外，均为合众国的公民。

并随后在1868年通过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防止这一条款被宣布违宪：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

随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麻烦群体是华人劳工。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移民。移民局认为父母都是中国劳工者，虽然在美出生，但仍为中国公民，拒绝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华人劳工后代黄金德入境。黄主张自己是美国公民并提出司法复核，此案最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即美国诉黄金德案[^7]。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认为公民权条款应该根据英国普通法的角度来解读，确认“受其管辖”的含义为不是敌国或外交官的后代，遂确立了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均为美国公民，而不论其父母的身份。

殖民地的政策

采取血统主义的欧陆国家，其海外殖民地的国籍法从来都不是问题——一个刚果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有比利时血统。然而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来说，随着“大英帝国”开疆扩土，英格兰的出生地主义遍布整个日不落帝国。国籍必然成为问题， 因为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国籍都是“自己人”与生俱来的记号。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有义务对本国的君主（政府）保持忠诚，而另一方面君主（政府）也必须给他们庇护——居留权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英国国籍法》为整个“大英帝国”规定了一个公民身份：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公民(CUKC, 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这样规定的结果是，殖民地的公民，包括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族群都能自由移居英国本土，这引起了本土人民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对与本土没有联系的CUKC采取入境限制措施。《1971年移民法》正式引入了联合王国居留权(Right of abode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概念，自此与英国本土没有关系（即不享有居留权）的英联邦公民，在移民管制方面与外国人无异。《1981年英国国籍法》是英国国籍里程碑式的改革，该法将原有的CUKC一分为三：

• 英国公民(BC, British Citizen)，与英国本土相关者具此身份
• 英国属土公民(BDTC, British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与英国海外殖民地相关者具此身份
• 英国海外公民(BOC,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原具有CUKC身份但不合资格取得BC或BDTC身份

另外，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该法也勾勒出两种特殊的身份情况[^8]：

• 英国臣民(BS, British Subject)，1948年法之前是英国臣民，但1948年法实施后不是CUKC（不包括所属国独立）的情况
• 受英国保护人士(BPP, British Protected Person)，没有取得任何国籍的汶莱裔BPP的后裔

此后，除少数涉及CUKC的特殊情况外，联合王国本土居留权和英国公民(BC)划上了等号。至于各海外殖民地，则共享一个英国属土公民(BDTC)身份，而与各殖民地的联系由各殖民地自行立法规定“本土人身份”(Belonger Status)和居留权。BDTC身份在《2002年英国海外领土法》下改名为“英国海外领土公民”(BOTC,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citizen)。

在英国法律框架下，1997年7月1日起香港不再是英国属土。1985年，为批准联合声明并执行联合声明1984年12月19日关于香港居民国籍问题的备忘录[^9]：

凡根据联合王国实行的法律，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由于同香港的关系为英国属土公民者，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不再是英国属土公民，但将有资格保留某种适当地位，使其可继续使用联合王国政府签发的护照，而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取得这种地位的人，必须为持有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签发的该种英国护照或包括在该种护照上的人，但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或该日以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出生的有资格的人，可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的期间内取得该种护照或包括在该种护照上。

英国议会通过《1985年香港法》并在其中正式设立英国国民（海外）国籍，英文为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缩写为BN(O)，实务上一般省略括号写作BNO。BNO与BC以外的任何国籍一样，确立了英国君主与当事人的忠诚关系。举例而言：当事人如攻击英女王，属犯下叛国罪；当事人可以取得载有BNO身份的英国护照；可在外国请求英国的领事保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当局）不承认这一身份，因此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时当事人主张英国领事保护，将被中国政府拒绝。另外，BNO是过渡性的国籍，无法传递给子女；1997年12月31日之后，任何人无法再取得BNO国籍。

因此，英国有六种国籍，而除了BC以外的国籍均不赋予本土居留权。请参见维基百科“英国国籍法”中文[^10]和英文[^11]的相关词条。

一份忠诚予几国

域内：取得、存续、丧失

在研究这一部分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 各国一般均有自己的国籍法律，规定了本国天生(natural-born)公民的范围；
• 国籍可能从父母处传承，也可能根据出生地取得；
• 国籍可以后天取得，这个过程称为“归化”(naturalisation)。

因此，有两类方法取得不止一个国籍：

• 先天：父亲的国籍国、母亲的国籍国、出生地国
• 后天：自愿归化加入外国国籍

因此，如果某些国家不希望公民保留先天的外国国籍，或者归化取得外国国籍，则必须采取法律措施。针对归化，一般规定当事人取得外国国籍后即丧失本国国籍。针对先天多重国籍的措施有两个。第一是缩小授予国籍的范围，可以通过立法将海外出生且具有外国国籍者者排除在天生公民的范围之外（任何情况下不会排除本国出生者，因为领土意味着主权）。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国籍法是其宪法[^12]的一部分，该法第122条第(2)(b)款规定：

1. 根据血缘取得国籍 (1) ...... (2) 在新加坡以外出生者不得根据第(1)款取得新加坡国籍，除非——   (a) ......;及   (b) 他不会因其出生在该国而取得其出生地所在国的国籍......

第二是强迫选择，因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民事行为能力，这种强迫一般发生在其成年之后。在当事人选择其中一国国籍之后，有两种方式强迫其退出其他的国籍：倒计时条款和触发式条款。

该法第122(4)条是典型的“倒计时条款”：

凭借血统(by descent)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未成年人，在年满22岁时将不再是新加坡公民，除非在他年满22岁后的12个月内作出按附表二所列的退出和效忠誓言，并按照政府的要求放弃任何外国公民权或国籍。

这一条不适用于在新加坡出生的人，因为他们不是凭借血统而是凭借出生(by birth)取得国籍。但是第134和和第135条的“触发式条款”适用于所有公民，赋权政府剥夺任何自愿加入外国国籍或行使外国公民权利（例如申请护照或投票）者的新加坡国籍。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

• 国籍的取得、存续和丧失是一国的主权事务、国内法事务
• 在法治国家，国籍一经取得，非经法定程序不会丧失

域外：承认、主国籍规则、冲突解决规则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名人士根据英国法律合法取得英国国籍，又根据加拿大法律合法取得加拿大国籍，那么当事人的国籍状况应当如何描述？我们必须谨记先前提及过的两件事：第一，国籍是主权事务；第二，国籍关乎忠诚。因此，第一个结论可以自然的产生：任何国家都不会承认本国人对外国的忠诚。因此即便该国不反对该国人取得、保留外国国籍，该国也不可能在本国范围内承认他具有外国国籍。下面的规则被称为主国籍规则(Master Nationality Rule)[^13] :

被一个或多个外国政府承认具有该国国籍（如该种承认不引发丧失本国国籍的效果）的本国公民，本国政府有权在本国境内不承认其外国国籍，而视其为只具有本国国籍，禁止其主张、行使其外国国籍所带来的权利（例如寻求领事保护的权利）。另外，本国政府有权限制此类本国公民行使部分公民权，例如投票或担任公职。

主国籍规则是下面两个事实的综合反映：

• 承认某人是否具有本国国籍、允许或禁止本国人行使公民权，是主权行为，属于内政；
• 承认某人是否具有外国国籍也是主权行为，属于外交事务。

这一规则比较好理解。回到例子中，如果这名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者准备前往第三国旅行或居住，那么其国籍状态应当如何判断？取决于目的地国的国籍冲突解决规则，有三种情况：

锚定：让当事人选择一个国籍，使用该国籍的护照办理签证、入境、就业、购置地产等所有手续，而其具有的其他国籍视为不存在； 任择：对不同的事务允许当事人选择对其有利的不同国籍，如入境时可以选择免签天数较多的护照，而就业时可以选择另外一本有双边税务条约的护照，适用较低的所得税率； 禁制：禁止当事人使用其他国籍护照避开制裁；例如美国对伊朗公民施加旅行制裁，一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者不能再使用英国护照以免签证计划入境美国。

和平时期的抉择：走形式还是动真格

关于多重国籍，我们根据政府的态度分为三类：

• 取得、行使外国籍对本国籍没有不利后果，俗称“允许双重国籍”
• 容许出生时的先天多重国籍，但禁止主动归化（否则取消本国籍），俗称“限制双重国籍”
• 设法禁制或剥夺先天多重国籍也禁止主动归化（否则取消本国籍），俗称“禁止双重国籍”

这里需要特别注明的是，就本国人取得或保留外国籍而言，没有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也就是承认本国人既有本国籍又有外国籍，这违反主国籍规则。虽然这一说法经常见诸媒体，但“承认”一词具有明确的国际法含义，因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同样造成误区的是美国的政策。外国人归化美国国籍时需要作出如下宣誓：

我谨此宣誓，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保佑我。

这份誓词听起来恩断义绝，但并没有消除外国国籍的效果。在主国籍规则下，一国固然有权要求其公民在本国法律意义下“放弃”且不行使外国国籍。以一名英国公民加入美国国籍的情况为例，若英国法律没有规定“向外国宣誓放弃对英国君主的忠诚”会导致不利后果，则加入美国国籍并不会丧失英国国籍。因为英国可以根据主权原则宣布：

英国政府不承认任何放弃对英国君主忠诚的行为，除非该等放弃是在英国政府（女王陛下政府）官员面前作出。因为对英国君主的忠诚，意味着受到英国君主的管辖(jurisdiction)，解除这种管辖必须根据英国法律进行。

日本的国籍法[^14]同样是看上去像“禁止”但实际上只是“限制”。第14条强制在20岁至22岁选择国籍，第15条规定若逾期不选法务大臣可催告一个月内选择，再不选将失去日本国籍。然而第14条第2款订明，当事人选择日本国籍的方式，既可以放弃外国国籍，也可以根据日本户籍法作出保留日本国籍的声明，并不强制放弃外国国籍、也不禁止使用外国护照。而第16条只赋权法务大臣在选择日本国籍者担任外国公务员中仅限本国人担任的职务时，才能强制剥夺日本国籍，事实上是允许、“纵容”当事人不放弃日本国籍。因此，和强制剥夺新加坡国籍比起来，“选择日本国籍”的声明和美国归化时“完全放弃忠诚”的宣誓，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海外殖民地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占多数者，由于在独立期间有大量人士维持着与英国的传统关系，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禁止或限制双重国籍的条款。但是这些国家大多禁止具有双重国籍者担任公职。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本土反而不限制具有外国国籍者担任公职，英联邦公民如取得英国无限期居留许可(ILR, Indefinate Leave to Remain)，就可享有选举权。

中国大陆：从极简到极繁

极简：清末民初

虽然清王朝的覆灭几乎已经是打定输数了，但1909年清廷政府依然颁布了《大清国籍条例》[^15]，采用了父系绝对血统主义原则：

1.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1) 生而父为中国人者 (2) 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3) 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元年即制定了国籍法；袁世凯政府在民国三年（1914年）作出修订（网络上无法找到修订条文——笔者按），而国民党政府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新制定了条文[^16]。1929年法的最大特色是取消对双重国籍的限制，该法第十二条说：

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经内政部之许可，得丧失中华民国国籍。......

