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年前就点了许多男性大V名字并逐个批判，经常发推文甚至在正式文章中攻击：

微博上极右社达精致利己无耻之徒，最活跃的我知道的有这些： 露骨獠牙：李子旸、战争史研究（闫京生）、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二逼瓦西里…… 干过好事但本质极右且露骨：肉唐僧（徐志戎）、罗永浩、五岳散人（姚博）…… 半露骨：王志安、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奥卡姆剃刀……

我在文章中都说了对整体男性的看法，这难道还不能表示我的态度吗？我这样已经做到了充分的平衡

“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我这都明确说了

我评论过许多人，各处都能看见，而且大多数是指名道姓的

有的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女性文艺界自由派活动家，一方面主张女权，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自主意识，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琐颇为犀利，还嫁到对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也对其他左翼集体行动主义的女权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对“整体主义”却支持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独立，也是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来是缺乏阶级意识的、不能与人民大众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槟女权主义者”（当然她关注支持中国人权和女权，仍然值得赞扬）；

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出身贫困地区农村，历经家庭宗族、极权体制、男权社会、外国种族歧视和上层对劳工的压迫，受害于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受益于进步主义、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却拥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拒绝进步一翼的工团主义和身份政治，反对激进政治运动，对家乡更多苦难的姐妹兄弟没有同情同理、关怀帮助（乃至充满非同情之鄙夷，虽然情有可原），父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与命运也被忽略（虽然同样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无法顾及家人，也对家人一些低下价值观反感），贬抑科学理性（且耽于经验主义）、抵制社会革新，为缺乏恩义品德的人士辩护缓颊，甚至有时支持美国极右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势力，对罔顾人权和科学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啧啧称赞（当然其记录中国历史劫难、代中国政治受难者发声、为中国人权呐喊，还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她书写和转发的许多好文章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批评她看见后，大抵会将我拉黑的）。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如果她没经历那么多苦难，所以不认同对抗苦难的价值观，尚可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但经历那些，却还反对进步，就更显知识和逻辑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与错缪的价值观，更是形成强烈反差，且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有这种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

	 
有的女性，为反叛国家的专制压迫、父权的规训束缚，表达对政权和男权社会及具体群体个体的不满，故意和主流舆论宣传相悖、对父权要求叛逆，原谅曾经在自己家乡制造酷虐杀戮的敌国，乃至称赞对方国政民风，甚至对回避历史责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战犯的敌国领袖遇刺表达同情，并不在乎同为女性的许多前人，从儿童、青年妇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这个敌对民族极残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遗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数人迄今皆不悔罪。
		
这样的反叛或许在基于个人主义的感性动机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吗？当然作为个体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权这样选择，国家和民族不应该束缚个体，父权力量不应该以保护个体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为，不能强求感恩戴德、顾及全局。但作为个体，难道不应该考虑同样性别的受难者（以及对加害者嫉恶如仇），不应该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辱考虑吗？不应该努力去呼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历史悲剧再重演或变相和分散的重演吗？
		
虽然国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锁，但同时一定程度也是庇护。没有国家民族的屏障和滋养，个体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权？如果是在1937年，还能活吗？还有尊严吗？看看中东地带和半岛南部受难民族女权主义将女权与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挥舞象征波斯民族主义的太阳狮子旗帜追求女权）、国家强盛（韩国妇女民族情绪有时比男性更强烈、更激进的强调韩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也为韩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出力甚多）进行结合与统一，以及欧亚大陆西缘对女性权利受害的深彻反思、大洋彼岸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应感到汗颜吗？（当然她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喊，包括救助维权人士、不惜孤身犯险，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于一些原因省略）（我并没有想冒犯和损害当事人，但是无论怎样身份和经历，即便是相对弱者和受害者，难道不也应该受到合理批评吗（包括我自己）？而且考虑到当事人感受，我已删掉了原来写出的大部分内容。难道我应该批判其他许多人同时，却独独不谈其中个别人？）（当然她也为中外人文繁荣做出了贡献）

	 
还有许多支持女权的女性，日常谈论女权头头是道、言论万千、著作甚丰，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里的更有势力男性或女性伤害时，也都放弃原则和是非，而是按照亲疏和利益选边站队，对受害女性、弱势一方恶语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论显然是男权社会中谴责与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话语。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内的妇女界，对于女权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践行（当然，以上这些女性优点都大于缺点，本质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数也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女权。但是，这些缺点乃至负面的东西，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违背了道理、逻辑，与良知和道义产生冲突，是应该修正更改的）。
		
有许多女性，虽生长于中国大陆，却因在港台欧美日等地求学、工作、交际，逐渐与大陆疏离。她们忘却或淡化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也不热切的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而是基于对港台欧美日等地的认同，以及与这些国家地区人士的熟稔关系、利益连接，与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地方于中国大陆冲突时，无论是非对错皆倾向于“第二故乡”及那里的人群。即便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有些关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冲突中几乎必然站在现活跃地一方（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已经站在敌人一方，那这种人就连商榷必要都没有了）。她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却时常支持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无论逻辑还是道义上都是谬误。即便中国大陆统治者及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野蛮残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受难的弱者、被利用的对象，而非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几乎全员直接间接参与作恶的国民。而她们却并不完整了解和仔细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确但并不系统完整的价值观，得出错误的结论、做出悖谬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固然是她们个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缘由与不得已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无可非议。当然我反对各种感恩之说，但作为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国内外奋力而争吗？即便出于无国界的国际主义精神，难道不也应该关心比港台等地苦难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与正义的中国大陆人民吗？这些因为种种幸运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对同胞的苦难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之，难道不是一种应被谴责的态度和行径吗？即便认为中国男性是压迫者，那么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有过多少真诚的关怀与实际的帮助呢？（而这些人的成功，其实都某种程度借凭了中国大陆的资源，在与其他国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且往往凭借其阶级、家庭、“贵人”、运气等非个人努力因素取得优胜，甚至恰恰是依赖于其反感的体制、痛恨的潜规则、不齿的特权，才有了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也是体制受害者，但是其实相对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是相对受益者，是不自觉的在不公不义中取胜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损害了其他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机遇，有责任反哺和补偿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当年与其在相同处境下却未像她们那样成功的其他女性，并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然她们也仍然为中国的人权与进步做了许多事，要比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男性，都更加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有贡献）
		

以上这些只是我认识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认识乃至完全没听说过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问题应该更多，因为她们更不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言行形象。

	 
我与以上女性皆无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还对我有支持帮助。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基于是非曲直，我不应避讳其缺点与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于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讽刺。她们或许感到冒犯，但是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她们感觉不适，那么因她们立场言行而直接间接受害或起码难以得到支持帮助的更弱势受害者尤其弱势女性，难道没有尊严、不应有话语权和代言人吗？她们的确是相对男性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女性、低阶层、被伤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处于相对强者乃至压迫者地位。她们得到一定地位和声誉，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诽谤内容的批评。
		
还有，我都是据理批评，没有使用针对女性弱点的方式施加羞辱攻击。仅这一点我已经强于绝大多数男性包括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而且与我批判其他更强势恶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辞相比，我对这些女性批判已经非常委婉温和，颇有保留。我批判过的中国男性不计其数，仅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码数十人。难道女性就应免于批判了吗？而且，如果她们遭遇更强势一方尤其男性权势者欺凌伤害剥削，我当然也会站在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恶人，且已经这样做过、现在还在做、未来也会继续这样做。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人脉广泛和手段阴毒的人，这些批评并不会给当事人构成压力和打击，相反是类似于公民对公务员、选民对议员的批评那样，是人民对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们有这些缺点和问题，她们也拥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权有钱体格强壮男性欺凌剥削伤害的权利，且无论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应该帮助、支持、保护这些女性，而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由于她们这些缺点和理由而冷嘲热讽、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这些人，请先批判比她们更强势和有地位的男性。而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存在问题，并不是否定女权的理由，相反更加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女权的发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积极的伸张，女性及全体国人也应该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启蒙。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而且明显的，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男性、女性，她们已经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了（以上涉及群体，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识、地位的弱势者，很多弱者连表达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发出负面言行，无法计入），但是并不是完美无缺，相反同样需要批判。但即便这样的人都有各种严重问题，可想而知中国整体多么肮脏、国人人心多么败坏。尤其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又多么无耻和令人厌恶。基于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权利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进行有节制的批判（我承认我的总体德行、贡献、能力，尤其现实言行对国家民族及他者个体的利弊影响，都远不及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权利批判））

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设计 1

民主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总则与概括 4

政权组织形式（政府架构/政体）：择优选适、权力调和、广泛代表性、稳定与效率兼顾 4

政体形式 4

总统制：过大的总统权力与自由裁量权、助力民粹催化独裁的工具、“胜者全得、败者全输”的不公和激化政治斗争的恶果、高效行政的双刃剑，以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及拉美诸国为例 4

议会制：多元参与、议行合一、集体决策、效率不足、另类垄断，以英国、印度、日本为例 6

半总统制：权力分立与调和、行政权拆分、政治多元化、有龃龉但更包容、稳定与效率兼顾，以法国为例 7

议会制度 9

联合院：区域、民族、少数/弱势/特殊群体的代表机构 11

人民议会：政治中枢、权力重心、民意所在 12

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民主中国科学理性决策和施政的中流砥柱：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人员组成；专业人士不能脱离现实而要密切联系人民、尊奉科学需同时坚持人权/人性/人道主义 13

军方应在“专家院”及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必要性（不得已性）、重要性（独特价值）；古今中外军事力量强弱及安内攘外的成败得失、前车之鉴 16

政权组织形式设计原则概括 22

中央与地方关系：联邦制框架下双轨制（全域联邦制＋汉地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弱省强市县的地方权力结构、全国均等化的管理与服务、进步主义导向的国家政策 22

单一制与联邦制各自的特点与适用性 22

中国应实行联邦制框架下的双轨制国家结构：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港澳台实行联邦制，其余地区/汉族聚居区实行单一制；尊重少数民族自决权、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再自决/二阶自决”权及分离地区汉族居民合法权利 23

中国国家结构/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教训（此段很长，并非制度设计而是其背景，审稿者若时间精力有限可跳过，直接阅读下一章节关于中国内地汉族聚居区制度的设计。诸位评委和征文机构在公布文章以征求意见、将文章最后发表时，若认为这段内容不必要列入，也可删去） 25

历史沿革 25

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 29

北京、天津 29

东北 31

上海 33

江浙 34

广东 37

其余地区 38

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38

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 39

安徽省、江西省 40

其他省份 40

总结 41

未来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的地方行政制度与中央地方关系：单一制的结构、户籍制度与各种制度性壁垒的废除、全国均一化和先发拉动后进的政策立场、市-县与乡-村为单位的两层地方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结合与统一 42

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的具体民权民生政策：国家干预与公民自组织的结合、扶植公民组织和鼓励公民运动；提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生存发展权利保障；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税收政策，基于贡献和付出分定收入并全民申报，税收应发挥调节分配作用并明晰化可感化；促进社会体制环境公正、实现国民物质所得的均衡、非物质权利与话语权的平等；将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作为国家大计中的重中之重；以折中渐进原则和涓滴手段促进社会改良和国家变革；对旧政权既得利益者据其过往及现实区分对待，以和缓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政府、警务、教育、医疗等重要领域公共管理服务人员以“高薪养廉/高薪提效”保证基本公共管理服务的高效、公平、优质；借助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管理与服务的透明与平等，并实现互联网社会的法治与安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各尽其能与相互配合，“小国寡民”乌托邦的不切实际；民主法治下的中央集权不会导致极权和严重权力寻租，对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体制之害而厌恶大政府与集权立场知识分子观点的不赞同，但保持同情之理解；增加税收和提高社会福利并非极左“大锅饭”和共产主义化下的贫穷低效，而是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极端势力得势；“平等”与“自由”之辩：平等保障自由而非阻碍自由；“整体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之争：当今世界人与人联系的普遍客观多样、社会公正和保护弱势群体需整体主义理念政策（以女权问题为例）；国家干预与整全社会形态下群己权界的划定与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保障；从国家大政方针到个人态度，皆需一分为二看待和辩证合同对待影响重大且根深蒂固的保守事物：家庭和宗族（以及对激进左翼反家庭反宗族价值观的反思）、宗教和传统文化（以及现代价值观不完善与脆弱的一面的评论）、民族和国家（“天下大同”的应然和“人以群分”的实然；重点分析国家中的国家机器、建制体系、官僚主义）；从制度政策到思想心灵，均要兼顾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以回溯历史变迁和展望未来的角度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与不足，促成革新与保守、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坚持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但又不唯人权、不完全拘泥人道，达成理想与实效的相对一致、保证全局利益和根基稳定，实现人权人道在现实中的最大化和永固性；其他政策措施的概述；汉族聚居区各地离合亦应遵从民意、顺其自然，并舍弃排异之患、强固民族本体 46

选举制度：基于充分代表性和最大公正性原则的选举方式：联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下的混合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小选区制） 67

完全小选区制：代表基础和区域民意、严重扭曲全国民意、易被威权势力利用操纵、国会政党组成或过于细碎或两党垄断，以英国、印度、法国、美国、俄罗斯（取其实行小选区制的那部分分析）、马来西亚等国为例 67

完全比例代表制：相对准确代表全国民意、与具体区域民意有所脱节、低门槛情况下政党过于细碎组阁困难、易令极端主义者跻身国会，但相对而言优略大于劣，以以色列、希腊、西班牙、巴西等国为例 72

混合选举制：并立制和联立制：兼顾各具体区域和全国整体民意 74

并立制：放大胜选大党优势，不利于败选的第二大党和各小党，以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日本、匈牙利为例 74

联立制：折中调和、政治多元、两种议席分配有所冲突但负面影响有限、最大限度代表真实民意，以德国为例 75

民主中国“人民议会”选举制度的框架和细则 77

总统选举制度：直接选举、一轮决出制 78

司法体制及大法官推选制度：以欧陆法系（民法法系）为基础的理念、法律、制度、运转（以及对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理念与体制运行的评价）；法院、检察机构、警察机构的性质、组成、职责、相互关系；民主中国制宪工作的安排 79

总理及内阁成员产生方式：由“人民议会”选出和受其监督制约、和总统分工且合作但相对独立 83

监察制度及机构设置与人员选罢方式 84

考试制度及机构设置与人员选罢方式 85

各地方行政、立法（决策）、司法及其他机构及成员的产生方式：比照中央但有所区别 86

总统个人、内阁成员、国会议员集体发生意外时的继承顺序和“指定幸存者”身份；国家机构和首都的“备份”安排；国家中枢“备份”的必要性重要性及中外相关惨痛教训的前车之鉴 87

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90

政治制度设计综述：基于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设计与运转；政治设计的局限与制度的脆弱 94

附录：《人民宪章》政策建议部分、《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未来民主转型的个人看法》 99

附录1：《人民宪章》政策建议部分（根据《零八宪章》加以改写而成。写于2018年，后又有所增删，少数观点现在已有改变，但整体上仍然和原来一致） 99

附录2：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未来民主转型的个人看法（本文写于2019年，是根据当时的中国与国际形势，以及那时我的观点立场而写，现在已有所改变（例如关于国家统一与分离问题），但整体上仍然和原来的看法和意见相同） 102

说的非常好

联系字幕组看剧时，可以说是我推荐的，说昵称或真名都可以。这样可以给我返一点红包。不说也没关系，主要在于推荐产生影响

"韩剧《第2-第5共和国》哪里最精彩？为何要发布科普知识注释的第2版？ [图片] 总结：我们替你读书，让你享受的同时，学到学术知识，还可应用于职场与学习中。 韩剧 《第2-第5共和国》全剧已完工。每天只有仅仅 9 个新观众名额，请尽快联系：https://douc.cc/1WDOqX（https://t.bilibili.com/676451125818294354?spm_id_from=333.999.0.0），或QQ1700334054（QQ3049602040） ——————

韩剧《第2-第5共和国》第1版完工，第2版开工。

本剧的科普知识注释：第2版讲历史知识，预计第3版讲对商业、职场升职等方面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的第1版《5共》刚开工，但在这里将安那其版《5共》算作第1版。而《1共》被严重删减，变成了官方宣传片，所以只会翻译一小部分）

已经看过了全系列，可以来总结一下了。

一.韩剧《第2-第5共和国》有哪些优秀之处？

本剧全系列考证之详细，远远超过其他纪录片和影视剧，达到了科普书籍的水平，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几部影视剧之一。

《2共》，是全系列考证最详细的一部，最适合有知识追求的网友：

4个版本的516事件：尹潽善、柳原植、玄锡虎回忆录之间的罗生门；

枭雄崔仁圭，他翻云覆雨的才能，在贪恋权力和绝对忠诚之间的张力；

烈士金朱烈的母亲，苦苦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几十天，最终改变了历史，很感人（坚持就是胜利~~）；

长达7集的419革命、4集的516事件，超过了《5共》任何一部分的长度；

民主党内斗，内战内行（其实也是外行），看得气死人。考证很出色，一句话就把派系分野讲清楚了；

居昌事件，考证很详细，为追求真相的牺牲也很感人；

军内斗争，这部分有2个点，是全剧考证的最高峰，具有能够推导出学术观点的史料价值，我会在字幕注释和观众群中解释；

——

最右就是崔仁圭， 他看着李承晚的这个眼神，全是“彼可取而代之 ” 啊（也可能只是高度近视哈哈） [图片] ——————

《3共》，适合对朴正熙感兴趣的网友：

车智澈勇闯汉江大桥！

黄袍加身时，张都暎孩子般的笑容；

几次反革命事件，兔死狗烹。深度上差了些。以二共的水准，仔细查过资料后完全可以把这几次事件的学术性的历史意义讲清；

冤死的黄泰成； [图片] ——————

《4共》，适合只对《5共》前传感兴趣的网友：

久居深宫的幽闭感；

金炯旭、车智澈、金载圭、全斗焕的逗逼组合；

尹必鏞事件；

郑仁淑、 张玲子两位美女；

二.为何要发布第2版知识注释版？

如前所述，本剧的考证之高，达到了科普书籍的水平。

但缺点在于，本剧参考文献应该主要是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学术深度方面飘忽不定，时而一句话便令人茅塞顿开，时而又长篇大论全是隔靴搔痒。

《2共》中，甚至大量参考了柳原植这个牛皮大王的回忆录（连剧组在台词里也吐槽他是牛皮大王）。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几版字幕中，除了校对之外，还会把背景的学术知识科普信息，加入字幕注释之中。

解释清楚剧组没有讲清的问题，例如：

车智澈与金载圭结仇的深层原因（如何搞好与同事关系？）、

为何发生数次反革命事件令朴正熙金钟泌清洗同志（老板为何想开除你？）、

为何朴正熙能在整军运动冲突中幸免（如何让老板没法开除你？）……

我们替你读书，让你享受的同时，学到学术知识，还可应用于职场与学习中。

本剧的科普知识注释：第2版讲历史知识，预计第3版讲对商业、职场升职等方面的应用。

这是我们发布的科普知识注释版5共

看剧方式，请见本文回复栏

韩剧 《第2-第5共和国》全剧已完工。每天只有仅仅 9 个新观众名额，请尽快联系：https://douc.cc/1WDOqX（https://t.bilibili.com/676451125818294354?spm_id_from=333.999.0.0），或QQ1700334054（QQ3049602040） [图片]

11月26日夜至今，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为主焦点，南京、武汉、成都、北京、广州等中国诸多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南京传媒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数十所高校也发生了集体抗争。这些游行和抗争的口号，既有反对“动态清零”原则下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的内容，更有呼唤中国民主、追求社会自由、伸张公民权利的声音。迄今，全国大多数城市和高校皆发生了集体性权利运动，至少数百万人参与，且已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这次中国全国范围权利运动的发生，既颇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说是意外，是因为中国有着刚性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还有着严密的社会控制能力，政治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按说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反政策反体制的运动。
		
但如果看到最近几年中国的状况，就明白如此的抗争其实是迟早会发生的必然结果。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各种极端化的防疫政策，包括高强度封城与隔离，乃至将人们锁在家中，经济和生活基本停滞，包括民生的基础内容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也无法正常运转。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不仅丧失自由与权利，一部分人连收入都失去、生计无法维持。这些措施和影响，还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国民的精神领域，造成了普遍和严重的心理创伤。
		
而更深层的问题是，最近数年的中国，社会环境日益严酷，政治上的非民主倾向越发明显，权力高度集中，法治在形式上倾向完善同时内质却愈发腐烂；经济上改革停滞，市场活力下降，国民实际收入降低，阶层固化已难以撼动，分配不公程度更是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据“基尼系数”等数据和信息）；舆论方面一方面控制严密、禁忌众多，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自媒体纷纷的禁言封号，另一方面却放任对同阶层及更弱势者的歧视乃至贬损与仇恨言论，对各种谣言与阴谋论也不予打击，舆论环境极度恶劣；在对外方面有重新闭关自守之势，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明确表达拒斥之态，对外关系经常前倨后恭、先硬后软，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势下，尤其国人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人民自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即便高压控制再严密强横，人民也不再畏惧。相反，由于此前的高压和过分的侵犯，人民的反弹更为剧烈和无所顾忌。

	 
 正是对这种高压的“反弹”，让善于忍耐的中国人民，在最近两天爆发出令中国官方、各路政治观察家、全世界，乃至其自身都无法想象的勇气，并在几乎毫无全局组织力量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和“翻墙”技术等手段，以及更本质的共同受难，使得人们心灵相通、默契配合，自发的形成联动、自觉的集体行动和互助，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抗“清零”政策、呼唤自由民主的权利运动。
	 
这两日中国的权利运动，起码到如今，当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赞誉的，因为它是人民在权利自由受损、生计艰难、社会不公下的呐喊与反抗，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奋起，代表着普罗大众的呼声。他们的诉求也是正当的、必要的，应该得到实现的。而运动的性质，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明显的爱国民主运动，不应被泼污与责难。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运动的激进化暴力化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本次运动迄今整体是和平的，即便有暴力，也是暴力机构的压迫和首先暴力引起的反弹。但如今再进一步，就可能发生相对缺乏必要性和正向价值的暴力。
		
2019-2020年发生在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即是前车之鉴。本来，提出不赞同修改《逃犯条例》的意见，以及对香港地区权利自由收紧趋势表达不满，是合理正当的。但是随着抗议中少数暴力分子破坏公私财务、殴打他人的行为愈演愈烈，以及警察执法中的过度暴力，让整个运动都暴力化，且导致对立双方阵营大量未参与暴力者及第三方无辜者受害。
		

而运动的诉求从反修例、“五大诉求”，起码在一部分参与者中，逐渐变成扬举香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仇视全体（或大部分）大陆人、鼓吹“香港独立”、赞扬殖民主义等的立场和诉求。这导致了暴力的恶性循环、大陆与香港人整体的对立、香港人内部的撕裂，让运动的光环蒙尘乃至变得丑陋。

	 
最终，在多种原因影响下，反修例运动结束，而以上这些极端和走入歧途的言行，显然是失败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原因。最终，其各种诉求不仅未能实现，香港的各种自由及公民权利也更不容乐观。
		

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本次中国大陆的抗议运动的“后事之师”。高压下的激烈反弹情有可原，精致利己和麻木的人民也需要激进的活力，昏沉的社会更需要进步运动的冲击。但“过犹不及”，如果集体和个人在冲突中失控，就很容易超出必要的界限，在程度上极端，在方向上走上歧路。这也会让官方更有理由和手段制压运动，最终让运动以失败收场。若论暴力和险恶，那官方的暴力能力和滋扰破坏技巧都远在民众之上。

而且，一旦大规模暴力的闸门打开，各种丑恶都会涌出，谎言、背信、陷阱、骚扰、酷刑、家破人亡，都会到处出现。在人处于激烈冲突、高度恐惧状态下，就会丧失理智和良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然后双方恶性循环。如果两败俱伤或官方胜利，民众悲惨自不必说。即便民众胜利，经过仇恨和暴力及各种丑恶洗礼的国人，有多大可能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国度呢？而在冲突中受伤害的双方人士（尤其失败一方），其背负的身心创伤、对人生和家庭的负面影响，将持续很久，甚至终身受到困扰。

因此，理性、有节、据理力争，既有激情又能冷静，才能最大限度争取权利自由。中国人民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坚韧而务实的品质、深谙“中庸之道”的运用，应不负期望。

	 
但根本上，平息动荡、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苛求人民的克制，而是要官方的改变。“动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对经济民生、自由人权的损害，已远超防疫的价值，早已应停止。中国应改用类似于日韩台新等地的政策，适当约束国民不进行不必要聚集，但日常工作生活皆不受影响，教育医疗更要如常。
		

而更根本的，中国应该重新的、实际的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去。在经济上，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尊重合法所得，保持经济活力。而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更要极度重视和做出重大改变，缩小贫富差距，以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国民平等，并逐步实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和均等化。

而政治改革也需重启。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公民教育的推行、公民自组织的发育，都不能再处于“冻结”状态，反而要重启和加快进行，弥补历史欠账，强化民权约束公权，并保障司法独立、透明、公正，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在舆论方面，所做的应与现在恰恰相反。一方面，应广开言路，尤其促进主流媒体的批判性报道、保障专业人士的自主客观评析，并在艺术和学术上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对于各种对弱势群体的贬斥乃至仇恨（但不包括对压迫者的愤怒）、加剧社会不必要撕裂的言论（但不包括对事实的陈述），以及各种谣言、诽谤、假新闻，侵害民众权利和隐私的行径，应坚决打击，包括判处相关人士实刑等方式震慑犯罪。
		
而在对外方面，应破除一切不必要的壁垒，继续拥抱世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让中国因世界而繁荣，世界也因中国而受益。无论经贸、技术、思想文化、传媒的交流，还是人际往来，中国官方都应积极促成而非阻碍。
		

而对外关系上，则应以理行事，遵守国际法和各宪章与公约，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相结合。对涉外纠纷及国际争端的对待，应兼顾是非、道义、实力，而非助长孤立化和丛林化的逆流，也不应捡起已被以前的“列强”所抛弃的陈规旧物，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在国际上的理直气壮，也可理顺本国事务的是非曲直，实现内政与外务的和谐一致。

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和持顽固价值观者更不愿意如此行事。但从理性上，这样做对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各方，都是最好选择。如各方皆坚持己见，尤其拥有权力的一方拒绝妥协，那只会制造更多的动荡与冲突，为未来更大的祸乱埋下祸根。

	 
 即便本次抗争被软硬兼施的平息，未来也必将有更多后继者发起一次次权利运动。而那些“始作俑者”，也不可能江山永固，自身惶恐不安，身后和亲族也难安宁。而中国国家和全体人民，都将继续在历史的恶性循环中痛苦挣扎。
	 

因此，各方需拿出勇气、敢于牺牲、运用智慧、善于沟通、愿做妥协、持久坚定，从速结束直接困境即疫情防控灾难的同时，对更深层次的改变则从长计议，但又持之以恒，并在解决各种争议问题中兼顾各方的得失与关切，让中国得以从痛苦和困境中重生，实现基于人道、民主、理性、包容的民族复兴。

                 
                                                               
                                                       2022年11月28日
                                                 共和历231年霜月蜂蜜日

方舟子的知识就是我认同的知识；

方舟子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方舟子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方舟子的信念就是我的信念；

方舟子的言行就是我希望做到的言行；

方舟子的道德和精神品质就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不是100%，但是99%

是的

以上所有内容，即是我对于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其中还夹杂有对民主中国各种政策与理念的设想、建议。

我认为，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基于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进行设置、运转、完善。

民主中国第一要义当然是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必须保障权力由人民授予、受人民监督、被人民约束。所以，总统和各地行政长官、中央和地方“人民议会（下议院/众议院）”必须由全民/当地居民普选产生，人民也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更换、罢免各级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在议会成员组成和选举设置上，尽可能包容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身份、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群体和个人，实现政治多元化与包容性。而立法（决策）、行政、司法的权力分立和制衡，行政权由总统和内阁分享，也避免了一党一派乃至一人垄断政治权力，确保民主宪政体制的存续。而基于市-县、乡-村两个层级的自治，也让人民可以直接参与民主、决定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项事务，让民主更加切实。

民主中国的治国理念，应建基于理性之上；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应将科学融入其中。从恢宏壮丽的古罗马古希腊文明勃兴，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欧洲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文明重光与开拓，再到科技革命下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汉开疆建制立法，到清末民初“自强求富”、“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无论古今中外，理性和科学都是文明建构、经济发展、社会革新、民生改善的基础与动力。而反智、迷信、非理性，就会造成如欧洲几百年狂热的宗教战争与中世纪那样严酷的高压专制，以及毛泽东时代工农业“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癫狂、对科学家的批判乃至科学本身的否定，还有当今中共政权在新冠防疫中的种种反科学反人道行径，这些都对民权和自由造成了极大损害。

