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每一个统治阶级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都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和体系，中共当然不例外。中国人民跟中共的思想做斗争可谓是由来已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大有人在。我这次不具体反驳或者批评中共的某些观点，而是从比较深的层次，逐步揭开中共控制人民的这一套思维根基，进而方便大家破解“洗脑术”。下面请看正文。
一、控制人民的思想根源：从阶级主义到经济主义再到民族主义 中共用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毛时代为阶级主义，邓和江胡时代为经济主义，十九大后的习时代则为民族主义。 阶级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运作都要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具体到国内，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是建立在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等其他反动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基础之上的。党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通过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属性是衡量一切事物是非功过的唯一尺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管黑猫白猫，是无产阶级的猫就是好猫。尽管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但由于其是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此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虽然成功缓解了经济危机，但由于其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此就是反动的、不可取的。一句话概括，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情深。 阶级主义把社会生活的内容简化为阶级斗争，处处有阶级斗争，时时有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会人群不是多元化的，而只有资产阶级等反动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人们的生活也不是五彩缤纷的，而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文革初期，毛宣称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正在进行斗争，因此要“炮打司令部”。而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宣称文艺战线上有一条资产阶级的黑线，无产阶级的文艺也一直与其进行激烈斗争，所以要“请尊神”，即让军队全力支持毛发动文革。 经济主义与阶级主义在世界观上并无本质区别。经济主义是阶级主义走到死胡同时，中共为了维护自己政权，对阶级主义进行的改良后的版本。具体来说，经济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社会基本矛盾内容的集中放大和延伸。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经济主义认为，毛时代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除去一些特殊时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不是宽泛的，而是具体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漫长的道路上，物质资料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基本方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即所谓“维稳”。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不过，虽然经济主义一方面声称没有放弃阶级主义的基本理论，声称“毛思想与邓理论一脉相承”，但同时又把阶级斗争相关的理论束之高阁，当成死去的祖宗，敬而不用。这是因为在实践方面，邓时代以后的中共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教训——虽然实际上否定了毛时代的做法，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不让人民知道中共的内幕，进而避免让人民怀疑中共的体制和思想，党丑不可外扬，因而在名义上不否定毛。习近平在十八大分组讨论上声称经济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两个不否定，本质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当然，所谓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并不是社会和人民的发展，而是中共政权的发展。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义就是维护中共的统治和中共特权阶级的利益，否则一切发展都毫无意义，党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发展中共政权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四项基本原则，通俗来说即“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近三四十年，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失败，亦或者中共一些改革家的黯然退场，本质上就是因为动到了特权阶级的利益。 习时代的民族主义，既不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一些极端分子的民粹主义。习时代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些腐朽的道德观，同阶级主义中“党天下”和反资本主义的理论结合而成的产物。民族主义把中共与中国紧紧绑死，宣称中共政权就是中国，爱国就是爱党，反共就是反华，而刻意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基本规律。民族主义同时也把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腐朽的思想同中华民族绑死，把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观念等同于中国人的观念，把民主自由人权等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宣扬中西方对立，从而给普世价值带上辔头。