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a #6

https://2049bbs.xyz/t/4249

youtu.be短网址， 在YouTube视频上点分享的那个网址

追魂（刘进兴）寻衅滋事案，终于要开庭了。

法官也通知了：因为现在看守所还是提不出来人，所以只能在法院通过视频开庭。

我(梁小军律师)和谢燕益将作为辩护人为追魂出庭辩护。

https://twitter.com/liangxiaojun/status/1284668217458167808?s=20

@小火车车 #32

那你是有病啊？ 居然还呆在2049？

@冷嘲热讽 #34

阿Q你又来了

@natasha #3

清华垃圾：

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邱勇

现任党委书记（兼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向波涛、袁驷、史宗恺、王岩、张作义等

教师工作部部长： 曾 嵘

副部长： 胡坚明 田 静 陈超群

好像一万字

@妹 #86

我也想知道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咋这么有热情来好为人师呢？

星期四（昨天）下午，两位警官来找我谈话，对我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提醒我不要在Twitter上发表许志永案的信息，而我要求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即使化名关押也是正常的。反复强调引导我回归正常生活。

“不要被别人利用了”——取保候审监管约谈

@爱狗却养猫 #37

正常人的智商都能看出中共在撒谎，但是依然有傻子信啊。 有些人，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有些人，被人代表还在高呼厉害了我的国， 如果不是智障，真的没法解释。

顶一个

@爱狗却养猫 #2

我也不看好。 没有自由的空间，没有健康的制度， 很难持续产出有创意的想法和项目

目前该作者已经被警察约谈：

中国的公民记者卢昱宇4年前因创办专门纪录维权事件的平台“非新闻”而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他上个月中获释出狱，居住于贵州。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随着中国大环境越来越糟，国内已无空间继续从事维权行动，得靠境外人士来延续。

德国之声：可分享一些您被关押期间，在看守所内的情况吗？

卢昱宇：有一次是是因为我晚上睡觉时，他们灯都不关，因为灯在头上我睡不着，所以我用衣服盖在头上，希望能够睡着。女警便要我把衣服从头上拿下来，他说半天我拒绝，结果她另外叫了两个男警察上来，我仍然没拿下来。他们第二天早上开门要点名时，有一个找藉口叫我站好，我说我站不好，结果他就踢我，我就反抗，然后我打不过他们，我就大喊共产党打人，他们也怕所以就算了。我开始绝食，绝食的第三天，警察进来，我就当着警察骂，那个警察也害怕出事，没说什麽。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另一个看守所，当时快过年，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到看守所把我叫到一个审讯室，然后坐到老虎椅上，并开始给我洗脑，每天都这样。他们轮流都给我说各种故事丶放别人认罪视频丶还有其他凶杀案。洗到快接近一个月时，我开始出现幻觉，每天心情很差，我觉得在里面很难受。正好那天他们进来查监狱，他们进来我不能看他们，我必须把头低下看地上，我没低下，一个警察叫我把头低下，正好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说我低不下来，他就踢我一脚，踢了我之后我就顺手拿一个装手的瓶子，我就砸他脸，结果他就被砸伤了。

别的警察冲过来，把我按到地上，然后扭我的脚跟手，然后七八个人把我提到外面一个老虎椅，坐了三个小时。后来又给我上了脚炼，他们想叫我带着脚镣走，我拒绝，结果他们把我抬回审讯室，然后把我丢到床板上，当时我戴着脚炼跟手铐，然后他们四个人把我按到床上，一直打我。我动不了我只能朝他们吐口水，其中一个踩我的小腿，他体重很重，可能180斤有，然后我相当疼， 我继续吐口水，他也使劲的踩踩踩。

当时我疼坏了，叫他们乾脆把我弄死，接着他就说他不做警察的那天要弄死我，我也不怕我说，你不弄死我我就看不起你。别的警察看情况有点害怕，就把我们劝开。我开始绝食，到了第三天，他们领导都来了，问我有什麽要求，法医还来验伤。我没什麽要求，我要那个警察跟我道歉，他们可能考虑半天，叫他过来给我道歉。这件事便结束了。

德国之声：是什麽信念让您不认罪？

卢昱宇：当时我的信念是因为我纪录维权不是一时冲动去做的事，因为“非新闻”是我花了将近四年所产出的心血，过程是很辛苦的。我每天平均下来都做八小时，而一天我都不能落下来。每天我都要搜集网上证据与相关资讯，因为第二天这些东西可能被删掉找不到了。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有非常大的兴趣去做。做了这麽多年，如果我认罪等于我否定自己，等于把自己的信念推翻，我觉得这可能会少坐两三年牢，但我出来之后肯定会后悔。

当时我有考虑到这些，所以我的底线就是我不认罪。之后有一次他们把我的案件升级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会被判7年以上的刑期，但我还是没有认罪。后来他们又发完检察院，又改为“寻衅滋事”，判入狱四年。检察官每半个月就会来找我一次，就会问我已经给我机会，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又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会判我很重。

德国之声：此前有媒体报导称您当年非新闻的共同创办人李婷玉仍下落不明，请问目前仍是类似的状况吗？

卢昱宇：我这几天已与她妈妈联系上，她与她妈都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很明显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去影响她。但我跟她妈妈说希望可以亲自听到李婷玉告诉我，毕竟我们当年一起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分开，感情也很好。

我不知道我在坐牢期间，她发生了什麽事，所以我希望能亲自听到她过得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李婷玉打给我，亲口跟我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然后便一直哭，并说对不起。我当时也不忍说什麽，只能说我尊重她的选择。因为当一个女孩子要独自面对国家机器，她能做什麽选择呢？

德国之声：如果您现在回想当年在做“非新闻”的过程，您觉得这个计画当时在中国扮演一个什麽样的角色？

卢昱宇：“非新闻”主要就是纪录维权事件，做了这麽多年，我觉得在网路上我也帮不了那些当事人，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些事纪录下来，不要让它消失，因为中国很多这样的事，而大多数都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很多事件根本没人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将他们纪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历史。

我觉得有兴趣的，也可以把这些资讯当作是社运研究的资料。说我想透过“非新闻”去帮助当事人，可能就是太天真了。我差不多纪录了七万多起维权事件，我只能帮他们记录下来，不要让他消失。然后你也提到疫情，在中国的体制下，我认为纪录维权事件根本无法生存下来。

