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房烂尾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断裂，无力支撑到楼房完工。根本原因是地产行业的项目NPV（Net Present Value）是负值了，换句话说地产企业的资本成本高于市场的平均回报率。楼房和基建烂尾是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中共国的经济危机因素，早在2007-2008年4万亿刺激搞基建项目就种下了，只是最近两年开始逐渐浮现到表面了，大量的情况开始出现。中共国的地产与基建经济已经开始坍塌了。

详细的经济学原理的解释可参考在下拙文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简介：兼谈中国的房地产与基建行业

@小甜甜 #188521 相比real business cycle hypothesis，个人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更有说服力。

就引用的文字，real business cycle认为“其原因可能是政府的错误干预”“也可能是市场自身的反应迟钝，因为配置资本需要时间”。在经济危机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家同时犯错。换句话说经济危机波及了几乎所有的行业。如果仅因为政府的错误干预或市场的出清需要时间，影响不至于这么广泛。政府也无法同时干预所有行业。所以real business cycle最后的结论也模棱两可。而奥地利学派的Mises、Hayek等学者敏锐的捕捉到，只有货币市场的问题才会波及几乎全经济领域，更符合观察到的现实。

@linda #189397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原文如此"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抱歉我没有读出你提的那个含义。同时我也参考了几个通行的美国宪法中文译本，没有这样翻译的。

讲个题外话。中共的邪恶之一，是它的独断和自称的“伟光正”。它不不允许民众提反对意见或采取措施改变它的不合理的法律或行政举措。因为它永远不会错嘛，所以民众永远被凌虐宰杀。 美国的政体，不管现在是否真的腐化堕落，民众目前参与政治还是有不少渠道。我在正文中写了，“堕胎权”被最高法判决不在宪法的范畴之内，但美国国会可以制订相关法律、各州立法机构也可以。不满法官判决的美国公民可以联系他们的联邦、州议员抗议。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中支持相应的候选人。甚至可以写信给议员要求弹劾Justice，这都是可以行使的公民权利。

你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宪法是否保护了女性堕胎权？”

很遗憾。你不能从美国宪法的原文及后附的修正案中的任何文字中看到“保护女性堕胎权利”。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及后来历次修宪，恐怕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堕胎权”这种说法。在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的美国，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Roe v. Wade案件，一面是社会理念之争：Conservatism v. Progressivism，媒体已经说的很多了。另一面是司法理念之争：司法文本主义 v.司法能动主义。Roe v. Wade案引用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正当法律程序”，推知Roe的堕胎权受“隐私权”所保护。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原文

第一款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以已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现任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代表的司法文本主义者认为：解释法律应该忠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本身，因为法律条文是立法者意愿最忠实的体现。如果过度引申，不按字面含义解读法律条文，将会造成法官立法。而后者则被称为“司法能动主义”。多数派大法官撰写的意见中，认为Roe v. Wade当年的判决引用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十四修正案完全和保护女性堕胎权毫无联系。当年的判决完全是“司法能动主义”驱使下的错误判决，是违宪的。因此主张将是否允许女性堕胎交还给各州的民选立法机构。

第二个问题是“公投是否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更好的裁决方式？”

个人觉得是非常糟糕的方式。公投与民选议会投票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民选议会机构有着双重的身份：民意代表和立法决策机构的双重身份。作为立法决策机构的议事流程，通过议案所需要的过半数票也好、三分之二赞同也好是没问题的。而一国公民不是决策机构。“全民公决”要操作不好会产生多数专制的问题。试想一个争议严重的问题，全民公决的结果是51%的赞同，49%的反对呢？也许公投后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美国的最高法院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避免多数专制的问题。

在现有的美国宪法框架和程序之下，最高法院的判决推翻Roe v. Wade案是没有问题的。作为美国联邦政府，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怎么办呢？第一，国会可以立法。第二，可以修改宪法，增加宪法条文。

@小甜甜 #188430

AD-AS模型就是凯恩斯在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的。刺激总需求也是凯恩斯开出的药方。现代政府采用的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宽松信贷本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算冤枉凯恩斯。

@natasha #188428 要在中共治下恰饭（不能抱怨执政党的政策），那么多员工要养，还得对股价负责。俞敏洪也没办法。好在能混到这个地位，他还是有两下子的。能屈能伸，反应够快。真·黑色幽默。

奥地利学派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货币增发导致的对正常生产结构的扭曲。

准确的说是信用扩张，货币增发是信用扩张的手段之一。美国2021-2022的通货膨胀，主流经济学家替拜登政府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就是疫情期间采取了直接现金补贴+扩大财政支出+基建计划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恶果。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符合实际观察情况的。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的症结不在课外辅导培训，课外辅导、学区房只是相应畸形的升学与考试政策衍生出的问题表象。荒唐的一纸通知毁了一个行业。新东方被迫带货直播，丧事喜办成了转型成功。按照这个逻辑，下次老百姓被封锁政策搞得迫失业去街上讨饭，讨钱多的人也可以是“转型成功”“二次创业成功”嘛。

使用Tor不能改变操作系统环境的不安全导致的信息泄露。敏感操作（翻墙发表反共言论等）不建议用手机，不管什么系统。特别是你用MIUI这类高度怀疑有后门的。

要深刻理解党文化中的语言腐败。这种话属于“既要”“又要”式的党八股。既要鸡多下蛋，又要鸡少吃饲料。将两个互相矛盾的事物相提并论，但只有一个是党想表达的真实意思，不要被冠冕堂皇的表面语言所蒙蔽。

中央一个部门假惺惺的喊着“不要层层加码”，代表习的意志分管卫生的副总理孙春兰到处游走呼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下面哪里发生疫情，基层官员乌纱帽就要掉。“既要”与“又要”，“动态清零”是实，反对加码是虚，是漂亮话。所以折腾老百姓，层层加码是必然的。

分析这个所谓的自焚事件是谁策划的其实也不难，关键是搞清楚自焚事件之后的最大获益者是谁，然后再分析案件的疑点。

答案显而易见，当然中共是最大获益者。2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年轻一辈的人，是陌生和模糊的。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镇压之后，中共洗脑式的编造与宣传法轮功的诸如“不给看病吃药”“练出精神病“等言论没有让中国民众真正厌恶与恐惧，反而不少人对法轮功的被迫害抱有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焚案件”在2001年适时的出现了。从此以后中国普通民众对法轮功的印象转向负面。大部分认为法轮功是所谓的“邪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来源于听信了中共宣传的自焚内容，因此给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明确了这一点后其余的都容易理解了。

法轮功明确禁止学员杀生与自杀，是有文可依的。法轮功在海外国家流传二三十年的时间，也从未发生过自焚等恶性案件。另外从中共新闻联播截取的片段，如“自焚过程有人一直拍摄”“自焚者与法轮功动作迥异的打坐姿势”“天安门广场上数分钟内取来灭火毯灭火器”“重度烧伤的人浑身缠满绷带毫无隔离措施的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气管切开的小孩唱歌”等等充满矛盾与漏洞的事件，明显是因为20多年前因为造假技术不发达从而漏出破绽的表现。这些细节法轮功学员方面也有系列分析视频，这里就不赘述了。

即使退一万步，教徒自焚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他（她）信仰的宗教就是邪恶的。佛教僧侣也有通过自焚表达抗议的先例，如越南僧侣释广德、西藏僧侣自焚抗议等。他们的行为也不是佛教教义规定，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普通人通过自焚抗议的案例也不少。我个人虽然对这种通过自杀而抗议的行为持保留态度，但是我仍然尊重他们自我选择的权利。

挑起矛盾与制造恐慌是共产党维持统治的老把戏了。中共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用了。通过自焚事件，成功的抹黑了法轮功的形象，在不少中国人心中植入了对法轮功的恐惧。究竟是谁导演的自焚事件，就不言而喻了。

“封城大臣”（副总理孙春兰）4月2日急赴上海。啥也没做，主要是传达了最高指示：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上海随后就开展了全城抗原与核酸的检测。

中共不会承认错误的。中共一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一个胜利接着又一个胜利。我在另一个帖子里也提到中共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1962年中共召开7000人大会。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做了模模糊糊的“检讨”，周还一直为毛开脱。没有人明确为这场人祸承担责任。毛象征性的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刘少奇主持，也为日后刘少奇挨整倒台埋下了导火索。

国内的这场“防疫”运动是政治运动。承认错误就是打习的脸。指望中共那些官员们以民为本，注重民生，承认错误，调整防疫策略，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些国内的朋友也在抱怨封锁政策给他们的学习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部分朋友也在微信或微博上转发封锁控制下人们的抗争和社会惨剧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对这些现象的认知还只停留在表层——学校领导的过错，城市官员的过错。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中共的体制。如果对根本问题认识不清，这种抗议运动是很难持续和扩大的。

中共历来擅长制造矛盾和转移矛盾。必要时候也可以把底下官员推出去一部分撤职来平息众怒，达到分化民众和掩藏根本问题的作用。所以要想民众真的能觉醒，还是得启发民智。至于那些没有理智黑白不分的人，随他去吧。

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一家大型老年护理医院暴发新冠疫情，最近几天有多名患者死亡。这似乎表明新一轮疫情对这个中国金融之都的打击比政府公开披露的情况更为严重。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上海东方老年护理医院有至少100例COVID19（中共病毒）感染和多例死亡病例，而这些都没有出现在上海市官方统计的病例与死亡人数中。

