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4日星期一 一個「紅屁股」的基因變異
前言
在我出生的那個地方，只有兩種人，一種叫「紅屁股」；另一種叫「藍屁股」。我嗎，出生在「紅屁股」家庭，一出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紅屁股」。但是我媽家裡，除了我媽，其他的舅舅、姨媽、表哥表姐們都是不折不扣的「藍屁股」。我出生前爺爺早就沒了，所以至今我沒弄清楚我爺爺的屁股是紅的還是藍的。奇怪的是我的兩位姑媽又是「藍屁股」。所以，從小我就陷入新中國好、還是臺灣好的爭論中。也為了在家唱了從表哥那裡學來的歌，（歌詞如下：社會主義好、回國拿鋤頭、社會主義國家人人吃不飽。）而沒少挨駡，其實我當時學都還沒上，真的不明白歌詞是說什麼。這可能是我所受的最早的政治冤案了。
第一章：「紅屁股」的成長
「紅屁股」上的學校是中文學校，雖然也有印尼文和英文課程，但是還是以中文為主。每星期一都要在操場上集合升五星紅旗和印尼的紅白旗，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印尼是我的國土』。好像「紅屁股」們上學的目的就是回國，至於回國是什麼？也只是一知半解。因為大人都說成績不好就回不了國，所以回國一定是很值的驕傲的一件事，不然、為什麼非要一定成績好呢？我就曾經說了我不想回國而給我老爸打了一頓，說我不求上進。
我學校的校長是教我們歷史的，是廈門大學函授班畢業的，我很喜歡上他的課，因為他每說一位歷史人物，就會在黑板上畫出那人物的畫像。他畫的魏忠賢的樣子，至今我還是認為沒人會比他刻畫的更像奸臣。可惜的是他在一次學校的挖井勞動中，心臟病發不幸逝世了。他當時是我的偶像，對他我是崇拜的不得了，心想他只是函授班的就這麼厲害，要是親自在廈門大學入讀那還了得。就是這校長促使我下了長大一定要上大學的宏願，雖然這宏願至今也沒法實現，但已經不是我不努力讀書原因了。所以我也就原諒了自己。
在「紅屁股」的概念中只有「紅屁股」、「藍屁股」兩種人。因為「白皮」也就是西方人，等於帝國主義反動派，不能算是人。「番那」也就是土著印尼人也好像不能歸入人類，因為他們只是「番那」。「紅屁股」出生的城市很奇怪，雖然處在番邦，但是只要是中國南方語系，不管閩南話、廣東白話，客家話或是變了調的國語都能通用，包括當地「番那」也會說。所以當地的人天生就會說幾種語言，也就產生了用幾種語言湊起來的當地特有方言。現在不管在世界那一角落，只要聽到這種語言，不用問，肯定是老鄉，特親切。所以我的英文不好，因為那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文化，挺反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學校非得有這門課。特別是因為有一次我英文大考成績不滿30分而被留了一級後，對打倒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熱情更到了極致，也就更加堅定了我當「紅屁股」的決心。不過奇怪的是「藍屁股」們的英文都很好，可能是他們都想賣身投靠，長大後去英美或歐洲留學的原因，因為他們是不會回國的，去不了英美就會跑去臺灣蔣光頭那裡上大學。我家族最堅定的大「紅屁股」，我伯父英文也非常好，看的都是英文雜誌，他不是「藍屁股」，為什麼英文會那麼好？因為我很怕他，所以一直也沒敢問他，我猜可能是他回國上大學時還沒有新中國，是蔣光頭年代的原因吧。
我這「紅屁股」的家族比較龐大，直到現在我也沒法數得過來到底有多少堂加表的兄弟姐妹，更就別談他、她們的兒女們了。至於我祖上是從那一年代從祖家跑到南洋去的，我也沒弄清，因為我對家族的事只是小時通過大人們的閒聊中得知一、二，而且一直也沒人系統的告訴我家族歷史。反正我知道我父親有一位很會騎馬的泰國祖母，也知道父親是在馬來亞檳城上的學，我祖母和外婆是在馬來亞出生的「若娘」，一生的衣著都是「根峇雅」配「沙龍裙」。而且在南洋我好像在各地都可以找到親戚，所以照此推算，到我這一代應該至少已經五代在南洋了吧。
我父母家族在當地也可算是望族，雖然我母親家族由於外祖父死的早，舅舅好像不大爭氣，敗落了，所以我幾個舅舅的小孩都是由他的幾個妹妹包括我母親撫養。兩個祖父都死的早，我沒出世就死了，所以我除了清明掃墓時，從沒從口中叫出「阿公」這稱呼。
據說：我伯父是在中國大陸上的大學，畢業後在新加坡炒期貨把祖父的店鋪敗掉了七家，然後就在新加坡教書，直到祖父死後回印尼繼承祖父的生意。從懂事開始我就知道伯父是當地德高望重的「紅屁股」大款。也就是當地的僑領，他80年代在香港逝世出殯時連中國國務院、中共統戰部、僑聯都送了花圈，由此可證他是一個多大的「紅屁股」。奇怪的是後來他晚年在香港過時我看到他是持印尼護照的。反正這是一筆糊塗法律問題，好像全世界的華裔都可以拿著外國護照效忠中國。他的「紅屁股」程度以後我還會介紹，這裡就不再多說了，大家有那麼一些印象就行了。
我父親年輕時，在當地可算是(按現在香港的說法就是【潮人】)，絕對【酷】，穿皮夾克騎350CC的摩托車，我看過他和我母親的結婚照，一身白色的西裝加一對黑白相間的皮鞋，還梳一個大包頭，那個【酷】可不是現在謝霆峰之流能比的上的。據說還拿過印尼的全國跳高冠軍金牌，那牌子我小時見過，只不過是銅牌鍍金而已，換不到錢的。我母親結婚前是當老師的，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一個思想保守的老師咋就被一潮男給泡上了，從這方面來說，我父親還是挺牛的。