现在这个环境，比以前更糟糕。

德国之声：您现在还会想要重新发展非新闻所从事的事情吗？您认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空间让与非新闻类似的组织继续运行吗？

卢昱宇：我当然不自觉会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但现在要去做这种事，得做一个长远打算。我不能因为为了做这件事而去做，因为我做了可能半个月或20天不到，我就会被抓进去。这是我自身要承受，而且也没意义，因为我做半个月就做不下去。

我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已经没任何空间做这件事，现在连在网路或推特上说句什麽话，很快中国政府就会找上门。我觉得如果境外有人愿意做这件事，他们还是可以做。因为在中国国内做已经做不长了，做没多久就被抓起来。

德国之声：您获释之后，你能自由的到中国各处吗？还是你的人身自由上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呢？

卢昱宇：我没办法去北京丶上海与新疆，然后因为他们已经记下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如果我去外地的话，我要通知他们。他们这几天都陆续有来找我，但大体来说，我的情况比其他获释的异议人士好一些，可能因为我性格比较刚烈，在看守所也多次绝食，我也没表现出我怕他们。

他们可能了解我这样的性格，所以对我说话都很客气。上次他们来找我，希望到我住的地方坐下来谈，我表明说我不希望他们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就在大街上谈。他们目前都没有过分强迫我做什麽，不过仍有些许限制。

德国之声：您接下来对于生活有没有什麽计划？

卢昱宇：我希望找方法治好抑郁症的情况，每天定时吃药与锻炼身体，花点时间学英语跟看书。现在能做的大概就这些， 我现在因为被检测出有重度抑郁，所以我每天心情还是蛮难受的，也睡不着觉。我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吃药后可以睡到四至五个小时。

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我怎麽在这种环境下不抑郁，我目前仍不知道有什麽好的方法，可以改善抑郁的情况。

卢昱宇是维权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于2017年以“寻衅滋事”被中国当局判刑入狱四年，今年六月中刚获释出狱。

美国民权运动先驱刘易斯去世，两党领袖悼念，全美下半旗致哀。

美国民权运动先驱、联邦资深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星期五（17日）去世，享年80岁。他在去年12月宣布自己患有晚期胰腺癌。

刘易斯是代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与马丁·路德·金共同参加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时，刘易斯就站在他身边。

路透社说，刘易斯长期以来继续为美国民权和人权而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颇受两党人士的尊敬。他并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前批评特朗普不是“合法”总统，理由是俄罗斯对2016年的大选进行了干预。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18日）发推文对刘易斯议员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并颁发文告，下令全美各政府机构、海外使领事馆和军事基地7月18日全天下半旗为刘易斯致哀。

美国副总统彭斯18日发表声明，称赞刘易斯议员几十年来为国效力让美国获得永久性的改变。声明说，“约翰·刘易斯作为民权运动的标志将被人们记住。他对我来说还是同事和朋友。即使我们存在分歧时，约翰也总是那么友善。我的家人和我将永远不忘‘流血星期天’（Bloody Sunday）45周年纪念日与他共同走过（阿拉巴马州）埃德蒙顿·佩特斯（Edmund Pettus Bridge）大桥时的荣誉”。

前总统奥巴马在声明中说，“他几十年来不光为自由和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还激发后人去试图实现他的榜样”。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刘易斯“是民权运动的巨人，他的善良、信念和勇敢改变了我们的国家”。

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发表声明说，“参议院和整个国家都哀悼约翰·刘易斯的去世。他是民权运动先驱，不顾生命安危去抗击种族主义，维护平等权益，让我们国家进一步实现建国的原则”。

https://www.voachinese.com/a/john-lewis-passed-away-07182020/5508180.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另外附许章润教授授课视频一个：

@natasha #1

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投票决定开除许教授，既然甘于给中共党匕首，也不防亮出让这种人出名一次，或许还能趁机让他们在历史留个名号，就是遗臭万年的那种

@goasa #1

一向如此，从来不敢在国内公开美国人的想法， 塑造一种虚假的威严

@小火车车 #22

如果你这种都不是粉红，那什么叫粉红？？

另外，凭你的智商和阅读量，要嘲笑别人太困难。

@小火车车 #27

这世界是先有正义是非，然后有对错。今天这个是强者你就跪舔，明天那个是强者也来跪舔，不止没有半点人格，更是让人嫌弃。

@小火车车 #25

你连中国买大豆的逻辑说不清楚，还来秀下限，真是服了。

你这种就是典型的粉红，别看不起粉红，有人水平比你还高点。

@小火车车 #29

是非对错自然是有标准的， 这个标准不会因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而改变。 最简单，你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还信口雌黄，那就是傻X，如果一个政权连基本的宪法和人权都违背，就是肯定是独裁暴政，是遗臭万年那种。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是非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是非， 不要以为自己龌蹉就认为这个世界和你一样龌蹉，不要以为自己想当所谓“强者”，别人就会看得起你。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温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是问题，你所谓的没有物质生活就没有精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成立。 但确实有很多人，为了那么一点的利益就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比如拘捕用于发言的人，强拆别人家，攻击为社会道义发声的，不一而足， 这些人丢了自己的人格，永远只能卑鄙的活着。

我是不是强者还轮不到你来判断，更与你无关。在现实生活我见到你这种卑劣的人只会自动远离，所谓近墨者黑。

@爱狗却养猫 #27 @natasha #22

这个姐姐妹妹的，让我以为进了大观园

1. 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军的浴血奋战和美国的帮助才打败了日寇。

   2、我曾相信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来发现1945年国民党就建立了新中国，后被内战打烂。

   3、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根本没有日寇，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为了苏援。

   4、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打地主分田地是为民除害，后来发现绝大多数地主的财产都是辛勤劳动所得，他们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和抢掠。

   5、我曾相信饿死4,000万人的1959至1962大饥荒是天灾及苏联逼账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是毛的大跃进、赶英超美、支持世界革命造成的。

   6、我曾相信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保卫国家，后来发现联合国军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

   7、我曾被孔繁森，焦裕禄，雷锋的事迹所感动，后来发现那些只不过是塑造的典型.

