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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始终以反帝党和保皇党为主线》中，我们介绍了当前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旧保皇党和以张又侠为中心的新保皇党以及反帝党之间的斗争。在习近平下台后，要根除保皇党，则有三个要点：1，将死硬保皇党全部开除出党，镇压死硬保皇党；2，确保反帝党中的一些人不会借着镇压保皇党的机会而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3，根除保皇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要确保改革过程的安全可控。
以下是为实现根除保皇党目标的十五条建议：
（一）立法上的拨乱反正。
习近平在上台后修订了不少法律，在2018年修宪后，法律的修订进度就明显变快。如修订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这些法律以监察司法人员的名义严重侵害了司法独立。在保皇党完全掌权的情况下，其修订的法律大都没有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多半是有利于保皇党的，只有极少数的法律可能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因此，从2018年宪法修订起至2024年间修订的所有法律，一律废止，原先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恢复，少数确认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进行修正，移除其中有利于保皇党的条款。而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法律修订的时候没有严格按照立法法的流程，经常和现行法律相冲突，而且期间出现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情况，即未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和法定流程，采用暴力或软暴力手段改变宪法秩序。就习近平而言，则是在2018年修宪时出动军队威吓人大代表，且修宪方案从公布到通过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而在2012年至2018年初和2025年至今修订的法律，由于习近平并未处于绝对掌权的状态，其法律大都经过了一定的民主讨论，因此是否废止或重新修订应当一事一议，充分考量当时通过的原因和目前的情况。
（二）最高权力的平稳承接。
同时，由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之后，其组成结构已经变得对保皇党非常有利。习近平甚至在接班人层面也做了大量的铺垫。所以目前即使习近平下台，也很难确保新上台的反帝党中的一些人是否会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而且权力交接中容易出现动荡。因此除了全面镇压比较明确的死硬保皇党外，还需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大幅扩充。将过去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死硬保皇党外，全部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甚至包括一些被保皇党造谣冤枉入狱，被开除出党的人，也要及时平反，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这样有助于稳定局势。虽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隐藏的死硬保皇党，但人数肯定不占多数，所以不会影响根除保皇党的大局。
中国在保皇党2018年成功修宪前，从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间有近四十二年没有称帝的国家领导人，比毛泽东称帝的时间还长，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2018年修宪后，中国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实践反复证明，皇帝对中国百害无一利。现在这些老干部大部分是反帝的。他们资格老，人脉广，反帝的能力和现在在台面上的这些人没得比。而习近平上任后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限制老干部的出行自由。这一点看中共元老宋平在2026年1月3日给习近平的一封信就很清楚了。
https://globalleadernews.com/%E4%B8%AD%E5%85%B1%E5%85%83%E8%80%81%E5%AE%8B%E5%B9%B3%E7%BB%99%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此外，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分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的文职人员担任，军职人员列席，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包括主席在内全部是军职人员，实行领导权和管理权分离。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党在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防止军人干政，另一方面也能增强专业性，避免文职人员瞎指挥的问题。
（三）落实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肃清。
保皇党常用的政治斗争手段就是肃清。肃清通常缺乏除政治因素外的具体依据或依据较弱，而相关被处罚的对象之间具有明确的政治关系。就温家宝和习近平来说，其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强调贪腐和作风问题，甚至公开强调被处罚对象不忠诚不老实。例如在陈良宇一案中，温家宝政治肃清五十余人，几乎将陈良宇一派斩尽杀绝。而此后薄熙来亦受到类似的待遇，其下属纷纷被抓。政治肃清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冤案频发，有冤无处申，因为能帮你说话的全被抓牢里或被免职了，无法保障辩护权，严重违反宪法中“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习近平经常喊的口号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实际上呢，在生态平衡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别人的权力是被关到笼子里了，他的权力却无法无天了。同时落实清人不清派的策略也能有效防止反帝党中的一些人借着处理保皇党而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