新闻链接：

中文版：新冠疫情下一家上海老年护理医院未公布的感染与死亡

英文版：Shanghai Hospital Harbors Unreported Covid-19 Outbreak, Deaths

简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经过2003SARS，2020武汉李文亮事件，2021与2022的疫情，国人都盼着中共会吸取教训。殊不知靠谎言与欺骗治国，撒谎成性，漠视生命是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刻在基因里的。只要中共存在，就永远不会改变。

1-3点疑问，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很容易理解：**关停高效运作的市场机制，改用计划与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出现物资的短缺是必然的。参考中共建政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物资短缺的史实。

中共这套封锁的“防疫办法”，表面上是为了遏制疫情，实际还是搞老一套——巩固中共统治的政治运动。具体到实际操作，表现是外行领导内行：声称“科学”，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譬如“既要…又要…”的充满矛盾的要求，是最不科学的。底下的官员为保功名利禄，不敢忤逆上级的意思，层层加码，受苦的当然是广大民众。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跃进”运动，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从上到下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结果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如今的“抗疫”“封城”，也不过是这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换了一种形式再次上演。

@暂时保密 #179450

同一个电脑上安装双系统的安全系数与单系统差不多

一台电脑装了双系统，在A系统运行时，另一个系统B下的所有文件在系统A中依然可访问和读取，两个系统没有隔离。双系统从技术角度上并没有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

不是人人都是编程随想，也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编程随想那种时刻给党盯着的级别。

首先澄清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达到类似”编程随想“长期写翻墙技术博文、挖掘中共高官私隐的网友才会被中共国保国安针对。 其实不然。

1. 第一类情况。如果你只是翻墙看视频、看新闻、玩游戏，不发表和输出内容与信息。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Tor都不需要用。绝大部分网友是这个情况。
2. 第二类情况。如果你除了上述需求，还要在Twitter、电报、2047或品葱发表吐槽中共的言论。那你就要注意点网络安全措施。尽量做到身份隔离，挑选可信的翻墙软件，会用Tor之类。
3. 第三类情况。如果你文采很好，经常在海外媒体发表抨击中共制度或中共领导的文章，点击率有几千。或在Twitter上粉丝很多，或在人数很多的聊天群里发表有影响力的信息。比如本站《四万字评习近平》《民主黑皮书》这样文章的作者。或是作为独立报道人，向海外媒体提供内幕消息。或是从外网搬运资料向境内宣传的。这种情况应该采用严格的身份隔离、系统隔离等防范措施。 杜绝国产软件，专机专用或应用虚拟机隔离技术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第二类情况其实最多也不过是被派出所请去“喝茶”。第三类情况已经符合被中共扣上“煽颠罪”的帽子，被中共判刑迫害了。**已经是国保、国安关注的对象了。

第三类情况我可以举些例子。我搜集的一些资料表明，涉及在中共国内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点（资料点是家庭式的地下印刷点。从网上下载海外新闻、揭露中共的材料、法轮功真相、翻墙软件二维码制作成宣传材料）”的相关案件，几乎都是被中共邪恶重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例1，案例2，案例3

所以信息安全的措施也是因人而异，不同人的应根据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要过分紧张。在墙内从事高“敏感”工作的朋友，首先应在技术上保证安全，保护好自己，别造成损失。

@暂时保密 #179421

如你所说在同一台电脑上装两个系统，一个专门翻墙键政，另一个日常使用是否也行？

不安全。同一个电脑上安装双系统的安全系数与单系统差不多。腾讯系、阿里系的软件应以最大恶意揣测它们流氓程度。按消极的建议将国产软件扔虚拟机比较稳妥。虚拟化技术会造成一定的性能损失。安全和便利有时难以兼顾。

键政多年还能苟活至今，是因为我党慈悲吗？

从目前了解到的资讯，我认为中共对异议人士的信息监控分为三个层级：

1. 重点人士监控。这类人士是中共网警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所有通讯渠道都受全方位的“关照”甚至会用黑客技术专门针对。重点人士包括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实名“异议人士”，有“案底”的人，法轮功学员等人群。

2. 一般监控。一般监控是全民性的。主要是在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微信QQ）上设置关键词审查黑名单。如反复触及设定的黑名单。经人工审核后轻则封号，重则移交网警、被派出所请去“喝茶”。严重的交国保国安处理。已有证据表明ISP和腾讯的后台直接接入了网警系统。

3. 抽查式监控。国产软件很流氓，经常会使用类似电脑病毒的手段窃取用户信息。但首要目的并非为了监控用户的“反动”言论，而是为厂商更高效地搜集用户隐私，建立用户画像，榨取商业价值。在搜集用户隐私的过程中，一些用户的“反动”行为也会被发现和收集。因为这类搜集隐私的方式并没有实时接入网警系统，中间还隔着软件厂商。对发现的信息是否特别提取或人工处理，或处理之后是否提交网警，厂商的自由度比较大。面对海量的信息，有时厂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会造成你所说的中共“仁慈”的假象。 但如果被标记为重点人士，这些国产软件的后门都会成为监控的渠道。

写得好！

中共控制中共民众的办法与驯兽有高度雷同之处：胡萝卜+大棒。

大棒：

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到如今的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目的是枪打出头鸟，同时杀鸡儆猴，血腥向民众宣示逆共产党心意而行的人是什么下场。从此大部分民众噤若寒蝉。

胡萝卜：

中共1949年建政后，内政和经济建设上违背经济规律蛮干。奉行计划经济，至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物资短缺和贫困是当时中国的普遍情况。“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经济改革”后，中共给了民众稍微松绑，中国民众在经济生活领域有了一定的自由。通过辛勤劳动，民众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提高。但是这种经济自由是有条件的。民众的财产权利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踩到了中共的红线，民众的一切果实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人与动物不相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人类有历史与文化。人可以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也是人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环境。中共为进一步巩固权力，奴役中国人，编造谎言、篡改与伪造历史从而达到扭曲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影响中国人是非判断能力的目的。

例如：“新”“旧”社会的划分。“新”“旧”中国的划分。抹黑所谓的“旧社会”。把中共建政后乱搞的几十年称为“探索”。把稍微放松对民众的控制，利用14亿人口的市场赚取国外投资，民众生活得到改善称为“共产党带领中国人致富”“改革开放”。混淆政党与国家的区分，把爱党与爱国混为一谈。

生长在谎言编织的环境下，真的不少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有问题了。“小粉红”这类人群，也是如此培育的。因此解体中共，首先要要破除中共制造的谎言流毒。难度虽然大，但请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吧。

win11糅合了传统windows与macOS UI的“新时代微软特色操作系统”。指明了未来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P

最近好久没来，发现自己又是新人了。返老还童不是在做梦！ 已经是老人的新人来报道了XD

@libgen #170991 感谢兄弟的支持。

令人悲伤的是，面对经济危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没有办法避免。

如果是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经济危机，类似大萧条，次贷危机。在经济危机中，资产价格下跌，许多人可能会失业。所以作为普通人应该多积累现金，减少投资不动产和长期金融资产。

如果是恶性通货膨胀，类似魏玛共和国，1948-49年中国，朝鲜，南美出现的。除非在黑市上兑外汇和贵金属，趁早多积累物资。普通人难以避免资产严重缩水的结局。

消息人士指称，北京方面拒绝为恒大地产的巨额负债和不良资产买单，并要求地方政府做好应对”可能的风暴“的准备。

Beijing, reluctant to bail out the country’s most heavily indebted property developer, is asking local official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for a ‘possible storm’

SINGAPORE—Chinese authorities are ask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prepare for the potential downfall of China Evergrande Group, according to officials familiar with the discussions, signaling a reluctance to bail out the debt-saddled property developer while bracing for any economic and social fallout from the company’s travails.

原文标题：China Makes Preparations for Evergrande’s Demise

WSJ Report Link

看来中共是顾虑一旦挽救恒大，更多的地产商会纷纷效仿伸手要钱。信贷扩张，再来一次“大水漫灌”，国内通货膨胀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也许习是要打恒大背后的敌对派系。

不管如何，恒大之Demise是否会造成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连锁反应，姑且拭目以待。

@NoStepOnSnek #170741 并不是理性预期的缘故，请见下文

@KingSager #170740

试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准确计量的努力都是徒劳。只要企业家核算的是账面盈亏，犯错就不可避免。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宏观经济学不是有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生产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之类的Index衡量通货膨胀的程度嘛。奥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认为，这种一篮子指数，在真实的世界中没有意义。因为真实世界中一篮子中的财货（Consumer/Captal Goods）的份额和效用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用CPI这种指数最多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反映，不能用来对通货膨胀进行准确计量。（罗斯巴德的论证原文，我放在文末）

还有一点造成无法对通胀预测与准确计量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对市场以及资产价格的影响不是均一的。就像往池塘里扔一块石头，池塘不同区域受到影响的时间与幅度是不同的。一剂通货膨胀注入，首先拿到增发货币的人，他是盈利的，因为此时的资产价格没有上涨。随着通货膨胀的开始，不同的资产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价格上涨。越晚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人，损失越大。因为此时资产的价格已经全面上涨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会计学专业的，特别是念会计学学术Master phd的人。会计簿记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估值计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股权，负债都有不同的计量方法。IFRS和GAAP对不同分类有不同的计量要求。因为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企业的价值也会呈现很大的差异。

现实世界存在了太多无法用数学精确拟合的不确定因素，因而会计严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所以会计也不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但会计却是企业生产经营与投融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所以仅靠某个指数，在无数的分工与生产环节的企业家，精确的预测并计算通货膨胀，并从财务决策中消除它的影响，不亚于天方夜谭。

所以我在文中用了“神秘的”来揶揄。:)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all the time in each of these determinants. In the real world of human action, there is no one determinant that can be used as a fixed benchmark; the whole situation is changing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stocks of resources and products and to the changes in the valuations of all the individuals on the market. In fact, one lesson above all should be kept in mind when considering the claims of the various group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sts: in human action there are no quantitative constants. As a necessary corollary, all praxeological-economic laws are qualitative, not quantitative.