   8、我曾相信黄世仁欺压白毛女，后来发现那只是杜撰出来的故事。

   9、我曾相信领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后来发现那些只是他们贪污腐败的遮羞布。

   10、我曾相信万恶的资本主义人情淡薄，唯金钱至上，后来发现比尔盖茨、巴菲特把全部财产捐给公益事业。

   11、我曾相信美国总统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后来发现不仅克林顿出身贫寒、就连一个祖籍非洲的贫穷移民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当选美国总统。

   12、我曾相信越南自卫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 一个杀害了本国三分之一人口（含20万华人）的赤棉恶魔集团。

   13、我曾相信五毛痛恨美国，后来发现美国打的都是邪恶政权，就连五毛吹嘘的英雄都跑到美国使馆避难。

   14、我曾相信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发现中国有钱的、有权的都移民去了美国。

   15、我曾相信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志，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领导和亿万富翁。

   16、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

   17、我曾相信伊拉克人民拥护萨达姆，因为他每次得票率都是100%；后来发现美军一来他比人口还多的塑像都被人民推翻并踩在脚下。

   18、我曾相信民主德国的人民当家做主，后来发现民主德国的人民冒着枪林弹雨奔向联邦德国。

   19、我曾相信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个民主国家，后来发现那是个地球上最专制的封建王国。

当发现了这些真相我震惊了，原来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

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不如战前。

三、民国年间的「四大家族」还没有现在的县团处级干部有钱。

四、请神容易送神难。

五、反美反西方几十年，结果带领我们反美的人后代移民美国。

新中国60年只做两件事：一、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二、否定公私合营、否定人民公社；前30年冤假错案超过三千年总和。后30年贪污腐败超过三千年总和。

原来南泥湾种的是鸦片，方志敏原来是个绑匪，贺龙不是两把菜刀起家的，刘文彩不是恶霸地主，中美合作所是用来抗日的，半夜鸡叫是假的，雷锋也是吹出来的，刘英俊、白毛女、邱少云、赖宁、黄继光统统都是假的，现在连铁人王进喜也是假的。还有什么是真的？

历史书中看不到的事实：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则高达45%。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死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2. 告诉你为什么《亮剑》后半部没拍成电视连续剧，后半部剧情中有许多悲惨细节：丁伟为彭德怀鸣冤被捕；李云龙岳父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60年饿死；赵刚在批斗罗瑞卿大会上仗义直言，被批斗，夫妇双双自杀；李云龙文革中开枪镇压抢夺军械库造反派，被审查时开枪自杀，两天后其妻田雨割腕自杀。

3. 有这样一位领袖：他把个税起征点定在6,000元；创造就业岗位；为困难家庭提供经适房和廉租房，禁止房东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对资本家、高收入者增税；没收公敌财产，分给人民，他的劫富济贫让德国走向战争 - 他是希特勒。

4. 1987年乒球世锦赛上组织决定让何智丽输给队友管建华以増加夺金概率。何未听从，以3：0战胜管建华并最终夺冠。组织十分震怒决定对其进行处罚，后经更大领导发话才得免。然第二年奥运会仍将其除名。何无奈远嫁东瀛，94年亚运会代表日本战胜邓亚萍夺冠后被国人骂为汉奸。

5. 老舍在1968年征服了诺贝尔奖评委会。当瑞典驻华大使准备专程到中国寻访老舍下落时却一直没有回信。事实上老舍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即受到攻击和迫害。在一次批斗会上，已经67岁的老舍被一群女红卫兵群起围攻。不堪受辱的他跳太平湖自尽。

6. 据统计，1949年后中国一共降半旗52次，其中为中国领倒人降半旗30次；为外国元首降17次（为某X干爹斯大林居然降了2次！）

为在国外的烈士降了2次；在民间强烈呼吁下为汶川玉树舟曲降了3次！骇人听闻的是唐山大地震联合国总部为遇难的24万国人降下半旗，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

7. 出身卑微的他通过暴力成为国家领导人。他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恶魔之一。他大搞个人崇拜，残酷地排斥异己屠杀功臣。他没一个象样的文凭，不懂任何外语，更没有出国留学，缺少现代常识，却通过权术和阴谋消灭了一代知识精英，一个个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相继被他迫害致死。别误会，我说的是斯大林。

8. 94年韩国汉江大桥坍塌，韩总统金泳三得知情况后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悲痛地向死难者表示悼念，并要求一定要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市长引咎辞职，总理递交辞呈。2012年8月24刚通车一年耗资18亿号称「百年工程」的阳明滩大桥坍塌，哈尔滨市Z府称：桥坍塌原因是车辆超载，下一步将追究超载车辆责任。

9. 【抗日战争八百国军投黄河】比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百倍！很少人知道。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代价，把十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800衣衫褴褛十六七岁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800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

10. 【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抗日战争中她和儿子们领了几百次抗日战斗，消灭日军近千余，家族为国捐躯者30余人，蒋中正称她为「抗日游击之母」。1950年她和25岁的儿子赵连中一起被抓，经中央批准于当年枪毙，时年70岁。

11.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12.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搬迁导致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致谴责和责骂。丘吉尔知道此事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13．很早以前一苏联人移民国外，行李箱里放了张大幅斯大林肖像，海关检查员问他什么意思？答：「这是治我思乡病的，我一看到他就不想回苏联了」

14. 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1995年5月1日后起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

15.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着玩。他是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门生筹措，他是张之洞。

16. 美国政坛有个禁忌政客不得以任何名义染指孩子的教育。但越是禁忌越是易于诱发人的冲动欲望。奥巴马就曾憋不住对全美公立学校发表电视讲话，勉励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此节目遭各电视公司拒播。总统讲话只好挂在白宫网站自己看 - 美国人的共识：孩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

17. 中关村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多是太监的坟墓。因明清时期称太监为「中官」，所以这里被叫做「中官坟」。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解放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改名为「中关村」。

18. 「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哪一次对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不怕站在对立面，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573

大部分都说对了

2020年4月1日，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班克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请求调查中国三名记者失联的事件，其中包括李泽华、陈秋实与方斌

Chinese Journalists Keep Disappearing. This Congressman Wants Answers

https://dailycaller.com/2020/04/01/china-missing-journalists-fang-bin-chen-quishi-li-zehua/

