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 （二）
急惊风碰上慢郎中
第二天，广州如期开会，讨论的中心议题当然是北伐。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把那一套大佬们耳朵都听出老茧来的说辞重新又陈述了遍，所着重强调的大概意思就是如今的形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广西出兵败绩事小，到时候引来两广受迫，时则事大，望诸位慎重考虑云云。李宗仁这番话，大家伙都听了很多遍了，最多唏嘘一下，感慨一下，要真正打动这帮人，实为困难——接下来就看李济深的了。李济深依言而行，在李宗仁发表完意见之后，立即站起讲话，上来嘛，总归先是德邻公所言中肯之类的场面话，接下来，立即切到了要害，说第七军（桂军）已经行动起来了，唐生智也已附义，此乃天赐良机，我决定把第四军张发奎和陈铭枢的两个师派到湖南战场去，并打算让叶挺独立团先行一步。然后嘛，就说既然第七军、第四军都愿为了革命，为了总理遗志而牺牲，诸公是否也念袍泽之情，也牺牲一二，共襄盛举？
李济深这话是将了列席各位一军，而且将的恰到好处。李济深的第四军是粤军，素来是国民党劲旅，他们都表示要北伐了，那那些客居广东的所谓客军，尤其谭延闿、程潜这俩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还好意思继续推诿吗？这一军将的，自然让各位客军将领再也说不出个不字，即便心里头还是不乐意，但是到了这份上，再不乐意也只能乐意了。当然，李济深将的还主要是蒋介石的军，蒋介石当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军事领袖，口口声声喊着革命，又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如今手底下的人都拿出实际行动说要革命了，那他这个领袖还好意思落于人后？再者说，李宗仁和李济深话说的都冠冕堂皇，这时候再有啥私心小意，岂不被人看轻了？于是，当李济深这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列席诸位都开始唱起了革命的高调，于是，北伐之议终得到了列席代表的一致通过。
当然了，横竖先出兵的是第七军和第四军，老几位被逼上梁山之后，还有时间继续观望——如果两支部队打的好，他们当然也赶紧出兵分杯羹，如果打得不好，到时候开个会说从长计较，横竖亏不了自个，因此，北伐的决议虽然通过，但也只是原则上通过，具体时日还没定下来。李宗仁当然心急火燎，中央不把日子定下来，他入湘的桂军就依然前途未定，可是呢，偏是急惊风碰上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李宗仁也隔三差五去催促老蒋，但老蒋的态度，却依旧有些踯躅，还对李宗仁颇有些意见，认为他不识内情。其实老蒋也难，此次北伐，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而他如今呢，又处在左右对立的漩涡中心，右派对他既拉拢又防备，而左派呢，自从中山舰事变以来，就跟他闹僵了，如果此次北伐不能一鼓而定，老蒋的前途，就算是交待了。老蒋所指的内情也大抵就是如此，此次北伐，于他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有些犹豫也是当然之事。所以说，其实桂军的前途不在中央手里，而是在自己手里，只有自己打出了个样子，中央才能顺水推舟。那么，湖南如今是个什么情形呢？
吴佩孚虽然已经宣布要插手湖南了，但是呢，子玉自从直奉二战下野之后就诸事不顺，这阵子正跟国民军在南口杀的难分难解，原本是指着速战速决的，如今打了半天还是未决，如此一来，手是插了，兵却没到。如今吴佩孚盯着华北，瞄着湖南，分心二用，更要命的是，这俩地方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所以，吴佩孚插手湖南能体现他为人奸猾吗？真要是高明的政客，能在这当口来湖南趟这趟浑水呢？还是的，吴子玉虽然是条真汉子，但是他这种性情，运气好的时候倒也不妨，运气不好起来，在政治上，也就是四处碰壁。因此，吴佩孚真正在湖南的兵力也就是余荫森一个师，剩下的，也就是赵恒锡留下的那点家底，贺耀祖、刘铏以及叶开鑫的三个师，至于江西方面的唐福山、谢文炳之流，也就够擂鼓助威的，因而别看三路合围，架势很足，其实嘛，呵呵。
但是，即便只有赵恒锡这点家底，唐生智对付起来也颇感吃力，在1926年5月中旬，即便当时桂军已经到了一个团，唐生智还是不免败退衡阳——而且，当时北军气势正旺，眼见着衡阳也不可守。在唐生智被逼甚急之时，一方面向叶开鑫讨饶——当然主要是为拖时间，另一方面已经将给养辎重向湘桂边界运送，就等着万一战况不利，直接退入广西了。好在钟祖培率桂军另一团于5月28日抵达了衡阳，并于次日配合唐军何键师将猛攻左翼的贺耀祖师击退，才算解了唐军左路之围。唐军左路安定下来之后，中路军本来被攻甚急，闻听左路大捷，方才士气大振，而北军则以为对方大股援兵已到，便不敢再行压迫，于是，中路总算也稳住了。在右路，由于叶挺独立团在6月5日兵出攸县，取得大捷，也正式稳住了局面。如此，原本被北军压迫甚急的唐军由于南军驰援甚速，这才算是转危为安，唐生智也才敢于6月2日就任第八军军长。
湖南局势陡现转机，国民党中央的这群头头脑脑们总算是觉得北伐或许有戏了，于是，在叶挺独立团攻占攸县的当日，中央这才发表老蒋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命令，并正式宣布北伐。但是呢，即便到了此地，命令都发布出去了，老蒋却还在那观望——明摆着的，拖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9日他才正式上任。老蒋之所以迟迟不上任，讲穿了，是怕担责任嘛，因为当时两广驰援湖南之后，吴子玉好歹也拿出了些家伙什出来，中路军由宋大霈担纲，帮忙叶开鑫和余荫森进行正面作战，而右翼由王都庆率领，至于左路，则依然是唐福山和谢文炳，在此之外，董政国带两个旅作为后备，于是这仗也就犹未可知了。大家想必看这些人名觉得眼晕，无所谓，好些个龙套，大家就当ABC代号处理即可，不必非得记住。
那老蒋为什么在7月9日就敢上任了呢？因为此时桂军胡宗铎已率李明瑞旅、杨腾辉、陶钧团赶到了永丰一线，而张发奎和陈铭枢这粤军两个师则已进抵攸县，加之唐生智三部，于7月4日围攻长沙，而终于7月11日占领了该地。局势有利，老蒋自然得讨个彩头，趁着要胜而未胜的当口，赶紧就任，两天后取下了长沙，不说老蒋指挥有功嘛，好歹也说老蒋这个总司令就任激发了前方将士的士气，总之，老蒋于北伐军攻取长沙，好歹薄有微功。瞧瞧，老蒋能算计吧，这总司令当的，这时机把握的，不服不行啊。
再回过来说李宗仁，李宗仁在广东那段时间除了见了些国民党要员，也见到了些共产党人。李宗仁虽然对国共党内合作态度颇属消极，甚至对共产党顾虑重重，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党的这些党员真是一腔热血扑在这革命上，朝气蓬勃，均属不凡。当然，政治这东西就是如此微妙，李宗仁越是觉得我党这些党员不凡，就越是对我党严加防备，当时北伐军各军都有共产党人在内，唯有第七军对共产党人非常排斥，甚至李宗仁还将第七军原本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黄日葵临时撤换，总之，李宗仁已经在内心里将我党当成了假想敌。另一件让李宗仁颇觉不爽的事就是白崇禧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蒋介石想拉拢白崇禧，这点李宗仁是明白的，实际上，当老蒋跟他提议此事之时，李宗仁也老大不乐意，还劝白崇禧拒绝此议。但是呢，白崇禧此人虽是军事奇才，但正如后来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他不懂政治，一心建功立业，却忽视了李宗仁的感受，慨然接受了任命，当时李宗仁业已离粤返桂，听闻此报，这五味杂陈，自也无需多言。
琐琐碎碎的讲了这么多，北伐总算是搞起来了，至少出师见彩，搞定了长沙，如此一来北伐的路线问题，当然各方面又得碰个头，好歹在长沙开个会，想想接下来怎么进一步建功立业了。
我要当老大
国民党所谓北伐，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说实话也嚷嚷了很多年，最后基本是雷声大雨点小，一般就是在临近的湖南等地小打两仗，然后出于各种原因鸣金收兵。此次国民党北伐，别看好像场面搞挺大，一开始也整了八个军，但是，这八个军里头，真正说能战的也就是粤军第四军、桂军第七军以及湘军第八军，有人说老蒋第一军？或许吧，至少现在还没露脸，无法判断。至于谭延闿、程潜以及朱培德等人的军队，敲敲边鼓大概还是合格的。因为这个关系，一开始民国各界——包括北洋的老资格政客在内——压根就不觉得这支北伐军能干出啥惊天动地的业绩来，不过是当成跟孙中山时代一样的例行演出而已，但是，吴佩孚很快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孙中山时代的北伐往往越打越衰，而此次，却正好相反，越打越盛。
吴子玉觉得问题严重了，想赶紧把南口的战事了了，从北方抽调精兵来进行决战了，但有人却依然如在梦中，此人是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孙传芳也隶属直系，此时已是北洋中跟吴子玉、张雨亭相提并论的人物。孙传芳有野心，一心自立门户，自打在驱奉之战声名鹊起之后，他就老想当个一号，但是呢，在直系里头，孙传芳还算是个小字号，上头有个吴佩孚压一头，所以，要当一号，该咋办呢？最直接的，吴佩孚完了，不就轮到他了？不过，吴佩孚怎样才能完呢？无非两个办法，一个孙传芳自己动手，另一个嘛，借刀杀人。孙传芳自己动手，一是风险太大，未必干得过，二是孙的部属大多是直系宿将，对玉帅向来敬重有加，他们也不愿意真跟玉帅翻脸，所以，这条路算是绝了。因此，孙传芳这点当一号的私心小意，只有一个可能可以达成，没错，借刀杀人。
如今孙传芳烧香拜佛扎小人，一片虔诚终为天知，孙传芳这还没去借刀呢，刀柄已经握在手里了——国民党找上吴佩孚的麻烦了。因此，孙传芳的路线图是，国民党与吴佩孚干了个两败俱伤，然后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咧，民国第一人，舍他其谁？如果再干笑两声——绝妙的电影剧本！孙传芳这算盘珠子又噼噼啪啪响起来了，算了半天，总之就是甭管国民党和吴佩孚干成啥样，对他绝没有坏处——国民党赢，孙传芳连孙大炮都不怕，还能怕这些后辈？吴佩孚赢，大不了接着当老二，于己无损；两败俱伤，那就是老天保佑了。乍一看，似乎孙传芳算无遗策，这次国民党跟吴佩孚干架，对他而言，怎么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深一看，问题来了——如果国民党赢了，孙传芳怎么保证自己干得赢国民党？孙传芳认为能干赢国民党，无非是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心理暗示，但是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说穿了，这是孙传芳在意淫。
我们说，在乱世之中搞政治，最要紧的就是对局势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则是基于对自己以及对手实力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一旦对各方实力的认识出现偏差——高估或者低估，最终都会影响到判断的准确性。就如我们前面介绍沈鸿英和新桂系双雄争霸，沈鸿英之所以落败，说白了，还是因为低估了新桂系的实力，要是他认识清醒一点，先取守势，然后等待唐继尧滇军入桂，分兵合击，则胜负未可知也。此次北伐，孙传芳就犯了跟沈鸿英类似的错误，那就是用老眼光来判断对手——沈鸿英用老眼光来看新桂系，而孙传芳则用老眼光看国民党，殊不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经验主义是要害死人的。孙传芳很快就会为他的隔岸观火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将要上演的戏码不是鹬蚌相争，而恰是唇亡齿寒。
我们再回到北伐军方面来，在攻取长沙之后，国民党各方要员在长沙会和，商谈下一步的进兵路线，当时的意见，一是北上鄂省，攻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将孙传芳赣苏浙闽皖五省三面包围，二是西取赣省，意在稳固广东根据地。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显得有些无厘头——从军事地位来讲，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自古兵家必争的荆襄地区必然比江西重要得多；从政治角度来讲，眼下国民党跟吴佩孚决战已成事实，再由湖南转道江西，舍吴佩孚而攻孙传芳，相当于逼迫吴孙联盟，不符合各个击破的政治要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却好像有些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因为他在长沙会议上便是拿出这个意见付诸讨论。蒋介石当然不傻，即便他的军事能力历来为人诟病，但也不至于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那么，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问题的核心既不在吴佩孚身上，也不在孙传芳身上，而在一个大家经常会忽略的人身上——唐生智。唐生智在危难之际投靠国民党，似乎双方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小唐虽然对革命不甚了了，但在北伐一节，也是尽心尽力，那问题出在哪呢？这里就要佩服老蒋的政治敏感性了，他担心的倒不是唐生智会背叛北伐军，而恰是怕唐生智坐大。如果先取武汉，那么这将是北伐军主力与吴佩孚主力的决战——而且攻击重心极可能在第四军和第七军上，一旦成事，唐生智第八军很可能坐享其成，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而后坐拥两湖，对老蒋在国民党内首席军事强人的位置构成强势冲击——如果唐生智再跟旅法未归的汪精卫结盟，那这个联盟更将让老蒋难以应对。相反，如果先取江西，那么第四军和第七军势必转道，而唐生智则将与吴佩孚主力正面交锋，不论胜败，最后也落个半死不活，到时北伐军再取湖北，就不用怕唐生智会借势坐大了。当然，老蒋的这些担心，其基础是小唐有不臣之心，那么，唐生智究竟是何等样人呢？
我们且不论老蒋用人如何，但必须承认，老蒋看人的眼光绝对是民国的翘楚，他对唐生智的判断，实在是太过准确，没错，唐生智确有不臣之心。小唐年少得志，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师长，而在三十出头更已经是一省长官，如今的唐生智，正是青春鼎盛，朝气蓬勃的时候，政治生涯又那么顺，有点雄心壮志，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唐生智和唐继尧是同一类人，典型的乱世军阀，没啥新思想，对所谓革命也没啥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俩旧军人还有一共同点，就是都好个排场，唐继尧就不用说了，当年五省联帅进重庆，那个架势，而唐生智呢，虽然加入革命后有所收敛，但手下可还没学会收敛。
唐生智有个亲信刘文岛，在小唐受攻甚急之时派去两广联络，在广州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职位品级，那是一点都不愿吃亏，甚至开着会都要嚷嚷，一点不嫌害臊；这也罢了，这人还是个马屁精，什么对唐生智要如儿子孝敬老子这样的话也能说出口，当然，这种人一准墙头草，出了事翻脸比谁都快，后来也确实如此；就在长沙来说，李宗仁有次出去散步，就看见他坐着四人大轿在街上大摇大摆，后来还是他眼尖看到了李宗仁，才出来打声招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啥样的主子就有啥样的奴才，唐生智跟这个刘文岛真还挺像，除了没那个奴性之外，对权位的看重，墙头草个性，以及好个排场啥的，都是活脱。所以说，唐生智这样的人，万不可让其得志，否则就是满盘是非。
当然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提防毕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心，说起来也只是小局，如今还有个北伐的大局，而从北伐的大局而言，利用孙传芳和吴佩孚貌合神离的关系则是重中之重，袭取荆襄，虎视东南同样也是重中之重。因而老蒋提出了这个意见，然后被李宗仁等人驳回之后，也未作辩驳，最终还是确定北上攻鄂的方案。但是，北伐军或者能够继续高歌猛进，能对吴佩孚和孙传芳各个击破，但是与之同时，却也在滋生一些全新的矛盾，毕竟，在这样的乱世之中，谁不想当个老大，谁又非得服谁呢？
铁军钢军
北伐进行至此，由于在湖南的战事中吴佩孚主力尚在南口与国民军鏖战，未暇南顾，因而北伐军并未遇到真正的挑战。然而，吴佩孚在民国早就声名在外，自护法战争兵出衡阳一炮打响之后，横行中华，未遇敌手——有人说直奉二战的惨败？那更多是因为冯玉祥半道反水罢了。如今吴佩孚也觉得北伐军这帮娃娃势不可侮，在赶紧结束了华北的战事之后，调集主力于潇湘一线，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如此，北伐军才算是碰上了真正的劲敌。到底姜是老的辣，抑或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湖北一战，便知端倪。
北伐军的部署，是以李济深第四军、李宗仁第七军以及唐生智第八军这三支部队作为沿武长路北上攻鄂的中央军；而谭延闿第二军及朱培德第三军，则在攸县一带监视江西，保护中央军右翼；中央军左翼则由第八军教导师以及袁祖铭黔军负责；而第一军第二师以及程潜第五军则作为预备队。当然了，袁祖铭我们是知道的，虽然表面上附义，但同时也跟吴佩孚纠缠不清，说是保护左翼，实际能不出乱子就说得过去了，而第八军教导师，真正的任务实际倒是监视这蛇鼠两端的袁祖铭。而当时的黔军，也仍在黔湘边境，就等着打秋风呢，这样的部队，是指望不上的。至于右翼军嘛，谭延闿本就是个文人，文人统御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而朱培德为人是挺和气，但是靠和气能打仗吗？所以说，此战成败如何，能指望的也不过还是第四、七、八三个军。
当时的北伐军正跟吴佩孚北军隔江对峙，而隔的这条江那是大大的有名——汨罗江。汨罗江为啥有名，典出何处，在此不予赘言，作为中国人都该知道的事儿，不知道的，就该自己检讨一下，想想为什么端午节会被韩国抢先注册。当然，北伐军大敌当前，也无暇品味汨罗江中的点滴，他们对汨罗江的态度非常的现实——渡江。中央军分为两路，唐生智第八军为左纵队，进攻浯口以西、营口以东一带之敌，而后取道岳州，进逼武昌；右纵队则由李宗仁指挥，所辖第四军和第七军，第四军的任务是攻击平江之敌，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汉推进；而第七军则于浯口南岸抢渡汨罗江，攻击平江以西之敌，而后循北港、蒲圻、咸宁和贺胜桥向武昌前进；三路部队各有联络，且休多言。
当时吴佩孚虽已决心倾力一战，但华北战事尚在收尾阶段，吴军精锐也未及南调，在湘鄂边境的武装仍是我上文所言的宋大霈、余荫森、董国政等部以及湘军三个师，杂七杂八合一块，差不多也得有个三四万人吧——战力另当别论。在北伐军下达总攻令之后，北伐军新胜，士气正旺，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而湘鄂边境新败的北军则不堪与战，未几便被北伐军突破。北伐军那是奋勇争先，比如第七军肃清当面之敌，于8月23日翻山越岭——顺便说句，平原出身的北军在山区的行动能力远不如少时便在山林成长的桂军——抵达北港之后，发现第四军居然跑到了前头，进入了原本规划是第七军的进攻位置——汀泗桥。此后只能将错就错，第四军和第七军交叉前行，自不多言。