另外，该法取消了1909年法中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须确保丧失本国国籍的规定。因此这部法律是全面允许双重国籍的法律。这部国籍法一直沿用，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亦然，直至民国八十九年（2000年）。

中共建政：国籍遇上意识形态挑战

1949年，中共在北京宣布建国。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因此中华民国的法律，包括1929年国籍法，均被废除。而北京当局的第一部国籍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订立的。从1949到1980的31年间，北京当局均采用习惯和行政措施来处理国籍问题。此等习惯体现在北京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文件中。最早的一份是1955年4月22日在万隆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7]。这份文件所确立的原则是：

1. 具有两国国籍者必须在成年后两年内选择国籍，选择一种就不具有另一种；如不选择，则按条约规定的规则判定。
2. 选择一国国籍者，如在国籍国境外固定居住，而又再次取得另一国国籍，则自动丧失原籍。

上述第一条是过渡性的，其目的在于解决历史性双重国籍。第二条原则是一种法理，称为“国籍替代”。国籍替代指的是：

当一个人将住所永久地从国籍国迁出，定居在外国且加入该外国的国籍时，原籍国按国际公法一般法理，承认该外国与该人有更密切关系，因此无须该人申请并获批，其与原籍国的关系即可自动解除。

这一条自然成为了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很可惜的是。虽然北京当局“毅然决然”地不承认双重国籍并迫使印尼华侨二选一，但此举并没有让印尼华侨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而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并随后在全国策动反共大屠杀；大量华人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亲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惨遭处决。

改革开放：双重国籍卷土重来

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开始在经济政策上大幅度转型，公民被有条件允许出国。此时，跨国婚姻的数量开始增加，因此“先天双重国籍”的情况再次出现。水平的不足导致中共政府的国籍政策出现混乱。1979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互相建立领事关系和开设总领事馆的协议》附件“具体安排”第三条[^18]说：

两国政府同意便利自称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美利坚合众国国籍的人在两国间进行旅行。出境手续和证件应按照有关个人居住国的法律来处理。入境手续和证件应按照有关个人希望前往的国家的法律来处理。 凡持美国旅行证件并有中国入境签证的美国公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被赋予该身份的有效期和在签证的有效期内将被中国有关当局视为美国国民，以保证他们能得到领事会见和保护。这些人应有权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无需别的证件，不论他们是否也被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了“主国籍原则”。一名具有中国国籍者持美国护照申请中国签证入境，将获中国政府承认其美籍身份。这一错误持续了一年半。1980年9月17日中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事条约》，同日的照会（作为协议附件一）称：

两国政府同意给予自称同时具有美利坚合众国国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在两国间旅行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上述人员出境手续和证件将按照居住国的法律处理;入境手续和证件将按照前往国的法律处理。 凡持有派遣国旅行证件并办妥接受国入出境签证的派遣国国民进入接受国，在他们被赋与该身份的有效期内和签证的有效期内，将被接受国有关当局视为派遣国国民，以保证他们根据中美领事条约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得到派遣国领事的会见和保护。......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互相建立领事关系和开设总领事馆的协议的附件“具体安排”即行失效。

至此，主国籍规则方才得到恢复。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向没有双重国籍的公民签发“护照”，而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公民签发“旅行证”[^19]，以示区别。持有旅行证的公民可以将旅行证与外国护照一并使用。在取消查验目的地签证政策[^20]实施之前，此类人士不必像护照持有人一样出示外国签证。然而，由于中共政权随意行政，旅行证持有人在境内落户未必能得到批准[^21]；而落户后办理中国护照，又未必能在出入境时与外国护照一并使用以出入中国国境[^22]，造成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的混乱。旅行证持有人年龄达十八岁后，驻外使领馆可能会不再签发旅行证[^23]，逼迫当事人“选择国籍”。

“非法持用中国护照”与“非法持用外国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的“自动丧失”仅为法理规定。事实上，如当事人不申报自己取得外国国籍，则中国出入境机关无从查起。加入外籍的华人往往为了旅行、回国生活的方便，不愿注销中国护照。为了检查当事人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驻外使领馆长期以来要求在驻外使领馆更换护照者出示签证、永久居留证等，以“自证清白”。这项政策直至2020年02月01日方才取消，改为当事人签署声明书[^24]。当事人在国内口岸出入境时，也会被检查是否持有外国签证（或居留证）；这项措施迫使当事人中转第三地（典型中转地为香港）以避开真正目的地的签证检查，因为当事人入籍后只会持有目的地国护照，而不会再获发签证。这种策略在平时可行，但在旅行受限的状态下将立刻暴露。武汉爆发COVID-19而实施管制的期间，英国撤侨飞机因乘客中有人持有中英两国国籍而无法起飞[^25]——因为中国政府行使“主国籍规则”拒绝本国公民享有外国领事保护。

将国籍法第九条解释为取得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而忽略“定居外国”的条件，也是不正确的。1990年6月28日《公安部、外交部关于中国公民非法持用外国护照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

近来，各地陆续发现一些因私出国或到港澳的中国公民，出境后在外国或港澳取得外国护照......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其在香港或国外的亲属代为办理的所谓“投资移民护照”......除退出中国国籍或定居在外国(必须持有足资证明其真正在外国定居的有关证件、证明，并在事实上定居外国)，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员外，我一律不承认中国公民所持有的外国护照......

因此。中国公民如果通过投资、捐款等方式取得外国护照，而没有实际定居在外国，则不会触发“国籍替代”，不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如欲丧失中国国籍，须“退出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

总结

北京在国籍法上滞后的立法，最终依靠任意行政和侵犯人权来买单，造成法理、社会二重问题。然而，这仅仅是这部国籍法的“繁”，真正将这部法律送入深渊，造就全世界最复杂、最奇葩、最离谱的“极繁”国籍法的，是香港和澳门。

港澳凑热闹：一种国籍三套法律

“坏孩子”香港的国籍烂摊子

与英国的一套法律六种国籍截然相反，中共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始终声称“香港（澳门）中国同胞都是中国公民”，而没有为他们设立另外一种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26]。然而，香港人的国籍问题不是“换一部法律”就能得到解决，而是存在许多问题：

1. 香港居民中并非只有华人，而有英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各种非华裔；
2. 某些香港居民凭借BDTC国籍具备与英国的联系，他们不希望在回归后丧失与英国的联系；
3. 对回归恐惧的港人爆发了移民潮，大量香港人取得了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国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而按照中国国籍法，他们都“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了国籍法的立法解释，即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28]。解释的大意是：

1. 香港居民中，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且有中国血统者，具有中国国籍；
2. 不承认BDTC、BNO和居英权计划下的BC身份，这些身份不影响中国国籍，BNO护照持有者能否在外国使用该护照取决于外国政府的态度；
3. 香港居民取得外国国籍不适用国籍法第九条，其中国国籍不会自动丧失，除非他们自己申报国籍变更（见下文）；
4. 港府入境事务处为在香港的国籍事务受理机关。

上文中的第3点并不明确，原文是这样写的：

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可使用外国政府签发的有关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

原文为了保持“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姿态，用“在外国有居留权”和“外国政府签发的有关证件”分别代替了“具有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2000年12月2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对“谢耀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上诉委员会及另一人案”[^28]宣判，确立了人大解释的含义为：

因香港的特殊情况，制定与《中国国籍法》不相同的及只适用于香港的变更国籍规则，避免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因《中国国籍法》第9条的实施，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在新的规则下，香港中国公民只有在入境处申请变更国籍，获得批准后，才不再具有中国国籍。

个别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文宣对此作了确认[^30]。因香港实施普通法，这一判决在香港有判例法地位，但判决没有指出“香港中国公民”的涵义。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在处理国籍事务时，并不区分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因此当前的政策为：香港政府不会将国籍法第九条适用于任何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好孩子”澳门：买大、买小、不开盖

澳门移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葫芦画瓢，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29]，内容与香港版本基本相同，但多出一条：

凡具有中国血统但又具有葡萄牙血统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或葡萄牙共和国国籍。确定其中一种国籍，即不具有另一种国籍。上述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选择国籍之前，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权利，但受国籍限制的权利除外。

这条规定与香港不同是因为双血统澳门居民获得的葡萄牙国籍与本土国籍没有区别，而且在移交澳门时，葡萄牙的国籍法已经改为绝对血统制。因此，澳门居民的葡萄牙籍并不会像BNO或一样是一个过渡性身份，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身份。简单规定不承认葡萄牙国籍，无法一劳永逸解决混血儿的国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引入了1955年与印度尼西亚的那一套“国籍选择”。然而，澳门居民在选择“葡萄牙籍”后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在选择“中国国籍”后并不会自动丧失葡萄牙国籍，而会比照香港居民那样适用“主国籍规则”，其葡萄牙国籍在中国境内不被承认。因此，与其说双血统澳门居民要在“中国籍与葡国籍”中二选一，不如说澳门居民要在“双重国籍与只有葡国籍”中二选一。

如果把国籍选择比喻成澳门赌场中的“骰子买大小”，那么澳门居民不仅可以买大、买小，还可以终身封赌台不开盖，即不作出选择。不作出选择的结果是，当事人将变成“薛定谔的澳门人”，其中国国籍介于不确定的状态。然而，北京当局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实务，都已经将当事人视为中国籍了。澳门居民即便没有选择国籍，也可以申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而回乡证持有人在内地，都被视为中国公民[^31]。

做几道题？

如果读者还没有看出这样的法律体制有多混乱，我们不妨做几道题：

1. A是一名未选择国籍的澳门永久性居民，A在香港与葡萄牙人生下一名孩子X，X是否因满足“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具有香港居留权？如果有（没有），而当事人之后选择了葡萄牙籍（中国籍），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答案是“由X自己选择国籍”，香港并无选择国籍的机制，X是否必须回澳门选择国籍？为何香港居民身份会与澳门政府有关？