聽大人說，我小時很是霸道，有楚霸王的稱號，又被我父親寵的不行不行，我小時的玩具整整有一房間，而且都是從新加坡買回來的高檔玩具。據說；有一回，三更半夜的吵著要蝴蝶，我父親還動員全家半夜的到花園去找蝴蝶，但是我記憶中壓根就沒這回事。這只是想說明我父親是很愛我的，但是，那怕再愛我，還是要我回國。
好像是57年，有一天我伯父家突然忙碌起來。女眷們都在加班加點的趕制我大堂哥的衣服，又從外邊定制了好幾個一種用油桶改裝的，有蓋子可以上鎖的大桶，原來是我大堂哥要「回國」了。走的那一天我們全家開了好幾輛車上碼頭去送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船，叫什麼「芝加連加」，反正好大好大，真羡慕。原來回國是可以坐大船的，大堂哥「回國」後寄了信回來，那郵票還真漂亮，特別是有中國國徽那張，很有氣派。過了兩年二堂哥和大堂姐又「回國」了，同樣是帶大油桶乘大船走的，但是桶裡更多的是什麼；砂糖啊、肥皂啊、黃油啊，據說是大堂哥寫信來吩咐帶的。
60年印尼政府出了個什麼10號法令，所有在小城鎮的華僑都成了難民。我學校都住滿了，好像在等中國派船來接他們「回國」。而且都是全家都走，不像我堂哥他們是一個個走的。行李也好像不光是油桶了，碗啊碟啊，還有鐵床，被子什麼的都帶走。那些「番那」就說：你們「支那」都是穿一件褲頭劃木頭舢舨來的，現在帶一船的東西坐大鐵船走。這些就是我對「回國」的最初概念。(續)
63年，馬來亞和新加坡合併成為馬來西亞。印尼局勢緊張起來，政府要求每家每戶都要在花園或後街大挖防空洞，挖不了洞的就用兩邊木板，中間填土的方式築成戰壕一樣的防空壕。所有的大人都要參加軍訓，還必須向村長買軍服和木頭槍，拉響了幾次警報，做防空演習，不過在那些防空洞和防空壕玩捉迷藏倒是挺好玩的。我外婆是持英國護照的，每星期還得上警察局登記報到。
這段時間好像印尼和中國的關係又好了，老師上課也說了:馬來西亞就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狗，一定要打倒。學校還排演內容為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北加里曼丹和西伊利安的歌舞劇，我也在劇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可惜的是扮演代表西方文化的小阿飛，穿著花衣服尖皮鞋在舞臺上大跳杜意絲(那時不叫迪士高)結果被手持中印兩國國旗的軍民隊伍打倒。第一次上臺就讓我演壞人，怪不得若干十年後我還真的被人當壞人給抓起來。
我小學是在一個縣級市的華僑學校上的，到了小學六年級時轉到了我出生地，一個省會城市上小學六年級及上初中。然後又回到縣級市就讀初中二一直到初中畢業。由於那裡沒高中，只好又回到出生地上高中。至為什麼原因轉來轉去，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據說是我小時太喜歡打架的原因，反正那年代所有事情都是大人安排的，是不以小孩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雖然喜歡畫畫，學校的壁報上也經常會有我的作品上報。但是從來就沒得過學校的美術比賽的名次，原因是雖然每次我都是代表班級出賽，但是從來就沒有一次是畫完的。因為學校總是把比賽的日子安排在星期日，星期日我都是和朋友約好出海釣魚的日子，每次都是畫到一半時，開往碼頭的小火車的笛聲一響，我很習慣的就把畫具一收，義無反顧的和在等我的同學們扒火車上碼頭出劃舢舨出海釣魚去了。一直到初中畢業的那一年，我才下定決心，不去釣魚把作品完成，那年拿了個全校美術比賽冠軍，總算對班上每年投票選我參加比賽的同學們有個交待了。
說起釣魚，我爸是釣魚發燒友，家裡釣魚用具比一般的魚具用品店還齊全，這就是為什麼同學們都喜歡和我一起去釣魚的原因。有一回就我和另一同學倆人，劃一只小舢舨出海，走遠了，結果連岸邊也看不見了，不知那個方向是對的。幸好在天快黑時看到了回航的漁船，一路跟著才回到碼頭。還有一回沒釣到什麼魚，就在碼頭的漁船上撿了幾條魚，回到家裡晚上正和弟妹們吹牛時，被我老爸揭穿了。老爸說:那種魚是從來不咬鉤的，只能用網才能網到，當時立馬把我在弟妹中立起的高大形象給毀了。
65年，我在上高中一年級，印尼發生930事件。一時間政局急轉，學校停學了,到處都在抓共產黨，所有華僑的產業都塗上【屬印尼政府】的大字。聽說殺了很多印尼共產黨，河裡經常看到裝滿人頭的麻袋，白色恐怖氣氛到處彌漫。現在連縣級市都不充許華僑住了。那時省會城市的華僑總會成立了很多難民營收容這些華僑，我伯父那時是大忙人，出錢又出力的安排這些事。很多家庭又在準備把小孩送「回國」，我家又有倆個小堂姐回國去了。停學後我去了父親工作的城市住，在那裡認識了幾個住我父親工廠附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一起收聽中央的電臺，一起畫畫、到河裡游泳、和「番那」小孩打群架。有一回我在打汽槍玩時，打到了一「番那」，雖然我是跑掉了，但是人家「番那」找上我父親了，上了警察局又陪了錢才把事了結了。這回可是闖上了大禍，當晚我就聽到我父親和母親商量把我送「回國」。於是全家又開忙了，還要我學釘扣子、補衣服之類的女工活。
局勢越來越緊張，寄宿在學校的同學為了保衛學校和印尼軍人鬥爭，被抓起來了(他們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四十一名華僑青少年)。駐印尼中國大使館和駐我那城市的中國領事館先後關門撤退了，中印正式斷交。
我從小就習慣了來自各個不同陣營的意識形態的《精神污染》。我伯父這邊的是紅色的，包括家中所有的刊物、小說都是什麼紅旗飄飄啊，人民文學，什麼野火春風斗古城，苦菜花、敵後武工隊等等。還加上經常到領事館觀看國內最新的電影和介紹有關國內建設的記錄影片，如建設十三陵水庫、武漢長江大橋等等之類的影片。