The index-number method of measuring changes in the PPM attempts to conjure up some sort of totality of goods whose exchange ratios remain constant among themselves, so that a kind of general averaging will enable a separate measurement of changes in the PPM itself. We have seen, however, that such separation or measurement is impossible.

The only attempt to use index numbers that has any plausibilit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fixed-quantity weights for a base period. Each price is weighted by the quantity of the good sold in the base period, these weighted quantities representing a typical “market basket” proportion of goods bought in that period. The difficulties in such a market-basket concept are insuperable, however. Aside from the considerations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in the first place no average buyer or housewife. There are only individual buyers, and each buyer has bought a different proportion and type of goods. If one person purchases a TV set, and another goes to the movies, each activity is the result of differing value scales, and each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various commodities. There is no “average person” who goes partly to the movies and buys part of a TV set. There is therefore no “average housewife” buying some given proportion of a totality of goods. Goods are not bought in their totality against money, but only by individuals in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and therefore there can be no scientific method of combining them.

Secondly, even if there were meaning to the market-basket concept, the utilities of the goods in the basket, as well as the basket proportions themselves, are always changing, and this completely eliminates any possibility of a meaningful constant with which to measure price changes. The nonexistent typical housewife would have to have constant valuations as well, an impossibility in the real world of change.

All sorts of index numbers have been spawned in a vain attempt to surmount these difficulties: quantity weights have been chosen that vary for each year covered; arithmetical, geometrical, and harmonic averages have been taken at variable and fixed weights; “ideal” formulas have been explored—all with no realization of the futility of these endeavors. No such index number, no attempt to separate and measure prices and quantities, can be valid.

Man, Economy and State, Murray N. Rothbard

Preface

这是一篇万字长文。

写作的初衷是有感于中文自由论坛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和讨论比较少，介绍和讨论奥地利学派的就更少了。提到奥地利学派，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的是哈耶克。哈耶克的政治学、社会科学作品被阅读的比较广泛，比如《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的原理》《致命的自负》。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的洞见是深邃的，造诣也是非凡的。然而奥地利学派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等理论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哈耶克一生没有出版过系统的阐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作品，有关经济学的理论，分散在他的诸多论文和出版物中。从哈耶克入手系统的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比较困难。

所以借着最近恒大债务危机的热点话题，撰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我遵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结合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加里森的研究，以面向本科生教科书的方式，科普性的做了介绍。我想，有一定经济学常识或本科时期修过《经济学原理》这门基础课的，读懂本文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掐掉本文最后一段，放在知乎上发表我想问题不大。墙内中文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比如张维迎），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心知肚明。苦于互联网审查与文字狱，有些话他们不大敢实名说出来。所以，我还是想理论结合实际，分析点实事。毕竟要学以致用嘛。

最后希望大家对文章不足之处多批评指正。同时祝贺2047数据完全恢复。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

什么是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又称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是指以GDP/GNP的变动衡量的经济波动情况。商业周期一般包含扩张（Expansion）、繁荣（Peak）、收缩（Contract）和衰退（Trough）四个阶段。一次商业周期的长度至少包含一次繁荣和衰退阶段。商业周期的收缩和衰退阶段，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经济危机（Crisis）。

自从20世纪以来，几次著名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重创了世界经济。1929的大萧条，1970s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2009的次贷危机都是经济危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局部的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楼市崩溃也属于经济危机的范畴。

不管诱因是什么，以下几个现象几乎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降临而出现：

• 资产价格（包括股市）的大幅下跌，尤其是大宗资产、房地产行业；
• 通货紧缩（Deflation）或滞胀（Stagflation）；
• 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包括楼市、基础建设烂尾）；
• 钱荒；
• 几乎所有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出错。

最终许多人的资产和积蓄在危机中化为乌有。

商业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各种经济学理论

什么导致了衰退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被讨论了近二百年。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希望找到导致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从而预测和化解经济危机。但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没有给出答案。经济危机被认为是“随机原因的随机总和”。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认为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防止。

在此之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爵士（John Maynard Keynes）曾给出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原理并开出了药方。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因此经济危机中的一个现象就是“生产过剩”，生产出的商品货物堆积无人购买。解决的方法是人为制造持续的、小规模的”通货膨胀“，刺激总需求的水平，达到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平衡。这就是凯恩斯的AD-AS模型，首次出现在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

下图纵轴为价格水平（P），横轴为产出水平（Y）。刺激总需求，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价格水平提高（出现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同时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但1970年代美国的石油危机中，却出现了一种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称为“滞胀”的经济现象。即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产出并没有同步增长。即上图所示的总需求曲线交于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如果/再刺激总需求，结果只是价格水平（P）的增长，人们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的理论失灵了。

凯恩斯之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各自的经济学解释。比如基于历史事件的统计而得出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存货和投资行为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Joseph Schumpter）提出的创新与破坏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危机的部分现象，但对商业周期的整个过程缺乏说服力。在诸多的经济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唯一能逻辑自洽的阐述商业周期的全过程，并成功解释现实经济危机现象的经济学理论。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简介

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又称作奥地利经济学派（下文简称“奥派”），是一个以主观价值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派。奥派经济学家并不都是奥地利人。之所以称为“奥地利的”，是因为奥派现代意义上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以及奥派的第二代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 Von Weiser）和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第三代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奥地利人，因此被其他经济学派称之为“奥地利学派”。奥派不仅是经济学派，它也有完整的、前后逻辑自洽的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的综合理论。但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是经济学理论。

奥派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构成：

1. 主观价值论以及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构成的方法论；
2. 以主观价值和边际思想为基础的市场一般理论；
3. 货币、银行以及资本利息构成的商业周期理论；
4. 企业家角色和主观价值论、知识理论和市场秩序理论构成的市场过程论。

奥派的方法论，遵循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由马里亚纳，里查德·坎迪龙，萨伊，巴斯夏沿袭的传统。只是门格尔在前人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门格尔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几乎同时独自的发现了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某种意义上，卡尔·门格尔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奥派的经济思想史，奥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关系等问题，我将另行撰文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资本与利息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与奥派的资本利息与货币理论息息相关。要理解奥派的商业周期过程，首先需要了解奥地利学派有关资本和利息的相关理论。为了方便叙述，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例子将呈现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若干重要概念。

资本与利息：鲁滨逊经济学

故事背景：

鲁滨逊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他一个人漂流岛荒岛，生活了28年，最终返回文明社会。在鲁滨逊数十年的荒岛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生活，但之后他从食人族手中解救了一个土著人，并给他起名叫“星期五”，收为助手。假设现在鲁滨逊还没有认识“星期五”，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

• 鲁滨逊靠捕鱼为生。
• 鲁滨逊在海岸的浅滩上靠双手捉鱼，一天可以捉5条鱼。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植物编织鱼网。用渔网在浅水捉鱼，一天可以捉10条鱼，编织鱼网需要1天时间。
• 鲁滨逊可以用岛上的木材做船去离岸较远的地方捕鱼。磨石头和木棍做斧头需要2天时间。砍木头做一艘船需要7天时间。船造成后带上鱼网去鱼多的地方捕鱼，一天可以捉150条鱼。

鲁滨逊漂流记揭示的经济学原理

• 资本：资本是扩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鲁滨逊想抓更多的鱼，需要资本品——网、船。而资本的积累（制造网、船）需要时间和投入生产要素（劳动、木头、植物）。
• 利息：利息是对时间偏好的一种补偿。人总是希望欲望现在就被满足而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鲁滨逊能忍耐10天做网、船，是因为之后他可以捕捞150条作为回报。如果10天之后他仍然只能每天捕捉到5条鱼，他就不会造网和船。利息就是补偿他等待了10天而多出的50条鱼（150-5x10，不考虑过程中的时间价值）。
• “储蓄-投资”的关系：制造资本品需要耗费相应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捉鱼。因此制造资本品之前他需要储蓄——首先捉几天鱼，保证有足够的食物，不至于在编织鱼网和造船的过程中饿死。
• 更长的生产结构：鲁滨逊要造船，首先要砍木头。砍木头需要先造斧头。因从从鱼-斧头-船，生产过程延长了。延长的生产结构使生产力提高了。

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过程理论——生产的阶段性

解释商业周期理论之前，首先解释奥派的独特生产过程理论。

门格尔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敏锐的发现了生产的阶段性，即“商品间的因果关系”。消费品是最低等级的商品，因为消费品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生产要素是更高等级的商品，与人的欲望的满足是间接关系。后来的奥派学者将门格尔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理论具体化。奥派学者哈耶克（F.A. Hayek）用三角形图示表示的生产理论，被称为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三角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如下图所示。