自己顶一个

据称，居住在广东的 #女权活动家 #郑楚然（大兔）于本月14日被警察带走询问，直接起因是推特之近期发布，据闻其被要求停止在推特上“为解救丈夫 #危志立 而跑步打卡”，并被威胁将刑事拘留；期间被没收两部手机、采血、采虹膜与采指纹。其推特首页显示 #大兔跑一万公里迎小危自由 的打卡，停留在第268天

https://twitter.com/allisongrabbit

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貧乏

凡是由獨裁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成功的國家，不但有持續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還要有持續不斷的思想資源的積累，兩者的相輔相成才會造就成型的民間反對運動。而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少有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間的思想資源遠比其他轉型各國貧乏，而且沒有持續積累。比如：蘇東各國本身就深受西歐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傳播一直沒有中斷。更由於五十年代的解凍，蘇東各國的民間知識菁英創造出大量反對極權的經典作品，為世界政治貢獻出通用名詞。一部《古拉格群島》的思想重量，勝過中國揭露極權主義罪惡的文字的總和。「古拉格」，作為共產極權的制度罪惡的代名詞，其份量決不次於作為種族滅絕的代名詞的“奧茨維辛”。還有哈威爾給捷克總統的公開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勝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表的所有宣言。

同樣，在緬甸，翁山蘇姬把兩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資源結合起來，一是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權至上，一是源於東方佛教的愛、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軟禁中寫就的《正義需要寬如來緩和》，就是兩種普世價值完美結合的經典文獻。中國的民間反對派人士至今也發不出如此高貴的聲音：「即使在被嚴格監禁的時候，我依然有辦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躍。囚禁我的小屋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我整天被關在屋內。這些鐵絲網時刻提醒著我自由的可貴。像佛經教義裡所說的，障礙往往會成為有利條件，一個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對自由的可貴反思。」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詞所說：在亞洲最近幾十年裡，翁山蘇姬已經成為反抗壓迫的重要象徵，成為顯示平民勇氣的卓越典範。

而在中國，50年代末的爭鳴時期，出現過諸多自由主義的聲音，儲安平和林昭的言論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抗「黨天下」的最強音。在文革中，出現過遇羅克以及更為深刻的顧准，出現過署名李一哲的呼喚法制的大字報，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就在殘酷的鎮壓下銷聲匿跡了。甚至，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都沒有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運動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羅克和顧准的思想資源和人格遺產才被重新發現。

進入改革時代，八九之前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主流聲音是鄧小平發動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重新詮釋馬列主義毛思想之上，實際上是為黨內改革派反對僵化凡是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宰權而呐喊。邊緣化的聲音，先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刊言論，就反專制的言論強度而言，魏京生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呼籲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闡述是代表作。但是，這些言論在當時被主流知識界所忽視，並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

接著，在文學藝術領域，是自我表現的朦朧詩、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先鋒派的小說、戲劇、電影、繪畫、搖滾樂。傷痕文學的主流是知識份子的訴苦和自我美化，幾乎不存在真正的對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朧詩和先鋒電影曾影響過一代人的審美傾向，但是，隨著這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這一群體的民間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漸變成了西方漢學家的謀生資源和官方作協的反面點綴，最後成為尋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領域，是關於人道主義、異化、主體性的大討論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論戰。為人道主義正名的討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點，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人學」來突破階級論設置的禁區，通過對現實中人的異化的揭示來批判現存制度。哲學上的主體性，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康得的主體論和東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著生產力決定論、社會本位論和群體主體性的沉重尾巴。文學上的主體性是借助於哲學主體性解釋藝術創作，是康得美學、人道主義、佛洛德、存在主義的大雜燴，人為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論是一種新的類型化代替舊的高大全。文化大論戰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間展開，前者借助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批判中共新傳統，並懷有一種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後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資源，借否定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來批判現實專制，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簡約化之嫌，還沒有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做過區分。至於直接針對現實來討論政治改革的聲音的公開化，是在「反自由化」運動流產之後才真正出現，

但是，一是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援，二是平反後的知識分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結，三是本土資源和理論準備的嚴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五是眼花繚亂的西洋景讓人無所適從，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蓋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代替深思熟慮的原創，八是沒有個體的真誠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九是無法實話實說的言論環境……這些深層的體制局限和精神殘缺的綜合作用，使這種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啟蒙弊端眾生。清算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大都局限在推卸責任和用苦難貼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鮮有深刻的負責的自我反思；而宣導自由主義的言說更陷於遊移、淺薄和曖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餘而思想不足，打擦邊球過多而直來直去太少。致力於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新儒家，無法理順傳統價值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銜接關係，「傳統內聖」根本開不出「現代之新外王」，不經意中成了官方愛國主義的文化注腳和理論藉口；致力於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籠統和淺薄，也沒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表述方式。中國文化思想界當時的現狀是：啟蒙者成長的思想環境，是被鬥爭哲學和語言暴力掃蕩一空的文化沙漠，啟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啟蒙，怎麼可能在一個急需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的大變革時代，發動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遠見的建設性為一體的啟蒙運動！當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識和善待人性的常識在菁英階層中間還遠未得以建立之時，怎麼可能把這種常識普及到大眾水準。

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民眾中填補共產信仰崩潰所留下的靈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風靡的「氣功熱」、「武俠熱」和「瓊瑤熱」，這三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恰好與文化界的尋根思潮相互激蕩。六四後，中共全力反對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高舉愛國主義和弘揚傳統文化，於是，氣功熱迅速發展為90年代大規模的民間組織中功和法輪功。同時，王朔的小說和影視的風靡，以反諷喜劇的方式娛樂著政治高壓的社會，幫助人們宣洩萬馬齊喑的壓抑，在用嘲諷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著消解一切價值和理想的傾向，助長了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態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熱風靡的大眾傳播中，前一種傾向日漸消失而後一種傾向卻深入人心。

