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s #143975 理论上直接屏蔽目录服务器，Tor就不能直连了。目录服务器就那个几个，但Tor Project统计数据一直有1000以上，高峰时有数千中国大陆IP直连Tor目录服务器。如果只是GFW遗漏，可能性较小。想来只有前置代理暴露了ip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NullPointer #143992 Tor是匿名工具，不应用作翻墙工具，即使某些时候可以翻墙。墙内Tor用户数量少，而且大多是为隐藏身份做一些“政府不允许”的事。我担心的不是GFW对Tor的屏蔽，而是中共当局对Tor用户的重点关注。就像NullPointer兄说的那样，对已识别的Tor用户标记，也许在isp暗中设一个流量监控。网桥/用了蜜罐前置代理的3000个左右Tor用户在属地化管理下，监控与排查起来毫不费力。尤其在偏远地区，可能某一大片区域就一个人。这才是墙内Tor用户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两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
1.与墙内分布在多个地区的朋友交流，近2年内从来不能单独通过obfs4或meek网桥连通Tor网络。
一个可能的解释：GFW完全有能力识别网桥，只在某些区域故意放开封锁。
2.理论上墙内不可能直接连通Tor网络，因为Tor的目录服务器，节点都在GFW的屏蔽名单中。最近半年，Tor project统计中国地区的直接连接Tor的用户平均数约在1500左右。早些时候更多。
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些用户的前置代理的问题泄露了真实IP。
据说可以通过AI进行深度包检测，探测出前置代理下的tor流量，准确度95%以上。
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前置代理+tor的不超过几千人，背景调查一番，很容易的筛选到了嫌疑人。
这条评论的目的是制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阻吓墙内民众翻墙与发表反共言论。
在没有量子计算机的时代，在几十万上百万个，混合的加密翻墙流量中，深度包检测出Tor的流量特征，还在没有攻破Google服务器的前提下，识别到了某个人。
结论非常荒谬。 那家合作公司这么牛的技术，足以让数学与信息技术科学翻开新的一页，改变人类的历史了。
但他有一点说的不错。Tor在墙内不是主流翻墙方式，Tor官方的统计数据，墙内日活量也就几千左右，确实可以筛选甄别。所以不要在墙内直接使用Tor，包括经过Meek网桥中转。共匪目前可能没办法解密Tor的流量，但是GFW可以识别Tor的流量特征。墙内使用Tor一定要结合前置代理，前置代理也要是可靠的。
你的前置代理因为某些原因变慢了，换个时间上网、节点和代理工具可以解决。不是Tor的问题。
论文是meek网桥的识别，解密Tor流量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墙内Tor用户日活数很低，识别出Tor流量之后在运营商那里蹲守容易排查。如果在欧美国家，Tor日活达到百万级别的，排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建议墙内用户不应直接使用Tor翻墙，包括通过网桥。量子计算机问世之前，识别VPN+Tor的流量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0。
@爱狗却养猫 #143408 公安、国保、国安联合办案，很有可能。法轮功这样的案例很多，搜索明慧网结果有几万条。
还是希望他能平安吧。
@爱狗却养猫 #143399 任何软件都有漏洞，人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假设这条爆料是真的，可能是他用的软件存在尚未公开的漏洞，或日常生活中做的事而未察觉从而泄露了身份导致被（非法）抓。
已证实身份的国安内线向我本人透露
仅从原文揣测，这条爆料值得推敲。
编程随想不是外国间谍与特工，负责这种对内煽、颠与法轮功案件的不应该由“国安”而应由“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负责。国保负责的案件会事先与国安通报？可能性不高。也可能是爆料人混淆了“国安”与“国保”，也可能这条爆料是假的。
我希望是后者。希望每一个在墙内舍己反共的人平安。
说“三本”定义不很准确。一本二本三本（或一批二批三批）是高考的招生和录取批次，这类学校以前在第三批次招生，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三本”。后来某些省份取消了高招第三批次，只有两个批次。所以也有部分这类学校、部分专业在第二批甚至第一批招生，但学校的性质没有改变。
这类xx大学（学院）xx学院的正确名称是：**“独立学院”**和“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要求与母体高校“三独立”：法人独立，校区独立，财务独立。不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就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这类学校的实际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共享本部师资；有的享受本部的经济力量支持；有的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投资方是当地政府或企业。
中共教育部在2020年下了文件，给这类学校规定了三条出路：1.转设为公办高校，2.转设为民办高校，3.关门。在完成过渡期之后，独立学院或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将走入历史。所以一些学校为了避免关门的命运，或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和大专院校合并也不足为奇了。
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和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产物，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一开始毕业证与学位证和母体院校相同吸引生源，到生源充足后独自发放，到现在转设和关停，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原因一是现在公办、民办高校扩招的数量也不少，足够吸纳高中专毕业生深造就读，二是也反映了中共国的人口下降的事实。
Prime Minister和Premier在英文都可以指“首相”或“总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Wiki上对Premier的词源的解释是这样的：
The word comes from french "Premier ministre" which means prime minister. "Premier" meaning "first", coming from Latin prīmārius. This is why in many nations, "premier" is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prime minister".
