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想 #116006 共勉。：）

这…………从历史规律上来看，没有任何组织（包括国家、政党）是永存的，战争也是肯定会发生的。撇开这些正确的废话不谈，如果说是近几年（如十年之内），如果一定要赌的话，我把钱投注在“不会”那一边。

@我的随想 #116002 虽然您那句话不是回我，但是我还是想回应一句，您过谦了~我们各自身处的现实也是真实的现实，不过是现实的一个小小碎片，并不完整而已；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经历过什么事，做过什么事，能够为他人的处境共情，已经难得了。从认识世界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与其说“一叶障目”，不如说是“管中窥豹”。大家都在拿着自己的管子往外看；如果说阅历、阅读、与他人交流、以及看统计数据有什么价值，就是把这个管子的口径稍稍扩大一些。

说句找打的话，我其实还挺理解那些警察的。这些警察渎职是肯定的，尽力也是绝对谈不上的，说他们胆小没用都是不冤枉的，洗地也是没法洗的；但是如果我不会游泳、没受过下水救人的专业训练、又没有救人的装备，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陌生人。不救吧大不了丢饭碗；要是真的下去救人，一时失足牺牲了，老婆孩子谁来养？房贷车贷谁来还？家里老父老母怎么办？警察说是要冒生命危险啥啥的，其实每个月几千块钱，根本够不上卖命的标准，所以宗旨当然就是“消消极极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iceyjuice #115912 十分精甚。直接贴一遍，方便查看：

@消极 #115914

我们坐在这里坐而论道，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已经秒了80%的中国人。

前20%？我觉得国内有这个闲心余力翻墙的，家庭收入来说至少前5%。2019年中国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是每月1500~2000元左右（根据统计口径不同有所不同），月收入超过5000就是前5%了（而网民中月收入超过5000的占25%以上，所以网上的样本极度有偏）。不过即使是1%也不算什么，14亿的1%也有1千万，还是密密麻麻的韭菜。

“人相食”

建议提供纯匿名支付方案，否则不能取信是双方的。例如，如果有人提出能帮助你，你怎么能确定帮助你支付的人身份就没有问题呢？

如果你可以搞比特币账户，不如直接用比特币洗两遍，匿名化后直接自己买VPN。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消极 #115962 您为何如此消极？(๑◔‿◔๑)

@刘慈欣 #115715 我觉得蔡霞和编程随想是两类人，所以不好直接相比。不过我确实很佩服蔡霞；既得利益者顶着风险为公义而批判给与自己利益的体制，无论是寻求渐进式变革还是彻底改变，都至少是非常有勇气的。从实际来说，蔡霞作为体制内人士，视角非常珍贵，且有很多话更能说到中共体制内人士的心里。

话说我觉得中共也是实在找不出蔡霞这种知识分子什么黑点，不像任志强还能搞出些似是而非的经济问题，或者许章润还能安个生活作风问题。现在封她账户啊、威胁她家人啊什么的，搞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如果真要明面上给她定罪不知会定个什么罪名。

@sorrysorrysorry #115719 有什么推荐的好文吗？

@limitpt #115734 我觉得或许不必如此悲观。我们今天的社会，放在历史来看，也只是一个截面。所以说，或许问题是，历史上是否有过一个时期，社会机制可称得上非常“健康”？“心智健康”的人类是大多数而不是稀缺物种？人们都有反抗的武器，能不被随意抹杀，不沉迷于某种形式的“奶头乐”？“隐私”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一种理论或奢侈品？我认为答案都是NO。

所以说在人类特质几千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今天的社会究竟和历史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更悲观的话，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理由，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确实增强了。

@libgen #115770

可以选择做一名网络公民记者

是的。如果要归类的话这类似于建立自己的平台和媒体，而内容是存档和记录。

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能收集整合资源，搞面向大众的匿名网络安全入门课程，类似将编程随想的“事业”进一步dummy化、教育化，或许会很有意义。此外，如果真的想做什么，还有一个受众是谁、目标为何、是否能可持续地“用爱发电”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如果搞不清，project容易迷失方向……

@消极 #115778 可以申请取消，但是手续比较麻烦，是一个separate action（https://studentaid.gov/manage-loans/forgiveness-cancellation/bankruptcy），所以一般是没有其他途径了才走这条路。政府提供的学贷本身就有凭收入还款的选项（低收入者每月还款额可以为0），按额还款20~25年后余额全部取消（但是会当作当年收入需要纳税）。

这里讲到几个有意思的。以下是我多次听到过的：

• “循规蹈矩的女人极少能创造历史（Well-behaved women rarely make history）”，一般认为是玛丽莲梦露讲的，其实是历史学家Laurel Ulrich原创的书名。

•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一般认为是马基雅维利讲的，其实最早的记录是古罗马诗人Ovid。

• “疯狂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Insanity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一般认为是爱因斯坦说的（我也一直这样认为），其实是小说家Rita Mae Brown在书里借某个角色首先说出口的。

@消极 #115664 我感觉你说的和我说的不完全是同一种东西。你似乎主要说的是social norm问题，如某些行为是否被他人接受。这些行为本身不会直接伤害自己和他人，所有的后果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看法和反馈（如drag queen），当然不被接受的后果就是造成自我伤害。我说的成瘾行为，则主要是会直接造成生理和经济方面的伤害的“自我毁灭”行为，如饮酒成瘾、暴食成瘾、熬夜成瘾会影响健康，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时候购物成瘾、赌博成瘾会影响生活。

来源：https://dy.163.com/article/FCUD56AF0530QKNK.html

2020-05-18

文/菲凡烽火台 黑白呸 小莫

2016年年底，借贷宝10G不雅裸照全套图泄露，“裸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从那之后，普罗大众都知道了裸贷是个什么东西。

裸贷嘛，也叫打裸条，借款时以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替代借条。如果违约不还，放贷人以公开裸体照片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挟逼迫借款人还款。

当然，这是绕过了监管的私下交易。

几年之后的今天，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校园贷、裸贷从波涛汹涌变得风平浪静，但是，在平静的水面下，却依然有暗流涌动。

这是最近在某些网站上，匿名网友发出来的广告，“裸贷肉偿”“牵线”，可以看到，这些肮脏的交易还在公开的进行。

庞大的20G素材库，“最新特别档”，更新至2020，这一切都说明着：裸贷还在顶风飞翔。

为什么？

如果说最开始的裸贷，只是为了拿着裸照作为威胁，作为能收回钱款的武器的话，那么现在的裸贷，已经演变成一个黑暗的产业链，目的不再是单纯的放贷吃利息了。

我们先来看看裸贷盯住的人群：女大学生。

最开始的时候，裸贷并不限于人群和性别，不管是村口王大妈，还是社会张大哥，都可以裸贷。

把钱放出去后，他们发现很多账都收不回来了。

因为大妈和大哥的裸照根本没有市场，如果他们脸皮厚点儿不受怕被公开，放贷的人简直就无可奈何。

但女大学生就不一样了，她们的裸照有市场，且大部分脸皮薄，不希望自己的裸照出现在自己的社交圈，放贷人不仅能有力的威胁，还能将她们的裸照、裸视频拿去卖。

放贷人掌握这个规则之后，便将人群锁定在了女大学生身上，在尝到了甜头之后，他们发现，里面隐藏的一个方法似乎比放贷更赚钱。

那就是贩卖网络色情、强迫女性线下卖淫，也就是他们说的裸贷肉偿。

性质变了之后，他们对裸照的要求也变了，以前只需要一张手持身份证的裸照，现在需要拍隐私部位的特写，甚至自己自慰的视频。

如果照片视频拍不够清晰，还要一遍一遍的重新照，直到通过审核。

尽管有了这样的证据，放贷人还是会让借款人提供亲朋好友的电话信息，就读学校信息等，钱还没拿到，裸贷女孩已经完全变成透明人。

做了这样大的牺牲，她们能借到的钱，也只有几千块而已，比如：承诺借1000，那么放贷人会提前收掉140元的利息，到手不过860元。

但是这个贷款的利息却高的离谱，有人周利率就达到30%，一般年利率超过36%就是高利贷，这个可以说是高高高高利贷了。

但产业变了性质，很多放贷人，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别人还上，等到要还款的那天，他们甚至会故意失联，造成别人的逾期。

一旦逾期，女孩们的噩梦就来了，放贷人威逼利诱，让她们进行肉偿，如果拒绝，他们流氓地痞的本性就展现了出来，不断的恐吓，甚至拿着家人的性命威胁。

女大学生一直在单纯的校园环境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被吓到，然后被迫就范。

而那一头，放贷人早就把她们的照片视频发出去，寻找买家了。

根据漂亮程度，肉偿的价格会有所差异，大多是两三百到五六百，普遍低的可怜：

更可怕的是，在肉偿的过程中，还会被强制拍下视频来记录，这些淫秽的视频内容，一方面成为了放贷人下次揽客的广告，另一方面，也会流向一些色情网站变成资源。

除了裸贷，不少地方也搞出了名称不一样的“佳丽贷”，没错，就是KTV里的那种佳丽。

佳丽贷甚至不需要裸照来做抵押，长的越好看能贷到的钱越多，但还不起钱就要听从安排，KTV和酒吧之类的场所做公主陪客。

这样，放贷人变成了非法卖淫的组织者，而借款人则变成了出卖身体的卖淫者。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裸照的出售者、转手者、传播者都属于传播淫秽物品，如果传播达到一定的量，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放贷者强迫他人 “肉偿贷款”，也构成了强迫卖淫罪。

而这些将自己裸照传给他人的女孩，本身就在传播淫秽物品，她们的行为也构成了违法。

线上自助购买色情资源，线下裸贷肉偿牵线……借贷变成了色情产业链。

在这个黑产里，放贷者几乎都是一些无业游民，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为了得到利益没有底线，这些女孩一旦被裸贷抓住，可能就再也无法走出来。

有人按时还款，却还是被裸照要挟，有人发了裸照，不但没收到钱，还反被勒索一笔钱……

裸贷照片发给别人的那一刻，她们就将自己带进了泥潭，交不完的封口费、照片泄露的舆论压力、被骚扰的家人……不断有女孩们不堪逼迫和压力，选择了自杀。

而裸贷绝不是一个地区的个案，在一个“可联系肉偿”的数据里，包含着全国各地的文件夹。

我们的女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在很多女孩的回答中，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看上了一款负担不起的包包或香水。

正规贷款手续麻烦，下款速度慢，还需要资格审查不一定能成功贷上，相比之下裸贷太方便了。

这样的说法，让大家难以相信，但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

《女孩子一定要拥有的10只口红》《香水是精致女孩的第一步》……这些不断被吹捧的消费主义，潜移默化的蚕食了一些人的思想，就算吃土都要买奢侈品包包，因为“你值得最好的“。

资本主义大力推崇的提前消费观，也正在悄悄改变着大家的生活，这月买了下月还，用完花呗用借呗，负债的人生已经成为常态。

裸贷8000去旅游，因为网上说了“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

这是个人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希望我们在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前，不要盲目的在网上跟风，否则你倾其所有，可能只是资本大佬的一颗韭菜。

我的个人感想：因为讲到“愚蠢的行为”，想到了此类事件。理财教育很重要。

@消极 #115648 您不仅消极，还简单粗暴~(๑◔‿◔๑)~

反馈控制机制出hiccup倒是很常见的，否则世界上就没有蠢事了，只要信息畅通，大家全是经济学模型里的理性人。是不是“障碍”，说到底还是一个程度问题，所以你说的“失控”也算是一种定义吧。

@消极 #115643 确实是心理问题。Addictive personality and addictive behavior.

