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雨 #181941 书名和ISBN等信息是自己添加的。Libgen上传的书是有审核的，为了方便建议直接传zlib，至少zlib的中文搜索是没问题的，上传成功后可以在https://b-ok.cc/recently.php看到。

@konagi #137734 俄罗斯人。没有绝对安全。Zlib已经存在12年了。

@Iratsume #135922 我认为是防审查。

library.bz主要用来上传。libgen和Zlib我认为是两个组织，上传到libgen的书只会单向同步到Zlib。

它们的域名你列出的只是冰山一角，libgen还有libgen.is，libgen.me，libgen.st等等；Zlib更是夸张，如果你在z-lib.orgchange circuit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域名。用它自己的话说：

Here you can always fi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available domains for your region.

Zlibrary增加评分功能。

@rebecca #119510 看来得把豆瓣上的备份一下了

2020.08.25 Z-Library 更新LOGO

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和 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

https://t.me/thesoc/377

“活在真相中”（living-in-truth）

顶

@爱狗却养猫 #15 我也不是很了解韦伯，但是后极权主义的定义其实是哈维尔提出来的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呢?后极权主义就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于是，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社会上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感谢分享，文中提到的书《红色通知：关于财务，谋杀和一个人为正义而奋斗的真实故事》

Red notice: a true story of high finance, murder, and one man's fight for justice

下载链接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反抗是一种生存状态

其实“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

哈维尔大概会说，徐晓冬只是一个在追求志业的路上，跟权力迎头撞上的人而已。徐的“活在真相中”，在于他对于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执著，他对武术的执著——那些执著原本是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真相”甚至可以体现在比武术跟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上。

2011年12月21日，捷克首都布拉格有纪念哈维尔去世的市民。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在这种角度看来，政治其实只是人生的一部份，甚至只是一小部份。西方社会惯性地将后极权下的异见者塑造成在极权体制下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英雄，真的活在东欧后极权下，被捷克共产党针对的哈维尔却很厌恶西方社会对“异见者”的脸谱化。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写道，其实“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是医生﹑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故意要做甚么政治伟大事业，可能没有太多关于政治的意图，甚至是平常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的人。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执著，想要追求的标准，才会有与权力周旋的勇气。

那种对生命的深刻关怀最后可能是“政治”的，但那不一定是，也不必要是。所以，政治真的没有必要被放到最高无上的地方。对自己的生命负上责任是更崇高的坚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觉得哈维尔是一个要所有人都去搞革命，将“关心政治”放到至高无上位置的人。

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执著，想要追求的标准，才会有与权力周旋的勇气。

哈维尔会这么想，是因为人即使失去了政治自由，只要愿意接受后极权的意识形态，绝对是可以活得下去的。在一个稳定的后极权社会，操纵一切的不是架在人民脖子上的一把刀（至少不只是那把刀），更是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就像跟中国假武术捆绑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这样说：

“后极权制度在每个方面都触及人，但每次都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手套。这就是为甚么在体制中的生命总是渗透著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人的堕落被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隐瞒事实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权力去打压人民叫做权力掌在人民手里，滥权无度叫做依法查办，压抑文化发展叫做百花齐放，扩张势力范围叫做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变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阶段，扼杀独立思考变成最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

也因为后极权在接触人的时候总是戴著这个“意识形态的手套”，它其实不难接受，而且很多人连接受了都不自知。也所以哈维尔在别处又用了另一个比喻：意识形态像一间廉价公寓，人人都可以住进去，没甚么门槛，一旦住进去了既舒适又不用再担心甚么或思考甚么，虽然代价是放弃一个人的良知﹑思考能力和责任感。其实中国社会跟别的社会（包括香港社会）在某些部份没太大分别，大部份人都对政治不大关心，比较关心电视上有甚么可以看，有甚么娱乐可以填补活在消费社会的空虚。喜欢看假武术宗师表演“雀不飞”神功的人未必每个都觉得自己在看甚么民族主义洗脑，可能是纯粹喜欢这种俗气但娱乐性高的武斗或表演，就像我偶尔也喜欢看Netflix上没甚么营养的真人秀那样。

徐晓冬干的事情就是将一个看似好笑荒谬但无伤大雅，也无关政治的谎言撕开，然后发觉后面的谎言一环接一环，无意中揭开了后极权的意识形态操作。

政治不是至高无上

如果真的要定义敌人，那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一个实体。哈维尔会告诉我们，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后极权的帮凶，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谎言，接受任何程度的夸大﹑失实﹑愚弄﹑作假。

我所担心的是，假如我们以为反抗必然是政治的，并且将政治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我们自己可能就会变成乐意住进哈维尔所说的“廉价公寓”的人。

举一个我自己感触很深的例子。去年年底有一位以学者自居的网上意见领袖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杀人”的脸书帖文，指自己分析了最近三个月的自杀率数据，发现自杀率不寻常上升，于是作出警察杀人的结论。帖子得到几万个分享和赞好。事后我和一位电脑科学学者朋友拿另一个公开的自杀数据库数据去分析，发现完全无法得出“自杀率不寻常上升”的结论；一位科学界编辑朋友完整检查了这位意见领袖的数据，更发现错漏百出，不止漏掉某些个案，甚至有非自杀个案被当成自杀个案来统计的严重问题。事实上，统计数据无论如何都没法告诉我们，整场反送中运动中有没有人“被自杀”：就算有一个人被自杀，那也是被自杀，统计分析根本感应不出来。我们因此要求发帖的“意见领袖”撤回失实帖文。

我们各自公布分析结果后，虽然也有不少人分享，但远远不及当初那篇“警察杀人”的帖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人会跑来骂我们说：“你用学术标准来检视政治，不觉得自己很无聊？”或是“明知敌人那么强大，你跑来打自己人是甚么居心？”

但这句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要定义敌人，那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一个实体。哈维尔会告诉我们，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后极权的帮凶，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谎言，接受任何程度的夸大﹑失实﹑愚弄﹑作假。不是有政治权力的人讲的谎言才是谎言，因为任何看来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谎言，最终都可以成为政治谎言的保护盾，那怕那个谎言似乎是针对有公权力者的。哈维尔告诉我们，只要有多一个人因为自己想要接受的意识形态而不介意谎言，就少一个人“活在真相中”。