同时，民族主义借由反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反对文明世界，在国内迫害知识分子，打压民企发展，以此加强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它一方面声称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尊孔复古，复辟倒退，极力鼓吹“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家国情怀”，“忠君爱国”等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封建价值观。简而言之，民族主义是“旧瓶装新酒”。即在文革后阶级主义价值观破产，改革开放后发展红利过期，经济主义失灵，人民群众普遍丧失理想信念，追求稳定的情况之下重新捡起封建王朝统治者奴役人民的观念，强行装入“党天下”、“党管一切”的瓶子中形成的奇谈怪论。 以上这三个“主义”就大致构成了中共几十年的“洗脑经”。当然，这三个“主义”只是大致的概括，具体来说，中共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还有许多亟待研究的地方，但是这三个概括却是中共夺权后所经历的三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此外，这三个阶段的控制手法也并非毫不相干，而是互为表里，多管齐下，但又主次分明的。例如，毛时代宣传民族主义的前提是民族主义要代表无产阶级，一味宣扬民族主义是不行的。《武训传》、《清宫秘史》等就因为没考虑到阶级属性而被打成反动文艺作品。习时代也宣扬经济主义，但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即政治挂帅。毛时代为了反帝而反美，邓时代为了经济而亲美，习时代则为了反美而反美。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共思想变迁的缩影。
二、阶级主义、经济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变迁原因 阶级主义、经济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共三个大的时期控制人民的思想根基，本质上不是因为中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思想，而是服务于中共在一个时代巩固权力的手段。在毛时代，中共对于人民的控制几乎是人类史上严厉之最，既有军队、警察，肃反工作者等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又有宣传系统的长期高强度洗脑教育。再加之当时的国际局势，导致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很难出手制止中共的这种恐怖统治，因此人民群众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相对不大。但是那时的中共处于刚刚夺取政权之时，许多建国功臣余威尚在，因此处理建国功臣之间的利益分赃就成为了当时中共的主要问题。党史专家温相曾经写道：“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政治利益的整体分配”。毛之所以大谈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本质上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真的有什么阶级矛盾，而是以意识形态为幌子，来解决中共夺权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赃不均的问题。尤其是为了满足毛本人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欲望。 邓和江胡时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一贯宣称自己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共犯下了如此大错，无法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说法。并且中共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因此就以经济主义的说法拉拢统战各界人士，一方面给人们开了“四个现代化”、“全面小康”、“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等几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又平反冤假错案，声称三十年不争论，安抚人心，同时也给自己的错误涂脂抹粉。总之，这个时代的中共已经很大程度放弃了用意识形态的大话空话控制人民，转而以实用主义、利益收买等方式控制人民。实际证明，中共的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习时代之所以重拾用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手段，是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发展红利逐渐过期，发展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越来越明显，党给人民做出的几项承诺迟迟没有兑现，这使得中国人民对经济主义的说辞有所失望。在政治方面，习近平的上台是中共各派系妥协的结果，这虽然让他这样一个政绩不突出的人得以晋升高位，但同时也使得他的政治处境极为危险。习近平上台后既要打着反贪腐的旗号夺权保命，抓军队、清政法、平党委，又要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塑造其个人形象和历史功绩。正如厚黑学教主李宗吾先生所说：但凡行使厚黑学，一定要糊上一层仁义道德。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性，所糊上的一层思想外衣就是民族主义。这既能够让人们耳目一新，又相对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和运用，同时也较为灵活，易于让统治者随意解释，而又不至于像阶级主义那样斗争性太强。在文化方面，习近平先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极左主义，然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举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习近平上台之初大谈全面深化改革，拉拢右派人士，并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貌似他领导下的中国很快就会走向民主法治、开放包容的轨道。但十九大后马上原形毕露，在文化方面推行个人独裁的极左路线，大力培养御用文人，给非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加上“原罪”，并给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扣上“境外势力代理人”的帽子。从而达到“党管一切”的政治格局。