而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是超工业化的、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必将更加依赖科学，也更需要理性主义稳舵护航。想要发展经济、促进民生、保卫民主法治，都需要利用好科学技术，并在治国中务实、求真、理性，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各种反智灾难。

所以，我特意设置“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并赋予其巨大权力，以及在关于建设民主中国的各种具体政策建议中强调科学理性的重要。我在司法制度设计中对于大法官权力的限制，同样是为避免反智和违背时代潮流的法律人士为所欲为。而我所设计的整个政治制度，也是基于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逻辑思维而建构的。

民主中国，应是全体人民共有的中国，是平等博爱的中国，是人民大众都能得其福祉的中国。如前所述，无论任何时代，人类都患不均、忧不安，各种丑恶与罪行，往往也都发端于不公与恐惧。而中共政权及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其最大罪恶皆是欺压百姓、鱼肉人民，而权贵则作威作福、享乐无极。而不公与恐惧的受害者也不止弱势群体，在互害社会中即便既得利益者也会惶惶不安，害怕沦落下层和遭到反噬报复。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和不信任，暴力和谎言盛行，社会恶性循环，最终全民都会不同程度受害。

而民主中国若想得到人民拥护，也必须要让人民尤其平民大众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在民主进程中得到的好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平民大众是“民”的主体，也是民主政治的源泉与根基。如果民主中国的体制和法律只是少数精英的玩物，人民也不会再热情参与政治，乃至被极端势力煽惑，民主政体也不可能稳定运转。

更根本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平等不仅限于人格、法理、权利领域，还要保障所获物质与非物质（如所获知识与信息的数量质量多样性、所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优劣与参差）的相对均等。对于因为生理和心理、外部条件等原因处于弱势的，也应该以平权手段予以补偿。只有这样，“人人生而平等”才不是空话和虚幻，而是真切的现实。还有，人类社会本质也是丛林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冲突、压迫、伤害普遍存在，这既是人与人权力、人脉、金钱、体格、知识不平等所致，也会加剧现实的不平等。只有通过法治和平权，包括强大的公权力和公共暴力机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和遏制各色不道德行为，人与人的平等与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实现、维持、拓展。

所以，民主中国应该高度重视平等和安宁。我们要在坚持市场经济、尊重私有财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措施，如征收累进直接税、教育资源均衡化、免费医疗、兴建保障房、养老育儿社会化公共化，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而国家还要扶助劳工、农民、女性、残疾人、LGBT人群等弱势和少数群体的维权与抗争，并提高其自组织能力。国家还要强化治安、促进司法公正，对国家权力和权贵精英多加约束和监督，尤其要打击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欺压，更要打击利用弱势者弱点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正义，保障人民尤其弱势群体免于恐惧。其他还有许多措施，在前面章节已有阐述。

而我设计的“联合院”中包含各少数/弱势/特殊群体代表，即是出于增强弱势群体代表性和话语权的目的。关于“人民议会”选举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结构的设计，我也都将保护弱势/少数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考量。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中，我也将促进平等、帮助弱势作为重点阐述。

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往往对上述立场和建议不以为然。这显然是其过于恐惧“左”的意识形态、深受保守右翼思想影响所致。可现实里，即便是欧洲的右翼、美国部分右翼，也都认可了基本社会保障和促进公平的重要性。即便民主中国不愿走西欧北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那属于保守右翼的新加坡的制度和政策是否应该接受呢？如建设“组屋”避免人民被商品房房价压垮和成为“房奴”、公共化养老育儿，以及对涉及伤害弱势群体的犯罪加码重罚，是高度信奉自由市场与法治主义的李光耀-李显龙政府的作为。还有我前面所述的撒切尔也提到“梯子与安全网”的必要性。如果民主中国连右翼保守的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与促进公平措施都不愿意做，那这样的民主中国还是人民的国家吗？

在全球化的现代文明社会，没有人可以孤立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都有天然契约，每个人不仅要对家庭、亲友负责，对同学、同事、同仁尊重友好，也要与陌生人、社会团体、国家、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在享受现代文明下各种人权与保障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作为现代公民的义务，为他人、国家、世界做出贡献。文明社会不是丛林与放任，而是团结互助的共同体。弱者需要扶助，强者需要抑制，人民应该互助，而民主中国的制度与法律，则应是平台与保障。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仁人志士付出牺牲去建立、全体人民倾尽心力去捍卫。

民主中国应是包容和谐的国度，而非政治恶斗与利益冲突的角斗场。中国的几千年的政治史上，缺乏妥协共存的传统，而多有胜者全得（败者一无所有乃至家破人亡）的前例。而近现代也一样，国共内战的血腥、中共以激进手段推动公有制/集体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悲剧，都在告诉我们，政治立场与行为的排他性、极端化、暴力化，是中国迟迟难以实现民主、国民蒙受重大损害的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衰败、“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各国的纷乱乃至内战，以及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国民的撕裂、国家的动荡不安，也都反映了互不妥协、零和博弈的恶性政治斗争的危害。

因此，民主中国无论从政治制度的设计，还是未来各种政策的酝酿和推行，都要坚持折中妥协、循序渐进的原则，调和不同机构、不同身份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与矛盾，尽可能包容各方，共同参与政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所设计的“半总统制”，在立法（决策）、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基础上，又拆分行政权，并设计利于容纳多个党派共同参与政治的议会选举制度和内阁推选方式，皆是出于促进民主中国政治的多元包容的目的。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我主张在汉族聚居区实行单一制，但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港澳台实行联邦制和赋予较大自治权，也是出于团结各民族和特殊区域民众的考虑。而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我也认为应该折中妥协。例如涉及到前中共政权的遗留问题、触及旧的权贵集团利益时，不要“赶狗入穷巷”，而要像韩国、台湾地区那样，给旧势力一席之地，然后再逐步促进“转型正义”。

民主中国应充分保障人民的自治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自从秦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皇权至上+编户齐民的体制，让社会原子化，加之商鞅式驭民之术的加持，每个个体都成为政权奴役的对象、权贵予取予求的黔首、各种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的炮灰。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管制，也促进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实现了国家整体的强盛与相对均衡的繁荣，还抵御了外敌入侵、打击了豪猾大族、维护了公共治安、发展了文教商工，并在救济灾民、兴修大型工程等需要国家干预和集中资源的事务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就像很多人指责汉武帝刘彻为征伐匈奴穷兵黩武、民不聊生，而如果没有汉武雄图下的“长城万里遍烽烟”，那蔡文姬哀叹的匈奴南下后“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会早数百年出现在中原腹地。而后来“五胡乱华”、北朝混战、女真蒙元多次南下，对中原、江淮、江南、川蜀、岭南的残酷破坏甚至不可逆的损害（如对本属文明核心区、经济文化最繁荣的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摧残，让这两地经济、人文、民风迄今都没能恢复繁荣和人道，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则更证明了汉地团结抵御外侮的重要。同样，隋炀帝杨广兴修运河，也是“至今千里赖通波”，即便有“水殿龙舟事”，也和大禹治水一样利在千秋。当今许多国人对“宏大叙事”不是完全肯定就是完全否定。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一分为二对待才是合理的态度。而我在前面也谈了“小国寡民”乌托邦的虚幻性和现实里小国之间相互冲突兼并的残酷性，并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国家的统一十分重要。

 所以，对民主中国而言，国家的统一（主要是汉地核心区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虽然统一和集权也会有些弊端，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完全可以扬其长避其短，合理利用体制优势并对集权弊害有所反思和改进。

因此，民主中国一方面应该赋予并保护人民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要发挥中央集权和强大政府的优势。前述的我主张的在汉族聚居区弱化省权强化市县权力、发展基于市县两级行政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发展乡村两级的另一层自治，即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样的自治可称为“小域自治”。顾名思义，“小域”域内人口和面积规模小，所以人与人关系紧密、沟通交流便利，各种民权民生事务涉及切身利益，即便缺乏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热情的民众也能积极有效参与。所以，“小域”中的公民更易组织起来，更有热情参与自治，对于切身事务也能更加有针对性的提出自身诉求和关切。“小域自治”下的民主和自治都非常真实可靠，还可以促成公民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而另一方面，“小域自治”也很难出现唐代“节度使”和民国军阀割据的情形，也不会像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许多国家那样各地方割据混战、暴力泛滥，市县的某些势力再强大，也不至于挑战中央权力，各种“地头蛇”也很难一手遮天横行无忌。如果一些地方发生恶性的侵害人权、倒行逆施、无法无天的行为和状况，那就可以集全国之力歼灭恶徒、救民倒悬。

民主中国的中央集权，是“小域自治”的助力而非枷锁。一方面，中央应利用调配全国资源的能力、掌控全局情况的优势，促进各贫困、落后、弱势的区域的发展，包括帮助当地自治事业的建设、引入先进理念和人才、促使社会风气与发达开放地区看齐等；另一方面，中央要成为地方遵纪守法公民和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对内打击各种利益集团和强横恶徒破坏人民利益和阻挠公民运动的行为，对外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成为保卫中国各地方自治的屏障。国家和全民这个“大共同体”，应与各市县乡村及家庭学校单位等分别组成的“小共同体”，优势互补、各展所长、共同壮大，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还有，在推行中央政策和处理地方关系时，要一碗水端平，并基于人道、公正、进步、和谐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和处置纠纷，保护发达富裕之地同时适当扶助弱势之地，并压制损人利己的地域势力。

总之，我所设计的未来民主中国政治制度与政策建议，都围绕着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而思考建构。上述五个原则是宏观（追求目的）理念，而我对于民主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微观（具体运行）理念，则是本文开头所述的充分代表性、公平合理性、运转高效性、决策科学性、长期稳定性这五个原则。关于这五个微观理念及其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体现，前面已有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而我设计的民主中国政治制度的理念与具体内容的来源，既建立在我所了解的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的知识与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也有我自己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选择、糅合、加工；既有一些是他国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或正在实行的制度政策，也有许多我的独创、改良、再造。在设计中，我既强调理性与逻辑建构的重要性，但也会考虑到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还包括一些感性认知基础上的设想。相对而言，我更多借鉴了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模式的政治理念、制度架构、价值取向、历史传统，并在一些领域借用了新加坡、韩国的政策措施，也部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特性，汲取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的各种经验教训。我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构想，也非常强调整全性、系统性、细密性，尽可能考虑全局及方方面面，并关注与优化各方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我的设计从理论和逻辑上并不算十全十美，而其若能投入实践后影响如何，我就更难以准确预料。任何制度在真正实行之前，各种构思和期望都是假想，现实往往与理想颇有距离。例如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设计，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先行者皆有筹划，但现实却非常不尽人意。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陈独秀等人曾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有美好的设想，可后来苏联、中国、东欧的各“社会主义政权”的实际政治经济运作与之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还有从形式上几乎完全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非洲国家利比里亚、部分效仿美国制度的菲律宾，不仅没有复制美国三权分立式民主政治的成功，其政治的专制与官员的腐败反而甚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说明了政治制度往往也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简单照搬很难复制他国的成功。而被作为世界民主灯塔和标杆的美国自身，其一些政治制度的弊端在近年来也越发明显，并多次造成不良后果，说明了曾经先进的制度如不与时俱进，反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权拓展的沉重枷锁。

以上这些政治制度失败例子，其失败都与复杂严酷的政治环境、尔虞我诈的势力竞争、相对差劣的国民素养、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云诡波谲的国际形势有关。在残酷而多变的现实面前，各种精妙的设计、美好的期望，经常会化作失败的泡影残梦，成为供人讥刺的谈资笑料。因此，不能指望依靠某种制度就能实现民主、巩固民主，更不能把某种制度当成不可更易的谕言教条。

对中国而言，主要还是要如何去实现民主化，实现之后政治设计才有意义。而即便实现民主，制度设计也只是巩固民主的一个方面，甚至在很长时间内将是非常次要的方面。各政治势力的作为、人民大众的素养、军人集团的态度、国际社会的立场、一些关键政治人物的决定，乃至一些意外事件和机缘巧合，在转型期和民主初创期都比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更加能决定民主的存亡、方向、质量。只有到了民主稳定和成熟期，政治制度本身的结构与特性才能起到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早前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价值（及缺陷）才能显现。

（需要补充一点，我虽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人性之恶、社会复杂、国际局势严峻的现实，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政治悲剧乃至诸多极端情况，尽可能通过复杂的程式和细密的规则避免发生专制、暴力、阴谋、分赃等祸乱与丑恶，但也不能完全杜绝祸乱与丑恶的发生。如果从精英到庶民、从国内人士到境外力量（尤其非常关键的政治核心人物和军人势力）一定要为私利等原因作恶，那无论怎样的设计都无法完全避免。没有任何制度完全没有漏洞、没有哪种制度不会被扭曲、没有什么制度能够在缺乏外部有利条件情况下抵御住破坏和以恶为目的的利用。

而中国经历中共几十年专制独裁，文化衰微、道德堕落、人心败坏，各种弊政和麻烦积重难返。民主化也已耽误百年，积累的历史欠账和公民参与民主经验的缺失，不可能在短期补回。欧美的民主进程经历数百年才日臻完善（即便如此也面临各种挑战），大多数发展中民主国家也已进行了数十年民主政治的调适，而中国在清末和民国有限的民主实验早已毁损，未来必须从零开始且要克服专制遗留的障碍。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便再好的制度，实际运行起来也很难有优良成效，民主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低质和虚浮的，不公不义仍然会普遍发生。这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而中国实现民主化、建立民主体制后，制度、法律、政策也需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代变化而及时调整。当然，各种政治制度不能随意改易导致国体不稳政治动荡，但也不能拘泥因循、一成不变。在民主中国的基本政治框架确立后，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是应该根据那时的情况有所调整、不断修正的。



我希望我所书写的这篇关于民主中国的制度设计文章，能够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所助益。现今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去实现民主化，而非民主化之后怎么办。只有有了实现民主的前提，基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才能付诸实践。

中华共和国万岁！

人民万岁！

民主主义万岁！

理性主义万岁！

补充：

需要特地说明的是，我所主张的中央集权与国家干预、“整体主义”和人与人普遍的联系、团结、协作，并不是主张人们放弃私权、个人独立自由、隐私。相反，在强调社会的整全性、世间万物的普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同时，更要强调群己权界的重要。第一，公权力必须尊重个人权利、自由、财产、隐私，其介入个人生活必须有充分的理据和经合法的程序，并且适度和有节制；第二，国家干预主要在于提供服务和保障，而非禁制和约束。换句话说，公共机构主要是为国民提供自身所没有、不及、不足的资源和服务，而非剥夺国民本就拥有的物质和自由；第三，人与人之间存在联系乃至责任义务关系，是指在公域的、共同涉及的利益和问题，而每个人私人的、不直接和间接损害他人利益的言行及其他活动，都属于个人的隐私与自由，他人无权干涉（甚至也无权公开评判，除非当事人是公众人物）。第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所构成的公共关系和空间、形成的利益与价值观连接，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个人的权利、自由、利益，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才是目的，而非相反。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进行恰当的国家干预、管制、服务，构建广泛连接和互助的民族乃至人类共同体，以及每个人对他人的关切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正是更好的厘清群己权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方式。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没有良好的秩序和适当的管制，人类就是一群穿着衣服的野兽，世界就是钢筋水泥铸造的工业丛林。如法学教授罗翔所说，“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丛林社会中强者可以随意侵入弱者的空间、践踏弱者的尊严、夺走弱者的财富甚至生命。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极端宗教势力、保守宗族势力、地方头人和黑恶势力，以及每个学校、企业、单位、家庭里的强人恶人流氓人物，也会在其地盘上建立它的“管制”与“干预”，弱者更无从反抗，大多数人也没有条件和能力逃离（逃离也需要成本。如果大环境恶劣，受害者逃离后往往又陷入一个新的恶劣处境。而互联网时代，即便一个弱者逃离旧环境，恶人也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获取的信息，追击至其新环境）。
		
中国一些反体制的政商学精英人士非常忌惮国家权力的压迫和侵害，而大多数民众尤其工人、农民、女性、少年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更恐惧身边的宰制者。““县官不如现管”，对一般工人，工厂里边的老板比帝王更能拿捏自己，工厂雇佣的安保人员凶恶也甚于军警；对农民，面对村长族长尤其有黑帮联系的地头蛇，就只能逆来顺受，自己的家“国王”“总统”乃至县长局长都没兴趣进，但村里恶霸随时都能进（哪怕有法律禁制），家暴弱者的家人更是就在家里居住。即便县长局长为利益而派人私闯民宅登堂入室（如强拆），也只是偶尔，而家庭的恶人则时时刻刻、起码一天10个小时都在身边；对女性、儿童、老人、残疾人，身高体壮正当壮年且脾气暴躁的男性，就是她们的梦魇，各种暴力殴打、性侵害、财产剥夺、人身控制，让这些弱者只能忍气吞声、予取予求，成为虐待和发泄的对象。自由派精英称道的“小共同体”的头面人物，起码一部分对弱势平民如同奴隶主般邪恶。相反，代表“大共同体”的国家机器，起码部分时候可以成为其庇护和主持公道之处，也不会随时随地侵入弱者个人空间。虽然“大共同体”统治者和“小共同体”主宰者有勾连，但也有一定矛盾。所以中国才有上告“青天大老爷”的传统。而民主中国的“大共同体”则代表全民意志、保护弱势群体，打击那些在工厂隔间、田间地头、家庭厨房里施暴的各种恶人，是弱势者的屏障，能够让弱者摆脱各种恶人的掌控和折磨。所以，国家干预、管制、服务，正是通过物质供给、治安维持、统筹调节，尽可能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自由不被剥夺、私域不被闯入。
		
而基于“整体主义”理念和策略的人与人合作互助、相互承担责任义务，同样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前所述，弱者是孤单的无助的，恶人是强大的抱团的，如果仅仅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和明哲保身来保障自身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而即便少数人看起来可以凭借自身条件独善其身，其实也是建立在他/她有各种资源和助力的前提下的（例如家庭的支持和保障），而非真的凭借单打独斗。只有人与人广泛的联合，从邻里的守望相助，到国际上的合纵连横，才可保障个体的利益不被损人利己者侵害。而且，人都有结党抱团的天性，现实世界又要求人必须合作才能生存，所以积极的理性建构和主动的结社互联，是符合人性和现实的。如果听凭自发自愿、自由放任，那有更强动机和能力互助联合的强者与恶人就能把持利益、为所欲为，一盘散沙的大众尤其力量与话语不足的弱者，必然会被各个击破、成为被宰的羔羊。强人恶人更是会利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特定区域等相对封闭的空间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手遮天作威作福而没有曝光和制约，受害者面对恶人的强横和周遭的冷漠乃至鄙夷讥讽，只能逆来顺受。在这样的情形下，弱者哪里还能正常行使各项权利、享有作为公民的自由呢？？即便那些似乎“独善其身”的旁观者，难道不也是通过生活中谨小慎微乃至讨好恶霸强人，以及各种圆滑世故、打点钻营，才得以苟活的吗？这样的环境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自主又从何说起？
		

只有通过各种积极和强制（而非消极和自任）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群体和个人进行连接和统筹，以集体的力量屏卫每个成员的安全与利益，才能让良善（起码是“非恶”）者的团结战胜邪恶者的勾连，在保障集体的安全与博弈成功后，实现其中每个个体各自的权利自由。

	 
我以上所设计的制度和政策，在现实中已经有许多国家在推行，且运转良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士、瑞典、挪威等西欧和北欧国家，皆已实行并在长期实行以上我提及的制度和政策，国家的经济社会形态、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与我主张在民主中国实行的相似。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与中国近几十年政治变迁颇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韩国，其进步派执政期，同样秉持以上理念、推行相关政策。而这些国家都政治昌明、经济发达、社会公正、人际和谐（当然都是相对而言，而非完美）。而我主张部分学习的新加坡，其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法治水平、经济繁荣程度、治安水准，皆居于世界最顶尖行列。
		
当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以及国民收入和素质，都与发达国家颇有差距。但发展中国家中，实行类似于我主张的中间偏左路线的政权/政府/政党/政治人物执政期，其公民权利与福利保障、法治与社会公正、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权利保护、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大多数都好于持右翼的保守的自由放任的立场的政权。如巴西的卢拉政府（劳工党政府）、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政府（民主革命党及继承者政府）、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政权（民族解放阵线政权）、乌拉圭“广泛阵线”政府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左翼执政且有所成就的例子（当然，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我前面还将其中一些作为总统制失败的例子。但如果相较右翼，他们在民权民生方面还是做的更好的（或者说相对不那么差））。即便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左翼力量也并不差。例如南美的智利，很多人将智利的发展当成右翼独裁领导人皮诺切特的功劳，可皮诺切特下台后由左翼联盟执政，经济增长不逊于皮诺切特执政期（具体数据较复杂，在此不展开分析），而且经济成果更加普惠、收入分配也远比军政府时期公正。民主中国当然应当选择有利于全民或起码最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理念、制度、政策。

这几年疫情下，自由派普遍又把各种丑恶归罪于“大政府”、“中央集权”、“利维坦”。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 但其实，一，没有“大政府”而是民众自组织、没有中央集权而是地方自治，各种丑恶同样会发生，只不过形式和参与者不同；二，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坏的大政府和集权是错的，并不代表好的集权和大政府

甚至说，如今的各种灾难，一定程度恰恰是没有真正“大政府”和“好的集权”才导致的。如果真是全国一体的大政府，黑龙江执法者刁难奶茶店、西安城管殴打买馍人，上海居委会吃瑞士卷，以及全国各地恶行，那应该被举国的正义力量击灭。 之所以没有，恰恰是地方势力太强、地头蛇压过公权、私人欲望超公共利益

在整体上，民主中国中央和地方各国家机构，应在立法、行政、司法、人事、军事、治安、科技、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交通、财政、金融、文化等各领域，以强大国家、伸张民权、改善民生为基本目的，以人道、平等、高效、进步为原则，辅以现代信息技术和未来科技，建立现代化科学化的治理体系并稳定运转，实现全体国民的安宁与富足。

以上这些所有措施，显然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中央集权，才能够实现。如果过于限制政权和中央的权力，只将改善民生、启蒙大众、弱势群体维权、打击犯罪等，寄托于公民自发自力的自我组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那样也是受益不均的。人民大众尤其弱势群体条件和能力有限，很难凭借自身力量组织动员，倒容易被恶势力利用收编。边远地区和贫困阶层的民众，也难以自主的获取与大城市精英相近数量质量的知识和信息，在受教育程度和话语权上完全无力与后者抗衡。因此，只有国家权力的下渗扶助，才能让公民社会得到呵护、从幼小到壮大；也只有在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普惠之下，全国各地各阶层各身份的人群，才能相对均一的享受到相关的政策红利与资源供给，尤其让弱势群体可以相对突破自身劣势条件约束，实现全民的富足与安宁。

其他许多国家的革新和进步，往往也都是依靠的国家强权，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在天皇的权威和高效的立宪体制下，大力发展教育、学习西方文化、集中资源推动工业化，短短数十年就让日本实现文明开化，工业化水平、国民受教育水平追上了发展数百年的欧洲。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以及全国国民相对平等的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同样有赖于日本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全国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形态。而1930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促进就业和经济平等、1970年代又一总统约翰逊启动“伟大社会”计划，全面改善医疗、教育、交通、城乡建设，二者都取得了极大成功，也都是凭借联邦政府的强大权力和充分资源实现的。而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权同样利用国家权力推动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把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当成自由放任政策的功劳，但其实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期恰恰是实行强调国家干预和重点扶植的“统制经济”模式（当然基础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也在国家强制力和巨量资源的挹注下成就斐然，迅速改变了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让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民生也得到极大改善。民主中国完全可以效仿日美韩新，让饱经苦难、麻木沉沦的人民早日普遍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幸福。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所设计的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的制度，过于中央集权，不利于地方自治自主，可能导致全国性的专制独裁。

这样的担心是情有可原的，但其实是不必要的。我前面讲述了中共中国中央集权的危害，但我设计的民主中国中央集权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是自下而上授予，而非自上而下“赐予”。这就决定了他们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而非领导、上级、国家元首。在民主中国，总统/各地行政首长、国会/各级议会均由普选产生，司法也有很强独立性，权力由人民授予并分立于多方，中央权力本身就是多机构的众多人士共掌，而非古代君主制和现代极权统治那样的一人独裁。民主中国中央集权下的决策，是全国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并于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实行，足以避免恶政和独裁。此外，国家各权力机构还要受在野政党、公民组织、新闻媒体等方面的制约与监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就不会变成专制极权，权力寻租与滥用职权也会被抑制，从总统到普通公务员都不能为所欲为。发生在中共中国的各种集权悲剧，例如最近几年为对抗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厉封城隔离措施及衍生的种种残酷行径，在民主中国的民主集权体制下绝不会发生。

中央集权有好的集权，也有坏的集权。我主张的是民主法治的、进步主义的、扶助弱势的集权，通过中央集权改善落后地区处境、打击地方旧势力和各行各业利益集团并翦灭恶势力、帮助各地各阶层的弱势群体，以缩小全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差距、消除（或起码减少）各阶层各行业内部及之间的不公不义，实现人与人之间权利、物质、尊严的真正平等。如果过多放权给地方，不仅无法实现以上目的，还会导致各地权贵和“地头蛇”横行无忌（即分权和自治恰恰会加剧权力寻租和腐败泛滥，因为缺乏监督和约束，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同时，官员和黑恶势力也可利用之为所欲为），各区域间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和欺凌剥削等种种问题，有害于民权民生及国家利益。

民主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确会对各地方、各阶层、各领域进行管理与约束，但具体约束对象、管制标准，以及具体的执行，都会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设置和进行，并受到各方制约和监督。中央集权管理与约束的对象是为恶之人与损害他人权利自由的行为，是对群己权界的区分，是对相对丛林化社会的矫正、是对人际不公平的平抑。在人权方面，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等，并可无条件获取基础性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经济方面，民主中国也将实行市场经济，尊重私有财产和保护合法交易。中央集权还会对公民组织和公民运动进行扶植而非打压，注重对公民的“培力（授人以渔）”而非直接干预（授人以鱼），有利于提高社会活力和伸张公民权利。因此，中央集权不会有损各地人民自由和经济社会活力，反而保障了人民基本生存发展和社会公平、促进了人际和谐，为人们追求更加自由富足的生活提供了条件。

除了管理，中央集权还要更多用于服务，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拓展民权、改善民生，例如派遣中枢机构的政治骨干，帮助地方政府建立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协助建设民间组织；调集发达地区教育工作者赴贫困落后地区开展公民教育；将只有国家层面才能研发出的各种科技及产品，无偿或低价的普及于各地方……这些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

何况，中央集权的同时，地方自治也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中国将有强大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各种公民组织也会蓬勃发展。而以市县为单位进行的地方自治，公民可以充分参与与切身利益、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务，选举罢免地方官员和议员，在一些事关重大的决策上可以参与区域公投同意或否决，享受直接民主的种种好处。对于中央政府，各地方的公民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产生影响，例如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以及参与全国性的政党及公民组织，都可以参与全国政治、约束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各具体机构的执行都需要人民授权，还受人民制约和监督。而新闻媒体与自媒体，也将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对政府（广义政府，包括行政、议会、司法等各机构及人员）的管理与服务进行曝光和监督，进一步促使政府规范和公平施政。人民在民主体制下，不需要担心中央集权有害于地方自治和公民权利。废除户籍壁垒后的中国各地居民都可自由行动，完全可以无碍的跨界沟通、联合、结社、集体行动，弱化地方政府权力并不影响普通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反而避免了各地方各领域各单位具体的利益集团阻挠破坏人民的维权抗争。即便中央真的被某些势力把持而作恶，各地市县也可以通过民主体制下成立的各种公民组织相互串联，组成跨区域的政治力量共同反抗暴政。

还有，我主张的一系列推动平等、平权、社会福利的政策措施，会被人们认为类似于共产主义。我前面已经详细讲了具体内容，显然与共产主义（起码是列宁毛泽东那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相同。这些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范畴的、连西方右翼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党都部分接受和实行的，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和平非暴力、统筹兼顾等基础和原则上的，不会对社会和公民造成毁损和伤害，更不会导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极权暴政。相反，因为贫困和不平等是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温床，所以我主张的政策措施恰恰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戾气、提高人性底线，从根源上遏制极左和极右民粹极端势力的崛起，避免人民被列宁、毛泽东、希特勒、裕仁那类人及其代表的势力煽动和利用。