而我母親娘家那邊的則全是反動透頂又不健康的刊物和小說。如什麼藍皮書，黑白，人人啊，等臺灣和香港出的雜誌及什麼依達，瓊瑤等人的愛情小說。我外祖母是見廟就上香，觀音也拜，關也敬，又拜天公也拜如來，經常帶我到處燒香拜佛。有一回帶我去參見一名據說是觀音轉世的大師，那位大師和信徒交流時就不說當地的華人方言(變了味的閩南語)只說國語，然後再由她弟子用方言講解。但是，那一回大師在用國語說『懷孕』這詞時，竟然不是用國語的懷孕，而是用方言『有身』。我外祖母當然聽不出問題，因為她根本就不懂國語。『觀音大師』的這次“露餡”造就了我成為堅定的無神論者。
那階段，不同陣營的意識形態對在我對它們認同的爭奪戰中，紅方大大領先，我成了一位立場堅定的小『紅屁股』。還是很響往那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所以也很高興父母能作出送我『回國』的英明決定。
『紅屁股』和『藍屁股』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喜歡看武俠小說，所以我很小就開始也跟著大人們看看猜猜的看起武俠小說。那年代沒電視，除了打牌、聊天，看武俠小說就成了當地懂中文的華人最大娛樂。那年代租書店生意比現在的租影碟店還紅火。所有的武俠小說每一套都是都是裝釘成過百集薄薄的小冊子，比我現在的博客日誌長不了多少。於是搶閱武俠小說成了家中所有成員的一種互動遊戲，因為是租來的書，每本的租期也就那麼幾天，大人是絕對有優先權，所以小孩只能趕在大人前面，從第二集看起，然後返過頭來再看前面一集。而且要在大人沒看完第一集時就必需把第二集看完，不然，絕對沒有機會回頭再看。再慘一點的只能從第三或第四集開始看。所以這種讀書方式造成我閱讀速度很快，但是不求甚解的壞習慣，至今改不過來。也就是因為中毒太深，把自己當成了書中大俠，喜歡好打不平，講哥們義氣，什麼一諾千金啊等等，這些不合時宜的壞性格，也真害的我在前半輩子吃不少虧。也正因為喜歡打架而促使我父母下決心把我送『回國』。不過父母可不知道，在偉大的祖國一場真刀真槍的大架已經開始，不然的話，再紅的『紅屁股』也不會把自己的兒女送上不明不白的戰場。
因為要滿十六歲才有資格領取護照，所以我要回國也最快也得等到67年中以後才能走。在這等待的日子，我和幾個『紅屁股』小同志繼續打架、畫畫、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學會了好幾首毛主席語錄歌曲。那時我最煩的就是比我小兩歲的弟弟，整天跟屁蟲似的。說起這弟弟，我和他天生就是冤家，可能是前世結下的仇。他一點都不『紅屁股』，在外面惹了事就回來要我替他出頭，我是大哥當然要去找回場子。但是我和人家打架時，不管對方有多少人，我是否吃虧，我弟總是一邊看著，從來不參戰，還大條道理，說是作好準備，如果我打輸了,他可以第一時間去搬救兵。而且打完架還經常回家告訴父母，弄得我回家還挨老媽的滕子。
有一回，實是忍無可忍，在晚上我去找朋友玩時，他又偷偷跟著，我也不聲響，當走到沒路燈的巷子時，我回頭就往家裡跑，他不知發生什麼事，嚇的一邊哭一邊跟著跑。結果可想而知，我又挨了老媽一頓好打。
大人決定了由我帶我弟一起『回國』，當時中國大使餉、領事館都關門了，照理是沒辦法弄到護照的。但是別忘了我伯父可是大『紅屁股』他手上竟然有很多簽好名的空白護照，連蓋在照片上的綱印都在他手上。這是怎麼回事我至今也沒弄明白。
不過隨著時間的臨近，我還是很興奮的，一直期盼著那日子快些來到，心情就像艾敬唱的1997一樣，快些來到吧，我就可以去『回國』。
『回國』的日子終於來到了，行程是這樣的，先由我出生的那個城市乘坐四個縲旋漿的飛機到雅加達，然後由雅加達乘坐707噴射機飛香港再經羅湖進大陸。
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平時只要有機會跟隨大人到機場接個人什麼的，都會興奮大半天。那年代有機會乘飛機可不是一般的牛，是非常牛，也就比現在上太空差那麼一點點。走的那一天，浩浩蕩蕩的車隊是少不了的，親戚、朋友、堂堂、表表的把機場的送客大廳占了一大半。反正鬧哄哄迷迷糊糊的我就上了飛機，具體過程我現在怎麼都回憶不起來，我想新娘子出嫁的那一天，可能也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飛機上除了我倆兄弟，還有幾個也是『回國』的『紅屁股』，他她們年紀比我大些，是從另一個城市來的，看得出都是大款『紅屁股』子弟，很是傲慢，所以我也不大搭理他們，雖然一路都是同行，但是也深交不下去，到了廣州也就分開了，連他她們的名字我一個都記不起來。到了雅加達有父親的朋友來接我，帶我倆兄弟又是上動物園又是去海灘又是吃大餐，反正在雅加達的三天過的絕對是天堂的日子。不過我父親這朋友肯定是『藍屁股』，因為在這三天裡都不知道說了N次：“好好吃，好好玩，『回國』後你們就要吃苦了，真弄不明白你父親是怎麼想的。”我父親這朋友據說是我父親小時的鐵哥們之一。
三天的天堂日子眨眼就過去了，飛香港的飛機是波音707噴氣客機，當時乘飛機是很當一回事的，特別是飛國際航線的。連餐具都是很漂亮的全套不銹鋼餐具，還有很精美的小紀念品。用完餐後，那幾個同行的大款『紅屁股』子弟，都把餐具塞進了行李，他們這種行為使的我更看不起他們，所以和他們的隔閡也就更深了。
飛了大約5個小時，扺達香港。已經有伯父的朋友在機場接我們，因為這次是乘飛機，不是像以前的堂哥他們那樣是乘郵輪，所以大部份的用品都交由我伯父的朋友在香港採購，採購了幾大箱，買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差不多夠我用上一輩子，一人兩塊勞力士表和一部菲律浦的多波段收音機更是不可少。