三、当代中共控制人民思想的基本特征 1、立场第一与“两个真实性” 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统治，总是把政治立场放在首位，宣称坚定政治立场，党性第一。这背后的理论根基是列宁的所谓“两个真实性”，这种理论认为： 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也就是说，中共认为事物的真实性有两个方面，“虚假真实性”是对事物具体情况真实、客观、原本的描述，但由于其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因此总体来说是不真实的。而“本质真实性”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是历史的前进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党领导一切，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客观历史规律。简而言之，因为中共认为自己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所以遵循事物的“本质真实性”，实际上就是党说了算。林彪在文革时期经常说一个大节和小节的段子。小节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即偷鸡摸狗，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大节则是忠于毛、忠于党中央。在林彪看来，一个人小节好不好是次要的，只要他大节好就没问题。这就是中共“两个真实性”最集中的体现。 在香港问题上，从“虚假真实性”角度来说。中共在香港破坏一国两制不得人心，导致几百万港人自愿上街游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香港警察和港府却残酷镇压和污蔑抹黑抗议示威群众。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谁也不可否认，但由于这种解释只反映了香港局势的表象，因此就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中共对香港局势的解释是一小部分反中乱港势力受国外支持，所作所为不得人心，香港各界人士坚决拥护中央和港府的决定。这种解释虽然从事实上是虚假的，但是由于其符合“党管一切”的客观情况，符合“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符合党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一规律，因此它在本质上就是真实的。 遵循立场第一，也不止如此。中共认为，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中，控制其接触的信息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中共看来，新闻媒体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信息媒介，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信息的报道、思想的交流也必须要以党的利益为准，“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表现。在知情权方面，也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非党媒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知情权限制就越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尽可能少的让他们知道党媒以外的其它消息了。 (本段参考高华教授著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中第十章第二节：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2、神秘主义与改变思维方式 中共对人民思想的控制有台前和幕后之分，台前的思想控制主要就是政治正确和立场第一，即坚决拥护、坚决抵制、绝对服从等意识形态说教。但是仅仅靠这样的手段很明显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政治已经远远不如毛时代那样备受关注，许多人只是稍微了解一些政治，或者根本不关心政治，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像毛时代一样强制人民了解政治，许多假大空的政治说教根本就没法进入人们的耳目。就算是对于那些经常关心政治的人来说，官媒所报道的假大空政治说教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而只是画龙点睛之笔，所以仅靠这些光伟正的言辞根本不足以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在幕后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幕后对人民思想控制，主要是对人民灌输神秘主义的概念，让人们望而生畏，以及改变人们的思想潜意识，想尽办法让人们用中共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在前文我曾详细论述过，中共在习时代，也就是当代用以控制人民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思想体系，而“神秘主义”就是其中的杀手锏。中国古代最典型的“神秘主义”就是君权神授，即把统治者神话为正常百姓不可理解的超自然存在，因而使百姓惧怕。中共在毛时代对毛的个人崇拜和对党的颂扬的力度虽然比现在高的多。但是毛时代的歌颂是鲜明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吹捧毛和共产党必须用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吹捧，一旦稍有偏离，则会适得其反。例如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用天才论吹捧毛，结果被说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先验论，最后被打倒。因为唯物主义一定是可知论，所以毛时代人民对中共和毛的吹捧是建立在二者都是完全可知，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情况之下。但是反观现在，情况却大有不同。五毛、粉红、一些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对于中共，以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吹捧，很少有站在唯物史观角度上的，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对毛的评价，除了一些大的党媒之外，很少有人把毛说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把他说成是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帝王，顺应天道轮回，自身风水好、面相好、命运好，高深莫测、神通广大，深得天地宇宙之奥义的一种难以解释的存在。对于习的吹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世界观方面也是如此，中共及其御用文人总是宣称世界其他地方多么凶险莫测。例如民主国家的穷人有多么水深火热，民主国家的利益集团、金融寡头有多么黑暗。而相比之下，中国才是最幸福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想尽办法给人们的思想设置禁区。 中国之所以盛行用神秘主义吹捧中共，绝不是老百姓自发的结果，其背后包含了中国当代的客观情况。