汀泗桥是咸宁的南大门，也是进抵武汉的必经之路，该地总的来讲，四个字概括，易守难攻。该处三面环水，仅有粤汉铁路中的一段铁桥可以通过——即为汀泗桥，当时又是洪期，汀泗河泛滥成灾，各地一片汪洋，北军阵地虽东南两面地势较高，没有被淹之虞，但带来的问题是，北伐军必须仰攻。另外，虽然汀泗桥守军多为前线败退下来的残军，似乎士气消沉，但是有句话叫做困兽犹斗，如今湘鄂边境为北伐军轻松突破，汀泗桥天险实为不容有失，背水一战的北军，自然平添几分悍勇。地理环境如此，战斗形势如此，此战的惨烈自也毋庸多言。8月26日，汀泗桥之战全面打响，正如所预见的那样，第四军投入了6个团，交替进攻，而北军也以猛烈的炮火予以回应，一天内阵地四次易手，终是难分胜败。对于北伐军而言，此战务须速战速决，否则待吴佩孚调集援军发动反击，地理位置本就相对不利的北伐军则就难以支持了。当日晚上，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向军部建议采用夜袭偷渡之法，而独立团团长叶挺也建议由该团绕道古塘角，抄袭北军后路。于是，三十六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依据黄琪翔的建议，趁夜渡河，途中一枪不发，待至抵达阵地，方用刺刀拼杀，占领多处有利据点，并于拂晓突然发动猛攻，如此，北军方才阵线动摇，虽试图反扑，但终未能如愿，只能向咸宁方向撤退。此时，叶挺独立团也由古塘角抄袭后路而来，于是，原本还井然有序撤退的北军登时阵脚大乱，撤退便成了溃退。于是，北伐军终于8月27日占领了汀泗桥天险，并于次日占领咸宁。
汀泗桥一战虽然险恶，但也称不上决战，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在贺胜桥。此时吴佩孚主力终于南下，抵达了贺胜桥，而于丢失了汀泗桥的北军而言，贺胜桥是最后的险隘，如果守不住，那就只能孤守武昌城了，吴佩孚深知兵机，当然不愿陷入孤军守城的绝境，因此，非但是精兵悍将集于贺胜桥，他自己也亲抵该处，阵前督战。此时的贺胜桥有北军十万人，既有南下的精锐，又有败退的残兵，装备也称优良，而北伐军则只有第四军和第七军两军，实力对比，高下立见。北伐军在咸宁召开战前会议，最终决定由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及第七军胡宗铎所率第二、七两个旅沿铁路前行，攻击贺胜桥正面，而夏威则率第七军第一、八两个旅出咸宁东北，自王立本攻击贺胜桥东侧。
正面作战的第四军最先打开缺口的是自汀泗桥战役后打响了名号的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士气方盛，也顾不得许多，率先冲突而入，向桃林铺发动攻击。叶挺孤军犯境，从军事角度而论，实则勇悍有余，计较不足，极易遭到围歼，只是叶挺部杀红了眼，勇悍难当罢了。果然，吴佩孚很快指挥部队攻击叶挺部侧翼，预备实施包围，所赖第十师蔡廷锴二十八团以及第十二师黄琪翔三十六团奔赴驰援，独立团这才避免了可能遭到围歼的窘境。三个团奋勇进攻，终突破了北军桃林铺阵地；与之同时，第七军攻占了王立本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发动猛攻。在战斗最激烈时，甚至两军将士向炮火最密集处进行冲锋，勇悍如此，北军也为之胆寒。当时吴佩孚组织了大刀队，临阵督战，有后退半步者，均立斩不赦，北军慑于军威，初时尚狂乱射击，但看到北伐军迎面强上的悍勇之后，不免气为之夺，数万人向大刀队做反冲锋，夺路而走。
贺胜桥之战最集中展示了军事作战的最高定律——两军相逢勇者胜。北军的顽强多慑于军威，究属被动，而北伐军的悍勇而出自历战皆捷之士气，实为主动，以主动攻被动，虽兵少将微，也是挡者披靡。此战之后，吴佩孚主力被击溃，大势已去，而北伐军则奠定了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牢牢掌握了战事的主动权。因为第四军以及第七军在此战的勇猛表现，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而第七军也赢得了钢军称号，只是后世但知有铁军，不知有钢军——个中因缘，心照不宣。于是，吴佩孚只能困守武昌，做最后的努力了。
第四军与第七军屡遭恶战，自然中央军的另外一路第八军当然便宜占尽，唐生智所部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轻轻松松的前行，沿路还遇到了大量吴佩孚部溃军——当然，这更是便宜了，收编缴械，不在话下。粤桂玩命，湘人发财，这便是北伐军湖北之战的写照。当然，湖北之战还未结束，还没到清点战场，看谁捡了便宜，谁吃了亏的时候，毕竟，吴佩孚还有座武昌城可以守，虽然大势已去，但是历史上守城守个好几年的不也比比皆是吗？
攻城
攻城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就是一大难题，且不论当年当者披靡的蒙古铁骑围攻襄阳长达七年方才因襄阳守将开城投敌方告突破，就说我的家乡江阴，当年满清入关何其悍勇？但是小小一个江阴城却让清兵吃足了憋，在阎应元率领下，居然以10万义民对抗24万精兵长达81天，更关键的是，还让清兵付出了7万5千余人的伤亡代价。这里我倒不是自夸先祖辈们有多英烈——虽然确实有这个意思吧，我想表示的是，只要城垣坚固，防守得当，众志成城，在攻城战中，占据主动的就是守方。当然，现代化战争又有不同，飞机大炮上去一通猛轰，把城门打开个缺口，然后再行厮杀，那自然是顺当多了，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北伐军要围攻武昌，虽然不再是冷兵器时代，但北伐军却也没有飞机大炮这样够分量的重武器，所以说，攻城还只能用老一套——架梯攀援。
即是如此，北伐军围攻武昌，就是相当的吃亏，武昌自古军事重镇，防御工事之坚固自不待言，要是徒以血肉之躯实施不惜代价的仰攻，那基本是代价肯定沉重，至于结果，那就天知道了。实际情况呢，也确然如此，贺胜桥之战后，第四军和第七军就抵达了武昌城外，然后李宗仁也觉得两军正在势头上，想借势一股作气拿下武昌城，于是便命令马上攻城。攻城的办法嘛，也就是架梯，结果呢，武昌城垣太高，梯子高度不够，就算好不容易在守军炮火下跑到了顶，却愣是登不上城，如此一来，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第一次攻城就无功而返。 次日晚上——9月1日晚，当时老蒋派来了增援部队，刘峙所率的第一军第二师，至于为啥这当口把嫡系部队派过来，我们得说道说道。武昌的军事意义不用说了，除了重大之外，好像也没别的词了，此外，政治意义同样非凡。历史上来讲，民国创建就是武昌打响的第一枪，这个象征意义当然还是重大，老蒋自己的嫡系部队参与攻城，如果运气好立个头功，这个彩头那是大大的，老蒋别的不会，讨彩头嘛，那是一等一的。不过，这些在我看来还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武汉极可能成为民国首都。广州位处南疆边陲，虽然富庶，但毕竟不适合再当都城，当时国民党北伐期间内部讨论，也觉得武汉最合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两湖实力最雄厚的是唐生智，而唐生智呢，又是刚附义不久，要是被他把住了武汉，那老蒋不就相当于寄人篱下了？他能乐意吗？所以呢，老蒋把刘峙派过来，表面上看抢个功，博个彩头，但以本人看来，其真实目的极可能是就地控制武汉，监视唐生智，为老蒋入主武汉打个前站。
不过，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老蒋算的挺好，但是无奈老天不配合。就说刘峙来了吧，李宗仁一看情况，觉得军队士气正盛，又有援兵，前次攻城失利主要是梯子质量不够，这次改进改进，武昌城不难破矣，于是，进行第二次攻城。这次梯子质量高了，特定买来的两丈高一支的毛竹竿，然后两支接一支，搞个三四丈长的梯子，这次够用了吧，你有能耐爬到梯顶，就上得去城，好，现在开打。结果呢，老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新问题，就是梯子太笨重，架设颇为不易，守军炮火又极端凶猛，常出现的情况是，梯子没架牢——大家知道当年都有护城河的，城壕很深，架梯子也不容易的，架梯子的官兵都被突突掉了。于是，第二次攻城，死伤惨重自不待言，结果也很悲剧，于是只能作罢。
李宗仁接连两次攻城之后，算是深得其中三味，知道武昌城要靠强攻，无非就是多死几个人，想要攻下，那是难于登天——于是，该咋办呢？守城最怕的是什么？没错，就是内鬼，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一边在那守得起劲，另一边却跟对手暗通款曲，那这城也就守不下去了。李宗仁呢，当时手里也握了这么一条线，当时驻守汉口的有个叫刘佐龙的师长就跟李宗仁商量投诚一事。而且大家想必还注意到了，北上攻鄂的有三支部队，现在只有第四军和第七军到位，那第八军哪去了？第八军当然也在努力中，前不久攻克了鄂城，如今正向汉口、汉阳逼近。这样一来，李宗仁就想既然死活强攻不奏效，还不如以逸待劳，围而不攻，搞到城内弹尽粮绝，再来个内乱啥的，武昌就搞定了，于是，决定休整不攻。
没想到的是，老蒋在9月3日到了武昌城外，跑过来二话没说，说趁敌人立足未稳，限期48小时，一定要搞定武昌城。同志们，啥叫立足未稳，李宗仁这都攻了两次城了，守军稳如泰山，如今老蒋却说立足未稳，这不笑话吗？当然，老蒋心急自有其心急的道理，个人认为，大概还是面子上挂不住，大家想，他一个北伐军总司令，北伐至此，功劳都让第四军和第七军给立了，他的嫡系第一军至此寸功未建，如此窘况，他何以服众？本来吧，他派刘峙来是别有深意的，结果现在深意啥的且休别提，武昌城如今攻不下，还谈个屁？所以说，老蒋觉得无论如何不能风头都让别人抢了，自己好歹也鼓捣鼓捣，于是，下令强攻。李宗仁及其所部虽然对此令颇不以为然，但是毕竟是总司令的军令，不能开玩笑，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第三次攻城呗！
第三次攻城嘛，自然没啥大区别，第七军被压制的很惨，守军居高临下，炮火轰鸣，头都抬不起来，还攻个屁？第四军那里也一个样，大家奋勇攀援，大多都是爬到半道被炮火给轰下来了，谁也没指望上去。但是呢，不知道哪来的消息，四七两军忽然听说刘峙那取得突破了，攻入了忠孝门，于是，士气也上来了，也不顾牺牲了，但是激动了半天，发现白激动了，因为压根就没动静——原本指望里应外合的刘峙部队，不知道哪猫着呢。老蒋也心急啊，亲赴城郭前线督战，表面上倒是很镇定，但看这情况，大概也是觉得希望寥寥，最终授意停止进攻了。
好在此时外围进展还算顺当，没几天唐生智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便在嘉鱼渡江，这当口已经逼近汉阳；而那位与李宗仁互通款曲的刘佐龙见势也反了他娘的，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向汉口的査家墩吴佩孚总司令部放了几声炮。吴佩孚当时还准备做最后一搏呢，没想到总司令部也吃了几颗炮弹，虽然极为不甘，但也知道大概是没啥希望了，在左右的劝说之下，无奈撤离了汉口。
査家墩是吴子玉自直奉二战兵败之后复起之所，当日査家墩点将也是民国轰动新闻，可惜此一时彼一时，玉帅此次复出之后，真是喝水塞了牙缝，哪哪都不顺。原本是想进攻奉系，报一箭之仇的，结果没想到张作霖那里郭松龄鬼子造反，奉系元气大伤，当年吴佩孚下台也是直系冯玉祥临阵倒戈之故，因而对老张的遭遇颇有同病相怜之叹，于是，居然就化敌为友，决定联合搞冯玉祥了。国民军当然被压迫的很惨，冯玉祥也下野避风头了，当时困守北平的鹿仲麟见势不妙，就想投靠吴子玉，然后共同反奉，然而吴佩孚对背信弃义之事最为鄙视，觉得今日联奉，就不可再反奉，生生把鹿仲麟的投降意愿给顶了回去。如此当然华北一时半会也搞不定了，最后一直干到了南口——也就在此时，吴佩孚决定插手湖南。结果呢，吴佩孚晦气没去了，反倒是自食其果，不插手倒也罢了，一插手就惹来了祸殃，如今居然就被北伐军逐出了武汉，回过头来想想，早知今日如此，又何必当日横生枝节呢？吴佩孚这辈子，就吃亏在这直来直去的性情上了，但凡有些权谋计较，何至于落到今日这番田地？不过，这也正是玉帅的可敬可爱之处，毕竟，有权谋的政客数不胜数，但是能跟子玉一样重情重义的又有几人？
玉帅落到今日这般田地，说实话，隔岸观火的孙传芳要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孙传芳见死不救，到了自己倒霉的时候，也没人能来救他了，他这个五省联帅也做不了多长时间了。
孤军
吴佩孚倒霉了，接下来轮到的就是孙传芳了，但是呢，或许孙传芳的自我感觉正好相反——倒霉？吴佩孚都倒了，老子就要当老大了，倒霉什么？当然，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孙传芳幕府中老实说也是人才济济，当时民国首席军事战略家蒋方震先生就在府内，据说在北伐军跟吴佩孚激战正酣之时，蒋百里就给孙传芳出了上中下三策，以资垂询。上策是趁着两军交战，自江西突出奇兵，腰斩北伐军，占领长沙，断其归路；中策是趁着北伐军围攻武汉，孙传芳率海路大军溯江西上，解吴佩孚武汉之围，而后北伐军跟吴佩孚南北对峙，孙传芳相机而动，从中取便；下策是屯兵江西，以逸待劳，以候北伐军。
当然了，蒋百里所谓上中下三策，其针对的主要对手是北伐军，如果孙传芳果能使用中上两策，以北伐军当时的情况——有锐气而无韧性，实力薄弱，后劲不足，势必铩羽而归，搞不好连两广大本营都得赔出去，但是呢，在孙传芳眼里，上中下三策却正好颠倒过来，因为，他心目中的主要对手是吴佩孚。怎么搞吴佩孚最惨呢？当然是第三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隔岸观火，那吴子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时候不死也残废。只要吴子玉倒了，北伐军那些黄口小儿，岂足道哉？稍微出出力，华南可定，到时候坐拥半壁江山，再去跟最近伤了元气的张奉计较，不就霸业可成？总之呢，因为孙传芳对老革命党先入为主的印象实在太深，根本没情绪正眼瞧瞧如今的国民党是怎么档子事，所以说，即便局面未如他所愿，双方两败俱伤，但是如今吴佩孚倒了，他也算满意了。
不过呢，即便北伐军不在孙传芳眼里，但是既然能把吴佩孚这样的人物办掉，说明北伐军倒也有两下子，孙传芳也颇有些刮目相看，但也不妨，那就玩玩呗，于是孙传芳调集大军入赣，准备在江西解决这些娃娃。而北伐军底定两湖之后，由西向东，第一站自然就是江西，江西此战，自然也是针尖对麦芒。虽然武昌尚未解决，但因为外围已经渐次肃清，武昌已是一座孤城，未几可定，因此，原本在武昌攻坚的第七军便被指挥部调入江西，预备作战。当时北伐军在江西的部署是，第一军第二师以及二三两军为右翼，老蒋亲自指挥，兵出赣南，直抵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及第六军为中路，程潜挂帅，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切断南浔线；而第七军为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目标则是在九江的孙传芳总司令部。分拨已定，各路开拔。
于是，李宗仁就把武昌的围城任务交给第四军，率部西行了。李宗仁这路刚开始倒也波澜不惊，他关注的是中路程潜的情况，到大冶时，接到司令部通报，说程潜已经抵达修水，不日将至武宁，于是李宗仁抵达阳新之后，稍事休整，顺便就派了三组通讯兵出去跟程潜联络。这三组通讯兵当然是去武宁找人了，但是李宗仁接到前两组回报后却是大吃一惊，说武宁戒备森严，尚在孙部控制之下，正常情况的话，程潜要么就是吃了败仗，要么就是还没到，但既然目标是武宁，好歹有点动静吧，结果呢，程潜部动静全无，人间蒸发了。当时也没有无线电，李宗仁如坠雾中，根本搞不清状况，恰在此时，新麻烦又来了，武汉方面发来电报说，孙部海军将在黄田港登陆，准备进逼武汉，要李宗仁率部速回大冶，火速救援云云，甚至黄田港守将电话打一半还断了，如此，将来时眼见就是完成时了。
情况瞬间严峻起来，黄田港被占，大冶危在旦夕，一旦大冶被占，那就是后路被断，已面临背水一战的绝境。十万火急，当然军队马上开会讨论，李宗仁认为如果率部回大冶救援，得有个四五天才能到，到时候大冶还在不在自己手里也说不定了，有这时间还不如直接进攻九江，孤军深入虽然要命，好在士气旺盛，搞不好一举扭转江西战局。于是继续前进，但是很快第三组通讯兵给了李宗仁当头一棒，回报说，孙部在武宁有一两千人坚守，至于程潜，真的是不见了，这下李宗仁所部就真的成了孤军，没有程潜部策应，去九江还不是死路一条？而且翻开地图一看，九江一带都是湖沼，如果都是山地倒也不怕，广西兵爬山当玩一样，水战嘛，那就不好搞了。李宗仁也知道基本上已经是绝境了，按照原计划进攻九江抑或是回援大冶，希望都属渺茫，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作战路径，放弃九江，主动去寻求跟程潜部的配合——找到友军就有命了。
当然了，未经指挥部认可，私自改变作战路线，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严重点说，是要军法从事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今第七军危在旦夕，也不容扭扭捏捏，迟疑不绝，李宗仁也不顾苏联顾问反对，决心率军翻越羊肠山，绕道武宁，找程潜去了。羊肠山倒是不难翻，反正广西兵走惯了山路，对手的抵抗也不激烈，基本且战且退，于是，顺利的到达了武宁以北的箬溪。考验来了，箬溪的守军是谢洪勋所部，大概两万人——第七军全军也才两万人，那势必苦战一场？没有苦战，仅用了一天。战法是正面突破，侧翼迂回，李宗仁让主力强突箬溪，而让李明瑞率部迂回右翼，于是在两军正面激战正酣之时，李明瑞突然在守军右翼出现，如此一来，守军就被桂军完全压制，第七军又是士气正盛，三下五除二切掉了谢洪勋部。事后在谢部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电报，大概是谢向上司卢香亭求援，卢香亭回复说老子忙着呢，已将来敌两度挫败，现正追击溃敌，不日将下长沙，你坚守三日，到时候我来救你——当然，只守了一天。
这份电报很有意思，现在明明是北伐军进攻南昌啊，怎么南昌守将卢香亭如此牛逼，又说追敌，又说打长沙呢？这戏剧性未免太强了点。乍看起来，这事跟程潜的消失似乎没啥关系，因为攻打南昌的是老蒋所率的右翼军，但是，同志们不要惊讶，卢香亭这里提到了追击溃兵，这溃兵是谁呢？恰是程潜所率的中路军！那这又是咋回事呢？大概情况是这样，按照原定计划，程潜应该是去德安，但是跑到修水之后，突然听说南昌的守军大部分都去赣南布防，跟老蒋那一路对抗去了，南昌方面甚是空虚，大家也知道程潜是革命党老将，但不服老，两湖战事没赶上，让后辈出足了风头，心里颇是不甘，这次听说南昌有机可趁，当然想立个头功，证明宝刀未老了。于是，程潜不管三七二十一，抛弃了李宗仁部，率部火速进攻南昌——这也是他突然消失的原因，刚开始嘛，确实南昌空虚了点，成了，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南昌守军不会回援吗？
等到孙传芳各部预备回援之时，程潜也觉得靠他这点兵力，在南昌城内就只能等死，没奈何，只能弃城而出——李宗仁回忆录里还绘声绘色讲了程潜如何效当年曹操潼关事，割须弃袍的，总之，很狼狈就是了。当然，最狼狈的不是程潜，而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这哥们拿下了南昌之后，毫无忧患意识，以为大局已定，久在军中没有消遣也很气闷，于是跑去逛妓院了，结果孙军骤至，该部群龙无首，被突了个稀里哗啦，而王柏龄呢，也知道这下闯大祸了，于是，失踪了。程潜部被逐出之后，两军在奉新集结，程潜心有不甘，还是觉得要反攻，结果没能攻倒也罢了，自己成了受，指挥还出了问题，居然又遭挫败，孙部追南逐北，一路尾追——这也就是卢香亭说“两挫来敌，追击溃兵”的由来。
程潜此战真是有够丢人，要不是他面子大，看在革命党前辈的份上，要不然照他这么搞，真是军法难容。程潜丢人也就算了，他抛家舍业的当了孤军，连累了第七军也成了孤军，而且第七军说实在比他还孤，属于后路被断，强敌环伺，前途未定的情况，而程潜好歹说坚持坚持，可能老蒋也要到了，因此，摆在第七军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杀出一条血路，给自己一条活路。
血战
李宗仁部在箬溪轻松搞定谢洪勋部，可悲的是，仗是赢了，人却依然没找着，这下桂军可真是遇到大麻烦了。遇到大麻烦的桂军如今指望他救是不可能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凭着屡战皆捷的旺盛气势左右冲突，实施自救了——当年常山赵子龙尚且在长坂坡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为啥桂军就不行呢？在箬溪原地休息一天后，李宗仁决定将错就错，进取德安，切断南浔线——而这，当然原本是程潜部的任务。德安距箬溪大概60公里，当然，路不好走，都是山道，好在山道对于桂军而言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孙部的军事部署。如果孙部在这些小山道上步步设伏，让桂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一定代价，打消耗，那桂军气势再盛，也得被消磨殆尽——好在李宗仁是乱打乱撞，把对手也弄迷糊了。
