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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权民生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出路

革命军中马前卒  ·  2022年9月5日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本文写作和发表于2021年5月) 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口将出现萎缩这一传闻在中外广泛流传。5月11日,中国国新办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国人口仍继续增长,但新生人口仅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几年的数据,中国新增人口数量总体一直在持续下落,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交替水平,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人口萎缩、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更是对中国未来人口大幅萎缩的前景一片惊呼。

其实,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负担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人口高度老龄化、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国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总人口未来可能迅速衰减,还在于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

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影响,已有诸多媒体和学者发言发文评析,笔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许多人将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大幅萎缩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诚然,中国持续三十年左右严厉的计生政策,的确对压低了中国人口尤其减少青壮年人口、也对“少生优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生育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当2010年代计生政策逐步放开之后,中国人口增长率仍然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落,就无法再拿计生政策当靶子了。

笔者认为,中国新生人口连年下降、总人口面临萎缩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个人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这恰与欧美发达国家因社会保障充足而减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都提到房价对生育倾向的抑制作用。其实,住房只是中国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刚需”领域,中国民众背负着几重沉重的负担。

以医疗为例,中国名义上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多数人享受的实际报销比率并不高,许多特效药物、治疗设备和治疗项目并不在普通民众的医保报销范围。即便有一定的比例报销,剩余需自费的药金诊金依旧贵的惊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将艰难的看病经历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展示的淋漓尽致。在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涨船高。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将孩子从幼儿园供养到大学,许多中产家庭付出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社会化养老作为较为“新兴”的行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的养老机构则收费昂贵。

众所周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对如此巨额的生活成本,顾老就顾不了小、补西墙就要拆东墙的状况,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孩子给自己“添负担”呢?至于“养儿防老”,但“养儿”如此大代价,儿子还要养再后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负担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昂贵,很大程度在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如中国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房价的高企更是将公共必需品高度商业化的恶果,房地产业成为权贵和奸商巧取豪夺的工具。在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中国还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国众多打工者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至于名额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业救助金”申领更是难上加难,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领到;领导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免费养老到死,一些普通城乡居民得病则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再分配一样,本应该“缩差”,倾斜于穷人、为弱势群体“兜底”,但现实却相反,中国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后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

民生问题背后,还有更加复杂尖锐的民权问题。中国社会治安好于绝大多数国家,但人们的安全感却并不那么高。据“社会进步指数(SPI)”,中国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远没有治安状况表现出的那么好。窥斑见豹,可以推知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需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加剧了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当人们生活在缺乏公平正义、各种权利时常受到损害的社会中,而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时常受到伤害的环境中,选择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民生是更广泛的民权,民权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严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民权和民生都出了很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到处死气沉沉,人们看不到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可能,天天讨论“内卷”和“摸鱼”,生活变成煎熬,对当下和未来都失去信心,又怎么会积极生育,将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孩子生下来呢?

中国要解决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缩的危机,不能只靠放开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补贴,那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权民生,健全法治、捍卫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提供有导向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爱与和谐。给人民以希望和未来,人民才会生育下一代,让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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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楊丞琳  

    謝謝了。先解釋一下為什麼日本韓國都免不了出生率低下。

  2.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3. 卷毛  

    人口降低的最恶劣成果是工人减少 / 用工成本提高。

    (其次才是因人口断代导致上一代人的养老金发不出来了)

    东亚地区嘛,人们不会因为 “没人了所以用工成本太高了” 担忧

    在北欧国家,新生儿人口已经少到让政府官员们担忧未来用工成本增加,所以 zf 才会鼓励多生、奖励多生

    如果北欧国家也是像东亚地区一样 “便宜工人到处都是”,则北欧国家不会奖励生育。

    而北欧国家是如何躲过了 “便宜工人到处都是” 的情况呢?人口基数小,一直没有那种 “ competitor 在身边,大家竞争上岗” 的紧迫

    所以 中国人口政策只能跟相似人口基数的国家比。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口变6亿,那么是否会用工成本高?如果用工成本高了,工人工资增加了,这岂不是一件好事?破绽在哪 ... 破绽在于若用工成本高了的同时 “用工需求” 降低了 那么用工成本也会降下来。

    21世纪最明显的触发 “用工需求” 降低的条件就是全球化。在完整的逻辑链条上:全球化 - 小国用工需求降低 - 小国用工成本提不上去 - 小国用工成本低 - zf 不担忧用工成本增加 - zf 不会因为“担忧用工成本增加”而鼓励生育 - 生育率会一直降。

    经过推导得出:全球化会导致“小国”生育率一直降。这里的“小国”定义为“因全球化而导致的用工需求降低的地区”( eg 底特律:全球化了 底特律用工需求低了 底特律用工成本提不上去 同时底特律生育率会降低)

    在21世纪初期,中国一直处于“小国”的反面,即一个因全球化而导致的用工需求增加的地区。这导致了中国生育率高。

    未来中国如果想提高生育率,就要在第二次全球化中拿到让本国用工需求增加的位置,一个有利的位置。目前看来,越南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本国生育率是和本国是否受全球化(在促进本国用工需求方面)青睐 是息息相关的。它越要,本国越能给。在全球化中拿到让本国用工需求增加的有利位置是提高生育率的一个无敌的办法。

  4. 要道爆破手 加速
    要道爆破手   账号休眠中

    @楊丞琳 #193227 我小谈一下。

    日韩作为东亚区,传统被现代冲击。年轻人觉醒自我,不再是工具思维。就会比较利己,做出少生不生这种有利于自己个人的行为。加之以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保底,不用“养儿防老”。

    另一方面,“孩子是对未来的投资”。社会不再大发展,经济弊端没法靠发展来缓解……年轻人觉得上升无望,也觉得没有未来。阶级对立、群体对立……等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扼杀了生育乃至结婚率。

  5. 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6. 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卷毛 #193242 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我也觉得人少一些好,但是应该是大家都富足的人少,而不是一起绝望贫穷的不生孩子。还有,中国人口骤降会影响人口结构,抚养比越来越高

  7. linda   rico y libre

    因为很多富裕国家出生率低下,所以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方法,应该是让中国变得更贫穷,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下降才对。

  8. dellalove  

    @linda #193261 对 根据二战后婴儿潮的理论,想多生就得打仗。打完了,有损失了 出生率才能上去

  9. linda   rico y 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