1. 加辣版，接问题1“由X自己选择”；如果A的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是通过血缘获得的，因此不能把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传给不在澳门出生的X，请问X连澳门居民都不是，不适用国籍法澳门解释，如何“选择国籍”？

疲劳了？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1. B是中国籍北京市民，其前往加拿大定居后提交了入籍申请，然后赴港读书从而成为香港非永久性居民，在其成为香港居民的期间其加拿大入籍申请被批准了，而后当事人返回加拿大定居，其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失效了；此时当事人的法国籍女配偶（澳门非永久性居民）在澳门生下一名孩子；这名孩子是否满足“在澳门出生的中国公民”条件？

种种混乱，不胜枚举。所有混乱的最终来源，均为中国国籍法“强行把大陆、香港、澳门”三地居民视作同一种国籍。

关于中国国籍的常见误区

1.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外国护照就不是中国公民。

   前半句是正确的，后半句是错误的。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效果是“不承认中国公民的外国国籍”。除非当事人满足国籍法第九条（国籍替代）的要求，或者自行申报国籍变更、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否则当事人仍然具有中国公民身份。

2. BNO护照是旅行证件，不是国籍身份。

   BNO在英国法律下是毫无疑问的国籍身份。移民法的一般实践是，只有发给具国籍者的证件才叫“护照”，而承认护照就是承认国籍。中国不承认BNO国籍，因此也不承认BNO是护照；中英的谅解约定，中国不禁止BNO护照持有人使用该证件外出旅行。为抗议英国为BNO提供五年签证和入籍BC的途径，中国宣布英方先违反当年的谅解“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从而自2021年1月29日起不再承认这项谅解。

3. 香港护照是“香港籍”，有香港护照，就不能有中国护照。

   这是错误的。中国国籍法只定义了一种国籍。具有中国国籍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者，可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中国的《护照法》没有规定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者不能申请中国护照，但实务中只有当事人在内地有户籍或者是曾经领取过中国护照的海外华侨，才能申请和更新。出生时就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者，中国当局不向其签发中国护照。

4. 持外国护照入境中国（香港）就被视为外国公民。

   这是错误的。根据主国籍原则，只要当事人的中国公民身份没有依法注销，当事人依然是中国公民。然而，中国的出入境实务是用“证件管理”替代“人员管理”。如果用外国护照入境且移民管理机关没有查到当事人具有中国身份，则“持外国护照的人”和“持中国身份的人”会被错误地认为是两个人。目前中国已经实施外国护照首次入境登记指纹、人脸比对，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再发生。

5. 香港（澳门）居民可以使用外国护照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入境中国；台湾居民（在台有户籍者）可以使用外国护照和台湾居民来往内大陆通行证（“台胞证”）入境中国。

   前半句是正确的，因为人大解释赋权港澳居民豁免“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后半句是不正确的，因为大陆并无规定台湾居民有同样的待遇（虽然台湾法律对中华民国国籍是这样规定的，但大陆没有义务承认）。各中国驻外使领馆在申请旅行证（没有回乡证和台胞证者在海外可申请这个证件入境大陆）的页面上明确表示“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台湾居民应持用外国护照向驻外使领馆申请签证”[^32]。

是公民，又怎样？

大智立法，但专制政权最擅长的就是目无法纪。身为中国公民，本应有在整个国家居住的权利。然而，逃亡美国的杨建利，至今无法从驻美使领馆处更新中国护照[^33]；而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常年被拒绝签发回乡证[^34]，因而不能入境大陆。如此种种，都证明在专制政权的眼中，国籍的确定性、国籍所带来的权利完全不重要。当权力成为唯一的角逐，国籍就变成中共官僚们完全不在乎的小事。因为事实上，中共国只有韭菜，没有公民。“公民”二字，或许是十四亿人对中国国籍最大的误区。

[1]: “nation”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第七版中第一个义项为“a country considered as a group of people with the same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who live in a particular area under one government 国家；民族”。

[2]: Law Respecting the Acquisition and Loss of the Quality of Prussian by a Prussian Subject, and His Admission to Foreign Citizenship

[3]: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系英译版，“条”在此处对应英译的“title”。

[4]: Blackstone, William.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1765--176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357--58. 参见这份摘要的第2段

[5]: British Nationality and Status of Aliens Act 1914

[6]: H. R. 40, Naturalization Bill, March 4, 1790

[8]: Types of British nationality

[9]: 联合声明 双方交换的备忘录

[11]: [British nationality law](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ritish_nationality_law)

[12]: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13]: Master Nationality Rule

[16]: 國籍法 中華民國18年01月29日

[26]: 附件三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29]: 海外的香港中国公民如何获得领事保护：根据上述规定， 旅居海外的香港中国公民如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不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9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 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 的规 定 。换句话说，当事人在依法定程序向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作出 “变更国籍”申报之前，中国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中国国籍。

[31]: 澳門居民申領《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須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澳門居民可以在澳門申請回鄉證：......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具有中葡血統尚未選擇中國國籍或葡萄牙國籍。

因为党国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比如说以前党国是不能监控你手机上有什么应用程序的，但是现在党国可以用反诈APP实现这一点

比如说以前党国是不能看你网络聊天内容的，现在党国可以随时看任何人微信聊天记录

所以就变得专制了

但受到墙内评论的影响，一直看到的言论是，毛的初衷是好的，是底下的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才造成种种惨剧

现在，在我心里有了结论，毛是个封建统治的皇帝，为了维持党内统治地位草菅人命的刽子手。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公开承认，说他打算在中国搞独裁专制，把权利据为己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在墙内是可以看到的。

其实，只要不让他连续执政那么久，他对中国的破坏就不会那么大。要避免领导人长时间连续执政，就必须让全国人民都相信一个道理：领导人一定要经常换，长时间连续执政 = 所有人倒霉。

但是中国的教科书，直到今天也不提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普通人，绝大多数都不觉得长时间连续执政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今天毛泽东已经不在了，但共产党仍然独裁，习近平仍然是皇帝。敢于公开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比如写《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则会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

海内外各国的发展，人类文明制度的进步，该看谁的书，谁的视频比较好呢。

https://2047.name/t/13902

@屿. #175710

比如维基看到亩产三万六人民日报图片，我会想毛泽东他也是农民出生，难道不知道亩产多少斤才正常吗？

《皇帝的新衣》

饿死几千万人他会怎么想呢？

开千人大会，跟地方官员说，同志们辛苦了。

这部分历史，如果想比较轻松地吸收，可参考youtube上袁腾飞评价毛泽东的视频（精华学堂系列）。

直到现在我依然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我心里不知道如何去看待这些领导人了。 毛泽东饿死人是事实，帮助人民好像也确有其事，留下的书籍貌似也蛮有道理，我不知道如何看待他，其他的领导人，我暂时没空去看写他们的书籍，所以对他们也是一片空白的理解。

虽然党国的宣传向来有说谎、夸大的成分，但就算它不说谎、不夸大，也可以通过选择性地讲述，来改变读者的认知。

如果宣传只讲领导人做了什么好事，不讲领导人做了什么坏事，被宣传的对象就会觉得领导人是好人。反过来，如果宣传只讲坏事，不讲好事，被宣传的对象就会觉得领导人是坏人。所以谁掌握了宣传，谁就能定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经常利用宣传，打击意见跟他不合的政治对手：只要把对手宣传成“坏人”，就可以让下面的人对其反感，进而将其政治权利据为己有。这不是共产党的特色，全世界所有政治家都喜欢这么干。所以如果你仅仅因为看到周恩来丢手帕的故事，就认为周恩来是“爱国”、“民族脊梁”，从而支持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那就正好达到了共产党讲这些故事的目的。

再比如，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评价很高，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发认可毛泽东（其实私底下很多人都是不认可的），而是因为共产党禁止任何批判毛泽东的言论。禁止是因为，今天中共对中国的执政，其实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同意的，而是靠毛泽东率领红军暴力夺权实现独裁，如果毛泽东可以被人民群众批判、说成罪人，那么共产党执政本身，也就可以被人民群众批判、被视为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了，后果就是共产党要下台，共产党的领导人统统坐牢。为了避免全体坐牢，共产党必须禁止任何激烈地批判毛泽东的言论（只有共产党认为应该批评的部分，例如文化大革命，可以批评），不信你可以试试去b站发“毛泽东是屠夫”，看看能留多久。

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这篇文章否定“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从那之后，中国才可以批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不至于惹上杀身之祸。不过最近由于习近平开倒车，搞文革2.0，现在又禁止大家批评文革了。

很多禁书，只有那些好的大学图书馆还有实体吧，门栏很高了。

见本站首页“图书馆”链接。

那么作为工作者呢？每天面对996，007的压榨，大部分一有时间就想着，短视频娱乐，玩几局游戏，很多人空有年龄，其他方面也是一片空白，所以网络上一批反智言论。

懂政治其实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红N代怎么赚钱？就是靠政治赚钱，打几个电话就能做成普通人做不了的生意，赚几个亿跟玩似的，你敢跟他做对，他让公安局长给你安个罪名抓起来。年轻人不懂政治，没有选择，只好996、007做打工人，给统治阶级当人肉电池。

《陈涉世家》有句话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就是红N代其实跟996打工人在肉体上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懂政治、有各种社会关系，而打工人没有。所以红N代可以吃香喝辣，而打工人只能用短视频和游戏麻醉自己来减少痛苦。

所以打工人最应该学政治，学政治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让工人变成资本家，学生变成革命家，士兵变成军事家。

而共产党最怕的也是打工人学政治，学会了肯定是要造反的（见下面视频），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所以故意把中学的政治课本写得很无聊，让学生反感、厌恶政治，同时通过网络防火墙，避免学生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治。

所以年轻人不关心政治，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在乎，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东西怎么会不在乎？也不是因为政治很无聊，因为政治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见下面视频）。他们只是被共产党屏蔽、洗脑得太多，才误以为政治很无聊、与自己无关。

支持。尚存的疑问是：

• 课程以怎样的形式开展（主持问答？照本宣科？文字？图片？视频？）
• 目标受众是谁（中学？小学？墙内还是墙外？）
• 有无其他类似物，我们的区别在？

• 纽约时报老江湖，文件只发缩略图，这下让子弹飞了
• 习近平的讲话一般都出书，这三篇居然绝密，我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血
• 这下中英友谊万古长青了，怪不得福建同乡会跑到英国暴打港独，Her Majesty 打算什么时候加蔡英文好友呢

The Xinjiang Papers: An Introduction

Dr. Adrian Zenz

Senior Fellow in China Studies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7, 2021

https://uyghurtribu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The-Xinjiang-Papers-An-Introduction-01.pdf