沿路平安无事，小遇阻滞，对手也是稍占即溃，10月3日凌晨，桂军抵达德安。德安是南浔线的枢纽，军事地位之重毋庸多言——程潜贪功冒进，置德安于不顾，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结果后来被打成了胖子，而让他倒霉的，就有从南浔线驰援的部队。德安守军的指挥官倒也不是别人，恰是让谢炳勋坚持三日的卢香亭，而由于德安的重要地位，守军也多是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大概有三四万之众，而且养精蓄锐，恭候多时——当然了，原本恭候的是程潜，如今错进错出，恭候来了李宗仁。此战，自然是针尖对麦芒——端的是一场好战。
桂军不用说，以连战连胜的凶狠气势猛扑对手，而守军也不甘示弱，机枪山炮疯狂扫射，从早上战至午后，双方互有攻守，桂军连续进攻，而孙军也力图反扑，当然，谁也没占到谁的便宜，双方伤亡，均告惨重，战斗之激烈，据李宗仁回忆，甚至超过贺胜桥一战。战至下午三时，桂军预备队已全数使用，但是呢，德安方面却依然守得稳如泰山，丝毫不见动摇迹象，当时桂军已经杀红了眼，只知一味冲锋，甚至连大炮都忘记使用。还是临阵督战的李宗仁看出了问题，他只看到己方将士在对手炮火的轰击下倒地，却没见到桂军使用大炮，赶紧找人来问，一问才知道，夏威和胡宗铎这两位指挥官已经杀的连东南西北都不分了，哪还记得自己可以用大炮这档子事？那就用吧，结果呢，桂军的装备确实也惨点，射程火力都不足，反而暴露了自己，成了对手炮火的靶子。
战至黄昏，战事仍成胶着之势，当然，这对桂军相当不利，以桂军的处境，实在只宜速战速决，否则拖沓不决，反陷泥淖，于是，李宗仁找来夏威和胡宗铎，严令当晚攻克德安。夏胡二位指挥官说实话打得也有些憋气，见主将下令，重又率部发动猛攻，终于在晚上六时，陶钧团打开了缺口，突破右翼，占领了南浔线铁桥，然后自铁桥向南猛扑，如此，德安守军方才抵敌不住，开始阵脚不稳，而正面的桂军更是气势大振，如此，德安守军方告全线崩溃。当晚，桂军终于占领德安城，虽击溃了孙部精锐，但自己也伤亡惨重，全军死伤2千余，是北伐以来伤亡最惨的一场战事。
德安一役，桂军算是彻底打出了威风，几令孙部闻之胆寒，可悲的是，此次与钢军联袂演出的不是铁军第四军，程潜这位老兄以及天下第一军的表现着实让人皱眉。当然了，经过此次恶战，桂军虽然士气正盛，但也是元气大伤，加之孤军作战，也无法再行突击，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望老蒋那边能打出点名堂，然后顺便帮他们在南浔线上减轻些压力。老蒋倒是也知道桂军处境困难，在桂军攻克箬溪之后，也曾下令总攻南浔线，还派第一军第一师的两团精锐由王俊代师长所率自奉新前往增援——王柏龄失踪了嘛，不过呢，由于南昌方面没啥突破，桂军也仍在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且休提他，且说桂军在德安休整两天之后，有箬溪的驻兵前来通报，说箬溪以北三十里的王家铺大股敌军正在集结，目标嘛，不用说，自然是德安的李宗仁部，没奈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把这部分敌军搞定了再说，免得到时候陷入重围。
于是，李宗仁只能率部撤回箬溪，先图消灭王家铺敌军，再行回攻德安。当时德安的孙部守军虽溃，但仍有部分在德安以南窥伺桂军，就等着找个时机反扑一下，好歹解解气，于是，桂军撤退，这部分守军就尾追，李宗仁只能让钟祖培旅留后警戒，并令其且战且走，不与纠缠。小范围作战自是难免，好在孙部在德安一战后对桂军颇是忌惮，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追击，浅尝辄止罢了，10月6日，桂军抵达了箬溪，同时警戒的钟祖培旅也赶上了大部队。由于久战疲惫，军需不整，桂军在箬溪休整了近一个礼拜，以待王家铺方向的来敌，当然，这一礼拜内，桂军饥寒交迫，身着单衣，所食稀粥，个中困苦，自不待言。10月11日，王家铺似乎完成了集结，于是，桂军少不得还得奋力一战。
此战中，孙部依然占据地利之优，据守梅山、昆仑山、覆盆山及双溪一线，居高临下，顽抗死守。桂军于11日开始实施仰攻，但守军得地利之便，守得轻松自在，桂军虽然依旧凶悍，但终未能得手。次日，李宗仁亲赴前线视察地形，发现该处石壁颇是陡峭，徒自攀援殊不可能，遑论仰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在梅山和覆盆山之间有个缺口，倒是可以自此突破，然后再反扑两翼。于是，调整战略，放弃仰攻，改由中央突破，12日下午二时，桂军在中央实现突破，并占领覆盆山；至五时，桂军全面肃清左翼，只有昆仑山一带守军仍在顽抗；此时王俊率两个团赶到，并自白水绕到昆仑山侧背，配合桂军，终在晚上七时击溃了守军。此战又是一场激战，由于桂军地理位置上处于绝对劣势，虽最终肃清来敌，但跟德安之战如出一辙，同样付出了两千余人的伤亡代价。
从箬溪到德安，再到王家铺，李宗仁部所遇之敌均属凶顽，所临之境均属不利，但挟湖北之战的余威，三战三捷，一扫南线北伐军的颓势，既完成了自救，又稳定了南昌的战局。当然，有所得亦有所失，桂军一共两万余人，自此已伤亡四千余，下级军官损失三分之一，更有两员团长，一员机枪大队队长阵亡，代价堪属惨痛，好在连战皆克，气势正在顶峰，稍事补充之后，仍能继续作战。倒是前来增援的王俊捡了便宜，他到此参战之时已是战事尾声，倒是好好出了口前番两战两败的恶气，还缴获辎重军械无数，不过，据李宗仁说，该军的情形是“乱糟糟”，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这天下第一军也真是丢人丢到家了。王俊倒是也知羞耻，知道败军之将脸面无存，王家铺战事结束之后，也没寒暄客套，给了桂军一批弹药，也就赶回奉新驻防去了。
王家铺之战后，终于，太不容易了，李宗仁跟传说中的程潜取得了联系，当时程潜领败军驻地拓林，已被老蒋划归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约其桂堂一晤，商量下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当然，事已至此，程潜想在南昌建功立业是别想了，踏踏实实的，在南浔线一带打出些名堂，策应进攻南昌的二三两军即可。就在李宗仁预备联合程潜第六军进攻南浔线时，总司令部发来了电报，命令就地休整，待命行动。然后，总司令部派来前段时间刚刚攻克武昌的第四军张发奎部取道大冶入赣增援，另外，还有新近收编的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也星夜入赣驰援，这两支部队均归李宗仁调动指挥。
江西战事至此，由于程潜部贪功冒进，至友军安危于不顾，使得桂军陷入绝境，好在桂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杀出了一条血路。当然了，进攻江西的部队不单有李宗仁和程潜二部，老蒋亲率的右翼军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是北伐军总司令老蒋首次亲自指挥战事，他能拿出总司令该有的范儿吗？
聪明
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老蒋也指着这支部队能在北伐中打出点声势，给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可悲的是，目前来看，第一军似乎只剩下丢人二字了。刘峙第二师围攻武昌无功而返倒也罢了，毕竟没能争先好歹也没落后，真正气人的是王柏龄第一师，光是吃败仗也还好说，毕竟胜败兵家常事，关键是输仗又输人。王柏龄在东征陈炯明之役已经有过一次临阵脱逃了，后来老蒋看着同学面子——他们是保定速成学堂的同学，稍事处罚之后，又重新启用，结果这次居然进城之后万事不管，先去逛窑子，以至敌军反攻军内无主，一败而再败，人还玩了个失踪，搞成这副德行，这让老蒋的脸面往哪搁？当然，老蒋也是要找回场子，于是在听说李宗仁连克箬溪、德安，而朱培德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了个胜仗之后，就点起兵马，强渡赣江，准备强攻南昌，好歹出口恶气了。
当年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为的是死中求活，激发士气，转被动为主动，但是老蒋如今虽也是背水一战，但只得其行，未得其意。南昌城本就城垣坚实，两挫北伐军之后守军也是士气大盛，如今老蒋背水攻城，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犯了兵家大忌，毕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死中求活的——明明可以活，为什么要去死呢？于是，就在北伐军屯兵城下，准备攻城之时，孙部守军突有敢死队趁夜冲出，这下打了北伐军一个措手不及，老蒋虽在前线督战，但因为是晚上，又是事出突然，根本没办法收束整顿，稳住阵脚，无奈只是仓皇后退。好在白崇禧当时密令工兵在赣江搭了两座浮桥，以备军运，最后果然用上，虽然狼狈，但好在有路可退，损失不大。
老蒋虽然性情略显极端，但终究也不是凡人，吃了这次败仗之后，也明白仓促之间是难以攻城了，只令全军撤退，稍作休整，以便检讨得失，来日再战。此战到了目前这个状况，说实话，最需要负责的倒不是老蒋，而是私自改变作战路线，入城而又出城，两受挫败，还置桂军于绝境的程潜，程潜这一乱，导致江西战局瞬间陷入各自为战，呼应不齐的状况，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哪还有全局的概念？当然，程潜毕竟是革命党老人，追随国父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蒋这些后辈当然也不好意思追究他的责任，最后检讨得失，也是给程潜一个台阶下，将各部呼应不灵的责任推到了通讯设施之上，说要改善通讯，补充弹药，最后才说要重新部署，责权统一。
战略重新规划之后，总算是抓住重点了，先前的计划，右翼军将重心放在南昌，而左翼军将重心放在九江——当然后来李宗仁临时调整了，只有中路军才对交通线发生点兴趣——当然程潜放弃了，很明显，这是攻城优先歼敌的战法，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即便攻城短暂有过成果，最后也不可守。此次指挥部终于醒过味来了，战略方向对头了，明白了把对方有生力量消灭其重要性远高于一城一池的得失的道理，因此，不论是左翼军还是右翼军抑或是中路军，都将重心放在了南浔线，其目的当然是歼灭孙传芳主力。计划已定，老蒋让白崇禧前往李宗仁处会商大计，从白崇禧口中，李宗仁这才全面了解了此战的整体情况，当然，少不了要对颜面丢净的天下第一军戏谑一番。
具体部署如下：左翼军由李宗仁指挥，包括第七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独立第二师，其攻击重心在德安，同时以一部分警戒建昌、涂家埠方向的敌军，并相机攻打马回岭；中路军依然是程潜指挥，包括第六军以及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安义向南浔线进攻，目标是乐化车站，得手后与左翼军配合攻击涂家埠之敌；右翼军由朱培德指挥，第三军为左纵队，自万寿宫攻击前进，目标是南浔线的蛟桥、牛行两站，并南下包围南昌，右纵队由鲁涤平第二军（谭延闿系统）以及新近附义的赖世璜十四军组成，第二军主力自樟树、丰城一线北向协攻南昌，另以一部分配合十四军攻击抚州之敌，切断抚州以及南昌之间的交通线。
北伐军方面另起炉灶新开张，有卷土重来之意，那孙传芳部是否依然能继续对上牙呢？我们说，战场之事瞬息万变，由于北伐军前不久攻克了武昌，而何应钦又率部在福建大破周荫人部，此时孙传芳也是三面受围，与之相伴的当然是部众军心不稳，以至见异思迁。比如，已经明确反水的就有浙江省长夏超，江苏镇江的白宝山，暗通款曲的有德安、九江一带的周凤岐，当然，一直试图切断李宗仁后路的陈调元也在其内——此公前不久刚在王家铺损失了两个旅，其胆已寒。如此这番，北伐军尚未全面发动第三波攻势，孙传芳方面就已经风雨飘摇，五省联军各打各的算盘，军无战意，已是濒临崩溃之象。
当然，打还是要打，11月1日总攻开始，李宗仁自然还是率部重新攻打德安。第一次打德安，大家想必印象深刻，那是一场空气中都弥漫血腥味的恶战，也是第七军北伐以来所经历损失最惨的一场战事，那这次打德安是否依旧如此呢？实际情况是，甚至李宗仁自己都大吃一惊，守军稍占即退，让第七军轻轻松松就占了德安，同志们，德安可是南浔线的中枢，孙传芳怎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呢？且先不去管它，第七军轻取德安之后，虽然李宗仁是觉得有些不对，但也未暇细想，就令张发奎部配合贺耀祖部攻打马回岭。马回岭守军倒是异常的多，甚至李宗仁在德安也能听到那边传来的猛烈枪炮声，李宗仁判断张发奎大概是有麻烦，于是遣去第七军第一旅奔赴驰援。当然了，铁军搭配钢军，必然是无往而不利，3日早晨，左翼军攻取马回岭，缴获武器辎重无数，张发奎部原地待命，而贺耀祖部则按原定计划向南康、九江进发。
按照战略部署，李宗仁下一步自然是率部自德安南下，与程潜部配合，进攻涂家埠，但是，还未待李宗仁前行，就听闻兵士来报，说德安附近九仙岭一带有从南浔线南诗车站赶来的孙部两个师，看样子，是要来寻桂军的晦气了。李宗仁听闻此报，也觉得事态严重，孙部两个师好歹两万余人，而在德安的李宗仁部只有桂军所余三个旅，实力相对不足，于是只能一方面命令部队开赴九仙岭，抢先占据高地，另一方面调动马回岭的第七军第一旅以及张发奎部往援。结果，从中午等到晚上，大概也是这两个师听说前线各军战局不利，倒也没有马上交战，反倒是桂军等不及了，于次日早晨主动开始进攻。当然了，对手也非泛泛，虽未敢轻举妄动，但防守起来也是异常顽强，甚至桂军都有些动摇，在双方反复拉锯都有些疲惫之后，白崇禧率第四军两个团加入战斗，生力军一来，孙部立现败象，桂军趁势追袭，大破来敌。
后来，在九仙岭截获的文件里，李宗仁总算是解开了德安守军的疑团，情况是这样，第七军轻松进驻德安，其实是孙传芳的计策，其意是引君入瓮，而后再由马回岭和南诗车站的援军将入驻的李宗仁包围消灭。所以，为什么德安的抵抗那么微弱，但马回岭却那么强悍呢？这便是原因。只是孙传芳终不免弄巧成拙，他没想到李宗仁双剑齐发，在进攻德安的同时就开始进攻马回岭，德安攻克未几，马回岭守军便被攻破，结果南诗车站的援军反成了孤军。所以为什么南诗车站的部队明明前来进攻桂军，却又迟疑不定，最后反被桂军进攻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等待马回岭方面的友军，准备腹背夹击——当然了，等待没有结果，他们反成了桂军的靶子。孙传芳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引君入瓮倒是目标达成，两面夹击却被搞了个各个击破。德安、马回岭被占，南浔线被控，江西的局势已经初步稳定，而自作聪明的孙传芳就要为他的聪明尝到苦果了。
私产
左翼军进展顺利，中路军和右翼军倒也没遇上太大的麻烦，只是李宗仁在九仙岭之战后接到右翼军急电，说孙部反扑凶猛，南昌攻城部队有被包围之势，要求火速驰援云云。当然，最终虚惊一场，等到白崇禧点起兵马，率部来到南昌之后，根本连孙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对手早就撤退了；与之同时，北伐军连克九江，吴城，而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只得灰溜溜的逃到了南京，自此江西局势大定。孙传芳在吴佩孚受攻甚急之时坐山观虎斗，以为有便宜可战，以为天下英雄，惟他与子玉耳，只要子玉完蛋，怎么也轮着他了，可悲的是，他似乎从没想过，能把子玉这样的英雄搞掉的岂能是狗熊？这下孙传芳英雄梦破碎了，也没底气喊出老子要XXX的话了，局势逼迫，也顾不得面子，赶忙跑北平找张老帅去了，大概就是我完了，就轮到张老帅你了，唇亡齿寒，我们精诚合作，共抗南匪，为表诚意，孙传芳还跟张少帅拜了把子，变相当了张老帅的儿子——想想也臊得慌。唇亡齿寒这种事如果孙传芳一早认识到，何至于落到今日这番田地？诚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孙传芳这点屁事我们且不去管他，这当口北伐军倒是风光占尽，不单是天天上报纸头条，还引来了一批地方军阀争相附义——甭管虚情还是假意，至少场面挺好看，但是，风光的背后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而处在漩涡中心的人物自然还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北伐前的处境我们说过了，总之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西方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被他整了，对他当然是心存敌意，但同时，左派也看不惯他，尤其中山舰事件之后，左派和中共就开始酝酿要老蒋好看了。原本呢，老蒋是想借着北伐冲冲喜，好歹建立起总司令的威信，没想到，北伐倒是一片光明，但却跟他老蒋没啥关系，打得好的，也就是第四军和第七军，他的第一军的战绩，简直是难以启齿。没建立起威信倒也罢了，他自己的一系列表现，也颇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口实，当然总结起来，也就是两字——独裁。
当时李宗仁因为是党内的小字辈，也没加入声势浩大的反蒋阵营，但连这样的人，对老蒋的诸多表现也是看不惯。比如，最突出的，老蒋护犊子。李宗仁的意思是老蒋你既然是北伐军总司令，就该一碗水端平，搞得像个老大的样子，但是呢，用李宗仁的话说，老蒋压根没把自己当成总司令，而还把自己当成是第一军军长。只要苏联资助的什么军需用品，其他部队都是靠边站，老蒋一准让第一军先拿，然后别人只能捡剩下的。如果第一军确实在北伐中表现突出，勇冠三军，倒也罢了，问题是，第一军除了在福建算是表现不错，其他时候都是一塌糊涂，论战功，不说四七两军甩了他几条街，甚至连二三八各军都比不上，表现那么烂还净搞特殊，你让别人怎么服气？
不过话说回来，老蒋之所以那么护犊子，其实还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老蒋在国民党中央混了那么久，见过的事情多了，知道手里头没实力，压根人家就不鸟你，于是，老蒋才拼命维护嫡系第一军，强化第一军对自己的忠诚，然后用以稳固地位。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老蒋越是护犊子，反对声音就越多，政敌们就越起劲，而政敌越是反对呢，老蒋就越是没有安全感，反而更是变本加厉，到最后，就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讲不清了。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说不清是老蒋党同伐异在先还是政敌攻击在先了，总之，进入了死循环，这个套是解不开了，不过呢，从老蒋的角度来讲，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怕政敌说三道四了，这叫有备而无患，有敢瞎嚷嚷的，就武力压服。
老蒋护犊子当然也是把双刃剑，黄埔生对校长倒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了，但是这些打着“天子门生”的名号四处招摇的所谓优等生是否还能真的优等呢？实际情况是，忠于老蒋的一些黄埔生，别的能耐没有，骄娇二气倒是俱存，跑到兄弟部队见习，拉帮结派，眼高于顶，也没法跟别人打成一片，总之就是一副老子看不起你们这些乡巴佬的架势，牛逼哄哄。同志们，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尤其是军人，更是需要艰苦环境的历练，黄埔生倒好，有了黄埔的牌号，在校长手里，只要学会投机钻营，就能官运亨通，就算有些过失，老蒋也是能保则保，这样的人能成大器？当然，也不是说老蒋就对黄埔生疏于管束，实际上老蒋也经常对黄埔生声色俱厉的训斥，但是训多了之后，黄埔生就明白了，打是亲，骂是爱，老蒋骂你，那是看得起你，反而不以为杵了，骂当然也没啥效果了。黄埔生的忠诚在老蒋的努力下自然没话讲，但如果是一群废物，再忠诚又有何用？
如此，老蒋的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军界第一人，但是，在他眼里，大概这个总司令是第二位的，而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才是第一位的，总司令可以不干，但这两个位子倒是非保不可的——在老蒋看来，没有第一军和黄埔生，他这个总司令也就是空头司令。
在老蒋的带动下，上行下效，大家都开始经营私产了，最典型的，当然是唐生智。两湖之战，唐生智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恶仗四七两军打，而军械给养就第八军捞，如今两湖即克，唐生智也就开始准备以缴获的吴佩孚军械为基本，开始扩编了。唐生智的胃口大得吓人，他的第八军一共四个师，他的意思，都顺次上升一格，四个师改成四个军，李品仙、叶琪、何键以及刘兴四个师长就变成四个军长，瞬间，小鸡变凤凰，唐生智成了真正的大佬。当然了，因为老蒋自己也在那搞扩编，第八军军功又比第一军大，唐生智要这么搞，老蒋也不好说什么。第八军扩编完了，第四军紧接着上，当然，第四军在北伐中功勋卓著，要扩编也是顺理成章，最后第四军扩成了三个军，分别是张发奎第十二师扩编成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而留在广东的李济深第四军余部则扩编成第八路军。扩编成功的当然心满意足，而没能扩编的比如第二三六军自然就相当不满，而矛头所指，自然还得是老蒋这个总司令。