现在的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早已失去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魅力，对老百姓的号召力大大减弱，重拾毛时期的那套”阶级论”很明显是行不通的。只有使用神秘主义，让老百姓感受到对于未知的恐惧，才能更好地控制人民的思想。除此之外，中国人思想中的封建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封建迷信思想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因此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很容易能够传播开。 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中共幕后控制人民思想的另一大法宝，即让人们用中共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中共深知，擒贼先擒王。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各种具体思想。仅在表面上喊口号，做表态是不够的，在思想根源、思维方式上也必须紧跟中共。正如毛时代所说的：挖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深入灵魂，刺刀见红。中共用其一党专政下的种种政治手段，在文艺作品、学术研究、日常生活、娱乐休闲等方面大量给人民灌输带有强烈中共意识形态色彩的言论和思潮，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共意识形态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其表面上的那一套“党文化”，而是幕后的一系列思维方式输出。例如中国不适合民主，反共就是反华，群众运动即外部势力支持，亲俄反美，中共代表人民等等。不管一个人嘴上是否赞成中共的做法，只要他用中共的那一套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那么他就已经输了。所以说，抵制中共的那一套思维方式，用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远比反驳中共的某些特定观点重要。
3、众星捧月的格局 许多党史专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尤其是他的那套斗争整人哲学，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这种说法的确没错，但不得不说，斯大林的思想体系，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绝对是举足轻重的，然而这一点恰恰是被许多史学研究者所忽略的。 1938年底，斯大林在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这本书很快经人翻译传到国内，毛读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各级干部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毛甚至睁着眼睛瞎说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事实上，《联共党史》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清洗运动达到顶点的 1938 年正式出版。毛看后立马发现并吸取了其中的巨大价值。《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并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其他苏共领导人。总之，《联共党史》就是苏共虚伪性和邪恶性的集中体现，是独裁者奴役人民，打压异己的思想工具。 当今的中共为了控制人民，大体上继承了《联共党史》中的思想。即东南西北中，党管一切，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是参天大树，是照亮万物的太阳，而人民只能是树下的卑微小草。人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的所有发展根本上也归功于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不管人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哪怕是拯救了地球，拯救了宇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一环，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下的结果。换言之，功劳绝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党。党永远是正确的，反对党的人永远是错误的，党永远代表人民同错误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中共这种最恶劣的影响莫过于抹杀了人民的理想信念。当代许多年轻人普遍抱有“佛系”思维，追求稳定，小富即安，不敢闯敢想敢拼，本质上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本段参考高华教授著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中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
三、当代中共控制人民思想的弱点。
许多人看到中共这套独裁体制和洗脑教育，就心生畏惧，望洋兴叹。但是当代中共控制人民的这套思想，也存在着不少弱点。
第一个显著的弱点，或者说退化，在于中共从能够鼓动人民沦落到只能够限制人民。毛时代的中共，给人民洗脑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动人民搞政治运动、做党让人民做的事。但是现在的中共，洗脑沦落成了一种目的，即限制人民的思维和行动，让人们不敢想、不敢做。通过洗脑来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目前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下，绝大多数粉红虽然嘴上高喊爱党爱国，但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也只能小富即安，苟活于世，根本不可能像毛时代那样穷的叮当响却胸怀全世界，更不可能起身去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因此，虽然中共的洗脑教育还有不少生命力，但至少它已经是有所退步了。
第二个弱点是中共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不择手段、饮鸠止渴的趋势，这个特点我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中共至少在名义上，还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政党，但它为了玩弄民族主义，引进了许多与马列主义相矛盾的思想。例如封建伦理道德、狭隘民族主义等。并且这些思想之间也经常互不相容。虽然短期上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样自相矛盾的思想输出必然造成中共当代价值观的破产和瓦解。