同时需要明确：落实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肃清和我们根除保皇党是不矛盾的。因为一个派系内并不都是保皇党。例如习近平一派有很多人就不是保皇党，有些人是被习近平蒙蔽的，也有曾经是保皇党后来思想发生转变与之切割的，和死硬保皇党有很大区别。我们要根除保皇党，指的是将所有派系内的死硬保皇党都开除出党，同时又对所有的派系本身予以保留，这就是清人不清派。
在宪法中有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这一规定明显了，对于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是需要镇压的。即使对宪法的镇压规定做限缩性解释，对于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情节恶劣的，也是宪法规定必须开除出党的。这主要就是指性质较为恶劣的黑社会、暴恐或反复颠覆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犯罪，尤其是勾结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犯罪。
从近代史也可以看出，在七千人大会时，反帝党没有对保皇党进行镇压，结果保皇党其后发动文革进行反扑。而在文革后对保皇党进行了肃清，但对其生存空间没有彻底根除，结果在十余年后保皇党即重新兴起，并在四十余年后成功修宪，夺权称帝。同时在文革后对保皇党进行的肃清没能很好落实清人不清派的原则，因而存在一些冤案或没能保障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如陈永贵。
镇压流程建议采用包围、喊话、到时间再采取强制行动的模式。即对于需要镇压的人员，先公布或通知其明确的判断标准（包围）。其中正在犯罪的，可以先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但在审判前也应当暂时释放。对于社会危险性较低的人员，则不得先行采取强制行动，而是给予其足够的时间和通过事后表现出罪的机会（喊话）。等到时间了，仍不悔改的，则一律采取强制行动。这样一方面给予了其充分的辩护和考量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将投机或被蒙蔽的人和死硬犯罪分子相区分。即充分保障了辩护权，又避免了诬告陷害。落实宪法中：“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规定。
（四）优先修订刑事诉讼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平反冤假错案。
在镇压中，除了明确镇压流程，避免不应当镇压的人被镇压，还要保障被镇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镇压变成掠夺的情况。要确保这一点，就要先修订刑事诉讼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在2026年4月30日，监狱法已经修订了，对于犯罪分子通信、会见、辩护等合法权益的保障有了很大的提高，下一步的目标则是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都是公民，仍然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益。同时要及时平反习近平时期的冤假错案。
https://www.news.cn/20260430/6fb24981e3a44d32a1b4ee41447613b1/c.html
（五）修订反有组织犯罪法，对目前保皇党一系列有组织犯罪的行为进行及时打击，镇压死硬保皇党。
此外，要将刑事案件处置的首要重点转向及时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全面修补刑法中的漏洞，以有效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因为我们前面分析过，保皇党归根结底就是重特大案件长期没有被处理，这些犯罪分子希望找个靠山。所以任何社会如果刑法迟迟不全面落实，日积月累，都很容易出现皇帝。因此在镇压保皇党后，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刑法在以后能全面落实。尤其是加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执法力度。
对于镇压保皇党有功的人，给予一定褒奖。
（六）执法改革，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补的执法体系。
习近平在上任后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原先的执法系统进行了拆解。在习近平上任前，执法系统主要是武警、公安、国安这三块。此外还有铁道部这样公检法都有的庞然大物。不同的执法系统可以确保权力的互相制衡。而温家宝抓捕了刘志军之后，习近平拆分了铁道部，并且将武警的许多部分划给了公安，将公安中国保的职能扩充到国安的范畴。因此执法系统出现了公安一家独大的情况，武警和国安被大幅削弱，铁道部则直接被拆分了。而在执法上的改革重点就是如何扭转习近平对执法系统的一系列破坏，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补的执法体系。
而且不同的执法体系需要背靠完全不同的文官体系。例如公安背靠政府体系，武警就不应该再由政府指挥，可以由人大政协来指挥，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拥有武警的指挥权。这一改革方案将人大政协的利益通过武警这一渠道和军队进行了绑定，也有助于提高军队的待遇。而解放军本身需要明确不能对非作战人员采取任何行动。
就全国范围来说，目前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港澳台的司法体系也都有很大差异，互相有很强的独立性，也有很好的互补作用，应当长期坚持邓小平主张的一国两制。虽然在习近平治下，香港的司法体系被严重破坏，但还是可以恢复的。最终形成大陆内部多套执法体系，全国四套司法体系，为阻碍保皇党起到最后防线的作用。
（七）修订民法典。加强犯罪追索，并将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尽量纳入民事考量，不给保皇党在经济上任何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在国内目前讨论的也比较多，主要是探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如吉林市昌邑法院和河北张家口法院。
www.court.gov.cn/zix...
m.thepaper.cn/newsDe...