有人会觉得过多过密的国家管理与服务、平权和社会福利政策，会有损自由。但其实，有了平等、平权、社会保障，人民尤其平民大众才会有更多更真实的自由。自由虽然是人生来就应该享有的（应然），但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拥有的（实然），而是建立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的。对每个个人来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了知识和判断力，对个人、所处环境、整个世界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对自身和世事有所探索和思考，才能积极有效的参与公民社会、运用法律与舆论维护权利，以及过好自己的人生；“无欲则刚”不是说人真的完全无欲无求，而是满足了基本生存所需，就可以不依附他人而自主行事。例如有了医疗和住房保障，孩子的教育和老人养老也有社会托底，才能从容的按照本心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而非为生存疲于奔命、攀附权贵、受制于人，也不至于为私利徇私枉法、作奸犯科、狗苟蝇营；“有恒产者有恒心”，有了不需“内卷”就可拥有一定收入和空闲时间，才能免于不安全感的困扰、不必为名利而耗竭心力，才有条件使用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享受旅行的乐趣，在闲适的环境、平和的心境下释放自然的天性，也能理性的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贫富差距缩小、治安改善、社会平等公正后，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和平等性，才可能在没有恐惧（起码不会恐惧的完全不敢言说）、没有压力（起码不会压力大到逆来顺受）、不受干扰（不被恶意的骚扰欺凌）下畅所欲言、做自己喜欢的事、自由的实现和发展自身的正当利益……

反之，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好的教育、没有医疗住房保障、收入微薄、生活在贫富悬殊治安不良的环境，每天为基本生存和种种纠纷而焦头烂额，即便生活在民主体制下，即便从法理上拥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又有什么意识和能力去行使、有什么条件去享受呢？如果一个人没权没钱甚至还有残疾，在没有特殊的保障和支援的情况下，日常遭受不公和压榨，被种种热暴力和冷暴力折磨，又如何和比自己有权力、人脉、金钱、体格、话语权等优势的施暴者（如坏的上司、同僚、亲属）对抗呢（甚至连逃脱都不可能）？如果指望个人慈善和私人救助，那等于加剧人身依附，也会让当事人惹上新的恩怨纠葛，等于“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没有平等和福利保障，不仅难以实现自由，法治也会脱离平民。各种法律虽然名义上对待全体国民一视同仁，可复杂的法律、繁琐的程序、高昂的成本，足以让知识、财力、人脉皆乏的平民大众对法院望而却步。这是我们要的法治吗？民主中国应是全民的共和国，而不是精英阶层独享权利自由的国度。所以，必须要平权赋权、调节分配、托底民生、提高弱势者地位和话语权，让人民得到充分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促进社会平等，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真实的法治。平等是自由的前提与保障，而非阻碍和破坏。

当然，对于权贵精英等上流阶层及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各种积极平等的政策，的确会一定程度抑制其自由。但第一，抑制的自由往往并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自由，而是禁制其违法犯罪、专横跋扈、损人利己；其次，即便各种平权和税收等削弱了其行使自由的能力，但这只是相对于其无约束状态而言，如果和社会平均水平及弱势群体拥有的实际自由度比较而言，这些人仍然拥有远超平均和弱势者的自由度，其仅仅会减少一些奢侈享乐，而作为公民的基础性自由与权利不会受损。例如一个身家百亿的企业主，税收收取其40亿收入，剩余的60亿仍然足够其尽情享乐，作为公民的各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权利和自由，皆丰富优质而绝不短缺，也聘请得起身价昂贵的律师办事维权。这样的自由还不够吗？

何况，进步主义指导下的平等社会将给予个人更多自由。一方面，它将削弱家庭和宗族、学校和工作单位、宗教和教会等势力对个人的压制控制，另一方面，还会赋予个人更多权利自由，如实现性交易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保障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情况下所有的自由。这比保守派主张的自由更加真实和全面。

对民主中国政权而言，由于它对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极大影响，牵涉到国内国际无数团体和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政权的核心成员如总统、总理为首的内阁成员（各部部长）、国会各院成员，必然会面临利益受损的内外敌人的仇视，如不能循和平途径解决，就很可能发生暴力。而足够强大的反政权力量，如图谋复辟的旧政权（中共）权贵精英、拒绝服从中央制度政策的民族/族群/地域/行业势力、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军警特宪等暴力机构的野心人物、政治斗争失败后破罐破摔的反对派……都有能力发起暴力行动，包括杀死民选的总统和国会议员、软禁内阁成员等。

		
在国际上，即便中国实行民主化，中国与诸多国家尤其周边大国的国家利益冲突并不会止息，甚至会因民主中国更加在乎国民利益（不像中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导致冲突更趋恶化。印度、俄罗斯皆是核大国，也拥有生化武器；同样拥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且必然敌视民主中国的朝鲜金家政权（如果中国民主化后金家政权还没推翻），也是巨大威胁；日本虽暂时不拥核，但完全有短时间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至于生化武器更是早就在中国实际使用过，重操旧业也是易如反掌。韩国、印尼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也不容小觑，在未来新武器研发应用上不会落后。而美国虽然更多可能是民主中国的友邦，但时势变迁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确可能转化为热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矛盾关系激化，总统、内阁、国会这些中国的权力中枢，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连环的、全方位的暴力袭击、“斩首行动”。
		
而军事科技的极速发展，让“以小搏大”的、远程的、突然的、极具威力的袭击手段越来越多，相关手段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一百多年前枪支和炸药的普及，就让刺杀包括帝王/总统/重臣变得相对容易；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使得单次攻击就可将目标范围内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百万人杀死；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和普及，也可以将千里之外开会的恐怖分子/政治组织成员一举歼灭。而未来的中国和世界，科技包括军事技术必然“更上一层楼”，更加强大、灵巧、隐蔽的武器只会越来越多，使用门槛和成本也会越来越低，不仅主权国家能拥有，国内利益集团、极端分子、黑恶势力乃至个体公民，都可能拥有和使用。在未来，一个个体独立操作一套某种类型武器、远程的一次性击杀数十万人，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中国的政治核心成员，就有被“一锅端”的可能。不仅总统可能遇刺，正在集体开会的国会议员、工作地相距不远的内阁各部首长，都可能在一瞬间被袭击而集体身亡。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对民主中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尤其在我设计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机构和人员如遭遇打击，会极大的影响全国）。对于试图破坏民主中国政权及国家秩序的内外敌人，这种“斩首行动”显然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毁伤手段。
		
因此，民主中国必须做好预防和应对类似情形的准备。而应对方式之一，即是安排好国家政治核心成员的职位继承人、确定“指定幸存者”，保证核心成员死亡后国家体制可以继续运转。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即有类似安排，迄今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有相关预案。民主中国也要效仿前例，并加以创新。
		

首先是总统发生意外后的继承人顺序。民主中国应设副总统一人（与总统候选人捆绑参选，但不一定要和总统候选人同一政党），其为总统发生意外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为“人民议会”议长；第三为国务总理；第四为“联合院”主席；第五为“专家院”主席；第六为军队总参谋长；第七为外交部长。若以上七人皆无法接任，则根据一定顺序依次由各部部长接任。如果以上所有人皆死亡或因特殊处境（如被软禁、控制、隔绝、失联）无法接任，乃至中国全境发生极大灾难，那就由中国驻外大使接任。中国驻各大国大使资历较深能力较强，但如果是敌国或潜在敌国则有被控制可能。因此，接任总统的中国驻外大使应排除驻日、驻印、驻俄、驻美大使（驻英、驻澳大使也不适宜，这两国都比较亲美疏华），首选驻法国大使，次选驻德国大使，再次选择驻加拿大大使，第四选择驻巴西大使，第五选择驻意大利大使，然后以此类推直到有人可以接任。

	 
如果总理在内的全体内阁成员皆死于袭击或意外，则副总理和各部副部长接任之。若副总理或某些部副部长也死亡或无法就任，以及中国国内处于特殊事态，同样仿总统继承例，由驻外使馆高级官员（如公使、武官、参赞等）兼任总理及各部部长，并由幸存的相关部委或下属机构的成员协助处理专业领域事务。
		
 如果“人民议会”、“专家院”、“联合院”这国会三院成员集体死亡，则由各地方选区、各政党、各专业领域、各身份群体选举或举荐人员递补之，并在安全和合适地点重新召开国会会议、复行运作。而其他国家机构及成员，如军事中枢机构及成员、最高法院和法官、监察和考试机构及成员等，也照此安排。除了国家机构，中国最为精华的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及其人员，也需要有类似的“备份”安排。以上各机构和人员也都应有海外的“备份”，如留学生和中国国籍或外籍的华人学者就应担起中国发生极大意外后重建中国教育和科研的重任。
		 
 除了以上措施，为避免国家政治核心成员集中在一个城市被“一锅端”，还要设立若干“陪都”和“预备首都”，并做好国家政治中枢的“备份”。民主中国应有一个首都（如前所述，武汉最宜）、三个“陪都”（可为昆明/贵阳、太原/济南、南昌/合肥）。之所以不选择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区域大城，是为了防止政权的区域偏向和地域势力坐大，以及导致的各种地域矛盾），以及至少十个“预备首都”（相对均匀分布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港澳台之外的全国各地，且相对易守难攻）。在平时，部分国家机构及成员在“陪都”办公，副总统、副总理每年各超过180天都不在首都，其中至少90天在“陪都”，并工作和居住于可以防备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杀伤工具攻击的安保设施中。而位于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政治核心成员、高级学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师生、其他重要人士乃至平民大众，也应经常进行疏散演练、随时做好疏散到全国各地的准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国家的精华，这些人得以幸存，就保留了民族的元气、埋下了复兴的希望。在首都遇袭且不能正常发挥首都职能情况下，经过幸存的政权成员协商，可于若干“预备首都（不包括‘陪都’）”中选择一处作为“临时首都”，发挥统领国家的地位和职能。
		 
如果中国境内各地都处于极端恶劣和危险的状态下，甚至发生极大的灾难（如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更具威力的武器大规模袭击，疫病和气候灾变全面爆发），那逃离陷入灾难的中国领土的国人，可在国外建立“临时首都”（仿日本殖民时代韩国在上海和重庆建立的流亡政府、波兰在伦敦建立的流亡政府），地点可选择巴黎、柏林、罗马等城市。而幸存的国人也应该尽全力重整旗鼓，再造中华。只要中国人、汉民族还有一个人存活，民族就不会亡，也一定要拨乱反正、让中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以上这些预防政权核心成员集体死亡乃至更大危难的预案设计，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是过于谨慎乃至受害妄想。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略有了解的，就知道这些预案一点也不多余。
		

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集团被“一锅端”，导致政权覆灭、国家沦亡的例子，中外皆有不少。如北宋“靖康之难”，金军突袭北宋首都汴梁（开封），北宋徽钦二帝在内整个皇室和中央百官几乎全部被俘或死难，只有正在出使金国半途中的康王赵构幸免。汴梁沦陷后，宋朝在北方的统治迅速瓦解、勤王军队四散。若没有赵构在岳飞、宗泽等人扶植下继位、重建朝廷，淮河以南也会迅速沦陷。而北方尤其都城汴梁被金军蹂躏，及后来一百多年的混战，让中原地区十室九空，经济崩溃文化毁坏，此后的黄河流域再不复从前繁荣。而如果徽钦二帝在都城陷落时有一人在外，部分百官也提前离开，或其他城池另有一套可靠官员班底，北宋很可能就不会灭亡，金军的突袭也可能像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那样化解。如果这样，东京汴梁的繁华就不会一去不返，“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或许也能免去后来的劫难。

而明代燕王朱棣反叛建文帝朱允炆的“靖难之役”，又是国家中枢被捣毁后政权灭亡的前例。燕王朱棣在燕京（北京）反叛后，率燕军一路南下，路途并不顺利，多次被迫绕开难啃的城池。燕军即便夺取城池，也因兵少而弃地不占，只一路向都城金陵（南京）前进。一般而言，这种孤军深入几乎不可能一直胜利，即便连续胜利，也不可能将占有广阔领土的对方政权消灭。但由于朱允炆及大臣的各种错误决策，尤其是在燕军逼近金陵时未有预备，结果燕军由叛徒引入金陵城中，朱允炆自杀身亡（一说失踪），朝臣百官非降即死，政权更易，全国各地则在中央政权更替后归顺朱棣。而直到金陵城破时，全国除燕京等少数地方被燕军控制外，绝大多数地方包括战略要地皆在效忠皇帝朱允炆的官员和军人手中。如果朱允炆及时离开金陵，或者让亲近自己的弟弟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离京，再让一部分朝臣跟随，足以割据一方甚至反攻金陵，“靖难之役”的最终结局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而在外国历史上，因首都被突袭或攻占导致政权覆亡乃至国家民族沉沦灭亡的例子也有许多。如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其繁荣和实力曾于罗马相当。但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尤其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使用诈术攻克迦太基都城，最终让这个实力一度不亚于罗马的强国从历史上完全消失。而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100余士兵生擒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灭亡印加帝国的过程，更展现了“斩首行动”可以极小代价和极高效率征服整个国家和民族。

以上几例还是在科技不发达乃至基本没什么科技的古代发生的。而进入近现代，随着科技发展，军事、交通、通讯的形式皆有了质的改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在古代只是夸张的文学加工，而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成为写实。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宋教仁、斐迪南大公、犬养毅、圣雄甘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英迪拉·甘地、拉宾等人的遇刺，都对所在国乃至周边地区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反映了热兵器时代刺杀政要的相对容易。

	 
 而“斩首行动”除了对个体政要的刺杀，还有对一国领导层的整体消灭或拘捕。例如苏军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是通过派遣特种部队空降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及其他改革派人士，终结了“布拉格之春”。而苏联在1979年发动的另一场入侵战争--入侵阿富汗，同样使用了类似战术，特种部队攻入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杀死了阿总统哈菲佐拉·阿明及其家人和亲信（而阿明此前也曾主导政变、杀害前国王和总统达乌德一家、清洗了前政权的右翼高官，后又杀害政变另一主导者塔拉基及其亲信），开始了苏联对阿富汗长达十年的占领和战争。1980年代的美国，也通过类似方式迅速控制了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而以色列使用过成百上千次的对敌方控制区的“定点清除”行动、多次突袭外国防备森严的军事重地（如突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的“恩德培行动”、突袭伊拉克核设施的“巴比伦行动”），都展示了现代科技加持下“斩首行动”的威力。民主中国虽是大国，但时代发展下科技越是发达，小国越是有“以小搏大”的能力，其他大国也有“斩首”民主中国领导团队的动机和手段。
		 
除了内外敌人和潜在敌人的侵害，意外灾难/事故也可能沉重打击民主中国政治核心成员、动摇国本乃至改变国家命运。古希腊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雅典与斯巴达对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键时期，感染瘟疫死去，而后继者改变了其政策，成为雅典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通过一系列东征西讨，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帝国之一，但其病死后帝国旋即土崩瓦解；而近现代，1945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也被认为对后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历史走向、美苏关系、远东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2010年，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带领一众军政高官乘飞机参加“卡廷事件”纪念仪式，途中飞机坠机，数十名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军队将领遇难，对波兰政坛产生了强烈冲击。
		
 根据这些惨痛或震撼的历史教训，民主中国必须保证政权的生存、权力相继的稳定、政治传承的连续，避免发生因暴力袭击或意外灾祸导致“人亡政息”乃至政权覆亡的悲剧。保卫民主中国政治核心成员（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总理和部长）的存活（或发生意外后有后继者），就是保卫民主政权，就是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保卫政治核心成员的安全，也是杜绝政治暴力的手段。对于政治核心成员的罢免，只能采取正当的、非暴力的手段，而不能变成如中东、南亚、非洲那样依靠暴力如政变和暗杀进行政权更迭。
		 
因此，我才设计了前述的那些对总统等人遇刺的应急预案，以及对国家机构的“备份”安排。生存是第一位的，一切发展都要建立在生存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应为政权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但是也不应该轻忽政治核心成员被害或被控制对国家的极大冲击、对中国民主事业的破坏、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危害。妥善安排好政治核心成员继承者，确保权力在紧急状态下也能有序交接，让民主中国的国家机器在绝境中也能保持运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也才有所依靠，民族才能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屹立永存。否则，在暴力或意外的毁灭性打击下，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再精妙、实际运转起来再顺利、人民生活再幸福，都会迅速灰飞烟灭，曾经的美好就像被巨石砸中后的瓷器碎片那样，成为悲剧的注脚。

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运转和效果，也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国际秩序的变动与重塑。因此，民主中国的外务，也需要做提前的设计。
		
纵观从古到今的中国外务史，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面。从商周至秦汉，中原文明通过武力扩张和文明浸染“双管齐下”的方式，同化了周边许多部族，将更多地区容纳入汉文化的主导与中原王朝的辖治之下。而对于更外部的区域，有邦交也有征伐。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既对外开放，又形成了“华夷之防”。而隋唐时期，则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并举，对外政策相对更加自信、开放、包容，“华”“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为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为武力的孱弱和周边政权的强大，对外政策趋于内敛，由隋唐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重新变为单一的汉文化主导。但相对于对北方和西侧的封闭防御，宋代在南方却开辟了更多对外交流路径，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相较唐朝更盛许多。元代的中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动的参与了由暴力铸就的特异的“全球化”。
		
以上这些时期，中国/华夏/汉地的对外态度都是相对开明、进取、包容的。而此后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则发生了巨大改变。明代中国是一个比宋代更加内敛的时代，它更重视经营中国内地/本土，而对外部交流相对缺乏兴趣，基本切断了持续千年的中国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当然交流还有，但是相对汉唐元各朝，已大大减少），对周边则是采取“羁縻”而非直接控制。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而非自发自由的经济贸易交流。“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赔本买卖”，当然不可持续。而倭寇的犯境，让重视北方边防而轻视海防的明王朝开启了“海禁”政策，让国家更趋封闭。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类启蒙思想的兴起，明王朝逐渐放弃了“海禁”政策，重新打开了国门。明朝水师在福建金门料罗湾击败荷兰入侵者（料罗湾海战），就是明朝在海防问题上转守为攻的标志，中央帝国即将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满洲人的铁蹄终止了这一切。满清政权摧毁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政权后，就着力经营中国大陆，并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它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在大陆和边疆部署重兵防备和弹压反抗，另一方面则实行远比明代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禁制外海交通。对满洲贵族而言，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国本土已足够其剥削压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扩张。相反，海洋文明开放进取的特性，以及海外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对满清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满洲贵族集团不仅在物理上与外部隔绝，也严密禁制西方及其他外来思想和技术的传播。“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遭到冷遇，就是“闭关锁国”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及对内的“文字狱”与镇压，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欧洲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无缘，成为中国长期落后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和近代国际秩序之中。但由于融入太晚，清王朝不仅不能像汉唐那样成为国际秩序或起码区域秩序的主导者，反而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国疆沦丧。清王朝在具体的外交举措上也常常进退失据、一片狼藉。如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评价：“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表现了这些特点。
		
更可耻的是，满洲贵族为维护统治，在涉外问题上不断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亿万两白银和税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丰富资源、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为满洲贵族向列强献媚的贡品。
		

满洲贵族的这些行径，一方面的确令其得到列强支持而“续命”，另一方面却激发了被满清和列强双重殖民剥削的汉族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陈天华所书的《猛回头》，就是对列强和满清双重殖民压迫的悲愤控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汉族人民，发起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

清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学习近代外交规则、利用西方技术发起“洋务运动”等，还有如李鸿章、曾纪泽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冲，但只是为朽败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其在一系列外交亏输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的“总理衙门”也改成了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外务部”，还安排大批满洲亲贵和汉族精英留学和出访西方及日俄，包括临终的那拉氏（慈禧太后）都试图出访西方，对西方的学习也由技术增进到制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国”观和半殖民地立场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基于“条约体系”的主权外交。但这些改革还来不及取得多少进展，辛亥革命就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而推翻满清的中华民国，则在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取得了虽不完美但仍颇为巨大的成就。相对于满清的闭关锁国和被列强支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民国政权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外交支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北洋政府被视为腐败软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其实最终签署的只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条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只是片面的事实。其实，北洋政府在自身实力许可的范围内，仍然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如参与一战、争回山东权益；出兵库伦（乌兰巴托），一度收复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卖主权还发展了经济（最终连款项都没还）。至于说对列强尤其对日本软弱，并不是完全的事实。即便有所退让，也是不得已为之。
		

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则更多更大。广东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在争取到苏联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认为的国民政府是“苏联在中国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种程度是苏联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其实苏联的援助并未严重损害民国主权，民国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苏联及苏援实现了民族独立。在苏联的援助下，国民政府对内铲除各路军阀、实现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和局部的实质统一，并推动三民主义革命；对外遏制了日英法美等列强的进一步殖民。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改善了与英美的关系，后来又和纳粹德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对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对抗（且也是相对有理有节而非倨恭蛮干）。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功争取到了美国、苏联、德国及其他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外援让弱势的民国坚持抗战成为可能。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五大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在历经“百年国耻”后又成为世界强国。

	
诚然，民国时期中国仍然被列强侵凌，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领土，在外交上也时常被各大国利用。但民国政府在涉外问题上已竭尽全力，国力不济下所做已相对很好，无法苛求完美。还有，民国政府外交中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其非常善于利用现代国际规则，外交行为有理有节（尤其相比满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搅蛮缠），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构建相对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胜利或国共实现和平，以中国的人口领土资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国身份跻身列强，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中美欧三方主导的世界。可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让国府只能偏居台湾岛这一隅，虽仍长期拥有联合国“五常”之一席、以“中国”代表身份保持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但份量早已丧失，中国大陆的代表权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政权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时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的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可见中国历朝历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丑恶耻辱的行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外交，是值得称赞和效仿的；闭关锁国、蔑视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是需要批判和摒弃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外交，将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国在对待涉外事务上，不仅要借鉴中国历史，还要放眼全球形势。

	
一方面，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政治军事经济单位进行各种竞争与合作，对各国而言都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经济贸易和信息往来的一体化、普世价值的传播、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在全球的兴起与成熟，以及如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需要遵从普世价值并密切合作，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行事，实现和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基于以上因素，民主中国应实行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结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民利益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推动国际合作，构建繁荣进步团结协作的新的世界形态与国际秩序。

对民主中国而言，人权与民主不仅是内政的核心，也是外务的原则。民主政权的存在，即是为了捍卫人的权利与尊严、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国家主权不应成为遏制人权的借口，相反应成为捍卫人权的手段。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要把维护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正当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视同仁对待不同身份和阶层的同胞侨胞。民主中国在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各种官方机构，应该尽责和和蔼的为中国国民、华人华侨、外国公民服务，为在海外的国人及侨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接受同胞侨胞的监督。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民主中国既要考虑到本国国家利益，也要重视其中涉及的人权与道义问题，要站在正义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种国际博弈与投票站队中，都要充分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权问题，不能为国家利益乃至执政党派利益而作恶、助恶、放任恶。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权道义相冲突，要尽可能寻求折中的方案，不能为本国利益而不顾他国人权与正义。
		

在其他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后，民主中国应予以适当关切，并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受到专制压迫、种族清洗、暴力破坏的国家，中国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当接纳相关的移民难民。中国也应对其他所有国家真诚的、进步的、清廉的官方与民间机构提供各种支持，建立基于维护普世价值观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国际大同盟，促进国际性的劳工、女权、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运动，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法治、正义、平权事业，共同解决贫困与腐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气候灾变等全球性问题。除以上问题，中国也应注重更加远景的议题（千年甚至万年计的议题），如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太空探索和星际交通事业，筹备和订立地外太空和星系的规则与契约，为人类拓展更多生存空间和规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难以阻遏的灾难（如气候变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区皆无法生存、地球资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灾难），以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

民主中国应该在维护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诚意和力度融入国际社会，清除一切阻碍对外交流的壁垒，对外全面开放，尤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及和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一个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的新世界。中国也要在各种价值观、制度、法律、模式上与世界发达进步国家与国际组织看齐接轨，以期尽快改变与世界文明脱节和保守落后的面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良的制度、文化、模式、创造，皆要勇于“拿来”和“为我所用”。民主中国也应诚挚欢迎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热心志愿者、官方与民间组织前来帮助中国或与中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思想启蒙、体制革新、民权平权等，促使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化、国际化。

	
例如，专制中国下，皮尤研究中心这样的世界权威统计机构很难在中国开展工作，导致中国的各种国计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实或干脆就是空白，成为世界数据与统计方面的黑洞，严重阻碍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不利于对各种黑暗与不公正的暴露及相关问题的解决。而民主中国则一定要完全放开国际机构的调查统计，并将中国各种数据的统计理念、口径、方式、结论与国际接轨，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实现对黑暗与不公的揭露、关注、批判、解决。
		
同样，民主中国也要反哺国际社会，派遣人员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思想、技术，以及帮助更加落后国家发展进步。中国也应该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经济文化融合，让各文明各国家优势互补、在普世文明基础上合作共赢。
		
民主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平台，扩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职权和影响，包括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以强化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致力于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变成如欧盟那样的超国家联盟，并依托这些机构将世界构建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中国要改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贫富差距和话语权差距悬殊的状况，联合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推动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谐、普世文明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不应霸凌剥削小国弱国，相反应积极主持国际正义，调停国际争端，做负责任的领袖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公正做出表率。

虽然我设计的汉族聚居区是不同于少数民族及港澳台的单一制中央集权结构，但我也认为应该给各地方以分离独立的权利。“强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国的统一、汉族聚居区的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对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共同认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对一致基础上的。如果某些区域的众多人士离心离德，制造种种事端，那不如一拍两散。

  例如中共中国对首都北京市的独尊和赋予北京户籍市民的特权，在民主中国就不能再存在，这必然导致北京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弹（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让他们保留更高起点）。北京在建国以来之所以一直保持繁荣、北京户籍居民得到远超其他任何地区的种种福利配给和特权，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央政策的高度倾斜和其他区域的资源输入。反过来，北京却没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对全国有反哺和助益。而未来民主中国，无论北京是否还是首都（我倾向于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汉、南京、西安、杭州、郑州、洛阳、长沙，都可作为民主中国首都备选地，个人认为武汉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输血”强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统治下有北京户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种地域特权。即便还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起码在制度层面也与全国各地相同。
			
而北京为代表的北方保守顽固、充满封建皇权等级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和制度影响下塑造的“潜规则”和人的言行习惯，也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人民权利的伸张，民主后必须削弱乃至清除这类思想文化并摧毁其根基。而对于各种通过公然的或潜规则作恶获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权贵阶层，也需要进行揭露、批判、审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丑恶的思想、行为模式、社会结构，重塑各阶层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即便废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种丑恶亦会以各种相对隐蔽的形式存在，蛰伏待机、勾连内外反动势力，并会在民主法治不彰、正义力量虚弱时卷土重来。
		

中共统治下中国重现明清尤其满清时期的专制体制、等级制度、闭关自守、潜规则、各种丑恶的思想和文化、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舆论的钳制，尤其“红卫兵”和“白卫兵（防疫人员）”再现“义和团”的反智愚昧狂热，各种丑恶百年未变，都是民国时未深刻反思和批判旧人旧物，导致的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正在发生的历史悲剧再现。假如早几十年充分省思历史悲剧、挖掘历史根源，从结构与根底上改变传统，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剧与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来民主中国仍然姑息敷衍，不审判旧日的既得利益者，不厘清是非曲直，不铲除根基，一时半会可能得到宁定和平，但作恶者实力犹在，也不会真心悔改。即便一时沉寂和边缘化，但其旧日积累的资源人脉仍在，内心也期盼复辟和重作恶行，早晚会趁民主进步势力虚弱时卷土重来（乃至在民主进步势力强盛时，他们也会或明或暗的制造事端，通过“耳语”和“潜规则”继续荼毒国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渗入民主进步政权，让政权蜕变为和明清、中共一样的货色）。对于没有廉耻和自省精神的人，进步势力的宽容大度只会被当成软弱和容易欺骗。而他们强大乃至掌权后，却不会同样程度的宽容进步势力和弱势群体，而是对前者批伤批残、对后者冠以“低端人口”驱逐。