翻译 thphd

一、简介

《新疆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一批政府文件，其中大部分是保密文件。

这些文件最初由一名 "中国政治机构成员 "泄露给《纽约时报》，并在2019年11月16日发表。(请勿将“新疆文件”与“中国电报”相混淆；“中国电报”是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和本导言的作者于2019年11月24日发表的一套机密文件）。

《纽约时报》只发表了《新疆文件》的少量抄录页，并引用了一些文件，但不是所有文件。纽约时报至今未公开这些原件。

2021年9月，位于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举行第二轮听证会（9月）时，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在第二轮听证会（9月10日至13日）期间向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泄露了一组数字文件。

关于这些文件的来源，目前尚无进一步消息。本文作者和同行评审员将这些文件与《纽约时报》在2019年发表的证据（文件的缩略图）进行了仔细比较，结果显示，它们的内容与纽约时报发表的版本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决定把它们也称为《新疆文件》。

这些档案包含与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有关的高度敏感的材料。

几乎所有材料都被列为机密。一份包含中国国家主席（更准确地说：总书记）习近平的三篇讲话的文件被列为 "绝密"。这是中国政府文件的最高国家秘密密级，表示材料一旦被泄露，"将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相比之下，《中国电报》的主要电报内容所规定的机密级别是 "秘密"（第二高的机密级别）。

这似乎是历史上首次有中国国家元首发表的"绝密"级别讲话，被泄露到公共领域。这是《纽约时报》最初报道中没有提到的事实。

《纽约时报》的原始报道指出了习近平的言论如何 "为镇压奠定了基础"，但只指出了习近平的言论和随后的政策之间的少量概念上的联系——这与我们在2019年时对中共在新疆暴行的认识是一致的。

然而，目前的分析表明，习近平及其他中央政府人物发表的讲话和指示，与2016年后实施的政策之间的联系，远比以前理解的要广泛、详细和重要。此外，《纽约时报》的原始报道中缺少了中央政府发布的几份文件，而这些文件其实是被泄露的文件中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能够证明上述联系的重要补充证据。

《新疆文件》提供了大量证据，将北京在新疆的镇压行动的许多做法，与中央政府人物在2014年的明确的讲话和指示联系起来。这包括：

• 集中营大规模拘禁
• 通过胁迫性的劳动力转移进行扶贫
• 通过增加汉族人口比例，"优化"民族人口分布
• 将传统的宗教活动定为犯罪
• 强迫数十万汉族官员与少数民族人口"同吃同住"
• 在集中的寄宿学校实施以汉语为主的教育

全文见 https://uyghurtribu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The-Xinjiang-Papers-An-Introduction-01.pdf

确有此事。但不是策划，而是已经打过一场了：

https://www.scmp.com/video/world/3157742/fight-breaks-out-londons-chinatown-rally-combat-racism-against-asians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57798/what-brawl-rally-against-asian-hate-and-bno-influx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83629/Chinese-emigrants-in-London-fought-each-other-in-group-brawl

不愧是福建同乡会，到哪都帮共产党做打手。

视频来看，中方请了不少人，明显就是来揍香港示威者的，没有其他目的。

《时代革命》不止是金马奖，也上过戛纳。

据导演本人说，版权还没有卖出，因为这个片子主要市场是香港，但由于新的电影检查制度，将无法在香港上映。

他之前最著名的作品《十年》（间接导致了香港2019），网上可以看到，链接本站有发过。https://2047.name/t/13742

有无香港朋友可以联系到周冠威？我们愿意帮助他利用加密货币举行全球众筹，只要金额令他满意，就把众筹到的所有款项打给他，由他把《时代革命》公布上网，让全球人免费看。如果金额在截止期限前令他不满意，就退还给众筹参与者。

十年前，中国还有一点言论自由，我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各路公知大V（现在也叫KOL）针砭时弊、变法维新，不亦乐乎。

十年后，中国已经彻底没有了言论自由，作为极少数仍然拥有发声渠道的人，我的言论自由几乎成了一种特权，原来那些粉丝比我多几千倍的的KOL，如今话语权还不如我。

任志强当年四千万粉，全中国人都在转发他的话。结果因为批评习近平被判十八年，全网封杀。

陈秋实报道武汉肺炎，现在虽然没有判刑（因为没有批评习近平），但也被全网封杀，在youtube上也不敢随便说话了。

相比之下，我在这里不仅可以自由地批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可以代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慰问习近平亲妈，既不用坐牢也不用担心国内家人同事受牵连。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享受的言论自由远大于任志强和陈秋实，更不用说彭帅和郑爽了。

很多中国人认为只要自己赚很多钱、当很高的官、或者积累很多粉丝，就能获得安全与幸福，但是上面两个例子说明，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权力、名望，都可能顷刻间灰飞烟灭，甚至身家性命不保。拥有言论自由，比拥有财富、权力、名望更重要，也更本质。

匿名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因为只要你人在国内且实名，当局就一定有办法让你闭嘴。所以匿名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成了必需品——如果你不能匿名地表达你的观点，你就无法跟当局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讨价还价，只能乖乖做韭菜。所以中国政治的未来一定是匿名的。

在数字集权的高压下，中国网络舆论正迅速地转向匿名化。过去两年，大批墙内政治少数群体、灰色产业放弃国内实名平台，转战twitter、telegram、reddit，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未来中国的KOL，以及配套的平台，都会逐渐匿名化，以躲避监管、审查，这个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除了技术和安全之外，平台匿名化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spam。在开办2047的一年中，我们尝试通过各种措施应对spam，其中最有效的，是新人报道手工审核（作文题）。

• 可溯源
• 100% bot-proof
• 恶意用户无论受教育水平多高都难以通过。相比之下，单选题考试对具有一定受教育水平的恶意用户完全无效。

缺点是手工审核等待时间长，不过和spam的危害相比，这点不便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个问题是low effort/lack of contribution/低智/低端/水化。2047的应对方式首先是限制发言频率（1分钟内只能发表一个回复，未来可能会延长），其次是对low effort内容施加惩罚（发言没赞信用分就会低，信用分低发言quota就低）。理想目标：**一条言论的可见度和它的价值成正比，**按赞排序和quota相当于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靠近这个目标。此外由于管理员对信用分的影响因子较高，这个制度也有利于管理员通过差异性点赞，鼓励讨论某一类话题，排斥另一类话题（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第三个问题是anti-social，一个anti-social可以赶跑一百个正常人，社区对这些人必须坚决果断。

第四个问题是代行职权，由于站长/吧主/群主不可能永远在线，所以必然会需要从用户中筛选管理员，代为管理平台。由于是匿名的，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匿名条件下建立对同事的信任。2047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严格筛选，充分信任”。对于管理员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最高负责人必须立即介入，坚决制止矛盾进一步发展，不能“吃瓜”。

上面这些问题，是目前墙外所有匿名社区，包括各种twitter群、telegram群、reddit的sub，还有像2047这样的独立论坛都会遇到的。在过去几年里，我目睹了许多匿名社区在这几个问题上栽跟头，并以不同的方式爬起来继续战斗。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让那些希望通过开办匿名社群/搭建匿名平台的人少走一些弯路。

https://www.rfi.fr/cn/中国/20211129-路透社说中国有省份针对记者和外国学生制定了新的监控系统

据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显示，中国最大省份之一河南的安全官员已委托建立一个监视系统，他们说想用它来追踪记者和国际学生以及其他“可疑人员”。总部位于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 IPVM 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并首先确定了河南文件，该公司表示，此次招标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并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快速定位他们并阻碍他们工作的蓝图。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今年7月29日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属媒体首次报道）详细介绍了一个监视系统的计划，该系统可以使用 3000 台连接到各种面部识别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摄像头来编制这些来河南的“嫌疑人”的个人文件，并将此并入国家和地区数据库。

9月17日，中国科技公司东软（Neusoft）获得了一份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要求该公司在签订合同后的两个月内完成系统的建设，河南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了单独的文件显示。

路透社说无法确定该系统目前是否正在运行。位于沈阳的东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正试图建立一些安全专家所说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技术网络之一，在公共场所安装数百万个摄像头，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和面部识别等技术。

据路透社报道，总部位于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IPVM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并首先确定了来自河南的相关文件。该公司表示，此次招标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并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快速定位他们并阻碍他们工作的蓝图。

据IPVM的运营主管唐纳德·梅伊 (Donald Maye) 说：“虽然中国有记录在案的因工作而拘留和惩罚记者的历史，但这份文件说明了中国建立定制安全技术以简化国家对记者的压制的已知实例。”

路透社说无法找到任何文件，将记者或外国人列为中国其他地区监控系统的具体目标。河南省政府和警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公安部和外交部也未予置评。

河南省公安厅近200页的招标文件没有说明其想要追踪记者或国际学生的原因，但表示要追踪的另一类“来自邻国的非法妇女居民”。周一该招标文件已经被禁止访问。

据该报道，招标文件规定的摄像头必须能够为面部被口罩或眼镜部分覆盖的个人建立一个相对准确的文件，并且目标必须通过简单地上传图片或搜索他们的面部属性在数据库中进行搜索。

该系统将由至少2000名官员和警察操作，并根据招标将记者分为三类：红色、黄色、绿色，按风险降序排列。

据招标解释说，覆盖全河南的不同警察部队将连接到该平台，以便在发出警告时立即采取行动，河南拥有9900万居民，是中国人口第三大省份。

招标文件显示，如果记者在河南登记入住酒店、买票或越过省界，则将发出警告。

招标文件中写道：“必须对可疑人员进行追踪和控制，进行动态研究分析和风险评估，并根据类别处理记者。”招标还详细说明了其他群体的不同预警系统。

路透社说，一些新闻自由组织表示，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 年上任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

今年2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援引对年度记者调查和采访外媒驻华分社负责人的回应，称中国在2020年使用新冠病毒预防措施、恐吓和签证限制来限制外国报道。

中国外交部当时称FCCC的报道“毫无根据”，并表示中方一贯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来华报道新闻。一位中方发言人说：“我们反对的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以新闻自由为名的假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河南文件的大部分内容都提到了记者，但也有几个部分提到了“外国记者”。去年10月，河南省政府在其面向潜在供应商的采购平台上发布了一份意向项目的简短摘要，称该系统将“以外国人为中心”，并有助于“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

该合同于7月29日进行招标，此前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洛杉矶时报》、法新社和其他报道河南特大洪水的外国记者成为中国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