香港那時可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英勇的香港愛國同胞正展開轟轟烈烈的『反英抗暴』鬥爭。街上到處是“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的革命標語，還有寫著“同胞勿近”的土鳳梨〈即土制炸彈〉。偉大的祖國為了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還對香港進行了制水的制裁行動，結果那怕我當時入住的是位於尖沙咀的五星級大酒店，一天也只有兩小時是有水供應洗刷的，居民區好像是四天才供一次水。
當伯父的朋友帶我們出去吃飯時，看到一些打扮的很妖豔的女人陪著一些西裝革履的大款一邊吃飯，一邊打情罵俏滴，看來資本主義真的是很萬惡。當然也少不了到國貨公司採購一些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和幾本供出口印刷精美的【毛主席語錄】。
到了晚上，有幾個之前回國又跑到香港的同鄉來看我們，一直做我們的工作，要我們別進去，說什麼現在在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到處都很亂，他們回去後連皮鞋都給搶了，褲子也給剪了等等，盡是反動宣傳。像我們這樣立場堅定的「紅屁股」肯定不會相信那些反動宣傳啦。沒說完就給我們趕走了。
這時是1967年的夏天，香港天氣又悶又熱，除了在酒店有空調，一上街就滿身大汗，粘乎乎的，萬一沒趕上供水時間回來連澡都沒得洗。所以一天都不想多呆，住了幾天物品採購完畢就乘火車直奔羅湖橋去了。
那時的羅湖橋也就是一座橋，橋兩頭都設有軍方工事。南邊掛的是英國國旗，北面五星紅旗高高飄揚。當時進出關口的人少的可憐，除了我們這一批，幾近沒有。
過橋時的那激動心情啊！看到五星紅旗時，很多同行的「紅屁股」包括我都激動的熱淚盈眶，看到解放軍就像看到親人一樣。當時有僑辦的接待人員負責出來接待我們，邊防核對總和過海關都很順利，然後安排我們在羅湖橋不遠的華僑旅社住下。那知這麼一住就是一個多月，開始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每次問接待人員，我們什麼可以北上？答覆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安排。不過很快我就和邊防部隊的家屬小孩混熟了，他們經常用自行車帶我上寶安縣城，還到深圳水庫去玩，那時的寶安縣城也就是一條小街。而且也從他們口中得知，原來是廣州正在武鬥，火車進不了廣州站，這時我有些感到迷惑，弄不明白但倒也不是很擔心。
等了一個多月，我們一行滯留在深圳的「紅屁股」大概有20多人終於可以北上了。火車走走停停，開到天河站就不能再走了。也不用出站，車剛停下，一夥之前回國的「紅屁股」全幅武裝，又是衝鋒槍又是手槍，手榴彈的，上到車廂來接我們，然後浩浩蕩蕩的車隊，車上還架起機槍，直奔廣州華僑大廈而去。
這時我心情是興奮加好奇，很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但是我當時在「紅屁股」隊伍中年齡算是小的，個子更是顯小，那些武裝份子都不大搭理我，一個勁的只和一些年紀大些的「紅屁股」交談，臉上更是一臉的肅穆。我在邊上聽到一點，大概意思是，現在市面很亂，我們帶的東西多，怕有人會來搶。所以得到我們要來的消息，就立即組織人馬來接應。在前往華僑大廈的路上，看到很多電線杆上都吊著死人。
第二天一大早，我那些之前回國的堂姐們也得到我們已到的消息上華僑大廈接我來了。我們所有自費回來的學生都是先到廣州沙河華僑補校等待重新分配，但是現在廣州文革兩派武鬥的很厲害，又加上謠傳從監獄跑出來了很多犯人，所以每條街道的居民都自發組織建造工事防線，進出都要檢查，到處抓壞人，我看到很多電線杆上吊的死人，據說就是逃出來的犯人而被居民打死的。所以堂姐們商量了以後，還是決定先把我兄弟倆接到廣州華僑新村一個父輩朋友的家住下等分配時才回華僑補校報到。
在華僑新村聚集了之前回國的堂姐們，還有一些父輩朋友的小孩，都是小時都認識的玩伴，所以也很是開心熱鬧，在之後的幾年這地方就成了我們每年一度家族聚會的地點。
住了一段時間，對時勢有了些認識，我就跑到華僑補校參加革命去了，那時廣州有兩大派，就是所謂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的組織有紅旗派，紅三司等。所謂保皇派的，有東風派、主義兵等。兩派的的宣傳車經常在大街上相遇，一旦遇上就會互相對罵及互放國際歌的音樂，一付慷慨就義的樣子，所謂的對罵，也就是互念毛語錄，各念各的，也有打起來的，現在回想也真是覺的挺可笑的。學校裡更是大小組織並存，幾個人也就成立一個XXX保衛毛主席紅衛兵團，就像現在的QQ群，什麼群都有，唯一的不同就是當時不管什麼組織都是為了保衛毛主席。
到了分配的日子，保衛毛主席的熱情稍減，大家都在互相串聯在地圖上挑選要去的地方，好像青島這樣的城市，一下名額就滿了。我是「紅屁股」當然挑選革命的聖地英雄城南昌啦，到了十一月，我又踏上了前往英雄城的火車。