其实很多人都多少有过“上瘾经历”，无论是抽烟、饮酒、吃零食，还是玩游戏、购物、追剧、上网，再到赌博、性行为等等，本质上就是行为主义实验里不断踩踏板给自己注射精神药物的小白鼠，只不过通过行为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与直接用药物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要间接和高级一点，多一层layer。有些人的性格特质相比其他人更容易“上瘾”，例如有抑郁倾向的人、喜欢刺激的人、有强迫倾向的人等。从病理角度来看，有问题的不是行为本身（追求快乐是很正常的），而是行为的程度和造成的后果。人类行为一般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而当精神特质和行为对这一基本目的产生持续、不可控制的负面影响时，就是“有病”了。

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334792324560326659

陳純一：今天是 #陈玫 #蔡伟 被抓走的第 230 天。我剛剛接受了日本「每日新聞」 @themainichi 關於 #端点星 案的視頻採訪，向日本觀衆介紹中國政府掩蓋疫情信息、審查網絡言論、打壓言論自由、非法拘禁公民、濫用官派律師、推行洗腦教育等現狀。

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334822640851234820

陳純一：今天是 #陈玫 #蔡伟 被北京警方抓走的第 230 天。我剛剛接受了荷蘭電臺 Bureau Buitenland @bbvpro 的電話採訪，關於 #端点星 案和陳玫、蔡偉當前的處境，以及他們可能面臨的審判。

撰文丨祁十一

负债的人啊

他们欠债的原因多种多样，欠债后的经历却惊人的相似：压力重重，抑郁，甚至情变、婚变，最糟糕的时候好些人想过死，却担心债务留给父母。有人因炒股欠了105万，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不敢让妻子知道，但在吵架时说漏了嘴。还有人已经定了婚，却陷入了炒比特币的疯狂，最终欠了60万，东窗事发后未婚妻决定退婚。

刚刚过去的购物季，一个名叫“负债者联盟”的豆瓣小组冲上了热搜。很多人在上面分享自己负债的经历，这些帖子往往会以这样的标题开始，“负债20万马上还不上了”“19岁欠了两万多，迷茫不知道怎么还了”，以及“26的年纪，表面光鲜亮丽，实则负债60多万”，作者是“孤荡的灵魂”。

时而会有人发帖询问：单身负债女性，还能结婚吗？那是一位27岁的女子，欠债46万，征信已经烂掉，不敢谈恋爱，怕对方不能接受，更怕自己会孤独终老。

有人因为欠债负担太大，得了抑郁症，开始吃抗抑郁药物。有人为了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控制不住消费，总是买一堆没用的东西，便去看心理医生，最后被诊断为“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看到这个帖子，很多人觉得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原来购物狂就是这个特征”。

对于明心来说，这种负债的焦虑渗透到他的每个夜晚。有很多个凌晨五点，他都没有睡着，在床上辗转反侧，而两个小时后，他就要起床洗漱，坐地铁去公司。29岁的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经历过多少个不眠夜了。从欠债5万开始，他就陷入了持续的失眠。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他的负债不见减少，却以可怕的速度增加。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0万。

这些钱都是他在直播间刷礼物刷出去的。有几年的时间，明心莫名其妙地陷入这里面来了。只要花钱，喜欢的女主播就会快速注意到他。钱不够了，他就开始借。

他上过不错的大学，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喜欢的事，那就是看书了，他不是没有反思过，怎么自己会去看美女直播，还花了那么多钱呢？看到银行的账单，明心有时会觉得很迷惑，这个刷卡消费的人是谁？那像是另一个人，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生活像是有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债务压身，也是阿亮过去四五年最痛苦的体会。每到还款日的那几天，他下班后时常坐在汽车里发呆，茫然盯着远处，或者不停刷手机，却不知道看什么。直到转换好心情与角色，才敢上楼去面对妻子。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起来，甚至打架，最严重的一次是妻子拿起了刀，吓得他赶紧冲过去夺下来。

但一切只在那么几天。过去也就麻木了，他又成了小城市里一名本分的公务员，说不上是好丈夫，也许是一个好爸爸吧。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泡在百度贴吧里，研究各种表。记得第一块是卡西欧的电波表，随后陆续买了精工、上海、天梭、天王的表，每块1000多，不到2000元，都不贵。然后是收音机。他喜欢那种电波吱吱呀呀的声音，索尼、德生、山进的，每一款都不同：这款是音质好，那款是收波能力强。只有他自己知道下单时那种感觉，很刺激，“就像大脑在分泌多巴胺”。

他已经囤了八个收音机，还有六块手表、四个手机，还有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起初这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意外，但后来大手大脚成了习惯。即使后来结了婚，有了家庭，他还是没有摆脱它，债务也逐渐累积起来，超过了25万。

阿亮囤的部分手表和收音机 ©阿亮

而对于还在读大学的女生小南来说，她陷入债务危机，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去年的一个夜晚，她和室友打开了一个知名电商主播的直播间，想要“见识见识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厉害”。然后她就知道，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直播间里出来。

她不是一个喜爱打扮的女生，在过去的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消费也就是买了一款1299元的手机，借钱更是几乎没有过的事情，她怕欠人情分。

但是那一天之后，等到主播亮出种种证据：质检报告、明星代言、欧盟认证，她就会沦陷。等到主播说完“三、二、一！”她已经做好了冲刺的准备，点击下单后，她感到快乐。

最夸张的一次是，她一次性买了一箱衣服，22件，是全宿舍的人一起去快递站帮她抬回来的；还买过15双鞋，把宿舍里的铁制鞋架都压弯了。

要到半年后，催债电话一次次打来的时候，她才一点点清醒过来。

失 控

我们给很多人发了私信，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有大学生、快递员、公务员，还有房产中介。他们不是不知道，负债已经超支了，但却停不下来，一个欠债的女生是这样说的，花钱没办法谈理智，就像是“吸毒上瘾”，她会假装不知道后果，“就好像明天要死刑了今天就狂欢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心出生于城市中产家庭，家里有房有车，从小物质不缺，学习很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他小时候父母离婚，母亲把他带大，家教很严格，从小对他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要优秀，要懂事，他也一直是这样表现的。他喜欢读书，考上了好大学，拥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但长大后，他发现，很多人比他还要优秀。

心理有落差，他“便用消费的欲望弥补自己心理上的空洞”。每当他在直播间刷出一大笔钱，会立即收获全场的关注与认可。有一次，他一次就刷掉一两万，迎来所有人的赞叹与艳羡。

明心觉得自己有“讨好型人格”，总是希望让别人满意，哪怕自己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只要大家都关注到他就行了。这种快乐来得非常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会发现一个耀眼的女孩，“却没有途径认识她”。但是在直播间里，只要他显示出经济能力就可以了。

“疯狂”的直播

很多次，小南也问过自己，到底是什么戳中她了呢?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买那款眼霜时，是那句话：“你们晚上会熬夜吧，熬夜肯定会有黑眼圈哦。”这句话一下就戳中了小南的心，“我的妈呀，我熬夜，多少人晚上都在熬夜啊。”

小南进入直播间购物的时候，正面临着严重的焦虑，心里的恐惧也到了顶点。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得吃抗焦虑药物。只有在看直播购物的时刻，她才会不害怕，时间和内心被填得满满的。

还是在高三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了，自己最怕的人是父母。那是在父母离婚后不久，她待在家里，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她感到特别害怕，怕鬼。但爸爸走了后，她的恐惧消失了。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怕的是谁。

但她最害怕的形象，却是一个披头散发挡住脸的长发女人，那个女人的形象就是妈妈——那是普通的一天，妈妈洗完头，头发披散在了前面，她吓哭了。尽管平日里她和妈妈很亲，但“最亲的人伤害也最大”。

对于小南来说，妈妈和爸爸一样，都有着复杂的形象。小时候做算数题，爸爸要求她每十秒钟必须做出一道题，数十秒，到“十”的时候还没有答案，啪的一耳光打在了脸上。妈妈也会因为奇怪的原因打她，比如打扫卫生时忘了一根头发在水池，做饭的时候忘记擦灶台。

读大学以后，她是宿舍里的开心果，看起来人际关系很融洽，她却从心底里害怕，怕人多，怕舍友，有时候怕到晚自习独自跑出去不上课，“怕大家在看我，觉得大家会打我”。

在直播间里泡了大半年，小南识破了主播们的种种套路，但她还是陷在里面。有时候，快乐变得很虚无。别人买东西很快乐，是因为买到喜欢的东西，但她买东西，“只是喜欢付钱和拆包裹的快感”。小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室友们都在说她、劝她，但没有用，“就像被人洗脑了一样”。她形容那种快感很难忘。“就像在血管里炸开的感觉”，那是小南的描绘，“和普通的快乐完全不同。”

花呗和美团的账单上，她最高的时候有1万5千元的未还账单，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被买买买填充的衣橱 ©视觉中国

每一个负债的人都可以讲一个伤心的故事。阿亮的故事是从他前女友劈腿开始的，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她说我很抠门，不会去高档馆店，没吃过牛排，没买过好东西给她。她说对女生一定要肯花钱，要大方。”他们分手了。

阿亮的人生本应该稳稳当当的，他生活在一个东部的小城市里，大学毕业后做过快递员，后来参加公务员考试，过上了那种父母眼中“离家近、体面、收入稳定”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兴趣也就是看看电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喜欢是枝裕和还是岩井俊二的区别。