FCCC当时表示，“非常担心目睹报道洪水的记者在网上和线下受到骚扰”。例如，它描述了一个微博帐户如何要求其160万粉丝报告一名正在报道洪水的外国记者的下落。

招标还表示，这一系统应该能够通过手机定位和旅行预订等方法跟踪国际学生的动向——尤其是在国庆节或两会等关键日期。“在......敏感日期，启动战时预警机制，”招标文件写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1-11292021095720.html

2021-11-29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引述一位吹哨人说，中国台山核电站燃料棒破损数量高达70多根，远超中国政府此前公布的五根左右的破损数量。

法广报道，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的合资企业广东台山核电站的一号核反应堆今年七月因核燃料棒破损而被迫停运。这两家公司当时声称，燃料棒包裹层出现破损可能是出于制造、运输或操作上的原因，其破损数量符合正常的允许范围。

报道指出，一位法国核电部门的工作人员近日向“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CRIIRAD)披露，台山核电站燃料棒破损不仅与操作有关，而很可能是锅炉设计失误所致。

这家委员会的代表沙莱龙(Bruno Chareyron)对法广表示，据这位吹哨人透露，台山一号核反应堆在2018年投入商业运作时，其锅炉内已经出现了不正常振动，却仍然照常运作。

（责编：家傲）

With Liberty and Guns for All | Spiraling

• Every Asian get a gun
• Every black get a gun
• Every liberal get a gun

怪就怪地心引力

量子纠缠对停机问题的突破

从京广路隧道里游出来还能创作这个的，也就只有河南老乡了……

微博话题 #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码将不能用于经营收款# 被禁止搜索。

https://t.me/XueXiNmsland/13767

由这个便联想到数字人民币，于是在站内搜了下，了解到了它没有去中心化和q币没什么区别。

https://2047.name/t/11679

有人把它比喻为现代化粮票，智能购物券，听说不能换外汇，可以强迫定向消费之类的。 我不大理解各种票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各种票限购物资以及各种政治斗争导致三年人祸饥荒于是产生了大逃港吗？

在站内有时会看到说中国会变成大号朝鲜之类的评论。 看的越多，我越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墙内称为养猪圈。 我迷惑的地方在于，虽然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是落后的，也知道一些它的后果，但对经济与那个年代的历史压根不清楚，只知道事件使人一头雾水。

楼主关于粮票的问题，在维基百科上可以找到答案，这里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一次。

在计划经济时期，买肉要肉票，买米要米票……这些物资只用钱是买不到的，必须要有对应的粮票，买也只能向“国有”（共产党控制的）单位（比如各种“供销社”）购买，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向私人商户（比如你家楼下的超市）购买。政府每个月给每个人都发一定数量的粮票，就可以限制每个人购买的量，避免有人多买。换句话讲，你每个月能买多少斤肉，是政府替你决定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政府其实并不能确定具体每个人对物资的需求，这样一刀切会导致需要肉的人没有肉，不需要肉的人肉太多，中间还会有各种腐败（领导干部可以给自己亲属多发肉票），造成严重的浪费。

既然计划经济制度不合理，共产党为什么要施行呢？实践证明，如果不对商品的购买和交易加以限制，就会有人通过各种方式预测市场需求，提前囤积某种商品，再高价卖出获利，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财富。这些人就是商人，当商人有了一定的资本，我们就称他们为资本家。

中国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是全宇宙最好的制度，私有财产则是罪恶、要消灭，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杀了很多地主、资本家。现在如果允许自由的市场贸易，人民群众当中又会自然地产生资本家，这些资本家肯定会反对共产党的统治，甚至推翻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人为了避免被愤怒的资本家反杀，宁可实行不合理的计划经济制度，也不愿意开放自由的市场贸易。

计划经济制度不合理，不鼓励人民群众创造财富，导致社会整体贫穷。但是毛泽东不信，甚至要求把计划经济制度推到极致，在全国搞人民公社大锅饭，也就是农民财产全部被公社收走，农民在公社内劳动，产出的粮食上缴国家之后，剩余的也不给农民，而是在所谓公社食堂内让农民免费吃。

这种做法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因为大锅饭所有人都愿意多吃，而集体干活所有人都想偷懒，农业大幅减产，所以很快就把粮食耗尽了，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既然这个制度这么糟糕，为什么农民不反对呢？因为公社化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而共产党（解放军/民兵）有枪，农民如果拒绝参与公社、不上交粮食，是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枪毙的。发生饥荒之后，有些地区的农民要逃荒（到其他地方乞讨），也会被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射杀。所以就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由于计划经济制度实在是太辣鸡，搞了几轮之后，几乎要把共产党自己也搞死了，所以后来这个制度废止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部分地允许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允许资本家存在。但是刚才讲过，自由的市场贸易是会导致共产党被推翻、共产党人被杀头的，所以共产党也非常不情愿，不敢在全国推广，最后就在香港旁边划了一个特区，实验性的搞一下。实验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深圳。

再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允许大家自由地买卖东西，以及自由地跟外国人买卖东西而已），于是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同时也是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和共产党一起，构成了诸位今天看到的中国。

所以改革开放并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先用计划经济限制所有人的自由，让大家贫穷；后来放开限制，大家马上就开始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变得富有。那如果共产党最初不去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中国不就会比现在富有的多？比如中国经常说自己是世界工厂，而台湾由于没有共产党，比中国更早成为世界工厂，所以今天的台湾人比中国人富有的多，人均GDP是中国的3倍。

中国如果要继续富裕，当然应该继续开放市场，继续提高效率，继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动不动打贸易战。问题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的资本家只会越来越多，很可能有一天这些资本家就联合起来推翻共产党，选举马云当总统，然后法院判决所有共产党领导人无期徒刑，习近平就要去坐牢啦。所以现在习近平要开“倒车”，就是回到不合理的计划经济制度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扼制资本家（发一个文件就能消灭一个行业，例如蚂蚁金服上市失败，以及补课机构全体阵亡），才能避免整个政治局一起坐牢。

而数字人民币就有这样的用途，因为数字人民币是归党管的，党可以规定数字人民币的消费渠道，比如最近试点发的数字人民币，就只能用于购物，那么将来当然也可以增加限制，只准用于购买米、肉，效果就跟发粮票差不多了。所以有人说数字人民币是现代粮票，是计划经济2.0的前兆。经历过计划经济就知道，那是会饿死人的，但没经历过的就很难理解。

我想知道一点更深层次的东西，有大佬来科普一下嘛，我还想知道一下，土改，西藏问题，计划生育，大下岗的产生原因，国企改革，资本外逃，股灾这些。能推荐一些写那个年代和这些事件的书籍或视频吗？能让普通人对这些有个系统性的了解，我想更深的了解我生活的这个国家。

除维基百科外，推荐你看 https://8964museum.com，有助于对共和国历史中被屏蔽的内容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12/the-autocrats-are-winning/620526/

原标题 Autocracy is Winning / The bad guys are winning

If the 20th century was the story of slow, uneven progress toward the vict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over other ideologies—communism, fascism, virulent nationalism—the 21st century is, so far, a story of the reverse.

如果20世纪的叙事，是自由民主缓慢而曲折地战胜其他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激烈的民族主义的过程，那么21世纪的叙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反过来的。

By Anne Applebaum

NOVEMBER 15, 2021 / 2021年11月15日

翻译 thph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may well be decided in a drab office building on the outskirts of Vilnius, alongside a highway crammed with impatient drivers heading out of town.

民主的未来，很可能就藏在维尔纽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郊区一栋单调的办公楼里。楼旁边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出城车辆的鸣笛声此起彼伏。

I met Sviatlana Tsikhanouskaya there this spring, in a room that held a conference table, a whiteboard, and not much else. Her team—more than a dozen young journalists, bloggers, vloggers, and activists—wa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offices. But that wasn’t the only reason the space felt stale and perfunctory. None of them, especially not Tsikhanouskaya, really wanted to be in this ugly building, or in the Lithuanian capital at all. She is there because she probably wo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Belarus, and because the Belarusian dictator she probably defeated, Alexander Lukashenko, forced her out of the country immediately afterward. Lithuania offered her asylum. Her husband, Siarhei Tsikhanouski, remains imprisoned in Belarus.

今年春天，我在那栋楼的一个只有一张会议桌和一块白板，没有其他东西的房间里，见到了斯维亚特拉娜-齐哈努斯卡娅(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她的团队--十几位年轻的记者、博主、视频博主和活动家--正在搬迁办公室。但这并不是这块空间令人感到陈旧和敷衍的唯一原因——他们中没有人，尤其是斯卡娅，是自愿进入这栋丑陋的建筑物，或者立陶宛的首都的。她之所以待在那里，是因为她很可能赢得了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而被她击败的白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选举结束后立刻强迫她离开白俄罗斯。立陶宛为她提供了政治庇护，但她的丈夫Siarhei Tsikhanouski，目前仍然被关押在白俄罗斯。

Here is the first thing she said to me: “My stor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This is what she tells everyone—that hers was not the typical life of a dissident or budding politician. Before the spring of 2020, she didn’t have much time for television or newspapers. She has two children, one of whom was born deaf. On an ordinary day, she would take them to kindergarten, to the doctor, to the park.

她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故事跟其他人有一点不同"。她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因为她不是一个典型的异议人士或者政治新秀。在2020年春天之前，她基本不看电视或报纸。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天生聋哑；她生活中普通的一天，就是带孩子们去幼儿园，去看医生，去公园玩。

Then her husband bought a house and ran into the concrete wall of Belarusian bureaucracy and corruption. Exasperated, he started making videos about his experiences, and those of others. These videos yielded a YouTube channel; the channel attracted thousands of followers. He went around the country, recording the frustrations of his fellow citizens, driving a car with the phrase “Real News” plastered on the side. Siarhei Tsikhanouski held up a mirror to his society. People saw themselves in that mirror and responded with the kind of enthusiasm that opposition politicians had found hard to create in Belarus.

然后她老公买了一栋房子，撞上了白俄罗斯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水泥墙。气愤之余，他开始做视频发上网，讲述自己和他人的经历。这些视频汇成了一个YouTube频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关注者。他开着一辆侧面贴有"Real News"字样的汽车，走遍白俄，用视频记录同胞遭受的磨难、挫折。西亚尔海-齐哈努斯基(Siarhei Tsikhanouski)为他所处的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白俄人民在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并作出了热情的回应，这种热情是白俄各路反对派政治家们难以企及的。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because people were afraid,” Sviatlana Tsikhanouskaya told me. “But step-by-step, slowly, they realized that Siarhei isn’t afraid.” He wasn’t afraid to speak the truth as he saw it; his absence of fear inspired others. He decided to run for president. The regime, recognizing the power of Siarhei’s mirror, would not allow him to register his candidacy, just as it had not allowed him to register the ownership of his house. It ended his campaign and arrested him.