「紅屁股」到了英雄城，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寒風刺骨，也明白了冬天的含意。十一月的南昌，那時全球暖化現象還不像現在這麼厲害，身穿厚厚的棉襖，一說話口中就會冒出煙一樣的熱氣，晚上在街上還可以買到非常香的炒板栗。「紅屁股」很快的就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分到了學校，武鬥還沒完全結束，我還親臨現場參觀了一場我校進攻別的學校的戰鬥，也看到了革命小將們是怎麼批鬥黑五類。看到人被活生生打死的全過程，也看到過了自殺的老師兩夫妻是怎樣用一根布條在門梁上上吊。還好，這日子並不很長，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及『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偉大指示下，工宣隊和解放軍進駐學校。這時我跟隨學校下到農村參加了春耕，理解了為什麼「藍屁股」會把“社會主義好”裡的歌詞改為“回國拿鋤頭，人人吃不飽”等。
因為學校原來的美術老師在我來之前，因為有過畫女人裸體的流氓行為，而畏罪自殺了，所以全校所有的師生中就只剩我能畫，也敢畫。所以我所在學校革委會成立時放在學校大門口的宣傳畫的任務就非我莫屬了。這張畫在我命運軌跡裡應該是起了很大的方向作用的，正因為畫了這張宣傳畫而使的我名聲大燥，很快省裡就把我調往專搞革命展覽的創作隊伍，江西是革命聖地，那時什麼秋收起義，什麼毛主席在江西革命活動，等等展覽，排的滿滿的。這些展覽的創作隊伍都是從全國調來的美術工作者，由於很多權威已經被打倒，所以調來的主力隊伍基本上是各大美院剛畢業的年輕老師和剛畢業待分配的學生。這些人中，北京中美的和浙江浙美的各不賣帳，相互看不起。但是，因為浙美的用色方面比較鮮豔活潑，比起北京派那灰灰的色調更能取得軍代表的認可，所以這些展覽重要的題材大部份都為江浙派所奪得，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除外，而且劉春華也不是中美的而是中工的。在這期間我可是偷了不少師，每個人我都喊老師，反正當時館裡我年紀最小，個子也小，喊的一點也不難過，而且個個也都不介意我在邊上看他們畫，有時還會叫我幫忙打打下手，上上底色什麼的，那段時間我在油畫技巧上的得益最多，而且畫布顏料隨便領。不過這些老師們除了個別玩的好的，大部份我都不記的他們的名字了。這樣混了幾個月，一紙調令又把我調到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去了。
這調令又是一個誤會，當時是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向江西師院要一位負責宣傳的人。師院就把這指標下給附中，附中就把我推薦上去，其實我當時並沒加入任何紅衛兵組織。
報導後才知道，要的可不是一般的宣傳人員，是負責組織省革委會成立後全省的第一次國慶大遊行。不過那時年紀小﹝當年17歲﹞，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為了方便工作，警備區還給我備了一輛三輪摩托車和兩位解放軍，一下就上升到了享受首長待遇。整個組織過程還是很順利，這樣忙了幾個月，到了十月一日的那天淩晨，我胸口佩著總指揮的大牌，前往檢查入場的隊伍時反而出事了，在檢查工人隊伍時，工人糾察隊把我抓了起來，責問我那總指揮的牌子是那裡偷來的，死活不信我就是總指揮。幸好遠處那兩解放軍見到我這兒好像在爭執什麼，趕緊跑了過來，才解了圍。
國慶日一過，學校的應屆畢業生就準備分配了，這屆的分配是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下放幹部合組成『五七大軍』下放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正好是68屆高中的應屆畢業生。我想回學校去跟著學校走，但是司令部又不肯放我走，說是我不由學校分配，司令部的所有人員另有安排，我是分配到市革委工作。
我在司令部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由於是在權力核心工作，總算對政治有了一點瞭解。司令部裡沒人知道我是海外歸僑，也不是我有意隱藏，而是根本就沒人往那想。但是，在司令部的日子我明白了有海外關係在那年代也可以是罪狀之一，更何況是正式分配到市革委，到時檔案一調，安我一個混到革命隊伍的帝國主義特務的罪名可不是好玩的。當時我急了，還特地以司令部的名義到上山下鄉辨公室調學校下放人員名單，上面也沒我的名字。十月十八日就是下放的日子，在十七日晚，我回學校連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強行上車，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也。我這舉動被跟車採訪的記者知道後，對我進行了簡單的採訪，過兩天就在省機關報上大肆宣揚了。一個歸國僑生，在分配方面沒要求國家照顧，反而積極回應毛主席的號召，主動強行要求到廣闊的天地煉紅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可不是一般的覺悟，這樣我成了學習的樣板，對那些不願下放的僑生有關當局做工作時就拿我出來說事，這樣一來，我幾乎得罪了所有一塊分配到江西的僑生，但也令我在『五七大軍』中名聲大燥。
下放的日子，有苦有甜。我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學會了抽煙，因為當地農民個不分大人小孩都抽煙，你如不接受他們所敬的煙，一個看不起貧下中農的帽子馬上給你扣上。接的多了，不好意思，只好自己也買些煙放口袋互敬，時間一長也就抽上癮了，至今沒戒掉。第一年是所有下放知青最本份的一年，但是隨著對前途的擔憂和迷茫，加上閱歷的增長，基本上所有知青就開始玩世不恭了。