后来回忆起来，他意识到就是分手那一刻，他开始失控了。他办信用卡，而且办了七张，还有花呗、借呗，开始报复性地花钱。是自尊心吗？还是什么？他只说是受到了刺激。

他提起小时候，爷爷曾有过一块上海表，他观摩了很久，却没有能力拥有自己的，现在他可以买了，尽管是借钱买。他是二胎，6岁以前被父母寄养在爷爷奶奶家里。哥哥总是有新衣服穿，他只能穿哥哥剩下的。有了好吃的，也是哥哥先吃，他吃剩下的。

有一次父母吵架，父亲和母亲互相把他扔到对方怀里，嘴上说着：“赶紧把他带走，我不想要他了，赶紧送给他奶奶。”他吓得哇哇大哭。

多年后刷信用卡消费，像是一场漫长的、迟来的补偿，“会有一种报复性快感，就觉得自己应该享受，因为我从小就没有。”他说，“就好像在弥补自己的缺失一样。”

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他独自坐在汽车里，和我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雨打玻璃的声音传了过来，“现在外面在下雨，聊起这些事情，还挺难受的。”随后是长久的沉默。

崩 盘

起初，每一个透支消费的人都相信自己还得上。明心就是这样开始的，刷1万块的信用卡，分12期，每期1000来块钱，自己当时月收入四五千，完全还得上。后来刷3万，每个月还2000多，也OK。但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不知不觉就超过了月收入。明心开始去新的平台借款还旧债。我们聊到的欠债者中，很多人都这样做。

对缺乏自制力的人来说，这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在互联网上，只要你想的话，可以很容借到钱，平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网贷工具，不断地暗示你可以打白条，告诉你，借吧、花吧。

债务就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大到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更不愿意去计算自己欠了多少钱。明心觉得只要自己的脑子一停下来，就会被绝望的感觉侵蚀。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好像被别人控制了，可怕的是，为了缓解焦虑，他选择的办法是：继续消费。因为他需要快乐感、幸福感，“让你不那么痛苦，稍微好过一点”。

一苇是在债务突然爆掉之后，才直面欠债带来的残酷和难堪。年初疫情的时候，银行和借贷平台突然缩紧，她的借呗额度一下被降低了，从18000降到8000，最后直接关闭。以贷养贷的资金链，立刻就断掉了。

那是今年四五月的事，也是她人生中最卑微、最难堪的一段日子。她不愿意让父母知道，便四处求人，姐姐、朋友、长辈、网友，还有追过自己的男生，都去借了，还得编理由。开口是艰难的，开口之后等待答复也很难熬。人们要么不回复，要么不想借，要么就提出不怀好意的交易条件——一苇拒绝了。最后，靠着提取公积金、以及姐姐和长辈的借款，她才撑了过去。

©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几乎每个负债的人，都会讲起一些被追债的经历。秋然是在去年春节经历了这一切。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独自一人在城里的出租屋度过，手机开着飞行模式，有人敲门就心惊胆战。他曾经每四五个月换一部手机，都是当时的最新款，还得是旗舰的，但现在手上只有几百块钱，有时候一两天都没吃饭。没胃口是一回事，没钱吃饭是另一回事。

自从信用卡额度被取消后，他一天能接10个催债电话，就连母亲、亲戚都接到了电话——这被叫作“爆通讯录”。母亲知道后，没有责怪，只有无奈和失望。有一次秋然和她通电话，她在电话里自责，“你老汉（父亲）死得早，都怪我没有好好教育你。”

小南的债务不可避免地逾期了。催债的电话总是在一天中最焦虑的时间打来，比如中午，她正准备睡午觉；或者晚上，她准备休息。最初会有人工电话打来，温柔地提醒你，“别忘了还款哦”，随后便是机器人，一天三四次地轰炸。要是你一直挂断或者不还钱，催债的人便上场了。

小南在三月底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情绪激动，训斥小南：“你怎么回事，小小年纪欠这么多债？知道欠这些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吗，对你的家庭会造成什么影响吗？”那一整天，小南吓得魂不守舍，甚至一度有了轻生的想法。还好，她胆小，只是想想而已。

阿亮在向妻子坦白后，购物欲望突然就消失了。8月31日那天，收到妻子说要准备换房的微信后，他才第一次认真计算了债务。看到25.8万时，他懵了，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妻子知道后，哭着问他：“我们该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卖房还钱吧。”最终他们卖掉了房子，拿出一部分还掉了债务。

从那以后，阿亮把信用卡都注销了、剪掉了，花呗、借呗也关闭了，他的每一笔消费都会同步到妻子手机上。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他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唯一的祈愿是：不再回头。

阿亮用剪掉的信用卡拼出了8月31日，他向妻子家人坦白欠债的那天 ©阿亮

明心还在深渊的边缘徘徊。他最初欠的那40万，已在父母帮助下还清了。但就在还款的那两个月里，他又悄然花掉了16万。如今，这16万里，从借呗和信用卡借出的8万已还清，还有8万是借朋友的。

“人真的不认识自己，在你以为的你，和真实的你之间，差距很大。”我和他聊天的那天，他对我说，自己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他不知道，如今是已从直播间抽身出来，还是会再次陷进去。

@沉默的广场 #115632 比较好奇，品葱组织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活动有哪些呢？

我觉得线上的匿名组织能做什么、对象是什么、与线下活动的关联为何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线上的匿名者组织可以和线下社运联动，估计what's online had to stay online; what's anonymous had to stay anonymous。如果要影响现实，目前我看到有人尝试的有：（1）做中文自媒体，在翻墙和海外华人圈子里传播；（2）做外文媒体，提高影响力，进入国外的政治生态和舆论话语中（这点做得最好的还是法轮功）；（3）搞类似网上攻击、恶俗这样的“灰产”。

此外我比较好奇海外民运人士的平均技术水平，以及对匿名网的了解程度。感觉目前的主流就是在推特和youtube上开自媒体。@陈士杰

这……我觉得没有主观上做假票，但是存在各种小错误和mess up选什么？

@我们一起学猫叫 #115564 我感觉习是毛粉。anyway，第二段视频的【报菜名】中最有意思的还是直接跳过了江泽民，邓小平之后直奔胡锦涛。蛤丝抗议。

@Caritas #115506 “键政能力”是虾米？可以吃吗？(๑◔‿◔๑)

@thphd #115508 汗，我还一直以为“田园XX”是天真岁静的“田园派”（idyllic）的意思。原来是说土味缝合怪啊。

@消极 #115529 我觉得只要不搞专制复辟，投票给谁无所谓。如果政治体制和舆论环境换汤不换药，投给“中国民主/共和党”未必比投给共党好。

@kill_ccp #115597 那就好。要喝茶就在家喝，网警的茶不好喝。

Have a healthy, living body!

@沉默的广场 #115602 从民运到社运，传统的政治性活动都是实名，参与者也很少有匿名知识。这与技术限制有关，与国内一二十年前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些也有关系。匿名网的兴起时间还不那么长，但是或许会成为将来异议者主流的活动平台，因为其他平台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吐槽一句，就算隔壁品葱，除了整天神经兮兮地喊“网军渗透！网军圈套！”，还有几个正经讨论学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的。）

@Caritas #115613 o(=•ェ•=)m 零赞有时候就是没看到啦~~

如果她们不赞我就自动认定是她们在踩我啦。

瑶瑶和我负责了2047的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U•ェ•*U

我还是觉得最好有两种“赞”，表达友善、不限量供应、不影响排名的赞（类似“thumb up”），与表达对帖子/回答质量的认可、限量供应、影响排名的赞（类似“投币”）。

除了国内不能自由说话，正常工作还要翻墙，中共并没对我【不好】。对很多人来说，当个顺民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但是它对另一些人很不好，很不公，而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背景；于是也让我意识到，在一个法制和基本公民权缺位的国家，一切的“好”都是可以随时被拿走的。

论坛设置“踩”的初衷是质量控制和社群共识建设，但我认为以2047目前的规模，质量控制和共识建设可以用其他方式达到。

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2020年12月4日。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4/shibaide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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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我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作为一名培训中共高干的著名党校的教授，我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这让我认识到，中国早已到开放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停滞之后，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而曾暗示具有变革倾向的习近平似乎是领导这场改革的不二人选。

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艰难探索，虽然我的职责所在恰恰是对中国官员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我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那时在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日益转向西方学术思想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骄傲捍卫者，但那时已开始为自由化辩护。我曾是中共的忠诚党员，但那时却心中怀疑中共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正因为此，当事实证明习近平并非改革者，我并不感到惊讶。在习的执政年代，中共政权进一步沦为政治寡头统治，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方式保持权力。它的压迫性与独裁与日俱增。习近平笼罩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了那一点点仅存的政治言论和公民社会空间。在过去的八年中，你如果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那就真的很难理解，这个政权变得有多么残酷，而它又制造了多少无声的悲剧。在公开反对这一制度之后，我得知住在中国不再安全。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家庭。1928年国共内战初期，我的外公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停战，我的父母及我母亲一家好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投身于抗日战争。

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而言，生活是美好的。我父亲担任南京附近地区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我母亲则在父亲部队所在地城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担任主管。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和我的两个姐妹有半点特殊待遇，以免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娇小姐”。父亲的公务车绝不允许我们乘坐，警卫员也不能替家里做家务活。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父母的地位中获益，生活无忧，从未遭受过毛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困苦，更不知道大跃进期间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我眼中所见是一片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家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书籍，如《斯大林选集》和《干部必读》等。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把这些书当作课外读物。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充满敬畏之情。尽管我不懂书中复杂的观点论述，但我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楚的：我必须热爱祖国、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在1969年我17岁参军入伍之后，我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毛泽东要求所有人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六本马列著作。书中有一段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字给我留下持久印象：“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自由概念的含义，但那些话萦绕在心。

部队分配我到军医大学工作，职责包括管理图书，其中不乏“反动”书籍，大多是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的中译本。这些“灰皮书”仅限于体制内人士参阅，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敌对方。我私下里读了这些书。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国记者威廉·希尔（William 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一些苏联的小说。我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思想世界，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

1978年我离开军队，转业到苏州市郊的一家国营化肥厂，在其工会及党委任职。那时，毛泽东已去世，文革结束了。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而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邓招募年轻一代有改革意识的干部，以培养成未来党内接班的人（第三梯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必须选择若干成员充当第三梯队，苏州党组织选择了我。我被送到苏州市委党校学习两年，在那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我们还接受了一些古文经典的培训，由于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我们错过了诸如此类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两次通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的理论，即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积累财富。此外，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由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1986年我毕业时，学校人手短缺，我被邀请留在当地党校任教。我欣然接受，却让市领导感到失望，他们更看好我作为党工干部的前景。然而，我的新工作开启了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灌输体系中的学术生涯。