"一开始真的很困难，因为人们有恐惧，"斯维亚特拉娜-齐哈努斯卡娅告诉我。"但逐渐地，慢慢地，他们意识到我老公西亚尔海什么都不怕。" 他并不怕说出他看到的真相；他的无畏激励了其他人。他决定竞选总统。当局深知西亚尔海这面镜子的力量，不给他登记参选，正如当初不给他登记房产一样。当局终止了他的竞选活动并将他逮捕入狱。

Tsikhanouskaya ran in his place, with no motive other than “to show my love for him.” The police and bureaucrats let her. Because what harm could she do, this simple housewife, this woman with no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so, in July 2020, she registered as a candidate. Unlike her husband, she was afraid. She woke up “so scared” every morning, she told me, and sometimes she stayed scared all day long. But she kept going. Which was, though she doesn’t say so, incredibly brave. “You feel this responsibility, you wake up with this pain for those people who are in jail, you go to bed with the same feeling.”

Tsikhanouskaya只好代替她老公参选，理由仅仅是"显示我对他的爱"。警察和官僚们没有为难她。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女人，能搞出什么名堂？于是，在2020年7月，她登记成为一名候选人。与她老公不同的是，她非常恐惧。她告诉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都"非常害怕"，有时一整天都在害怕。但她还是坚持继续——虽然她没提，但我知道这需要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你感觉到这种责任，带着亲人坐牢的痛苦醒来，再伴着同样的感觉入睡。"

Unexpectedly, Tsikhanouskaya was a success—not despite her inexperience, but because of it. Her campaign became a campaign about ordinary people standing up to the regime. Two other prominent opposition politicians endorsed her after their own campaigns were blocked, and when the wife of one of them and the female campaign manager of the other were photographed alongside Tsikhanouskaya, her campaign became something more: a campaign about ordinary women—women who had been neglected, women who had no voice, even just women who loved their husbands. In return, the regime targeted all three of these women. Tsikhanouskaya received an anonymous threat: Her children would be “sent to an orphanage.” She dispatched them with her mother abroad, to Vilnius, and kept campaigning.

出乎意料的是，Tsikhanouskaya大获成功--并非尽管她缺乏经验，而恰恰是因为她缺乏经验。她的竞选活动，成为了一场让普通人站起来抵抗当局的运动。另外两位著名的反对派政治家，在自己的竞选活动受阻后表态支持她。当其中一位政治家的妻子，和另一位政治家的女性竞选经理，在照片中与齐哈努斯卡娅一起出现时，她的竞选活动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一场关于普通妇女的竞选活动——那些曾被忽视的、没有发言权的，甚至只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的妇女。作为回礼，白俄当局对这三位女士展开了打击报复。Tsikhanouskaya收到一个匿名恐吓，说要把她的孩子"送进孤儿院"。于是她把小孩和外婆一起送到了国外，也就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然后继续竞选。

On August 9, election officials announced that Lukashenko had won 80 percent of the vote, a number nobody believed. The internet was cut off, and Tsikhanouskaya was detained by police and then forced out of the country. Mass demonstrations unfolded across Belarus. These were both a spontaneous outburst of feeling—a popular response to the stolen election—and a carefully coordinated project run by young people, some based in Warsaw, who had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social media and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for several years. For a brief, tantalizing moment, it looked like this democratic uprising might prevail. Belarusians shared 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they had never felt before. The regime immediately pushed back, with real brutality. Yet the mood at the protests was generally happy, optimistic; people literally danced in the streets. In a country of fewer than 10 million, up to 1.5 million people would come out in a single day, among them pensioners, villagers, factory workers, and even, in a few places, members of the police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s, some of whom removed insignia from their uniforms or threw them in the garbage.

8月9日，选举工作人员宣布，卢卡申科赢得了80%的选票——远低于习近平的100%，但整个白俄没人相信。互联网被切断，Tsikhanouskaya被警察拘留并被驱逐出境。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白俄罗斯各地展开，这既是一种自发的情绪爆发——民众对选举造假的不满，也是一个由部分位于华沙的年轻人主导的、精心协调的项目，他们几年来一直在测试各种社交媒体和新的通信形式。有那么一个短暂而诱人的时刻，这场民主运动似乎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白俄罗斯人体验到了一种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民族团结的感觉。当局立刻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反击。然而，抗议活动的气氛普遍是快乐的、乐观的；人们真的在街上跳起了舞。在一个不到1000万人口的国家，一天之内多达150万人走上街头，其中有老人、村民、工厂工人，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制服上的徽章撕下来，或者扔进垃圾桶。

Tsikhanouskaya says she and many others naively believed that under this pressure, the dictator would just give up. “We thought he would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gainst him,” she told me.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live under his dictatorship, that he lost the elections.” They had no other plan.

Tsikhanouskaya说，她和其他许多人曾天真地认为，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独裁者会缴械投降。"我们以为他能理解我们不支持他，"她告诉我，"人们不想生活在他的独裁统治之下，他在选举中落败了。" 他们没有备用计划。

At first, Lukashenko seemed to have no plan either. But his neighbors did. On August 18, a plane belonging to the FSB, the Russian security services, flew from Moscow to Minsk. Soon after that, Lukashenko’s tactics underwent a dramatic change. Stephen Biegun, who was the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time, describes the change as a shift to “more sophisticated, more controlled ways to repress the population.” Belarus became a textbook example of what the journalist William J. Dobson has called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Techniques that had been used successfully in the past to repress crowds in Russia were seamlessly transferred to Belarus, along with personnel who understood how to deploy them. Russian television journalists arrived to replace the Belarusian journalists who had gone on strike, and immediately stepped up the campaign to portray the demonstrations as the work of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 “enemies.” Russian police appear to have supplemented their Belarusian colleagues, or at least given them advice, and a policy of selective arrests began. As Vladimir Putin figured out a long time ago, mass arrests are unnecessary if you can jail, torture, or possibly murder just a few key people. The rest will be frightened into staying home. Eventually they will become apathetic, because they believe nothing can change.

起初，卢卡申科似乎也没有计划，但他的好邻居有：8月18日，一架属于俄罗斯安全局（FSB）的飞机从莫斯科飞往明斯克，随即卢卡申科的策略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斯蒂芬-比贡（Stephen Biegun）将这一变化描述为转向 "以更复杂、更可控的方式镇压民众"。白俄罗斯成了记者威廉-J-多布森（William J. Dobson）所说的 "独裁者的学习曲线"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过去在俄罗斯成功用于镇压群众的技术，以及了解如何部署这些技术的人员，都被无缝迁移到了白俄罗斯。俄罗斯电视记者来到白俄罗斯取代罢工的白俄罗斯记者，并立即展开宣传，将民主示威活动说成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据称俄罗斯警察取代了他们的白俄罗斯同事，或者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建议，并开始实施选择性的抓捕。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很久以前就知道的那样，如果你能监禁、拷打，甚至谋杀几个关键人物，就无需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其余的人将被吓得呆在家里（译者注：1v100）。最终，人们会变得冷漠，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

The Lukashenko rescue package, reminiscent of the one Putin had designed for Bashar al-Assad in Syria six years earlier, contained economic elements too. Russian companies offered markets for Belarusian products that had been banned by the democratic West—for example, smuggling Belarusian cigarette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Some of this was possible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share a language. (Though roughly a third to half of the country speaks Belarusian, most public business in Belarus is conducted in Russian.) But this close cooperation was also possible because Lukashenko and Putin, though they famously dislike each other, share a common way of seeing the world. Both believe that their personal surviva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ell-being of their people. Both believe that a change of regime would result in their death, imprisonment, or exile.

送给卢卡申科的这个急救包，令人想起六年前普京为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设计的急救包，两者都包含经济因素。俄罗斯的公司，为被西方民主国家制裁的的白俄罗斯产品提供了市场，例如将白俄罗斯香烟走私到欧盟。能够进行这样密切的合作，一部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共同的语言（虽然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讲白俄罗斯语，但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公共事务是用俄语进行的），一部分是因为卢卡申科和普京这两个人，尽管他们经常互相不爽，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他们的个人生存比其人民的福祉更重要。两人都认为，政权的改变会导致他们的死亡、监禁或流放。

Both also learned lessons from the Arab Spring, as well as from the more distant memory of 1989, when Communist dictatorships fell like dominoes: Democratic revolutions are contagious. If you can stamp them out in one country, you might prevent them from starting in others. The anti-corrupti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of 2014 in Ukraine, which resulted in the overthrow of President Viktor Yanukovych’s government, reinforced this fear of democratic contagion. Putin was enraged by those protests,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 precedent they set. After all, if Ukrainians could get rid of their corrupt dictator, why wouldn’t Russians want to do the same?

两人也都从 "阿拉伯之春"，以及更遥远的1989年的记忆中吸取了教训，当时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民主革命是会传染的；如果你能将它在一个国家消灭，你也许就能阻止它在其他国家滋生。2014年乌克兰的反腐、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动导致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被推翻，加深了他们对“民主传染病”的恐惧。普京为这些抗议活动感到愤怒，因为它们开了先河：既然乌克兰人民敢踢走他们的腐败独裁者，凭什么俄罗斯人民就不敢呢？

Lukashenko gladly accepted Russian help, turned against his people, and transformed himself from an autocratic, patriarchal grandfather—a kind of national collective-farm boss—into a tyrant who revels in cruelty. Reassured by Putin’s support, he began breaking new ground. Not just selective arrests—a year later, human-rights activists say that more than 800 political prisoners remain in jail—but torture. Not just torture but rape. Not just torture and rape but kidnapping and, quite possibly, murder.