其實，無論是帶有迷信和巫術的性質的氣功熱，還是具有顛覆和虛無的雙重色彩的王朔熱，它們的迅速大眾化是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在正義感嚴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釋放的無奈之中，人們轉向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轉向縱欲享樂和對金錢的貪婪，也就水到渠成。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知識菁英沒有資格苛責王朔們和迷戀氣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眾。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和道德糜爛負主要責任，是極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有局限，王朔們所起到的顛覆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菁英來承擔。但是，當知識菁英並沒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精神食糧之時，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氣功來填補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菁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菁英本身的權貴化。把平民推向槍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卻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和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即便是關注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左翼和號稱具有堅定的平民立場的新老毛派，也決不會在現實行為中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菁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閒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王朔們李洪志們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不僅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菁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檢討知識菁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80年代末的中國，八九運動就是在這樣貧乏的思想啟蒙和殘缺的知識品格之下開始的，自由知識份子在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啟蒙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膽量和能力。參與八九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其轟轟烈烈的行動留下了豐厚的道義遺產，但是在精神遺產上，參加運動的知識菁英們卻沒有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思想痕跡。親歷過這個偉大運動的知識菁英，如果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發表的言論，凡是誠實的反思者都會覺得臉紅。知識菁英為這個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與這個運動表現出的道義激情、動員規模、和平理性相比，簡直太不相稱。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偉大之比來形容。

道義凝聚力的貧困

如果沒有民間的主動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個邪惡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已經腐爛瓦解，它也絕不會自動坍塌。改變沉默大多數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狀態，首先是菁英們要敢於打破沉默，表現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氣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產極權制度整體破產的十幾年後，中國的一黨獨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穩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民間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間菁英階層的良知和勇氣的貧困。

非常諷刺的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為這種道義貧困進行辯護的最典型的理論，居然出自自由知識份子的筆下。他們完全不顧強大專制政權製造的政治恐懼始終在場的當下現實，完全忽視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和從來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的含義有著根本的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橫向移植。但他們偏偏要從英美的消極自由或保守主義出發，把八九運動的失敗和錯誤作為法國式積極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並從消極自由中引申出 「歷史的缺席權」、 「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菁英們找到了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結果是，不但對中國的現實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蒼白如此犬儒。

歷史表明，凡是已經完成社會制度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持續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存在。民間反對運動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間菁英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反對運動必須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喚起勇氣和開啟民智的象徵人物。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間反對運動之前就具有豐厚的名譽資源，他們一旦決心與專制制度決裂，以往的名譽資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是道義勇氣的化身，是民間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間組織化的核心。蘇聯轉型的完成，最初的道義象徵是持不同政見者科羅廖夫與索爾尼辛，前者是導彈之父，後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後是戈巴契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著是葉利欽退出蘇共而轉向民間，成為自下而上推動蘇聯轉型的領袖，他在歷史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象徵。東歐諸國轉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蘇聯放棄軍事強權對東歐的介入，二是得力於民間壓力的不斷壯大。民間壓力集團的不斷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恐怖政治下的道義英雄之屹立不到。波蘭有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捷克有以哈威爾為象徵人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亞洲，韓國有為反抗軍政權而幾乎喪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長達29年的曼德拉，菲律賓有以身殉難的阿基諾，剛剛出現政治和解曙光的緬甸有寧願失去自由也決不流亡的翁山蘇姬，她在演講時曾面對包圍著她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她平靜地對士兵們說：「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人民表現出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道義英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動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氣、智慧、毅力在領袖和民眾之間形成相互激勵。

反觀大陸中國，一系列民間反抗運動和中共政權的打壓，曾給一些人提供了成為舉世矚目的民間道義英雄的契機，可惜這些人或由於道義勇氣不足或由於人格狂妄和胸懷狹窄，終難承擔民間的凝聚核心和道義象徵之重任。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汙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在當時則是國內外皆知的民間英雄。八九運動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風雲人物：享譽世界的學生領袖們、著名知識份子們和民營企業家，黨內自由派中也出現過很有份量的趙紫陽、鮑彤和許家屯及其幕僚。他們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甚至就是凱旋般的流亡，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幾乎為中國流亡者群體所獨享。在國內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國內外的特別關注。

幸運的是，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民間資源，不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個人代價更是大屠殺的鮮血，為這些風雲人物提供了太豐厚的道義資源，八九風雲人物所享有的社會名譽就是靠民眾的鮮血成就的。對於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來說，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並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將在六四後形成多麼龐大的民間陣容，又將得到多麼巨大的國內外支援，諾貝爾和平獎也極可能授予反對派菁英中的某一位，如果這樣，既能為民間鼓起反抗的勇氣，又對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權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換言之，任何一個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專制制度的監獄，都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惡象徵，也將變成一個民族道義勇氣的象徵和民間反對派的核心。

這樣的假設和期望絕非道德苛責，因為，風雲人物所承擔的道義責任應該與其所享有的社會聲望相匹配，對知名人物施以道義苛求絕非不近人情，而僅僅是社會常識而已（比如，婚外戀者比比皆是，但柯林頓就要受到社會的苛責——法律調查、國會聽證和輿論譴責）。何況，在中國，在八九運動中，知名人物付出的個人代價僅僅是牢獄之災，與老百姓已經付出的生命代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私人資源，他們沒有絲毫理由浪費和揮霍這泣血的犧牲。換言之，中國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與他們所享有的社會威望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之間，出現了極不匹配的巨大裂痕。當知名菁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名流們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之時，也就是民眾收回給予名流們社會榮譽之刻。當國內的法輪功信徒不畏強權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時，他們有權利有資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會也有權從道義上苛責遠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數的愚昧而是少數菁英的懦弱和不負責任，成就了中共政權安然度過了大屠殺後的合法性危機。緬甸民間反對派的成功和中國民間反對派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領導運動的菁英之間的天壤之別，一位翁山蘇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孤立無援的民間反抗

六四後，中共政權安度政治危機和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孤立少數反抗者和收買大多數菁英、物質上的錢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錢外交和國際社會在道義優先與利益優先之間的權衡……都在幫助欠下血債的中共獨裁維持穩定。

與此相匹配的，是中國民間反對派在道義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日益貧困，民間反對運動的愈發孤立無援和邊緣化，無法形成各階層相互聲援的廣泛動員和持久堅持，每個群體對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於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之內，各掃門前雪的自私成為目前中國的道德常態。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上書還是難屬群體的抗爭，無論是弱勢群體的示威還是法輪功信徒的殉難，所有的民間抗爭幾乎都是孤立的，因而並不能對獨裁政權構成真正的民間挑戰。最典型的個案就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法輪功信徒的護法和弱勢群體的示威。母親們反抗暴政的道義勇氣不可謂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謂不傑出，法輪功信徒的堅韌和殉難不可謂不慘烈，受損群體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菁英階層的廣泛支援的普遍冷漠中孤軍奮戰。