這裡我只挑幾件事說說：我們那時是以軍隊的編制進行管理的，一個公社就是一個連，一個大隊就是一個排，下到小隊就是班。當時我們那個排長是從省高級人民法院下放的，年紀有30多了，農民出生，未婚。看上了我班裡的一位女青年，這女青年是我同學，我這同學原來是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宣傳隊的跳舞演員，長的非常漂亮，也很活躍，說來還有些高傲。父母均為高幹，只是已經被打倒，還關在牛棚裡未解放。你說，一個高幹家庭出生的漂亮女孩又怎會看上一個農村出生的小科員，而且年紀還相差十來歲。我們下放的地方是背山靠河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只是太窮了一些。當時我們所有知青都被安置在一個大祠堂住下。用竹棚隔了好幾間房，然後用報紙糊在竹棚上， 既可檔風，也可檔窺視的目光。然而，我這女同學在糊牆時，一不小心把報紙上的毛主席像貼反了。這事當時大家也沒在意，也只是叫她貼過而已。但是那排長在求愛遭到拒絕後，把此事上綱上線提升到因為她父親被打倒了而對毛主席不滿的反革命行為上。組織了全排開批鬥會。那女同學從此再眾人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在進行半年總結大會的前一晚，據說那排長又找了我那女同學談心。第二天一早，人們發現了有一雙鞋子在河邊，我那同學不見了，我們幾個男知青順著河一路遊一邊找，也沒找著，三天后在河下游廿多裡的沙洲上發現了我那同學腫脹的屍體。據說，後來那排長在大隊里弄瘋了一個跟隨父親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別的大隊又弄瘋了一位上海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那裡就不清楚了，之後再也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恢復公檢法後，他也沒被調回原單位，省高級人民法院。
69年初春，我被調到公社負責宣傳公社裡『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和幾位公社宣傳隊的演員們住在一間剛建好，但未啟用的公社酒店，所謂酒店其實也就是一幢用土牆砌的房子，大門進來有個比較大的大廳，邊上隔出兩房間，往後就是廚房了。天花板上開個口，架一梯子就可以當閣樓使，我當時就睡在那閣樓上，演員們分男女分別占了樓下的兩間房。由於宣傳隊的演員們也大部份是下放知青，有好幾位還是我同學，故大家都相處的非常融洽，平時他們排練節目時我就畫我的宣傳畫。
有一天的夜晚，一陣喧鬧把我給吵醒了，迷糊中只隱約知道有幾人把一人押上我睡覺的閣樓，因為當時天氣還很冷，人在被窩裡動都不願動，也沒在意，又迷糊睡著了。一陣陣的掙扎，喘氣聲把我給驚醒了，我披上棉襖坐起身來用電筒往發聲處照了過去，只見一人吊在梁上兩眼還不斷的抽動，這一下我徹底清醒了，我大力拍樓板，一邊大叫：“猴子，猴子，快上來，這裡有人上吊了。”猴子是我同學也是宣傳隊的跳舞演員，下邊的人還不相信，叫我別吵。我又喊了幾聲，才見猴子和另一同學褲子都沒穿，披著大衣拿著匕首從梯子爬了上來。這時我已穿好衣服，我們三人就七手八腳的把上吊的繩子割斷，把人放了下來。然後就忙著替那人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麼擠壓胸，怎麼口對口吹氣，都是只有出的氣，沒進的氣，看來人的確是沒救了。我們下樓，在這房子住的宣傳隊員們全起來了，邊議論邊猜測，這上吊的到底是什麼人，邊等著天亮好去向公社彙報。天一亮，猴子上公社去彙報，我因為要趕回大隊開會，所以也就先走了。
從大隊開完會，趕回公社，天已經黑了。一進門我電筒一照，我整個人傻了，只見樓下大廳那上吊的死人被放在門板上，而房內所有的人都不知去向了，我爬上閣樓一看，我的被褥等行李都還在，也就是說，他們把我一人扔下陪死人了。那時的鄉下是沒通電的，一到晚上，天一黑到處也就烏燈瞎火，更何況是天寒地涷的季節，上那找人問去啊?昨晚一夜沒睡好，今天又走了來回幾十裡的山路，人實在太累了，疲倦克服了恐懼，不管了，上去倒頭也就睡著了。半夜一陣吵鬧聲又把我吵醒了，這時我真是恐懼之至，雖然不怎麼信鬼神之說，但小時強屍電影及小說還是看過不少，真怕是那死人成了強屍。我一手緊握隨身帶著的匕首，另一手握著電筒。兩眼緊盯那樓梯口，心想，只要強屍出現就撲上去拚了。就這樣度日如年似的，慢慢聲響沒了，又不知等了多久，終於迎來了第一聲的雞叫聲，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小時聽老人說，不管是什麼鬼，在第一聲雞叫時，就必須回到陰間去。天色一放亮，我立即下樓。下樓一看混身汗毛都豎起來了，因為死人不見了，看來，的確是變成了強屍。我很小心的一間間房搜了過去，最後，在屋後的的曬穀場上看到了用曬席蓋著的棺材，這才徹底放心。
我找到了宣傳隊新搬的住處，公社所在地的祠堂。我也就趕緊收拾行李搬了過去。那上吊的人，是外鄉的，具體什麼地方人也沒弄清楚，只是因為在公社的小商店買東西時，因為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那時在農村用十元票還是比較少的)，又是外鄉口音，而被公社的民兵盤查，身上又沒介紹信之類的身份證明。所以也就被關押，放在我住的那閣樓，準備第二天送縣上的。那知他也就自殺了，所以，人人都說他應該是逃出來的壞人，自絕于人民，死不足惜。不過，那一晚應該是我有生以來所渡過的最恐懼最漫長的一夜。