	
这样的情形不改变，会让未来的北京和全中国持久腐烂，乃至发生更大的祸乱，不断重演历史上的种种悲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多次且现在还正在发生，难道未来还要不断重复循环吗？如果民主之后“算了”，那说不定过几十年又会重蹈覆辙，甚至这些势力就会成为颠覆民主、扼杀自由、破坏进步的关键力量。因此，“转型正义”必须进行，旧制度、旧势力、旧思想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过程中也必然伴有许多惩罚与破坏。
		

当然，不仅北京，全中国都要“转型正义”，但专制和丑恶的中心当然需要加倍重视和改造。不过，我并不是说要大肆杀戮，甚至一个都不杀，但要充分回溯历史、挖掘机密、扒开内幕，充分厘清各种人与事的真相并完全公开，然后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纳粹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南非韩国台湾地区的转型过程、美国的“扒粪运动”和民权运动那样，从本质上瓦解丑恶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轻轻放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种种行为是作恶，如户籍特权、无人道政策、暴力执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阶级/地域/性别歧视、欺压老弱、各种潜规则与私相授受……他们把当成理所当然，认知不到这些是错的、是损害他者利益的、违背现代文明的，甚至许多人还以拥有各种特权和“关系”为荣，以“根正苗红”自居。包括口口声声自由民主法治的许多北京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见人士，也并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回避户籍特权和阶级特权问题，拒绝谈论是否应废弃，更不谈自身愿不愿意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视这些丑恶和不公，彻彻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让加害者、受害者、社会各界各方，都从心底抛弃丑恶，重新做人。
		
对北京的既得利益者们，对这些改变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国不可能继续让这些人寄生于其他地区及“北漂”人士的劳动成果之上，不可能让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后还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剥削压迫的痛苦。民主中国也不能再容忍皇权专制、等级观念、阴损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京市民无法接受失去各种特权、北京变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现实，他们也有权通过公投等方式离开民主中国。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国，北京市民同样要放弃一切特权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与他地他人平等相处。（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后将并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权）（其实，即便废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种特权，原京津户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旧有既得利益拥有远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资源和机遇）
		
还有，如前所述，虽然北京市民尤其户籍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和优越性，但内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领导人外其他人同样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仆（最高领导人其实也难安枕），没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对受益者，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丧失了纯洁、扭曲了心灵，还因参与丑恶而承受各种压力与负担。如许多“做题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户口，甚至进入“体制内”，却仍然只是为权贵打下手的“工作机器”，看着各种丑恶只能沉默和屈从，自身也饱受压榨，甚至成为他人罪过的“背锅侠”。虽然相对大多数国人富足，但是也近距离感受到更多不公不义。这些人难道不希望换一种人人平等、社会自由、有起码尊严的生活吗？
		
而对于那些没有取得或暂时没有取得北京户口乃至居住证的“北漂”，身在北京并对北京发展建设有着巨大贡献（甚至远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权贵更有贡献，付出的劳动和血汗则更是多了许多倍）却不能享有权利和福利，难道他们的利益、情感、尊严、人权，就不如北京户籍居民尤其权贵“金贵”吗？这样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经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码占到三分之二。难道这些人不配称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与诉求吗？
		
如果说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码暂时还乐于留在中国，而中国东北则长期都有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前所述，东北地区有着相对关内而言特殊的历史沿革、族群认同、文化风貌。不同于中国关内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运，东北的兴衰与关内不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关内繁荣时东北凄苦、东北兴盛时关内凋敝，且并非偶合而是相关。东北地区的许多居民，虽然大多数是汉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利益诉求、立场，与关内各地颇有差别乃至相互冲突。即便他们在中共建政这数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国最为偏爱的政策倾斜和资源输入，却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其经常提及“支援全国”，可这本来就是建立在一开始资源配置就严重不公的基础上的。例如建国初期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一半以上都安置在了东三省，全国其余地方得到的苏援和其他投入还不如东北这一隅。这对全国其他地区显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东北人从不考虑这点，甚至认为这种不公平分配天经地义。这就是只要权利和利益，却不考虑作为中国一部分、汉族大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还有他们声称向全国供给了多少粮食和矿产资源，可这些并不是白送给其他地区的，其他地区是通过金钱购买或资源置换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收购的。而且，东北各种矿产资源如石油、煤炭，并非东北居民劳动创造所得，仅仅是其居住地区恰巧有相关资源罢了。就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凭借石油赚的盆满钵满，但根本上说是不劳而获，其拥有的石油资源和其自身劳动创造毫无关系（不仅与现在的住民无关，和其祖辈祖先也没有关系），无助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铺展（甚至还助力了封建保守顽固、形成能源依赖（“荷兰病”）），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当然，东北还好一些，毕竟当地居民参与劳动了，沙特等国则是雇佣外国劳动力做苦工，本国人只当高管或者干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额福利）？当地居民真正有资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为开采者付出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资源开采对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补偿，其他收益其实都是非合理所得。何况，其他地区包括南方同样向东北输送了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财富，如中部的农产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属矿产、上海江浙的高校师资。东北所获的“输血”，无论从量还是质，都超过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于90年代的大下岗，的确是巨大的悲剧。但东北及全国各地低效和负担沉重的国企，是必须要改革的，否则国家经济就会崩溃，受害的是包括东北平民大众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民（国家经济崩溃，东北也会被波及）。东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偏爱，那当然也应该要有所付出。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种补偿款被侵吞，其实很多也是东北籍的官员和权贵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前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明杰，就是侵占下岗工人补偿款的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岗中的国企下岗工人的确悲惨，但当时中国的农民和没有编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惨。国企下岗工人是从天堂坠落地狱，而农民和无编制的城市居民则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狱里，前者的悲惨从落差上看更大，而后者的悲惨在总量上更多。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东北人仍然视而不见。还有现实中一些东北人也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有矛盾冲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东北人也怀念当年“满洲国”的“辉煌”，觉得东北工业发达、自然资源禀赋优越，认为独立就能发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们心愿。如果他们希望与日本或俄国合并，或建立某种特殊关系，那也听凭其愿。中国的确难以管束他们，或许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历史好像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复制历史上对关内的入侵，那中国内地当然也可以复制二战中联合欧美各国对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以及如今乌克兰依靠北约和欧盟对抗乌克兰的模式，捍卫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东北的社会风气和部分人的价值观乃至言语思路，都与其他国人极不相同。具体差异很多，在此仅举一例。例如部分东北人一方面总是以自己几十年来在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对优势自豪，并通过嘲笑关内的贫穷和苦难炫耀优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关于转移支付、各种政策倾斜问题上，又不断提及自身的条件不足、贫穷落后，以及南方如何发达富裕、理应让利给东北。他们可以在不同场合同时使用这两种逻辑和话术，并且一点不觉得矛盾和愧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仅这一点，部分关内人和部分东北人就很难能正常沟通。其他类似的价值观和言行想必许多人也都有所领会。当然，这也并不是部分东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种客观环境所致，且其在与中国其他地区民众打交道时，同样感觉不适，认为对方伤害了自身感情、触犯了自己尊严，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好像根据他们逻辑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一方对一方错。而是形成“文化冲突”，并导致各种现实冲突，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并不是说关内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双重标准和虚伪撒谎，但是要论缺乏羞耻自省、以之为荣，那部分东北人的确令他者望尘莫及）

如果大多数东北居民还是愿意留在民主中国，那也需要放弃各种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权，遵守法纪和公序良俗，以及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其他地域同样实行“转型正义”且要更加深彻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后和其他地区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国领土。

	
如果北京、天津、东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国，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权，还在民主中国内部使用各种手段专横跋扈、巧取豪夺，破坏国家团结与安宁，那民主中国其余地区应进行集体公投，将此三地从民主中国强行分离出去。否则，对于全国其他多数地区，尤其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等地，等于是延续中共治下中国地域不平等的损害，是对数亿国人权利与利益的破坏。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对国土问题有过论述：“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而中华民国没有放弃周边而是贪图领土，于是造成了后来百年的各种民族和地域问题及连带的更大问题。假如民国干脆舍弃包括东北、内蒙、热河、北京等与汉族文明离心离德或异化中华的地区，与维藏等西部民族达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协议，守住燕赵之南、陕甘以东的汉族中国本体，其余地区甚至可以作为和缓与俄日关系的手段附赠予之，或许就能让一个真正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屹立，然后再软硬兼施的文明渗化和武力防守反击，徐图故土，得到真正心悦诚服的旧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后来几十年的祸乱。
		
就像美国早年只据有东部十三州，主体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数量的法裔、德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和价值观较接近，且英裔占压倒性多数），然后随着繁荣发展逐步开拓，反而愈发繁荣。如果一开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对落后之地、族群及文化颇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难以发达，甚至会有更多次类似于南北战争的内战或对峙。而美国发达、文明、强大之后，德克萨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动要求并入，波多黎各则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许多人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公民。这时强大自信的美国，也能相对从容包容不同族群（虽然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族群差异问题，拉美裔的族群问题虽不如非裔严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国会如何）。
		
而土耳其的凯末尔，果断放弃土耳其本土外原奥斯曼帝国所有非土耳其人为主体的领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叙利亚），但对土耳其人为主的小亚细亚半岛及首都伊斯坦布尔寸步不让，成功斩断各种内外麻烦、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而在凯末尔去世后数十年的今天，与其意识形态大异但都热爱土耳其国家民族的埃尔多安，就在凯末尔保有的国力基础上试图复兴奥斯曼帝国荣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区扩充影响，并有所成就。如果不谈是非对错、只论利弊得失，美国和土耳其“舍外固内”、“先弃后取”的决定显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国，国内民族/族群和地域问题并没有好于民国，几十年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愈演愈烈，并成为阻碍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面对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与其他区域有明显差异、所获远大于贡献的东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为专制体制顽固据点、充满各种权贵既得利益者、向全国吸血却缺乏贡献的北京，人文差劣且价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汉族区域人民不仅未因这三地是中国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浅，放弃未必是坏事，甚至利远大于弊。

	
其他地区也应该基于自愿决定留在中国还是分离独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区域，也有相对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历史上既被外来的汉族政治人物利用，导致“功成功败万骨枯”，但也得到汉族思想文化的浸润，实现了文明开化并融合于泱泱中华，在近现代更是与中国其他地区同抗争共患难。“天府之国”既在许多短暂时期受害于中州入侵，但长远而言更受益于中华文明。无论是武侯祠，还是杜甫草堂，都象征着汉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记录着华夏英杰在川渝的辉光。对四川来说，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国且作为汉族聚居区一部分、继续作为中华文明一份子，在经济社会上与周边汉地连为一体，还是分离独立并构建特色的文明形态，哪个更利于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广东也是类似。广东的一些本土主义思潮可以理解，但细究起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财政上缴款项最多的省份。但广东的发达，一方面是凭借区位优势，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背靠全国的资源和市场，并非广东一省的功劳。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普遍贫穷，更反应了广东自身的乏力。广州和深圳的高度发达，其实和香港类似，都更多是借助天时地利，连通中外，才得以发达。仅靠广东自身，其恐怕并不会比其隔壁的广西和北邻的湖南发达多少。

广东的粤文化的确独具特色，但粤文化更多是在汉文化的浸润下才更加文明和丰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小说及改编的各种作品，成为粤文化和香港文艺的标杆，但这些故事从情节来源到道德价值，皆出自汉地与汉文化。这些作品最广为传诵的地方，也是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因为只有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内涵和意蕴。而其他广东和香港的艺术与人文作品，从武侠小说到言情剧，从纪实文学到政治研究，无不与中国、中华、汉民族和汉文化有关。如果比喻，在一盘菜中，粤文化就像香料与麻油，而汉文化则是菜本身，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没有后者，就等于釜底抽薪而直接无用。

显然，广东和中国内地更多是互补互利，而非一方的施舍恩赐。那么，广东究竟是要独立成国以弘扬粤地本土文化和捍卫当地利益，还是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捍卫汉民族的南部陆海之疆，和民主中国其余地区优势互补、一起发展壮大？这当然应由广东人民来决定，并同时考虑中国其他地区的利益与情感。

	
而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国仍然会是直辖市，但不应再对外地人有各种歧视性政策壁垒，本地居民也丧失户籍特权（不过可以暂时保留部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优惠，但会逐步取消，最终会完全废止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特权和优先权。但原来所获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夺。这样原上海户籍居民仍然在起点上优于后来者），上海居民愿不愿意接受？上海的繁荣发展，同样是全国人民共同付出的结果，而地理区位的得天独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获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奋斗只是占到贡献的一小部分。上海以开放进取包容和国际化自居，那么在制度上难道应该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看齐吗？与上海地位、性质、规模类似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孟买、里约热内卢，皆无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权，上海人民难道真的非要厚着脸皮保留这些专制与等级社会的残渣？如果那样，上海也可以选择公投独立。
		
关于中国大陆之外香港、澳门、台湾的离合，也应以民意为基础。在以前，我认为港澳台回归祖国，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当然值得骄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独台独分子则罪该万死。但是经过多年的了解观察接触，越来越明白是非黑白并非这样简单。国家统一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体国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数的权贵阶层，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实权贵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也是受压迫者，最高领袖也是处于终身不安中）。这样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状态，为什么非要更多人来受苦呢？
		

而“一国两制”同样并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设计。且不说反修例运动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打了巨大折扣（虽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即便真的履行“一国两制”，不谈对港台人的影响，仅看对大陆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赴港都是免签入境，而中国大陆居民却需要额外办理“港澳通行证”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游仅允许停留7天（大陆人持中国护照过境香港，可免签停留7天，但仅限于过境中转），而与中国大陆人口接近、经济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国民来港，则可以免签证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与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学、工作、旅行的大陆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码无法完全享有。而香港从官方制度到民间社会，也普遍对大陆人施以歧视。 显然，大陆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欧美日韩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这样的“一国两制”，对大陆人无异于赤裸裸的歧视、剥削、伤害。回归后的香港，对大陆人俨然如外国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现实中公然凌驾于大陆人之上，大陆人值得骄傲吗？而具体到大陆人个体，只有权贵精英和一部分与香港关系紧密的民众得益，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归有了一些虚幻的自豪感，没有任何实际受益。如对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区”某位农民、云南某位少数民族山民，香港的繁华和陆港的一统，与他/她们在实质上有一分钱的关系吗？（即便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颁布后日益“内地化”的香港，整体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湾回归，同样如此甚至更甚。由于台湾相对香港更大的“统战价值”，大陆对台湾的优惠和许诺更丰厚，特权也更多。如台湾人可以直接申请北京户口并基本100%成功，这就是90%以上中国大陆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门居民也有类似于港台的特权，仅118平方公里的面积、65万人口的规模，其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份量却超过全国大多数省份。

	
此外，根据“一国两制”的设计细则，无论香港、澳门、台湾，其都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一分钱，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经济社会方面的国家义务（仅需承担保持统一和政治稳定的义务，甚至这个义务都不需要完全承担），哪怕其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国最前列（而人均GDP低于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广东，均要拿出巨额财政收入转移给其他省份）。相反，大陆需要不断出台各种“惠港/惠台”政策，许多政策红利反而需要大陆居民付出代价、让渡权利和利益。统一祖国难道只是让大陆人头上多这么一些“大爷”吗？

而这一切，即便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也不会有迅速和根本的改变。香港和台湾已和大陆隔离太久，无论利益、文化和价值观、生活习惯，都与大陆相异乃至冲突，并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轨的（何况民主制度也分许多种类）。澳门虽然亲近中国大陆，但也不愿意和大陆完全并轨。尤其如果在社会保障和财政收支方面与大陆合并同一，即便循序渐进，他们也很可能会激烈反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后三地与大陆的离合，最好还是遵从三地民众的意愿，而非强制统一。而且，如果统一，也必须像北京、上海那样，逐步废止各种“特权”。即便仍然作为自治区、异于汉族聚居区的另外联邦主体，可以拥有一些特别的权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凌驾于中央政府和大陆人民的特权（但旧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夺），并且承担与其他地方相同的义务。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让两岸四地皆平等的统一，而非为了名义的大一统和被虚化的民族尊严。这也是对大陆人民而言最好的统一方式。

	
总之，中国的统一与分离，要尊重全国各地人民的意愿。但各地自决独立，需要满足一定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如需同时满足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域内人口超过3000万且连接成片的区域，才有权进行集体自决独立（如整个区域是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或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汉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则不满足这些条件亦可公投独立，或并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区或国家）。否则，每个市县乃至乡镇村庄都进行“独立公投”，国家安定将不复存在、社会秩序也将陷入混乱。此外，与各联邦主体的“公投冷却期”相同，如汉族聚居区中一地独立公投未能通过，则20年内不能再进行独立公投，这同样是基于国家安定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于真心诚意的国家公民与民族身份认同、同大于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民主中国各地尤其各汉族聚居区才能真正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前述的杨度对统一与分离的看法，不仅可以评价不同民族的离合，对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群体也适用，对统独问题应顺势而为而非强求统一。而且，对于只是吸血却乏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皆无积极贡献甚至是“负贡献”、破坏国家团结和内部安宁的势力，与其强留导致鸠占鹊巢、内讧不断、如鲠在喉，不如去除以强固本体、摆脱掣肘。尤其对于汉文明的两大核心地带中原和江南而言（还有受压榨更残酷的华北（河北、山西），与压榨和束缚自身的地区分离，是有利无害的事。
		
（我内心深处，是非常希望实现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所有汉族聚居区的完全统一，实现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国民享有权利自由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认同和内政外交步调的一致、全境内经济社会的完全一体，整个民族和国家如一人，一元一体。但这不应该依靠强迫实现，起码不应该依靠完全强迫，而应该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与价值观念的先进、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学进步、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殷实安定，产生难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诚认同的向心力、强固不破的凝聚力，并完全同化异质族群，让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主中国达至真正的统一，并江山永固、长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权的户籍制度、特区制度、两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种或明或暗的基于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视性制度和规则、对不同国人的分割与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阂与矛盾，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汉族聚居区在内的整个中国，让国民人心离散、相互仇视，想真正让两岸四地和全国数十个行政区的民众，舍弃既得利益和各种优越性，并发自内心的走向统一，已是难上加难。当然，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否民主，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促成中国的统一与团结，但如果仍然无法阻止分离，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其自然吧）

我说的就是这类模式的管制啊，并不是中共和苏联那种

只谈集权和管制，不谈左右。而且法国显然是左翼，以色列长期也是工党执政

你看看实行类似方式的新加坡、法国、以色列，其实好像都不错

朔尔茨访华：肃杀境况下的和煦阳光

11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籍总理朔尔茨率领庞大的政商代表团赴华访问，并得到中方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朔尔茨也成为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世界大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

朔尔茨在11个小时的短暂访问期间，与中方就中德经贸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国际局势尤其俄乌冲突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并向外界公开，表达了德国政府及朔尔茨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立场和意见。

	 
对于朔尔茨的访华，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同的评论，中国两岸三地的群体和个人，更是因不同身份和立场有着迥异的反应。中国大陆官方高度评价了朔尔茨访华，认为这有利于中德、中欧的经贸交流，让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而欧盟各国及欧盟中央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但也有激烈批评的声音。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对于中共及中国有敌视心态或起码保持警惕的政治势力，一直致力于欧美与中国“脱钩”，自然反对朔尔茨对华积极接触。另有一些势力不赞同“脱钩”，但认为应高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尤其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反对朔尔茨的“妥协”。
		

而台湾方面、居于海外的大陆和香港政治反对派人士，则普遍激烈批评朔尔茨的访华，认为这是对中共的绥靖，会助长中国大陆“专制极权统治”和侵害人权的行为、导致香港和新疆人权继续恶化、台湾更受大陆霸凌和威胁。他们甚至将朔尔茨访华比作二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妥协退让，并对朔尔茨乃至社民党政府大加挞伐。在他们看来，只有完全与中国“脱钩”，切断各种经贸、外交、政治往来，并且全力制裁中国、援助台湾，乃至与日韩印等各国打造反华包围网，才是最佳对华措施。

	 
显然，起码在涉及中国问题的舆论圈子中，反对、讥讽、唱衰朔尔茨访华的声音更加响亮刺耳，而赞誉的声音相对单薄和乏力。这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大陆在国际舆论与文宣方面的弱势与陈旧，而非事情本身的曲直所决定。
		
首先，无论是出于德国国家利益，还是欧洲、亚太及世界利益，德国都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及密切往来。当今的世界，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各国尤其各大经济体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是全球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欧美是否应该与中国“脱钩”、是否实行“脱钩”，现实中都不可能真正“脱钩”。
		

《经济学人》曾在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战”时刊登了一副漫画，画中中美两国都在向对方喊话，以与对方脱离关系为要挟逼迫对方让步，但双方两条龙一般的身体却越缠越紧。这生动的描绘了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联系、人员交流的紧密与难以切断。虽然具体说来，一些领域的确有冻结关系、停止交流的情况，但整体上是无法“脱钩”的。而相对中美关系的紧张，相对和缓的中欧、中德关系，就更不可能断绝了。

何况，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外交当然要以本国利益为优先，兼顾欧洲利益与世界利益，而不可能为了一些相对次要的或他者的关切，而放弃对主要的自身的利益的维护。在俄乌战争打击德国经济和能源供应，国家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德国当然需要首先考虑当前国家的危机，而非其他并不紧急的问题和域外事务。

	 
第二，对于人权问题，无论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还是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接触、对话、合作，都比切断往来、严辞谴责、全面对抗要更利于解决问题，更能够改善人权。
		
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欧美发达国家无论出于本国利益，还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责任心，的确有必要积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及政治运作，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民权进步、民生改善。
		

而具体的促进方式，无论是人权对话，还是将经贸与人权挂钩，以及引导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普世价值，都要建立在与中国现政府接触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相对于改开之前的民权民生有颇大改善，科教文卫事业大有进展，就是得益于和世界互相拥抱。“欧风美雨”的思想文化浸染、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外人员交流的频密（尤其大量中国青年学生的留学与归来），都让中国和中国人民受益匪浅。在物质丰富、文教兴盛、国民素质得到提高的基础上，才能萌发更普遍的人权觉醒，以及对民主法治的向往和追求。这样基础上的民主才更稳健、自由才更有序。这也正是以克林顿政府为代表的“拥抱熊猫派”选择对华友好合作的逻辑和根源。

虽然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颇有波折，民主法治命运多舛，近年来中国政治也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但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与中共领导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合作，无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利远大于弊的。即便近年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情形令人担忧，但这恰恰更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增加对华接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参与，避免中国走向封闭和孤立乃至战争冒险，让中国不至于脱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阳光大道。

而对于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本质上也是如此。简单的封锁制裁，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有太多实质性影响，以敌对态度批判相关人权问题，也换不来相关地区和人群的人权改善。相反，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接触，并将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存废缓急与人权问题挂钩，兼用多种手段，起码可以缓解一些人权危机，改善处于不利境地群体和个人的处境，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铺设路径。

以接触、对话、合作等方式解决中国人权问题，不仅是最有利的，也是现实中最可行的。许多鼓吹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无论是非如何，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行，或代价极大而令各方望而却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承认中共对中国的治权前提下，想方设法抑制中国人权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徐图改善，是“最不差的选择”。

第三，关于台海局势和其他国际争端与冲突，以及各种世界性议题，同样需要中国大陆的参与，且需尊重和理解其利益与关切。

俄乌战争中俄方的连续失败，鼓舞了许多台湾人和其他支持自由民主人士的信心，认为可以在台湾海峡击败大陆的军事“入侵”。但他们忽视了俄乌战争已带来巨大伤亡，且迄今未有结束，这已经让乌克兰受到巨大损害，许多军民死亡和伤残，俄罗斯也有许多被迫参战的军人及平民死去。显然，战争并非益事，和平最为可贵。对台海问题而言，还是要避免战争，而非故意火上浇油、制造不必要的冲突。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欧美在已经陷入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还有足够力量支持台湾，显然是未知数。

	 
从法理上讲，台湾并非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中国大陆及大陆政权当然有权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介入并支持其中一方，并不合适。即便出于“捍卫民主”的价值观，也不应过于侵害主权至上的现代通行国际准则。对于台湾来说，保持和平也十分重要，如果开战即便台湾和美国等支持方胜利，两岸包括台湾方面也会生灵涂炭、经济民生也将受到巨大破坏。这样的悲剧结果，是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的。朔尔茨的访问和对话，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几年来两岸的紧张局势，让台海继续保持和平。
		

而俄乌战争的久拖不决、对欧洲及世界的伤害，也需要中国有所作为，起码不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以早日实现和平。这也需要与中国对话和合作。本次访问中朔尔茨得到中方反对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就是一个重大胜利（虽然象征大于实际）。

而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气候危机的危害越发明显，全球恐怖主义、贫困、跨国犯罪等问题也都很严重。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参与。

基于以上原因，朔尔茨访华及其作为，无论从对德国、欧洲、中国、世界的现实利益，还是中国的人权改善、香港和新疆人权危机的缓解，台海的和平，以及其他需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的解决，都是明显有利的。

最近数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世界局势，都不能令人乐观。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民主和人权快速进步；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制度改革和公民启蒙有所成就、社会舆论相对宽松。而最近数年，世界保守民粹泛起、孤立主义回潮、各国强人政治和极端主义政策横行；中国的各项改革皆停滞不前、经济乏力、言论收紧，舆论风气恶劣极端，可谓一片肃杀。而最近过激的封城隔离措施，在中国更是造成了许多痛苦和悲剧，中国日趋封闭、国人孤立无援。

在这样的情况下，朔尔茨的访华为处于困境的中国带来许多希望与温暖。德国作为经济和制造业强国，本次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带来大量订单，对于刺激疫后的中国经济颇有帮助。而其答应向中国外籍人员提供德国研制的BioNTECH疫苗，并准备逐步让中国国民也获取和接种，也有利于中国的防疫和国民健康。对德国而言，向中国出口飞机和疫苗等高附加值产品，也让本国处于困境的经济得到改善。

	 
 而朔尔茨在与习近平、李克强会见中明确提出并强调的人权关切，也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与中德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外交友好有着潜在的挂钩。中方既然收到朔尔茨访华的“大礼”，当然也会在相关问题上有些作为，起码不至于让情况恶化。自1999年起，中德两国就开始进行长期的人权对话，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起到重大作用。朔尔茨的本次访华，也是人权对话的延续和拓展。
		 

而对于香港、新疆问题，朔尔茨的关切或许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国际社会能够增加一个与中国就这两个地区及民众人权问题的观察、对话、参与路径，显然胜于强硬敌对却无所作为的方式。台湾问题同样如此，火上浇油不如居中调和。假设站在中国大陆之外的立场看，即便对话和调和失败，对各方也并没有损失，也不会让港疆藏问题更加恶化。

	 
而在气候危机越发严重，中国和德国均发生因气候变暖引发的剧烈洪灾和极端高温灾害的情形下，朔尔茨政府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气候危机，促使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履行“碳中和”的承诺，保护两国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
		
 因此，朔尔茨政府及此前默克尔政府（乃至更早的施罗德政府）对华亲近和合作的政策，虽备受批评，却是最有利于改善中国人权、缓解港疆台问题的。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大国、“一超多强”格局下的重要一极，也有着悠久而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从古至今都为世界的物质繁荣与精神进步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磨难，遭受数次残酷的外敌入侵和内部破坏，不仅让中国人民受创，也是世界的大不幸。因此，中华民族值得尊重，中国人民堪得同情，世界各国都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人权改善与民族复兴，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也利于世界文明。
		
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创伤，无论是被纳粹主导，还是被美苏分割，都受害颇深（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加害者）。所幸，德国战后的反思也极为深入，德国人民充分领会到了战争、暴力、以邻为壑、践踏人权的恶果，也深刻认识到了和平、合作、发扬人权、尊重多元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认知基础上，德国积极与法国和解、创建欧共体，促成欧洲联合；承认纳粹罪恶历史、对犹太人积极赔偿、追责战犯罪犯、订立法律严禁否认历史和美化纳粹、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并提倡多元族群与文化；新世纪敞开怀抱接纳数百万难民，将尊重多元和保护人权落实。而两德的分离与统一，也让德国人明白民族情感的血浓于水、同音同文的心灵相通，是不能也不应因制度差异而抹除的。
		