卢卡申科欣然接受了俄罗斯的帮助，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将自己从一个专制、世袭的祖父——白俄这个集体农庄的老板——变成了一个陶醉于残忍的暴君。有了普京撑腰，他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从选择性的抓捕（一年后，人权活动家说有800多名政治犯仍在监狱中），进步到了酷刑。从酷刑，进步到了强奸——从酷刑和强奸，进步到了绑架甚至谋杀。

Lukashenko’s sneering defiance of the rule of law—he issues stony-faced denials of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his country—and of anything resembling decency spread beyond his borders. In May 2021, Belarusian air traffic control forced an Irish-owned Ryanair passenger plane to land in Minsk so that one of the passengers, Roman Protasevich, a young dissident living in exile, could be arrested; he later made public confessions on television that appeared to be coerced. In August, another young dissident living in exile, Vitaly Shishov, was found hanged in a Kyiv park. At about the same time, Lukashenko’s regime set out to destabilize its EU neighbors by forcing streams of refugees across their borders: Belarus lured Afghan and Iraqi refugees to Minsk with a proffer of tourist visas, then escorted them to the borders of Lithuania, Latvia, and Poland and forced them at gunpoint to cross, illegally.

卢卡申科展现了他对法治的冷漠蔑视，他面无表情地否认他的国家存在政治压迫，同时拒绝任何能够代表良心的事物在他的国境内传播。2021年5月，白俄罗斯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强迫一架爱尔兰籍的瑞安航空(Ryanair)客机在明斯克降落，以便逮捕其中一名乘客，年轻的政治流亡者、异议人士罗曼-普罗塔塞维奇，他后来被白俄当局强迫“电视认罪”。8月，另一位流亡的年轻持不同政见者维塔利-希肖夫（Vitaly Shishov）被发现在基辅的一个公园里被吊死。大约在同一时间，卢卡申科政权开始通过强迫难民流跨越欧盟邻国的边界来破坏其稳定。白俄罗斯以旅游签证为诱饵，将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吸引到明斯克，然后将他们押送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的边境，用枪指着，逼他们非法越境。

Lukashenko began to act, in other words, as if he were untouchab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e began breaking not onl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his own country, but als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laws regarding air traffic control, homicide, borders. Exiles flowed out of the country; Tsikhanouskaya’s team scrambled to book hotel rooms or Airbnbs in Vilnius, to find means of support, to learn new languages. Tsikhanouskaya herself had to make another, even more difficult transition—from people’s-choice candidate to sophisticated diplomat. This time her inexperience initially worked against her. At first, she thought that if she could just speak with Angela Merkel or Emmanuel Macron, one of them could fix the problem. “I was sure they are so powerful that they can call Lukashenko and say, ‘Stop! How dare you?’ ” she told me. But they could not.

换言之，卢卡申科开始表现得，仿佛他在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可触碰”（不受限制、免于责罚）的。他不仅开始违反自己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同时也违反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关于空中交通管制、凶杀、边境的法律。流亡者纷纷离开这个国家；齐哈努斯卡娅的团队在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争抢着预订酒店房间或Airbnb，寻找收入来源，学习新的语言。茨哈努斯卡娅本人则不得不做出另一个更加困难的转变——从人民爱戴的总统候选人，成为成熟的外交家。这一次，她的经验不足成为了初期的不利因素。起初她以为，只要她能跟安格拉-默克尔，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上话，总有一个能解决她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他们这么厉害，只要给卢卡申科打个电话说'停！你过分了！ '就能解决问题"，她告诉我。但他们无法做到。

So she tried to talk as foreign leaders did, to speak in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language. That didn’t work either. The experience was demoralizing: “It’s very difficult sometimes to talk about your people, about their sufferings, and see the emptiness in the eyes of those you are talking to.” She began using the plain English that she had learned in school, in order to convey plain things. “I started to tell stories that would touch their hearts. I tried to make them feel just a little of the pain that Belarusians feel.” Now she tells anyone who will listen exactly what she told me: I am an ordinary person, a housewife, a mother of two children, and I am in politics because other ordinary people are being beaten naked in prison cells. What she wants is sanctions, democratic unity, pressure on the regime—anything that will raise the cost for Lukashenko to stay in power, for Russia to keep him in power. Anything that might induce the business and security elites in Belarus to abandon him. Anything that might persuade China and Iran to keep out.

所以她试图像外国领导人那样说话，用复杂的政治语言说话。效果也不太好。这种经历令人灰心丧气："在谈论我的人民，以及他们经历的苦难的时候，看到那些与我交谈的人目光的空虚，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她开始使用她在学校学到的平实（日常）的英语，以传达平实（日常）的东西。"我开始讲那些能够触动他们心灵的故事。我试图让他们稍微感受到一点白俄罗斯人的痛苦"。现在，她对所有人说，都跟刚才对我说的一样：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参与政治是因为其他普通人正在牢房里一丝不挂地忍受酷刑。她想要的是经济制裁、民主（国家的）团结、对白俄当局施加压力——任何能够提高卢卡申科继续执政以及俄罗斯助他继续执政的成本的措施；任何能够促使白俄的商业精英和安全精英们放弃卢卡申科的措施；任何能够劝说中国和伊朗不要插手的措施。

To her surprise, Tsikhanouskaya became, for the second time, a runaway success. She charmed Merkel and Macron, and the diplomats of multiple countries. In July, she met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subsequently broadened American sanctions on Belarus to include major companies in several industries (tobacco, potash, construction) and their executives. The EU had already banned a range of people, companies, and technologies from Belarus; after the Ryanair kidnapping, the EU and the U.K. banned the Belarusian national airline as well. What was once a booming trade between Belarus and Europe has been reduced to a trickle. Tsikhanouskaya inspires people to make sacrifices of their own. The Lithuanian foreign minister, Gabrielius Landsbergis, told me that his country was proud to host her, even if it meant trouble on the border. “If we’re not free to invite other free people into our country because it’s somehow not safe, then the question is, can we consider ourselves free?”

出乎她意料的是，齐哈努斯卡娅第二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打动了默克尔和马克龙，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官。7月，她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拜登随后扩大了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几个行业（烟草、钾肥、建筑）的主要公司及其高管。欧盟已经禁止了一系列来自白俄罗斯的人员、公司和技术；在瑞安航空绑架案发生后，欧盟和英国也禁止了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白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曾经蓬勃发展的贸易已经减少到了涓涓细流。Tsikhanouskaya激励人们做出自己的牺牲。立陶宛外交部长Gabrielius Landsbergis告诉我，他的国家为能接待她而感到自豪，即使这意味着给自己的边境带来麻烦。"如果我们因为担心安全，而无法自由地邀请其他自由人进入我们的国家，那我们还能否说自己是自由的呢？"

Tsikhanouskaya has acquired many other supporters and admirers. She has not only the talented young activists in Vilnius, but colleagues in Poland and Ukraine as well. She promotes values that unite millions of her compatriots, including pensioners like Nina Bahinskaya, a great-grandmother who has been filmed shouting at the police, and ordinary working people like Siarhei Hardziyevich, a 50-year-old journalist from a provincial town, Drahichyn, who was convicted of “insulting the president.” On her side she also has the friends and relatives of the hundred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who, like her own husband, are paying a high price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o live in a country with free elections.

Tsikhanouskaya也得到了许多其他人的支持、崇拜。除了维尔纽斯那些有才华的年轻活动家，她还有来自波兰和乌克兰的同事。她提倡的价值观团结了数百万同胞，包括像尼娜-巴因斯卡娅这样的长者，一位曾被拍到向警察大喊大叫的曾祖母；以及像西亚雷-哈季耶维奇这样的普通劳动者，他是一位来自省会德拉希钦的50岁记者，因 "侮辱总统 "被定罪。在她身边还有数百名政治犯的朋友和亲属，这些政治犯和她的丈夫一样，仅仅为了生活在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Most of all, though, Tsikhanouskaya has on her side the combined narrative power of what we used to call the free world. She has the language of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justice. She has the NGOs and human-rights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insid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put pressure on autocratic regimes. She has the support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still fervently believe that politics can be made more civilized, more rational, more humane, who can see in her an authentic representative of that cause.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整个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叙事力量，全部站在了在齐哈努斯卡娅一边。她拥有了人权、民主和正义这几种语言。她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内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对专制政权施加压力。她得到了世界各地仍然热切地相信政治可以变得更文明、更理性、更人道的人们的支持，这些人把她视作这项事业的一名忠诚的代表。

But will that be enough? A lot depends on the answer.

做到这样够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很多事情。

All of us have in our minds a cartoon image of what an autocratic state looks like. There is a bad man at the top. He controls the police. The police threaten the people with violence. There are evil collaborators, and maybe some brave dissidents.

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有一个描述专制国家的卡通图像：有一个坏人在顶层，他控制着警察，警察用暴力威胁人民。有狼狈为奸的合作者，也许还有一些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

But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cartoon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reality. Nowadays, autocracies are run not by one bad guy, but by sophisticated networks composed of kleptocratic financial structures, security services (military, police, paramilitary groups, surveillance), and professional propagandists. The members of these networks are connected not only within a given country, but among many countries. The corrupt, state-controlled companies in one dictatorship do business with corrupt, state-controlled companies in another. The police in one country can arm, equip, and train the police in another. The propagandists share resources—the troll farms that promote one dictator’s propaganda can also be used to promote the propaganda of another—and themes, pounding home the same messages about the weakn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evil of America.

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卡通图像与现实大相径庭。如今，专制国家不是由一个坏人来管理，而是由腐败的金融结构、安全部门（军队、警察、准军事团体[译者注：保安公司]、监视）和专业宣传人员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网络的成员不仅在某一国家内有联系，而且在许多国家之间也有联系。一个独裁国家的腐败国企，与另一个国家的腐败国企进行交易。一个国家的警察可以武装、装备和训练另一个国家的警察。宣传人员共享资源：帮助一个独裁者进行宣传的水军队伍，也可以用来帮助另一个独裁者进行宣传；以及主题：对不同国家的民众用同样的信息洗脑，如民主的弱点、美国的邪恶等等。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re is some supersecret room where bad guys meet, as in a James Bond movie. Nor does the new autocratic alliance have a unifying ideology. Among modern autocrats are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communists, nationalists, and theocrats. No one country leads this group. Washington likes to talk about Chinese influence, but what really bonds the members of this club is a common desire to preserve and enhance their personal power and wealth. Unlike military or political alliances from other times and places,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don’t operate like a bloc, but rather like an agglomeration of companies—call it Autocracy Inc. Their links are cemented not by ideals but by deals—deals designed to take the edge off Western economic boycotts, or to make them personally rich—which is why they can operate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lines.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一批坏人像007电影一样在非常隐秘的场所里开会。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联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专制者中，有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神权主义者的人。没有一个国家领导这个群体。华盛顿喜欢谈论中国（对这些专制国家）的影响，但真正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是维护和提高他们个人权力和财富的共同愿望。与其他时间和地点的军事或政治联盟不同，这个集团的成员并不像一个集团那样运作，而是像一个公司的集合体--可以称之为“专制主义有限公司”（Autocracy Inc.）。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交易--旨在【消除西方经济抵制的影响，或使他们个人发财】的交易--来巩固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跨越地理和历史界限进行运作。

Thus in theory, Belarus is an international pariah—Belarusian planes cannot land in Europe, many Belarusian goods cannot be sold in the U.S., Belarus’s shocking brutality has been criticized by 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in practice, the country remains a respected member of Autocracy Inc. Despite Lukashenko’s flagrant flouting of international norms, despite his reaching across borders to break laws, Belarus remains the site of one of China’s largest overseas development projects. Iran has expand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Belarus over the past year. Cuban officials have expressed their solidarity with Lukashenko at the UN, calling for an end 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country’s affairs.