69年的冬天，全國《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我所在大隊接到修戰備公路的任務，組織了由農民和知青組成的民工隊伍，委派我帶隊。我其實內心並不想去，但是檔不住新調來的排長一頂頂高帽往我頭上載，思想工作從晚上做到天亮，其實，我知道他是看我不順眼，想把我調開，因為他剛調來就經常晚上找女知青到他住地談心，美其名曰：“掌握思想動態。”我們幾個男知青經常在他找人談心時故意在他門外大聲說話，其實就是在警示他不要亂來。我那時年青，熬不住夜，終於答應了。那修路的地方可是深山老林，走的路和電視上的蜀道差不了多少，在這種地方修路，那艱苦可想而知，每天腰繫繩子，吊在懸崖上，手掄12磅的大錘打炮眼，心還沒練紅，手臂倒是又紅又腫了。知青對出公差沒經驗，所以飯的佐菜沒有準備，香煙也沒多帶，身處深山，有錢都沒處買。農民們倒是都準備了用竹筒裝著滿滿的幹小魚辣椒什麼的，農民一般也不抽香煙，而是抽自己種的煙葉弄成的黃煙。一開始，還可以用錢向農民調劑一點，但是長貧難顧，過了幾天，那怕出再多的錢，農民都不肯賣小幹魚和煙絲給我們了。於是只好強忍著煙癮，天天吃鹽水泡飯。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每天起床，被子上都有一層霜，農民都在說，看來就要下大雪了，到時大雪封山，那就得等開春才能出山了。這時，知青們都坐不住了，工地上好幾個大隊的上海知青開始串聯，準備逃跑。這事被我知道了，我找了他們領頭的談，要求他們別跑，我來向上面要求換農民來頂替。當時農民是很喜歡出民工的，因為除了生產隊要照記工分外，一天國家還有8毛錢的補貼，這對當地一天十分工才值五毛錢的農民是很不錯的優差。我打了一份報告給大隊寄去了過，但是遲遲得不到答覆。在報告寄出後的第十五天，再不走就真的要大雪封山沒法走了，於是我帶領我的知青民工隊伍打道回府。回到大隊，也沒挨批評，就像沒事發生一樣。原來大隊派出接替我們的民工早在我們回來的前一天出發了，而我們在回來路上在縣城大吃了一頓，住了一晚才回來，所以大隊都不知道我們是提前走的。
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回來沒多久，因為修水庫，會把老縣城給淹了，又需要民工去建新縣城。紙是包不住火的，上回修路帶隊逃跑的事很快讓公社知道了，說是給我一個將功續罪的機會，又要我帶隊去建新縣城。這次由於工地就在縣城附近，所以主動報名的還真不少，特別是上海知青。
這回可是優差，位處縣城，伙食比起深山老林真是沒法比，簡直就是上了天堂，晚上還可以經常上電影院看電影，雖然來去都是那幾部『地道戰』、『英雄兒女』還加上革命樣板戲，西哈努克親王訪問這訪問那的記錄片。那時的感覺絕對比現在看好萊塢大片更好。但是，好景不長，上海知青就是闖禍的坯子，一次在看電影時，我隊的上海知青搶了縣京劇團人的軍帽，縣電影院可是人家的地盤，當時在放映的途中就沖進了幾十人，和我們打了起來，那晚我們人少，吃了虧。第二天，我們就把縣民工中的知青，還有縣城附近的知青全串聯好，第三天大隊知青就浩浩蕩蕩手拿棍棒開進縣城，縣京劇團的人都已聞風而逃，於是滿城大肆搜索，這陣勢，直把縣城弄的跟鬼子進村一樣，連百貨公司都嚇得把大門關上，但是當天晚上，我們這為首的幾人就在睡覺的工棚被公安局給抓了。在公安局我寫了三天的檢查，都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才被通過放了出來。一出來就接到命令，所有知青民工全部打道回府。
回去後，公社就針對這事件開了個批鬥會。批鬥會上雖然是指名道姓的批鬥我，可是我倒是坐在台下，站在臺上被掛牌子低頭認罪的卻是平時表現不大好，家庭出生又不好的幾個知青。這事，隔了幾十年，每次我們公社知青聚會時，那位在臺上挨鬥的上海知青總會憤憤不平的提起這事，批的是我鬥的卻是他。
接下來又出了一些事，公社有一個大隊的支書和女知青上床被那大隊的男知青抓了現行，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又有一個大隊的上海知青被槍斃，罪名很簡單：“現行反革命，行為是對現實不滿，好逸惡勞。”原來『好逸惡勞』也可以是反革命行為，這事在知青中引起的震撼比較大。
第一批離開的下放知青，都是父親在部隊上的關係帶走的，接下來就是家中走了後門招進工廠的。我有幸，不知那裡打了招呼，給了我一個工廠指標。
那一天，天快黑時，公社來了通知，要我馬上前往公社，也沒說是什麼事。我一個要好的同學就陪我一塊摸黑上路，由於天已經黑了又是春天，怕小路上蛇多，就選擇了走機耕道，也就是拖拉機道，比小路要寬的多，但是要遠上幾裡路。那天晚上有些月光，我們也就沒用手電筒照著路走。走在半道上隱約見到銀色的路面好像佈滿了牛糞，正要一腳跨過去時，我用手電筒照了一下。幸好這麼照了一下，不然『紅屁股』到此也就結束了，那可不是什麼牛糞，都是一團團的銀環蛇，要是一腳跨了過去，那非去見上帝不可。我那同學之前是被蛇咬過的，曾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見了這陣勢，當場就腳軟走不動了。還是我這沒被咬過的膽大一些，路邊撿石頭遠遠扔過去把那些蛇趕走。
到了公社，才知道我總算被再教育好了，畢業了，成了光榮《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老大哥中的一員，我被調到一個處在山區的小鋼鐵廠。
很是失望，到廠報到之後，並沒把我加入工人階級隊伍，而是成了一個拿33元工資的26級幹部，分在廠政治處，具體工作是管電影隊，廣播站，和出壁報這一塊，又回到了宣傳工作。這樣工作了幾個月，再我堅決的要求下，廠裡終於同意我去當工人，而且還是到我喜歡的翻砂車間當造型學徒工，條件是工廠的壁報還是要我負責出，工資也就由33元降到18元的學徒工資。（第一章完）