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商品被称之为低级商品/消费品/消费财货（Consumer Goods），间接生产出消费品的商品称为资本财货（Capital Goods）或高级商品。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生产阶段越高级。

以iPhone为例。最终消费者买回家的包装好的手机是消费品。富士康将各部分零件组装为整机的阶段，是一级生产阶段；TSCM用硅、金属元素生产芯片，索尼用玻璃、硅和金属元素生产镜头，制造电路板等各部分手机零件是二级生产阶段；上游供应商冶炼铝，制造玻璃和硅晶圆是第三级生产阶段；矿业企业开采铝矿石、金矿，二氧化硅是第四级生产阶段。

哈耶克三角解释了：

• 高级商品不断转化为低级商品，最终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货币沿着生产过程逆流向上，每一级别的生产要素投入者获得相应的回报。
• 距离消费品越远的生产阶段，其变为最终消费品的时间也就越长。参考鲁滨逊的例子：更高有形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更多的时间。生产力的提升就是生产结构的延长。
• 每一级生产阶段投入多少要素，取决于两个生产阶段之间的利息差。也就是本生产阶段的企业家会计算下一生产阶段支付的货币折现后的盈亏情况。折现率就是利息率。

奥派经济学第一次完美的将利息扩展为了一个通用的概念——对时间偏好的补偿。不仅适用于借贷市场上，还适用于生产阶段。学过金融学的同学知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常用的一个模型：折现现金流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DCF预估投资项目未来预计产生的现金流，通过折现率将现金流折现到现在，与投资成本比较。只有在折现净现金流（折现未来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为正值，那么企业才会进行这项投资。否则企业会拒绝投资。这里的“折现率”与两个生产阶段的“利息率”是同一个概念，同时也是金融学概念中的企业“资本成本”。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基础，在门格尔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奥派的资本、利息和货币理论，由门格尔的学生以及女婿，奥匈帝国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完成了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后，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完整的叙述了商业周期的理论和过程。哈耶克用被其他学者称为“哈耶克三角（Hayek Triangle）”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商业周期的流转过程。在“哈耶克三角”的基础上，奥派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将生产过程、货币市场的均衡、消费与投资均衡三个系统综合在一张图表中表示。直观的反映了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

“长久”的增长

下图所示的，在奥派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长久的增长（Secular Growth）”。

左上角图示是”哈耶克三角“，表示生产过程；右上角是消费与投资均衡的图示；右下角是储蓄-投资（借贷市场）均衡。

在长久的增长中，在某一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资源禀赋出现了外生增加。生产性边界外移，生产结构增加（哈耶克三角底边变长）。这时，因为生产结构的增长，投资的需求增加（D移动到D’）。借贷市场上供大于求。短期内借贷市场的供给（储蓄）不能立刻增加。因此真实的利率会短暂上升（蓝点上升到白点），这时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上升，相当于增加了借贷市场上的供给（S移动到S’）。利率的上升导致储蓄的增加，因此借贷市场上利率回落到原有的时间偏好水平（白点下降到黑点）。此时消费-投资边界外移，人民的真实财富增加了。

这种增长被奥派视为真实的增长。“长久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用GDP的增加来判断，更重要的是生产结构的延长和资本结构的改变。“长久的增长”是人民财富真实的增加。这一点和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

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始于货币政策的扩张。货币政策的扩张通常会带来通货膨胀（Inflation）。扩张的货币政策常被称为“印钞”。但扩张的货币政策不总是通过增发法币来实现，从信贷市场进入的通货膨胀称为“信用扩张”。

一个令“主流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同时犯错——在经济危机中绝大部分企业家因为错误的投资遭受亏损。奥派经济学家敏锐的发现，引起广泛的、几乎涵盖所有行业的投资决策失误，只能是货币市场的问题。

在某一时刻，政府降低了同业隔夜拆借利率/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造信用扩张。信贷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增加了。如下图所示，货币的供给曲线S(Saving)向右移动到S’(Saving plus credit expansion)。此时自然利率ieq被压低到了i’。

一方面，生产更高等级商品的利润率（利息差）一般很低。通常情况下这些商品不会被生产，随着货币利率的下降，企业家会认为投资生产这些商品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家开始投资这些项目。从而生产结构延长，表现为“哈耶克三角”的底边向着更高级生产阶段延长。

微观金融分析：企业可以用更低的借款利率向银行借钱投资；用更低的票面利息发行债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引起股市的繁荣，企业可用更高的价格发行股票。因此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按企业原来的资本成本，投资某些项目是亏损的，资本成本降低之后，再次进行项目估值，原本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产生了利润

另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让人们错误的认为自己更富有了（手上的钱变多了）。因此会让人们更多的消费，减少储蓄，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升。

综上两个方面：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投资和消费会同时增加，并且原来没有的新产业也会被开发出来，物价和工资都会上升。表面经济进入了“繁荣”阶段。

但是，这种“繁荣”终究是要破灭的。从鲁滨逊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投资-储蓄是一体两面的。在货币扩张政策下的投资增加，而储蓄没有同步增加。在信贷市场上，投资需求增加而储蓄在减少，迫使真实的利率上升（微观金融表现为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从而企业家惊慌的发现，他们所进行的投资项目是无利可图的！重新核算的企业会计账面价值出现了严重亏损。大量的工程被放弃，生产出的商品无人购买（即凯恩斯所认为的消费不足）。这就是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只能再次将货币市场的利率人为的压低，因此必须持续的采用信用扩张的政策。一旦信用扩张政策停止，真实的利率会立刻上升。

那么一直进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就可以让经济危机永不到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有两点：

1. 因为每一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不同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放水“所需要的“水”量增大，信用扩张的难度越来越高，操作空间也越来越小。
2. **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持续的扩张政策的最终结局，也是这场游戏的终极约束。当人们发现法币的购买力以日以小时计算的下滑，人们会疯狂的购买能购买到的一切实物物资。最终人们将抛弃法币，转持有外汇或贵金属。货币市场彻底崩溃，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

所以在现实中，各国政府会给通货膨胀设定红线。一旦某个神秘的通胀指标（比如CPI）接近了这条红线，就赶快给经济“降温”，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GDP应该越高越好，为什么会害怕经济“过热”呢？）

小结

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完整的解释了商业周期中出现的现象（见本文开头）。解答了引起商业周期，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所以奥派经济学家认为，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是避免开启“繁荣”。

但是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政府本身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

政府的通货膨胀原动力

奥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政府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寄希望于政府来防止通货膨胀无异与虎谋皮。

为什么政府需要通货膨胀呢？

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客的各种承诺，对外战争的需要，政府的支出会越来越大，扩大财政收入则是政府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运作

无通货膨胀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依赖于税收。在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前，唯扩大财政收入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加税。税收的增加是有限的，会让纳税人立刻感觉到痛苦。当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如农业社会遇到天灾，收成锐减），税收仍旧持续增加的时候，往往导致王朝的颠覆或政权的更迭。

这种大多是现代的银行体系出现之前的政府形态，加上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使用金属货币，政府没有能力制造全国性的货币扩张。税收无以为继从而导致财政破产，是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等朝代的晚期，皆因财政拮据，最终灭亡。

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和压力

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之后，特别是中央银行建立之后。将新货币投入流通的发行者通过通货膨胀产生巨大收益。政府和央行几乎是凭空创造货币，因为他们不需要出售财货或服务来开采黄金等贵金属。政府作为债务人的大量借债，也因为通货膨胀被稀释了。

通货膨胀是现代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个提款机，成为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更便利与隐蔽的攫取公众财富，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了。 相较于直接税收，通货膨胀更不容易被察觉和感受到痛苦。让现代政府避免重蹈古代政府破产的覆辙。当然通货膨胀也不是绝对无限的，一旦玩过火了，恶性通货膨胀则是灾难性的。因此政府要小心的关注“经济过热”的问题。

政府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动力，从而开启了“繁荣”，因此商业周期（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不能消除。

附录：中国的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回顾与展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首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代表作Economics中给了经济学如下定义：

Economic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ies use scarce resources to produce valuable commoditi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different people.

这个定义代表了当今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按照奥派的学术观点，萨缪尔森的这个定义显然是错误的，起码是不准确的。“主流经济学”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抽离了“人”的因素，机械的去研究根本不存在的物理定律般的经济规律。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社会是人类的社会，那么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社会的学问。脱离了“人”的因素的研究毫无意义。主流经济学将“人”的因素从经济学研究中抽离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严重依赖的数学模型无法处理人的因素。为了迎合数学处理的需要，只能将人的因素拿掉了。因此“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现实社会有很大差距。也因此“主流经济学”对许多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解释。

奥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将经济学定义为一种告诉我们特定的手段能否达成目的，或如何达目的的一种科学。经济学本身不作价值判断，但经济学指导人们如何去行动，或告诉人们给定的行动能否达成目的。

虽然经济学可以预测行动的结果，但经济学不能回答结果何时来到。米塞斯曾给出这样的精辟总结：

The economist knows that the boom must result in a depression. But he does not and cannot know when the crisis will appear. This depends o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each case. Many political events can influence the outcome. There are no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duration of the boom or of the following depression can be computed.