从学生到导师

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处于中共党校系统的金字塔尖。自1933年创建以来，中央党校培训了几代中共高级干部，后者管理着全国市级以上官僚机构。中央党校与党内精英关系密切，始终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 （2007年至2012年，校长是习近平。）

1989年6月，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者，造成数百人丧生。私下里我感到十分震惊：解放军竟然向大学生开枪，这与我从小接受的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杀害人民。这些抗议活动以及东欧共产党垮台让中共高层大为惊慌，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抵制意识形态上的懈怠。党中央要求地方党校派一些教师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加强党的思想。我所在的苏州党校选派我入京。我在中央党校的短暂逗留激发我想在那里深造的愿望。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入学考试，后被中央党校理论系的硕士班录取。那时我如此热衷于中共党的路线，以至于在我背后，同学们戏称我为“马克思老太太”。 1998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加入了学校的教职员工行列。

我的一些学生是正规研究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训练，参与中共历史等常规课程的学习。但是，其他学生则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省市领导和部级官员。我的一些学生还是中共中央委员，该委员会由数百人组成，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最高机构，负责批准重大决策。

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教室中的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讲课，讲课时会有教学主管人监看。我们必须让班上那些高级别、阅历丰富的学生觉得课程内容生动，但又不能太过灵活地解释党的思想理论，或引起人们对理论“软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班上官员提出的棘手问题，并给出明智的答案。

他们的很多问题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令人困惑不解有关，而中共意识形态恰恰是要为中共所实施的现实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比如，2004年对中国宪法的修正案说，政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但又该怎么解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私有制的观点？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激励人们并提高生产率，但这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诺言相符吗？

不错，我仍然忠于中共，但我在质疑自己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从马克思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即使在言论空间不断窄缩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将这一讨论延续到了九十年代。我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个体。我认同那些强调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我批评过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始终牺牲个人利益为党服务。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挑战传统中国“富国强兵”的观念，我认为只有在党允许中国普通平民富裕起来的前提下，中国才会强大。而现在，我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多篇论文和演讲中，我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太过主导，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使私营企业参与竞争。我还认为，腐败不应被视为个别干部的道德败坏，而应被视为政府控制经济所导致的体制性问题。

理论与实践

我的观点恰好与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思想一致。江泽民下决心发展中国的经济，寻求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并力图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这些政策与中共长期倡导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自给自足的理论相矛盾。由于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都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此江泽民感到不得不提出新的东西。他称其为“三个代表”。

与其他人一样，我第一次听说这一新理论是在 2000年2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有关“三个代表”的报道。江泽民说，中共必须在中国做到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步文化，以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我马上意识到，这一理论预示着中共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特别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的提出，意味着江泽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即资本家是一个剥削性的社会群体。取而代之的是，江泽民将党向他们那个阶层开放，我欢迎这一决定。

主管中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机构是中宣部，该机构负有宣传江泽民新理论的责任，但他们有着一个麻烦问题：“三个代表”受到了极左派的抨击，他们认为江泽民示好于私营企业家走得太远了。为了避免争论，中宣部选择淡化稀释这一理论。 《人民日报》刊登了整页的文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献进行交叉引用，论证了“三个代表”的正确性。

我发现这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只是重申现有的意识形态，那又何必要提出“三个代表”呢？我对党的宣传机构的字面化解释方法感到厌恶。我下定决心要揭示“三个代表”的真实含义，这一理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的大胆探索。而它也将导致我与中共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发生冲突。

不学无术的精英

2001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得以推动对“三个代表”的正确认识。当时中央电视台听说我对江泽民的新理论特别感兴趣，就邀请我为他们制作“三个代表”电视节目撰写脚本。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研究和编写纪录片解说文稿，并与电视台制作人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在解说词中强调，只有政策创新才能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我强调江泽民的说法：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党的任务不再是制造暴力革命反对剥削的资本家，而是要鼓励创造财富，以及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6月16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四位副台长聚集在该台总部的一间工作室中，审查每集30分钟的三集纪录片。看着看着，他们的脸色暗了下来。第一集放完时，其中一位副台长说：“让我们停一下。”

“蔡老师，请您来做“三个代表”片子，是为什么？您知道？”他问。

我回答说：“党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我们需要把它宣传好啊。”

这位官员不为所动，他接着说：“您的研究创新尽可以在党校课堂里讲，但不能拿到电视里来讲。电视里要十分保险才是。”那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三个代表”的最终含义是什么，他担心我的解说词可能与宣传部的观点不一致。 “如果有任何出入，影响将会太大。”

另一位台领导附和说：“今年是中共党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大寿啊！”他高声说道。这样的周年纪念日不需要讨论党所面临的挑战，而需要庆祝其英勇获胜的伟业。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央电视台的人对意识形态的真正含义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想让党看起来光鲜亮丽，并吹捧上级。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8年3月

Damir Sagolj /每日TPX图片/路透社

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为重新制作纪录片而忙活。我们删去敏感词汇，日以继夜地工作，我写的解说词经过党内各官僚团队的数次政治审查。终于这一天，十几名官员开会进行最后一轮审片，而这一回却让我见识了中共党的伪善。会中有个审查委员会的高官发言。在纪录片的第二集中，我引用了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位官员质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是什么？”他继续斥责，声音越来越大。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句话怎么能连得起来？你倒是说说看。”

我被震惊了。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而这位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负责监督所有广播媒体的强大机构的高官，竟然不知道？我立即想到毛泽东文革期间对官僚的批评：“不读书、不看报”。

空洞的思想

2001年期间，为宣传江泽民理论，中宣部着手为“三个代表”制定学习纲要，将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印发，以期学习贯彻。也许是因为我参与了央视节目，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三个代表”发表看法，所以我被邀请提供帮助。

我被送至北京西山附近的中宣部培训中心，一起随行还有一位学者以及18名宣传部官员。中宣部已经确定了学习纲要的总体框架，我们的工作是在框架中填充内容。我的任务是撰写党建部分。

为中央委员会起草文件是高度机密的。我和我的同事被禁止离开我们写作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接待客人。中宣部所召集的会议，如未被邀请参与，就不能去询问。我们这些撰稿人可以在一起吃饭散步，但禁止讨论工作。我是组里唯一的女士。晚餐时，男人们闲聊讲笑话。此类酒精助兴的黄色八卦，我觉得极其庸俗，往往吃了几口饭就溜出来。后来，一位参与者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解释说，谈论公务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将谈话范围限制在性议题上，更安全愉快。

帮助撰写“学习纲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任务，但也是最荒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读一堆记录江泽民思想的文献，包括机密讲话和内部文件。然后，我把相关的合适的引用语摘出来，放在各个小标题下，并注明来源。我不能添加或删减文本，但可以将句号更改为逗号，以及将一句引用语与另一句纠合在一起。这令我惊讶不已，在后毛时代中共正式解释的党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变动，也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活儿而已。

因为任务是如此简单，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无聊地等待我干的活儿被审核。有一天，我试探着问一位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大教授：“我们这么编，不就是搞变相的毛主席语录吗？（指类似于文革期间广泛流行的摘录毛警句的红色口袋小书）” 他朝周边看看，诡诘地笑笑说：“别操那么多心。这么好的风景地儿，好吃好喝好散步，享受这么好的疗养，哪里找去？找本书来看，只要不耽误叫你开会就行。”

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调举行，所有参写人员被邀请出席。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看着这些官员犹如上台表演似的空谈阔论，我有一种不断地往下沉沦的感觉。我所理解的，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思想中的重要关键点，已经被完全从文件中挤牙膏似的挤出去了，而代之以一些陈词滥调来拼凑。想到每天晚上饭桌上的黄段子情景，我第一次感到，那个长期以来被我奉为神圣的体系实在是太荒谬到令人无法忍受。

销售理念

我起草“学习纲要”的经历告诉我，中共所倡导的所谓神圣理论其实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自私工具。我很快了解到，它也是一种牟利赚钱的手段。我认识的一位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官员，该署具有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审批权，这位官员告诉我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涉及中共内部为获得出版收入而进行的争夺战。

多年来，红旗出版社一直是负责出版中共党内教育书籍的三个机构之一。 2005年，该社正着手出版一本党内教育的常规读物，当时遭到来自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共人事决定的权力机构）的一位官员干预，并坚持认为只有中组部才有权出版该书。该官员要求新闻出版总署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是，红旗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出版有关意识形态的书籍。为了摆脱困境，新闻出版总署对这本书进行审查，希望找到可以阻止该书出版的借口，但令人尴尬的是，居然挑不出毛病。

为什么中组部如此视出版读物的权力为自己的领地地盘？一切都归结为金钱。许多部门各自有小金库，这些资金用于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并给部门内部的员工分配“福利补贴”。补充这些小金库最简单方法是出版书籍。当时，中共有超过360万个草根组织，每个组织都被要求购买新的出版物。如果这本书的定价是每本十元，就意味着至少有3600万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以上。由于这笔钱来自地方党支部的公款预算，因此该计划实质上是强迫地方党政用公款买书，为该党的高层机构带来暴利。难怪中组部每年都会推动一个新的政治教育主题。难怪中共党内几乎所有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在发明新的赚钱方式，贪腐渗透中共体制。

我虽然越来越失望，但并没有完全弃绝这个党。与许多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我仍然希望中共能够接受改革，朝着某种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中共开始容忍党内对敏感问题的相对宽松的讨论，只要这些讨论永不对外公开。在中央党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自己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中国政治制度中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讨论过在政府行政事务中让行政官员当家，减少党务官员的作用。我们讨论过司法独立想法，该思想已写入宪法，但从未真正付诸实践。

令我们高兴的是，中共实际上在自己内部和基层社会中尝试民主。我把所有这些视之为进步的充满希望的标志。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却加剧了我的幻灭感。

另一条道路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当时我去西班牙做短期的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访问旅行。作为访问西班牙学术交流的一部分，我得以深入了解到，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后，西班牙是如何从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制的。我不禁将西班牙的经验与中国进行比较。毛在佛朗哥逝世仅十个月后去世，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两国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西班牙迅速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中国仅实现了部分转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混合经济，却没有实现政治自由。西班牙能教给中国什么呢？

我的悲观结论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转型是由后弗朗哥政权内的改良主义势力发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夺取政权，迷恋于对政治权力具有永久垄断的执念。从中共的历史看，特别是其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镇压，在在表明它不会和平放弃垄断权力。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只是简单地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未来的领导者。