做不关心政治的“港猪”其实不是问题。但底线是，除了政治，你还有没有关心的事？有没有你无论如何都要守护的底线，即使那看起来跟政治完全无关？

在上一篇的结尾，我引用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说在政治黑暗，生命无法自由伸张的年代，投身志业可能是我们保持希望的唯一办法。写完以后我自己其实也有点疑惑：这会不会是过份乐观，也过份简单的说法？现在国安法通过了，学者没法自由写作和做研究而不考虑红线，记者无法自由采访报道，各行各业被管制收编也是迟早的事。有对志业的爱与热情，但没有随便做，放手做的自由，那又有甚么用？我们为甚么不是应该全部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己任？

我想回到我上一篇也提过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写的打包工汉嘉常常饮醉酒，有一次他写汉嘉酒醉见到的一场幻象：当耶稣被美女和青年簇拥著，当他们高喊要革新一切，要起义，要推翻旧的世界的时候，老子正孤身立于山顶，静静地寻找一块墓地。我们想像的抗争永远都是热血的，集体的，亢奋的情绪高涨的，但活在共产捷克，被政权禁言的赫拉巴尔说，反抗为甚么不可以像老子那样？因为不愠不火，因为像水一样温柔，因为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外在世界，这种反抗比耶稣代表的那种年少激昂更难以击破，更恒久。

如果有的话，可能你也已经找到你的真相。哈维尔会说，抓住它，保护它，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长和死亡般的寂静里，我们每一个人最少应该做到的事。

活在后极权社会的哈维尔或赫拉巴尔都看穿了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所以才会认为反抗并不单单是一件集体和政治的事情，而应该是每个人跟他自己的生命之间的协议：“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多少谎言？”一个对自己的专业或志业没有执著的人，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接受活在一个造假的社会。所以我想用一句很违反直觉的话作结：做不关心政治的“港猪”其实不是问题。但底线是，除了政治，你还有没有关心的事？有没有你无论如何都要守护的底线，即使那看起来跟政治完全无关？

如果有的话，可能你也已经找到你的真相。哈维尔会说，抓住它，保护它，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长和死亡般的寂静里，我们每一个人最少应该做到的事。做这些不是为了革命，甚至不要伟大到要为了更美好的社会：为了自己不要变成手套的一部分而做就好了。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冷嘲热讽 #3 存在（活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对意义的寻求并不相同。

@Musk #1 感谢分享，搜索 National Populism: 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找到一篇书评歐美民粹主義與香港的移民政治， 也复制上来供参考。

香港公營醫院爆滿和人手不足的長期問題，成為近日輿論焦點。有醫生明言，若不叫停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移民，只會大增公營醫院負荷。一方面，醫護界強調醫者一視同仁，提出單程證問題並非鼓勵歧視內地移民；另一邊廂，有民間團體發起聯署並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減少單程證來港人士數量，紓解香港醫療和資源壓力。

中國內地來港移民的爭議，已持續了 20 年。支持和反對內地移民來港的香港市民，分歧不僅在於移民政策配套，也在文化身分認同和意識形態分野。支持內地移民權益者，往往被譏諷為「大愛左膠」；反對移民來港者，則不時被冠上「右翼民粹」的標籤。

關於自由左翼和民粹右翼的論爭，在近年學術界相當蓬勃。幾個月前，兩位學者 Roger Eatwell 和 Matthew Goodwin 便撰寫了一本入門讀物《國族民粹主義：反抗自由民主》，以歐洲右翼政黨崛起、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上台為例，解說以國家利益和文化為先的國族民粹主義為何興起、如何發展。

兩位作者認為，國族民粹主義不止是因為嘩眾取寵的政治領袖得以大行其道，而是有更深的 4 個結構因素：第一是來自民眾對朝野政客和現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distrust）；第二，來自民眾焦慮外來移民會改變國族結構穩定性，繼而摧毀國民經歷史建構的身分認同以至生活方式（destruction）；第三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收入財富不平等，令民眾飽受剝削（deprivation） ；第四是民眾與傳統政黨愈加疏離，政黨和民眾的連結逐步消散（de-alignment）。這4個因素，造就了一批民眾 — 自認在政治上毫無話語權、感到移民潮衝擊主流族群而威脅國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滿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加劇剝削與不平等，更無法繼續認同長期支持的傳統政黨和政治領袖。

值得留意的是，支持國族民粹的民眾其實相當支持民主，甚至要更多的民主，希望透過直接民主如公投，令更多政客能同情地聆聽和理解民眾聲音，「讓權力歸於人民」而非建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國族民粹主義者認為主流精英不可信，是因為他們往往迴避國民身分認同與移民衝擊的問題，甚至反過來指斥這些民眾是法西斯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國族民粹主義者對於自由派的中產專業人士將移民問題、少數族群權利和自由貿易，視為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態度，也是嗤之以鼻。國族民粹主義者重視解說政治信念多於客觀經濟數據，在大選投票時也不計較成敗得失和政策成本，只欲透過選票確立一系列價值信念，例如是「國家高於國際」、「振作國民身分」、「穩定大於一切」和「民眾大於精英」的信念，重奪政治話語權。

兩位作者分析，在國族民粹風潮下，西方政黨政治已逐步「向」右轉。即使極右政黨在歐美尚未執政，但傳統的主流保守政黨，也漸進地採納國族民粹主義者的政治議程，畢竟，它們易於連結純粹關心社會秩序和移民問題的選民。作者們認為，提倡社會民主主義的中間偏左政黨，需要有新思維和手法進入國族民粹主義者關心的議題，甚至要考慮作出短期的政策讓步，避免進一步流失選民支持。以移民政策為例，酌量收緊入境限制和讓高技術及從事公共服務的移工享優先移民資格，不一定和進步左翼政治相違；但將問題簡化為支持開放邊境，讓任何人都能遷移入籍與否的立場問題，更會令政黨的支持者剩下少數的左翼信徒。

筆者因篇幅所限，難以詳細分析《國》一書其他精彩之處。但讀者也許更關心，兩位作者的觀點是否能套用在香港的處境。《國》一書對民粹主義政治發展的描述，和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有不少相近之處，尤其是經濟不平等和朝野政治精英表現引來民眾反感等。然而，歐美國族民粹主義生於民主的土壤，民眾始終能透過選舉政治影響執政黨，民粹政黨也有機會藉選舉上台執政，受主流監察制衡。但在香港，不論民眾抱持何種政治信念，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對關乎中國大陸的政策幾近無話語權。在一國權力結構下，即使多番提倡削減單程證配額，香港政府一日無審批權，中國大陸一日不回應香港訴求，也無法改變移民政策，以及民眾對這議題的想像。

