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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湖南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亮点，出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高品位好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位高水平学者出任了当地出版界领导。比如李冰封担任了省出版局局长，钟叔河担任了岳麓书社总编辑，朱正担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但是，这种繁荣景象持续时间不长，便因一本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受到重挫，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康妮嫁给了贵族查泰莱先生，但新婚不久，查泰莱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腰部以下瘫痪，丧失了性功能，性格也变得冷酷自私。康妮和庄园守林人梅勒斯在森林中一见倾心，性的美好唤起了他们走向生活的希望。劳伦斯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生态文明的向往，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这本小说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就译介到中国，为中国读书界所知晓。但因为对性爱的描写相对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没有再版。即使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也不容易看到。
80年代中期正是出版业从计划向市场急遽转型的时候。据朱正回忆，在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缺少印数大、能赚钱的书，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很大。为了摆脱困境，全社上下都在想主意。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提出了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建议。他说，钟叔河兄在古旧书店买到了一册30年代饶述一的旧译本，愿意提供。钟叔河、唐荫荪和朱正同是1957年《新湖南报》被打成右派的难友，朱正当然不能不重视这个建议。他知道这本书肯定会有较大印数，但也知道，劳伦斯这部小说出版后，在英国和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色情小说而遭到查禁，打了多年官司，直到1960年才获准合法发行。在中国，涉及性文化的传播，可能风险更大。考虑再三，于是他提出一个两全之策，仿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的办法，来个凭证发行，把发行范围限制在大学文科师生、作家、翻译家、社会科学研究者之内。商定之后，印出了一大堆购书证。
朱正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这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间抽空到国家出版局去看朋友，谈起要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朋友说，漓江出版社报了这个选题，没有批准，并让他看了相关文件。朱正回到长沙后，提出立即刹车，不出了。可是在社领导班子会议上，正副社长和两个副总编辑都反对刹车。他们的理由是，国家出版局的文件是给漓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给我们社的，不用管它;开印前的各项工作都已完成，要是不印，前期投入收不回来，经济损失不小。朱正想，既然大家都主张印，那就印吧。
书在1987年元旦前后印出来了，订货的书商把汽车停在印刷厂门口等候，装订好一批，就运走一批，场面十分火爆。武汉有一家书店，看到如此畅销，也想进货，但当初收到征订单时，他们并无回应，于是只好找出版社发行科商量。没想到在发行科碰了钉子，受到奚落。这家书店的负责人一怒之下，就给原来的老上级《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写信，告了一状。熊复把这封告状信转给了邓力群，邓力群马上作了批示。面对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国家出版局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立案，雷厉风行地查处。
朱正说，一天湖南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刘正找了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副局长黎维新、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和他四人去谈话。刘正说，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书，让秘书看了一遍，把有问题的地方折了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觉得“真不像话”。最后，他要朱正写个检查，说“这样主动一些”。朱正认为，判断一本书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其中的少量片段，应当统观全文。况且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他当即回答：“这个检查我不能写，我写了人家就会说我是外行。”
唐荫荪找到朱正说，没想到这本书闯出这么大的祸。书是他建议出的，责任在他，应当向上面说明情况，要处分就处分他。朱正说：“我同意签字发稿了，就是我的责任。你就不用管了。至于说到处分，上面对处分一个编辑室主任不会有任何兴趣，就是处分我这个社领导，味道也不大，据我看，他们是想处分省出版局的领导呢。”果然，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和副局长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正不是党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总编辑自然也当不成了。
有意思的是，不久国家出版局办了一个小型内部展览，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淫秽读物展出。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来参观，认为这样不妥。他说明了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展览会便把这本书撤下来。胡乔木的意见上了一份内部简报。黎维新把简报复印了四份，分送湖南省委的几位领导。最后，对李冰封、黎维新、戴超伦、朱正几人的处分决定没说他们出版了坏书，而是说他们“违纪”。尽管如此，这场风波还是给湖南出版社界造成了深深的内伤，让当地的出版人更加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工作，自然辉煌不再。
然而，历史还要前行。2004年1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新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此各界都很平静。朱正内心却不平静，他买了一册，和当年引起风波的湖南版一同收藏起来。
今天，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课题又提上了议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这起出版风波，可为决策者留下意味深长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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