（八）修订人大组织法等和国家治理体系相关的法律。
应当承认，原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虽然能对保皇党有一定的阻碍和约束，但在保皇党长达十余年的努力下，这些障碍还是被逐一拆除了，这说明仍然远远不够，无法应对极端情况。所以除了回归原先的法律，还要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修正。当然在改革的同时，为了确保平稳过渡，要在尽可能小的改动下解决这些潜在隐患。
例如，在人大组织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国家最核心岗位的人选全是由全国人大主席团提名的，并且没有任何其他的约束。这其实就导致谁控制了全国人大主席团，谁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些关键岗位全部安插上他的人马，实现改朝换代。在实践中要修正这一缺陷也并不难，只要在人大组织法中加上以下三条即可：
1，“主席团应在任期内合理安排提名频率，分别就以上人选进行提名。同一年份提名涉及不超过两个机关，避免同一年份提名过度集中。”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当年度对候选人提名的指导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遵循。”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主席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提名。”
这一修订简单来说就是错峰换届，领导权和管理权分离。
错峰换届相比集中换届对于约束人事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因为保皇党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具有突发性，瞬时性，是违反正当程序的违法行为。例如在2012年的时候保皇党密集编造散步所谓319政变（详见《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 ），成功动摇了十八大的既定人选。在2017年密集查办团派、邓派人马，成功动摇了十九大的既定人选，并在2018年成功修宪删除任期限制。（详见《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 ）在2022年密集查办团派人马，同时利用疫情封控限制老干部的出行自由，甚至采取了欺骗的方式，在党代会搞两份人选（原定人选有胡春华），成功动摇了二十大的既定人选。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8%83%A1%E9%94%A6%E6%B6%9B%E4%B8%AD%E5%85%B1%E4%BA%8C%E5%8D%81%E5%A4%A7%E7%A6%BB%E5%9C%BA%E4%BA%8B%E4%BB%B6
chinanewscenter.com/...
而反帝党不可能像保皇党做那么多违规突发的手段，所以在这种政变中应对总是不佳。
在制度上明确错峰换届，每年只能在两个机关实现换届，则能彻底解决这种隐患。谁当年搞政变，就算短期成功了，第二年也会被彻底反扑。这确保了即使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最核心岗位也不会被保皇党全部占据。而每五年集中换届的隐患在于，要反扑还要等五年，这中间又有许多变数，被肃清无力反扑的可能性较大。
指导精神指思想、价值观、态度。在党确定指导精神后，人大根据指导精神确定的标准依照一定的流程对候选人进行提名，并对提名范围有一定限制。这一规定的好处则是将领导权和管理权进行了分离。当前总书记常可以以党的领导为由，对全国人大主席团的提名提出直接的要求。但是实际上领导权通常是发布指导精神、方针的权力，最多加上提级管辖的权力。具体的提名权其实是管理权。此外这种直接管理的权限也未写进人大组织法。而单纯按照人大组织法的话，人大主席团的提名又没有任何的约束。这种人事权的独占会导致很多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的法制国家，核心岗位的人事权都是交叉验证的。一般是以一方提名，另一方审核通过这样的模式，将人事权分割给两个不同的机构以实现权力制衡。而中国特色的人大制度相比议会制也有其优势，上述模式也可以成功将人事权在人大和党委中进行分割。
此外，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崇左派叙事，对于根除保皇党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保皇党是典型的极右分子，在左派的共产党内部，保皇党还不得不做大量的伪装。而在右派国家中，保皇党则通常会公然宣传自己的主张，此时如果皇帝不是虚君，则容易引发宪政危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左派上有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中国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新的政党肯定是右派政党。而中国浓厚的帝制文化背景使得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冲突。这一点阙光联的《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有明确的阐述。
http://www.xhgmw.com/html/zhuanjia/chengguo/2014/0716/6366.html
结合中国在反帝运动中所遇到的重重困境，不断被保皇党反扑的情况，哪怕右派政党执政一段时间，都容易带来一定危险，众多反帝革命烈士的鲜血可能就白流了。中国最多只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右派执政，而不能容忍右派政党执政。
（九）修订立法法。
目前的立法法对立法流程虽有一定的约束，但还远远不够，同时缺乏惩戒条款，因此导致违反立法法的立法事故频发。例如立法法规定了法律修订案要有前后对照，但此前相当多的法律公开征求意见是没有前后对照的，只有少部分有。如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国防动员法就没有前后对照。https://www.sohu.com/a/1020444601_121106842
此外，法哲学家朗·富勒（Lon 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总结了八项内在道德（或称程序自然法原则）：普遍性、公布性、非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性、可遵守性、稳定性及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这些长期被法学界公认的原则可以被写进立法法中。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E7%9A%84%E9%81%93%E5%BE%B7%E6%80%A7/5351709
（十）全面清理目前不符合立法法的法律法规，尽量缩小和减少授权立法范围，同时进行相关的立法。但在新的法律尚未通过前，原先的法律法规仍然有效，避免出现法律真空。