我还了解到，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迅速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巩固了司法独立并扩大了新闻自由，乃至将反对派力量纳入转型过程。相比之下，中共把社会和经济正义的诉求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他们压制公民社会，严厉限制人民的自​​由。数十年来，中共政权和人民始终处于对抗之中，很难想象有和解的可能。

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新认识，加上我对前苏联统治集团的研究了解，使我从根本上抛弃了我曾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意识到，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理论既被他的个人才智所局限，也被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所局限。此外，我还意识到，中共所倡导的高度集权化、压迫性的马克思主义更多来自于斯大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它是彻头彻尾服务于自私自利的独裁专制的意识形态。于是我开始在发表文章和讲座中暗示，马克思主义不应被视为绝对真理，中国必须开启民主之路。 2010年，当一些自由派学者出版《走向宪政》的专辑时，我为其撰写了一篇讨论西班牙经验的文章。

我与其他自由派学者的共同愿景是，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导向宪政民主。中国将拥有一个议会，甚至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我内心担心，中共可能会粗暴猛烈地抵制这种转型，但我一直把这种担心留给自己。相反，在与同事和学生交谈时，我强调这种转型对中国乃至党本身都是有益的，党可以通过使自己对人民负责来巩固其合法性。我教过的许多官员都承认中共所面临问题，但他们本人却不能说。他们谨慎地敦促我说服上面。

对习近平的失望

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江的继任者胡锦涛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2003年，胡锦涛仍在接班掌权的过程中，便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取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的这个理论是另一种尝试，即试图用薄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中国混合发展模式的合法性，它回避了中国所面临的的根本问题。事实上，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引发社会冲突，诸如农民的土地被抢占开发，工厂挤榨工人以获取更多利润。寻求政府补救的请愿人数量急剧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群体事件每年超过10万起。在我看来，这些不满表明，在政治自由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是，胡锦涛不这样认为。2008年，他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庆典上说“不折腾”。我的理解是，胡的这番话意味着中共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革可得以维持，但不会被推进。胡锦涛其实在为自己辩护，以规避来自两个方向的指责：保守派认为改革走得太远，而自由派认为改革走得不够远。因此，在胡的守护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停滞期，一个类似于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所经历的衰退过程。

因此，当习近平将掌权的趋向于明朗化时，我满怀乐观地指望习。轻松容易的改革30年以来该改的都改了，现在是攻坚的时候了。鉴于习近平父亲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素有自由主义倾向，以及习近平本人在先前职位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导者都希望这位新的领导人有勇气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习近平抱有这样的信心。我所认识的怀疑者分为两类，而他们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第一类怀疑者是太子党中不认同习的人——中共党的创建者的后代。当然，习近平是太子党，而极有活力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是。习近平和薄熙来几乎同时升至省部级高位，预计他们都将进入中共最高政治机构政治局常委，并被视为最高领导人大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薄熙来在2012年初退出了领导人位置的竞争，当时他卷入了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的案件，而中共政治老人支持稳重的习近平。我认识的一些太子党深谙习近平的残酷无情，他们预言习薄之争不会到此为止。果不出所料，在习近平上台后，薄熙来被判贪污罪，被剥夺全部资产，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11月在北京 卡洛斯·巴里亚（Carlos Barria）/路透社

另一类怀疑者是体制内的一些学者。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即将正式出任中共总书记，我陪一位中国大牌杂志的资深记者，采访我校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教授，后者对习的职业生涯观察有年。他们的访谈进行的很轻松愉快，采访结束即将离开前，那个记者看似不经意地随兴抛出一个问题：“听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大院住过一段时间，他很快要当党总书记了，你觉得他怎么样？”教授的嘴角撇了一下，口气不屑地说，习近平的“知识不够”。记者和我对这个直率的回答感到震惊。

尽管有这些消极看法，我还是愿意搁置怀疑，将希望寄托于习近平。但在习近平上位后不久，我开始产生疑问。他在2012年12月发表的演讲中暗示了一种改革和进步的心态，但他的其他言论却又暗示要搞倒退，指向改革前的时代。习近平是左还是右？我刚从中央党校退休，但仍与以前的同事保持联系。有一次，我们议论起习近平的某些计划，其中一位说：“习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断力，说话没有逻辑。”此话一出，大家静默下来，一股寒意袭入我的背脊一阵阵发冷。习有着像上面所说的这些缺陷，我们怎能指望他能领导推进政治改革呢？

我很快得出结论，我们大概不能指望他。习近平于2013年底发布全面改革计划后，商界和学术界兴奋地预测，他将推进重大改革。我的感觉正好相反。该计划避开了政治改革的所有关键问题。中国长期存在的腐败，债务过多以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的根源在于党的官员有权干预经济决策而没有公众监督。试图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另一方面更收紧政治控制，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尽管如此，习近平发动了毛泽东去世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复兴毛式统治。他的计划要求加强社会监控，打压言论自由。厚颜无耻地打着“治理、管理、服务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关于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讨论。

2014年通过的一揽子法律改革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为工具维持极权统治的意图。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偏执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几何时我还对习近平和党抱有一点模糊的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随后的事件只能证实，就改革本身而言，习近平把停滞的中国推向倒退。2015年，中共逮捕了数百名人权律师。第二年，它发起了一场文革式的运动，批判一位直言不讳的房地产大亨。我对那场闹剧的反应使我陷入困境。

最后一根稻草

大亨任志强与习近平的冲突日益加剧，他批评习近平审查中国媒体。 2016年2月，中共网站给任志强贴上“反党”的标签。我本人并不认识任，但他的案子令人非常不安，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信奉这样的原则：在中共内部，我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自由发言，以帮助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个老党员正因为这样做而被妖魔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知道贴有“反党”标签的人会被剥夺权利，并遭受严酷迫害。由于决不允许为任辩护的文章发表在被审查的媒体上，于是我写的文章发给一个微信群，希望我的朋友们分享给和他们联系的人。我的文章很快就四下传开了。

尽管我的文章大多只是引用党的章程和行为守则等，但中央党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却指控我犯了严重错误。我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约谈，讯问者施加心理压力并设置言语陷阱，以期诱使我对所谓不法行为认罪。这让人很不舒服，但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心理较量。如果我不恐惧他们，他们就先输掉了一半。于是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断发文章，而当局不断叫我进去问话。不久我断定，安全机构正在窃听我的电话，阅读我的数字通信，跟踪我去哪里以及与谁见面。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通常只需要获得学校的许可就可以去香港或国外旅行，但现在学校暗示我，必须先有国家安全机关的批准，我才能出国旅行。

2016年4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我有说如果“主义”悖离常识，就会变成谎言，这篇演讲稿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发表了。时机非常不好，因为习近平刚刚宣称发生在中央党校的一些自由探讨走得太远，他敦促对教授进行更多的监督。结果5月初，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约谈我，并指控我反对习近平。从那时起，中共就禁止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的媒体上，包括纸质媒体、所有网站和音像视屏，连我的名字都被封杀。7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党校开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约30公分高的一堆资料。他说：“您已经有了这么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显，他们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网上说话，我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作为中共党员的这些年中，我从未违法乱纪，也从未有过被约谈训斥的经验，但是现在，我经常受到党的官员的讯问。中央党校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再威胁我，说有可能举行当众羞辱的大型公开会议并正式宣布给我惩罚。在每次约谈结束时，他们都要求我保密。一切都是黑社会的做派，见不得光。

然后是警察暴行的掩盖，触发了我与习近平和中共党的最后决裂。早在2016年5月，环境科学家雷洋在前往机场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为了逃避罪责，警察对雷进行了构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学校友们对这种诽谤行为感到愤怒，组织起来帮助雷的家人讨回公道，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息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下令进行调查。检方同意进行独立的尸体解剖，并计划进行庭审，对簿公堂。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的父母施压，雷的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是年12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不会为雷洋之死而起诉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师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当我得知这一结果时，我整夜坐在书桌前，充满悲伤和愤怒。显而易见，雷之死是警察不法行为所致，上司并没有惩罚肇事警察，而是用人民辛苦赚来的巨额税款在庭外寻求和解。官员们不服务于人民，而是沆瀣一气。我于是问自己：如果中共官员有能力采取这种卑鄙的行动，这个党你还能信吗？最重要的是，我还能继续与这个政权为伍吗？

经过20年的犹豫、困惑和痛苦后，我决定走出黑暗，与中共彻底决裂。习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让我别无选择。习近平于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而我必须在其下生活。第二年夏天，我得以持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在那里，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告诉我：中国当局指责我从事“反华”活动，如果我返回北京，我将可能被逮捕。我决定延长访问时间，直到一切平静下来。随后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不得不继续等待。与此同时，我对习近平处理疫情不当很是反感，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他因向朋友们发新冠疾病警报而被警察骚扰，并最终死于这种疾病。我收到中央党校有关部门急迫的电话，要求我回家。

但是中国的气氛越来越黑暗。持有政治异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三月份失踪，不久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18年徒刑。同时，我跟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未经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我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我发给朋友们的一篇简短文字，文中谴责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压制性新国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很快我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我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我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模糊的威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儿和她年幼的儿子。正是在这点上我被迫接受这个严酷的真相：我没有回去的路了。

我认为重合率高于随机值，因为两个群体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反威权主义人士。

我在另一个帖子的回复里列过一张中国政治派别的立场简表，此处略加修改：

政治活跃的女权人士很多属于激进派，但是也有新左派。（至于所谓的“田园女权”，我一直没搞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感谢归纳。很高兴看到你一切OK！

我能感到瑶瑶的友善，个人也赞成拉黑别人要谨慎这一倡议，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和自己相性不合的人，很多时候说的话也很值得一听，而且可以了解他人的想法。不过网友们的性格处事千差万别，逛论坛的目的也不同，例如有人就是想和几个朋友聊聊天，有人只想吸收某方面信息，这种情况下拉黑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定义小圈子”。

因此，我觉得瑶瑶也不用太担心。首先，如果一个人到处拉黑别人，结果就是没什么人敢和ta说话，还可能遭遇报复性拉黑，所以这件事在可能对他人造成心理伤害的同时，自己也会承担成本。其次，网友们的性格处事千差万别，会有喜欢用拉黑来筛选言论节约时间的人，有一言不合拉黑后调整好心情又拉回来的人，有拉黑一两个人的人，也有谁都不想拉黑的人，等等。只要尽量保持这种多样性，就不用太担心集体拉黑问题。