（《人的行动》路德维希·米塞斯 Human Action, Ludwig Von Mises）

谈到中国房地产和基建行业，分析历史数据，中国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起飞始于2007-2009年，也就是全世界的次贷危机期间。在此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平均价格虽有上涨，但总体来说算得上平稳。2008年之后，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如火箭冲天，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基建行业也如火如荼，全国开始大量兴建高速铁路。起因就是饱受争议的胡温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成功回答了为什么信用扩张之后，首先是资产价格的飙升和基建行业的繁荣，而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却不是特别显著。

“四万亿”计划之后，中共政府一直在制造通货膨胀，以维持经济“繁荣”的局面。从购房者角度看，只要房价的上涨停滞，就意味着亏损。因为购房者需要偿付给银行贷款利息。所以中共必须维持房价的持续上涨，那么就必须持续向信贷市场输入通货膨胀。另外，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共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向企业、民众出让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已。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的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了中共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了。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公司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钱拿地建设-民众向银行贷款买房让资产保值增值，这三者的利益，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成为了共同体。泡沫越来越大，谁也不敢去捅破，这样一直到拖了现在。

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国的经济都是泡沫。这样的说法过于偏激了。中共国的经济的确存在很大的泡沫，尤其在房地产和基建行业，但也有真实增长的成分。正因为泡沫和真实的增长混在一起，外界更不易推测中共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与走向。

中共国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共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完全自由市场。各地对房地产的交易有不同的限制规则。有的要求持有5年之后才能卖出，有的对二套房有限制政策。这种非完全自由市场干扰了价格信号的传递，延缓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的过程。其次，因为习俗的不同，中国人的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到来是因为真实利率的回升。中国人的高储蓄也一定程度上拖延了这一过程。最后，中共国的地产集团一直是红色权贵的家族产业，白手套。地产基建企业的兴衰还掺杂了中共内政治斗争的因素。所以一直都有学者拿日本、美国的例子比照，预测中国房地产于某某年崩溃，结果没有实现，反倒被人耻笑。

这段时间发生了按收入排名，曾经是中国第一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事件。被媒体炒作为“爆雷”“黑天鹅”“灰犀牛”，这种形容是不正确的。按照奥派商业周期的理论分析，“恒大事件”必然出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坍塌是注定的。”恒大事件”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说明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共政权也意识到了持续放“水”政策不可持续，越来越谨慎的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而房地产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恒大挺不住了。

摆在中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1. 让恒大破产，让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破灭；
2. 挽救恒大，再度开启扩张性货币政策，再来多少万亿，维持房价高企。

恐怕无论选哪个，中共国的经济甚至中共政权都有覆灭之忧。既然是覆灭是经济规律注定的，剩下的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延伸阅读（供经济专业，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 10 Questions to Professor Roger Garrison in London
2. Chapter 9: The Austrian School: 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
3. Mathematical Version of Garrison’s Model

@chunshiwuman #155478 你好。

WHO命名的Mu变种是Lineage B.1.621，不是C.1.2。

C.1.2是2021年5月首次在南非发现的一个非常新的变种。

九层之台，起于毫末。一个发现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新变种，已在多国发现。序列分析已经显示出了曾出现在多个变种中的多个位置的突变，是个危险的信号。相应的致死率、传染性还要等病毒的功能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不过，已经有多个传染病学家警告，这是和时间赛跑，不能掉以轻心。

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人才辈出。

从开山祖师卡尔·门格尔，到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都是经济学、法律、政治、历史学皆有很高造诣的通才、全才。

强烈推荐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这本书堪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原理》。本书基于路德维希·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也写出了罗斯巴德自己的思想和特色。从“人类行为学”的几个最简单的公理出发，再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行为，逻辑环环相扣，直到阐释了人类经济运行的终极原理。一气呵成，完全没有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理论之间的分隔与割裂感。非常值得阅读。

英文版的Man, Economy and State在Mises Institute（米塞斯研究所）的网站有PDF版本可供下载。

题主可以参考我在这两个主题下的回答

https://2047.name/t/12994#143477

https://2047.name/t/13092#144026

根据已有的信息，目前可以认为在前置代理安全、计算机环境安全的条件下，墙内通过前置代理+Tor的方式，可以很好的保持使用者的匿名性。

中共不允许社会上出现任何非中共领导控制的组织与社团。这是从东欧剧变和六·四运动吸取的教训，中共唯恐这些不受控制的社会组织随时可能成为颠覆中共的星星燎原之火。

创办非中共领导下的工会、NGO、教会、信仰都是中共划定的红线、雷区。1999年取缔和镇压法轮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法轮功发起的反共与退党活动是在5年之后了，真是把原本不反共的迫害成反共的了。

前段时间针对LGBT团体，删除这些团体发声的渠道，解散其在大学和社会上的组织。打压另类性别取向倒是其次，真正的目的是中共忌惮有人借LGBT主题形成有组织力的不受控制的社会团体，做大后会威胁其统治。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South Africa’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s)于2021年8月26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预印本）披露了最新的研究结果。这个被命名为C.1.2的变种病毒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变异程度最高的SARS-Cov-2病毒（CCP病毒）。研究人员发现，C.1.2或具有逃避免疫系统攻击、对现有疫苗的抵抗以及更强的传播能力。

有关C.1.2变种，报告提及了以下几个特征：

• C.1.2具有迄今为止最高的变异程度，这里的变异程度，是指相比武汉1.0原始毒株的基因距离(Furthest Genetic Distance) 。
• C.1.2变异速度极快。C.1.2的变异速度大约是目前已知的所有变种病毒平均变异速度的2倍，一年内平均可以产生41.8个变种。
• C.1.2的主要变异部位在病毒的刺突（Spike Region）。此位置与病毒逃离免疫系统攻击的机制有关。
• C.1.2的某些变异部位，曾在过去的变种病毒中发现。而这些已经发现的变种病毒一半（52%）被列在WHO的受关切（VOCs）/受关注（VOIs）名单中。换句话说，C.1.2综合了多种已知变种病毒的某些优势特征，甚至可以再次感染已经感染Alpha、Beta变种病毒的人。
• 因缺乏足够的数据，C.1.2在人群中的传染性、致命性尚未明确。
• 除了南非之外，C.1.2变种已经在英国、瑞士、葡萄牙、新西兰、中国发现。

Sources：

1.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SARS-CoV-2 in South Africa: a new lineage with rapid accumulation of mutations of concern and global detection | medRxiv
2. New COVID variant detected in South Africa, most mutated variant so far - The Jerusalem Post
3. New Covid Variant May Have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South Africa Scientists - Bloomberg

个人感想：

• C.1.2可能会像Delta(B.1.617.2)变种，掀起又一波感染浪潮。面对Delta变种，欧美等国已经提议在疫苗第二针后注射第三针加强针（Boost shot）。而C.1.2可能天生具有抵抗现有疫苗的属性。如果大范围传染，若无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后果会很严重。
• 中国是世界除南非之外少数几个发现了C.1.2毒株的国家。中共目前仍以封堵为主的防疫措施，糟糕的疫苗效力，导致封堵结束后无免疫能力的人群大量流动。面对C.1.2这种可能感染性、致病性更强的毒株，恐怕结果会很不乐观。

**抗议的好！**这种事情，一旦撕开了一个口子，政府（尤其中共执政的这种国家）就会用各种借口与”法律“逼迫苹果监视用户的其他资料。用户的隐私从此荡然无存。

有关iMessage的情况，似乎描述的有点偏差。我看了WSJ的Joanna Stern独家采访苹果的软件高级副总裁 Craig Federighi的视频。Craig说的是，iMessage的图片审查是在传输到设备本地时候扫描。如果Craig的说法准确，应该不会影响iMessage的end-to-end encryption。

2047的IT、信安领域的大牛很多，一直有个疑惑想请教大家。苹果宣称iMessage和FaceTime的传输是end-to-end encryption。如果是end-to-end encryption、没有后门，即使存在云上贵州，对也不会影响信息传输的安全。E2EE初衷就是应对传输环境的不安全而设计的。按照中共的一贯做法，这种不能被监控的聊天软件，怎么还能存在呢？难道真的是在中国大陆太小众因此被忽视了的缘故吗？

网传国产疫苗注射前须签知情同意书。文件中有如“批准紧急使用”“免责条款“等内容（如果有知情的朋友麻烦详细说说）。如果是真的，打出问题真的“后果自负”了

除了被中共洗脑和欺骗的人（粉红）之外，不少对中共恶行有一定认知的国人存在这样的思维：

1. 不关我的事——如提到中共对其他民众，对信仰的迫害；中共造成的灾害。
2.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如提到中共的黑历史，中共的暴政，中共干的坏事。
3. 只要听话就行——认为不做中共不允许的事，自身利益就不会损失。

这次COVID19大流行中出现的种种：

• 听党的话，党让你打疫苗。出了问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网上发帖还删你。
• 不关你的事。小区，楼里出现一个病例。要不全部拉走，要不封死，让你自生自灭。
• 在国内生活，能逃离的了中共的“政治”吗？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政治会找上门呢。