这一点在201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讨论过，张德江也很支持，结果后来因为保皇党不断壮大不了了之。
http://npc.people.com.cn/n/2014/1211/c14576-26189120.html
（十一）在意识形态上，修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推崇反帝叙事，彻底根除保皇党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间。
当前中文历史教科书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沿用采纳了自秦始皇以来的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这其实是荒唐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就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5〕，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新文化运动后，反帝叙事虽然在中国始终有一定地位，但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并没有从官方正史中彻底移除，这是保皇党的再次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最近十年在保皇党的努力下，连宦官的评价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毛泽东是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的。毛泽东本人对传统帝王十分推崇，喜欢自比秦始皇。要知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推翻满清和袁世凯经验的理论总结，当时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而后来的向忠发，王明（代理），秦邦宪（博古），张闻天，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称帝过。张闻天一直到1945年6月才卸任总书记的职位。而毛泽东是第六任总书记。
毛泽东本人对传统帝王十分推崇，喜欢自比秦始皇，批判陈独秀，明面上说是反托洛斯基，实际上是支持斯大林主义，想当皇帝。而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皇帝专属用语也非常多，所以这一任实际上是窃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果实。之后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这些问题，到了第十二任又出了一个称帝的习近平，而且也是刻意模仿毛泽东的，所以说明毛泽东对反帝的危害确实是非常重的，对保皇党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二任总书记，两任称帝的都和毛泽东有关。
在目前毛泽东等保皇党篡改过并以各种手段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系统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总书记，使得很多人感觉毛泽东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至少不了解历史的很多人会这么感觉）。
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既不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是建立红军的人。南昌起义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论军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众将领，论情报他比不过周恩来。而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清党下变成了极右翼，而中国需要一个左派政党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左派政党，人数也最多，所以最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一点和毛泽东任总书记是毫无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夺取政权了，而中共党内当时亦普遍这样判断。可见夺取政权是大势所趋，毛泽东是窃取革命果实摘桃子的。这个叙事就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是一样的，根本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叙事。只需要把那些被毛泽东等保皇党掩盖篡改并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恢复回来就可以了。在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及时终结了文革，邓小平胡耀邦主导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全面反思了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还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这和苏联长期没有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政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本质不同。
此外，要彻底根除保皇党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间，就要在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进行彻底移除。例如不再以秦始皇这种嬴政自夸的封号对其进行称呼，而应当直接称呼为嬴政。类似地，对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只能称呼弘历或爱新觉罗弘历，而不能以清高宗或乾隆帝的名义进行称呼，因为这些尊号都带有一定的褒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皇帝歌功颂德。此外由于保皇党通常会遵循古代避名讳的规定，所以对皇帝直呼起名还可以有效识别保皇党。
日后和保皇相关的知名旅游景点，都可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教育后人，在移除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对当地的经济带来影响。
