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低的要求留在新中国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钟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
1949年8月26日，钱钟书从上海抵达清华。工作一年后，在清华同学乔冠华的介绍下，他被调往翻译《毛选》委员会工作。钱钟书不是中共党员，获得如此极具政治意义的工作，在当时一般人眼中无疑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抬升了钱钟书的政治地位，给他增加了一层保护膜。
翻译《毛选》工作于1954年底告一段落，钱钟书回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了少犯错误、沾染是非，他们变得“离群索居”，日常就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成批的大教授担任了外事翻译，其中定稿由钱钟书掌舵。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中共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这时传言周扬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钟书入党?”钱钟书听闻此说之后，惴惴不安，发愁不已，生怕组织找他谈话，思想遂产生负担。
关于发展钱钟书入党，据说他的清华同学胡乔木就多次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总是感叹不已，认为自己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不仅是共产党要统战他，当年国民党也曾争取过。说是朱家骅曾游说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拒绝了。
咬紧牙关就是不说
1957年的春天，杨绛说钱钟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但即使如此，像钱钟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钟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钟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钟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6月，“反右”开始。钱钟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父亲钱基博受到批判。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钟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钟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杨绛说：“钱钟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真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
“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钱钟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
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钟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
“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
“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钱钟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决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
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钟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
“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钱钟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钟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
今者有人批评钱钟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最后被迫而竟不知去向。
钱钟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钱钟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钟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李慎之说：“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锺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钟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
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钟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钟书。
有人说，钱钟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朝中有人好办事”，虽说钱钟书并没有献媚于他们，但是谁敢轻易去自找麻烦?
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尤其为毛秘重的胡乔木，从“文化大革命”后他主动为钱钟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
文革中曾与钱钟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林非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钟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
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钟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钟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
揣测“二乔”在钱钟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确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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