这种自私冷漠的人，自觉精明，实反受其害。

@史蒂芬 #152587 @消极 #152640 两场运动对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却是共产主义学说进入中国的开端。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当时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操切心态的一种表现。他们急切地寻找让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药方，却忽视了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英式日式的君主立宪，美式的民主共和都被认为行不通。而从晚清开始的学西方科技、考察西方宪政等举措也失败了。因此他们将矛头对准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迎合这种大众心理的学说进入中国，并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共产主义的思潮。后来国共内战，知识分子同情中共，“第三方”民主派势力倒向中共，对中共夺取政权是有一定决定因素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被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没什么大问题。**问题是当时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拿来当救中国的“药方”开始社会实践了。**而早在1896年，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就已经在经济学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判了死刑。

确实，马克思那套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说辞，极具迷惑性与煽动性。本质上那套说辞和太平天国“均贫富，建立人间天国”没有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知识分子在那种情形下被迷惑了。所以钱穆说：当时的中国病了，病在中上层的知识分子。

本不想歪楼的，提起钱穆的著作才多说了几句。那就再为书单补上一本：

钱穆 《国史新论》。

推荐理由：钱穆作为两场运动的亲历者（1895年出生），中国传统学者（无海外留学背景）。这本书可以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那段历史。

@史蒂芬 #150868 钱穆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从另一个视角带领后人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的时候觉得历史是一个轮回。

当年的知识分子觉得中国的病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应该全盘摧毁它。接踵而至的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终为中国招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今日的某些言论又何其相似呢？

一个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与秩序不能立刻毁掉，因为新的秩序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人力建立起来。没有秩序的社会，最可怕。引入新的制度、文化、秩序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所以，日本、台湾的民主化是相对成功的，南美与非洲的民主化大多是失败的。

@奭麦郎 #152330 不明白为什么只能崇拜死人不能崇拜活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十三门徒崇拜的不是活人嘛。至于耶稣是神还是人，信徒认为祂是，也有人认为他不是，也有人认为历史上没这个人。怎么说都是自由啦。

像言论自由保护你对宗教中医风水勘舆持负面看法一样，同时也应该保护大纪元主张它所主张的。

言论自由保护无神论、科学的宣传，也应该保护有神论、宗教的不科学的宣传。否则一个信仰宗教的集团掌握了政权，就没有无神论者的言论空间了，比如中东、北非某些国家。反之，一个信奉无神论的集团掌握了政权，就走入另一个极端了，中共是最好的例子。

曾经看到过本站会员 @沉默的火安静地烧#2165在这里发过有关大纪元新闻报道的文章，我觉得说的很好。其中的观点我不在这里赘述了，这里想谈谈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报道中国国内新闻的方式。

新闻自由状态，新闻从线索到见报至少有两个步骤：“采”和“编”。“采”是记者采访，考察事件信度，撰写成新闻；“编”是编辑修改记者的新闻稿，讨论新闻对读者的影响力，为报纸选材。

但是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在中共一言堂的舆论信息的控制下，海外媒体在中国内地进行一手新闻采集是不被允许的。海外媒体设在中国的办公室最多只能算“新闻联络站”，即随时接受中共喉舌信息的前哨平台。国外记者在中国的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与严密管制的。

这种情况下，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内的一手新闻几乎不可能。所以，报道中国国内的新闻，海外媒体大体上采用了两种报道策略。

• 以AP、BBC、NPR、NBC、NYT、路透、WSJ等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主要以**“转述中共喉舌”**的方式报道中国国内新闻。除了少部分新闻有知情人士喂料之外，这些媒体的绝大部份国内新闻的报道基本直接引用国内媒体的报道+编辑评述。好处，形式上可以维持新闻报道的专业性，让人看起来好像可信正规。缺点也显而易见。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而且中共媒体经常造假，fact check几不可能。如果中共媒体提供的信息是假的，那么转述也是假的。某些情况这种报道模式起到了帮助中共扩散假新闻的坏作用。如8964事件，1999镇压法轮功等。2020年的疫情，武汉究竟死了多少人，数字真假不得而知，无从分辨。关于中国国内的疫情，海外媒体也只能照搬中共给的数字。

• 中文大纪元报道国内新闻的方式，按照 @沉默的火安静地烧#2165兄弟的说法，属于**“抢救性发掘报道”**。中共高压管制舆论，一些事实真相也只能零散的通过国内民众自媒体的方式流出。如国内民众所见、所拍的一些片段，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发表。中共发觉后，这些冒出的内容很快的就会被“和谐”。所以中文大纪元的策略是，接收这种爆料后直接放到新闻上。真、假留给读者自己判断。如果后续有证据证实证实爆料的真实性，大纪元会给出后续报道。这种报道方式的优势是可以管中窥豹，挖掘事实的真相。在中共舆论新闻管控措施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VOA、RFA有时也采用这样的策略。至于来源，大纪元在国内有爆料管道，似乎有地下记者，何况还有为数众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呢。中文大纪元的受众，不少是国内希望听到一些与官媒不同声音的翻墙的读者。如2020年初武汉市民拍摄火葬场日夜加班，电话采访殡仪馆工作人员。也为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提供了一个佐证。当然也有缺点，报道从形式上看不专业，新闻内容易鱼目混珠，考验读者的判断力。

而同一集团下的英文大纪元的报道策略与中文大纪元则截然不同。因为面向美国读者，不存在采编阻力。是标准的“美国式”的保守派媒体。 记者与编辑人员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和神韵演出一样，新闻报道质量很高。近年来由于敢于突破“政治正确”枷锁报道真相，很受美国保守（或希望听真相）的中产阶级民众的欢迎，订阅量扶摇直上。做的很成功。

另外再说一说我对媒体“传教”的看法。

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些中共治下不允许的天赋人权，在自由社会里是得到宪法保护的。只要不侵害别人的权利。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办的媒体上宣传法轮功的理论，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宣传与言论自由，也必然有相应的读者与受众。不能因为他们的言论不符合现代科学思想或无神论而剥夺他们说话的自由。

有人可能认为法轮功学员宣传的念“九字真言”治病啊、神迹呀之类的内容，像是迷信。现代媒体没有这样做的。其实不然。在这里我举个例子，获得过7次普利策奖的，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有多篇文章宣扬信仰基督、上帝能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等。比如Finding immunity from sickness - CSMonitor.com，Vaccines, immunity, and the pathway to health - CSMonitor.com。这样的内容，信就去做，不信看了就略过。我觉得不用纠结。

总之，尊重别人的信仰，允许不同信仰的人表达言论，鼓励多元化的声音是民主文明的基石。这也是人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重要原因吧。

@observerEDGE #151831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no competitive market

“完全竞争市场”就是主流经济学设定的一个伪概念。市场上所有商品都同质化了，买谁的都一样，还存在竞争吗？而且更荒谬的地方，一上来就假定市场是均衡的，然后推演让市场不均衡的因素，以及总的效用最大化怎么怎么。市场的均衡并不是给定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智能穿戴设备市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又怎么会有均衡市场呢？

正确的过程是，原来没有这个市场。企业家发现了商机（经济学中称为不均衡，金融学/投资学称之为超额利润），进入了这个领域，形成了这个市场。一开始进入的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随着进入的企业和消费者越来越多，超额利润越来越小。市场趋向于均衡（也就是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但这种均衡过程是动态的不是给定的，最终也是无限逼近于那个均衡的点，完全均衡是不存在的。

主流经济学类似这种完全与现实背离的假设还很多。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因为方便数学处理，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数学模型就不能成立。所以许多人批评现在的经济学，削足适履，已经成了数学的奴隶了。

宁愿要打架的议会，也不要握握手、挥挥手、拍拍手、举举手的人大。･ω･

查中国历史，被嗤之以鼻的封建王朝的政事堂（宰相议事机构）和内阁里，执政大臣意见不合老拳相向的例子也不少。

@observerEDGE #151786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778

我想说两个既无关又有关讨论的话题。

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中文世界的网友常为政治上的左、右争论。这里我想简单谈谈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不是北美政界所指“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实际是“进步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派。而在美国Libertarianism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也就是欧洲的老辉格主义（The Old Whig）。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经济方面基本没有分歧。都主张政府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减少税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更多的存在于文化与道德领域。保守主义主张保守传统的道德与生活准则。自由主义则主张只要是自愿的、契约的、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皆合法。因此卖淫、吸毒、同性恋、变性等皆被自由主义认可，而保守主义反对。

所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根本分歧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社会与道德层面。

哈耶克（F.A. Hayek）VS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学术上有过很多争论，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哈耶克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是目前最完美的解释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的理论。哈耶克认为避免开启经济危机的方法就是避免开启繁荣（Peak），而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在长期看自然就会恢复。凯恩斯因此而揶揄哈耶克，“在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凯恩斯的这句话可以视作对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的认同，也是对哈耶克应对实际问题能力的嘲讽：政府的官员亟需在有限的任期内做出政绩；民众在失业的困局中多等一天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一点。还没等到经济恢复，社会就动乱了，市场的秩序也崩溃了。 就像一个瘾君子，毒瘾发作失去理智要杀人，你是给他毒品呢还是让他杀人呢？

所以，在经济学理论上哈耶克可能是对的；而凯恩斯的理论更能迎合政府官员的需要。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根本分歧并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社会、政治、法律与人性的问题。

@SuperMild #151782

国内有两个经济学家也曾就类似你提出的这些观点进行了辩论。两个经济学家都是北京大学国发院的著名教授，一个是林毅夫，另一个是张维迎。林毅夫教授持有的部分观点与你类似，而张维迎教授学术观点则基于哈耶克范式。