运气来了
如今在广西境内作威作福的客军主要有两股，主要的当然是自民国以来跟广西恩怨情仇可以写成一部长书的粤军，如今粤军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甚至还在梧州开府设衙，桂东一带尽在掌握，较为次要的则是跟新桂系小有瓜葛的滇系，唐继尧换成了龙云，但路数还是那个路数——趁火打劫。龙云受老蒋之命，以卢汉为帅，趁着新桂系主力攻打湖南的当口，趁虚而入，现如今已经围困南宁长达三个月，但似乎卢汉依然没找到什么攻城的良策。对于一心驱逐客军、重掌广西的新桂系而言，情况很明显，粤军势大，桂军势弱，正宜避其锋芒，以待良机，仓促战之，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对于背后放冷箭的滇军，如今困城日久，徒劳无功，已是兵老师疲，必一战而克；不用讲，先逐滇军。
滇军我们是知道的，兵马未动，鸦片先行，当日唐继虞攻桂，就是因为贩卖鸦片耽误了战机，如今虽是龙云掌权，但云南本就是个穷省，不带些鸦片，部队给养怎么办？带着鸦片上路，当然难免又耽误了时日，加上滇桂多山，路又不好走，结果5月20日开拔，一直到7月30日才到南宁，当然，即便是花了这许多时日，滇军的局面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城内守军韦云淞，所部仅2000余人，从兵力上讲，当然是滇军绝对优势。结果绝对优势的滇军却只能对南宁城干瞪眼，因为韦云淞一早就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南宁城外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并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守城军民士气高昂，欲与滇军一决高下。滇军虽然兵力占优，但毕竟装备低劣，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因此，稍事攻击之后，见难以克城，所幸也就以保存实力为先，不愿出死力了。结果这一拖二拖之下，南宁城内困守无援，未几城内便已无粮米，军民只能以黑豆为食，城内守军很惨，城外滇军也不好过，广西多瘴气，时间久后，滇军水土不服，竟然因病倒下的比打仗死的人还多，如此这般，滇军战意更是涣散，于是便出现了围城三月毫无进益的状况。
南宁城守得固若金汤，这当然给前线新败的李宗仁整顿部队，增援南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两步走，第一步，李宗仁让黄旭初率部增援南宁，争取进入城内，以安民心，第二步，白崇禧率部或许赶往南宁，争取和黄旭初里外夹击，打垮滇军。当然，要如愿以偿跟滇军赢得一对一的机会，就必须先拖住粤军，李宗仁的办法是，令李品仙率部佯攻宾阳的粤军，而主力则绕出宾阳，长驱直进，直逼南宁。此计果然奏效，当白崇禧率部出现在滇军面前时，滇军真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的感觉——他们怎么突破粤军防线的？滇军也无非是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粤军跟桂军达成了默契，那如此一来，滇军岂不成了深入桂境的孤军？要这么一想，本就士气低迷的滇军还有心思接着在广西打仗吗？10月13日，黄旭初得知援兵将至，突从城内杀出，而白崇禧则从背后杀去，本就无心再战的滇军这下立即溃不成军，仅用一天，滇军便全面崩盘。桂军乃衔尾急追，先后在隆恩、马平发生激战，滇军节节败退，等到桂军抢先占领百色，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滇军更是只能从山间小道奔命，到最后，如我们介绍滇系时所言，15个团打剩了6个，损失近六成，滇军终一败涂地。
桂军在极端不利之境先是顽强死守南宁长达三月，后又在援兵到来之后瞬间击溃滇军，此战再一次展现出了广西兵惊人的强悍，被逼到墙脚之后的逆袭，声势足堪惊人。当然了，即便是击溃了偷鸡摸狗的滇军，新桂系也还并没有能全面控制广西大局，更麻烦的，显然还是盘踞桂东的粤军——这股势力又当如何应对呢？新桂系驱逐了滇军之后，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时之间再没精力跟粤军开战，为今之计，也无非是主动示弱，争取到和平局面，而后惨淡经营，以待来时。情况也大抵如此，李宗仁以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等人的老上司马晓军做中间人，致电粤方和中央，表示希望能够恢复桂人治桂的旧局面，当然，骨头很硬的李宗仁同样表示，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也只能正当防卫了。粤军当然不愿意真把新桂系惹毛了，嘲讽两句之后，也就没了下文，彼此相安无事。自蒋桂之战以来，新桂系诸人就一直疲于奔命，即便是复出，也不过是在苦熬，折腾半天之后，也不过是四处碰壁，如今李宗仁总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倒霉日子要到头了，粤军停止攻击只是好运气的开始，更好的运气是，粤桂联盟的恢复。
粤桂联盟要恢复，可能性只有两个，一是李济深逃脱牢笼，重新入粤掌权，但这种可能性是个人就知道是零，逃脱牢笼已经不可能了，还要压住二陈，重新掌权，那就是痴人说梦了，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如先日的桂张联盟一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毫无疑问，这便是实际情况。这个共同的敌人，想都不用想，除了敌人满天下的蒋介石，不做第二人想，问题是，为什么前一段还跟着老蒋鞍前马后的陈济棠如今却跟蒋介石反目相向了呢？这就要从胡汉民讲起了。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手下头号干将，在孙中山在世之时，为其臂膀，无需多言，孙中山离世之后，胡汉民原本也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成为国民党领袖的人物，事实上他也确实接替孙中山成为了大元帅，但是政治斗争何其险恶，胡汉民这样个性十足的硬骨头很快就尝到了个中滋味。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一波政潮就波及了胡汉民，廖仲恺遇刺之后，作为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引咎下野，自此退出国民党主流政界，而蒋汪二人转的格局也就此形成。而胡汉民得以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得益于宁汉对立，蒋介石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立，将老资格的胡汉民作为对抗的棋子，胡汉民也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虽然回归，但可悲的是，昔日大佬如今已经成了当年小弟的政治工具，个中酸楚，实难尽言。胡汉民倒是没把自己当成政治工具，工作尽职尽责，还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傲气，在蒋介石面前一直以前辈自居，动辄申斥，不留情面，屡屡让蒋介石当众难堪，蒋介石念在胡汉民还有些政治价值的份上，也就忍了，可悲的是，胡汉民却浑然不觉，而最终酿成此次的激变。
根据孙中山的路线图，应该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如今军政已完，当然是训政阶段，但是当时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对所谓训政颇不以为然，强烈要求国府速定宪法，早日进入宪政阶段。蒋介石刚刚清理完反对势力，仍有余悸，一众反对派动辄以独裁为由对他攻击，蒋介石烦不甚烦，此次也想搞个形象工程，顺应民意，于是便有了修订约法的倡议。当时胡汉民是立法院院长，作为孙公铁杆拥趸，他不同意，立法院院长说不同意修订宪法，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当众抽信誓旦旦的老蒋耳光吗？老蒋当然一开始也想让胡汉民就范，但无奈心高气傲、拗劲十足的胡汉民压根就软硬不吃，蒋介石这一怒之下，可能也是一时脑子发热，新仇旧怨一起报，就将胡汉民软禁在了汤山。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这当然是轰动性的头条新闻，这独裁的罪过怎么也是逃不脱了，那此事怎么又跟广东有关呢？原来，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是广东陈济棠的老师，眼见胡汉民遭此大变，当然立即潜出南京，跑广东来找学生帮忙了。而陈济棠当时正跟陈铭枢闹得很不愉快，二陈争权，如火如荼，陈济棠一心独揽粤政，当然要排挤陈铭枢，但是陈铭枢自宁汉对立之初就支持蒋介石，陈济棠自度虽有账面优势，但却没有政治后台，胜负难料，而此次事变一出，当然来得正好。陈济棠当时虽然表面拥护蒋介石，但也知道自己跟蒋介石交情平平，远不如陈铭枢有分量，如今趁着这个机会闹他一闹，一方面借机逐走陈铭枢，另一方面找来胡汉民这样的大佬，岂不美哉？好戏看来就要开场了，具体如何，下文再叙。
内乱高于外战
自打孙中山去世之后，反蒋就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主旋律，但是，不得不说，蒋介石确实命硬，从中山舰事变，到迁都之争，再到宁汉对立，及至桂系逼宫，乃至中原大战，各门各户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波又一波凶狠的攻势，但是呢，蒋介石偏是岿然不动，反倒是一众反对势力渐次销声匿迹。中原大战大获全胜之后，蒋介石已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了，老对手中，唐生智还没赶上较劲呢，就先垮了，汪精卫如今更是连闹腾的气力都没了，冯玉祥完蛋了，阎锡山避难了，而李宗仁，看似骨头挺硬，其实是快散架了，所以，蒋介石得意了。蒋介石一得意，就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了，于是，脑子一热，肾上腺素一起来，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元老中的元老胡汉民给软禁了。没错，反蒋派确实都不复当年之勇了，但逮到这样的机会，少不得也要做做文章，当然，我们不排除蒋介石可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潜在的反对者一网打尽，但是这一网撒下去，能捞到几条鱼呢？就算捞到了几条，能顺顺当当的给提溜上来吗？
鱼当然是有的，要是老蒋这么玩了之后，民国各门各派还能装聋作哑，那也就不叫民国了，但是，不得不说，鱼确实小了点，也没办法，大鱼之前都被他捞完了——广东的陈济棠，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要名气没名气，可能老蒋也压根没把他放眼里，但是如今他扛起了反蒋的大旗。光凭陈济棠来反蒋，当然是以卵击石，即便再加上些胡系党人，再来点闲着也是闲着的无聊政客，比如西山派的一些人，又比如有意求好的汪系分子——因刺廖案一事，胡汉民和汪精卫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也于大局无益。如此一来，陈济棠当然是要找些好歹还像那么回事的盟友来共襄盛举了——政客毕竟只是政客，光能骂街也骂不死蒋介石不是？如今的局面上，真是说还能好歹拉过来充充场面的反蒋派，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剩新桂系一家了，所以，回到我上节的标题，可不是运气来了吗？
李宗仁本来还正愁着怎么将粤军赶出广西呢，没想到现如今老蒋这么一闹腾，不用赶，人家主动出去，甚至，还说要友好往来，共谋大事呢。都赶上这运气了，虽说李宗仁也明白光靠这些阿猫阿狗是玩不赢老蒋的，但是既然人家愿意交朋友，能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凑凑热闹又待如何？反正反蒋都反了这许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次。于是，当陈济棠表现出愿意交朋友的意愿之后，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笑脸相迎，表现出合作的诚意了。1931年4月30日，来到广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个委员，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其下野；5月3日，陈济棠通电附和；11日，李宗仁同样通电附和。然后，新桂系一众要员先后来到广东，准备跟陈济棠商谈具体事宜，稍事整顿之后，反蒋热潮居然又死灰复燃了。
蒋介石在软禁胡汉民之后，大概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没料到的是，广东方面还整的像模像样的，也无妨，老蒋处理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第一步，拖。老蒋之所以要拖，一是因为这段时间正集中精力围剿中央苏区：老蒋本来以为能马到成功的，只是没想到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铜烂铁的所谓共匪实在牛逼，在1930年底进行的第一次围剿中，毛主席设计生擒清乡主将张辉瓒，甚至还为此写了首诗；眼下从1931年2月开始部署的第二次围剿，眼看又是跳进了同一个陷阱，红军这么一收缩，一转移，国军就成了没头苍蝇，就等着被拍了；老蒋连吃两次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得玩第三次，如此一来，自然无暇南顾了。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让对手的千钧重拳打在棉花上，以柔克刚，甚至，还能让对手自乱阵脚——毕竟，实力摆在那，反蒋派未必就那么坚定。
老蒋打出了和平的招牌，在五中全会上，又是选举胡汉民当中央委员，又是恢复李济深党籍的——虽然这俩都在汤山晾着吧，明示我不想动手，你们也别逼人太甚。结果，老蒋这招太极一打，反蒋阵营果然就乱了，而且乱的不是别人，而恰是此次的主将陈济棠。从7月份开始，广东方面就嚷嚷着北伐，其实真是说干就干的只是李宗仁和汪精卫；李宗仁的意思是，打是为了和，你不打出点样子来，凭什么老蒋愿意跟你和？而汪精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也同意李宗仁打的意见。陈济棠啥态度呢？陈济棠说“以政治为先驱，以军事为后盾”，意思无非是和。那为啥陈济棠有这态度呢？我们前面说了，陈济棠此次反蒋，其实一是为了驱逐陈铭枢——如今陈铭枢已经离粤，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到广东超然的政治地位，有胡汉民做后盾，老蒋也并非不会妥协。老蒋如今主动示好，对于目标将要达成的陈济棠来讲，当然没必要使刀弄枪的，更何况，真要干架，也确实不是对手。最后，陈济棠虽说在李宗仁和汪精卫的要求下松了口，但却到处使绊子，居然提出让桂系去打衡阳，然后白崇禧说要钱，他又死活不愿给，气得跟他谈了一夜钱的汪精卫直接就去了香港，反正就俩字——不打。
看起来陈济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门心思要求和了，那老蒋能和吗？陈济棠当然被老蒋摆了一道，老蒋前面示好是虚招，目的是让你自乱阵脚，实际是，老蒋这实力，还能真怕了你不成？当年中原大战多大的阵势？老子不照样扫清六和？陈济棠毫无悬念碰了个钉子，然后回过头来跑桂系这来说我们打吧。李宗仁对陈济棠这德行，当然是越看越不顺眼，也觉着这家伙想一出是一出，没溜，不靠谱，难成大事，但是考虑到要粤军主动退出广西，打一打，做做样子，还是必要的，毕竟陈济棠想广东超然化，李宗仁何尝不想？于是，也就将就着吧。而负气出走香港的汪精卫，大家都知道，属婊子的，水性，听说陈济棠要打，也就少不得将先前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了，没错，丫又回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反蒋派实力实在太差，真说是要干起来，能有他们的好儿吗？真要打的话，不是正中蒋介石下怀吗？结果，又出了一档子事，让民国的局面更显混沌，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小张同学先是在事发当日于北京票戏，回来后又是一枪不放，撤兵锦州，结果让日本轻轻松松长驱直入，东三省遂告瞬间沦亡。现在官方口径是，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小张只是背黑锅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背了黑锅呢？当时的东三省，说实在的蒋介石实际控制力极为有限，压根是小张一人说了算，东北军也是老张留下来的奉军家底，即便老蒋说不打，小张也未必要听他的，此为其一；其二，从最功利的角度考虑，东三省打仗，首当其冲的是小张，老蒋暂时不用动一兵一卒，让东北军跟日本两败俱伤，不是来得正好吗？凭啥不抵抗？其三，正常人碰到这事该怎么办？我要是老蒋，一准让小张自己看着办啊，我干啥自己来做这冤大头？在千百年后还被千夫所指，后人痛斥？没道理嘛。当然了，小张晚年也在多个场合说过，不抵抗跟老蒋无关，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也解释了这些逻辑漏洞。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然后东三省居然就被几千关东军那么给拿下了，作为领袖的老蒋，不管说没说不抵抗，责任都是无可推卸的——不消说，打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了，但是蒋介石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尤其是两广的这些人，可不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逼迫他下野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讽刺呢？日本人都杀到家门口了，一帮政客居然还没想要紧密团结起来，一致抗敌，这帮道貌岸然，成天吃饱了没事干的政客哪点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呢？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的居然是“机会来了，蒋介石你总算该滚蛋了”，他娘的蒋介石滚蛋了，你们能撑起这个局面吗？蒋介石是不好，但再不好不也得事后问罪吗？他们倒好，直接不依不饶了，敢情内乱比外敌更重要，这他娘叫什么事？
共赴国难
眼瞅着几千日本兵在东北地面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守着老爹给留下的三四十万装备堪称民国一流的军队的小张，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整个过程除了不抵抗之外，就只会向国联哭爹喊娘了，国难当前，内乱许久的民国又有什么新气象呢？新气象当然有，也无非是一众脸皮比西瓜皮还厚的政客，在那里高喊共赴国难了，很好——行动呢？蒋介石你个饭桶赶紧给我们滚蛋啊！退位让贤！一边说共赴国难，另一边又说蒋介石下野，是不是有够讽刺呢？那退位让贤之后呢？他们出兵收复东北？有人信吗？还是的，光会嚷嚷管蛋用。