推己及人，德国自然对辉煌伟大又多灾多难的中国颇有同情，对在二战中被纳粹盟国日本蹂躏而有所不安。不像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回避、粉饰、美化的日本，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思与批判是深入骨髓，令大多数德国人都拥有充分同理心的。无论是相对强调传统和守成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更重视博爱包容、倾向革新的社会民主党，对华政策虽主要是利益考量，但也都真心关切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对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坚韧顽强生存，却总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有着真诚的敬意与真挚的同情。他们也明白，敌视和制裁中国，只会如凛冽寒风般让中国裹紧闭关锁国的布衾；只有让接触与合作的和煦阳光洒下，让法治与人权涓滴般渗入，中国才会有更多自由民主。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满清政府和中国民众曾残酷杀害约200名西方国家的教士与修女，但西方许多国家在要求严惩主要作恶者和获得赔款同时，在战后又“以德报怨”，利用赔款在中国兴建大学、资助中国青年乃至儿童赴外留学，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愚昧落后的境况，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革命成功。此后的中国虽历经动荡，但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出力甚多，与美苏英荷等国共抗残暴日军（甚至纳粹德国都曾出于利益和同情援助中国国民政府），中国的抗战成为国际合作反抗霸权入侵和人权侵害的典范。再后来中国与西方因种种不必要的冲突陷入对立，但历史友谊并不磨灭。改革开放后中西方的再次交融，让全球化得以扩展和加速，世界各国都受益匪浅。
		

面对中国大陆的相对封闭和改革停滞，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同情和改变，而非敌视孤立。如今各国非常关心香港、新疆、台湾问题。新疆的人权状况的确有严重问题，但香港和台湾即便受到大陆一些侵蚀和威胁，其民主法治水平、个人自由度、人权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仍然远高于中国大陆平均。因此，难道国际社会不是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大陆/中国本部的人权状况、更加帮助处境更糟的中国大陆人民吗？

至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确面临各种压制，但详情及来龙去脉也并不是像西方先入为主的那样简单。新疆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及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社会恐慌，显然是导致“再教育营”政策的直接原因。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确加大了对新疆尤其维族穆斯林的控制，但并没有实行狭义的种族灭绝。而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中，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态度和行为及与对待主体民族汉族相比较，其实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中对待少数民族较好的，甚至个别时期存在对汉族的某些“逆向歧视（如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当政期间）”。即便最近多年对部分民族存在歧视和压制，其程度在各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突出。

而中共领导的中国，虽然相对世界尤其西方较为自行其是，但很少参与战争，近三十年更是对外毫无热战（与印军在边境的冷兵器冲突已是最严重的情形了），是世界各大国中除巴西外最为和平的国家，在许多国际争端中颇为克制，并非许多人认为的“战狼”国家。很多时候，中共主导的中国官方宁可牺牲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也坚持对外的和平与妥协，世界各国均不能及。中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国民生活艰难，但中国并未对外扩张而是自强奋斗和自我消化痛苦。中国还强力推行计划生育，为世界人口控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弱化地球生态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如“房间里的大象”般的贡献和隐忍，都被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国际社会应对中国问题有全面客观合理的认知，而不是因为一些偏见就孤立敌视中国，乃至逼迫中国走入战争泥潭。

一个封闭、贫困、与世界脱节的中国，是14亿中国人民的灾难，也会让世界更加危险。只有让中国更加开放、富足、与国际接轨和融合，才能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得到幸福，世界也得以和平安定，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与挑战。各国各身份各立场的人们，不要被一时的冲突和对立冲昏头脑和蒙蔽视野，要体察中国人民的情感与需求，要从全人类的立场看待对华合作。

无论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当将经贸合作与人权相连，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渗入普世价值，积极关心中国劳工、妇女、LGBT群体、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境况，将本国发达成熟的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机制引入中国，切切实实的改善中国人权。欧美各国也应该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及其他在地中国国民进行一定的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宣传，乃至一些更加直接有力的手段，让这些人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化的先导。

	 
各国不应总是将少数族裔及港台问题放在优先，中国大陆汉族居民往往同样需要了解、同情、帮助，也只有主体民族汉族广泛的人权觉醒和公民行动，才能有力促进中国民主进程。
		
当然，在对话合作的过程中，也的确有必要对中共政权的邪恶一面有深刻的认知，在敞开怀抱同时保持警惕，尤其对那些表面和善礼貌、遵守规则、对西方友好，但是缺乏人道主义理念与正义精神、对内残暴对外隐忍、内心敌视西方人权和多元主义、时刻积蓄力量试图重走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旧路、极具社会达尔文主义内质的统治阶层及其他群体和个人，要知其心观其行，避免自己变成“东郭先生”，随时准备像《一千零一夜》中善良又智慧的渔夫那样，在受骗后重新将“魔鬼”关进“瓶子”。
		
对于中共，在经贸和人文上要密切交流，尤其人文社科领域上要尽心帮助，促成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播散。民生科学和环保技术也要倾囊相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健康；但军事科技和具破坏性的技术和手段，当然不能授予，还要对中共的相关技术和手段予以防范和制裁，确保民主世界对专制中国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另一方面，各国也要尊重中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举措，允许中国在亚太和世界保持与其国力及国际作为相匹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借此促使中国融入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秩序，最终和平解除西方与中国的壁垒与猜忌，让中国能够维护利益与尊严的同时，实现亚太稳定与世界和平。
		
即便德国及欧盟各国对华接触并不能迅速的有效改变现状，甚至被中共政权和权贵利用，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失败也要锲而不舍，哪怕坚持对话一百年、尝试和平促变一千次，中国终有完全对外开放、清除一切壁垒，走向世界融合的一天。即便将中国设想为如朝鲜般封闭残酷，那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也应该永远向中国敞开大门、随时欢迎中国回归世界大家庭。
		

朔尔茨的访华如和煦阳光，使肃杀的中国与世界，有了一些温暖与希望。但愿这阳光能驱散敌意、冷漠、固执、仇恨，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族群平等享受繁荣与尊严。

如果他们不算，那就没几个人算了

我觉得“什么是公知”没什么需要特别解释的，就是对政府有批判、对社会问题有评论的知识分子

我当然明白公知/自由派的贡献。但是既然评论，那肯定是以说不同意见为主。我看见自由派各种缺点，就忍不住评论。当然我骂中共骂的更狠

我是托派

而上述的五个地区及三个省份之外中国的其他汉族聚居区，则普遍是被忽视、利用、损害、抛弃的对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关于它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围绕着为北京服务（有时还包括天津）的原则，是京津的奴仆。它没有享受到邻近首都的任何好处，却受尽了北京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地域不平等和户籍制度之恶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没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燕赵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残酷的专制磋磨净尽），也缺乏省籍认同和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浑浑噩噩的为北京当“人肉电池”。虽然有许多中央层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为家乡带来发展和利益，甚至总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场上要求河北牺牲。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层精英与河北人民大众的割裂乃至对立。同样，那些在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里“内卷”出来上了名校的“天之骄子”们，也很少会回乡生活，而是千方百计远离河北，不让自己孩子再遭受作为河北人的种种苦难。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关系结构不改变，河北就不可能振兴和发展。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从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华文明与汉文明的核心和精华地带。但是经过无数战争摧残尤其金国/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坏，曾经的东京梦华和东都繁盛，都化作过眼云烟。明代的河南，已经非常没落和被忽视。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再次重创了河南。这些残酷的战乱与入侵，让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厌弃之地。清末和民国的历史变局中，全国许多省份都有枭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没有可以保境安民、兴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强人，自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和势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现代继续被侮辱和践踏，人民成为没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灾民们在蝗虫、日军、国军的夹击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写照。八年抗战，河南并非主战区，也无发生特别激烈的战役，但死于战争有关的人数却是全国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盘散沙、无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惨。

而中共建政后，河南仍然是“朝中无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几个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是十足的农业省份。但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和强制征粮政策，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经常吃不上粮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干部、工人、军人得到定量粮食供应（高级干部还有充足的肉、蛋、奶供应）及衣布配给外，大多数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之后，换来的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回报”。而河南众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资源，更是加剧了贫穷落后。当时的中国整体非常贫困，河南省则是贫穷中的贫穷。改革开放后，河南经济有了发展，无论本省二三产业，还是赴外打工群体，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于中央政策仍然不利于河南，如政治地位低于大多数省份，教育上仅给了河南省一个重点院校名额，人均转移支付也低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数人民仍然在为基本的生存挣扎。

四川省，是中国兼具庞大人口和广阔面积的超级大省，是西南地区的代表。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域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和周边尤其中原腹地相对分隔，本来应是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天府之国。但实际的历史上，许多中原政权和势力都流亡至此，将蜀地作为休养生息后夺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儿郎成为外来大人物争雄天下的工具而死于疆场。“终黄土”的不止“卧龙跃马”，更有亲眷们“春闺梦里”才能相思相见的百万千万兵丁。但外来势力的不断涌入，也让四川高度汉化、成为汉民族强固的一部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近现代的四川人前赴后继的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民国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干的地方枭雄，地方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进行中。

中共建政后，四川丧失了相对的自主，与河南等地一样成了政权的“奶牛”，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为全国最多。改革开放后，其发展程度和瓶颈与河南类似。中央集权下，地方的发展饱受制约，中央不仅不给予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历史上有过独特辉煌的地区更多自主，还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和自我壮大，以保证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于股掌之中。四川虽被中共当做西南的领军省份予以重视，但大多数民众获益有限。各种政策扶植和转移支付，与陕鲁湘三省一样，都被省内权贵和依附者瓜分，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四川人口极多、省土广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以上各省更少。还有，与陕西省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西安一样，四川省会成都在全省独大、市民相对富有，而川地其他县市均非常贫穷，发展极不均衡。

从四川省被分出的重庆市，虽然有了直辖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没有直辖市之实。相对于京沪津，重庆受到的政策扶植较少，也没有它们那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人民享有的政策红利和社会保障更是远低于前三者。不过，在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上，重庆仍然与四川省会成都并驾齐驱，是西南的重镇，在全国也至少是第二梯队的中坚。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来都相对周边贫穷。两地的民风都相对保守野蛮（尤其和邻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义和底层暴力都较严重。这很大程度在于其地理环境不佳，以及地理与经济和人文的恶性循环。而多次战乱和民变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糟糕。中共这个单一制政权，没有努力去促进安徽和江西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而是以严酷压迫让两地安于贫穷，为其他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江西省还是中共的革命老区，但中共并不怎么照顾江西，曾经的革命老区仍然高度贫穷。相对于国民政府和土豪劣绅，中共对江西农民的强制征粮征税更加野蛮无忌。这也反映了中共政权对人民的叛卖。相对于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蛮无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沪对皖赣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两省许多民众也通过在江浙沪务工经商得以温饱乃至发家致富（当然江浙沪也利用和剥削了皖赣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人才及其他资源有虹吸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战略价值，相对独立于周边地区，各自自成一体。中共对这四地的态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资源、湖北的地理优势和水文资源、福建的战略位置及与台海的连接、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与位置。在利用的同时也有建设，但建设少于索取。

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一般也视为汉地），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相对于中共在东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对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话语权，很难影响政权的决策和执行。虽然近年来三省也有很大发展，但自力更生所得远多于中央的赐予。中共的确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扶贫开发，但人均每月实际得到的资源和补助，恐怕还不如京沪一般公务员下馆子的一顿普通餐费。相对于平民的贫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数民族精英，则被中共扶植和“统战”，获得了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协助中共政权维持着西南的宁定。

甘肃和青海两省，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和混居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的源头）、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为人口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资源较多，但有限的资源主要被权贵和体制内人士所得，平民大众还是生活在贫穷中，文化教育和社会风貌也长期落后。

总结

总之，在中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整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上海、东北四地，陕西、山东、湖南虽受偏袒，但只有省内部分区域的部分人受益，其余地区整体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及各地的话语权。还有，全国所有地区得到的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配给，其利益的大多数皆是被权贵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细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与损害程度有所区别）。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全国各地以省级行政单位分割，一切管理与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区域故意实行差别待遇，以加剧地域冲突对立、避免各地方团结，以巩固专制极权。而户籍制度则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后的许多年，不仅城乡之间的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跨省的户口变动也被政权紧密控制。虽然现在跨省迁移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尤其京沪津三地的户籍很难取得。虽然不迁移户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难以享受在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也会在办事过程中面临更多麻烦。正常的单一制国家，国民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国则一方面通过单一制强化中央集权、号令全国，却又设置了比各联邦制国家还严格许多倍的区域壁垒，并将人民用户口绑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体的市县乡村。中国这种畸形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世间除朝鲜外再无他例。

因此，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有着极大的弊害。它既剥夺了地方的自主权，又设置了区域壁垒“分而治之”，还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和竞争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地区发展，并且通过户籍制度迫使国民依附于政权。这对于中国各区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发展、中国全境的革新进步、中国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都是极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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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

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元明清类似，都是以省（或类似规模和性质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一级行政区。虽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可以直接管到县级，但大多数事务都是通过省级机构进行管理与处置。而中国的地域及地域差异，也以省为单位划分和比较。不过，在山川地理形势、文化与价值观、历史变迁等因素影响下，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并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如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加内蒙东部）、江南地区（一般特指江苏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岭南/两广地区（广东省和广西省）、西南地区（云贵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区（陕甘宁，一般不包括新疆），这些区域也会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中央也会按照区域来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

建国至今，首都北京是现行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和极为丰厚的利益。由于北京是中共中国的首都，是决定全国命运的权力中枢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各种权贵精英和基本盘，所以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资源供给、发展优先权。毛时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和政治风向标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针的策源地。而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则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拥有令全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艳羡的食品和消费品配给，以及免费和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这些供给，很多都来源于对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饥荒年代从农业大省强夺粮食供应北京。北京市民不仅在民生上相对优越，也更易参与和渗透国家政治，起码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资源。

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国首屈一指。虽然经济相对南移，但北京仍然通过行政手段从全国各地获取巨量的资源和利益，全国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无论是南方的税收，还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边河北省的所有有价值资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种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断增多壮大，并以“北京户口”作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连结的纽带。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及各种公共服务方面，拥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和特权。例如北京户籍居民高考得到清华北大等全国性名校录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医疗资源也是全国最顶尖，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城市医疗资源相合也不及北京。当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户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万别，如高级干部和普通市民的医疗保障就差距极大，但整体上所有北京户籍居民都是国家的特权者。而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民事人事等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区利益冲突时，都优先考虑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利益。

而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过行政强制力获得和维护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贡献所应得。相对于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等位于汉文明精华区的历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经济文化本来都不发达，仅仅是依靠重北轻南、带有强烈军国色彩的政权和割据势力强制开发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经济造血能力，文化底蕴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顽固保守。而行政手段虽然让北京发展壮大，但是以供给资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为代价的。还有，北京虽然从全国得到了丰厚的资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优先照顾，但北京户籍居民内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级秩序领取所得，少数权贵得到了最优质和大多数的资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北漂”，则更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人肉电池”（当然他们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特权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叠”不止是科幻小说才有的景象，更是现实北京的文学映射，且现实比科幻小说的描述更复杂更残忍。

另外，北京虽然得到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但却并未有效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周边地区被北京吸走各种资源，在各领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虑和服从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应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辖的北京市外周边地区被戏称为“环北京贫困带”。与北京相连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在吸取河北的资源。

北京和天津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质领域，也没有给周边乃至中国带来正面的、文明的、进步的影响。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义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顽固据点。历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权，都相对专制保守，政策残忍冷酷。相对于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关中，以及经济发达社会开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会风气、人的价值取向，都相对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着明显的等级色彩和非人权倾向，且社会潜规则盛行，官本位严重，崇尚权力而蔑视契约，还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冷酷与暴力。北京虽同为汉文化的辐射区，当地居民中汉族也占绝大多数，但却有意吸收借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纳全国各种少数民族人员和势力，来区隔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态和公民组成。虽然近现代以来尤其改开以后，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价值观念相对变得多元，但整体上、与其他区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这些特征仍然相对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开明进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传道受业，也并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并不能给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带来人文关怀和社会更新，还与中下层北京人及“北漂”颇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种保守落后的糟粕，却在中央集权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会通过制度、政策、潜规则及人际往来等各种方式影响全国，包括影响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这对于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邻近北京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相对没什么需要详细叙述分析的内容。天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渤海湾沿岸、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历史沿革（清末北方军事重镇和租界区、袁世凯等人的苦心经营），以及中共出于发展北方、拱卫北京等经济政治目的，在天津设立了直辖市。天津的地位和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北京，但也远超环其周围的河北省，并同样从河北“吸血”。我个人认为，天津并无设置直辖市的必要，未来民主中国也应该废除这一直辖市，将其并入河北（可作为河北省会，也可作为类似于厦门在福建的地位那样的河北城市）。

东北

而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受益仅次于北京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东北对苏军和日军武器的接收，以及对伪满军队的大规模收编、对伪满公务人员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内战初期不确定能统一全国，甚至准备以哈尔滨为首都，只控制东北地区。而中共取得国共内战胜利后，因为东北籍党政军人员的突出贡献、东北居民对中共的好感与忠诚，以及东北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将东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在建国最初的十多年，东北以全国八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约占全国半数的工业投资和苏联援助。而日据东北时代（即“满洲国”时期），日本也对此地有很多工矿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后来中共统治时期东北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全国各地普遍被贫困和饥荒困扰时，东北居民不仅衣食无忧，还享受着质量不算太高但在当时中国已非常优厚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三年大饥荒期间，东北是京沪之外全国为数极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区域，这也有赖于种种政策和资源优势。而他们享有的这些资源，除一部分为苏联援助及自有自产外，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地区调集和征收过来的。在这十多年中，东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供给与政策倾斜。直到1960年代中苏决裂、苏联威胁入侵中国并在边境陈兵百万，中共推动“三线建设”，才将在东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业和重要机构迁往内地，稍稍平衡了全国各地经济投入和工业生产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但即便如此，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远远高于除京沪津之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而文革期间，东北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最轻，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毁文物古迹时，东北各种历史遗迹包括满清宫殿皇陵几乎完好无损或只受到轻微损害。当其他各地前国民党人士纷纷被批斗甚至杀害时，原伪满出身的人士则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征性“下放”）。东北显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东北也创造了不少财富，如制造了大量工业品、收获了各种农产品，以及提供了各种矿产资源，几十年来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相比而言，其获得还是大于产出，其很多产出也是建立在获得他处支持的基础上。而东北的工业化文化，既颇有可圈可点的值得赞扬之处，也有颇多弊病（下面会谈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优先对外开放和实行非计划经济（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民生也在改善。而东北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计划经济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经济开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更是沉重打击了东北的经济民生。而对下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种贪污腐败，也导致了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再后来，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越发没落。东北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起码暂时如此）。

但即便如此，东北获得的各种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转移支付、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社会福利保障，仍然明显高于全国除京沪津外其他任何地区。虽然东北经济乏力，但大多数东北户籍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都不用发愁（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内容），这是其他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梦寐以求而难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国各地民众都陷入“内卷化”的恶性竞争时，东北人可以轻松“躺平”。而这些都有赖于中央集权下中央对东北的偏爱与支援。虽然东北户籍居民的各种相对特权不及北京和上海户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万左右，东北则有1.2亿人。所以从获取优先政策和利益的总量上，东北超越了京沪，成为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东北最悲惨的大下岗时期，东北人整体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下岗者也只是东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国其他地方大多数人尤其农民阶层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强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还是负担不起）

例如高考录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显高于东北三省（东三省高考录取比例也远高于青海宁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参加高考者人数加一起也远低于东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参加高考人数仅5万人，上海也是5万左右，京沪共计10万；而黑龙江有18万、吉林12万、辽宁20万，东三省共计50万）。同样，其他如各种教育、医疗、基建等投入，东三省所获的支持从总量上也超过京沪。因此反而是东三省而非京沪获取了利益总量最大的公共资源供给和政策倾斜。而且，相对于京沪许多“后来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户籍特权、与其他精英残酷竞争，东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种政策资源红利，不需要多么激烈的与他人竞争（比如黑龙江鹤岗的重点中学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样高考成绩的学校却需要拼各种资源和关系，仅购买学区房就需花费数百万元）。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极高的。在建国后，东北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仅次于北京的地位与话语权。而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东北经济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仍旧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岭南等区域被中央予取予夺的情况下，东北却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码保障东北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各种全国性政策，也都优先考虑东北利益和关切。在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下，东北某种程度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驾驭，反而有时可以要挟中央。虽然我对中共内部的政治派系与权力斗争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东北地域利益集团及其关联势力，在中共决策层必定有着其他各区域都难以拥有的份量和话语权。

而由于东北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的历史变迁，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气、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历史上，东北长期是女真/满族、渤海、契丹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强食、行为残忍暴虐。而且，相对于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战争中虽然残暴但也直爽坦诚的特征，女真等东北民族在侵袭内地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手段残忍，还阴险狡诈、流氓成性、背信弃义。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吸收了汉文化的“术”而缺了汉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闯关东”的大量汉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颇受这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还有许多在东北的汉人，早年饱受异族屠杀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后，反而相对汉文化更加认同异族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和言行举止皆变得异化。虽然这很大程度也是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环境催生，而非种族民族的基因和遗传，但客观上的确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东北居民都有这些价值观和言行，但整体的社会风气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数却非常突出的群体所作所为，的确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国汉族人占了东北人口的大多数，但并没有促成东北真正汉化，相反这些汉人某种程度被“满化”了，或者说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无论汉满蒙回朝各族，都认同相似的逻辑与价值观。而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更强化了类似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认同。日本人虽然利用“满洲国”残酷对待当地民众、血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但血腥残酷程度明显轻于全面入侵中国后对关内各地的所作所为（尤其和华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满洲国”也有许多建设，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文化教育事业也颇有进展。“满洲国”的政治实体虽然在1945年灰飞烟灭，但是它遗留下来了很多东西，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价值观塑造、国族/地域主义认知与立场，至今都在影响着东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后，得益于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苏联援助，再加之日满时期的基础，东北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东北以短暂的时间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起码在表层得到迅速提高。但历史文化的遗留与惯性仍然影响巨大。而东北是高度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东北高度工业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让东北各阶层民众都能够有很高的知识储备和素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男女平等程度也较中国其他地区为优，作为平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福利保障。东北地区是中共建国后中国最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

但计划经济造就的丑恶相对更多。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较多人员流动和人身自由，计划经济形成了工业化下的熟人社会，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类似，人与人之间既有脉脉温情也有勾心斗角。一些东北人常为东北去除宗族的影响自豪，认为是进步的表现。但东北工人阶级和干部阶级（两个阶级共同构成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居民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密和复杂程度，不亚于南方的宗族社会。相对于宗族以亲情为依托，东北的人际关系更多基于同事间的利益交换，少了温情多了算计、少了论理多了论力。同样，东北人骄傲于没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响，这一定程度是事实，但其没有儒家糟粕同时也少了传统文明的礼仪教化和道德积淀。还有，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也不利于形成自由开放的市民社会，反而导致托关系走后门和各种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开放后，东北国企也进行了改制和重组，但并未真正摆脱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人文社会影响。（另外，与北京一样，东北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保守文化，也导致其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经济几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种输血，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不及所得）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下，如今的东北有着怎样的社会风气，部分东北人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东北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开枝散叶，并抱团行事，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德行风气与社会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发泄情绪，所以就点到为止。简而言之一句话，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风，以及部分东北人的价值观与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于社会进步、文明和谐的，既伤害东北和东北人自身，也有害于整个中国及中国人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上所说关于东北及东北人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东北人都如此，为恶的当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东北人本质还是好的，有一部分东北人更是非常热情善良真诚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坏和影响。还有，无论在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东北和东北人当然有权得到其应得的尊严、地位、话语权、利益，但不应该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损害其他区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获益。东北人如果还自认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得到尊重同时也应遵守公序良俗。

还有，部分东北人的恶行伤害的最大的还是其他弱势东北人。我虽然痛恨那些作恶的东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东北下岗工人、因维权被虐待者等弱势者，我认为下岗措施虽必要，但起码应该保障他们下岗后吃饱饭、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顾。对于如建三江、马三家劳教机构恶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并为其略尽微声声援。部分东北人各种恶行，伤害最大的其实也是其他相对弱势的东北人，因为东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当然是接触越多者受恶人伤害越大。改变现状，最终也有利于东北的文明进步。就像如果八九民运胜利，中国民主化，虽然大抵仍然要推动国企改制，但90年代下岗潮中的失业工人及家庭就不会那么悲惨，可参考东欧各国（尤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补偿，是非常有利于劳工一方的。即便被国人嘲讽鄙夷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失业工人所得的补偿和保障，也略好于中国下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权改善，也是如此。北欧各国的地理位置与东北类似，历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发达民主国家，国民素质极高，还包容移民难民，被世界称道，也无必要去追索其历史上的丑恶了。中国东北如果能效仿北欧，那也会成为中国和世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上海

北京、东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个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响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国乃至东亚的明珠，是与纽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现代化都市。民国时上海即是与北京平行的特别市，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后，虽将上海划为直辖市并给予特殊地位，但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反而破坏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上海民生的改善。当然，上海也的确因此得到了各种特权和资源，但远不及北京。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开放和浦东新区设立后，上海才回归到正常的开放与发展状态。虽然上海与北京一样仍然拥有各种政策倾斜，上海户籍居民也享有种种特权，但起码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区位优势和自身奋斗而非行政手段就可获得的。

上海拥有直辖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倾斜后，改开以来成为长三角乃至东南沿海的革新进步的领军者，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江浙皖赣等地实现了合作共赢。而北京、天津、东北，以及北方其他一些被重点扶植的城市，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吸收各种资源，还对周边和其他地区有破坏无建设、拉大区域差距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还有，上海户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确比较排外，上海也有倾向于本土主义乃至自治和独立的思潮，但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与外地人互不干扰，而不像北京户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样，一边排外一边肆意从全国各地及“北漂”那里掠夺各种资源。在做人的修养和言行素质上，上海人也好于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从表面上不如上海强烈，甚至有时对外人还有些开放包容，但那是在没有触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触的情况下。如果触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长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务人员打交道，那各种矛盾冲突都会爆发，外人就能深刻体会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种丑恶行径。虽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错误的，其各种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贡献，但还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过于使坏的排外言行也勉强可以忍受。

一种制度有相对受益者，就有相对受害者。而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是明显的受益者，其余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害。

江浙

在相对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区/江浙地区，尤其江苏省和南京市。历史上，江浙地区长期是南方政权的核心地带，南京则是作为首都次数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两省相比，江苏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蕴，浙江则是民间社会更为发达和活跃，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南方部分的菁华。

但由于北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相对强势，南方政权往往不敌北方而屡次受到入侵与压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与破坏。民国有十余年定都南京，曾让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发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经济地位长期都是全国最高）。但1937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八年占领中对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杀与长期奴役，让大量民国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许多城市都遭遇严重破坏，对南京及江浙的地位、声誉、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沉重打击。1945年国府还都南京，本来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中共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后，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种资源被夺走、实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1951年，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声称，“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镇反）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可以说是中共政权对南京这个城市命运的残酷宣告（且毛泽东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几年前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的情况下如此发言，可见其心之恶）。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学在内的南京诸多高校被拆解、迁移、削弱，极大打击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区的教育、人才培养、思想文化发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南京则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仅仅可以代表江苏省（甚至在江苏省内，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江苏其他城市经济文化实力也很强））。中共还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没有定都历史、文化底蕴不足的上海，以进一步削弱和制约南京。改革开放以后，南京的经济文化有所恢复，但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其地位和影响力不仅远不及北京和上海，连广州、西安、成都的区域影响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个江浙地区，从建国至今也都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建国后江浙的处境，也是江浙地区几千年来相对北方弱势的格局的延续，是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板块军事冲突、政治斗争、文化对立的缩影和例证。

早在华夏文明初兴之时，江浙所在地区就是文明发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与北方半坡文化并列的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从吴越的崛起、夫差勾践的争霸，到秦末项羽刘邦的奋起抗暴、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末三国孙氏家族数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兴兵之地。但后来，一方面是经济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兴盛、民生越发富足；另一方面却是相对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战略的守势。由于北方异族入侵、战乱频仍、暴政肆虐，原来繁荣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成为贫瘠的焦土。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都在反映着江浙经济的发达与对全国的重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开发，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阶层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兴盛，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与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明形态与价值观。其文化婉约、含蓄、内敛，思想开明、包容、进取，让汉文明更加丰富与温和。而明代中后期及清前期，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工文明的发展，江浙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学”思想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有治法而后又治人”等主张，带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色彩，其进步性可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这些思想也已经很大程度作用于现实，伸张了许多民权，打击了封建专制，促进了科学发展（如徐光启、宋应星的成就），让明王朝向开明专制乃至更大的革新迈进。如果江浙经济文化社会继续发展，还能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转型。