面對這樣的現狀，有人會辯護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只能如此。這種特殊國情論被人為地辯護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為這種可悲宿命辯護的是如下犬儒式論調：1、中共政權過於強大而民間力量過於弱小。2、現政權畢竟還在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成績。3，中國民眾的素質低，還沒有進行民主化的文化條件。4、曾經長期受窮的國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發家致富的機會，所以先要麵包而後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當中國人都吃飽了麵包，自由的降臨也就水到渠成。5、現在的跛足改革是國人所能選擇的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6、國家利益優先的外交戰略對西方國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約下的道義力量就會大大縮水，所以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共政權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非宿命（宿命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辯護，是懦弱者的無奈感和無所作為的另一種表達），而是中國民間反對派本身的貧困所致。正是這種貧困，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連續的積累，致使八九運動所積累的巨大民間道義資源迅速流失；民間力量的貧困，甚至會使本來備受合法性貧困壓力的獨裁政權，在不斷的自我修補中顯得自信而穩定。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是你退我進此消彼長，民間力量長一分，專制力量就縮一分；民間力量縮一分，專制力量就長一分。每一次民間反抗暴政的行動陷於孤立無援的貧困，也就等於全社會都在參與對道義資源的變相出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的道義資源被全社會合謀出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出賣於今猶烈。

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堅持在《豬的哲學》中所表達過的觀點：血腥屠殺和嚴厲鎮壓只是外在原因，而內在原因則是中國自由主義菁英的道義貧困。大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義勇氣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菁英和知識菁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流血犧牲所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大吃人血饅頭的資本，就必然萌生一種被菁英們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佔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麽，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菁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在一個政權仍然強大的獨裁社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壓力，獨裁者決不會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而還政於民，即便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際，即便連執政黨成員都對這個制度喪失信心之時，即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擁有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好的內外環境，也無法對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動。由於民間壓力的貧困，一方面，獨裁政權可以在沒有值得重視的民間挑戰的情況下輕易地守住壟斷特權不放，另一方面國際主流社會的支援在國內外都找不到民間著眼點，只能轉而主要和獨裁政權打交道。

如果說，國內的嚴酷環境，還多少能夠掩飾可悲的現狀所標示出的國人人性腐爛的深度的話；那麽，在自由的國家裡，流亡者中堅守八九道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的事實，便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國人精神墮落的可怕深淵。以流亡的著名學生領袖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們很少再能聽到其他人的道義聲音。他們也像國內的大多數菁英們一樣，用人血饅頭作資本發大財去了，並用驚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無恥。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位，如今在波士頓當上了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她居然毫無愧疚地把六四事件當作“一些該拋棄的垃圾。”她未來的目標是：掙足夠的錢，把中國買下來，然後用CEO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何等淺薄的狂妄心態，只有無恥和無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堅守在廣場的勇氣，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後，她如此放言的膽量（如果那位訪問過她的Ian Buruma所記屬實），只能讓我唾棄！

好在，在國內外，還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動繼承著八九運動的道義遺產：牢獄中的民運元老徐文立們、年輕的自由知識份子楊子立們，闖關被捕的楊建利們……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鮮血，畢竟顯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在執政黨內部出現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菁英走上叛逆之路。尤為值得珍惜的是，畢竟一個個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母親們的沉睡良知，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以其反抗暴政的無畏勇氣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頗為可觀的受難者群體。這群普通母親們的十年堅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為六四的偉大道義價值做出寶貴的見證。她們見證著記憶中的高貴人性對自由和尊嚴的激情。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麽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

當獨裁政治的恐怖無孔不入之時，當恐懼感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一種習慣之時，讓我們記住翁山蘇姬是怎樣克服自我恐懼進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作為一個沈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

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

2002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於《民主中國》

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一个假问题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被严耕望先生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都与您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民国时代史学家可谓灿若星河，与之相比，当下史学研究暗淡许多。您认为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现在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干扰。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十八世纪以下，中国的经史考据异常发达，史书上称之为“乾嘉考证”。胡适把这一阶段看作是“科学方法”在学术史上的光辉时期。不过中国的科学方法是在人文研究上发展出来的，与西方出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但就科学精神而言，二者是很相近的，都取得了可靠的知识。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又大量吸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史学的现代化已全面展开。由于当时学术思想十分自由，史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是多元化的取向，不拘一格。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多数新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但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论、辩证法）绝对宰制了史学研究，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已成为史学家必须完全接受的“真理”。所以整个毛的统治期，史学全是教条化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后，史学一度有开放的迹象，但“六四”以后又收紧了，而且意识形态并未改变，不过史学家可以避而不理罢了。

这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避免涉及历史理论，尽量在比较小范围内进行具体的研究，很像清代的考证。其中尤以文本疏解、新史料考释最受重视，因为这是政治上“安全”的工作。但是在这些考证式的研究中，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又表现出另一特色，即文章的注脚中只引经、史、子、集、笔记之类原始资料，看不到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这一点似应注意。

端：钱穆先生晚年《师友杂忆》有言: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您又是怎么看待“东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一问题的？

余：基本上，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是历史常态。中国文化一向是对外开放的，佛教传来及其重大影响便是显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证实了这一开放的性格。记得唐君毅师曾用《水浒传》中“莫遮拦”的绰号来形容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真是传神之至。

最早欣赏西方文化的是晚清的儒家学人，如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看到英国的民主体制和重人道的司法制度，往往情不自禁地叹为中国“三代”理想的实现。到了梁启超，胡适的时代，对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新文明则仰慕得更深了。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离合的大争论。其中有两派特别值得注意：一派是所谓“全盘西化”，即认为中国文化整个落后了，必须抛却，改从“西化”。另一派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特色，必须保存，不能因接受西方新事物而弃之如遗。

后一派当时反对者曾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其实并不确切。这里不能讨论这一争论。我只想指出，“全盘西化”确是一个过分激烈的口号，所以胡适很快便改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他去美国演讲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中也发展出近于“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撇开“体”、“用”之说不谈，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无可否认。

我抱这种看法，也有个人际遇的背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安徽潜山官庄镇住了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虽然正规教育断断续续，但仍给我最初的人生启蒙。而此后数十年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使我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汇流的。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端：在这种“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如果此前被寄予希望的“中产阶级”无力承担起倒逼体制变迁的重任，那么对执政党审时度势、主动转型是否能抱有期待？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毛泽东的独夫统治，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民穷财尽的大危机。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的命运，才采用了“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新政策，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重新奠定了“党”的权力基础。