当然，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啥好货，这次反蒋派气势汹汹，要逼他下台，其实说穿了就是自己嘬的，没他软禁胡汉民那一下，这帮反对派能反对的起来吗？如今倒好，自己惹了事，还没等压服下来，又出了更大的事儿，东三省眼瞅着沦亡了，他这个国府领袖又有什么表现呢？说蒋介石下不抵抗命令那确实冤枉了老蒋，但是，蒋介石态度消极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摆着的，他要真有强烈的抵抗意志，那就下令让张学良打啊——什么，张学良不听命怎么办？他娘的，蒋介石丫不最会利用媒体造势吗？说到底，蒋介石还不是怂了？他不敢威逼张学良，其实还不是怕到时候惹火上身，自己拼完了，让一众对手捡了便宜？说来说去，国家大义面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众民国大佬，还不都是一个二个打着自己的那点小算盘，争相保存实力，借以维护地位？哪个是把民族大义摆在个人地位之上的？站一个出来我看看？都他娘的一路货！
民国以来，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的政客高唱革命救国的高调，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他们究竟是在救国还是在误国呢？成天无理搅三分，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个人地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还美其名曰革命救国，这他妈救得是哪门子国？救国救到现在，老百姓被折腾到现在，苦也苦了，穷也穷了，结果呢？结果他娘的日本看着民国乱哄哄，在偷着乐！偷着乐的同时还敢用几千关东军发动事变，而更他娘的可气的是，这样无厘头的所谓事变居然大获全胜！而我们革命救国的同志何在？不想着如何把日本打出去，倒是先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机会在内斗上加码，好让竞争对手滚蛋，这他娘的也叫救国？当事者张学良，这个中原大战后忝列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的风流少帅，还敢再娘们一点吗？掌权者蒋介石，除了继续让张学良爱咋咋地，然后在国联大佬面前痛哭流涕，还干了什么？他娘的指着国联的友邦来帮忙收复中国的河山吗？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让我们接着来看这帮所谓共赴国难的政客的精彩表演。东北事变后次日，蒋介石喊出了“罢兵歇争，共赴国难”的口号，既然老蒋先唱了高调，当然反蒋派就得回应，2天后，广东做出了回应，说“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很好，双方都亮剑了，挑了事的蒋介石说要化事，而表示要一致对外的反蒋派却以老蒋下台为前提，都他妈的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当然，打是肯定不会打了，现在必然是谈判，当然核心问题不能是共赴国难，那玩意只是个对外的幌子，争论焦点当然落在了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上。胡系分子因为胡汉民被软禁的奇耻大辱当然不能放过蒋介石，而一开始热衷和谈却被蒋介石摆了一道的陈济棠自也怀恨在心，而跟蒋介石斗法有年，一心希望恢复自己在广西统治地位的李宗仁也不在话下，然而，在一窝蜂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广州政府内部，却还是有人卓尔不群，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
大家切莫认为汪精卫是急公好义，真是以共赴国难为己任，事实上，这是汪精卫学乖了，在跟老蒋斗法屡屡受挫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明白事儿了。蒋介石如今当然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他已经做出了诸多让步，先前被开除党籍的新桂系诸人已经恢复了党籍，胡汉民和李济深也被释放了，但是广东方面压根不吃他这套，依然群情激昂的要求其下野——有人问，蒋介石这么惨，汪精卫不正好逼他下台，然后顺利登基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首先，对蒋介石知根知底的汪精卫知道老对手到底几斤几两，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就算一时挡不住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而暂时下野，他也依然还是蒋介石，适当时候依然可以复出；其次，即便蒋介石真的一蹶不振，党魁的位置真能轮到汪精卫来吗？同志们，广东现在的反蒋派可是胡系分子掌权哦，到时候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既然蒋介石不会真的被击垮，就算被击垮，受益人也未必就是汪精卫，那么汪精卫凭什么还一定要蒋介石下野呢？为他人做嫁衣吗？汪精卫可没那么蠢。所以，汪精卫的考虑是，如今老蒋正处于风暴中心，他小汪正是最具政治价值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投怀送抱，蒋介石能推却这等盛情吗？这不就对了？汪精卫送蒋介石一个人情，然后蒋介石再投桃报李，双方各取所需，岂不是皆大欢喜？
当然，汪精卫隐藏的很深，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也因为此，广东方面才派了汪精卫作为代表团团长赴沪谈判。汪精卫当然是为了自己来跟蒋介石谈判的，广东嘛，关他鸟事？然而，于10月17日兴致勃勃跑去谈判的汪精卫刚去就发现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因为压根连谈判对手有哪些都不知道，蒋介石原先打算让胡汉民作为南京方面谈判代表的，结果胡汉民死活不同意，结果导致了宁方谈判连个代表名单都没确定。蒋介石倒是想的挺美，让胡汉民本人出来代表南京斡旋，呵呵，胡汉民是何等样人？何时对别人低过头？胡汉民可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这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是汪精卫这等水性之人能比的？结果，拖拉了小半个月，谈判才在11月1日正式启动。
汪精卫果然上来就代表自己谈判了，他抛出了两个提案，核心是改革中央政府体制，限制蒋介石权力，但对于蒋介石是否下野的问题，汪精卫则语焉不详。蒋介石何等精明？当然立即听出了汪精卫的弦外之音，汪精卫跟这说半天，其实就是想分杯羹嘛，既然是这个意思，他蒋介石倒要端端架子了。11月2日，蒋介石表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广东政府要是行，我们南京政府就下台，让你们上，如果你们不行，就给我消停点，听我的。蒋介石明摆着在转移话题，广东方面要求的是他个人下野，如今蒋介石玩了个文字游戏，扯东拉西一番，变成了南京政府集体下野问题，言外之意是，你们广东成立政府压根不是对我来的，而是对南京政府来的——你们另立中央，居心何在？蒋介石倒打一耙，当然让广东方面肺都气炸了，陈济棠、李宗仁几个连声要求代表团不可退让，甚至还打算一旦谈判破裂，就要立刻出兵，并且两边都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谈判当然不会破裂，汪精卫压根对蒋介石下野一事没有兴趣，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永远端着架子，最后在各界“关怀”之下，谈判成功，汪精卫对南京政府改组的要求得到了通过，但广东政府届时取消，而具体如何改组则等到国民党四大来解决，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则只字未提。
这次共赴国难的谈判谈出了什么呢？谈来谈去，无非是国民政府这么多位置应该怎么分，当然，具体怎么分也没拿出个章程，还要留待四大解决，而至于东北问题，有人关心吗？一群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政客不关心国难也罢了，问题是，到了这个份上，他们还要在分赃问题上纠缠不清，比如广东就对谈判结果很不满意，广东政府取消，蒋介石不下野，这他娘算什么？有人说谈都谈了，字也签了，难不成还再谈一次？较劲当然不必非得和谈，比如，此次和谈说具体问题要在四大解决，那就四大上见真章呗。
精诚团结
国难当头，一批政客除了喊了两句不咸不淡的共赴国难之外，居然就开始接茬内斗，真是好不热闹。在共赴国难的和谈上，东北问题没人关心，一堆人抓着蒋介石的个人地位问题纠缠不清，好像只要蒋介石下野了，日本都能退出东北了。接着各派各显神通，蒋介石拼死不愿下野；汪精卫脚踩两条船，说一套做一套，名为广东代表，实则个人代表；胡汉民新被释放，余怒未消，不愿参加和谈；而陈济棠和李宗仁甚至还想着万一和谈破裂，就要刀兵相见。一堆人明争暗斗半天，最后也没谈出个几方都能满意的章程，尤其是广东，对和谈结果尤为不满，即是如此，想要真正一致对外，当然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未能下野，那广东方面跟这倒腾半天，又是另立政府，又是通电弹劾，岂不是都成了瞎折腾？蒋介石没责任，难不成是粤方的责任？到最后再落个分裂党国的罪名，那谁吃罪得起？因此，粤方要表明自己闹得有道理，就非得将蒋介石搞下台不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今粤方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只剩下了国民党四大一处，情况明摆着，蒋汪二人在党内的力量远强于胡系，任何一派出手都会让胡系难以招架，既然如此，胡系当然不能指望在统一的四大上做文章，唯一的办法，将错就错，先抢到主动权再说。11月18日，广东四大开幕。
核心问题，当然是要推翻和谈时所达成的决议。果然，当太子爷孙科在会上汇报和谈情况时，陈济棠和李宗仁就率先发飙了，质问为什么和谈没能达成蒋介石下野的预期目标；而在二次会议上，粤方更是指责代表团越权妥协，进一步表明要蒋介石下野的坚强决心。孙科当然很委屈，说白了，他不过是一送信的，这里头没他什么事，如今倒好，广东方面把气都撒他身上了，太子爷长那么大，仗着老爹余荫，一路顺风顺水，何尝受过如此委屈？孙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直接离会赴港。广东这边一看孙科走了，这会也要开不下去了，而胡系大佬古应芬又刚在上个月辞世，没奈何，李宗仁只得急促汪、胡二人来粤主持大局。
汪精卫当然不会来，他在上海和谈期间跟蒋介石玩暧昧，和谈时也未将蒋介石下野作为第一要义，而一味在改革政府上着墨，广东方面对他早就极端不满，李宗仁邀他也不过是尽个礼数，走个过场罢了，实际上，谁都知道汪系跟粤方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汪精卫确实没来，甚至还将汪系成员集体召至上海，正式跟粤方拜拜了。胡汉民当然得去，一帮小弟巴巴地等着他举旗呢，大佬到场，当然立即稳住了局势，12月5日，会好歹开完了，最后搞出了四个宗旨，十项主张。四个宗旨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推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而十项主张嘛，也当然是将蒋介石下台放在首位。
广东这个四大，打着团结的旗号，行着逼宫的实质，哪看得出有半分团结的愿望呢？广东喊团结，南京也在喊团结，蒋介石不喊团结不成啊，事是他惹出来的，现在只求能息事宁人，于是，在南京召开的四大上，蒋介石张口闭口都是团结，开幕式讲团结，闭幕式也讲团结，决议还是团结——因政治原因被他开除党籍的481名党员的党籍被恢复。胡汉民和蒋介石分别开了四大，唱了高调，那汪精卫呢？汪精卫当然不能示弱，你们开四大，我就不会开？汪精卫在上海组织他的猴子猴孙们也开了个四大。当然，跟胡汉民急吼吼要蒋介石下台，而蒋介石又一意大事化小不同，汪精卫的兴趣点在权力分配上，他的四大就把国民党中央委员给选出来了——当然，广东是不能理他这茬的。
胡汉民在广东，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上海，国民党的三位大佬于此非常之际，互不相让，纷纷召开四大，这边说你要下台，那边说我才不，中间那位说都别吵，先把老子选成党魁再说，呵呵，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啊。这边国民党内争正烈，那边日本打得正high，东北转眼之间尸骨无存，而国府求爷爷告奶奶要求主持公道的国联呢，则憋半天没放出一响屁，最后好歹说要制裁了，却也是空口白话——不出兵怎么制裁人家？好，东三省沦亡就沦亡了，毕竟在先国父眼里，东北就是蛮夷之地，鞑虏之所，日本人要，给他们好了——直到现在日本史学家还拿着当年国父二次革命后旅日期间跟日本的所谓协议纠缠不清呢。罢了，东北丢都丢了，也不管他，先团结起来再说，蒋介石就说咱先碰个头，开个会，好解决问题啊，总不能三个地方一人说一句吧，结果，粤方说，团结可以，你下台先。东北沦丧，粤方不依不饶，蒋介石虽然百般不愿，这当口也不得不下野了，于是12月15日，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宣布下课。
蒋介石下野了，那总要碰头了吧，真不容易，总算各方在南京碰头，四届一中全会如期召开，最后当然是胡系大获全胜，林森当选国府主席，孙科当了行政院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不消说，胡系占了半壁江山，控制了要害部门。当然，陈济棠和李宗仁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广州政府取消，但设立了“西南执行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西南军事分会”三个组织，承认了西南的自治地位，更重要的是，有胡汉民撑门面，想来各方也得给点面子。粤系精诚团结，先是把蒋介石给团结下台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人马团结上台了，如今的南京政府就是粤系当家，那同样高喊团结的蒋介石又会怎么团结当权的粤系呢？
蒋介石的团结方式是，断了丫的财路。下野回老家的蒋介石，先是授意江浙财团对粤系政府采取不合作姿态，后又指使何应钦带人去向孙科等人索逼军饷，再是财政部官员集体辞职，这三招一出，孙科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粤系政府瞬间陷入财政困境，一个月之间赤字1600多万。平常时节碰上这事也罢了，最多跟财团大佬们磨去，但是这是平常时节吗？这是非常时期！非常就非常在日本身上。日本人拿下了东北，当然还要有一堆琐碎的善后问题要处理，但是一堆人盯着东北，不是很麻烦吗？好办，在别的要紧地方打上一枪，创造一个新的焦点，然后再慢慢来消化东北——而正好日本海军见到陆军立了那么大功，也想表现表现，于是，日本军舰就在长江水域开始表演了。孙科倒是也想表现自己的抵抗意志，但是手里头军队和财政都被蒋介石掐死了，拿啥去抵抗，拿嘴巴吗？这活当然干不下去，孙科这个行政院院长刚当了没满十天，就实在难以为继，在10月9日，跑到上海搬救兵去了，要求大佬们看在国父面上，回来主持大局。
所谓大佬，也无非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个。蒋介石当然在偷着乐，小样，跟我耍心机，你还嫩了点，怎么样，玩不动了吧，还得看老子的。蒋介石要复出，考虑值此非常之际，以他一人之力，不免独木难支，得找个盟友，胡汉民跟他闹僵了，先pass掉，而汪精卫倒是有机会，于是，蒋介石决心改弦更张，联汪排胡。汪精卫当然早想复出了，在和谈上明着暗着媚眼抛了无数，还正想蒋介石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如今一看，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识时务，明事理，就是，早该找我来嘛。蒋汪二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之后，就筹划着恢复当年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旧局面了，而恰好孙科也是干不下去，提交了辞呈，于是，1月28日，一切就绪，南京政府完成改组，蒋汪同时复出，而粤系人士在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尝尽了酸甜苦辣，也无意纠缠了。
如果说宁粤和谈的主题是共赴国难，那么围绕四大展开的主题就叫精诚团结，各大佬也着实给我们表演了一下何为团结。团结这半天之后，日本人终究不免于蒋汪复出当日在上海开了枪，国难呢，却更显深重了。
踏实
原本蒋介石二次下野之后，李宗仁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再玩他一票的，继特别委员会之后又憋着要搞个特种委员会，总之，是跟特委会杠上了，但是呢，八字还没一撇，蒋介石就急冲冲杀回来了。紧接着日本海军就在上海挑起了战火，蒋光鼐和蔡廷锴所率的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旧部）奋勇抵抗，蒋介石一度也令张治中率部增援，中国军队打得英勇顽强，甚至逼迫日军四易主帅，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当然，此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日军挑事的根本目的是转移视线，当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之后，两天后日军见好就收，宣布停战，而老蒋呢，也出于种种考虑不愿与之纠缠，最后在5月份签了个停战协定，双方暂且罢兵言和。在国民党各派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当口，东北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从民国版图上消失了，然后——权当没这回事好了。李宗仁一看局势至此，也别穷折腾了，踏踏实实的，自扫门前雪吧。
自蒋桂之战以来迭遭变故的李宗仁已经快要忘掉踏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来迎接各种各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事故，总算，一切都结束了——粤桂联盟恢复，西南获得自治地位，而蒋介石在东三省事变后也不能动辄就对党内的异己分子下死手了。如今的李宗仁，既不用操心怎么跟蒋介石争夺中枢大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啥时候被邻省给抢了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广西经营好，以待来日——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这对于已经在民国政坛历经起伏的李宗仁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当然，光广西这一亩三分地，也足够李宗仁忙活一阵了，治政不比打仗，讲的是慢工细活，持之以恒，其琐碎之处，更是远甚带兵，接下来我们就琐碎一把。
新桂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自保。看起来似乎这不是问题，西南开府，两广同盟，粤军撤出桂东，甚至最大对手蒋介石也得对西南的门面胡汉民礼让三分，不再过多纠缠，看着挺平顺，然而，所谓居安思危，值此乱世，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有备才能无患嘛。要解决该问题，当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维系好粤桂同盟，另一方面则是整顿军队。首先是同盟，如今在广东掌舵的不是与新桂系私交甚笃的李济深，陈济棠这家伙心思乖滑，爱耍弄诡计，又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儿，前一段反蒋，他就一门心思把桂系往火坑里推，既要让桂系打恶仗，而不愿给钱，李宗仁说实在的，挺看不上这人，但看不上也得看，粤桂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广西安危。李宗仁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把一家子全安置在了广州，他自己也准备常驻广州，没办法，陈济棠这人一天一张脸，不时刻与他保持接近，说不好啥时候就被丫给卖了，李宗仁也只能辛苦点，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了。