对于其他职位的英文翻译，我个人觉得，要尽量的反映中共这些职位的本质。比如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翻译成President，会让不了解中共国实际的民主国家的一般人觉得这个职位是民主选举的。叫Chairman就比较合适，因为Chairman既可以是选举的，也可以是指定或任命的。何况还有个Chairman Mao在前面呢，更能让外国人形象的理解中国的国家主席是什么角色。XD
我想表达的是中共的体制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有其他许多表现，复旦事件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也不代表别的国家地区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好比垃圾堆旁边会有许多的苍蝇，这个垃圾堆是招来苍蝇的原因。把垃圾堆移走苍蝇出现的可能性会降低，但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苍蝇，毕竟有时家里打扫的很干净也会有两只苍蝇飞进来。所以不能因为别的地方也有恶性事件就忽视了中国这里的问题。
奇怪而又扭曲的中国大学体制。
大学本应是教授与学者治校，行政应为教师与学生服务。中国的大学则搞成了官员治校，把学术界搞成官场。不仅官员治校，那个党还要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学校有党委、学院也有，系所有总支、支部，乌烟瘴气。
新闻遮遮掩掩不敢说教师杀了书记，是怕人们发现，矛盾与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共嘛。
表现上是中立的，但议长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会利用议长的权力影响法案通过。
英国的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正、副议长共有四位。议长是无党派人士，三位副议长保留党籍。正、副议长的党籍归属刚好是2:2（算上议长上任之前的政党归属）。英国下议院议长在议事程序中拥有自由量裁权，并不仅仅是一个敲锤子维持秩序的木偶。而英国上议院的议长更像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
现任英国下议院议长是原工党Lindsay Hoyle。前任议长就是大名鼎鼎的John Bercow。他的Order咆哮被各种恶搞剪辑成鬼畜视频在网上流传XD
Bercow本人是留欧派，在议长的生涯中多次帮助留欧议案通过。所以也被质疑缺乏中立性而在2019年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0年的下议院议长任期。
发一个Bercow的视频XD 顺便让大家领略下英国议长的角色X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5THTi6Zbg
议会制下的议长通常是中立角色，但美国和一些总统制国家的议长（Speaker）是议会多数党的实际领袖。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可是多次放下锤子参与辩论。要是把Nancy换成AI，民主党要跳脚吧XD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基于美国宪政体制结合中国古代官制的产物。
孙中山考察后认为美国宪政体系中至少存在两点不足：
政治分赃在美国联邦政府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普遍现象，以第7任总统Andrew Jackson的行为最突出。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对弹劾权的应用非常谨慎。近年由于政治极化，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两次弹劾川普，甚至第二次是在川普卸任后发起弹劾，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弹劾权滥用的争议。
孙中山设想利用中国古代的科举与铨叙制度，确定公务员的升迁秩序，减少政治分赃。借鉴中国古代“御史台”“都察院”等制度，剥离国会的弹劾权，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消除立法机构滥用弹劾权力的可能。因此“五权宪法”中创设了两个新机构：考试院与监察院。
美国联邦宪法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力分支的设计，采用的是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则。《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制宪相关史料也阐述的很清楚。提起美国联邦政府，许多人着重三权“分立”而忽视了权力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分立了，而且三个政府分支相互制衡。美国的制宪者们试图分解决策的过程，并让权力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最大程度限制政治权力对自由的侵蚀。所以美国制宪者没有沿用英国的议会制而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比如征税和拨款的权力由国会掌握，募兵的权力也由国会掌握。这一举措避免了军队成为总统的私人武装。又比如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则需要两院各2/3议员同意的绝对多数门槛。避免了国会的多数派（美国制宪时还没有政党的概念。议会制下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党会削弱使反对党的制衡功能）强行推动有害的立法，使立法的过程更加审慎。再比如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即便国会通过的议案被总统签署成法，司法分支也有废除不符合宪法的法律的权力。维护了宪法的最高地位。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采纳了美国宪法的分权原则，但没有领会到制衡的精神。按照孙中山的想法，由一个类似能提案、修宪的选举人团的草根国民大会掌握根本权力，五权（五院）只是国民大会的“职能部门”（掌握治权）。五院之间没有权力的制衡。好比现代公司制企业，国民大会好比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五院好比于研发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立法院、行政院有问题由监察院纠察，那么监察院出了问题不能自己纠察自己，只能由国民大会纠察。 如果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五权宪法“体系最终恐怕也会演变为类似中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体制。国大变为人大，法理上具有立法、监督、解释法律等最高权力的终极权力源泉。 因为“五权宪法”的诸多问题，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经过多番调整，更接近于美国。考试院和监察院因此也达不到宪法设计之初的成效，主张修宪彻底废除两院的呼吁也一直存在。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国会代表人民但不等同于人民。议员不是机器，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制宪者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只有让权力相互制衡。寄希望于一个机构一类人群能全心全意无私无我代表民意，是不现实的。
**西方的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效的选举体系，选举体系又植根于资本主义。**如果候选人想获得选票，那么必须让尽可能多的选民了解候选人并赞同候选人的观点。所以宣传与自我推介是选举活动的核心。
宣传需要钱，大范围多形式的宣传需要更多的钱，组织竞选班底规划竞选更需要钱，政党组织也因此而出现。候选人依靠自己的财力，小范围内参选尚可。选区、州、联邦一级的选举不依靠政治捐款胜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募集资金又是候选人竞选活动的重点。**资本主义发达的商业社会则为相对公平的民主选举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钱多不一定能赢，但是没有钱肯定赢不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社会选举易流于形式，或把持在少数集团手里，或造成独裁局面（比如南美、非洲）。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无法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得不到支持而抱憾。
孙中山当时可能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期望取长补短，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政体制。虽然他的“五权宪法”没有达到预期，但他为民主制度本土化的探索精神仍然值得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