@大河恋 #115482 原作者对于性工作产业的认知主要是在私人层面，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是不对的”这样，而且看语气应该挺年轻。还有例如“我相信能有比我优秀几千万倍的伟人能够解决它，挖走它”这种话，我看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这位作者带着好奇心去研究调查分析各个性工作者的QQ空间，还是很有意思的。

@thphd #115464

大疆秘笈之一是成本控制，这位大哥三年“产品研发经验”，电阻电容都分不清就敢下海

这篇报道除了基本的创业经历，对于很多关键问题语焉不详，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除了kickstarter众筹），花在哪里（十个研发？），成本是多少，产品销量是什么。可惜。

汉传佛教的主流一直就是这个德性，喜欢走“高层”路线，和政治纠缠不清，没毛病~

当然想走群众路线的也有，不过群众路线是垄断资源，国之重器，走不远。

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397405.html

本文来自体面主义，作者：子宇爸爸、hh

深二代，和北京的胡同串子、大院子弟，或者上海的“310”等都不同。这是一个有标签、但不清晰的群体。

20多岁财富自由退居日本的郭宇是深二代；

美女知乎大V王诺诺是深二代；

加入美军的女生高天才是深二代；

在德国科隆街头用三种语言进行政治辩论的班雅伦也是深二代；

还有绰号小七的101选秀爱豆赖美云是深二代；

演新版《倚天屠龙记》男主角的曾舜晞也是深二代；

他们都是神秘的深二代，真要找一个共同点，那大概是他们父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让他们不需流落在蛋壳公寓。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打工人朋友猪仔说：“我老板快破产了，能不能写写他。”

猪仔经常吐槽他的这位老板，总结这些吐槽，这次创业可以归纳为：“海归大厂精英+深二代+理想主义者”的落败。

后来在深圳南山区留学生创业大厦，我们见到这位陷入泥潭的主人公樊超。

他身材高大，牙齿整洁，上身T恤文化衫有“元气”二字，下身是Holister的沙滩裤……

这间200平的大开间办公室，曾是一家宠物用品电商公司。核心产品——电动猫砂盆曾经是行业top3。工位一排排密密麻麻挨着，能够想象着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现在，办公室内已经挤满了打包纸箱和若干个即将被遣散的员工。

聊天过程中，有邻居公司前来收购待处理的办公桌椅，最大的一张会议桌，600块贱卖掉。

樊超的神色看不出异常，或许早已接受现实，坦然了。

由于资金链断裂，3年创业无限接近失败。

在大湾区的本地年轻人里，聪明人都知道辛苦创业不如买房收租。就算是有颗创业心，大家也更接近于做做生意，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茶叶、传播国学、开共享办公或长租公寓……

总的来说，结合家里的资源。

硬件创业，真的要这么硬核吗？

当下创业九死一生，一次失败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我感兴趣的是，深圳这个创业城市的二代，还适合创业吗？

不光是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一线城市的令人羡慕的二代们，早早可以拥有人家梦寐以求的房产、拥有小镇做题家欠缺的视野、拥有备受羡慕的光鲜履历背景……

但他们适合创业吗？

一

和我们那代人喜欢选各种篮球足球明星做英文名不同，樊超的英文名叫做Byron（拜伦），来源于他初中时，爱上这位英国诗人的作品。

他的父母是第一代深圳建设者，作为深二代，他享受到了深圳突飞猛进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从增值百倍的房产到优质的教育，到中西兼具的开阔视野。

而即使作为深二代，90后的樊超也有着骄人的履历，是标准的、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樊超就读的是深圳中学，简称“深中”。

深中与实验、外国语等位列于深圳中学圈鄙视链的顶端，最近的新闻是新招募的教师均是北清硕士起步，年薪30万。

在深中的官网上，樊超以大疆员工的身份位列知名校友。和他出现在一篇新闻稿件里的还有光启的创始人刘若鹏、大疆的合伙人宋珮。

光启是一家以隐身衣、飞行器、超材料等黑科技文明的“神奇”企业。樊超在高中课堂上就观摩过刘若鹏的隐身衣视频。彼时，国内知道刘若鹏的人寥寥无几。

2009年，他以684分考入香港科技大学，就读最热门也最难考进的专业——环球商业管理专业。作为香港几所高校最“elite”（精英）的专业之一， 环球商业管理被看做未来的商业精英。

他还作为优秀学生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交换。

回国后，樊超进了香港的投行实习并就业。

如果说，北京精英圈的孩子热衷去部委的话，深圳的精英圈孩子则扎堆投行，当然，地点都是香港。

樊超顺风顺水，第一次在香港试水创业即成功。他和朋友开发了一个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引流的信用卡申请平台，每一个成功引流可以带来300港币的收入，带来了人生第一桶金。

但真正让樊超感到兴奋的，重拾他在美国硅谷那种兴奋的，是一次讲座。

讲台上的发言者是大疆科技的创始人汪滔和科技创业者教父李泽湘教授。

于是，樊超去了大疆。

回深圳后，凭借过往的投融经验，当时24岁的樊超牵头了轰动业界的融资。之后，大疆丰富的事业条线给予他机会从商务过渡到产品，参与到工业无人机从研发到销售。

樊超实现了科技梦，和王思聪开会什么的，也只是其中的一点逸话。大疆的3年产品研发经验也是他创业最大的底气。

2017年，洋芋宠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地选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南山区最有钱的街道办也是中国最有名的街道办之一，贡献了南山区一半的GDP，还走出了中兴、华为、大疆等企业。

他爱猫，于是作为一个科技爱好者+铲屎官，选择了智能宠物产品这个赛道。

巨大的宠物蓝海市场，“萌宠经济新风口”的大风刮得正紧，理论上巨大的市场容得下一款国产智能猫砂盆。

2015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约达978亿元人民币，宠物数量达1.8亿只。据dog people.com数据显示，2017年，单宠物人均消费达到4300元。

从大疆离职时，老东家喊话“你就花一年时间创业，失败了赶紧回来”。樊超笑笑，谁的目标不是创业成功呢？

后来他和我说，应该不会回去了。

二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团队用了半年，打磨了一个猫砂盆demo产品，名为footloose，并在美国最大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进行众筹。

本来计划的众筹金额仅仅是5万美金，没想到产品设计理念和相关文案让footloose成为Kickstarter上宠物用品类榜首项目，获得全球3600+个消费者的支持，筹得1000万人民币（135万美金）。

看到这个数字的当天，团队开了香槟庆祝。

现在火爆的云鲸小白鲸拖地机器人，2019年在Kickstarter上也只有1905个支持者、筹得114万美元。

说起来，云鲸创始人张俊彬，也算是樊超半个香港大学的校友（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的门徒）。

团队立刻走上扩张之路。作为我们的那位打工人朋友，猪仔是樊超亲自招来的市场总监，面试当天，她穿着体恤裤衩、带着鸭舌帽，讲述了一通做新媒体却从不看同行内容的歪理。

面试结束后，樊超思忖到后半夜还是要了猪仔，“她挺奇怪的，但我想试试。”

猪仔用反传统的装束筛选出三观合的老板，樊超则凭直觉用了这个“奇才”。

公司的外企做派让猪仔很受用，直呼老板其名、当面抽烟都没关系（樊超本人不抽烟）。猪仔能弥补樊超在执行层面的不足：扭转公司不打卡风的佛性文化、辞退不合格的实习生……还有在知乎之类应对各种公关危机——也就是和人吵架。

三

从公司现金流紧张开始到濒临破产，这对战友爆发过三次剧烈争吵。

第一次是公司账上的钱不够支撑3个月。

蓝海之所以是蓝海，并不是没人发现智能猫砂盆的商机，而是开模一次近百万的成本和漫长研发时间成本摆在眼前。

硬件市场的竞争是空前残酷的，原创不如抄袭能控制成本。众筹的钱很快烧完，光研发就用去一半，换来2个专利、位于行业前3的地位，但在盗版低价竞争压力下，淘宝的销售业绩并不如预期。

2599元petato洋芋猫砂盆遇上999元的仿品，消费者很难为情怀买单。天猫店铺的数据显示，后者的月销售额是前者的2倍。

“我们是不敢做原创的，烧钱无底洞。”一家从手机硬件转行做宠物电器的前辈说。

那段时间，猪仔一看到樊超在办公室就狂躁，催促他出门找钱。

“作为CEO，你的首要任务难道不是出去卖（拉投资）吗？”

猪仔和樊超第一次争吵，围绕着融资问题。

猪仔很难理解一个做过风投的人拉几百万拉不来？

众筹的容易，麻痹了团队对融资难度的预判。等他开始行动为时已晚。2018年起，融资环境雪崩式恶化，ofo等的失败给创业者们上了沉重的一课。

在恶劣环境下又能“卖”给谁呢？

那段日子樊超失眠严重。

后续的折中方案是弃车保帅。樊超听从猪仔建议，忍痛精简研发部门，仅保留3个创业伊始就在的老员工。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养着10来个研发，在业内来看是很浪费的行为，尤其是已经度过了从0-1的研发阶段。

第二次争吵是为了回击“夹猫”的网络批评。

樊超团队认为这是来自竞品黑稿，为了回击，他们决定拍一条视频。

猪仔提议去东莞的宠物临终关怀所，借一只即将被安乐死的猫做实验。强调了“绝对安全”，但樊超死活不同意。

最后以拍一个实验视频+樊超选择写千字小作文进行回应，似乎并未挽回颓势。

严重公关危机影响到销售量，现金流雪上加霜。宣布公司即将破产的小团队聚会上，猪仔喝高了，哭着骂樊超白左圣母。

第三次争吵是要不要给海外用户发众筹猫砂盆。

这次樊超没有强硬。

我见到樊超的当天，满地的打包箱是即将发往海外的最后一批库存，“能发一个是一个，剩下的（人）对不起了。”

按照众筹计划书的承诺，需要于2019年6月将3600个猫砂盆送至支持者手中。

由于签约的代工厂未如期交货，错过了公司有能力交付的时机。

这是深圳本土最知名的一家代工厂，几大知名手机品牌均出自这里。但小订单在大代工厂面前没有谈判的余地，毁约来得猝不及防。

想来有些讽刺，这家所谓最好的代工厂，还是樊超托关系找到，现在却是公司破产助力的一分子。

迄今，仍有三分之二的众筹用户没等到猫砂盆。

疫情过后，断断续续发出去1000多个猫砂盆。但由于包装和运输带来的损坏以及二次补发，越发或越赔钱，本就紧张的现金流被榨干到绝境。

猪仔建议宣告众筹产品失败，当时公司内部已经开始走破产流程，这样合情合理。

Kickstarter是允许众筹产品失败的，海外众筹网站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发起用户创造更好的产品，破产、失败的风险早早告知过选择支持产品的用户。