军队倒着实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新桂系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西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新桂系这样被中央老大当眼中钉的派系而言，没有足够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与之同时，广西又实在太穷，在清朝都是需要别省协饷的省份，而在民国早年更是得以战养战，如今中央不给钱，而广东呢，陈济棠又是一毛不拔的主儿——没人给钱，又没法抢钱，这该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新桂系终究还是找到了办法。首先，削减常备军，除了张发奎新近离桂之外，广西目前计有廖磊第七军，李品仙第八军和夏威第十五军三支部队——李品仙是唐生智完蛋之后返桂的，天可怜见，穷的叮当烂响的广西连三个军都养不起，最后只好把第八军给裁了。如此一来，广西的常备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军，问题是，广西的军制还不是常规的三三制，而是一军辖两师，一师辖两旅的配置，靠这些常备军当然不足以自保，接下来新桂系还有后招。新桂系的这一后招堪称中国军制史上的创举，那就是民团制度。
民团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封建时代就常有大财主，大地主之类豢养这类武装，借以自固的，而在晚清，民团更是风光一时，曾国藩用以平定太平军的湘军，某种意义上说就脱胎于民团。但是，在曾国藩之前，民团大多是些小打小闹，只能欺负地痞流氓，小百姓的玩意，作战能力当然不能指望，而曾国藩的湘军呢，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团，因为湘军是正规军，平日不事劳作，靠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饷——当年湘军曾有城破之时，洗劫三日的习惯，其实就是被逼的。新桂系需要的民团是来之能战的预备役性质的武装，那种松松垮垮的地主武装自然不堪大用，而湘军这样的变相正规军，新桂系又养不起，既要能战，又要省钱，看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新桂系有何办法解决呢？
地主民团之所以不能战，主要原因就是散，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而新桂系的民团要能战，就得解决组织纪律性问题。新桂系在民团各级都设有常备组织，有专人负责，级级把关，严格控制，当然，组织纪律性就不成为问题，有组织有纪律，当然是能战的基本保障。接下来，新桂系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强制广西所有适龄男性都必须参加民团。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民团怎么养？其实早在当年裁兵会议的时候，新桂系就提出过兵工的概念，这次只不过是将此发扬光大罢了，民团民团，先民后团，老百姓该从事的生产活动，团丁也不能拉下，甚至，民团还经常性组织团丁进行生产训练，组织进行集体劳动等等，既然民团也是生产力，当然就能自给自足，无需专门发饷了。有了这些“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团，新桂系当然就拥有足够的军事潜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了。
自保问题在新桂系实施斯巴达式的民团制度后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民生。自打民国以来，广西迭遭战乱，旧桂系时期如此，新桂系时期亦如此，广西本来就穷，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战火摧残后，老百姓当然就更是难以过活，整顿广西经济对于新桂系而言自然是治政中的头等大事。
广西是个农业省份，因此，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农业，新桂系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公积粮制度，由各村设立一个公共谷仓，每年由有余粮的农户累进摊派，征集入仓，其目的是消灭高利贷——这些公积粮可以平价借给贫农，归还时只需补上折耗即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贫农借高利贷是导致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积粮，就可以极大程度抑制这个趋势。然而，新桂系所做的努力却在战备状态这一个大前提下被全盘否定，明摆着的，新桂系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源——税赋沉重，保证充足的兵源——民团制度虽然较之常备军制度有优势，但毕竟影响生产，有此二端，公积粮制度的优势基本上被全面抑制，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除了农业之外，新桂系还大力发展工矿业。除了常规的轻重工业之外，广西与众不同的就是采矿业，这也是广西的天然优势——有色金属矿采丰富。李宗仁鼓励并扶持民间矿业的发展，这就让广西的采矿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有句话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矿是为了买卖，但广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运不出去就等于白搭，因此，新桂系集中精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修建，还为此设立了公路局，在短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还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义务教育制使广西民众素质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让文化业有所发展，而在人事方面，李宗仁大胆启用新人，改革用人唯亲的弊端，也确实多有裨益；在新桂系的努力下，广西局面气象一新，广西民众总算也跟李宗仁一样，踏实了。
反蒋抗日
自打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语调终不免成为空谈，但是国民党各派总算还知些廉耻，也知道继续闹下去难免被人看戏，于是原本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隔三差五来次汇报演出的反蒋运动总算是日渐平息。然而，党争渐平，内战频仍，蒋介石在摆平了党内的诸多对手之后，又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矛头对准了党外强敌——中共。蒋介石将剿共与抗日连在一起，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立场而言，却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对手，中共何尝不是？蒋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里，对手无内外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显然，蒋介石认为，日本虽强不强，而中共虽弱不弱，在对政权的威胁性方面，土生土长，有主义，有理想，发展潜力深不见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对手，而至于日本，疥癣之疾耳。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有政治远见的，因为最终夺取他蒋家天下的，并不是强势的日本，而恰是弱势的中共，然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共与日本就是天差地别了。中国老百姓反正国内谁当政都是一样吃饭，甚至中共当政对于那些忙死忙活还一天混不上两饱的社会底层人民还是利好——要知道当时我党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统治呢？日本可没指望能在中国长久统治，抱着“过一天算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给中国的亡国奴们留条活路吗？所以，同一个政治行为，角度不同，评价也就不同，剿共先于抗日，对蒋介石是必然之选，但对于中国民众，那就是胡折腾了，而对于民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来说，只要别惹到他们，爱咋咋地，但要惹到他们，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一意将重心放在国内，虽然主色调是剿共，但是跟老蒋斗争多年的地方派能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吗？这帮人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党内团结，但谁真相信他能团结呢？自从孙中山去世以来，他团结过谁？他团结的人倒是不少，把兄义弟一大堆，但讽刺的是，凡是被蒋介石团结过的人，到最后都得不着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和李宗仁。所以呢，地方派们虽然不再动辄喊反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蒋介石有任何异动，就会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蒋和抗日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在地方派看来，抗日如今就是蒋介石的罩门，一提抗日，实际就是念了蒋介石的紧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恶心他。于是，这段时间的民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蒋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只要听到谁喊抗日喊的声嘶力竭，这人就一准跟蒋介石要闹翻，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闽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要谈闽变，自然是先谈陈铭枢。陈铭枢说实在的怪倒霉的，堂堂北伐名将，铁军主要将领，搞到现在是爹不亲娘不爱，快要混不下去了。铁军出品的将帅，说实在没一个混得好的：张发奎就不说了，跟错了人，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结果一度流离失所，在中原大战后几乎把军队赔了个干净；而叶挺虽然没跟错人，但跟错了时机，当时我党是左倾横行，动不动就到大城市搞暴动，搞失败了还要被追究责任，叶挺就是因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受到李立三的指责，结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掌军；陈铭枢倒是没跟错时机，但可怜跟错了人。陈铭枢跟了蒋介石，而且是在武汉反蒋运动最热烈的时期，甚至还为此丢了武汉卫戍区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说的话，这笔买卖明着亏，暗着赚，因为老蒋看在他力挺的份上，总会有所补报，最要紧的是，老蒋是赢家。但是，我们还是得说陈铭枢跟错了人，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非嫡系的。
陈铭枢开始倒霉实际是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看，陈铭枢还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呢。陈铭枢确实也有些机会，老大走了，剩下的陈济棠资历战功都不如他，似乎怎么排都是他占先，但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陈铭枢是李济深的部将，而陈济棠则跟胡汉民比较接近，在李济深被软禁，而胡汉民还活跃的时候，老蒋该怎么对待二陈呢？看起来老蒋不偏不倚，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各管各的，但是果真是不偏不倚吗？在乱世，主政和主军那就是天壤之别，而二陈之争最后分出高下，其实就差在这主政和主军上了。中原大战中，对付桂系，由于是邻居，两个人都得出力，谁也逃不掉，但是当蒋介石要粤系派军参与跟冯玉祥的作战之后，陈济棠主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派谁不派谁是谁说了算？还不是陈济棠说了算？陈济棠不含糊，直接将陈铭枢的嫡系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给派去参战，如此一来，广东的权力平衡就立刻被打乱，陈济棠立马占了上风。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陈济棠能借势将陈铭枢逐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军权好使啊。
陈铭枢被驱逐出粤，本以为老蒋看在他一贯拥护的份上，能好好待他，结果呢——不说也罢。老蒋光顾着耍手腕了，一开始为了麻痹陈济棠，对陈铭枢压根就不理不睬——天可怜见，陈铭枢也不过想把十九路军调回去而已。这也罢了，淞沪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是主力军，说实话，损失不少，那蒋介石看在人抗日有功，好歹看觑一二呢？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剿共——让杂牌跟红军火并，这是老蒋的惯用手段，但是显然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李宗仁就看的很透彻，他的分析是“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点心思，连李宗仁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那陈铭枢和陈济棠这俩当事者能看不出来？陈铭枢看出来了，一怒之下，出国了事；而陈济棠倒是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对十九路军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查封了其广州办事处，还停发了军饷——老蒋终究还是如愿了。这还没完，十九路军很快在剿共中吃了败仗，而蒋介石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如此这般，蒋光鼐和蔡廷锴自然是看出了点眉目，干脆停止剿共，跟红军谈和，并联络粤桂双方，成立三省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抗日重于剿共”的方针。
十九路军以抗日成名，如今打出抗日的招牌，当然不能说是哗众取宠，但是，他们打出抗日的旗帜，其目的显然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单说是抗日，那粤桂两省少不得还得应和两句，时不时念两句紧箍咒，总是没有坏处，更何况还能在媒体上博个彩头。但是，十九路军棋差一招，因为陈铭枢出洋归来后，在抗日的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反蒋，这两个字一加，立刻就变了味。虽说对于反对派来说，反蒋和抗日在这当口是一码事，但是这其中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抗日是暗示，反蒋是明示，而暗示和明示之间隔着余地二字——谁会不给自己留余地呢？粤桂两派，虽说跟老蒋关系微妙，但是微妙归微妙，场面归场面，在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要自绝生路？陈济棠就是如此，原本他跟陈铭枢关系就坏，能帮忙喊两句抗日就不错了，说要反蒋，那就敬谢不敏了。陈济棠如今坐拥广东，号称南天王，又有胡汉民当门面，老蒋也默认他的半独立地位，这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为什么他要反蒋？没道理嘛。而新桂系呢，他们倒是不满足现状，但问题是，如今新桂系要看粤系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时刻维持两广同盟，如果粤系不动手，新桂系自然也没道理动手。
反蒋是反蒋，抗日是抗日，虽然对于反对派来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政治本来就极端微妙，更别提这二者之间有着是否留有余地的重要差别，陈铭枢想破罐破摔，破釜沉舟，但问题是，谁又愿意跟他来唱这出戏呢？
可笑的小政变
陈铭枢这个人，有胆有识，敢想敢言，是个戳得出，站得直的人，说实话，是个爷们。爷们气十足的陈铭枢如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管不顾的打出反蒋的旗号，授人以分裂国家的口实，是因为他觉得蒋介石实在是对不住他。当然，陈铭枢要怪的话就怪自己瞎了眼，怎么能把政治前途托付给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这倒不是说蒋介石这人不讲恩义，而是蒋介石使用恩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只要不是自己的嫡系，难免就会被他当做可用也可舍的棋子。蒋介石搞政治，历来是门户分明，将嫡系和杂牌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对待嫡系，蒋介石向来是有错没错都护护犊子，要打要骂都由他自己，外人休想染指半分，而且，蒋介石只要认定此人是嫡系，耐心就特别足，比如救他两次的陈赓，当时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逮了，结果蒋介石愣是不愿下死手，一心一意要陈赓回心转意，结果直接造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让陈赓逃出生天。而对待杂牌，甭管此人对蒋介石是否忠心不贰，蒋介石都从不会对其有半分信任，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稍微用用，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绝不容情，陈铭枢此前对蒋介石如此忠心耿耿，到如今被逼到公开反目的地步，说实话就是因蒋介石的用人哲学所致。