因此在理论上，白俄罗斯是一个国际弃儿--白俄罗斯的飞机不能在欧洲降落，许多白俄罗斯的商品不能在美国销售，白俄罗斯令人震惊的残暴行为被许多国际机构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国家仍然是专制主义公司的一个受人尊敬的成员。尽管卢卡申科公然藐视国际准则，尽管他跨越国界触犯法律，白俄罗斯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发展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里，伊朗扩大了与白俄罗斯的关系。古巴官员在联合国表达了对卢卡申科的声援，呼吁结束对该国事务的 "外国干涉"。

In theory, Venezuela, too, is an international pariah. Since 2008, the U.S. has repeatedly added more Venezuelans to personal-sanctions lists; since 2019, U.S. citizens and companies have been forbidden to do any business there. Canada, the EU, and many of Venezuela’s South American neighbors maintain sanctions on the country. And yet Nicolás Maduro’s regime receives loans as well as oil investment from Russia and China. Turkey facilitates the illicit Venezuelan gold trade. Cuba has long provided security advisers, as well as security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 rulers.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trade keeps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regime well supplied with designer shoes and handbags. Leopoldo López, a onetime star of the opposition now living in exile in Spain, has observed that although Maduro’s opponents have received some foreign assistance, it’s “nothing comparable with what Maduro has received.”

从理论上讲，委内瑞拉也是一个国际弃儿。自2008年以来，美国一再将更多的委内瑞拉人列入个人制裁名单；自2019年以来，美国公民和公司被禁止在那里做任何生意。加拿大、欧盟和委内瑞拉的许多南美邻国都保持着对该国的制裁。而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却从俄罗斯和中国获得贷款以及石油投资。土耳其为委内瑞拉的非法黄金贸易提供便利。古巴长期以来一直向该国统治者提供安全顾问以及安全技术。国际毒品贸易使该政权的个别成员获得了充足的名牌鞋和手袋。曾经的反对派明星、现在流亡西班牙的莱奥波尔多-洛佩斯（Leopoldo López）指出，尽管马杜罗的反对者得到了一些外国援助，但 "与马杜罗所得到的援助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Like the Belarusian opposition, the Venezuelan opposition has charismatic leaders and dedicated grassroots activists who have persuaded millions of people to go out into the streets and protest. If their only enemy was the corrupt, bankrupt Venezuelan regime, they might win. But Lopez and his fellow dissidents are in fact fighting multiple autocrats, in multiple countries. Like so many other ordinary people propelled into politics by the experience of injustice—like Sviatlana and Siarhei Tsikhanouski in Belarus, like the leaders of the extraordinary Hong Kong protest movement, like the Cubans and the Iranians and the Burmese pushing for democracy in their countries—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people who control state companies and can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worth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purely political reasons.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people who can buy sophisticated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from China or bots from St. Petersburg. Above all,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people who have inured themselves to the feelings and opinions of their countrymen, as well as the feelings and opinions of everybody else. Because Autocracy Inc. grants its members not only money and security, but also something less tangible and yet just as important: impunity.

与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一样，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也有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和敬业的基层活动家，他们说服了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如果他们唯一的敌人是腐败的、破产的委内瑞拉政权，他们可能会赢。但洛佩兹和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在与多个国家的多个专制者作战。就像其他许多被不公正的经历所推动的普通人一样--就像白俄罗斯的斯维亚特拉纳和西亚里-齐哈努斯基，就像世界闻名的香港抗议运动的领导人，就像古巴人、伊朗人和缅甸人在他们的国家推动民主一样--他们正在与那些控制国有企业、可以纯粹出于政治原因做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决定的人作战。他们正在与那些可以从中国购买先进的监控技术或从圣彼得堡购买机器人的人作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与那些使自己适应其国民的感受和意见，以及其他人的感受和意见的人进行斗争。因为专制主义有限公司除了向其成员提供金钱和安全，还会提供一些不那么具体但同等重要的东西：免于责罚的权力/免死金牌。（译者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翻墙爱国的人不怕被抓。）

（未完。余下全文：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12/the-autocrats-are-winning/620526/

校长日常

先占位

https://twitter.com/gpADXwW70x6K48I/status/1464068154217226242?s=20

https://twitter.com/oneoldwood/status/1463876322908770317?s=20

https://twitter.com/jakobsonradical/status/1464088915459993601?s=20

https://twitter.com/nmsl778778/status/1463931711121625088?s=20

https://twitter.com/gpADXwW70x6K48I/status/1463864224904466433?s=20

先看短信原文，【检测到你使用非法VPN网络代理】，这个检测翻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由于翻墙工具一般都有各种流量伪装，想直接通过线路监听来精确识别翻墙是很困难的，自GFW成功嗅探原版SS之后，翻墙协议迎来了大规模升级（伪装、混淆、防嗅探），tls+websocket已成标配，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家反诈中心已和GFW密切合作

但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之后可以直接看到你手机上还装了哪些其他APP，包括各种翻墙VPN代理，技术难度为零。所以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检测的。

所以国家反诈中心APP绝对不能装，装了之后你手机里的全部隐私信息就被国家上缴了，以后就不是普通的骗子来诈骗你，而是国家来抢劫你，一次可抢50-5000元。

然后我们来看后面那个URL

https://promotion.zjchilink.com:8083/#/user/805831/main

试着访问了一下短信中的网址，提示404，但是访问 https://promotion.zjchilink.com:8083 的话，会显示一个登陆界面，看起来是真的。

所以我也访问了一下这个网址，登陆会提示“警号或姓名错误”，说明这个系统是给警察用的

url里面有uid:805831，也许是说发出这条信息的警察，在国家反诈中心系统中的uid是805831，他出于某种原因把这个url放进了短信（也许他以为，他在系统里能看到的内容，把url发给目标人也能看到）。

Prepare for Armageddon: China's warning to the world | 60 Minutes Australia

内含战狼发言：中国将会把澳大利亚作为核打击目标，值得一看

@Wolfychan #175553 你举的例子与新闻内容无关，新闻提到的是个人静态收款码。

实际上提高了“非法经营”的成本，以后各位在文章后面放个收款码求打赏就是违规的了。各种靠打赏维持的生意，例如各种福利姬们，也会受影响。

https://finance.sina.com.cn/blockchain/roll/2021-11-26/doc-ikyamrmy5181190.shtml

北京日报

“2022年3月1日起个人收款码禁用于经营性服务”及“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的消息近日刷屏网络。记者获悉，这一消息源自央行近期发布的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2021年10月13日，央行官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要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做出具体规定，并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被打击的主要是洗钱、逃税

@暴动喵 #175520

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必须保护不同意见，不能搞多数暴政迫害少数群体，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吧

然而所有国家都有监狱，人民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规定什么行为属于犯罪。所以这不是民主的问题，更像一个经济学问题，即这么做究竟是否符合德州人民的根本利益

https://telegra.ph/jiaqi-11-25

最近就有个梦想成为国师的正能量专家，梦碎创业之路。这个创业者叫宋清辉，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噩运想必大家已有所耳闻。年幼的儿子跳楼身亡，他不过在微博上很克制的发了两句牢骚，这个千万粉丝的微博大V，就被贴了条子。

当然，宋的这个千万粉丝应该水份不少。我看他往期的动态，转发和评论都寥寥无几，基本都是个位数，全无千万粉丝大V的气势。而且他的学术和头衔也饱受质疑，百度百科是自己参与编辑的；毕业院校和经济学学位没有认证；自己创办智库任命自己为首席经济学家；又没有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未经同行评议，等等。之前在记者的逼问下，还尴尬地承认过自己确实是自封的“经济学家”。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自己粉饰自己，自己为自己充值粉丝的伪知识分子，在微博上近乎自言自语地发表着歌颂祖国幸福美好，四海升平，蒸蒸日上的正能量动态。又时不时地嘲讽美国贫富差距巨大，批判美国没有人杈等等。结果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毫无征兆之下跳楼了，当他将问题归于学校时，没想连微博都被禁言了。

这真叫人不知该不该同情他，倒是他的微博突然因此活跃了起来，近期的动态评论达到了三位数。当然，中国的网友可是很调皮的，有人叫他去查查，他儿子跳楼是不是美国的阴谋；有人则警告他，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你儿子重要还是国家重要；也有人诚恳的告诫，如今你也成了受害者，如果你一早关心民间疾苦，做一个有温度的文化人，兴许就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另外也有人直言不讳，说你平时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就会反噬你。

料想宋清辉此刻世界观已经崩塌了，他苦心经营着正能量事业，结果发现自己连儿子的死因都无法去质疑！还得在悲痛中继续正能量下去。

从他被删动态里提到的落实双减，和对儿子学校的指责来推断，多半是年幼的孩子厌倦繁重课业，不堪重负从而选择了轻生。不久前我还在感慨“学生跳楼何以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不想转眼间连专家的儿子都跳楼了。

讽刺的是，有网友挖出了宋清辉往期的一条评论，竟呼吁中国人都应该假期减半。理由是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0天，提升到了如今115天，几乎全年1/3的时间都在休息，太多了，所以应该减半。

一个连双休都还未普及，劳动密度冠绝全球的民族，却说应该假期减半。如此不知廉耻，不体恤民生，按官方话术就是对人民毫无感情的一个人，现在他的儿子却因累而死，难道他自己不也是一个刽子手，参与了这一起谋杀？

我万分惋惜这个孩子，但是对这个正能量专家毫无怜悯。当年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就是接连死在他父亲拍得震天响的马屁中。一个人可以选择创业，也可以选择拍马屁，但是你不能把拍马屁当成创业。御用文人尚且可恶，想做御用文人而不得的人更是尤为可恶。它丫不就一个夜壶嘛，还这么多人争先恐后得去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