两人的那次对话有实录，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你在阐述的过程中混淆了几个概念：

企业家的资本与政府的资本

• 企业家的资本由先前经营积累、是外部股东投入或借债。借债则受到债务合同的严格约束。

• 政府没有资本。政府的资金来源依靠强制性的税收以及信用扩张。

如果盈利，企业家会得到资本的增值-利润，这些利润都归他所有。债权人也可以获得要求的报酬率。而政府官员并非企业主人，企业的利润不归他所有。政府官员的绩效奖金不等于利润的回报。所以政府官员没有激励与动力去竞争、发现不均衡，创造超额利润。

如果亏损，企业家的资本受到损失。这损失是私人资金的损失，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存在风险的，股东与债权人在投资之前是清楚的、投资契约是自愿的。而利润-损失恰是市场的反馈：对决策成功企业家的奖赏，对决策失败的企业家的惩罚。有利润有损失，促使了资源的配置，促进了市场的均衡。

如果政府官员决策失误遭受损失，损失由纳税人买单。纳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制性的为政府官员所做的错误埋单。政府还可以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让全体国民乃至世界民众为其决策失误承担经济后果。

换句话说，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替自己办事自己承担风险，而政府官员是拿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别人承担风险。在中国的实践中，国有企业总是养着一批闲人，因为各种关系被塞进来。私企的老板容不得吃干饭的人。人性的自私使然。

市场价格的机制

就是政府追求的经济利益比普通企业更长远。

按照这样的说法，将所有企业改为国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最合适。因为从上至下的详细计划，举国办大事，长远发展。历史真相是：曾经或正在实践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是普遍的贫困和严重的物资短缺。

原因是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体系，资本财（Capital Goods）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分配，供给-需求脱节，从而计划经济体系崩溃。

朝鲜、苏联以及1990s之前的中国，之所以还有所谓的“价格”，是因为还有外部的价格体系存在作为参考。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20s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详细的论述了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给出了计划经济终将失败的预言。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盛，许多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参与了这社会主义计算争论，并坚定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最后苏联的经济崩溃给这场长达几十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抱歉，请原谅我很难在一两千字的篇幅内，把诸如市场价格体系以及产业政策，政府投资这种博士论文、专著数量级的经济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清楚。上面的回答仅是一个粗略的概括，仅供参考。上文引用的两个链接或许能提供更丰富的一点资料，来帮助我阐释观点以及解决你的问题。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755

效用是不能加总的。没有社会效用最大最优这种说法。

对于富翁，他的最优选择就是耗尽一切财产为他续命。

举个例子，有A和B两个人。

条件假设1:A只喜欢吃苹果，B只喜欢吃梨子。A有5个苹果，B有2个梨子。

现在外部干预拿走B的1个梨子，换给他5个苹果。现在A有5个苹果，B有1个梨子5个苹果，能说A、B组成的总体效用增加了么？

条件假设2:A、B两人都既喜欢苹果，又喜欢梨子。A有5个苹果，B有2个梨子。

A想吃梨子，他觉得用2个苹果换1个梨子能接受，如果用3个苹果换1个梨子他不能接受。

B想吃苹果，他觉得用1个梨子换2个及以上苹果能接受，如果用1个梨子换1个苹果他不能接受。

因此A、B在“1个梨子换2个苹果”这个均衡上成交了，A吃到了梨子，B吃到了苹果。因此A与B的效用都增加了。因此总体效用增加了。但是，这个总体效用并不是加总的，而是通过A、B各自的效用都增加了推导而出的。

这个例子试图说明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痛苦与快乐，是不能均一衡量的。并不能加总从而得出一个什么“社会总效用”最大。 因此任何强制性非自愿的补贴和转移必然导致总体效用的降低（此处的总体效用不是加总的，见上例）。

数学的确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为了套数学模型，便于计量数理分析，削足适履，已经严重脱离实际了。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挥下，打着什么“社会的”“人民的”总体利益的旗号，去强制少数群体，甚至变为少数强制多数，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用的办法。

而市场的逻辑，是指个体（individuals）按照自愿、契约的原则进行交换。从而所有个体的效用增加（总体上的效用增加），从而市场趋向均衡。

@SuperMild #151591 “暴力干预”（Violent Intervention）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引用自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用来描述政府运用强制的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也就是这种干预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外部强制的。比如税收，如果政府不运用强制的权力，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纳税。

但是，如果一家大企业卖东西赚了钱，然后投资电动车行业，会不会使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

企业赚钱后投资，与政府（合理、不过度）征税后补贴，有没有本质区别？

企业家的行为与政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企业家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而政府的不是。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环，熊彼特（J.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有创新，即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功能。换句话说，企业家会发现市场不均衡的地方，并使市场趋向均衡。从投资学角度，企业家只会投资（他们觉得）未来有利可图的项目，即资本回报率（利率）高于平均利率的项目。

回到主题。企业家投资电动车行业与政府转移支付的原因是不同的。只有企业家认为投资电动车行业有利可图，他们才会进行投资，否则不会。当然实际的盈亏又是另外一回事。而政府的行为则不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资本不是他们所有的，他们也无须为投资失败负责。因此政府强制的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往往造成了浪费（国内行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且，政府是不可能不征税的吧。比如我们肯定需要警察维持治安，那么警察的工资、警用车辆和武器等，就只能从税收的形式来解决。

你说的很正确，但这个问题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用一定有损失。但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出发，无政府是否能保持社会运作的井然有序？

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因为这个问题分为了两个派系：

• 以哈耶克（F.A. Hayek）为代表的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但是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损失，但是政府的存在又是维持市场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把政府的权力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必要的范围内，其余交给市场。
• 以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发展为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主张即使不存在政府，也可以维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公共物品，甚至警察、法庭都以由私人提供。罗斯巴德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大党，以自由主义（非进步主义）为宗旨的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创党成员之一。

谁对谁错呢？尚无定论。目前可以知道的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到今天为止，无政府主义没有大范围成功的先例。

Telegram目前有有三个问题

1. 强制手机号注册。拿境内实名过的手机号注册讨论敏感话题的账号过于危险。
2. 强制上传通讯录。在常用手机上安装Telegram，手滑给了通讯录权限，人际关系全暴露了。
3. 群聊非端到端加密。

所以身在国内的用Telegram反共，太危险。

跳脱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回答。

前者会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得市场的总体效用（Utility）降低，而后者不会影响市场的总体效用。

征税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暴力干预。 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一处的资源配置到另一处。比如政府用征收的税款补贴了电动车生产行业，那么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其他行业的部分非专用生产要素会向电动车行业转移。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题目给定的是将税收直接发放给民众而不是补贴给企业，产生的效应是否会不同？答案是：相同的。比如这笔资金，消费者用其来购买食品，那么就等效于补贴了食品行业；用来购买日用品，也就等效于补贴了日用品行业。因为没有得到这笔补贴之前，消费者是不会进行多出来这部分的消费的（消费者的偏好发生改变）。因此无论直接作为现金发放给消费者还是转移支付补贴企业，结果都使原来市场的均衡发生了改变（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

又有人会问，一个行业效用的增加和别的行业的效用的减少，总的是市场效用不是不变么？答案是：效用是不能加总的。比如有两个人A和B，A打了B一拳，A得到了满足，B感受到了痛苦。A的效用增加了，B的效用减少了。能说总效用没有变化吗？如果A不打B，通过协商解决了问题，因此两人的效用都增加了。从而推导总体的效用也增加了。

因此政府的干预（税收）实际使市场的效用损失。问题中提到这个税收征收的是个人所得税而不是企业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是通过影响个人的时间偏好从而影响到储蓄-投资，然后改变了原有市场的资源分配，最终会降低了市场的整体效用。

有限文字很难把全部的影响说清楚，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针对我的回复质疑和讨论，以便我进一步的阐述。

感谢题主分享的信息，尤其是南京在2020年病毒疫情开始之时都没有达到过的最大值这一关键信息。何况这个47个很可能还是处理瞒报之后的数据。南京之外已经扩散了不少省份地区了，南京仅仅只是100多个，逻辑上也说不通。

出现这种局面，个人觉得其实还是中共官僚体制僵化的问题，南京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1. 首先，政府一直在释放错误信号。在科兴、国药疫苗在海外有效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还在墙内大肆宣传国产疫苗的有效性，甚至部分地区强迫接种。让国内觉得打了疫苗就可以万事大吉，因此大肆出游活动。客观上造成了民众的警惕性放松。（不很清楚中共的最高决策层是否对中国疫苗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如果不知道，那么中共的决策与执行体制已经烂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了。如果知道，那么就是在自寻死路。）

2. 第二，政府面对疫情的爆发，施政举措是矛盾的。领导官员困在信息透明与仕途两难之中。一边需要积极应对疫情，另一边要掩盖疫情；一边要尽可能的促使信息透明公开有助于公众对疫情的防范，一边又要所谓的维稳；保住自己的官位荣华是第一位的。因此举措失当。2020年1月中旬，疫情已经爆发了十天左右了，武汉还在举办万家宴。今天南京的情况，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版本上演。

3. 第三，民众没有判断力或缺乏判断力。因为政府一直在释放错误信号，信息的传播不透明。民众没有足够的信息作为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因此面对疫情，普通民众没有应对措施与防范能力。