但随着满清的铁蹄入侵和文字狱的铺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毁、社会的进步被打断。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压和吸血的对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仍未让江南屈服。因此从顺治康熙时的“哭庙案”、“庄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时的“叫魂案”，满清政权又对江南士人和民众进行了许多次清洗，“屠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让江南沉寂了百年有余。这期间江南经济仍然非常发达，但大多数收益被满清统治者和北方保守势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极为消沉。江南士人连本地重要官职都不能担任，满洲贵族的臣属乃至家仆成为了这里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个家族），从官场到民间皆是腐烂，从官绅到黔首俱若奴隶。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成为起义军和清军交战的修罗场，再次受到残酷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江浙人只是被双方利用和屠杀的对象，自身几乎毫无作为。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满清政权的内外交困尤其对外战争中的一系列败绩，江浙才从压抑窒息统治下得到久违的部分自由。随着国门打开，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西方及日本的现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并逐渐燎原。在思想启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涌现了秋瑾、章太炎、鲁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江浙的才华与勇气在沉沦许久后重新焕发耀眼之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与两广、四川、湖北等地共同奋战并迎来光复，实现了夏完淳“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遗愿。而民国定都南京，发展江浙、经营宁沪杭，让江浙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让多灾多难的江浙蒙难，从社会精英到平民大众都遭遇残酷虐杀。与南京的命运一样，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取代，也让江浙失去了抗战后再次重生的可能。

击败国民党的中共政权，对江南的态度和作为，除了没有明显的民族压迫（但有“重北轻南”的政治经济歧视），其他方面与满清几乎没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模式，对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江南显然是噩耗。但由于江南工农业基础的优良（哪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破坏），经济仍然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江苏和浙江饿死的人较少（但生活水平相较民国大幅下降，苏北和浙江山区也有饿死人现象）。而江南地区的相对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权重点掠夺的对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也在于江浙政治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失去。由于国民党的核心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两广），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也在江浙，所以作为国民党死敌的中共对江浙严防死守、百般打压。还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对专制、追求法治透明的社会风气和历史行为，都令高度专制、奉行等级制度和个人独裁、习惯于潜规则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惧。在中共专制极权尤其“镇反”、“反右”、“文革”的摧残下，江浙在清末民初复兴的人文风貌、士人风骨，都毁损殆尽。

在反右与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来自于江浙。例如有杂志列举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学者型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艺术界人士，也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江浙。其他各处关于文革的资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国受迫害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来自江浙的比例几乎超过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具体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的考古学家陈梦家，从建国后就经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头上浇剩饭菜，最终不堪受辱自杀；江苏江阴籍戏剧家上官云珠被迫献身于毛泽东，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斗，最终自杀身亡；江苏南汇（现上海浦东）籍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双双自杀；浙江义乌籍历史学家吴晗，因发表《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批斗和逮捕，最终死于狱中；江苏无锡籍的导弹和航空航天专家、研发“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暴打致死；另一位江苏无锡籍钢琴家顾圣婴，被批斗羞辱后开煤气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同样是籍贯为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钱海岳，因赞颂郑成功被指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被红卫兵杀害于明孝陵……连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坏（可悲的是，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红卫兵所为，他们这时已经被洗脑的完全是非不分、将家乡的英雄当成罪人批判和污名）。

面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淫威，江浙人噤若寒蝉。毛时代中共对江浙的所作所为与满清对江南的屠杀压迫与文字狱何等相似？死于文革的江浙知识分子，与明末殉国的东林党人的悲剧又多么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调，又与满清两江总督治下民众的长久沉寂惊人一致。万马齐喑中，只有苏州籍的林昭奋力呐喊，在那泯灭人性的黑暗时代发出痛斥暴君、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伟大啼鸣。但这无法改变当时的专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战战兢兢、浑浑噩噩的生存与死亡。

改革开放后，江浙的经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相对于珠三角更多依靠对外开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资本与平台拉动经济，长三角的江浙更多凭借自身的经济社会底蕴恢复和发展。珠三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严重、治安混乱、各种非法活动猖獗，充满着暴力与动荡。而长三角这几十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治安更是在全国相对最为优良，公然的过恶的非法活动也较少。相对于珠三角的野蛮生长、东北经济的相对衰落、内陆其他地区的相对贫困落后，长三角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最稳健、最扎实、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续性的地区，域内各地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小于其他地区，尤其江浙农村富裕程度冠绝全国。江苏和浙江的GDP总量不仅常年位居全国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辖市）前三位。江浙上缴中央财政的总量与比例，也同样位居全国前四。江浙地区无疑是京沪之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经济的发达无法改变政治的弱势和文化的不振。改革开放后，中共仍然实行重北轻南的政治方针，鼓励南方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其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增长。虽然中共两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皆出身于江苏省，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在地域问题上的原则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特质。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现能够挑战北京权力与地位的地域势力，江浙则是其最为提防和打压的地区。江浙只有在经济上埋头发展和为其他地区“供血”的义务，却没有与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利。

而在文化上，历经满清屠杀和文字狱、日寇屠杀和奴役、中共的专制及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风、民气屡遭摧残折辱，虽几度复兴，但起码如今已不再有曾经的盛况。现在的江浙虽仍是理工和人文学者最集中的产生地区（可以看当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籍贯，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响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华东地区），则占两院院士的一半），但却普遍远离政治或依附强权，不是自私自利耽于享乐，就是成为政权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公共意识。历史上的物理与心灵摧残和留下的阴影余悸，以及如今仍然专制和压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环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对弱势地位，都让江浙人变得非常低调、世俗、保守，纷纷在物质享乐和靡靡之音中沉醉，无力也无心去效法先贤、秉笔直书、经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惧和远离，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苏人面对相较很高生源质量而言很低的高考录取率和残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选择唾面自干的忍受（虽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动），也反映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抗争的意志，现实中也没有抗争的手段和能力。压抑之下，江浙社会风气也逐渐糜烂，当地的人们也被动或主动的沉沦。

在沉沦中，许多江浙人纷纷变成精致利己之徒，只顾个人私利而没有家国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识，乃至为私利损人利己、狗苟蝇营。曾经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员，现在也普遍参与腐败，虽然执政绩效尚可，但也不再那么秉公无私，不仅贪腐，裙带之风也极为盛行；许多江浙中产在教育资源和中高考录取名额限制下，纷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挤进名校，还排斥外来打工子女与其孩子同校同班；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来越为私利钻营；而江浙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科技医工与人文社科学者，视野狭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识没有品德，为前途名利巧言撒谎（有些学者甚至在关系到亿万国民生存和人权、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如在新冠议题上替官方封城隔离政策背书、推荐并不可靠的中医中药治疗新冠的医学界专家钟南山、李兰娟；在气候危机问题上巧言撒谎、误导公众的地理学专家丁仲礼），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争，歧视弱者而默于强者。他们被丑恶伤害却又参与丑恶，既是历史和时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对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江浙的沉沦，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权的恶果。对南方地域势力的忧虑、对江南自由开放文化的恐惧，都让代表北方顽固势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江浙，扭曲当地的文化民风，让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变成世俗市侩的戏园。这不仅是对江浙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对汉文明的破坏，并让中国走入和困在丑恶的歧途。

广东

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沿革和地位，则是中共治下中国的又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广东所在的岭南地区，一直都有着相对汉族其他地区强烈很多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这既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也是广东历代人民主动抗争与坚持的结果。不同于汉族其他地区已大致“同音同文”，广东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语言--粤语，以及基于独特语言的独特文化。独特的语言，是强化族群认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凭借这一点，广东在历朝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云贵川地区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广东与香港、南洋的特殊关系和连接，也让这里有着对外开放的条件与风气。还有，相对于江浙相对温婉的文化特征，广东的民风粗犷甚至野蛮，既可为公作战前赴后继，也会因私械斗血流成河；既讲求贸易自由社会契约，也五毒皆兴治安混乱。而且，广东只有珠江（西江北江东江合流后那段）沿岸地带较为富有，其他地区贫穷程度不亚于中国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这样的相对贫穷和很大的域内贫富差距，也让许多广东人有强烈的名利动机和冒险精神，并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这样的特色条件下，广东成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国南北对峙时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营。不过，不同于紧邻北方、与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时而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广东相对更加倾向于割据一方，保卫自身的文化特色与独特利益。而从广东出兵、志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其实是相对例外的。而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在广州的坐镇称雄，更能反映广东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后，相对于江浙，广东在中共治下有相对略多一些的自主权（虽然重大和决定性事务仍然要听命于中央）。而叶剑英、陶铸等中共元老的坐镇，一方面保证中共对广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让广东有了更多话语权与自主性。大饥荒期间广东饿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样被大规模强征粮食有关。在“前三十年”，广东一方面与其他省份一样处于专制和闭关锁国之下，但另一方面却有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对外开放窗口，即“广交会”，以及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及联系通道。广交会的前身可追溯到满清乾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国闭关锁国下唯一的对外经贸窗口（这又是一处中共与满清相似乃至相同之处）。除了公开的广交会，还有在广东和香港边界私下进行的各种交易。中共政权利用广东与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在闭关锁国时留下缝隙，以为中共特权阶层谋取利益。例如当时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都从广东和香港的联系通道获得各种西方新式产品（例如淋浴设备），包括他们看的西方影片也是这样进口的。正是出于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中共才给了广东一定的自主权，这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进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试点，在广东设立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随着经济的腾飞，以及广东与香港联系的日益紧密（尤其香港回归后），广东及整个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在舆论上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舆论界放言百弊、监督政府、关怀民生的领军者。而广东的公民社会及街头运动也一度有声有色。这与同样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却在舆论方面沉闷低调、几乎毫无声色的江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广东在文化和舆论上的相对独立和富于特色。

相对于经济上的相对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广东在政治上却仍然高度受制于中央。虽然广东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高于江浙，但这只是比较而言。随着2013年习近平的上台和中国政治的极速收紧，广东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剥夺的所剩无几。而2020年中共挫败香港反修例运动和颁布《国安法》，则让作为广东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内地化，广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广东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江浙，成为供给中共权贵集团和其他财政亏损地域的“肉鸡”。

广东的各领域自主权之所以长期受限乃至最终被剥夺，当然同样是由于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下，即便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随时可以剥夺的。对中共中央来说，让广东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过为了发展经济，以维护中共政权的存续和利益。当地方的发展变革威胁到政权安全，那当然就会改弦更张，收回下放的权力。而广东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不需要顾及的。

北京、上海、东北、江浙、广东，是对中共来说最为重要的五个地区。首崇北京、拉拢上海、供养东北、打压江浙、利用广东，就是中共政权对这五个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

其余地区

而其余的地区，中共同样有不同的对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汉族聚居区，中共相对看重和扶植的，是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陕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划为西北地区（有时也会被视为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而同样属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体量远小于陕西，新疆则是特殊地区。所以，陕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脉之省，政策上高度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资源，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远超其周边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别为陕西省两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陕西管辖的延安是中共革命圣地，同样是陕西一部分的榆林则是能源和工业重镇。这两地的特色和价值也是中共扶植陕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陕西其他地区包括延安都非常贫穷，地理环境也十分恶劣。所以，中共扶植陕西省的结果，是导致西安一城独大（榆林市只有工矿但不适合生活），经济和科教文卫资源高度集聚于西安一地。虽然这种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价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贫者极贫，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恶劣的陕西其他地区，就越发凋敝败落。显然，这样的扶植并不利于陕西整体的民生发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统治需要、有利于西安权贵的利益。

山东省则是中共政权崛起地和高层官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政治经济地位颇高。虽然山东省不是土地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区”，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却成为中共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共发展壮大和夺取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山东重农的经济特点和保守的文化特色与中共的“农民党”特质合拍，部分山东民众不怕吃苦、坚韧、顺从、蒙昧的特性，也让中共便于对其收买和利用。无论建国之前还是建国后至现在，中共大量军政人员皆出身于山东，山东也是中共军队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权着力培养山东成为北方经济大省，并试图将之与经济实力强劲的江浙、广东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经济权重。但正是因为山东省位于北方，官僚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极为浓厚，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成果也难以普惠民众而是被官僚掠走。山东本来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孔孟儒学也颇有可取之处，但中共为巩固统治却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利用传统文化灌输忠君和服从，却故意无视儒学思想中的人道理念与民本思想，从而让山东人文环境更加恶化。

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于饮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对湖南也多有扶植。但与陕西和山东一样，中共的扶植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其各种建设发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称，本来风气就相对保守、民众较为愚昧（当然也有许多聪颖刚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数），社会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亚于山东，精英与平民、城市与乡村（尤其省会长沙与其他市县乡村）有着巨大鸿沟，中共的统治和各种措施更加剧了湖南保守落后、社会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对其有大量政策倾斜和各种资源投入。但由于中共政权的性质和特征，其各种政策扶植和资源投入，都无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续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进当地文教的公平有益发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贫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数财富和资源。而专制下这些省份更不可能发展民权和兴起公民社会了。所以，即便这些得到中共偏爱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于获利。

中国国家结构/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教训

历史沿革

中共统治下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模式。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统治结构较为松散，商代至更早时期甚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连接，中原核心政权仅仅靠武力和文化纽带临时性的慑服四方。而周王朝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分封制体系则明确了王室与封国的关系，各封国权力远大于王室，春秋战国时期各封国更是成为实际的独立国家。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征服岭南后，结束了周王朝的分封制体系，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将全国（天下）划分为36个郡，各郡行政、司法、财政、人事等各项事务均由中央决定和管理。而秦朝灭亡后，经历短暂的诸侯割据与楚汉争霸，继承者汉王朝实行“郡国并行制”且名义上延续400年至汉朝灭亡。但经过“翦灭异姓王”和“七国之乱”等中央地方冲突且中央胜出，以及“推恩令”、“附益法”等削弱诸侯国的法令颁布后，汉朝长期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郡县制（除西汉东汉相交和汉末群雄割据这两个特殊时期）。各诸侯王国的权力并不比郡县大，甚至还有一些额外的约束。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包括国家结构在内的制度纷繁复杂，但大体上和名义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

而从唐代开始至宋代，郡县制演化为“道”“路”制，地方的一级行政区区划面积扩大，地方自主权和实力也相对增强。唐朝后期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和默认，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制度性地方分权割据时期。而结束纷乱的五代时期的宋王朝，则重新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道”制（改一级行政区为“路”），但实践上更类似于秦汉的郡县制（因为更加中央集权、地方区域划分也更细碎），并通过分拆地方长官的权力于多职（如设立“通判”）、加强文武官员流动性（如“更戍法”）来弱化地方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

而奠定当今中国国家结构和行政区划的制度，是元王朝时建立的行省制。相对于宋朝，元朝疆域辽阔，统辖的各地区之间也有明显的地理分割、文化差异、族群差别。因此，为便于管理，实行了行省制度，将当时元朝疆域内汉族人占多数区域划分为10个行省进行管辖（只有岭北行省非汉族占多数；西藏、中亚等地另有其他形式的区划和制度）。但与此前的郡县制、道路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同，行省制下各行省机构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非地方政府机构、行省首长身份是中央官而非地方官，且往往在所辖区域巡查而非固定办公（这也正是行省制“行”之意），主要代表的当然也是中央的利益而非各行省地方的利益。而由于元王朝是蒙古人为统治阶层、并将境内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权利义务大相径庭阶级的政权，所以，其政权性质和行省制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行省制度是蒙古贵族统治、剥削、掠夺汉人在内各民族的制度工具。也正是如此，行省制度比以前任何中央地方关系制度，都更加强调中央的权威而不顾地方利益。

明王朝建立后，逐渐将元王朝的行省制度改为三司/布政使司制度。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分别管辖行政区划内的行政/民事、司法/监察、军事事务。相对于行省作为中央派出和巡查机构，三司制度中各地的三司，更接近于郡县制和道路制那样的地方固定行政机构。三司制度下，地方仍然要听令于中央。而且由于三司制度将行政、司法、军事分割并交由不同官员管理，就更能分散地方权力、相对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因此，明朝同样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集权程度超越了元朝。但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南等地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地方文化的发展，中央集权有所松动。

而清王朝则在形式上基本继承了明王朝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在内的许多制度（不过“三司制度”名称上逐渐变为“省制”），这也被称为“清承明制”。但其实，清王朝的制度在本质上与明王朝颇为不同。清王朝其实就是满清王朝，是一个异族的殖民主义政权。它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即其自我美化所称的“首崇满洲”。

 在这样的前提下，清王朝的一切制度包括地方行政制度，都以利于满洲贵族利益为原则。而由于满洲贵族是统治阶层且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其国家结构是比明朝更加中央集权的，且会为中央不惜牺牲各地方的任何利益。清朝的省级首脑被称为“巡抚”，即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查者，也表现出类似于元朝行省制的特征。在“巡抚”之上还有管辖一省至多省军政事务的“总督”，让“总督”和“巡抚”相互制衡，以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虽然总督制后来反而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但一开始的确是满清中央为了加强集权、控制地方而设置）。而各州/府、县官员，虽然相对省级官员而言有更多地方官色彩，但仍然是由中央任免并为中央服务的“派出官”而非代表当地民众利益的“保民官”。

以前秦汉的郡县制、唐宋的道路制、明朝的三司制，虽然也中央集权，但都要一定程度顾及地方的利益和诉求，相对按照是非和道理来划分中央地方权力和分配利益。而清王朝的国家结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及实践，都不惜一切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阶层（满洲贵族及汉族官绅阶层）利益，并将政治经济资源高度向首都北京倾斜。它也会打压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地方力量，例如对其曾残酷屠杀、经济基础极佳的江南地区，就百般打压。而对于满人之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民反抗，则不惜使用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方式进行血腥镇压和清洗（如对准格尔蒙古人和陕甘回民的灭绝式屠杀），以及挑唆乃至故意制造汉族与各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如在新疆青海等地制造汉、维、藏、回、哈各族的冲突对立），以维护清王朝在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同时，它也会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国内各区域实力和话语权的相对平衡，但并非出于拉近发展差距、促进全国同一性的好意，而是为了分化地方从而保障中央对全国的控制。而且，它不仅不会促进全国的同一性，还会通过扶植各省官绅精英，故意分化各区域、增大各区域的差异与对立。如今中国的地域差异与矛盾，很多即是清王朝时期形成、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故意造成的。

清王朝这样的国家结构模式，的确令其实现了对版图内各区域的长期有效控制。但由于满洲贵族的统治过于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运动仍然接连不断。而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让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被迫打开了国门和进行各种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冲击。这些冲击就包括中国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长江以南的统治，还客观上造就了湘淮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西北和西南的回民、苗民、彝人的一系列起义，也打击了清王朝在当地的统治、促成了参与镇压起义的汉族地方势力兴起。这时的清王朝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且难以弥合。而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的“东南互保”，以及俄国与日本对东北和内外蒙地区的渗入，则让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大部崩坏，中央朝廷只能在黄淮以北、热河以南还保持高压控制。虽然后来清政府尤其满洲贵族使用许多手段试图重建中央集权，但反而引发了羽翼已丰的各地方汉族军政强人的恐慌和反抗。最终，在反满反帝制的民族主义暨民主主义洪流中，清王朝覆灭，其“清朝特色的中央集权体系”也一度消亡（之所以说“一度消亡”，是因为后面中共又重拾了这一套，后面会详细讲）。

而替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从1912年成立至1949年迁台，从未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践过一种固定的国家结构/地方行政体制。在民国建国前，对于民国实行何种制度，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中国应效法美国实行联邦制，有人主张类似于邦联制的“联省自治”，还有的干脆主张各省独立，将中国分为二十余个国家。大多数设计和建议都倾向于地方的分权自治，只有少数人如孙中山倾向中央集权/更加小范围和分散化的自治（县域自治）。这些争论到了民国建国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而在实践上，由于民国多数时期处于诸多政治势力割据的局面，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行一种覆盖全国的地方行政体制。而在1928-1937年、1945-1949年这两段中国较为统一的时期，民国基本是按照清代的省制来划分行政区域的，但其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清王朝及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而到了1949-1950年，随着国民政府战败迁台、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中国大陆全域，民国时期的国家结构及地方制度之争也告一段落。

中共统治集团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与实践，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中共尚未统治大陆全域之前，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倾向于地方分权和自治，甚至主张中国分裂和地方独立建国。毛泽东本人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湖南自治”、“湖南独立”运动，并声称希望中国“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而中共在1927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后，在南方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并于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定都”江西瑞金。1937年，转移至陕北的中共又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在全国开辟了若干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属中共割据政权管辖。1945-1949年，又在东北和华北建立了若干军政自治机构。在这些时期，中共当然渴望国内国际承认其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因此非常支持利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邦联制及其他地方自治形式，乃至鼓吹中国各地分离独立。而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立），中共也一直非常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对外蒙古独立运动、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西藏独立运动，以及非民族性质的台湾独立运动，都表达过明确的支持。中共还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新疆维族穆斯林的“三区革命”出了大力，蒙古族人乌兰夫（布赫）、维吾尔族人塞福鼎·艾则孜都是中共高层的核心成员和在边疆地区的领袖人物。

但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全境后，就迅速改弦更张。除在少数民族地区暂时实行过一段有一定真实度的自治（如1959年前的西藏就几乎是半独立状态，而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乃至东北，也都有相对于内地更大的自主和虽然稀薄但远高于内地的自由），对全国其他区域全部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结构模式，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将处理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力包揽。不仅涉及全国层面及中央地方共管的领域被中央控制，地方自身的重大事务也都须中央介入和批准。而且，中共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双轨制乃至多轨制的权力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和政府两套班子，名义上平行和各有分工，实际上党大于政且党领导政。不过，无论是各省级行政单位的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还是省长/直辖市长，均为中央派出的官员，而非真正的地方官。这与元清两代省级主官的性质一致，省级主官唯中央马首是瞻，而没有对地方事务的自主权。

 此外，中共还控制着全国各地的军队，“党指挥枪”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对军队没有管辖权（相反在改革开放前军方反倒能干预地方政务）。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强力机构同样是首先接受党的领导而非政府领导（更非独立行使权力）。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本身也是高度集权和非民主的，所以党的高度集权也意味着行政、司法、军事的高度集权。这种集权既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各部门对主管机构的服从，也体现在地方对中央的服从。还有，党纪要求党员不能顾忌自己的地域、民族、性别等出身，要求无条件对党忠诚和服从党纪。现实里党员当然不会大公无私，但也会将党的利益/党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看的高于自己的地域和民族出身。这当然也会遏制地方主义和强化中央权威。

对于中共统治集团而言，中央集权也是对其最有利的选择。集权不等于专制，分权也不意味着没有了专制，但地方分权的确会挑战中央和其他地方专制者的权威，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一定程度就是利用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人心不齐、地方割据势力和军方各派自私自利的弱点。而中共当然不希望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所以对地方主义和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非常警惕和全力打压。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影响下，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全域后，放弃了自己在野和割据时期倡导的联邦和分权制，选择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样的国家结构的确有利于中共对全国的统治及统治的稳定。但这样的集权对许多地区的人民，则是巨大的痛苦甚至灾难。中共制造的各种暴政，如“镇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导致的经济崩溃和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区域。面对全国范围内的专制高压和政治清洗，人们既无法反抗，又无处逃离。

中央集权对专制暴政的加持，最典型体现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由于中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现实情况，采取定高生产和缴纳指标、“外行领导内行”的胡乱指挥、盛行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导致工农业经济全面崩溃，尤其农业生产的恶化。同时，农民还需要缴纳远超正常额度的公粮。这导致了全国许多地区出现大饥荒，以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最为严重。大饥荒共导致全国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皖川豫三省即占到其中的1500万人以上。

而之所以这三省出现了如此巨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不仅在于工农业生产的崩溃，更在于强制征粮政策和大量粮食的外运，以及对逃荒民众的围堵和镇压。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失败、粮食产量下降后，各农业大省却仍然按照虚报的粮食产量外运粮食。而且，由于全国包括京沪都出现了粮食紧张，所以中央更加要求农业大省将生产的粮食运往京沪津等大城市、东北和河北北部等工业区、山西陕西部分工矿集中区、边疆地带、军队驻地等（也有一些粮食运往省内城市和工业区），以保障这些地区干部、市民、工人、军人的粮食供给。于是，各农业大省对农民“饿口夺食”，动用干部和军警硬生生将粮食从饥饿的老百姓那里抢走，以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以保卫北京粮食安全、支援外省工业生产。而强制征收省内粮食以保障京沪等大城市粮食供给、导致四川数百万人饿死的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还因此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称赞。

而当饥饿的民众试图逃荒到外地谋求生路时，也遭到当地干部和军警的堵截和镇压。在历史上，一地发生饥荒后，饥民难民往往可以前往他乡投亲靠友乃至乞讨要饭，以图活命和在未来回乡。如1942年因战争和蝗灾导致的河南大饥荒，许多河南饥民都逃至隔壁的陕西省谋活路，也确实有很多人因此活了下来。而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安徽、河南、四川、甘肃、江西等饥荒严重省份的各级干部和军警，都在中央指挥下堵截试图逃荒要饭的饥民，许多饥民甚至被军警打死打残，或被关在收容站病饿而死。而在堵截和镇压下无法离乡求生的饥民农民，大批在家乡饿死或自杀。

这一切，不仅在于专制极权和极左盲动，还在于中央对地方利益的完全蔑视、对地方自主权的完全剥夺。如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各地方自主权和利益诉求有一点尊重，就不会要农业省份连救命存粮都上交以供给他处；如果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官员、干部、军警，哪怕有有限的自主权（而非完全受制和听命于中央），以及顾念本省本地乡亲百姓的基本生命权（而非只谄媚中央领导），都不至于从饥饿的农民那里强制征收几乎所有存粮、连口粮都不留，也不会为全国政权稳定和其他省份政治社会安全而禁止居民逃荒求生。而中共政权之所以能成功“饿口夺食”、阻遏逃荒，以及镇压了各种零星的反抗，也正体现了其集权的强大和恐怖。

而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惨烈灾难未再发生，但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仍然在损害着中国境内许多区域人民的利益。

一般来说，单一制的国家非常重视国内各区域各群体的平等和同一，全国实行一种制度、一套法律，中央各项政策也会一视同仁的在全国各地施行。当然，单一制国家往往也会对贫困、落后、边缘地区进行一些支持和补助，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国家全域的协同发展。

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政治体系，一方面高度的中央集权，中央权力覆盖全国各地各领域，各地方都要服从中央的指令；但另一方面，中国却有着严重的制度性的区域和城乡不平等，人为制造了区域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制度鸿沟，不同地域和身份的国民拥有的权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别巨大。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最为典型。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有类似于户籍制度的身份认证体系。但通过户籍制度将国民划分为许多权利不平等的群体和阶层的国家，现在只有中国大陆和朝鲜。中国户籍制度可追溯到古代的“编户齐民”，是国家控制国民的重要手段，主要用来征调赋税和徭役，以及促成国民对政权的依附与服从，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封建”在此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涵义，下同）。而中共建政之后，就将“编户齐民”改造为户籍制度，并将其对人身的控制与划分人的等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人的身份与其个人及家属所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类型及级别高度捆绑。户籍制度对人身份的区分，包括将国民分为干部和群众（群众又被分为工人和农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省级行政单位区分的不同地域居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身份与资源配给高度捆绑，且通过户籍将人固定在其工作生活的地区，不能随意旅行和迁徙。而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户籍制度有了较大松动，跨城乡和地域的人口流动管理越来越松，不同户籍身份的国民之间的资源配给也不再那么固定，国民户籍身份的变更也变得相对容易，但户籍带来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仍然广泛存在。

关于城市/非农业和乡村/农业户口的差异，因与本文关联不大，在此不细述，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查询。而不同区域（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户籍差异，与中国的地域差异、制度性地域歧视、地域矛盾等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不义。所以，在此相对详细的谈一下中国的地域户籍差异及与之相关的地域问题。

军方在“专家院”及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

		
以上关于“专家院”的设计，赋予了其颇为巨大的权力，尤其是在与其他权力机构冲突时，“专家院”拥有最终决定权。这样的权力显然不是靠“专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听从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即便是科学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决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关方听从，也必须有强大的暴力机器为后盾。
		
因此，我设计中的“专家院”特意包括军方人员。在“专家院”的400人中，应有50人来自军方。这些军人在“专家院”，当然并不只是为了处理与军事领域有关的专业问题，更是为了让看起来文弱的“专家院”变得真正强大和具权威。
		