兩位作者結語時指，主流政黨和社會需要找到新的進路和視角去辯論移民政策改革，否則國族民粹主義只會更氾濫。回到香港，應否叫停移民以減輕公共醫療系統負荷？右翼和左翼政團有沒有鬆動倡議的空間？這既是牽涉客觀數據的事實問題，也是包括主觀身分認同和社會願景的價值問題，更是政府能否有權管控移民來往遷徙的政治問題。儘管政治現實上「權不在民」，但至少具體、貼地的辯論，能夠刺激民間的思維，鬆動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框框，為同樣無權無勢的左右兩翼陣營「興橋搭路」，推進建設性的對話。

筆者並非在此要對支持或反對叫停內地移民的觀點作道德判斷，只是想指出，這現象正在呼應蔓延全球的國族民粹主義。為政者如繼續走舊路應對民眾的不滿，只會帶來更大的社會矛盾，也令民眾愈來愈討厭政治和在朝在野的政治精英。

延伸閱讀下載：Eatwell, Roger & Matthew Goodwin (2018). National Populism: 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A Pelican Book). Penguin Books Ltd.

@爱狗却养猫 #2 同意后半部分，对前半部分有不同看法。

"零件化"是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把人变成工具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放到今天讲就是“社畜”，但是哈维尔批判的“后极权社会”是更严重的，文中提到主要是

只是它去人化﹑官僚化的程度，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抽干人对生命的热情的不（单）是政治自由的丧失，而是生命可能性与创造力的剥削。

你所提到的 “工业化的思维全面入侵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批判的

我因而想起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韦伯说，在现代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会蔓延至世俗社会，工具理性会逐渐取代价值理性，机器取代工艺，计算取化人情——这种理性化像一个冰冷的铁笼子，令人的生命力与个体性无法伸张。这是韦伯讲的“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一部份:“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韦伯的解决方案是

就算是一个不再相信有掌管一切的神，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的社会，人还是可以靠著对志业——政治﹑学术﹑艺术﹑音乐等等——的热情，来在这个肃杀的时代找到立身之处。

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背景下，以音乐、艺术为志业也是危险的，也就是你说的“人的自由被失衡的权力所压制”。

志业与热情

韦伯的终身关怀，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锁进铁笼子里的时代，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有没有能力为身边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赋予意义？

在韦伯而言，理性化的后果就是人没法活出自己本身的样子，也失去了对世界的浪漫想像。没有想像的世界，也就是个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韦伯的终身关怀，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锁进铁笼子里的时代，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有没有能力为身边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赋予意义？

很多人认为韦伯对现代文明处处透露著悲观的情绪，正如他自己写道：“我们面对的，不是花丛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冬夜。”但他没有放弃提出最少一种创造意义的可能性，那就是人对志业的热情。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第一篇指定读物就是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里面，韦伯提出了政治家的三大条件，又讨论了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如何平衡。然后，韦伯也谈到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人应如何自处：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须是平常意义下所谓的英雄。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做到──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钱永祥先生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就写道，《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表现了韦伯的某种英雄主义：“不赖幻觉、无惧于希望的破灭，面对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现世理想。”韦伯没有否认在现代社会保持希望之艰难，但他认为，就算是一个不再相信有掌管一切的神，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的社会，人还是可以靠著对志业——政治﹑学术﹑艺术﹑音乐等等——的热情，来在这个肃杀的时代找到立身之处。

这很可能是对韦伯的过份粗译，但我想起了哈维尔说的：“所谓希望，并非确信事情总会有好结果，而是不论结局如何，也肯定有其价值。”（Hope is not a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在共产捷克，即使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出版行为都只能在地下进行，还是有人没有放弃在不可能之处做最多的事，而那些事情甚至不是政治的，也没有政治意图：不自觉地改写了历史的“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只是一群爱模仿西方摇滚乐队的小伙子，他们的力量在于对他们的音乐（很多乐评家认为那些甚至不是甚么好音乐，虽然我很喜欢）的一股热情。身处历史漩涡，面对要求我们变得一式一样的极权，韦伯和哈维尔大概都会认为“即使如此，Donnech!（没关系）”

因为那点傻劲，那些对志业的有点盲目无法量化的热情，大概就是我们抗拒被铁笼子关起来的力量。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波兰小说《金丝雀》简译：

老奶奶养了一只叫库布斯的金丝雀，视之如珠如宝，人鸟相依为命。老奶奶每天给金丝雀讲故事，库布斯也投桃报李，每天跃到鸟笼顶放声高歌。库布斯嗓音清澈嘹亮，是金丝雀中的歌神。老奶奶跟孙儿们通电话，总不忘夸赞库布斯的歌声。

可是有一天，库布斯沉默了。

等了一天，两天，库布斯还是不作声。老奶奶伸出手去哄牠，牠或不耐烦地啄她的手，或自顾自抖动羽毛。 老奶奶想，小鸟搞不好是生病了，就跟孙儿商量带牠去看兽医。此时波兰政府宣布实施戒严，没有人记得起不再高歌的小鸟，事情不了了之。

孙儿们偶尔来看老奶奶，替她捎上些日用品。波兰局势纷乱，众人谈起时事总是长嗟短叹。波共政府把电话线切断后，老奶奶状态更不好了。老人腿脚不好使，不能上街，在家老盯著不会唱歌的库布斯和不会响的电话发呆。

后来政府终于又接通了电话线。有天孙儿接到老奶奶的电话。从话筒传进耳里的是一把机械声音，重复著：“你们的对话正在受到监控。你们的对话正在受到监控。”

之后老奶奶的声音出现了。她十分兴奋：“你们知道吗？我的金丝雀又会唱歌了！”

线路突然咔嚓一声。

“请不要使用暗号沟通，不然通信将被切断。”是一把冰冷的声音。冰冷但严厉。

老奶奶急了：“你脑子坏了是不是？我说的还不够直接？就是我的金丝雀又会唱歌了！”这下她真的被切了线。

老奶奶又用不上电话了。孙儿替她带上居委给的证明去市政厅，证明金丝雀真的存在。

在市政厅排队申请重接电话线时，老奶奶还是很不高兴，咕哝著：“我经历过俄国革命﹑赤色恐怖……但这种事情还真是头一遭。”孙儿叫奶奶小声点。她更怒了，提高嗓门说：“‘小声点’甚么意思？甚么叫“不要使用暗号沟通？”我看那个人是脑子坏了……”