但打开Kickstarter众筹网站，猫砂盆下，一众差评英文评论里有一个扎眼的中文留言“我要退款”。

类似的公关危机在知乎上也有。

樊超的自尊心很受伤。创业失败，可以接受；但带着黑历史创业失败，他哭过。

这种背景的人，很难能接受“诈骗贩”的骂名。

四

樊超的事业还在继续，开了一大票人以后，一度资金状况大为好转，对于他来说，怎么都不舍得舍弃。

他也考虑过抵押房产（父母名下）救公司、有机会再把剩余的2000台众筹猫砂盆发出去。

南山区市中心近10万一平的房子，银行给出近千万的抵押贷款。

知乎有一个十大败家排行榜，榜首是卖房创业。

上市公司一年盈利不敌一套深圳房价的新闻每年像热门段子一样飘在微博首页。

根据中指研究院百城价格指数，2020年10月份，深圳住宅均价为5.42万元平方米，位列全国第一。

一千万大概可以让公司再烧1年，但之后呢？创业的赛道艰难万分，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樊超说，父母同意，妻子理解。但他做不出来。

“如果是我自己的房子，说不定真一狠心就卖了，哈哈哈。”樊超认真跟我探讨过还好他名下无房产，不然真的会做出傻事。

几轮房价暴涨下来，一套房抵得过一家上市公司年利润的现象不足为奇。不卖房，大概是所有中国一线城市年轻人创业的底线。

深二代不想卖房，或许没有例外。

五

总的来说，樊超这次创业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

但他经历了很多在他原本的职业和教育经历中不可能接触到的事。包括和实习生撕逼、亲自做客服写1000字小作文回应买家，发律师函给他认为的网络黑子，甚至花钱摆平黑公关……

创业时代，呈现两个极端，一头是原本的天之骄子们搏杀于重资产高门槛赛道，如拼多多的黄峥毕业于复旦、张一鸣是南开高材生、ofo的戴威是官二代；另一头是各种草莽崛起，如各路主播自媒体、快手辛巴淘宝薇娅。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虽然聚集了中国所有优质的企业，但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们，再要白手起家，做出腾讯、华为、阿里等，难度远超80、90年代。

大城市的孩子尽管有1000种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在创业这件事上，他们不但可能没有优势，自己拥有的一切，也都可能成为阿基琉斯之踵。

曾经的樊超们，说着流利标准的英语，穿着定制西服，周游世界各国；如今的樊超们，浑身优衣库、谈笑无鸿儒、身边只有白丁，英文说多了被员工嘲笑吐槽。

创业将樊超们拉下体面之路，走上一条崎岖泥泞小道。

在交流中，他承认，自己放弃了原本平坦的大道，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他们拥有的知识，在草莽的创业环境中，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构建他们人生的价值观，可能只会制约他们野蛮生长。

但反过来，父辈们的种种草莽经历，为的就是子女们再一次野蛮生长吗？

这个问题，也许谁都回答不出来。

对于这些从小被人羡慕的大城市好孩子来说，想活的更有勇气和有价值感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如果我这样的人都不选择难走的路，谁来走呢？”樊超这样回答。

这是一个体面的想法。

发稿前，他也告诉我，目前的处境已有改善，他对自己的业务基本面，对于带领团队重整旗鼓走出困境有信心。

祝他好运。

来源：https://www.reddit.com/r/chonglangTV/comments/k59g24/%E4%BB%8E%E5%8F%A6%E4%B8%80%E4%B8%AA%E8%A7%92%E5%BA%A6%E6%84%9F%E5%8F%97%E5%88%B0%E4%BA%86%E7%96%AB%E6%83%85%E5%AF%B9%E7%BB%8F%E6%B5%8E%E7%9A%84%E6%89%93%E5%87%BB/

原文：http://bbs.nga.cn/read.php?tid=24415402（需注册账号）

本科在成都上学，当时常去跑展玩，住在一个便宜的小酒店，当时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

到了晚上就有很多缠绵的情侣出出入入，第二天早上还在门口捡到了一张被塞的那种小卡片，跟同行的朋友拿这个开玩笑开了好久。

这次有事情回母校，耽误了时间没赶回去。心想干脆住以前那个酒店吧，便宜，而且也熟悉。

一进去就感觉和以前的气氛不一样了，前台曾经有三台电脑，三个接待的小妹，现在只有一个人了，电脑也只剩下了一台。

整栋楼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以前我和朋友说话稍微大声一点就会有人来敲门，这次我外放郭德纲的相声都没人管。

这回小卡片不用塞了，抽屉里就有。

以前的是写一两个人的电话，现在的居然很先进，扫了个二维码就能进去，是个几百人的大qq群，她们空间有相册，你进去看然后挑。

真是深刻体现了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的变化。

看个人信息可以看出是有不少外地来成都工作的人，qq有些都很新，可能是今年新注册才下海的，刷了几个人的空间动态，感觉很有意思。你质疑的话就是rpg吧。

有一个号码稍微短点的，注册时间也比较久，空间动态有不少是喷嫖客的，但也有一两条很有意思。

有一个人来的时候随手带了一捧花给她，她好像很高兴地晒了好几天。

还有一个人来的时候给她打包了一碗热水饺，她说从初中出来以后都没有人对她这么好了。

有一个一开始严肃声明不支持某些玩法，后来慢慢的接受了一些玩法，我原以为这是个很普通的“人被金钱支配”的笑话，看了看就准备退出去，但有一条2020初的动态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这几天男朋友要从老家过来看我，暂时不接”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号看样子没有被封禁，不知道是被男朋友发现了蛛丝马迹后的愤然离开让她悔悟，还是见了男朋友后心有惭愧从此上岸。

大多数都声明周一到周五白天没空，可见这些群体可能平时是有一份正常工作的，有喜欢看美剧、日剧的，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喜欢看《基本演绎法》的。

有不少在动态里说急着用钱可以比平时便宜一点的，现在是30号，我猜可能是她们借的小额贷款还款日快到了。

“交通方便”和“我小区不检体温”曾经是5-9月期间，她们的重要卖点。她们现在的重要卖点是“我可以去你那里”，可见年初疫情的对底层群体的经济影响是渐进的，这迫使她们不得不让步提供更多的服务、支付更多的成本，尽量换取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和意愿。

大多数的年龄都在22-25以上，且多为独居、离乡者，这说明疫情对独立劳动者的经济打击是十分巨大的，而未成年人或还在上学的女大学生，因为有来自家庭内部的财产转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分布上，市中心基本没有，周边区县大于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差不多到了郫县这种地方，直接就多出一个数量级。

在最后的最后，还有两个例子很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一个是头像和早期照片都是以豪车、别墅、礼服、大餐为宣传照片的，大约也是在2020年7月份，她开始用上了新拍的照片。

背景房间里东西很杂乱，人也没有早期照片那样有精神了，头发很杂乱，脸很疲惫。

这既说明她可能被以前金主抛弃了，不得不重操旧业，似乎也能说明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并不仅仅只限于底层。

更加说明一些女性希望完全不劳动、通过靠依附男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多维持几年。

一个是个走艺考连续失败的前舞蹈生，是湖北人，但很奇怪的一个人在成都独居。

从断断续续的照片来看，她平时在一家舞蹈机构做培训，一边准备继续艺考去川音。

19年的动态里，她断断续续地在抱怨为什么今年又没考上，但今年似乎没有抱怨，不知是又没考上，还是说放弃了没去考。

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在天份、积累都不如别人的条件下，坚持过高目标梦想的除了无情让你脸撞墙以外，什么也带不给你。

(只有鸡汤，没有群号，爬爬爬)

编辑1

在搜索中我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一个成都本地人，我假装作饶有兴趣地和她聊天，得知她是重庆人，嫁来了成都。

老公的生意今年破产，夫妻离婚。空间里经常有提她很想在老家的孩子，还有和儿子的视频的截图，她和儿子笑的都很开心。

正巧她又发来一句话：你放心我很听话的，保证你满意。

带着悲凉的敬意，我默默地把她屏蔽了。

她不是一个道德观念上的“好女人”，但我想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谁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她什么事情，我也没有资格去评价一个母亲。

编辑2

有一个02年的，她和我妹妹的年纪差不多大。

她在一个杂乱不堪的出租房单间里，我也租过这种房间，我知道它很便宜，在成都也许也是要一个月几百块钱。

她美颜过度到下巴都没有了的图片让我想起了我妹妹，她也是这样，和她同样的年纪，每次我戳穿她虚荣心作祟的十层美颜，她就要气的拿枕头狂揍我。她的成绩可比我好很多，抛开心高气傲的毛病，我基本可以断定她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可是这个女孩呢？谁会知道她的将来会如何？到了年纪总要工作，可是看她的模样已经没有在上学了。同样是一个年纪的女孩，为什么她们的命运会这样不同呢？

编辑3

有一个和一起卖的闺蜜同居的，经常帮闺蜜也发照片宣传。

有一条是说自己肚子疼，不接客了，往后几天没动静了。

再然后是和另一个女闺蜜的一起吃饭的照片，说感谢她大半夜接到电话就赶来送自己去医院。

不难猜测，这个女的没有求助同一个屋檐下的闺蜜，而是求助了住的很远的朋友。

有几个评论区的嫖客问她这个女的是不是也卖，被她直接骂了。

她知道哪些是朋友，对得起这个朋友，这似乎能说明友情有时候还是不以阶级、行业、身份为转移的。

编辑4

这是兼职的小公司行政文员。

她的动态很少，第一篇是2008年的日志。

日志里写了她的名字，在哪里上小学，班上有哪些好姐妹、男生。在描写男生的这里面，她提到一句“我喜欢李”。

这个名字在2011年的日志里又出现了，写的是“今天我在街上又遇到了李，我很开心”一类的东西。

“李”的名字不知道，但那时的评论里已经有人说了：“是不是李xx呀？”她很含蓄的默认了。

不知这个大姐会不会想起曾经那个抱着羞涩和热切的心情在电脑屏幕前偷偷打下喜欢人名字，却又只留下他姓氏的少女？

编辑5

这是一个皮条客，我一进群他就热情地找上我，发了几个闪照，说有需要就找他，没有的话可以进他空间再看看。

我进去看了，他的空间有很多女人的照片，左边是高p的照片，右边是一些描述的文字。

大多数p图照片看得出都是美图软件随便弄弄，带着扭曲的比例和夸张的形态。

有一个孕妇，是的，孕妇，她的右边写着大致的资料，身高，体重，年龄，年龄是22岁。

我几乎可以猜想到了她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了，我不想说，但我想人人都能猜到。

我问他这个孕妇真是孕妇吗，他说是。

除了照片，还有一些视频，我觉得这些画面很眼熟。

喝了一口茶，我想起来了。那是小时候跟乡下的亲戚去镇上买牲口的样子。他告诉我，有些坏牲口贩子会往往猪身上抹什么东西，这样子病怏怏的猪也会显的很有精神。

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个皮条客和那些买卖牲口的贩子没有区别，这些女人也在被放到了类似牲口的位子上被来往的人挑选。