帝制在过去两千年深度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修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不能扩大化，只对所有和皇帝直接相关的歌颂叙事进行修改，不能扩张到其他方面，尤其是儒家文化。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皇帝，皇帝是嬴政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才有的，秦朝奉行的也是商鞅，是坑儒的。原生的儒家文化和皇帝并无直接关系。至于后人篡改了儒家文化以歌颂皇帝，那是另一回事，但肯定不能让移除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演变为对中华文化的否定。
（十二）加强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指的是确保信息的自由和安全流动。严重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包括大规模的篡改、歪曲、捏造或者清除历史记录以及严重危害言论自由。我们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颠覆国家政权的事件，全部都和严重危害信息安全有关。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谣言和冤案，而在习近平夺权称帝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造谣事件，连319政变都是明显的谣言（详见《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 ）。再到目前又出现了张又侠和温家宝的一系列谣言（详见《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 和《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 ）。这些人信奉“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而19 世纪德国诗人、思想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说过：“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造谣、清除历史记录以及采用各种软暴力禁止人们发声是保皇党的常用手段。
明确编造虚假信息和其他不当言论的执法标准，对转发评论等互动量以万计的造谣予以警惕能解决造谣的隐患，善用区块链技术能解决清除历史记录的隐患，而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则有赖于执法体系的全面改革。此外还要加强信息披露，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目前只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最终多管齐下方能有效解决危害信息安全的问题。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zfxxgkzd/202005/t20200527_156016.html
一个技术上应对不当言论的有效措施，是公开实名化的言论一律减轻处罚。因为大家用实名发言的话，发布不当言论的社交后果明显更重，因此在行政乃至刑事处罚上无论任何情况都一律减轻。明确这一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保言论自由。
此外，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兴起为维护信息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立法上也要加强，例如可以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生育调节变成生育核验，从生育源头避免未来出现机器人冒充人类落户的情况。
（十三）加强公众监督，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如推广目前二选一或三选一的满意度调查以对立法执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此外还要提高公民意识，让人人都参与到反帝行动中来。例如这十二条建议中的很多内容，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去辟谣，可以去备份，可以去公开发声，可以去推崇反帝叙事，还可以对立法执法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
在2012年的时候全国政协还有《关于在中小学开设公民教育课的提案》，此后由于保皇党不断兴起，也不了了之。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2/02/24/ARTI1330049945417103.shtml
而在2015年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在立法法中加入了“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的条款，这一改革对约束保皇党后续的法律修订有一定作用。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8/c_127557103.htm
（十四）判决书公开。
2013年上线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法制改革的重要进展，但在习近平称帝后遭遇了严重的倒退。目前上传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
要解决这一问题，建议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入以下条款：“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将判决书、庭审笔录、辩护书、起诉书及相关诉讼材料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三天后开始不得撤回，系统应自动告知各参与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被告方、被害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可在三十日内行使技术脱敏权。
各方均有权保留自己的姓名和其他可识别信息，其他方面不得遮挡。（自己是可以遮挡自己的，这是典型的法学里的反向解释。）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其他敏感信息的内容进行脱敏。
对于可识别信息和敏感信息以外的信息，依照宪法，应当进行公开。期满后，文书由系统强制自动公开发布。
”
因为宪法规定了，审判应当公开进行。而将这一规定进行扩张性解释，就是裁判文书一般是应当公开的。
（十五）收入分配改革。
公开HANK模型的核心调控目标。修订人民银行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农业生产队（但不可以是人民公社，因为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格格不入，对反帝工作非常不利）。