@爱狗却养猫 #2 赞同。

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学就不能繁荣。

看到

真善美就是史學三境界

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我相信在人文和科学领域都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个人希望所在。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Nakula #9 赞同。

这类言论和他们反对的对象动不动代表十三亿人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是及其缺乏同情心的表现。

所谓的“能跑赶紧跑”，“不要启蒙”，“不要批判”不过是一种犬儒心态，这种人也配叫义人吗？

还是回到鲁迅的“铁屋子”吧：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万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惊起了較為清醒的几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几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坏這鐵屋的希望。”

三

审美是精神享受对功利欲求的超越。

人是在多样化的动机的推动下不断地向上追求的生物。任何动机的实现对于人来说都是一种满足，一种享受。同时，由于人又是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内在需求的社会生物，自我意识赋予了人以丰富的精神生活，社会给予了人以复杂的关系。因此，人不同于动物，当生理的、物质的、实用的需要满足后，人的生命便指向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甚至是超实用的追求。现代心理学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三大类：生理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和安全，这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动机；社会需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尊重（权力、地位和名誉等），这是人的自我扩张的动机；精神需要，包括求知、理解和审美。与对这些需要的追求及其满足相关，人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中进行着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置身于大沙漠的旅人会把一片绿荫、一洼清水视为宇宙的极致，濒于饿死的乞丐会将一片面包当作上帝，被性欲之火烤灼得不堪忍受的独身者会把一位无比丑陋的异性视为王子或公主，一个迷失于暴风雨中的过客会把破烂的茅草棚当作宫殿。而政治家的理想是权力和地位，哲学家的追求是宇宙和人生的法则，宗教徒的生命献给了上帝，科学家的满足是自然规律的发现，企业家每天都在想着产品和利润，艺术家的最高享受是探索人的心灵。以上种种需求，都会成为的生活动机，动机的实现又都是人的自我完成，但是，由于动机所处的层次不同，自我实现的质量也就不同，凡是与生理的、物质的需求相关的都是动机的低级层次，而与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需求相关的动机属于高级层次。同时，人的动机又可以分成实用的或功利的，和非实用的或超功利的。无论是低级层次上的动机，还是高级层次上的动机，都能在相互的交叉中互相浸透。对他人的需要可能是出于相互利用的动机，也可能是出于肝胆相照的情谊；对异性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性欲的满足，也可能是对美好感情的向往；求知欲中既可以有造福于人类的动机，也可以是狭隘的自私自利；权力欲中既可能潜含着疯狂膨胀的野心，也可能是为民族的振兴，人类的和平……但是，不论各种动机怎样交叉，也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在人类复杂的欲求中，除了审美需要之外，其他的欲求都难逃脱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虽然功利心推动着人去追求、去探索、去行动、去冒险，但是，人又常常被功利心所束缚，成为物质的奴隶，金钱的信徒和权力牺牲品，从而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

这就是庄子之所以坚决否定人的功利欲求，提倡不为物役的人生观的原因所在，也是席勒、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否定金钱关系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审美中，人类才能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来往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中。

人一旦进入审美的领域，所有的功利心都会退避三舍，宇宙的人眼中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巨浪、狂风、暴雨和荒凉的原始森林不再是对人的威胁和压迫，而是粗犷有力、充满野性的壮观；松树、怪石不再使人想到打家具、盖房子，而是高洁坚贞的象征；细柳、小溪、明月不再只具有实用价值，而是幽深宁静的心境；水果画的光泽所引起的不再是涎水，而是赏心悦目的快感；裸体雕塑所引起的不再是性欲，而是对匀称、和谐和和力量的赞美；那些充满鲜血、拼搏和毁灭的悲剧不再使人恐惧畏缩，而是令人产生或崇敬、或同情的心灵净化；古老的建筑不再只是办公、居住、祈祷的场所，而是人类的智慧和理想的象征；那一串串经过巧妙组合在一起的音符，不再是对生理的刺激，而是使人心神飘荡、浮想联翩。在审美中，实际上并非只有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善与恶、有用与无用的标准，而且还有超越道德评价的艺术标准——成功与不成功，美与不美。一部以伟大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决不能只因人物高尚道德价值而成为不朽的杰作，如果作品中充满了概念化、公式化的描写的抽象的道德说教，照样引不起美感，欣赏者有权根据审美标准判这类作品以死刑。相反，一部以最卑鄙的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只要在艺术成功，能够给欣赏者以充分的美感享受，照样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名作。野心勃勃的麦克白夫妇，心狠手辣的伏脱冷，五毒俱全的西门庆，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的王熙凤……这些道德上的恶棍，却是不朽的艺术典范，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这就是审美的超越。过去，我们的评价西门庆这类艺术形象，往往认为它们的意义仅仅是通过对恶、对丑的否定来肯定善、肯定美。这完全是一种功利标准。如果从审美上看，这类形象不仅是对恶与丑的否定，而且它们本身不是美，是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审美，通过扩大人与功利欲求之间的距离，使人的心灵摆脱了物质的束缚，进入了自由的天地。在这里，人类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人迹的世界，欲望消除了，抗争平息了，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安宁，神秘飘渺，忘乎天、忘乎地，忘乎人，忘乎己，宇宙与人类的本来面目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重又回到了纯洁天真的孩提时代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人如处子。

四

审美的自由是个体生命对社会压力的超越。

人，作为个体，生来就具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力，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同时，人，作为类，又必须结成统一社会的整体，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大自然的侵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整体的类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是个体的人与整体的类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的最棘手、最复杂的矛盾。从古到今，东西方文化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论，重视个人甚于重视社会，把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视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并以个人的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合理的社会应该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否则便是不合理，这也是西方诸国为什么能由封建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之一。因此，西方人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是贯穿全部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主题之一。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论，重视社会高于重视个人，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视而不见为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决定性前提，并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有价值的个人不是道德发展自我，而是最充分地使自我适应于社会整体的要求，否则便是无价值。因此，东方人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和和谐，这种和谐和是贯穿全部东方艺术史的中心主题之一。而最合理的答案应是东西文化的融合——既有个人的充分发展又有社会的普遍进步，使个人与社会都达到完全符合人性的和谐和境界。