民主中国当然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中立化”，让中国军队（名称由“解放军”改为“国防军”）摆脱现在“党指挥枪”及对领袖和军方强人个人忠诚的状态。但是即便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军队也不可能完全超脱现实，它必然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无论是总统、议会、大法官这“三权”，还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势力，乃至军方内部的强人，都会试图影响、操纵、控制军队。而人数超过百万的中国军队/军人集团（以及人数更多的退役军人和军人家属），其自身也不会甘于对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为和得到各种利益，拥有更多作为军人的尊严与价值。没有了“党指挥枪”的中共对军队的严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抚军方的体制机制，军人很难自觉抑制干政乃至政变当权的冲动。这在民主中国刚刚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时更是容易发生。
		
如果某些势力成功渗透和影响了军方，乃至对军队有了绝对控制力，那中国的民主将大打折扣甚至有名无实。或者，军方依靠枪杆子压制了文官集团，军人直接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会出现类似于1960-1980年代的韩国和拉美、现在的缅甸那样的军政府统治中国，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样政权长期被军人集团深度介入把持，对中国同样是巨大灾难。如果不是一股势力垄断军权，而是多种势力均有渗透，那样也并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导致军队山头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冲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内战。满清灭亡、民国肇始的政治过渡期，中国的军阀趁机割据、相互混战，就是明确的前车之鉴。而1917年后的俄国，沙皇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后，发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惨烈内战，以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用武力解散民选的“立宪会议”、建立一党专政，导致俄国背离和平走向战争、失去民主转为专制的历史前例，也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于放任国人为所欲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维护秩序和树立权威，否则恶人和野心家就会趁虚而入。
		
还有，在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军方的态度对于中国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过渡，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不能许诺军方在民主化后拥有崇高地位和话语权，那军方会更倾向于站在中共一边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将道德正义感召和现实利益引导相结合，成功拉拢军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边，就会加速民主的来临，并让中国民主化的过渡期相对安定和平。
		
而实现民主化之后，民主中国也需要军人的存在和作为，军人既要对外保卫主权和国家利益，也要对内捍卫民主体制不被颠覆和维护社会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议会正常运行和施政。如果没有强大和忠诚勇敢的军队对内对外捍卫民主和人权，民主中国就会像历史上文治灿烂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进步但内外交困的民国那样，被残暴的外敌和棘手的内患合力摧毁，让中国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被野蛮尚武的斯巴达城邦征服、兴盛一时的古罗马亡于诸“蛮族”之手、曾经包容开放进取的伊斯兰文明在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人夹击下走向沉沦封闭，都反映了没有足够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与悲剧。
		
因为武力弱小文明被毁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军人作为改革进取“定海神针”的成功例子同样不乏前例。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对外击败英国和希腊的入侵、保卫了土耳其主体领土的存在，对内推翻了腐朽的奥斯曼苏丹王权教权统治，压制宗教保守势力，大力推动世俗科教和发展现代工业，将落后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改造为现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相反，同时期同样试图实现现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为缺乏军队支持，结果其被宗教保守势力推翻，本人流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塔利班崛起和得势的远因）；如二战后的日本，在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领导的驻日美军管制、监督、保护下，由野蛮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形态，转变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经济也得以高速发展，民权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艳羡（相反，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美军撤出、脱离美国管辖、拥有了独立自主后，却变成强人割据、暴力频繁、经济萎靡、腐败横行的落后国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转型、发展中，都没有发生大规模致人死亡的暴力冲突，更没有内战，即便转型剧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会秩序井然，这当然和军队力量为转型与改革做后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护卫和拓展下实现的。“毕相拿翁尽野蛮”，英法德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权存在乃至扩张的基础上的。假如英法军力不敌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美国工商业主导的北方在军事上完全败给南方奴隶主阶层，那欧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进步，也都会随风飘逝或起码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击败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国力尤其军力的胜利，而非凭借民主自由就可战胜暴政。
		
没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恶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则是脆弱易毁的。文武兼备的国家和民族才能生存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面对这些前车之鉴和历史经验，民主中国显然应在发展巩固武力，保障政权和国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谈得上民主法治和经济繁荣；只有军人支持和保卫民主和进步，各种转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国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国当然不要侵略扩张，但起码应该能够自保生存。
		
当然，内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现实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冲突剧烈，骄横不法的权贵精英、精于算计的中间阶级、野蛮无赖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说服的，推动触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会引发抵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外敌更难用法律和道德约束。何况，经历专制暴政荼毒后的中国人，无论仍具优越感骄横心和试图死守既得利益的旧权贵精英，还是复仇和补偿前失心态强烈的平民大众，普遍心理扭曲乃至变态、畏威不怀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会为私利和个人恩怨破坏民主进程和国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驯化下，国人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对权利和群己权界问题认知错乱，往往只要权利不愿意承担义务，强烈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习惯于损人利己。例如中国各地经常发生反对建设发电站、垃圾场、临终关怀中心的“邻避”行为（甚至移民到国外还保持这一习惯，加拿大和澳洲的邻避性质的抗议、杯葛行为，皆是华人尤其华人新移民主导）。而男性反对女权、京沪居民反对外来者享有同等权利、国企工人鄙视农民、正式工歧视临时工并反对同工同酬，都是例子。这样的国民不可能自觉自愿的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参与政治、合理争取权利。
		
中共政权依靠高压维稳体制，将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维持在表面相对和平的状态。但这种压制越严重，未来反弹也就会越强烈。中共政权崩溃时，各种被压抑的势力都会涌出，平民大众将由顺民瞬间成为暴民（尤其贫困和痛苦的底层必然出现各种“悍不畏死”之人），权贵精英和各利益集团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许多亡命之徒制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场合恐怖袭击和随机杀人、暗杀政要、报复以前当权的仇人、基于宗教和民族的仇杀），以谋取利益或发泄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坏正常的转型进程，不利于民主大业，也会导致许多无辜者连带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滥，就会导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仇恨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残酷的暴力循环（可参考中东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没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残忍嗜血一面，无秩序的转型必然导致暴乱），全国局势必然失控，人民也会遭遇大难。没有和平，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都必然不能实现，相反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国家不兴反衰。（俄国从19世纪中期至今几次在专制高压和无序暴力中反复，人民时则为顺民、时则为暴民的状态，就是典型的前例）
		
（甚至，即便民主转型相对成功，人们也未必就能拥护民主，反而可能因种种原因对通过民主政治达成诉求丧失耐心，重新拥抱威权。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本来已经推翻了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实现了民主化，并通过普选选出了伊斯兰民主主义立场的总统和国会成员，选举也公正透明，没有舞弊。但在选举中失利的政治势力却不满这种选举结果，继续进行街头抗争乃至暴力行动，以及耍弄政治权谋，国家动荡不安。最终，埃及军方出手干预、发动政变，在部分民意背书下推翻了民选政府，总统穆尔西和执政集团国会议员皆被逮捕、大批相关人士被杀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军人独裁的状态（虽比穆巴拉克时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后来，民选总统穆尔西因多种疾病交加死于狱中，而前独裁者穆巴拉克却重获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军方虽然是政变的决定性力量，但如果没有民众对民主政权的攻击、反对派做出各种超出民主法治范畴的政治破坏行动，军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势。而另一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转型相对更加成功的国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实现了民主与和平，各政治势力也达成了妥协和实现权力共享，民权民生都有巨大进步。但数年后，民众却选举出了一位威权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凯斯·赛义德），还在最近的修宪公投中赋予总统更大权力、削弱议会权力，让政权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权成分加强。而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去军政府统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选出了为军政府暴行辩护、公然鼓吹独裁、打压女权和原住民权利、削减乃至废除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种丑恶言行的总统（博尔索纳罗）。今年5月的菲律宾大选，前独裁者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以58.77%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他在当选前后皆否认其父为独裁者、拒绝为其父亲的罪行道歉，还称赞其父的“政绩”。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优势击败其他多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而根据其立场和表现，虽然不至于像其父那样成为独裁者，但起码又是一个威权主义和敌视自由和人权的总统。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复杂，而简单来说就是民众政治素养不高、对通过民主程序达成诉求缺乏耐心、不能体谅和尊重其他群体个人利益、拒绝“利益均沾”而倾向于“胜者全得”、各种诉求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对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国家的民主化除菲律宾外，另三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已相当成功，不仅政治民主、法治进步，即便经济上也不差于此前专制时期。但是人民却在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后，不珍惜且滥用。在专制威权的暴力与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蝉，即便被各种压榨羞辱都唾面自干，政府给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实现、人民获得权利与自由、物质供给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码比专制时代公平）后，人们却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试图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强调自身的利益，却又反对其他群体和个人的诉求。尤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是会双重标准、损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对劳工权利（例如中国）、男性捍卫人权但反对女权（例如巴西）、主体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对专制但对少数族裔和LGBT群体施以压制（如匈牙利）、城市中产要民主但抵触人多势众选票多的农民（例如泰国）。

如果政府如果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与诉求，以及他们觉得政府对各群体中有“偏袒”，就会试图“掀桌”，轻则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扰打击执政者，重则通过暴力在内各种手段破坏秩序。而民主政权又不能也不便像专制政权那样肆意镇压和管制舆论（如果是有限镇压和管制，反而激起人们逆反心理，并利用政府“手软”和社会空隙反抗。而无底线的镇压和完全的管制，只有专制政府做得到），于是人民肆无忌惮破坏秩序，政治愈发动荡，转型和建设也就停滞不前，然后人民更加不满，以此恶性循环。经过各种折腾后，人民越发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执政者也对人民失望，国家治理糟糕，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各种强人和暴力机构介入，专制时代的旧势力往往也会卷土重来，国家重新变成专制或威权。这时候的人民大多数“折腾够了”，想再“折腾”的又会被上台的强人和军方镇压（他们可没文官主导的民主政权那样宽容），反而不再像拥有充分民主自由情况下那样勇于反对、反抗了，秩序也稳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数或起码一半选民直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威权领袖或独裁者，如在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发生的那样。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后，反而通过自由破坏了民主，用民主扼杀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讽刺和吊诡，但现实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还有，即便人民并不激烈的反对民主政权，但是在民主政权面临强权颠覆和暴力攻击时，往往选择袖手旁观而非积极捍卫，这就导致民主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当军方出手解散民选的政府和国会时，除了执政集团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数民众并不积极反对军人政变，而是漠然视之甚至幸灾乐祸。民主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却并不珍惜。即便人民争取到了民主，也并不能始终积极的捍卫民主（尤其民主政权无法完全满足自身诉求情况下）。

当然，人民的一些行为是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专制时代常年被暴力压迫和剥削，不能自由发声，还缺乏公民素养和参与民主政治的训练。民主化之后，受尽苦难的人民就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想要尽可能弥补专制时期的损失。例如专制下无钱上学和治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选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化后的政府显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人民就因此对民主失望，处在痛苦中的人民就会反对政府、破坏民主法治秩序以发泄其不满（难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挣扎的病患、无钱缴费而焦头烂额的家属冷静的体谅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乱许诺福利的民粹人物蛊惑？哪怕政府并没能力帮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费医疗，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们可以开空头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暂时可以满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导致更多祸乱））。即便民主政权给了一定福利保障，他们其实仍然不会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前受到亏欠而有补偿心理的民众更是如此。

民主下舆论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经在专制时期并没有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人，不知言论自由边界和节制而肆意发言，各种极端和暴力言论都会出现，从不敢批评变得无论是非对错都批评谩骂。以前专制时任何不满都难以发出，而有了权利自由，终于“翻身”“扬眉吐气”，一点不顺心就对执政者投反对票或各种示威游行乃至制造暴力。这些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前面的专制者的暴力与高压、愚民与虐民导致的（虽然也和人性的欺软怕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非理性的本性有关）。而且，各国人民对民主化后民主政权的不满和反抗，几乎全都有专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种旧势力的挑唆和鼓动，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观上，人民这些行为破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最终也会伤害自身。中国民主化之后，此类事情也完全可能发生（其实以前就已经发生过，民国部分时期（1927-1937、1945-1949）民权民生都尚可（相较满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数人民还是激烈反对国府、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连不断，还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支持共产党）。）

不仅普罗大众会破坏民主，各色政治势力、各路政客，也会为一己之私不惜影响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碍政府运作和政策出台执行。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即利用拥有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通过各种程序阻碍总统袁世凯的施政，有些出于公心，有些则出于私利。而韩国的张勉政府时期，同样陷于政客们的明争暗斗，政府效率低下，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迟迟没有进展，也给了朴正熙等军人政变的可乘之机。权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总是议而不决、延宕拖沓，那对国计民生必然害多于利。

所以，民主中国对这些几乎必然要发生（如果没有采取合适预案）的糟糕情况，只能提前将军方力量拉入民主阵营（更要尽可能拉入民主阵营中的进步阵营）并予以适当安排，以军队作为政权后盾，约束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和平方式参与转型，翦灭制造恐怖行径的群体和个人，并“杀鸡儆猴”，先杀机凛冽的镇暴、后春风拂面的安抚，分定各方地位和话语权，才能保证国家体制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平处置各种纷争、合理分配利益。当然，军方力量不能轻易使用，更多是“定海神针”的威慑和预备，而不是动辄以武迫人。即便不得已需要使用暴力，也必须先礼后兵、穷尽一切非暴力手段无效后再动用军方力量。

我也完全明白，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治理、人民的权利，不能都寄托在军队或者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上，更不能以暴力治国。任何政权尤其民主政权，应该让人民因爱心悦、使外国为理诚服，而非借助枪弹的淫威逼使他人屈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暴力伤害和胁迫的滋味是痛苦而委屈的，压迫与威胁会滋生更多仇恨，暴力的体制与环境也会催生更多暴力，并形成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

	 
但在当今及未来可预见的时代阶段内，暴力却是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或后盾。早在先秦春秋时，史家左丘明的《左传》就提出了“止戈为武”。“武”的目的是为了“止戈”，有“武”为后盾才能“止戈”。就像为保卫和平，反而需要发展军备、做好打仗准备一样，想让国家安静祥和，人人遵纪守法，也不得不以暴力为后盾。而依仗军方、讨好军人，对枪杆子表示敬畏，也是现实的不得已。即便不强化军方权力，各种来自其他势力的暴力仍然会让社会陷入暴力与仇恨的循环。当今人类的文明与秩序，既建构在各种理念与制度之上，更是在成建制的暴力机器存在和运转下才得以维持的。
		

相对于国内秩序混乱、对外设防不严会导致的恶果，给予军人一些利益和尊重，乃至赋予其超出一般公民和文官阶层的荣宠，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何况，民主中国的军方参与政治、影响国家，会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及民主法治的制度规则，要讲道理、有同情心，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而非滥用暴力、以武欺人。而且，在军方促成的秩序稳定、转型平稳的环境下，要保障人民积极行使政治权利、畅所欲言，以及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积怨，补偿受害者和帮助弱势，化解仇怨减少戾气，让各方都发自内心支持民主政权和遵从法纪（而非畏于暴力、出于强迫）。

	 
因此，想要让军方支持民主化、化解民主后可能的军人乱政危机、激励军人保卫国家和捍卫民主体制，就需要让军方在民主中国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得到合适的位置、有固定的合作对象，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利益。而让军方代表成为“专家院”的一部分，则既能保障军方在民主中国的地位、话语权和利益，也能为看起来是一帮“文弱书生”组成的“专家院”壮势助力，让“专家院”能文能武，以保证“专家院”各种决策的有效执行。而军方与“专家院”其他成员的关系，是平等合作，各取所需。虽然这样会导致军方与“专家院”中代表各专业领域的社会精英勾兑，有所谋私，但总体看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如前面所述，如果军方完全“中立化”，名义上不参与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那反而导致各种势力觊觎和渗透军方、军方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治，如中国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的现况那样，“不受任何势力影响等于各种势力都能影响”、“不以特定方式参与政治等于可以任意参与政治”。相反，如果把军方与“专家院”整合捆绑，反而可以让这些相对令人放心的各界学者精英（尤其人文社科学者和专业人士）对军队形成一些影响和节制，遏制其他势力对军队的渗透。
		
而军方利用“专家院”这个载体参与政治，也可以体现军人的崇高与重要地位、保障军人的话语权与参政权，军方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达成各种诉求。而且，军方还要受总统节制、听从总统命令，也会服从“人民议会”各项决策与大法官的相关法令，遵守法律法规，“专家院”不可能单独控制军队。此外，“专家院”影响下的军方也会更加重视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用，推动军队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这些也有利于军队在实战中增强战斗力和提高作战效率、打赢高度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现代和未来战争，以及促进军队建设管理更加文明、保障军人的人权和身心健康。因此，军方代表作为“专家院”一部分，“专家院”与军方合作互通，是一举多得的设计与选择。
		
有了军方保驾护航的“专家院”，既能够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又能够保证政策得到尊重和执行，不仅是议会三院中的“第三极”，也是和官僚集团、人民大众并列的“第三极”，并让民主中国成为专家治国的科学理性国度。专家治国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当然，“专家院”也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其成员即各界学者和专业人士也不是（起码不都是）大公无私之辈，一定会利用“专家院”巨大的权力和话语权做一些谋私勾当。例如一些专业人士会利用业界知识壁垒，使用复杂高深的专业词汇哄骗“外行”，以及裁剪扭曲变造事实，以使自身及小圈子获得不当利益。而作为各行业精英的“专家院”成员与同僚同门同道，也会互相帮衬和掩护，局部垄断专业议题话语权，使得舆论倾向和利益分配有利于其群体乃至整个精英阶层。 还有人会因为当今中国各行各业专家学者普遍的腐败、钻营、撒谎、无能，尤其一些“明星学者”的“奇葩言论”，而对“专家治国”产生深深的怀疑，认为民主化后的专家学者也会如此腐败堕落。这类情况在未来民主中国的确无法完全消除。
		
但即便如此，“专家院”的存在也利大于弊。专制中国的专家学者之所以腐败堕落，是因为专制极权和权力至上对包括专家学者在内所有人的异化，使得专业人士也不得不依附于权力，这样他们才能获取利益。而非常不透明的学术体制和不公正的选拔晋升机制，也会导致学术腐败和各种关系网“近亲繁殖”盛行，专业人士学术不精、尸位素餐。而民主中国会有完善的分权制衡系统、法治体系、公众与舆论监督机制，“专家院”的专业精英并不易于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各领域专业精英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会形成某种制衡。民主法治和学术自由的体制与环境下，中国科教事业会焕然一新，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也会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国家栋梁、人民代言者。而且，对“专家院”成员完全可以采用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方式，支付成员极高的薪水和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包括对其家人的保障），令他们不需腐败和勾兑就可尽享种种极为优越的生活，从而心无旁骛的为国建设和为民服务。同理，对军人也应该做到充分必要的优待，以令他们安心和专心的服务国家和人民。

（而且，如果不设立“专家院”，精英就不会相互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治了吗？与安排军方人士通过正规渠道参政一样，“专家院”也是对精英参政的规范）

总之，即便设置“专家院”会导致一些负面问题，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未来民主中国政治体制和议会制度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所设计的议会制度，其实是“三院制”，即代表各区域各民族各少数/弱势/特殊群体的“联合院”、权力重心和民意所在的“人民议会”、由人文社科界和自然科学界专业人士及军方代表组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只不过本次征文中提供的议会制度选项只有一院制和两院制，而且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也都只有一院或两院，所以我才将我所设计的制度称为“两院制外加‘专家院’”。我认为设置“专家院”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前面都已详细说明。不过，如果诸位评委和评论者普遍认为不必设置“专家院”，那就只取前面两院的设计也可。
		
（关于各地方的议会设计，将在后面关于国家结构/中央地方关系和单列地方选举制度的那两部分予以说明）
		
（我所设计的军方在“专家院”乃至全国政治中的地位和权力，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的，是建立在军方人士愿意服从并捍卫民主宪政体制、接受总统和议会节制、支持开明进步政策前提下的。如果军方并不服从民主体制和文官管理，还站在阻碍历史潮流和破坏民权的立场上，以及在国内各派势力斗争中“拉偏架”，那似乎的确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其制约。不过，如前所述，即便不如此设置，军方同样也有能力干预政治、阻止或摧毁民主）

总得有人死，如果不那么好的人最后得利但是能够实现革命目的，那好人就死了也没什么。都顾着自己，那最后啥都成不了

现实不改变，调节心理、吃药，有什么用呢？虽然说现实改变了人也不能完全从抑郁中脱离，但是起码能好80%。现实不改变，其他都是心理安慰

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民主中国科学理性决策和施政的中流砥柱

我之所以主张设立“专家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对于国家和人类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工业革命至今，科学理论与知识、专业技术、科学工具，在经济、军事、医疗、文教、通信等各领域及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巨大的、惊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的进步可以让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民生得到升维式改善，整个社会可以以几何级速度革新改变。例如借助科学理论和器具的现代医学，攻克了各种古代完全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极大的减轻了大多数疾病带来的痛苦，让人类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有余；电报、电话、互联网的相继出现和普及，让人类之间沟通交流的便利程度有了难以计量的提高、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供暖设施和空调的出现，让在严寒和炎热中煎熬的人们得到解脱，舒适的生活在寒带和热带……当今人类生命中的一切，都与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密不可分。科学理念和技术工具的发展，还实现了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服务的公共化系统化。如工业品和加工食品的巨量生产，让人类的物质世界有史以来首次由匮乏变为某种程度的“过剩”。而各国覆盖全民的普惠性教育和医疗，同样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的知识、理论、工具基础之上的。没有科学技术和相关的实践，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同样是科学的一部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管理学、统计学、哲学、文学及其他各类人文与社会科学，都推动着人类进步、维系着社会秩序，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物质与心灵有着重要的影响，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知识与思想。没有人文科学的觉醒、构建和发展，人类就没有思想、价值与尊严，也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人权保障体系。人文科学对人灵魂的启蒙和促成的思想解放和政治革新，也是自然科学解除枷锁蓬勃发展的前提与助力。
		

所以，民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自然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应用、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在政治上赋予科学重要地位、保障专业人士有充分的话语权。

第二，随着时代发展，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民生需求，都变得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21世纪的人类已不再像农耕文明时代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生活，而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没有专业知识很难明白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的问题与挑战。例如医疗制度的设置与改革，仅仅如何兼顾医疗效率质量与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就需要许多领域专业人士及社会公众的长期研究和讨论；对于工农业生产消费中排放的污染物，确定其危害的类型和程度，以及如何在发展经济保障就业与保护环境中寻找平衡点，也需要科学家、经济学家、环保人士等共同研究和商讨，给出相对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像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改善人类生活，却可能带来各种安全风险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士才能充分准确认知和提出应对方案；还有互联网和大数据广泛应用下，各种假新闻的泛滥和侵犯个人隐私情形的普遍，也要有专业人士结合公众意见提出科学措施进行治理……总之，当今及未来社会，很多复杂专业的问题，普通人乃至非专业的官员/议员/法律人员都无法厘清是非，更难以合理应对。

	 
这就需要让专业人士参与专业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而如果专业人士只有谘询性地位和建议权，是不足的，是缺乏参与度与话语权的。想要实现科学决策，需要由专业人士直接参与政治、在政治机构中有一席之地且有实权。
		
第三，部分社会大众乃至许多官员/议员/法官，知识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甚至德智皆乏，有着各种反智反科学的价值观，并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做出种种违背事实、违背科学、违背真理、违背良知与正义的行为。大众和官员还往往狭隘和短视，容易为私人利益/自身所在群体利益、眼前利益/短期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潜在和长远利益，对他人、社会、国家、全人类造成各种伤害。民主政治虽然可以约束政府和官员，但也容易导致民粹和“多数暴政”。
		
大众既有聪慧善良理性的一面，也有愚昧卑劣疯狂的另一面。凡是知晓历史、现实阅历丰富者，都会深知人心之愚、人性之恶。大众在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时，经常会过于情绪化、极端化，会被一些表象迷惑，不能理性对待问题，也很少做出折中调和的选择。这显然不利于政治的多元与公民社会的和睦，反而会造成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尤其是大众汇成集体后，更是会在某些情境下被非理性的情绪支配，陷入集体狂热并制造暴力和破坏。
		
如果大众被野心家、民粹政治人物利用，就可能做出各种极具破坏性的行为，对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灾难。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以及与文革颇类似的清末“义和团运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以李森科主义为代表的伪科学思想与实践，以及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权为代表的、全球诸多反智民粹势力的得势及由此导致的各种恶果，都是统治者与民众合力制造的反智主义灾难，导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巨大破坏，许多人甚至直接间接的因之死亡。
		

何况，民主中国初创期，公民教育尚未普及，民智民德必然皆是匮乏，即便民众有些朴素的正义感和民主精神，但公民素养也还是不足的，很难有理有节参与政治，尤其在一些相对专业和精深的事务上很难做出合理的、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而且，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也不愿意了解专业事物，即便有了政治权利也无热情行使，往往会放弃投票等权利或随意投票，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也“随大溜”，这就让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有了把持民主的可乘之机，以少数民意裹挟多数民众，破坏决策的科学与公正。

	 
因此，为避免未来民主中国发生类似的甚至更大的反智灾难，保持执政的理性与施政的科学，以及确保民主方兴未艾时的社会平稳与政治过渡，应在民选的议会、选举和任命的官员之外，另设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机构，并拥有很大权力，尤其在专业性的且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拥有单独决定权和否决权。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民主中国应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自然科学院”，简称“专家院”。中央“专家院”应有400名成员，成员包括科技（诸自然/理工科学领域与专业）、教育、传媒、法律、经济、医疗、警务、外交与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宗教问题同样需要科学的解释与规范）、环境保护、文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界学者及军事领域/军方人士组成，负责涉及以上领域宏观和微观事务的政策制定、建设参与，全面推动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化、理性化、专业化。以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能局限于本专业的知识和事务，而需要有通识知识、和其他领域专业人士相互交流，在各种设计、规划、决策中要考虑本专业之外的关联领域问题，做到统筹兼顾。
		
“专家院”400个席位的具体组成上，人文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各有150个名额，跨人文和自然的领域及学科（如医疗领域需要解决处理的问题中，既有化学生物等理科技术问题，又包括医疗资源分配和人道关怀等人文社科问题，且二者是相关相通而非割裂的）有50个名额，具体各专业领域相对平均分配但有所差别（例如教育领域应有最多名额（如10人），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仅各需1-2名人士入席），另50席分配给军方人士。而成员的地域、民族、性别均不限，亦没有配额，但原则上应考虑到不同区域和省份在“专家院”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吸纳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少数民族成员、保障女性学者拥有充分和独特的话语权。
因“专家院”400人规模较为庞大、专业人士又往往忙于事务（这些“专家院”成员必须密切联系现实和继续钻研专业，不能蜕变成业务不精的政客）而不便随时开会，还应设置一个50人的“常务委员会”，处理各种简易的、无重大利益相关的、非决策性的事务。
		
“专家院”所有成员由各界推荐或界内选举产生，在当选后都需要经过一些必要的道德审查，不能有过大的品质问题（一点瑕疵都没有是很难的，而且不应该因为小问题导致很适合任职者落选，否则将有大量吹毛求疵的举发和指摘），并接受公众、国家机构、传媒的监督。如其道德品质明显无法胜任，则不能担任“专家院”成员（已担任者须辞职，否则强制罢免），并由相同领域符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替代之。
		
“专家院”不仅有直接参与政治及专业事务的权利，还应有对各专业事务的决策权、决定权、否决权。在涉及到有很强专业性的问题上，“人民议会”都应当听取“专家院”的意见，且相关议案都需“专家院”中涉及相关领域的学者讨论通过，然后再交“人民议会”表决。如果“人民议会”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通过反智反科学、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全人类利益的决议（例如发动类似于“大跃进”、文革这种行为，或阻碍“碳中和”等防治气候灾变的政策），或总统发布类似的行政命令、大法官颁下这样的法令，“专家院”可发起“否决表决”，400人中若超过300人（四分之三）在表决中支持否决，那“人民议会”、总统、大法官的相关决议和政令法令将无效，内阁和地方不得执行。同样，如果“人民议会”、总统、大法官拒绝批准和执行一些极为必要的决定和政策，“专家院”也可对相关决策发起“迳行表决”，若超过四分之三成员通过，则可以绕过“人民议会”、总统和大法官，直接将决策方案送达内阁及各地方并令其执行，其他机构不得阻止。（“联合院”权力小于“人民议会”，当然更需要服从“专家院”，但一般情况下“专家院”不干涉“联合院”各弱势和少数群体与其自身有关的决定，除非其决定严重影响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
		
此外，“专家院”应有实行紧急状态（戒严）的权力，同样是在四分之三成员通过后即可施行。而如前所述，“人民议会”亦有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一般情况下，由“人民议会”决定是否实行紧急状态；如“人民议会”因故无法履行职权，则由“专家院”决定；如“人民议会”与“专家院”在是否实行紧急状态问题上发生冲突（一者同意一者反对，或对于“紧急状态”内容阐述不同），则以“专家院”意见为是。
		