端：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中国未来走向何处？在您眼中是何种前景？

余：我学历史，只能回顾过去，对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种现状进行一些反思，取得一些理解，但我没有预言的本领。何况这一问题太大，必须写专书或长篇论文才能交代，只能说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的现状是将极权主义的专制发展到了最高的限度，但这一极权统治已从毛时代的苏联斯大林型转变为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型。由于这一转变，马列的意识形态已完全破产；更由于“党资本主义”使贫富越来越两极化，中共不敢再谈什么“阶级斗争”了，因此只有靠煽动民族主义激情来笼络人心。这正是希特勒走的险路。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在这一现状下，要谈中国将走向何处，简直无从说起。在眼见的未来，现状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至少三两年内还看不到。有大量的钱为运作的资源，更有无穷的暴力（如国安、警察、军队等）作后盾，“党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时还无法动摇。中共在“六四”屠杀以后的一两年间确有政治危机，但邓小平仍能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同时海外华人（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西方等地）受中共特别优待条件吸引，纷纷借机来大陆投资，终于挽救了大陆的经济生机。危机一过，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使中共进行政治改变了。

端：在这种局面中，知识分子该何以自处？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未来？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3%80%90%e6%97%a7%e9%97%bb%e9%87%8d%e6%b8%a9%e3%80%91%e7%ab%af%e4%bc%a0%e5%aa%92%ef%bd%9c%e4%bd%99%e8%8b%b1%e6%97%b6%ef%bc%9a%e6%b2%a1%e6%9c%89%e4%b8%80%e4%b8%aa%e6%94%bf%e6%9d%83%e8%83%bd%e5%85%a8/

中国副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因香港问题会面，但中方与美方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见记录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采取的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等措施提出了抗议。

郑泽光说，美方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制裁中方官员，“关心的绝对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妄图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郑泽光说：“我要正告美方，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而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刊登的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周三与郑泽光会面中并非只带了耳朵没有出声。他向郑泽光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侵蚀香港基本自由权的决定的深度关切，并解释总统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细节。”

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大使解释说，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

因此，声明说，美国总统认定 “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采取的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是指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重大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此外，“香港不再应得美国法律下1997年7月1日之前赋予其的同样待遇。”声明还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任何进一步的损害。”

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使之成为了法律。此外，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

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对香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关切，尤其是对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对港人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的一个威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把它视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种情况将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之路日趋艰难而日益严峻。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表示，美中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问道，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国关系还能否继续向前发展。

王毅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

郑泽光告诉布兰斯塔德：“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还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

郑泽光敦促美国不要“在错误道路越走越远”。

布兰斯塔德则呼吁中国保持克制，不要再做任何进一步伤害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and-us-diplomats-spar-over-hong-kong-20200716/5505168.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中国鲁花集团今(16日)表示，由于加拿大不愿释放孟晚舟，因此将考虑以暂停进口加国大豆为制裁，施压加拿大，要求对方尽快释放孟晚舟，不要再成为美国的魁儡。中方亦表示：失去中国大豆市场，对加拿大豆农来说，将演变为灾难性的后果。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称，不放孟晚舟？ 中国鲁花集团扬言不买加拿大大豆做报复。

自从加拿大法院于5月27日，裁定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标准，并继续审理引渡案后，中国就针对加拿大做出许多制裁，甚至对两名加拿大人判刑。今日中国鲁花集团宣称，有意停止进口加拿大的大豆，想以经济来制裁加国，迫使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据中国方面表示，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大豆种植国，加国每年皆有大量的大豆销往中国，因此中国的市场养活了许多加拿大的大豆种植商。而今天，鲁花集团宣布考虑暂停进口加拿大大豆，认为此举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中国许多公司停止进口加拿大大豆，能够给予加拿大压力，促使加国释放孟晚舟。

据该报道称，过去中国外交部就曾批评，美国与加拿大滥用双边引渡条约，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对中国公民恣意采取强制措施，为严重的政治操作。

中国对于大豆进口一事，之前就曾以新冠病毒为由向大豆商开刀，6月曾要求大豆商提供保证书，用以证明进口至中国的大豆没有被新冠病毒污染，但各国的政府都表示，没有证据来源可证实新冠肺炎会从食物传染给人类，大豆出口商则表示中国要他们保证无法想像的事情。

据联合新闻网说，中国6月也曾以拘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企图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进行人质交换，但遭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拒绝。今日中国又传出要用抵制加拿大大豆，来施压加加拿大。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6-%E4%B8%AD%E5%9B%BD%E9%B2%81%E8%8A%B1%E7%9B%B4%E6%8E%A5%E5%A8%81%E8%83%81%E5%8A%A0%E6%8B%BF%E5%A4%A7-%E4%B8%8D%E6%94%BE%E5%AD%9F%E6%99%9A%E8%88%9F%E5%B0%B1%E4%B8%8D%E4%B9%B0%E5%A4%A7%E8%B1%86?ref=tw_i

希望西方能看清楚中国企业的嘴脸，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共的傀儡

@冷嘲热讽 #26

说得好像你就是当地的鸡头一样

@掀翻小池塘 #46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好好和他说话，他趾高气昂，你狠狠打他一顿，他立马跪下叫爹， 这就叫奴性

@掀翻小池塘 #39

中国一场饥荒都能饿死三千万。 世界屠夫大排名，毛腊肉牢牢占据榜首，无人能匹敌

@爱狗却养猫 #3

热战不可能，但禁止中共入境美国还有点可能，只是彻底冷战

https://www.douban.com/people/mackalex/status/3030601280/

貌似左中右都挺高兴

还是直接给链接吧。 可以看下转发的，里面支持的人更多。 不过也不要对川普有太高的期待

@岁在甲子 #17

我也看了， 在美团上有点评有记录，监控视频里还有大人带小孩子去。

@掀翻小池塘 #10

中朝友谊，怎么能叫割让，这是赠送！

@1200073 #7

国民党当政，就不用打这两场战争。 打完后中国得到了什么？？ 打朝鲜战争送出了半个长白山，打越南前送出了夜莺岛。 真是厉害了我的赵国

1950年海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少数中华民国国军进驻该岛。1954年，根据印支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敌对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法国殖民力量在1954年8月劫持岛民71户、269人到越南南部。