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虽然经历过几种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人类已拥有了航天、电子、原子、激光等尖端科学，但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西方现、当代的思想家、艺术家迷茫于“我是谁”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再一次提出“寻找自我”的口号。东方人还因沿袭着封建时代所遗留的重负，难以发挥出个人的内在潜力。在现今的世界上，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与束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拼搏，仍以新的形式继续着。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各种领域内很难超越社会之网，但是，人类始终通过审美来达到这种超越。西方人以惊心动魄的悲剧向社会发出一次次激烈的反抗的挑战，东方人以和谐宁静的喜剧来安抚创伤累累的心灵。前者是天崩地陷的时刻，是现实中你死我活的战场，任何人都可以在绝望中仰天长啸，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拼搏，审美活动最忠实于人个性，人的感性生命和人最丰富最深邃的主观精神世界，艺术创作为许多天才提供了按照个人的独特个性去表现人的全部生命欲求的权力，艺术欣赏为一切人提供了按照个人的审美情趣去宣泄所有的内心隐秘的权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或不愿意向他人、甚至亲人透露的灵魂之光，可以在审美中自由地闪耀。沉默的审美对象是欣赏者心心相印的朋友，只要你喜欢它，它就亲近你，甚至能够与你融为一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它从不对你进行任何干扰，只是默默地打开你的心扉，扫除一切由外在因素强加于你束缚，使你被社会权力、社会舆论和自我理性掠夺到心灵最深处的一切得以获得自由的倾吐。在太阳、明月和星光下，在高山、大海和野草边，在音乐厅、展览馆和影剧院，在一部小说和一首诗歌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地诉说你的悲哀，喷泄你的愤怒，抒发你的喜悦，以及一切羞于启齿的卑下的欲望和可耻的动机，从而使你更清醒地认识社会、人生、自我、宇宙。审美，交给强者一杆叛逆的旗帜，赐予弱者一张逃亡通行证，也把一面明镜子塞到卑鄙者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人的干预下进行的。通过艺术品这一无生命的中介，有血有肉的艺术家与欣赏者的心灵对话可以超越一切。

同时，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虚构性和超功利性，既升华了艺术家的表现，使审美对象具有了能够为社会允许的迷人的外观，又净化了欣赏者的心灵，使审美主体具有了游戏者的身份，既然艺术都是虚构的，艺术家就有权进行自由的创造，那些残酷的毁灭，那些凄惨的命运，那些怪异的性格，那些飘渺的意境……通通都是假的，只是叫人一时开开心，谁会真正地相信他们？既然艺术欣赏是超功利的游戏，欣赏者就有权进行自由的选择，那些叹息和眼泪，那些兴奋和狂喜，那些共鸣和深思……不过是一时冲动，一旦回到现实中，全部烟消雾散，没有实用的目的的娱乐不会伤害任何人。人类，智慧而狡黠的人类，居然能为自己开垦出一片如此神奇的土地，在这里，虚假与真实、游戏与严肃、超功利与深入灵魂一起生长，构成一株永远翠绿的参天大树。它的尖顶，直指可望而不可企及的天边外；它的根须，深扎进脚下的大地。它使人超越一切，又使人深入一切。

美，自由的象征。审美，自由的运动。通过美与审美，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生命得到彻底解放，尽管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中还仅仅是廓大宇宙中的有限空间，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的短暂的瞬间，然而，人类的进步将把越来越多的时空交给审美，对美的追求正渐渐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去。审美的时空因电影的出现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大自然因人类的高度文明和交通的发达而获得了日益丰富的审美素质；冰上舞蹈，水上体操，花样跳伞、健美运动，在过去仅仅为增强体质的体育运动中，分化出越来越多的供人审美的项目；食品、服装、建筑、机械、运输工具、广告、包装……无数种在过去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商品，现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审美；劳动保护已经不只是为了安全生产，而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了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局限于功利需求的满足，而是寻求审美的享受；交响乐、芭蕾舞、戏剧不再只属于少数高雅人士，收录机、电视机把贝多芬、邓肯和莎士比亚送到了普普通通的千家万户。也许真有一天，人类的所有产品、所有活动都走向了审美化和艺术化，那么，人的自由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人类最早的自由创造是神话，人类最终的自由创造仍是神话，前者是人类的理想，是自由的象征，后者是人类的现实，是自由的实现。因为，生命的极致是审美，而审美的极致是神话。

摘自1986年第一期《名作欣赏》

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文章引用

查无此人 epub下载

網絡版六四博物館眾籌計劃

四、不要猜疑

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前几日，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作的某专栏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网红夫妇」的说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狮子头」对他们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威胁，暗指「狮子头」是中共打手。然而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核心当事人均以绰号出现，惹人猜疑。多数人猜出「狮子头」是谁，「网红夫妇」亦有各种传闻，但没有一个核心当事人出言证实或证伪，很快，这成为一宗绘声绘影的城中迷案。几十年来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广泛的「狮子头」的友人们均窃窃私语，暗自打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能不能相信这个人？

这样的「捉鬼」场面，在历次社会运动到了冲突最激烈、方向最摇摆的时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当人人蒙起面来，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对家的卧底。带头冲击的那个人，是勇武抗争，还是对家派来抹黑栽赃？这个问号只要你想，永远都在。而只要这个问号浮起，行动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坏，弱势者团结一致的动力也会涣散。

纪录片《理大围城》，带观众重返香港理工大学那黑暗的十几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强力包围，「全部暴动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间人不断来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学生，掀起留守者之间严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们无法连结、组织、协商，心理防线也几乎彻底被击垮。

秘密政治一旦发挥作用，朋友圈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对谁说话才能放心？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若我不相信别人，那我自己还会被别人相信吗？

我们知道，猜疑的循环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议程，建立信任与连结。但不猜疑，并不是不做判断，盲目信任。情报收集、秘密调查的秘密政治是现实，罔顾现实同样是不智，严重时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过度猜疑，这中间的现实平衡该如何拿捏？

在中国做采访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

该相信什么人？

就像看新闻一样，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朋友间怎么说话才安全，不会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媒体、私下或公开都讲一样的话。不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公众都不要讲。

如何让自己被信任？

很简单，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见人心。

以上是我给自己的小小原则。宗旨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划定安全底线，其它一切，都尽量摊开在阳光下。对抗秘密的，从来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达与言说。