最明显的反映是对于毛的态度。当今许多粉红吹捧毛，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即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内容来吹捧毛，而很少按照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吹捧。虽然表面上这样使得全社会对毛的个人崇拜急速升温。但实际上，毛的主要思想，就是有关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防修反修的一套思想，根本不是五毛粉红所吹捧的那样。这就造成了毛现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徒有政治光环的空壳，人们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头衔去吹捧他，并把自己的赞美之词强加于他，而根本没有领会毛这个人的思想精髓。这样某种程度上就加速了毛时代价值观的破产，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毛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2019年的巴黎圣母院起火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这样著名的历史文物遭到损坏，中国舆论的反应居然是如此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甚至是幸灾乐祸，拍手叫好。这就使得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担当”等华丽说辞一落千丈，轰然倒塌。一场火灾烧出了中共洗脑下国人思想的真面目。
第三个弱点是中共固有的毛病，也就是左倾行为的适得其反。习时代推行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时常存在着“极左为左，非左即右，宁左勿右”的现象。中共暗中操盘指使，对许多抱有极端心态的粉红和五毛一路开绿灯，给他们相当大的言论自由。同时对一些实际上拥护中共，但只是反对极左行为的人加以打压、限制，甚至是迫害。
这就造成了两大后果。一大后果是左倾行为的骑虎难下。因为民族主义对于中共而言只是工具，但对大多数五毛和粉红来说则是信念。民族主义玩的太过火，就导致许多情况下中共要么难以向人民解释发生的情况，要么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比如在贸易战问题上，中共在国内宣称“不惜一切代价”，结果签第一阶段协议时老老实实认输，一下子让众多五毛粉红大跌眼镜。去年俄罗斯使馆在微博上高调庆祝海参崴建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中共却强行压制了这波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使得五毛粉红的积极性受挫。另一大后果是使得中国的精英阶层，即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对中共的普遍不满。极左本质上就是愚昧，但凡有思想的人绝不会满足于极左思想的贫瘠内容，中共鼓吹极左思想必然引起精英阶层的不满。并且中共在“非左即右”思想的指导下，对于一些没有明显出格言行的人进行无情打压也造成了许多本来亲共的人被迫走到了反对中共的一面。
四、中共控制人民思想的“历史周期律”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避免不了间歇性的经济危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于中共独裁体制，间歇性的思想危机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左久必右，一右即左，右不胜左，循环往复。左是中共的本质特征，右是中共的生存手段。在生存手段得以保证时，中共的思想往往会逐渐偏左，直至这种左的思想出现危机，进而破产，从而转而向右求生存和称霸。但当右的苗头开始显现，左的本能又会去压制右派，直至右不胜左，越来越左，重蹈“左久必右”的历史覆辙。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派的左倾冒进主义和毛等人的极端肃反行径造成了中共根据地大范围丢失，因此中共开始整顿左倾思潮。但是从这以后，中共左的本性又开始原型毕露，从延安整风到反右运动到大跃进，左倾思潮又开始逐渐居于统治地位，因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在这之后，中共为了稳政权，以刘邓为首的中央在毛退居二线时开始推行“三自一包”的右倾政策，缓和了中共的经济危机。但随后不久，毛在1962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并处理了王稼祥，邓子恢，习仲勋等人以立威，两年后又指使刘少奇发动四清运动。左倾思维开始回潮，并于文革时期逐步达到顶点，但在林彪事件后开始逐步破产，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完全破产。 文革过后，左久必右的历史规律显现，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些右倾思维开始崭露头角，提倡民主自由的声音和各地学潮开始涌现，因此中共马上就兴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思潮，来压制右倾的路线。左压制右的顶点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但在这之后，中共为了改革开放求发展，鼓励民企、吸引外资、改善国际形象，并没有一左到底，而是在左右之间做出了相对的平衡。左略占上风，但右也有发声的机会。而到了十九大以后，习近平为了全面强化自己的个人威信，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不惜全面左转，倒行逆施，这样一步步走下来，就造成了当今中国的局面。 中共控制人民思想的历史周期律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左久必右的历史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很黑暗，但至少为中共今后的右转，以及习时代民族主义价值观破产埋下了伏笔。体制内外的明眼人都晓得，习近平的这一套极左路线，于国内国外，于党内党外，都注定是行不通的。而习近平的独裁威信，也已经没有了十九大前的那种高歌猛进，而越来越像是强弩之末，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无论习的领导班子今后下场如何，他的这一套路线最后都会被否定，这已经是一个可预见的事实了。而这样就意味着像文革后一样，中国将会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与此同时，就像文革一样，也一定要有人替党承担这个左倾的责任，不可一世的五毛粉红头子会靠边站甚至入狱，自由派知识分子例如袁腾飞、柴静、陈秋实等将会被平反。这就是中国人民思想觉醒的一个极好机会。 我这样说到不是鼓励人们消极等待，而是旨在告诉大家要顺应历史规律。同样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1976年的四五运动最终得到了平反，而1989年的运动最终遭遇了失败。这就是因为1976年处于一个“左久必右”的历史关口，而1989年已经是“一右即左”了。在当今国内的极左环境下，许多有思想的人试图力挽狂澜，改变中国人愚昧偏激的思维方式。但是从崔永元、陈秋实、李泽华等人的失败可以看出，现在左的力量实在太大，不可与之争锋。就算是有一丝光芒，也注定是转瞬即逝。我们只能先积蓄力量，做好准备，等合适的历史时机到来，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