因为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共的防疫举措就是个笑话。真正有效的疫苗没有，还在机械的封城/强制隔离的举措中徘徊。南京的事件是必然，严重程度可能超出许多人的预计。即使这一次南京的疫情侥幸扑灭了，若不有所改变，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传染性和致命性的增强，更大的灾难只会在后头。

原文链接：/t/13470

这篇访谈文字将当今中国根本问题的焦点模糊并转移——从中共转移到习近平身上，让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人又产生了一种幻觉——现在的问题都是习近平搞出来的，要是李克强或王克强、马远平当政，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共就像神话故事里的魔鬼，它有许多张面孔。毛泽东是它，邓小平也是它，胡耀邦是它，江泽民与朱镕基是它，胡与温是它，习近平也是它。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孔都是它的表现。中共的存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可以让位。为了确保生存，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脸孔，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接连不断的搞运动，把人搞穷搞怕了，胆战心惊。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当时人认为中共真的要“改革”了，变好了。那十年的政治环境可能是自文革结束迄今为止最宽松的十年。如果找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刊物，拿到此后的任何一段时期可能都不会被出版。十年时间也培育与积蓄了中国民主化的新生力量。1989年的学生运动要求中共民主化改革，触动了中共的底线，中共再次变换面孔，露出獠牙。同样是那个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起了屠刀，屠杀学生，造成六·四惨案，赵紫阳也因此下台。中国走和平民主化道路的希望自此彻底破灭。

之后是江泽民执政时代。江时代不再提政治改革，转而改经济领域。在朱镕基的主持下，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又认为中共这一次是真的“改革”了，好日子来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气功“法轮功”的练习者越来越多，再一次触碰到了中共敏感的神经。有一个人数庞大的，不信仰中共主义的团体在社会上出现，“势必要威胁中共的统治”。因此1999年7月开始了新一轮政治运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那个时期有印象。电视里不分日夜的播着批斗法轮功的节目，新闻联播延长到三四个小时，报纸连片累牍连篇的都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其实那个时期的法轮功与政治毫无瓜葛，不参与政治活动。即使被迫害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指责江泽民，没有把问题的矛头对准中共。

后来就是胡温时代，方舟子怀念的时代。胡温时代的情况比较复杂。胡温执政的十年，江泽民虽然名义上退下去了，可它的势力依旧盘根错节。胡锦涛在党内没有取得绝对权威，是弱势总书记。温家宝虽然不是江派，但与胡锦涛也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政治局常委各管各的，各自有盘算。决策层的不统一给外界造成舆论管控力度下降的假象。对比现在，回忆起来好像胡温时代挺开明的。

试问方舟子：

• GFW是在什么时期建设壮大的？
• 刘晓波在谁的任期因为什么被捕的？
• 陈光诚律师又是在什么时期被投入监狱？被谁的命令软禁在家？
• 关于六·四事件的定论，胡温时期松口了么？
• 关于法轮功事件，胡温时代有平反了么？
• 等等等等

温家宝口惠而实不至，他在位的时候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了什么？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解决了什么呢？难道中国还需要这样一个影帝吗？ 也是在这个时代，法轮功的练习者们发现不是中共哪一个领导人的问题。不解体中共，解体中共带来的坏秩序，这些问题就无解。自此之后劝中国人“三退”成了他们的新目标。

再后来是习近平执政。习近平接手的是胡温时代遗留下来，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除非抛弃中共，现有的中共秩序框架内再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了。我在别的回答里说过：习可能认为，毛时代就没这些问题。面对那么多问题，毛时代的办法是现成的经验，搞了一波全面左转。习试图用毛泽东的那套办法去解决中共面临的存亡问题，顺便树立个人的权威，扩大个人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情况依旧是中共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在垂死挣扎。是给中共加速催命还是续命，有待时间证明。

自始至终，中共也没有真正想为中国人谋什么福利，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自由而民主的国家。中共的所谓改革，只是续命的权宜之计。无论中共表现出狠戾，或是开放。中共可以为了保证统治地位整死国家主席、逼迫党总书记下台、将党总书记软禁到死，相比之下封禁前总理的文章更是小事一件。

中共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个别，真正想为推进中国文明做点事的人，但是很快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凄惨的下场。赵紫阳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不要再幻想有个什么中共英明领导人出现，带领中共改革；不要再怀念中共治下的某个时代。解体中共及其带来的坏秩序，重建现代文明的新秩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定调于奥巴马任内，确定于特朗普时期，落实于拜登在任。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美国两党基本同意政策，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变化。

2016年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结束前夕，曾经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专访。此时同党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已经败选，这次访谈奥巴马政治宣传的意味较少，被认为披露了一定的心声。奥巴马认为中东地区是部落政治，除非伊斯兰教发生如基督教般的宗教改革，否则他们之间的冲突无解。部落冲突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美国参与其中只是徒耗人力与金钱而已。当被问到如果美国从中东事务抽身，俄罗斯趁虚而入怎么办时，奥巴马回答：“那就让他们陷进去好了。”

到了特朗普任内，明确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世界秩序的头号威胁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美国从中东地区抽出力量，全方位部署遏制中共的战略意义已然非常显著了。

北越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枚棋子，而南越的制衡作用就凸现了出来。抛弃南越不管，从某个角度来看可能是美国走的一步坏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与当年美国从南越撤军的意义不同。擒贼先擒王，美国从中东抽出力量集中应对问题的核心——中共，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部署。中东问题少不了中共在背后捣鬼，解决了中共，部分中东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中共相较于当年的苏共难对付的多。苏共虽然军事力量强大，当年的共产阵营也声势浩大，但毕竟是孤立的个体。而中共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它绑架了14亿人口的市场，对美国许多利益集团都是不肯松口的肥肉。美国内部也被渗透的很厉害，美国国内亲共势力也在不断的游说。所以美国想遏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难度是很大的。不过美国开始意识到目前世界的根本问题在哪，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也算是个良好的开端吧。

@消极 #146299 是的。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民众，不少人已经对文革本身、以及文革造成的普遍贫困产生了质疑。

中共搞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中共的自救。中共的统治和中共权贵的利益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四个坚持”。

中共放松计划经济的枷锁，给了民众一定的经济自由，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的确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而且如果中共建政后不折腾，中国人最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应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共很无耻的黑白颠倒，居然把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因为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像消极兄提到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给中共续命的。时间一长，种种弊端显现出来了，改革的阻力恰好就是中共自己。所以当时朱镕基那帮老人对这波操作能续命多久，其实心里也没底的。

到了习时代，这一套已经不行了，百弊丛生，继续改革就要了中共的老命了。习可能认为，毛时代就没这些问题。面对那么多问题，毛时代的办法是现成的经验，搞了一波全面左转。这一波操作是加速呢还是续命呢，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简单的谈一谈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始终没有完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步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90年代之后就没挪动步子了。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规则的守护者，法律的仲裁者。最起码尽可能的少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否则又做裁判又做球员势必会干扰市场运行的效率，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

**中共解禁了过去那种无微不至的经济计划，给了中共治下的社会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共仍然严重干预中国微观经济的运行，造成中国企业走向“劣质化”畸形发展。

试举两个例子：

1. 产业政策/行业政策多如牛毛，朝令夕改。企业无所适从，想稳扎稳打做百年老店无异于天方夜谭。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抱着捞一票、赚一笔大的就跑的心态，造假、欺骗、侵犯人权与隐私，压榨员工等乱象层出不穷。
2. 讲政治不讲法律，官商勾结。没有中共官员支持的企业，寸步难行。小营生要贿赂城管、市场管理者，大企业要获得中共权贵家族的支持。

阿里的发展与起飞是在江泽民派系掌握中国政权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深扒了蚂蚁的股权结构，马云基本坐实是江系势力的白手套。到了习时代，气候变了，阿里就属于政治站错队了，因此被找了个借口收拾了。滴滴少不了也卷进了中共高层派系斗争，上市2天就被下架整改。这些企业，成也因中共权贵，败也因中共权贵。

中共一直高喊着要改革经济制度。如果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让一切真正依法办事，将政府的角色改变为仲裁者，势必要缩减中共的权力，废除坐享“祖宗荫庇”的红色权贵的经济特权。这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危及中共统治的改革，必然不能改。

改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公平的市场秩序就无法建立。韭菜会割完，畸形经济增长也会有停滞的那天。

1. 翻墙软件不能代替匿名软件，隐匿身份请用Tor。Tor Browser是Firefox ESR的专门定制版，能有效针对常见网页对用户真实信息的刺探从而保护匿名性。您应将翻墙软件（迷雾通）结合Tor使用来保障匿名。
2. 未经特殊设置的浏览器如 @RedLantern #145514 兄所说的那样存在各种泄露问题，包括WebRTC、IPv6，DNS，js等有可能泄露用户的身份。您应对照检测结果针对解决。
3. 只要您不在中共控制或中共有可能渗透的网站发表敏感言论，您的身份不会泄露，也不会被定位。需要匿名的敏感操作请用Tor。
4. 迷雾通、自由门等软件严格意义上不属于VPN，他们应被归类为代理软件。代理软件运行的OSI层级不够低，未必能接管系统所有流量。对安全有更高要求的墙内用户最好用虚拟机做一层隔离。详细教程编程随想的博客上有。但个人觉得，一般用户使用翻墙软件+Tor安全与匿名性已经足够（前提系统是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