恐惧消灭行动，猜疑消灭组织

五、志业与爱

任何一个对生命有追求的人，都会在面临陡然失去自由的环境时，心怀强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协，不想要自我审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擦边球、琢磨能说不能说的游戏里，我不想要自己无法再讨论真正具有创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类议题，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着敌人什么时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远航。

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撑我们抵抗的动力。

然而，在个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阴影，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需要持续不断地练习，也需要持久的能量。这些辛苦背后的持久动力，很难是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么」，而必然是「要什么」。

国安法之后，香港街头的口号，从「反抗」、「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钟意香港」。尽管这是躲避审查的策略，但人们潜意识里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时候，愈要爱，因为只有爱是持久的动力。

爱不是抽象的。以香港为例，我们爱的香港，需要有更具体的想像。我们想要追求的、或者守护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想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追寻这条路上的角色？怎样把这角色与自己的志业与兴趣结合？说到底，你活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也是哈维尔说，他讨厌自己被标签为「异见者」，因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并不是被「与政权声音不一致」所定义的。说到底，政权又算老几？ 「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有生命目标，有放不下手的兴趣，有愿意为之付出实践的信念感，才会有与暴政「斗长命」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可能是医生﹑厨师、飞机师、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个人都树立，并且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才能迫使政治冲破极权的目标，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足点：个体的人。

我们一直在谈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拥有自由是为了什么？自由的目的，是让个人拥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们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去过，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才是去捍卫自由的最大动力。

我们抵抗恐惧、破解猜疑、开口说话、不做极权的帮凶，都并不知道是否真能改变世事。但凡此种种，最终是为了做回一个完整的人——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让生命在抵抗中，依旧有目标，能创造。

大时代，写给自己，也与朋友们共勉。 见字

本文亦发表在《天下》杂志：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91

本書原名為：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

2017年8月11日 二版一刷

这篇转载比国内媒体快得多。

坚决捍卫言论自由。

爱在午夜降临前。

直指现今，叙诸久远

序许氏无斋先生巨著

《戊戌六章》

白杰明

世间孰不知无斋先生何许人耶。其姓许名章润，家居故河道边；置书桌于天地间，发文立说于「无斋」，因而得号焉。

无斋先生治学立言，独独不慕荣利。生平好读书，必力求甚解。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奋笔疾书。性又嗜酒，亲旧知其然，屡屡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微醺，醺后而侃，诸人无不拜伏。唯于日常起居，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虽处境频临危殆，仍晏然自如。常着文章自娱喻世，以明己志。忘却得失，求仁得仁，立誓以此自终。

赞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五柳先生乎。酣觞则赋诗撰文，以乐其志。

夫昔有陶斋之《盛世危言》，而今有无斋《戊戌六章》，皆警世力作。前者系清朝险峻之哀鸣，后者则可谓红朝末代之呐喊。

《危言》问世，旋即戊戌百日。 《六章》结集，剑指当朝「盛世」。自光绪至红朝五代，两轮甲子，光明坎坷相继，福泽早已殆尽。陶斋所告诫之诸多世象，今日竟似幽灵一般回荡于中华大地。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乃《危言》之宗旨。时过境未迁，「立宪法、重道德、改政治」之当今诉求，迫在眉睫，更有什于往昔者。世道虽曰诡谲多变，当局不思自我改造，与时偕行，反而诿罪于外夷魑魅。华夏旧邦，其命维新。由1898至2018，「重道德、改政治」 的戊戌变法，益发为今日中国刻不容缓的命题。

戊戌盛夏，无斋先生于鲁迅所哀叹的无声处，揭笔起义，直撄龙鳞，撰就《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该雄文随即传阅于全球，果然成了震憾域中的惊雷。许文言思犀利，当道一时措手不及，打压失灵。作者直指庙堂愚昧的超凡胆识，激起了广泛共鸣。其后，无斋主续发的连珠檄文，虽于内地迅遭噤声，然在南国外境，网民仍可吟咏无忌。此或可谓天网之疏漏哉。看官切记：国土那块香江十八区净地，仍系目田港（即“自由港”），其民众多为避秦者后人也。于是乎，君子之苦心良言虽于内地钳口，不时得以冲破党国之围剿，于边陲特区重见天日，随而传播于境外天下。

先生近年系列时文，集成于此。其篇篇力作皆针对同治中兴以降的「中国问题」（ The China Syndrome），及现今国朝之「中国方案」或「中国之治」， 针砭现状、痛陈时弊。其「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的才思与文字，堪称为三不朽之典范。区区不才，贸然应允作序，为着是先生耳提面命的魅力， 更是为着先生以情以爱、昌明「护心」的要义。其文旨在喊话有心人，同时裨益于普世。

无斋先生以谦谦君子，尤善于联袂恒古与刹那；其功绩实为华文世界开创了一副既永久又常新的「文史哲共同体」。其文笔迥异于眼下盛行的浮夸文风，力挽党八股祸国之狂澜。其政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抨击挽近专制道统的积弊。先生既撰文以载道、又著书以言志，其忧患意识深切，凡具良知的芸芸读者必可领会其中玄机：夫立言无精魄，难以传远。著者特立独行，有如斯者也。世人阅其文集，难不叹为观止乎。

1898年戊戌维新鼎革夭折，六君问斩之时，严复赋诗「感事」， 诗曰：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2018年戊戌时轮倒转，宪法遭戳，当局称帝。许章润连发文章六篇，长啸而永吟。

心灰之余，严氏致力转译穆勒之《群己权界论》，并于该书《译凡例》中写道：

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 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 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 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 此之谓自繇。

时过而境不迁，许先生承继严继道之精髓，吾人知其绝不为权势所屈。

身在故河道旁而心系天下、翱漫天下。戊戌年尽己亥始，先生之学术著作均遭官府禁锢，然众多同道私下为之鸣放。其时敝人亦力求与时俱进，每当先生或内地声援者有新文流露必竭力翻成英文。如此累积廿余篇，并将之结成一本「虚拟文集」，题谓《抗逆忠言——许章润怼清华大学》。按天下为许氏鸣冤者，无不称道其独立自由之精神。译者于《抗逆忠言》文中尝征引民国十八年义宁陈寅恪于清华园所撰《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以突显当今鸿儒许先生的风骨：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许章润撰《戊戌六章》，召唤处观堂之英灵，亦为现代读者验证起寅恪名言超越时空的蕴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谛，正因天下有无斋主之故，而能垂而长远，历久弥真。