我说我要睡觉了，以后有空再找他，他似乎像是找到了商机，喜滋滋地发了个定位过来：

“兄弟有空来我们店里，现场选更方便。”

我笑了笑，把他屏蔽了。

编辑6

jk、汉服、摄影、女孩。

四个词语排列组合以后，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生活富裕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女大学生。

曾经我也在一些模特网站和校园墙上请过穿jk和汉服的女孩做我的摄影模特，但堂而皇之的在这种群里看到这样自我标榜的还是很意外。

动态很少，只有两条，一条是6月写的“新人下水”，一条是发的照片相册。

在相册中汉服照摄影的风格和场景不太相同，头发有长有短，我猜测是不同时间拍摄的。长期的拍摄说明这些的确是她真心实意的爱好。

恰好听到了郭德纲相声里于谦pc的段子：

“我叫于谦！我师父石富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

当人会用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事物做这种事情卖点的时候，心里的某些价值观会不会在一点一滴的崩溃？

如果各位老哥一天落魄到给油腻的肥富婆跳脱衣舞，对着富婆拼命挤着笑说：

“我和你一样是nga用户，姐姐你点我好吗？”

心里会是怎么样的想法？

编辑7

18年以前没有动态，只有一句段很长的独白：

“心情调节好了，可以上课了，重申一下我不拍视频和照片的，也不接吻的，有这些爱好的请绕行。”

反过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遭受过让心情崩溃的事情。需要重申不许拍照拍视频，说明曾经被拍照和拍视频过。

答案很明显了，她在18年以前曾经在某次劳动中，被人拍下来。但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可能是钱给了很多，对这件事妥协了。

这些照片和视频是如何对她心情造成影响的呢？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件事之后，她的定位坐标从成都孵化园区到了郫县，两地相隔至少四十公里。

很有可能是这些东西被流传到了她曾经生活的孵化园区附近的熟人手里，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她“兼职”的事情，她才不得不搬去很远的地方。 “拒绝kiss”，这个事情我看了很多从业人员的自我描述，无论语气有多么讨好和谄媚，都对这件事坚决拒绝。

结合她们对自己生活和所从事工作的描述多为“努力”“工作”这种偏正面、偏美化趋向的词语，我猜这应该是寄托了她们对自己以后重返正常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

花了50QQ红包问了她，果然是差不多的答案，大致意思是：身体已经脏了，这个没办法了，但还是千方百计想保留一点点清白给以后的生活。

身体可以给嫖客，kiss对女人象征爱情，这个要保住，留给以后的老公，心理上会好受一点，加钱也不行。

这种心理就像是高考成绩差进了大专，虽然天天逃课玩游戏，也要手上抓一本高等数学书。就算一个字都没看，只要手上握着它，就能畅想一下自己专升本然后考研的美好未来，缓解一下自己学历短板带来的对未来就业的焦虑，以及天天逃课打游戏的愧疚。

可惜，专升本以后仍然要面对就业市场上本科多如狗的问题，风俗行业从业者从良后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老公接不接受她那么简单。

就像习惯了逃课打游戏的学生几乎很难重新走上学习正轨。

习惯了来快钱、简单来钱的人，真的能接受平淡乏味、积累金钱速度缓慢的“正常生活”吗？

她们向往的那个逃出火坑后的世界，她们真的看得上吗？

结语

11个真实的故事，11段真实的人生，看到这里，我想基本上已经够了。

悲观地来说，它们描述了11个人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过程。乐观的来说，它们也总结了11个教训———11个培养下一代人时一定会失败的方法。

一次偶然扫码，几个随意的浏览，揭开了社会上一个不起眼角落里的冰山一角。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类似的不为人知的角落，如果我们在生活的空暇中多迸发一点“无聊”“蛋疼”的想法，一定还有更多的“教训”可以被我们所发现。

有人说这有什么用，你发现了教训，很多现实问题可还在呢，你能解决吗？

我没有任何能力解决这么一个规模可能达到几万亿的产业的问题，就像我没有能力挖走一座挡在我们社会前行路上的一座山。

我相信能有比我优秀几千万倍的伟人能够解决它，挖走它。

但如今，伟人没有出现，我希望通过我微不足道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座山不能再往上加土了，尽可能地让那些跃跃欲试要跳进这种火坑的人(原本想写女性但考虑一下也可能会有男性想加入)断绝掉参与其中的想法，这是作为平凡无奇之人的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看到有说文笔好的，也看到有说想要关注我其他写的东西的，很惭愧，生活中我是一个沉默无趣的人，很喜欢对事情冷眼旁观地观察，但不太喜欢主动参与其中。今年一共有六七个女老哥私信说想认识我了，但一年过去了，哪个也没谈上(落泪)，可见我是个有多无聊的人了。

稍微查了下，这类案子的判法似乎大都是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捅死人一般会被判为防卫过当，还有可能被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我查到了两个案例，一个是付奎生父子vs强拆人员案，打死了一人儿子判了3年；一个是范木根案，捅死了两人判8年。故意杀人罪的案例有丁汉忠案，致死两人，终审判死缓。

楼主提到的这个案子没判刑，可能和没死人有关系，也可能和双方使用的武器有关。武器力量的对比是判定正当防卫vs防卫过当的一个因素。

这里有篇有意思的文章：2016年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还有这里：阻拦违法拆迁致人身亡，能算正当防卫吗？

所以就poll的问题来说，我认为比较稳妥的方法是若预料到可能有强拆，事先准备棍棒、电棍、喷雾之类的武器（强拆人员也喜欢用棍棒甚至电棍，因为打不死人）；看到来者不善迅速报警（报警时要录音以证明自己首先尝试了正规途径解决）；一旦打起来先用棍棒、喷雾等，形势不妙再上刀子。拖把沾屎这个主意虽然不错，但是略为儿戏，因为需要有“弹药”储备（除非天天去突沼气池…………）。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5436 现代历史来说，纳粹洗脑一代人，前苏联洗脑几代人，毛泽东洗脑也是一代人（而且强度远胜今日）。每一次洗脑，都会留下一批发自肺腑支持极权专制的人。毛死的时候，还有年轻人自杀以殉的。但是从比例来说，这样的人终究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就是柴米油盐的普通人，实用主义者，就算谈几句国家大事，发几句牢骚，其实看得最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家庭、子女。这些人虽然会因为年轻时的经历而有政治上的偏好（有时甚至是相当固执的偏好），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种偏好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例如毛治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最多唱唱红歌怀念怀念“激情岁月”，但这只是一种“情怀”和娱乐；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孩子、票子、房子。

@Ambulance #115346 美国从4月开始把疑似也算进去了。

As of April 14, 2020, CDC case counts and death counts include both confirmed and probable cases and deaths.

@rebecca #115343 应该不是技术上的困难。小唐是取保状态，必然有各种限制，墙外实名发言直接再进去都有可能。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5360 无论要黑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事，都能找出黑点，找不出来也能编出来（更何况所谓“西方国家”本来就有黑点）。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人类的认知特点（如认知水平的有限、思维存在各种陷阱、信息获取成本高，等等），垄断式的舆论控制非常有效，尤其是在与自己的生活没有直接相关的事物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只要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信息茧室，共识是可以用各种舆论操控手段生产出来的（所谓manufacturing consent)，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完全不重要。所以，以目前墙内封闭的舆论环境来说，人们相信什么、对“民主”、“自由”是否在意其实根本无所谓，因为只要风向一变，大多数人就会随着风向跑，大不了把同样的词语换个称呼，或者加个“中国特色”的定语就是。

@sorrysorrysorry #115341 没说啥。我感觉贝臭大就是闲聊，而且政治观点一点不极端。应该就是比较好抓…………

@wyf1230180 #115383 参加MeToo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女孩子不是为了“反共”，就单纯是为了反对性骚扰和性侵害。或者说，她们不是因为“反共”才搞MeToo，而是因为MeToo才开始对中共的某些做法产生不满。不过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涉及到“群众情绪”的东西都会被高度敏感化。无论是舆论操控，还是言论管制，中共贯彻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维护现有的威权秩序（令自上出，恩自上出）。

应该如何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理想来说，出于人道主义和建立社会“安全网”的考虑，政府有责任设置老弱病残基本保障，其中包括对无法自理、无人照管、无财力的老年人的基本护理。

然而执行起来，钱是个大问题。有入有出的长护险尚且入不敷出，何况中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缴纳过这一保险。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政府一定要为此出钱，具体操作估计就是在已有的社保中再挖一块，然而还是远远达不到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基本护理的标准……所以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最方便实际的方法就是立法强制子女负责，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实在不能负责的给个低保任其自生自灭。

首先，工商业房产是一直征税的。

对个人房产征税已经讨论多年，并且多地试点，不过一直拖着；目前看来不久要开始立法并大范围实施了。

相关报道：财政部确定：房产税即将开征，按房屋评估价征收！，其中提到：

• 未来的房地产税将按照房屋评估值征收。“房屋的评估值应是房屋市场价值，而非房产原值（即购房时价格），但由于近些年房价上涨较快，因此最终评估值应该会有折扣。”

• 会给地方政府充分授权，让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实施方案（如具体开征时间、适用税率、征收对象）；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省级。

• 可能采取先城市后乡镇、先市民后农民、先企业后个人策略逐步实施。

• 征收房产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抑制房价上涨。

几个想法，抛砖引玉：

• 房产税的收入估计是分给地方财政。

• 房屋估值这事儿，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大。

• 用于出租的房产，根据市场需求，租房需求高地区的租金会提高（以部分转嫁税收负担）；需求不高的地区则会在短期内出现空置房转卖，增加供给，从而达到降低房价的效果。

• 长期来看，房产税就像任何税收一样，效果是减少买（二套/多套）房的需求，从而降低房价，代价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下降，可能会影响某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收入。

• 具体情况会根据各个地区人口流动趋势和政策的不同，有很大差异。

发现一个记录数据泄露事件的Github：https://github.com/ffffffff0x/Dork-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