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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通过操控货币政策长期扭曲劳动报酬占比》中介绍了习近平通过操纵货币政策长期扭曲劳动报酬占比的情况。很多人知道习近平决定把总蛋糕分10%给老百姓肯定十分气愤，肯定很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只分10%的现状，而在《不同改革路径的风险差异》中介绍了先保障基本权益和底线分配对于规避改革风险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主要补充一点经济学的常识：存量财富以非法制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转移极易出现皇帝。
存量财富以非法制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转移极易出现皇帝，这个情况在中国可以说是自古皆有。历朝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以土地为核心的存量财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转移，产生了一批新的地主阶级，从而拥护新的皇帝。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不好的，例如元朝基本上承认了原来宋朝地主的田产划分格局，原先地主受影响很小。这种朝代就是极其短命的。反观明朝和清朝在开国年间都以各种非法方式大规模查抄地主，几乎完全掀翻了前朝的土地格局，所以后续王朝都延续了近三百年时间。此外唐朝采用的是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极其类似的府兵制，汉朝和宋朝是承袭因战火完全被打乱的土地分配格局，所以都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从中国近代史来说，最近的两次存量财富大规模转移，分别发生在1949年前后和2010年前后，前者是土地改革，将地主的财富大规模转移给了农民，并对地主开展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歧视，后者是人为制造房地产泡沫，将新进城农民的财富大规模转移给了城市新贵。
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土地改革固然有其现实上的必要性，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毛泽东的影响，完全没有注意法制，造成了毛泽东权力的空前增加。在土改前，虽然毛泽东已经称帝（详见《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可是权力并没有达到指鹿为马的地步。而在土改后，毛泽东直接可以以指鹿为马的方式，搞出大跃进，亩产万斤这样的荒唐事。从土改到大跃进，相隔只有八年时间。
而在2010年前后的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在温家宝和习近平的主导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长达十余年只涨不跌的奇观（详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路线之争，是反极右和极右之间的斗争》），全国仅有李克强主政的辽宁（主导棚户区改造）和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主导增加土地供给）受影响较小。这导致了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运动中受损严重，不得不高价接盘，并直接导致了中国保皇党的权力根基被空前壮大，从房地产泡沫到习近平称帝，相隔也只有八年时间。
除此之外，这两场运动后，存量财富转移的果实最终都被皇帝再次掠夺走了。在土改后，农民分到的土地，在短短几年后再次以人民公社的形式被收走。而人民公社的社长形同土皇帝（详见《关于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的区别》，红色中国网），甚至拥有扣饭权，可以不给农民吃饭。在房地产泡沫后，手握大批房产的城市新贵被习近平的各种反腐和国进民退等政策巧取豪夺，在泡沫中新增的资产绝大部分都以各种形式流向了权力顶峰习近平。
正常的改革，都是在法制框架下的，经过精心计算的比较严谨的一个过程。它的底线就是绝不能因为改革产生皇帝。因为帝制天然就是抢掠的。哪怕皇帝因为个人道德，不去给老百姓分10%，那底下的官僚也会想方设法去分10%的，因为这对于整个皇权体制就是最优解。如果皇帝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异议，那他最后可能就当不了皇帝，只能换个分10%的人来当皇帝。
对于当前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在改革中要实现分配修复和防止出现新的皇帝两个目标，就只能明确三个基本原则：
（一）分配修复的重点在于新增的蛋糕，而不是存量的蛋糕。而这个蛋糕的分配权总量掌握在央行手上，底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详见《习近平通过操控货币政策长期扭曲劳动报酬占比》）
（二）对于存量的蛋糕，实际上在《实现根除保皇党目标的十五条建议》中有提及，即主要靠加强犯罪追索和民事赔偿来解决。这一块其实加强了之后就能解决相当多的问题。
（三）对于不属于法制范畴的这些存量的蛋糕，现代中央银行的第一要务就是防止存量财富大规模的非法制化转移。这在金融系统的名词通常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块在政策上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前两个原则，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详细叙述，而下文的重点就是第三个原则。通常来说，这一原则对应的就是强化法制，保护合法权益。这一点在此前的文章也有大量介绍。可在实践中很容易出现把握不好的情况。在中国的主要隐患通常就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慈善。这一点习近平是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扶贫基本都是强制摊派。习近平一边操纵中央银行给民众分10%，一边强制地方政府和企业去做慈善，这其实就是慷他人之慨。而目前各地在民间支持习近平的有相当多就是和扶贫项目有关的这些人，可以说是保皇党在民间的基本盘。在处理了习近平问题后，此类情况肯定要避免。核心是要明确慈善的安全边界。大多数人的慈善是完全自愿的。在做了慈善之后，政府等有关部门可能会予以宣传，这些都是正常行为。例如中国近代知名慈善家陈嘉庚，就得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大力宣传，还进了全国政协当副主席。可这基本上已经到做慈善的安全边界了。如果再进一步，例如所谓的“慈善家”要染指政府核心部门，染指党委，这就很容易造成强制慈善的问题，也很容易产生新的皇帝。
由于中国长期的帝制传统，皇帝一般会直接打击这些过界的所谓“慈善家”，著名的有沈万三、胡雪岩等人。所以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直接的教训并不多，人们其实对此是缺乏防范的。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则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美国的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的任期更长，人数更少，是传统的精英俱乐部，在中国就类似政协，而众议院的任期更短，更代表底层民意，在中国就类似党委和人大。美国对慈善捐款和政治献金有相关规定，并且这个规定是在众议院更严，参议院更松的。
就众议院来说，本身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国会行为办公室（Office of Congressional Conduct, 简称 OCC）。它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机构，负责接收并审查针对众议院议员和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指控，并在调查后视情况将案件提交给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处理。一旦发现问题，OCC会强制向社会公开调查报告，哪怕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想“护短”都盖不住。这个机构非常有力，是维护美国民主的基石。
而参议院就没有类似的独立监察机构。参议院的合规调查完全依赖由参议员自己组成的“参议院伦理委员会”进行自我监管。所以资本家的影响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参议院，在众议院还是相对较小的。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家卖国的很少，大部分资本家还是爱美国的。在这种独特国情下，美国的这套机制才能顺利运转多年，虽然近期仍然遭到了不少挑战。
欧洲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措施更为严格。就中国来说，由于江泽民温家宝等人长期的极右翼政策，中国资本家会卖国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而且中国是左派国家，在分配上本身就应当更加偏向底层民众的利益，所以中国对这些“慈善家”的防范措施只能是更严。对于这些“慈善家”开展各种犯罪活动腐蚀染指党委的问题要及时处理。与此同时也要澄清，只要明确安全边界，健全民主法制，根本不需要皇帝，也能很好的规制资本家的影响。（详见《习近平通过操控货币政策长期扭曲劳动报酬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