政治集团的帮派主义是有难以摆脱的惯性的，尤其是国民党这样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七拼八凑搞起来的政党，到最后，就搞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李宗仁老是骂蒋介石为人偏私，爱搞小集团，其实，在国民党这样历来就小集团主义横行的政党，不搞小集团混的下去吗？蒋介石倒是不想搞小集团，倒是想大伙都能听他的，但问题是，可能吗？所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本身就是个相互塑造的关系，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塑造了蒋介石如此的政治哲学，而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气候，相辅相成。蒋介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为人处事，都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长于适应，而短于改革。话说回来，国民党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能够生存的土壤，如果蒋介石不是这样讲究实际，也就不会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发散一下，这也解释了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什么样的官场造就什么样的官吏，而什么样的官吏造就什么样的官场，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再难改变。
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所谓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如今陈铭枢被老蒋如此对待，当然是急了，加上此人又天生有股爷们气，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就敢直接说反蒋了。当然，陈铭枢这反蒋的言论一出台，一帮人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可能会愿意擂鼓助威的粤桂两派就再也不敢随声应和了，于是陈铭枢立刻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陈铭枢要另起炉灶，当然是要找些有头有脸的撑撑场面，一开始找的是宋庆龄，好歹仗着国母的身份来摇摇旗，但是国母似乎也对公开反蒋心存疑忌，没答应；后来又去找胡汉民，以为跟老蒋同样闹得很僵的老胡也看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帮帮忙，结果呢，胡汉民说实在在广东就是挂个牌，实际说了算的是陈济棠，而陈济棠没兴趣，胡汉民当然也不好有兴趣；最后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陈铭枢在当日李济深被幽禁的时候，不说力挺老上司，甚至还公然跟李济深拥桂立场唱反调，以为靠着蒋介石就能咋地了，结果呢，不说也罢。李济深倒是没念旧怨，当然主要是跟蒋介石这笔帐一直没机会算，这下逮着了机会，不管有戏没戏，总是要出来喊一嗓子，反正横竖现在混成这德行，也不能更惨了。陈铭枢找李济深，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新桂系的关系，李济深倒是也挺上心，也派人去跟新桂系接洽了，新桂系倒也礼遇使者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没谈拢。新桂系不参与的原因，一部分前面讲过了，没有粤系参与，如果新桂系贸然行动，闽桂两省被广东一分为二，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胜算渺茫，另一个原因则是，李宗仁认为陈铭枢太左了。所谓左，也无非是陈铭枢跟我党有合作意向，可悲的是，当时我党更左，即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碰硬打得很惨，众高层也奉行关门主义，不愿跟陈铭枢合作。更妙的是，我党不愿合作的原因居然是嫌陈铭枢不够革命，甚至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还为此发了篇谴责闽变的文章——要知道当时在老蒋倾巢而出全力围剿下的我党其实日子并不咋地，而王明同志居然能忙里偷闲幸灾乐祸一把，也难怪毛泽东同志能给这帮人下个教条主义的评语了。
好了，粤系不合作，桂系不合作，甚至原本应该铁定合作的中共也在一众清高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巨擘的领导下选择不合作，非但不合作，还要嘲讽一番，如今陈铭枢只是个光杆司令，只剩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但实际上，即便是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内部也并不十分太平。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如今陈铭枢虽然不在十九路军任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些十九路军的实际指挥者都是他的旧部，陈铭枢在其间的威信自不待言。陈铭枢的治军颇有些旧派色彩，简单说，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本身倒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陈铭枢家长当惯了，一时不能很好的进行角色转换，还时常当众训斥如今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的先日小弟，这自然让这些渴望尊重、需要威信的小弟难免有些抵触情绪——这倒跟冯玉祥颇是异曲同工。
最有情绪的就是蔡廷锴，先日的小弟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但是老大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执着的搞一言堂，这自然打击了小弟的积极性。以此次事件而言，其实蔡廷锴对反蒋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公然反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如此窘境下，他的意见是，不妨学粤桂两系，同样抬出胡汉民，搞个三省一体的自治同盟，造出福建的半独立局面。因此，在陈铭枢回国之前，蔡廷锴就压根没提反蒋一事，只是借助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累积的名声，用抗日当招牌，联络粤桂两派，广造声势，以此与蒋介石抗衡。应当说，蔡廷锴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也确实博得了些外界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在陈铭枢回国后被推翻了。蔡廷锴觉得陈铭枢不尊重他，为此牢骚满腹，要是蔡廷锴一时鬼迷心窍，难免就重蹈当年韩复榘的覆辙。陈铭枢真该去谢谢菩萨，蔡廷锴不满归不满，但毕竟对老上司感情深厚，尽管老蒋又使出了当年对韩复榘的那一套，但蔡廷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还表示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他想怎么败就怎么败吧——听听，有这样的小弟，陈铭枢是否该泪流满面呢？
当然，蔡廷锴意志坚定，不代表十九路军的其他人也愿意不计得失的追随陈铭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十九路军的一些将帅难免就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如此一来，闽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无非是走个过场：1933年11月20日，箭在弦上的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换国号国旗；此后，粤桂两省为了撇清关系，一众大佬联名通电，指责闽方分裂国家；嗣后，蒋介石抽调原在剿共的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大敌当前，内部不稳，很快，自北伐以来就声名赫赫的十九路军即分崩离析，自此退出历史舞台。1934年1月底，闽变未及两月，遂告全面失败，闽方要人也纷纷出国。
闽变被李宗仁称为“可笑的小政变”，但是这次可笑的小政变一度可能对时局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红军能适时跟闽方合作，或许有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惜时机稍纵即逝，未能把握机会的红军终不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红军被迫长征，事实上就意味着所谓安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党外之敌既除，党内各方自是人心惶惶，而李宗仁，也不得不加入另一次可笑的小政变了。
天塌了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在前四次铩羽而归之后，第五次终于走对了路子，找对了方向，从1933年9月开始，历时一年，国军稳扎稳打，层层推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终于击败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关门主义、阵地攻防的红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别无他法，只得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而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很不巧的就是粤桂两省。李宗仁对反共这事，向来比谁都积极，这从北伐之初极力抵制中共党员在桂军任职，宁汉对立时充当清党急先锋，重掌广西后大力清乡等事可见一般，但是，这次红军要路过广西，李宗仁却犯起了嘀咕。
李宗仁之所以犯嘀咕，说穿了，也不过还是老问题，担心蒋介石呗。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充满着对自己一贯反共的自我标榜——当然，主要是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给自己撇清关系，而对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暗示蒋介石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李宗仁对蒋介石反共的质疑大部分都很喜感，什么养寇自重啦，玩火自焚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知道一度被老蒋逼得很惨的我党要对李宗仁这些奇谈怪论作何感想。这次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好不容易取得了成效，李宗仁又有话说，他的意见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认为应该把红军突围的缺口放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法将红军驱入海内，而不是将红军往西面的内陆方向驱赶。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西面的回旋余地也确实比东面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看法实在经不住推敲——首先，东南各省是老蒋的钱仓粮仓，蒋介石怎么可能愿意让红军虎入羊群？更何况，要是控制不好，红军可能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巧的是，毛泽东曾经在闽变时提出要跳出苏区，纵横江浙的想法。其次，即便蒋介石愿意如此，李宗仁和陈济棠愿意吗？他们愿意老蒋将大量中央军布置在粤桂一线吗？这不得了？有想法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得有可行性啊。
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的战略布置有意见，但他有意见的原因，不是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些东西，而是他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中共为名，行假途灭虢之实。李宗仁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后来在贵州、四川等地所发生的一切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只是他这种担心，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罢了。李宗仁当然不单是有政治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红军前来广西，其意不在常驻，而是过路，但是追剿的中央军可能就是相反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红军尽速离境，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在李宗仁授意下，白崇禧演了出让道送客的戏码——甚至白崇禧还为此编了个九字诀，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在桂系的一手策划下，红军压根就没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封锁，只用了十多天就顺利通过了桂境。桂军这样对红军送大礼，蒋介石当然很火大，他要追究起来，桂系该如何应对呢？这就看李宗仁闪转腾挪的本事了。李宗仁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没出力，他得向党国保证自己是出了大力的，为此，他不惜捏造了所谓七千俘虏的事实，拍电影，拍电报，大肆造势，老蒋明知李宗仁在演戏，但无奈李宗仁演的太逼真，也只好作罢。这还没完，李宗仁为了表明自己剿共的坚强决心，在红军通过桂境之后，让桂军前去贵州助战——瞧瞧我多玩命。
看似李宗仁已经躲过了危机，红军走了，中央军也没理由入境了，广西似乎是太平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在攘外先安内的前提下，如果老蒋真把中共给灭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要是这样一想，危机非但是没有过，反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蒋介石以假途灭虢之计，将贵州和四川相继收入囊中——美中不足的是，红军虽在长征中面临各种内外交困，天灾人祸的困境，但却奇迹般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到达了陕北。当然，创造了奇迹的红军俨然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了，到了这个境地，民国的地方派似乎突然发现蒋介石可能要一统天下，他们的那点地盘即将不保，于是，老套路，开始高呼抗日。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东三省事变中不放一枪，将祖宗基业抛了个干净的败家子张学良张少帅，此公居然也有脸喊抗日，还喊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学良之所以喊抗日，是因为在陕西跟红军作战吃了苦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要让东北军跟红军两败俱伤，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当然了，在群情激昂高呼抗日的形势下，粤桂两系自也不能免俗，原先还只是念念紧箍咒，到后来，干脆决心铤而走险了。
粤桂双方，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陈济棠，而陈济棠这家伙之所以喊抗日喊到擦枪走火，准备重演当年闽变的那一幕，据李宗仁回忆，是听信了自家豢养的大仙术士所谓“机不可失”的预言。开个玩笑，陈济棠确实有些迷信，但要说他是因为术士之言而要自绝生路，也不免过于儿戏了，事实上，陈济棠要搞政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失去了胡汉民这面金字招牌，南天王地位即将不保。我们说，两广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地位，并且老蒋还能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最大的原因，自然是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为当年的软禁一事还债——也就说是，只要胡汉民在广州一天，蒋介石就得卖他个面子，两广的特殊地位就能得以保证，但反过来说，要是胡汉民不在广州了，那老蒋就爱咋咋地了。蒋介石当然也曾试过将胡汉民调出广州，让他去京师供职，但无奈胡汉民是个恩怨必报的人，对当年被软禁一事耿耿于怀，蒋介石也不好硬逼，于是就只能拖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陈济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供着胡汉民这个太公，踏踏实实当着南天王，如今不妙了，胡汉民居然在1936年5月13日凌晨因脑溢血猝死了，这下可真算是天塌了。
老蒋一看胡汉民死了，来得正好，可算找到了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了。于是，次日电召陈济棠兄长陈维周入京详谈，陈济棠只得让兄长去了，然后老蒋给陈维周提出了他的意见——说是要共同合作，解决广西。陈济棠一听这话，当然是冷汗都下来了，唇亡齿寒，广西要是解决了，广东还会远吗？蒋介石这点鬼蜮伎俩，要去骗鬼吗？还没完，蒋介石又派王宠惠以吊唁之名前来广东，并向陈济棠表示要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还说要改组广东政府，并要将陈济棠从集团军军长的位子降格为军长。王宠惠越说，当然陈济棠越心虚，听到后来，估计是又气又怕，强行按捺才没发飙了。好了，情况很明白了，胡汉民死了，天塌了，老蒋要下手了，陈济棠要倒霉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自救呗。抗日的调门当然少不得要更提高一点，好歹争取些同情票，然后跟新桂系谈谈，大不了鱼死网破吧。李宗仁听到胡汉民的死讯，当然估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如今陈济棠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说搞政变不是他的主意，他一直对此事抱有谨慎态度，只是陈济棠一味催促，考虑到两广利害一致，唇齿相依，才上了这条贼船，为资佐证，李宗仁还搬出了陈济棠迷信的八卦来，说他野心太大，又听信江湖术士的鬼话，才打算铤而走险。李宗仁这话当然没人信，要说胡汉民去世，他受到的影响绝对比陈济棠只大不小——他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而陈济棠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蒋介石如要下手，主要目标是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蒋介石会将陈济棠摆在他李宗仁的前面吗？李宗仁就算谦虚，也不用谦虚成这样吧，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尽管说如今他确实落架凤凰不如鸡，但是再落架的凤凰终究也是凤凰啊。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宗仁事后要编出这么套鬼话呢？接着看。