1955年，解放军占领了浮水洲岛，并在该岛成立政府机关，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成为中国近代以后正式行使管辖的记录和标识。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马援)。”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广西钦州的“京族三岛”之一的同名岛屿白龙尾岛租借给北越[9]，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1979年中越边界冲突后收回。

法国军队败走北越之后，美国填补真空，加强了在南越的军事存在，美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北越的侦查。据《叩醒中国海》一书记载 （曹保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白龙尾，‘借’给 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此岛为广西的白龙尾岛[9]。

夜莺岛于1957年秋经中共中央领导批示交给越南，并无偿给予越方固定资产合计人民币22528.74元[10]。中共上级指派马白山将军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

简单来说，就是上面的骗傻子，上面的人自己都不信，抛弃了苏联， 然后傻子们还在纪念十月革命

@岁在甲子 #12

共产党怎么说都有傻子信，因为傻子没脑子啊

@厠所管理員 #4

他才刚刚开始开YouTube账号，但海外毕竟人少一点

U.S. Weighs Sweeping Travel Ban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e presidential order und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based on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several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sweeping ban on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ir famili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al, a move tha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prompt retaliation against Americans seeking to enter or remain in China and exacerbat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still in draft form, could also authoriz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revoke the visas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are already in the country, leading to their expulsion. Some proposed language is also aimed at limiting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executives 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ugh many of them are likely to also be party members.

Details of the plan, described by fou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discussions, have not yet been finalized, and President Trump might ultimately reject it. While the president and his campaign strategists have been intent on portraying him as tough on China for re-election purposes, Mr. Trump has vacillated wildly in both his language and action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taking office in 2017. He has criticized China on some issues, particularly trade. But he has also lavished praise on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aded with Mr. Xi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and remained silent or even explicitly approved of the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Xinjiang.

There are practical issues as we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92 million members. Almost three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8, though the numbers have plummete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current ban on most travelers from China.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 knowledge of party status for a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rying to immediately identify party members to either prevent their entry or expel those alrea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difficult.

The presidential order would cite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a number of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at gives the president power to temporarily block travel to the U.S. by foreign nationals who are deemed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2017 ban was fought in the courts and expanded this year.

Such a broad ban would be the most provocative action against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2018. It would further poison U.S.-China relations, eve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pen clashes over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influence have led some diplomats and analysts to draw comparisons to a new Cold War.

Officials at the White House, State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over the ban. Spokesmen for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ednesday, and one for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id not return a request for comment.

Officials at those agencies also continue to debate a variety of formulations for banning Chinese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short of barring all party members, such as targeting only the 25 members of the ruling Politburo and their families.

In recent months,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rty members and other Chinese, saying the party must be punished for its actions — and its global ambitions must be thwarted. They have loudly denounced what they call the evi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inting to the role of its officials in the cover-up of the initial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detentions of one million or more Muslims in internment camps and the dismantling of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both a powerful and mundane part of life in China. While its leaders maintain control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hose on lower rungs do everything from supervising schools to managing neighborhood-level governance. In recent decades, many citizens joined to get a leg up in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business, academia and even the arts. Many party members do not conform to official ideology; some are Christians who attend underground churches, for example.

Many Chinese outside the party praise the top leadership but complain about corruption among local officials.

Counting party member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the ban could technically bar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s many as 270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on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estimat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C.P. members have no involvement or input into Beijing’s policymaking, so going after the entire party membership is like China sanctioning all Republicans because of frustrations with Trump,” said Jude Blanchette, a China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 “Such a move would inflam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s this would target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would do so based on blanket assertions of guilt.”

Besides the iterations of the 2017 travel b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t in place other entry restrictions. This year, during the pandemic, it has banned entry for most citize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os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ome other nations. And last month, it blocked employment visas and extended restrictions on issuance of green cards, moves that would keep as many as 525,000 foreign workers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also announced visa restrictions on various categories of Chinese citizens. These include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 intern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Muslim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and journalists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y,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canceling the visas of graduate or higher-leve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d ties to certain 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 the first ban on a category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make up the largest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After Mr. Trump signed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on Tuesday,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 expected to propose names of Chinese officials overseeing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for visa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on Wednesday,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nounced a ban on some employees of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Huawei, that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regimes engaging in human rights abuses globally.”

He adde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on notice: If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awei,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man rights abusers.”

Despite Mr. Trump’s admiration for Mr. Xi,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push tough policies on China that are designed to counter what they view as dangerous expansionist actions by Chinese leaders and agencies. The pandemic and Beijing’s recent actions on Hong Kong have helped push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o the lowest point in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Mr. Trump’s top economic advisers have promoted a softer approach to China, warning of further damage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falling stock markets. Those advisers and allies among American executives are likely to oppose a broad visa ban 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some of whom do business with American corporations.

A broad ban would give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powers to block top Chines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also allow the department to formalize a process by which American officials could inquire about party status during visa application interviews and on forms. Under the draft proclam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ould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carrying out the ban.

Several Chinese citizens who have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aid they did not recall any questions on visa applications asking if they were party members.

Language in the draft proclamation stresses recent egregious behavior by China, in particular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Chinese state actors and so-called exit bans used by security officials to prevent some U.S. citizens from leaving China. This month, the State Department renewed a travel warning, say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ngaged in “arbitrary enforcement of local laws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which could include “detention and the use of exit bans.”

On Tuesd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versed course on an order that would have subjec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eportation if they did not physically attend cla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after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led a lawsuit.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ood by its visa actions focused more narrowly o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with its own harsh visa actions, and even widened them to the nonrenewal of work permits for Western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At a speech in Beijing this month, Wang Yi,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China, sai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as facing its “most severe challenge”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in 1979.

“Some say that China-U.S. relations will not be able to return to its past,” he said. “But that should not mean ignoring the history altogether and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let alone impractical decoupling. It should mean build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Julian E. Barnes contributed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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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拟议中的总统公告还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在美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此举几乎肯定会招致中国报复，并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5/us/politics/china-travel-ban.html

@Nakula #4

共产党表示： 并没有证据表明警察在恐慌律师，双方在和谐交流感情

@掀翻小池塘 #4

“当然是爱国重要啊，毕竟饿死的都是穷人”

没想清楚就最好不要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