一個「紅屁股」的基因變異(第二章)
「紅屁股」經過強烈要求，由每月拿33元工資的幹部成了每月拿18元工資的翻砂車間造型學徒工。但畢竟是正式的光榮《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老大哥中的一員。那時，「紅屁股」連走路都是挺胸突肚的，有時還橫著走。因為這學徒工是有點特權的學徒工，由於我負責廠裡的壁報工作，於是我就盡量利用星期天或晚上以加班的形式來出壁報，這樣就可以拿到很多補休。當補休集到一定天數，我也就進城休假去了。每兩個月總是能有七到八天的休假日。
翻砂車間有好幾個由知青工人，而且都是因家中有背景而通過後門上調工廠的，所以也比較調皮，我們這個小團伙，惹老工人倒不敢，但是難免打打群架，欺負一些農民出身的工人，遇事也喜歡起哄，把小事弄成大事。
有一回，在食堂打菜，買了一份2毛4分錢一份的白菜燒肉。結果這份菜只有薄薄的兩小片肥肉，就此事，和食堂的人吵了起來，那食堂主任從打菜的窗口把頭伸出來，說了一句：“吃不起就莫吃”。當時我就一拳把他的腦袋打縮進去，那天我們不走，食堂的人也不敢下班，怕一出門就挨打。
但是也有吃苦頭的時侯，有一回大冬天的晚上開爐澆鑄，我們澆鑄完後就把裝水的鐵桶放在裝過鐵水的澆鑄包內，不一會鐵桶的水就會燒開，用來洗澡，反正翻砂車間內都是男的，大家也就在車間洗澡。但是剛洗鑄過的車間，滿地都是澆鑄時溢出來的鐵水，其邊沿都是非常鋒利的，特別當剷成堆時，簡直就是一座座小刀山。那天，我跨過一個小堆時，一不小心，腳面上被划了一下，一下就見骨了。同事們馬上就把我背到廠醫院，當時我身上就穿一內褲，那內褲還是濕的。醫生叫一女的小實習生來替我縫針，她就在邊上指導，也沒打麻醉藥。就這樣我那可憐的腳，成了她的實驗教材，縫20多針的傷口，足足給刺了一百多下，刺進去了，說是位置不對又拔出來再刺過。身上又冷，腳上又痛，這滋味雖隔了幾十年，每當想起，那傷口還會隱隱作痛。
這次腳的受傷導致不能行走，我最好的同事天天背著爬幾層樓梯我上廁所。這位同事由於家庭成分不好，非常怕事，他父親解放前是鷹潭地區的美孚石油代理，剛解放就被槍斃了。他母親帶著三小孩逃到南昌艱辛的活著。他非常聰明，這成份能從知青成為工人，個人之努力及艱辛付出可知，後來又考上江西財院，我90年到南昌投資時，他在江西鍋爐廠財務科，經我推薦給省投資公司老總，調到省投資公司財務部門，可惜95年到贑州出差查帳，回南昌時由於是快過年了，司機趕夜路，他又喜歡坐副駕的位子，結果司機把車子撞進了停在路上拋錨而不設警告信號的大貨車底部，整部車頂連他人頭都沒了。幸好省投資公司對他家也非常照顧，現在他老婆（上海知青）和小孩都在上海，生活幸福快樂。
過段時間有大學開始招考工農兵學員的消息出來了，我那時在翻砂車間，對球墨鑄鐵著迷，找廠𥚃的工程師借了很多資料來看。按招生條件，我完全合格。但是遲遲都沒找我考試，直到廠裡把倆工人送武漢鋼鐵學院，那天我才知道。那倆人是廠革委會付主任和常委的小孩，一男一女，文化程度是小學未畢業。這件讓我非常失望，想不到那兩位當領導的竟然公開用權謀私，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家𥚃要我回國的目的就是上大學，看來此路不通了……思來想去，決定離開大陸。70年後在僑生就流傳了，僑生只要是國外的父母，或家人提出要小孩回家繼承遺產或家族生意都可以提出出國申請。問題是一定要有國外的家信提出申請。而我家𥚃肯定不會做這事，甚至強烈反對。而且一旦提出申請，意味著你將來的政治生命也結束了。此事我與我弟商量後他也同意走，兩人同一時間向自己所在單位申請。現在的難題在於提供申請家書，怎樣才能讓當局相信。此事有一位僑生同學的哥哥字寫的非常好，完全可以仿我家書的字跡，就由他造了一封假信，然後放在以前家書的舊信封，因為很多印尼寄來的家書都是托人到香港或廣州轉寄的，難度不大。我把申請書交給廠革委會主任之時，由於是封著的，當時他收下也沒說什麼。但是過了兩天主任就找我談話了。他姓王，八十年代當過南昌市市長，叫什麼名字我現在忘了。那時年輕，談話中我把上不到大學是主要原因當透露了。他馬上說廠裡已經有安排推薦我上美院。我說我不上美院，我堅持申請出去，他也代表廠同意把我的申請轉給縣公安局往上報。我弟弟申請後，很快就批下來了，那時我陪我弟去省公安廳領出境通行證（那時就是發這種證，一張對折護照大小。）接待的公安是6011部隊（程世清的部隊），態度很好，敢抽我們遞給他的好香煙。說沒收到過我的申請，估計卡在單位或縣公安局，叫我去問單位或縣公安局。我回去一問，結果是卡在單位政治部，就是我剛分配到單位時的部門。那位科長我也熟，我直接找他，他切做我的工作要求我留下等美院通知。我直接拒絕了。無奈他只好答應盡快把申請交縣公安局。然後我的工作就是一有時間就往縣公安局跑，不過縣公安局態度並不友好，不肯透露進展，說這是機密。就這樣拖了我近半年，我弟弟領證後，（把家裡給我們的生活費用，兩人是共用一個戶口，一個印章就行了，由於我單位是在大山裡，而我弟的單位是省航運局。所以圖章就交他保管。他把所有存款約一萬多人民幣，由於我倆都有工資，平時不會動用這筆款項。帶著一班玩的要好的僑生朋友，全國游山玩水，交通乘飛機，住賓館…硬是把這筆錢花光了，此事我領證後找他同事拿存摺時才知道。）他比我早四個月去香港。這一下把我的出境旅費預算徹底失算了，逼的沒法，跑舊貨商店把手上戴著的梅花錶賣了70元，又緊急打電報給我在福州的堂哥，要他電匯給我50元人民幣。這樣才凑夠路費及換100港幣的錢。
紅屁股基因終於突變了……不過還是沒變成藍屁股，只是不那麼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