需要着重补充的一点是， “专家院”虽是以专业主义、理性主义为原则的机构，但绝对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民情民意，而应该密切关注和介入现实、积极与民众沟通交流，将专业知识与客观实践相结合，将科学理性的精神融于人道民主之中。“专家院”的存在，根本上当然也是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更不是维护自身所在圈子、行业、阶层的精英分赃场所。

	 
“专家院”各领域的学者和专业人士，不能因参政而生疏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要一边从政一边继续参与专业工作和研究，还要掌握所在领域的最新动向，尤其要重视理论和知识的实践、对现实社会和民生的影响。这些“专家院”成员还要与民选议会议员一样，时常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定期的与民众以面对面或在线方式对话，了解民众对于相关专业领域问题的看法及诉求。人民大众的知识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虽然整体不高，但却有着朴素的是非观和正义感，能敏锐感觉到各种政策措施的好坏是非；如民谚所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大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即便愚昧偏狭之人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精准判断、独到见解，集思广益才能博采众长（我所写的本文中的一些观点和建议，也是阅读各社交媒体等处贴文和评论区后，对这些普罗大众的声音进行思考、扬弃、加工、补充而构出的）；许多平民尤其底层民众和各弱势群体，有专家学者未必能认知到的俗世知识和生活常识，知晓一些在书斋庙堂不易觉察的隐秘幽微之事、体会许多绅士淑女难以共患的切肤苦乐之情。最根本的是，“专家院”的一切研究和决策，皆是为人民的幸福，那当然需要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倾听、尊重、满足人民合理的意愿。所以，“专家院”成员制定各种政策，不能闭门造车、想当然的自我发挥，必须基于复杂的实情和变动的民情，并根据民意反馈进行必要的修改调整，并实时接受大众的监督与批评。
		
  另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主张科学与理性的重要，并设计“专家院”且给予其极高地位与极大权力，并非主张通过没有感情的纯粹理性思维与机械式的手段治理国家。相反，科学理性必须用来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学也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圣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错”中，“无人格的学识”、“无人性的科学”，都是对科学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挞。而启蒙先贤梁启超在目睹各种新式兵器纷纷投入“杀人竞赛”的惨烈的欧战后，也感叹惟科学主义的悲剧。我们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寻和掌握科学，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将技术之患害转为科学之增益。这需要制度的构建、法律的约束、教育的导向，以及每个人尤其知识分子保有良知与道义。而“专家院”的一切研讨与决策，也要防止将理性残酷化、将科学工具化，避免走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歧途。科学决策本身就要将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放在首位，让科学基于良知、用于良善，让人民生活更加舒适、自然、幸福。
			

总之，“专家院”在保障决策科学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民主及人道，科学与专业主义皆是为人服务，而非相反。

（我所设计的“专家院”的职权及与“人民议会”、“联合院”、总统、内阁等机构和成员的相互关系较为模糊，这不是我没有考虑到，而是我并没有想好具体如何处置这几方的关系，尤其是“专家院”和几方冲突时如何处置。我暂时只能设计为“专家院”拥有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但我也不认为应该把决定所有问题的最高权力都归于“专家院”。目前而言我只能设计到此，以后还会补充）

不要以为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

你说的对，符合人性现实。但是那样有损革命纯洁性

感谢祝福。不过现实情况是：开心个p

不说，他们也知道

不止政治性抑郁，还有现实性抑郁。随便一搜就能看到我的经历（虽然还没完全讲）

我都习惯了，以前愤怒，现在觉得也没什么。我说了这些担忧，对现实也没个什么作用

@登山探險 #195046 的确是这样。利益比情怀更稳固。我也觉得应该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激励更多人做好事或者起码不做坏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不计回报牺牲的。“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

@翻墙蟹 #195005 戈尔巴乔夫的确是个好人，但是也并不天真，他也不想加速。其实他也是有手腕的，但是无力回天啊

@雪月风花 #194814 谢谢，你的建议不错。只不过我这些题目还谈不上是“社科”，主要是人文。我是觉得在网络论坛没必要像学术一样严谨，当然严谨更好

@雪月风花 #194762 在论坛上扣字眼没什么意思

@雪月风花 #194762 严格说是这样，但是通俗说就是都属于人文范畴了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答题圈”出过数百道人文政史方面的竞答题，现在又翻出来一些，还是相对精华的题目，发到这里供大家竞猜。

这些题目不仅是竞答题，也都包含各种重要的知识点，蕴含深刻的思想，有着思想启蒙和塑造价值观的作用。

文学

1.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位知名作家的作品，描述了西方殖民入侵、基督教传入后，非洲部落社会的衰落、原始宗教的式微，展示了非洲土著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这部小说是？

2.这是一位苏联作家笔下的小说人物，他风流多情，本性善良，骁勇善战，经历一战、俄国内战，不断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却又不甘被利用，在动荡与血腥中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和自由，他是？

3.这是一部曾被改编为具有史诗级地位的电影的小说中的人物，历史背景为南北战争前后，她与小说女主人公是极为亲密的朋友，性格单纯善良，连女主一直爱着丈夫都不知道，她是？

4.这是第一位曾拥有中国国籍的诺奖作家最著名的小说，因特殊的人称使用方法而别具一格，把人对自我心灵的探索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历史文化融汇连接，令该小说成为极具特色、令人因之思索复杂心灵的佳作，这部小说是？

5.在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专著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当时的一些个人文字记录、报章杂志等原始文献，其中引用的最多也是最关键的证据资料是一位前纳粹军官书写的哪部个人文字记录？

6.这是“革命年代”的一部红色小说，讲述了抗战后期地下工作者在某省会侦测情报、策反伪军的故事，一对姐妹花地下党成为小说及后来改编的电影中的一抹亮色，该小说是？

7.这是一部曾于上世纪50-70年代风靡欧美的小说，反映了青少年在青春期面临的焦虑与迷惘，借未成年人的视角批判了成人社会存在的各种虚伪、欺骗、势利，展示了工业化后社会的异变和人性的善恶，该小说的作者是？

8.这是那部反映封建家庭扭曲的家庭关系的著名话剧中的人物，她曾经受过新式教育，却被丈夫冷落与软禁，在孤独中与继子有了不伦恋情，最终戳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遮羞布，自己终也发疯，她是？

9.那部反映河南饥荒的电影改编的原著的作者，曾经写过一部反映中原地区农村历史变迁的小说，用直白而细致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动乱、战争、革命、政治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创伤，也对落后的农村和愚昧的农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部小说是？

10.这部小说作者是女性华裔作家，反映了种族歧视对华人的伤害、青少年成长、恋爱的焦虑、家庭成员间复杂扭曲的关系，以及这些问题交织起来对未成年孩子带来的创伤，该小说是？

11.这是一位写出多部关于中国农村问题著作的学者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在河南、安徽等地深入调查采访，细致的描述了农村存在严重的贫穷、腐败、裙带关系、黑恶势力横行、贫富差距等问题，书名以某条河流的危机暗喻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这部作品是？

12.这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教师因生计只能与旧文化旧势力妥协，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无法与陈旧的社会决裂，又在亲情难存、爱情失意、友情淡漠中挣扎的故事，这篇小说是？

13.这是短篇小说三巨匠中最终因精神病去世的那位小说家的一篇作品，讲述了两个同样想得到美女的人，一位鲁莽的去非礼美女结果不仅被捕还成为全城鄙夷讥讽的对象，另一个却因为有心机而巧妙的让那位美女心甘情愿的献身，这篇小说是？

14.这是一部由著名的意识流风格作家写就的巨作，全书以一个人庞杂的梦境为背景，运用大量颠覆传统式的语句，将全部人类历史、各种文化和哲学断断续续的浸出，以晦涩难懂闻名于世，这部巨作是？

15.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唯一一部反映解放军在国外作战样板戏中，故事描述的具体是哪次战役中的成果？

16.写出图中这部小说的作者获得的最高的国际文学奖项是？

17.图中这部小说是该作家多部长篇小说之一，那么另一篇他写的以描写计划生育政策中各种荒诞却又真实的种种情形的小说是？

18.这部90年代初热映的电视剧改编自一位大师的名作，在该作品中主人公买了什么大学的文凭，这个大学也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

19.这是一位知名民主党派人士的女儿所写的回忆录的节选，讲述了自反右、文革以来，多位大知识分子和艺人经受的苦难，诉说了真正的贵族的没落，一种精神品格的消亡，那么这位作家的父亲是？

20.这是某中文诗的英文翻译节选，那么这首诗属于什么流派？

军事

1.这是一战初期一次小规模但对战局影响很大的一次战役，由于防御方在要塞的坚守，成功拖延了德军的攻势，为法军在马恩河部署防御赢得了时间，战役中巨炮的攻坚作用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次战役是？

2.一场在高纬度的冰天雪地中进行的战争中，弱小一方利用严寒和地形以及高素质的军人，战胜了火力和兵力强于己方数倍的敌人，那么实力较弱一方哪类士兵在战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平均一人消灭了数十名敌军？

3.这是越南战争中北越正规军与美军进行的第一次直接较量，越军利用丛林、沼泽地形顽强的与火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周旋数周，使双方都了解了对方的实力，都暂时放弃了越过17°线向对方占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企图，这次战役是？

4.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发动的最大一次反扑中，哪个德国党卫军官处决了100多名美军战俘，反而激起了被包围美军的士气，最终盟军等来了增援？

5.“文景之治”尾声时发生的大规模叛乱中，由于皇帝的亲弟弟在哪座城池的坚守，使得叛军被拖住，为汉军主力各个击破赢得了时间，但也为新的政争埋下伏笔？

6.古罗马三位有权势者组成的政治联盟结盟者之一，曾经在镇压斯巴达克起义中战功卓著的那位强人，在率军试图征服哪个政权时战死？

7.在壬辰倭乱中，朝鲜哪位陆军总指挥虽与李舜臣、元均等水师统帅不和，但是也英勇抗击日军，为最终击败日军立下汗马功劳？

8.在上世纪末那场导致中国使馆遇袭和记者遇难的战争中，进攻方使用的哪种战机在持续空袭中发挥了最主要的攻击作用？

9.哪次战役使得后来位列战国七雄的南方大国一度一蹶难振，而另一个位于现在江浙一带的诸侯国则因此战奠定了称霸东南数十年的基础？

10.这是日据时期台湾发生的最后一次汉人大规模的反日武装斗争，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失败后台湾人民开始寻求通过议会参政等合法方式争取民主、公民权与自治，该事件是？

11.在冷战期间“第一世界”两国间最有实质意义的裁军条约中，最终于冷战中失败的一方根据条约规定，摧毁了哪种型号的可作为核弹载具的武器？

12.在法越战争最关键的一役中，中国不仅援助越军大量武器装备，还派出军事人员充当顾问为作战出谋划策，那么中方顾问团长是？

13.这是三国时期一场被史书忽略的重要战役，由一位曹氏宗亲指挥进攻，由于防御方利用地形优势诱敌深入，使得魏军因补给不足而大败，不仅使魏国元气大伤，也导致曹氏皇族威信大降。这次战役是？

14.在以只尊奉《圣经·旧约》而不承认《新约》的宗教为国教的国家中，为反导和防空配备有防御不同类型武器攻击的三层防御力量。其中应对远程导弹的反导系统为？

15.这是拿破仑面对单一国家的远征中的关键战役，虽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法军取胜，但是并未歼灭俄军主力，法军也失去锐气，在后来的消耗战中一败涂地。这次战役是？

16.这是世界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的一次军事行动，以北亚、东欧、西亚西部为征服目标，战争中充满血腥屠杀，且领军将领多为该国的“官二代”、“官三代”。这次军事行动是？

17.二战中双方都在加紧研发核武器，也都在想办法阻止对方研发。为摧毁德国用于研制核武器的原材料加工基地，盟军使用什么特殊载具，搭载特种部队袭击位于轴心国后方的工厂？

18.这是藏区极端宗教分子在土改后成立的武装组织，由美军和CIA提供培训和武器，活跃于上世纪60年代，经常袭击解放军及西藏地方政府人员，于70年代在解放军、尼泊尔军队的围剿下基本覆灭，这支武装组织的名称是？

19.这是二战前夕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为遏制法西斯进行的最后一次谈判，但因为双方各怀鬼胎，都想把祸水引向对方，尤其英法态度冷淡，导致会谈破裂，不到两周二战即爆发。这次谈判是？

20.在图中所示的变乱中于敌后坚守不降、且在某艺术领域有极高造诣的政治家，最终死于哪个军阀之手？

政治

1.在民主国家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官员可以接受利益集团的经济资助，但是用途和数额被严格限制，并且要公开透明，接受官方、民间及媒体的监督，这种经济资助被称为？

2.在中东北非多国，常年与“穆斯林兄弟会”等激进伊斯兰化组织抗衡，被称为“在国家保守时进步，在国家进步时保守”，既为国家现代化世俗化做出贡献又导致了新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势力是？

3.在我国，由于一些特殊需要，一位同时有两个实职的官员实际在较低的那个职位上工作，以体现和强化对此地或此方面工作的重视，这种虚实倒挂情况一般被称为？

4.这是二战后中南半岛上相对最稳定繁荣的国家的一所高校，是该国社科尤其政治人才的摇篮，也是该国左翼进步运动的大本营，曾发生过军方血腥屠杀该校学生的事件，该学校是？

5.我国一些规模庞大利润丰厚的垄断性国企，往往会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等附属机构，以供本单位职工及其子女就业、就医、上学等，是一种单位内的隐性福利，那么在哪两个行业系统中这种情况最为普遍、所建立的附属机构最为庞大？

6.这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的一种一级行政区，多位于人烟稀少、与其他国家接壤的地区，这种行政区划是？

7.这是香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位，类似于一些国家的总理或内务部长，地位虽高但是却处于行政长官与其他司局职权的夹缝中的尴尬位置，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实际权力有很大差别，该职位是？

8.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指一些政客通过一些言行来获取特定的群体的支持来换取选举支持的行为，往往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易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这种政治行为被称为？

9.这是启蒙运动起源国的一份报刊，多刊登讽刺性文章和漫画，且常刊发对该国政商界丑闻内幕的深度调查报道，在该国舆论监督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报刊是？

10.这是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国家曾经存在的一个政党，曾在有限民主制度下执政数十年，执政期间该党领导了国家的经济腾飞，但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立场，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极速衰落并解散，该党是？

11.这是一种经济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盛衰的周期性，但在经济学界有很大争议性，尤其遭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反对。这个以创立该学说的苏联经济学家命名的经济理论是？

12.在台湾地区，根据罪犯是否主动使用违背妇女意志行为对强奸罪行的区分，一般分为两种，其中利用受害者因醉酒、智力障碍等因素神智不清而与其发生关系的行为涉嫌触犯什么罪名？

13.这是一种反映经济现象的模型曲线，表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此模型，贫富差距随经济增长而拉大，但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差距又会缩小。这种经济曲线被称为？

14.他是中国当代外交家，在外交界与学界中被认为是“鸽派”，既参加过很多外交活动尤其与美国交涉，又作为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培育了大批外交人才、编写很多著作，于去年因意外辞世，他是？

15.这是一种政治体系，以起源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得名，采该体系的国家达数十个。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它有着以议会为权力重心、行政立法两权关系紧密、宪法和法律多依历史判例和现实状况而有较大弹性等特点，这种政治体系被称为？

16.在当今世界的第三大法系中，主要有五个不同的派别，其中较强调贴近现实和公众评议、不过度拘泥于教条、在中国相关群体中普遍被遵循的派别是？

17.这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超国家联盟的前身之一，主要负责和平利用核能、促进域内核技术交流、对外核能源交易等，它是？

18.这是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一种特殊制度，多存在于大城市名校，指一些政府机构如中央部委及国有企业通过向高质量的中小学输入大量资金，以换取名校几条件招收其单位高干子弟的制度，该制度是？

19.这是我国古代某时期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将两种此前的地方行政制度混合，初衷是想避免前朝败亡的覆辙，但最终却还是引发叛乱，得不偿失，后来被废除，该制度是？

20.这是闻名中外的一个知名反贪机构，它成立于当时政府官员、公务人员、警察乃至医疗、教育界普遍面临严重腐败的严峻反腐形势下，诱因是发生在该区域的哪一个反映了腐败、社会矛盾已经达到极点的事件？

电影（图略，但是大部分题目看题干也能推测出答案）

1.剧中该人物的现实原型是哪个官员？

2.在那位曾拍出反映邓玉娇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电影的导演，其拍摄的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原型、影片拍摄地多取自哪个也是他家乡的县城？

3.影片中日军为使中国百姓当汉奸为日军开路，做了什么事情？

4.影片中女孩被校长侵害，在法庭中面对两个长得很像的人（校长和他孪生弟弟），如何分辨出了谁是伤害她的人？

5.影片中主角之一由于被俘后被强迫玩什么残酷游戏，使得精神受到极大创伤，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最终玩过无数次这种游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影片中出现的这幕镜头反映的是哪个事件？

7.在剧中，当他担任军事统帅后，哪个将军不服从其命令，结果被他设套令其战败，最后被处死？

8.这部制作成本虽低却誉满影坛的影片的末尾，女孩要做出什么选择？

9.影片中女主人公寻找失踪的儿子，结果警方却用另一个长得像的孩子敷衍，她四处反映告状，希望找回她真正的儿子，结果被政府采用什么手段控制了她并试图逼她就范？

10.剧中女主人公在护送基金会主席去难民营进行慈善活动时，求助了哪个组织进行保护？

11.影片中他在为受政治迫害的学生辩护时，当时该国的国家元首是？

12.影片男主人公在成为骑士和英雄之前，曾经的职业是？

13.影片中所有选择“逃离”的人物中，除了逃往加拿大的那些人，还有一位逃亡者逃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她逃去的国家最大的少数民族是？

14.这部影片产地因为哪种群体的大量出现，所以才使得片中描述的国家的状况被关注和反思，也成为促成电影编写和拍摄的诱因？

15.此片结局在国内的版本是女主人公被成功营救，而原版也是在国外上映的版本中，女主人公并未被救出，在警察无能为力，来救自己的父亲也被村人围殴的情况下，她做了什么事？

16.在这部电影中，作为律师的他为做什么非法生意的人辩护，以为可以有一笔不菲收入，结果却经历各种灾祸，最后也死在大漠之中？

17.在这部影片中，男主人公和他都供职于哪家报社？

18.这部系列美食纪录片中，哪一集讲述了在海洋、森林、草原、沙漠等这些远离人们视线的特殊环境中的食材和如何获取它们？

19.影片讲述了一位媒体人士和一名青年研究员不顾各种非议和冒着被围攻和报复的风险调查举报知名学者造假、政府为造假保驾护航的事件，那么影片中的故事的原型是哪个曾轰动世界科技界及韩国国内外舆论的事件？

20.它是80年代央视制作的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对比了东方大河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的差异，虽存在对前者的过度否定和对后者的过度肯定，但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了中国古代顽固保守的封建礼教、纲常伦理、专制体制，对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进步有很大的启蒙作用，该纪录片是？

@SuperMild #178203

这个故事有点像中国北京话和四川话争谁作为普通话的故事

@妙蛤草 #194581 恐怖分子的信仰也应该尊重吗？独裁者的价值观也要捧场吗？

@妙蛤草 #194500 “你相信的本身就不对，但我仍然支持你错误信仰的权利”--确实是这个意思。宗教信徒信的非现实的那部分当然是错的，100%错了。但是出于尊重人的信仰自由，不得不承认其可以相信错误的东西的自由

最近又在闹李文亮热，所以把这两年前的文章搬出来：

首先，我需要讲一个清清楚楚但是几乎被所有人故意或无意忽视的事实，即李文亮并不是所谓“吹哨人”。李文亮在其群组中原发言如图：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这是李文亮的原话、聊天原图。从手段（在同事群里发）到目的（提醒亲朋好友），都完全不是在“吹哨”，不是在提醒广大民众，怎么都和“吹哨人”挨不着边。

我相信，有许多人并没看到过李文亮发言或者所谓“吹哨”的这段原话；我也相信，有许多人看到过李文亮的这几句发言和聊天原图，但是还是把他说成“吹哨人”。

这就很有意思、很值得讲讲其中反映的一些社会现实、舆论门道了。

那些并没看过李文亮这段原话、这张截图的，且以为李文亮就是类似“登高一呼”“有SARS，大家都注意防范啊，别得病了”这样“吹哨”的人，连续犯了想当然、先入为主、英雄化/神化崇拜对象、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移情寄情幻想……的一系列错误。

这些不明真相的也就罢了，但为什么看过这张截图、知道李文亮没有向公众“吹哨”的大批民众，还是把李文亮这样一个在小圈子里悄声提示亲朋好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成敢言的“吹哨人”呢？这才是值得玩味、探究之处。

对于国人而言，事实真相具体究竟是什么，往往并不重要。中国从中产精英到普罗大众，只是把李文亮想象成一个振臂高呼的“吹哨人”，而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在“吹哨”。他们只需要一个完美化、具象化的偶像，将这个偶像捧上神坛，供他们寄托“说真话”的情感、发泄不能说真话的情绪。

在中共专制高压下，人们不敢言、不敢直言、不敢吐真言，于是大家希望制造一个敢言的形象，以供拉旗、朝圣、祭祀，李文亮就成了大家寄情塑立的对象。这和真实历史上的关羽有很多不堪，但是却被后人制造为义薄云天、完美武圣的形象，成为忠义化身，有些雷同之处。

但说到说真话，从高耀洁到蒋彦永，从刘晓波到许章润，不乏更加敢言者，但人们为何却选择李文亮这样一个顾自己老婆孩子的利己主义者当说真话的偶像呢？

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政治反对人士的舆论抹黑，固然是一方面。但如果以为只是因此，人们才选择李文亮当“说真话代言人，那想的就太简单了。

更根本的原因，是以中产精英为中轴的中国公共舆论参与者，自身普遍就是李文亮这样平日不涉政治、不批判政府、不反对体制，只敢在一些具体议题对亲朋好友说“大家注意点，不要外传”的人。

是的，国人尤其中产精英，普遍与李文亮一样，甚至说心灵相通。他们平日不关心社会公正，只考虑自己炕头老婆漂亮孩子健康。他们希望专制的阴霾不要让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遭灾，至于别人家洪水滔天，底层工人农民苦难，他们不会在乎也从不想在乎。

但是病毒是不分阶级都传染的，政府隐瞒疫情的危害也是不挑白领还是农民工的，于是这些中产精英、理工商医IT男女，就号啕了。李文亮是号啕者之一，其他中产则心有灵犀，连枝同气。

当提醒亲朋好友“大家小心，不要外传”都被训诫，得病死亡的概率几乎同等落在中产和底层等几乎所有国民头上，他们才如丧考妣。丧了考妣，凉了炕头，得病或隔离，工资少了生活麻烦了，病死危险降临了，总之自身的（而非仅仅他们底下工农）利益受损了，愤怒了，对政权不满了。

然后，他们自然就把丧了的不是考妣胜似考妣的李文亮抬了出来，将这个精致利己、日常享受着底层廉价劳动力、体制各种福利的李文亮，塑造成了直言、敢言、愿言的“吹哨人”，哪怕他一声哨子都没吹，吹的动作都没有（甚至在小圈子提醒亲朋好友时还不忘加上“不要外传”这个猥琐动作）、只在后来出名时用身体下面的通道补了一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不及真的用嘴（而非下面排泄的东西）大声疾呼、正面批判者亿分之一的抗争力道。

中国中产精英，也就是主要以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构成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就出于这么些个动机，利用遥遥领先于大众、脚踏工农的话语权，硬生生又活生生的将拿哨子都不敢、小心翼翼提醒亲友、不顾大众的李文亮，塑造成了伟岸的“吹哨人”。

这些中产精英，社达工业党们，从来是反对革命的，属于“已经阔了要守旧”的，是乐于参与剥削工农享受低人权优势的；他们对于劳工权利、女权、残疾人、LGBT、各种边缘群体，从来是鄙夷的、仇视的、甘做政权帮凶积极参与对这些的压制和污名化的。

这帮衣冠楚楚的腌臜泼才，信奉弱肉强食的理工工业党精英们，注定不会、不敢更绝不愿把真正的革命勇士当成偶像，只会将与他们一路货色的李文亮之流抬上其完全不配的历史神坛。

这样的“吹哨人”，这样的伪吹哨人，老子不敬，老子不跟风，老子不捧场

节选自《新疆“再教育营”问题》

我们在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也不能因此放弃批判宗教的劣性。尊重宗教和批判宗教并不矛盾（虽然你非要说矛盾那也没办法）。世俗主义应该是人类未来的方向。或者，起码应该是“宗教文化化”的。

什么是“宗教文化化”？为什么要“宗教文化化”？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理论，起码目前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理论。但是简单说来，也就是将具有强烈“神性”的宗教，改变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圣化的文化性质，变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识形态那样可以直接质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点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质疑的，只能在神圣经书（基督教为《圣经（旧约、新约）》、伊斯兰教为《古兰经》及圣训、犹太教则是《圣经（旧约》）中寻找言论作为思想信条和行动指导纲领。这显然是不对的（很抱歉没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须使用这个词）。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书在其成书时，的确是伟大的。因为相比那个时代其他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非常进步的。例如，在妇女权利方面，《圣经》和《古兰经》比那时候其他大多数泛神信仰、泛灵信仰都要更利于女性，比当时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对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于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对人的价值的塑造、为人处世之道等，都可谓相当“文明”，是那个时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东西都有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现在还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两千年前的东西来衡量现在世间万物尤其人类社会，并且作为行为准则，显然是落伍的（当然会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恒久的价值，但并非那时一个思想体系、一部书所有东西都有恒久价值）。但是宗教的教条不容直接质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释（教徒拒绝承认经书会有错、会有需要随时代而抛弃的东西，最多说“那些话是神圣的正确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这就让宗教即便经过改良仍然有局限性，并且导致极端主义总能有吸引力。因为极端主义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何义？仅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极端尊奉经书原文原意的价值观。去看看经书原文，就知道这样遵循多么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对世俗的，或者起码非宗教性质的，这就可以不断被公开和安全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中国就长期有非常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宗教大多数时候都是孱弱的，兴盛的是儒学为最大派别、百家争鸣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虽然儒学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推崇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体系，但即便强调儒学独尊最严酷的时候，也没有宗教那种需要严苛遵守和高度排异的情况。而儒学没有被当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时代，则更是很自由，各种思潮都可以奔涌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国长期都没有受宗教束缚，也没有特别多血腥的宗教战争。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可以不断修正，随时代有所发展。当然中国受皇权禁锢很严重，文化自由也受打击，但束缚程度远不如宗教。

所以，我认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进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实也就相当于世俗主义。又所以，中国的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也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那只有无神论可以代替。

我对于宗教的态度（节选自另一文章）：

我虽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反对有神论、不可知论，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时间推移，越来越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应信徒、身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宽容和理解。科学理性虽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一切困扰。例如我最近数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这一问题，感慨颇多。显然，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这个无法逃避的结局。身死魂灭、永远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一切亲爱与挂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别，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思考起来十分沉重压抑的。有宗教中的“来世”或“天堂/地狱”作为一种心灵寄托，虽本质上是自欺欺人，但对于起码部分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对于那些饱经苦难、长期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组织也的确是一种必要的安慰和庇护。就像我家乡河南，就有不少农村的老年妇女加入了教会，互相嘘寒问暖、守望相助。她们也很善良，对当时年龄尚幼的我也有关爱。据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层信教群众也大抵如此。当面对农村空心化的基层政权组织，无法担负其应有的责任，就应该默许弱势的农民尤其老年妇女加入教会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时对宗教团体予以适当的协助。面对“苦难生灵的叹息”，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她们现实中令人绝望的处境、给不了她们“真正的幸福”，那起码为她们留着“无情世界中的有情”，让她们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当然，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从她们寻求宗教慰藉的表现，追溯其现实中的苦难，改善乃至改变现实，让她们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鸦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实的正当的幸福。不过，即便改变再快，当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努力让未来的孩子们老去时，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码不受虐待欺凌，这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离世）

但是，我们应该宽容的，仅仅是那些不得不通过宗教寻求慰藉的平民大众尤其底层民众。而对于利用宗教试图达成政治目的、意识形态目的、牟利目的的个人和势力，则不应该宽容，反而应当批判。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怀抱，甚至试图将中国建为一个政教相融的国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而应该是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无神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