纽西兰北岛白水湖

羽镇双猫宅白杰明

志于逢九年平安夜

美利坚宾州茱萸坡

拙文蒙好友 孙万国兄 润饰、斧正之恩，于此谨表谢忱。

新的联盟和想象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么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批判论述的呼唤。

把遗忘归结于普通人的不作为，是行动者所能做的最坏的决定。大众是联合的对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谨慎对待。今年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当天，特朗普发推谴责伊朗政权制造了“四十年的腐败，镇压、恐怖和失败”，并未经授权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摄影师Yalda Moayeri拍摄的著名照片：德黑兰大学抗议现场一名举起拳头的女性。Moayeri随后愤怒地表示，这张照片是献给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盗用了她的作品为自己的政治议程服务。她乐于见到这张照片成为自由的象征，但绝不希望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筹码。Moayeri的表态代表着新一代威权国家的行动者需要学习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时，坚决拒绝自己被反向利用。为了打破记忆和动员的瓶颈，新一代人需要有独立于建制力量，重新搭建运动联盟的勇气。

当然，这种瓶颈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断裂。未来的革命，大概会完全超越当前的策略构想和理论预言，以目前的行动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它既可能继承，也可能完全抛弃掉1989的遗产。但不管怎样，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基于“改变”的革命，它一定会打破国界和运动之间的隔阂。而必然会被另一个未来甩下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维护着隔阂的既得利益，不论他们习惯戴着威权还是民主的假面。

文章发布后，引发了不同方面的争议，大部分争议我预料到了，还有一些则没有。我并未预料到香港读者的愤怒，因为香港既不是文章的出发点也不是重点。绝大部分评论都把我对一个组织的批判偷换成了我对整个香港、香港人的批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偷换概念完全扭曲了文章的出发点，似乎本文是为了用欧美左派的理论和话语来分裂反极权的共识，博取注意力。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恰恰是对团结的思考。自由主义霸权衰落，民粹兴起的当下，六四尽管依然被用作民主社会精神胜利法的素材，这种之前屡试不爽的手段越发呈现出其可笑的面目。对当年的参与者和运动家来说，维持既有的，以国别和种族为界限的，与民主社会政治精英联手反共的记忆手段，其实是把自己工具化，剥夺了自身的能动性。

在极权与霸权的双重绞杀下，我们如何挖掘自由主义危机中潜藏的动员机遇，从而创造一种真正的国际团结？这是我比较观察了大陆，香港和欧美的运动后存有的疑问，而1989勿宁说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案例之一。

除了号召大家看到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更广泛的斗争，期望行动者与国际上的运动进行更全面、有机的对话，我并不能、也没有资格列出具体的方案。作为自称进步/激进的运动中国别、种族、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我也常常对团结与国际主义感到失望，人们似乎总是习惯于通过划界来组织运动，不同地区和群体记忆的建构也往往呈现出相互冲突的关系。但失望并不构成退回到过去冷战思路的理由，一切终究会烟消云散，团结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要去反复争取与积极构建的现实。伊格尔顿所说的“去乐观主义的希望”，也许是行动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努力维护的心态。

我接受对这种愿景不切实际的批评，但那些价值上不认同国际主义，反以割裂和种族主义为荣的声音，我只能表示无从对话。不过也感谢它们表明了态度，得以让大家今后在寻求盟友的时候多个心眼，少绕一些弯路。

原文

链接挂了，补个链接：中国青年行动者处境调研报告中文版下载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进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跟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by Dylan Thomas（迪伦·托马斯），巫宁坤译

@natasha #5

有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electron8964 #1

面纱

容貌娇美而又爱慕虚荣的英国女子凯蒂，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接受了生性孤僻的医生瓦尔特费恩的求婚。她离开了上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而空虚的社交圈，随瓦尔特远赴神秘的东方殖民地--香港。 对婚姻感到不满和无趣，凯蒂开始悄悄与令她芳心摇动的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生偷情。瓦尔特发现妻子的不忠后，孤注一掷，开始了他奇特而可怕的报复计划：凯蒂必须随他前往遥远的中国内地，去平息一场正疯狂流行的霍乱瘟疫。在异国美丽却凶险的环境中，他们经历了在英国家乡的舒适生活中无法想象和体验的情感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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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ha #2 毛姆也是我喜欢的作家：）

@natasha #2 @爱狗却养猫 #1 提供一下延伸阅读：）

有部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也很好看。

@Nina #3

@小火车车 #4 简而言之，没有同理心不配称为**“人”**。

之前在 nei.st 上看到的印象挺深的话：

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 (Colum McCann) 说到，「在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可以有很多观点，黑的，白的，它们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把它们摆在一起。好多人不喜欢思考，他们喜欢直接被告知，但是现实世界比这个要复杂多了，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门槛，你不能总是希望一切都是简单的、容易的、便捷的……」他说，「身为人类的最大失败就是同理心的失败——即无法理解身为他人意味着什么。」

@natasha #38 说起本雅明的自杀，令人唏嘘。

@厠所管理員 #1 听说20200621后不好买到了。

@爱狗却养猫 #1 是的。

@natasha #1 在 b-ok.cc 一搜就有了，都要感谢热心网友的上传。

欢迎推广这个网站或上传点书，建设一个开放免费的数字图书馆是实实在在的好事。

《紅色新闻兵》作者李振盛逝世：我一生追求见证历史、记录历史，现在安息在历史之中

@natasha #1 感谢老师分享幕后故事，景仰景仰。

2008 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常务次官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抱怨说：“美国太孤立，太封闭。他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太少，也不愿意真正参与到宏大文学世界的交流对话之中。这份无知限制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不过恩达尔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要想看清问题的全貌，他首先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寻求全新的视角。虽然外语翻译作品的数量少之又少，但美国文学市场的规模足够庞大。较为固执的大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外语翻译作品，但小出版社趁虚而入，很好的填补了市场空白。如此一来，美国市场依旧能在外语文学世界中占得一席重要地位。数十年来，《今日世界文学》杂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在促进美国外语翻译作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今，文字无国界网站（WordsWithoutBorders.com）这样的新型网络媒体也在为外语翻译作品在美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她在祖国意大利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美国评论家认可了她的作品之后，她在美国市场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销量，随后就成了全球知名作家。费兰特在的走红在美国市场掀起了一股较此前更为惊人的意大利文学热潮。文学翻译作品为美国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像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这样的人选择直接用英语写作；像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慕克（Orhan Pamuk）这样的人坚持用母语写作，但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名声加强宣传，提升世界作家的知名度；中国作家哈金则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们移居美国之后改用英语写作。就这样，世界文学保留了歌德提出概念时的本质特征：既是人们的追求梦想，也是基于市场发展的现实产物。