时间差
胡汉民死了，粤桂两派的好日子到头了，看起来两方唯一的机会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跟蒋介石拼个高下了，即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至少陈济棠就是这么想的。李宗仁当然也在为这事转腰子，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动手了，如今的情况，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问题是，该伸头还是缩头呢？当然，伸头还是要伸的，坐以待毙也不是李宗仁的个性，但是就算是伸头也有个讲究——毕竟两个人都伸头的情况下，先砍谁后砍谁总得有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间差该怎么打。
当然，粤桂两系唯一可以抗衡老蒋的，也只剩下抗日的招牌了，因此，想都不用想，接下来肯定是把抗日这出戏给演足了。民国的事儿就这么扯淡，在九一八那阵，日本闹腾最凶的时候，粤桂两系没说要派兵抗日，相反还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招牌逼蒋介石下台，如今日本相对消停了，自长城攻势之后，足有三年多时间没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粤桂却开始大张旗鼓说要抗日了。也是，没病没灾，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招不痛快呢？如今是事到临头了，没办法了，只能打出这张底牌，看看能不能好歹应付过去了。排场还是很足的，5月26日，粤桂两系要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政委会和执行部呈电中央，通电全国，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次日，粤桂再度发电，说要全国人民敦促国府抗日；4日，粤桂高级将领又发表通电，说要请中央调粤桂两军北上抗日；瞧瞧，这通电频率，这抗日意志，多精彩的戏码啊。
根据中国古今皆然的特色，官方通电只是大规模造势的前奏，接下来就要开动舆论机器，将声势渗入到民间基层了。李宗仁是行家里手，广西就搞得很热闹，又是组织请愿团，又是大规模抗日游行，又是张贴标语——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什么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啦，什么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啦，总之，口号震天响，抗日全国闻。然后，李宗仁甚至还去活动湖南的何键，要他帮帮腔，造造势。李宗仁这一小试身手，明白事儿的看出名堂来了，李宗仁对广西有多强的控制力，社会动员能力有多强，是块多么难啃的骨头——至少蒋介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决定先把刀砍向陈济棠头上。
相比较李宗仁对桂系以及广西的绝对控制力，陈济棠就差的远了，蒋介石这刀刚举起来，底下人就蜂拥而上，把陈济棠给架到断头台上去了。在老蒋银弹攻势发动之后，跟闽变情况完全相同，粤系内部立刻就有不愿送命的反水了，先是空军——7月4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带着40多号人架机离粤赴宁，两天后，这帮人发表了“服从中央，报效党国”的通电。大家明白为啥官当得越大，就越是迷信了吧，大仙算得多准，机不可失，这下应验了吧——飞机丢了。但是呢，大仙准是准，要是会错了意就麻烦了，陈济棠如今倒是恍然大悟了，但是黄花菜也凉了。空军反水，陈济棠算是气泄了一半，接下来陆军也出了问题，那就彻底泄气了。先是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粤军的二号人物，此公本就对陈济棠不满，这下看到出头机会来了，当机立断，在7月8日屁颠屁颠的跑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表示广东问题包在他身上。还用说吗？蒋介石无非是鼓励一番——我看好你哟，然后让余汉谋放心大胆的去干了。14日，余汉谋公开撕破脸皮，接受南京中央的任命，要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反了，第二军能坐视吗？当然也反了。在余汉谋就职当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反了，还表示欢迎余汉谋去广州任职。空军反了，陆军反了，全他妈反了，陈济棠算是反不动了，为了避免真被砍上一刀，只好在18日通电下野出国避祸了。
根据老蒋的一贯做法，要对付粤系之前，肯定是要先给桂系吃颗定心丸，然后各个击破，因此，在对粤系紧锣密鼓的进行分化打击之际，蒋介石却对桂系抛出了橄榄枝，还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此举是实是虚，李宗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李宗仁要反抗到底，不接受任命？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接受任命。不明白了？还记得我们开头说时间差的问题吗？这就是时间差！蒋介石不会同时对粤桂下手，只要有先有后，就一定有时间差，而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在陈济棠人头落地之前，把自己的头给缩回去——蒋介石在这个时间差里势必会给个台阶，甭管是实是虚，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顺着往下走。
老蒋给的这个台阶自然是虚的，他也不会让李宗仁踩实了，在解决完粤系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桂系了。当然，老蒋还想依样画葫芦，不费一兵一卒，跟当年蒋桂之战一样，拆了桂系，这次他打出了王牌——黄绍竑。于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刚说要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出尔反尔，说我明明是说让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啊，至于您二位，离了广西吧。蒋介石为了打好黄绍竑这张牌，已经经营许久了，看看黄绍竑这几年的履历：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5月任内政部长，7月1日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这么厚遇黄绍竑，当然是因为黄绍竑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是随时可以引爆桂系的重磅炸弹，这次老蒋要收拾桂系，黄绍竑自是首当其冲。
蒋介石把台阶抽了，又打出了黄绍竑这张牌，接下来怎么办呢？废话，紧抱着台阶别撒手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撒手了，在蒋介石自食其言，要将二人逼出广西之后，李、白通电南京，说中央“墨渍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恕难从命”。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你中央说话得算话不是？要我们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的是你，要我们离开广西的还是你，中央说话到底还有谱没谱啊？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白能不知道中央有谱没谱吗？当然，光会缩头是不行的，李宗仁还得让老蒋进一步认识他的抗击打能力——李宗仁再次将广西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省防军瞬间从14个团扩编成40个团，7月下旬，在动员会上，李、白发表《告军民书》，说“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然后，李宗仁继续咬定抗日不松口，欢迎各方抗日同仁前来广西洽谈。
李宗仁的意思大家看明白了吗？没明白的听我讲。李宗仁肯定是不想闹，因为他闹不过蒋介石，然而他之所以还要跟着粤系闹，是因为不闹一闹，这场大祸他躲不过去。但是，李宗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知道闹的目的是为了不闹，因此，只要蒋介石有任何和解的表示，李宗仁都会果断抓住——甭管是实是虚，抓住了才有操作空间。比如，蒋介石一开始跟桂系示好，明明是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到了李宗仁手里，就成了蒋介石主动示好的台阶。而接下来李宗仁大动干戈，又是动员，又是迎宾的，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争取和解的机会。李宗仁无非是告诉蒋介石，你要和，我大力欢迎，但你要闹，老子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跟你闹一闹，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时半会搞得定我吗？
蒋介石当然掂出了分量，李宗仁虽然只有广西一隅之力，但可怕的是，广西全民皆兵，人人上阵，民气可畏，一时半会当然搞不定。有人要问了，老蒋不还有黄绍竑这张牌没用上吗？问得好，大家知道黄绍竑是为什么离开桂系的吗？没错，就是为了躲避内争，这下内争当头，他愿意与先日袍泽同室操戈吗？这不就得了，黄绍竑一准不答应啊。那蒋介石还有选择吗？和吧！
焦土抗战
黄绍竑跟李、白虽然分道扬镳，但多年袍泽，情深意重，要他跟李、白同室操戈，他办不到。当然，即便黄绍竑不答应，蒋介石也不能怎么样，这张牌经营了那么久，蒋介石要是一旦放弃，不免前功尽弃，更何况，黄绍竑混好混坏对新桂系内部将帅颇有示范效应，为黄绍竑一个点，而放弃新桂系一个面，不值当。因此呢，黄绍竑公开表示不愿就任广西绥靖主任一职，蒋介石自然也没办法，而黄绍竑不愿合作，要在高度团结的新桂系内部敲出一条缝来，更是难如登天，现在的情况下，要想战，就只能霸王硬上弓。然而，霸王硬上弓又谈何容易？其一、新桂系将抗日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也为此颇得民国各派的同情——甚至连与新桂系向来关系恶劣的我党也表示同情，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蒋介石要强行下手，舆论上就通不过；其二、广西全民动员，个个奋勇，同仇敌忾，气势之盛不免蒋介石也为之胆寒，再加上老蒋如今依然还是将重心放在剿共上，能腾出手来对付桂系的兵力毕竟不多，真要动手，未必就真能稳操胜券。因此，在李宗仁强势出击之下，新桂系虽弱而强，而蒋介石虽强而弱，形势发生逆转，这下蒋介石是想不谈都难了。
当然了，李宗仁搞这么大排场，自然也不是真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蒋介石说要谈，那来得正好，谈吧。谈的当然不是明面上的抗日问题，李宗仁明白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到了最关键的收官阶段，蒋介石是不愿就此功亏一篑的，所谓抗日，也不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借口罢了，李宗仁真正想得到的，是蒋介石能认可新桂系在广西的地位以及广西在民国的地位并不因胡汉民之死而变更。李宗仁在想什么，跟他交锋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自然是一清二楚，于是，在双方稍作试探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过程如下：老蒋先派人去广西，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李宗仁当时还不确定蒋介石到底是真想谈，还是故弄玄虚，搞缓兵之计，于是派代表刘斐广州一行。在刘斐到达广州后次日，蒋介石也来到了广州，蒋介石问刘斐，广西是否真的要打？刘斐当然冠冕堂皇的应付了句，只要中央领导抗日，广西就没问题。蒋介石回答，只要地方服从中央，我们就会实行抗日。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虽然刘斐动辄说抗日，蒋介石也动辄说抗日，但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桂系的意思是，你老蒋给我们个台阶，我们也就不闹了，而老蒋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给我台阶，我也会给你们个面子。话都说到这份上，那还说啥？既然都不想闹，那就开价吧。李宗仁开价了，抗日这个表面文章自不用说，真实的价码是，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认可他的广西地位，然后，撒撒娇，说我排场铺这么大，你要给我点钱，否则我收不了场。蒋介石说收回成命可以，但是反是你们造的，排场是你们铺的，难不成还让我代人受过？还要我出钱，当我冤大头？谈到这里，核心问题就谈拢了，至于钱不钱的，其实就是桂系打的诚意牌，也是让蒋介石吃定心丸，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李宗仁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难道还有理由接着造反不成？蒋介石也不是傻子，李宗仁都开始要钱了，那就说明八字那一捺快要划上了，值此温馨时分，扭捏一番，端端架子之后，还是好歹给了点。然后，李宗仁扭捏一番，也签字画押。最后蒋介石邀白崇禧广州一见，白崇禧怕出事，不敢去，最后还是李宗仁单刀赴会，双方穗城一晤，一笑泯恩仇，近十年来的恩恩怨怨，遂一朝得以暂时化解。
两广事变从6月1日发动，到9月底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同时闹事的两广，结局却相隔天壤，陈济棠这个显赫一时的南天王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一鼓端掉，而李宗仁呢，虽然一度需要对陈济棠唯唯而应，但真赶上了大事，分寸拿捏，危机应对，比陈济棠何止强出百倍？通过此事，大家明白当年为什么蒋介石会将李宗仁作为头号假想敌了吧。李宗仁确实很不简单，虽然他现在仅有广西一隅穷苦之地，但他愣是能让这广西一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发挥到连老蒋都觉得桂人殊不可侮的地步。回到两广事变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宗仁要千方百计将此次政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呢？答案很明确了，李宗仁这叫得了便宜卖乖，明明是二人转，但因为最后自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为了撇清关系，他当然必须将两广事变换个名字，说成六一事变，然后将其解释成陈济棠的独角戏。事实上呢，通过李宗仁在该事变中展示出来的政治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放在陈济棠之下去考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落架凤凰终究还是凤凰，一支再漂亮的鸡也不可能跟凤凰有任何等量齐观的可能性。
好了，两广事变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抗日问题上，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跟蒋介石一样，李宗仁同样将派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他在两广事变中的演出，与其说真的是因为日人入侵而怒发冲冠，还不如说为求自保，喊喊口号罢了。然而，李宗仁除了政客这个属性之外，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考量，他对日态度如何呢？李宗仁的对日态度，可以用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焦土抗战。
所谓焦土抗战，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战，二是焦土。战说明身为军人的李宗仁是主战派，而焦土则说明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这自然就跟一些婆婆妈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主和派划清了界限。李宗仁曾一度被指为亲日，这是因为在他退居广西之后，接收了大批日械，甚至还时常有日本的军政要人登门拜访，这自然不免让外界想入非非，然而，用白崇禧的话说，这叫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一再表白说凡是日人拜访，都会上来遭到他的当头痛斥。李、白在广西与日本有来往不假，但是这种来往，显然也没那么多暧昧。日本人看上了新桂系，试图利用其在民国的影响力，给国府中央制造麻烦——简单说，他们希望中国更乱一些，而李宗仁实际上除了两广事变被逼到绝路之后闹了一闹之后，也并未有任何出格举动，因此呢，基本上李宗仁只是在利用日本的这种心态，能搞点好处就搞点好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李宗仁不可能有尺寸之让。相比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喊抗日喊的比谁都响，而到了日本真采取行动后却又怕这怕那，到最后曲线救国去的汪精卫，李宗仁显然是强多了。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其实就是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争锋相对。所谓焦土抗战，就是说中国国弱兵弱，万一中日全面开战，唯一可恃的可是中国土地广袤，有充分的战略纵深，战略得当，尚有转圜余地，而为了让日本难以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就必须将战略物资，能运的运走，不能运的烧掉，纵使中国土地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足惜。李宗仁这套焦土抗战的理论是弱者面对强者以重大牺牲换取些微机会的路数，与其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说是杀敌一百，自损一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书生自然就对如此惨烈的抗争手段心存疑忌，他的看法是，抗战与否不是关键，国计民生才是关键，如果都烧成了焦土，到底是国府戕害民众为大还是日本戕害民众为大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焦土抗战，直接谈和不挺好？给大家留条生路。为了避免惨痛牺牲，而忍辱负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当然，我们承认，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实际谈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异族统治者和外族统治者到底有多大差别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异族统治者不算太严苛的统治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