在美国，世界文学在二战后日益壮大的大学校园找到了发展良机。《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出台之后，美国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规模显著增加，世界文学也借此机会成为了一门常见的通识教育课程。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世界文学选集这样的作品形式应运而生。一些歌德最喜欢的作品——比如梵文戏剧《莎肯塔拉》、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歌和中国小说——纷纷入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文学课程有了显著发展，人们用于该课程的经典文学作品范围也明显扩大。我本人担任主编的六卷《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便是一个例子。

世界文学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巨大发展，包括资料大全和阅读指南在内的多种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渐渐兴起。从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经过泰戈尔、奥尔巴赫的发展和后世的努力，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学术准则。过去三年里，由著名学者大卫·达母罗施（David Damrosch）领导的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院（World Literature Institute）有两个暑假选择在其他国家开展研究。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150 个附属机构。我的研究生也对各种世界文学课题展开研究：《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在世界文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文学和艺术竞争都是奥运会的组成项目》以及《为什么阿斯彭研究所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的发展》。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研究特定作品的流动传播和读者接受程度，也对世界文学作品、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从某种流派的兴衰起伏到写作技巧的影响，再到解释文学作品的含义，这一切构成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致力于用新的量化方法在网络数据库中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种文学领域的定量分析手段还处于发展初期，但却有着重大意义：就像一百多年前人们用量化分析手段改变了社会学研究的局面一样，量化分析手段也可能改变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我们可以将世界文学研究理解成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相比世界文学研究而言，世界历史研究是一个发展更加完善的领域。学者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曾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大量综合性的分析。

我们在商品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海鲜三部曲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半个外壳上的历史：大牡蛎》（Big Oyster: History of the Half-Shell）以及《盐的世界史》（Salt: A World History）。世界文学领域还没有这样受欢迎的作品问世。

当然，反对世界文学的人也并不罕见。有些大学的校长对世界文学并不感冒，还试图叫停世界文学项目，转而将资源投向更容易产出成果的领域。有的学生向我抱怨说自己不喜欢阅读中国小说，因为这些作品读起来感觉很奇怪。二百多年之前，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些研究文学的学者对世界文学持反对态度。人们一直批评外国作品的翻译水平，当然这不无道理。比如歌德曾经读过的一本中文小说翻译本里就充满了翻译错误。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没翻译对。奥尔巴赫也承认自己对很多语言并不了解，遇到这样的外国作品，他担心在讲授过程中误人子弟。很多其他学者也有这样的顾虑。

世界文学研究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迅猛发展，反对者也找到了更加丰富的抵制理由。有的人从后现代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世界文学是尝试“宏伟叙事”的一次有害尝试。人们对翻译水平的质疑渐渐演化成对翻译作品的抵制。意大利有一句谚语：翻译者都是叛徒。有些反对者非常认同这句古话，觉得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和文学作品的特色才是重中之重。在他们看来，如果你的母语不是某种语言，也没能达到流利的掌握这种语言的程度，那你最好还是不要阅读以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

还有的批评人士不认同世界市场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这一现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葛雅特莉·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一直批评美国，称其利用出口世界文学选集的手段来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反对者并没有像歌德和泰戈尔一样将世界文学当成治愈殖民主义的解药。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文学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这样的反对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真相和他们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人压根就没想出口自己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除了美国之外，世界文学选集在其他国家没有形成市场，因此美国出版商根本就没有申请国外的版权保护。世界文学是一次向美国进口文学作品的尝试，想要利用世界市场改变美国读者根深蒂固阅读习惯。世界文学选集收录了很多此前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作品，试图在西方国家中实现本土主义与文化统治的平衡。

1922 年，中国的世界文学拥护者郑振铎就看出了反对世界文学者所持观点的问题所在。他说不同国家建立起各自的文学研究机构，然后自顾自的开展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体系与世界文学的追求可谓南辕北辙。大约一百年后，同样的文学研究体系再次复兴。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学只能在各个国家文学研究机构的桎梏下缓慢前行。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但收效甚微。波士顿大学刚刚将其比较文学学院改名成世界语言和文学学院，算是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时至今日，美国及其他国家仍然饱受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害。只有人们在政治领域做出迅速的改变，世界文学才能良好发展下去。世界文学代表了对国家本土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寻求的是构建歌德和泰戈尔提倡的那种更加人道高尚且充满世界性的国际新秩序。世界文学支持全球化的发展，但坚决反对失去多样性的同质化现象。正如拉维奇所言，我们要赞美意第绪语作品这样小众且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学。即便面对多方压力，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世界文学已经形成市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市场中，本土文学作品和全国性文学作品能够相互碰撞，影响着彼此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的核心是作品的流动传播。因此将文学作品以都市或者国家为核心汇编成集的做法不可取，禁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行为也大错特错。的确，世界文学市场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不可能让各国作品享受同样的地位。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减少出版量和翻译量，也不是阻碍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推出翻译更加贴切生动的作品，将好的书籍翻译成更多语言，向更广阔的群体开展世界文学教育。

无论是新作品还是老作品，文学作品的免费传播都是对抗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好的武器。即便经过翻译，文学作品也能让我们领略不同的文化，了解他人的思想。人类创造出多种艺术和科学形式，但没有一种能像文学一样丰富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同情其他人。这也意味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所有人都和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一样，心中充满了限制自由的传统观念。但是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之后，我们的思想便得到解放。总而言之，多尝试阅读不会错。

世界文学最初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歌德告诫固执的艾克曼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二百余年之后，歌德的教诲依旧适用。世界文学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不会自己推动自己的进步。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世界市场的反对者以及审查制度的拥护者坚决抵制文学作品的流通传播。他们不会停手。如此一来，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行动，世界文学便会被扼杀。我们不必认同市场自由和市场发展带来的每一个产物，但世界文学市场必须发展下去。为了世界文学市场的持续繁荣，每个人也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翻译 糖醋冰红茶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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